摘要：依据关联理论，科技英语翻译的过程即为原文作者、译文读者都取得最佳关联的明示――推理过程。另外，科技文章在其用词、句法、结构等方面均有其自身特点。本文着重分析了关联理论与文体学观照下的科技英语翻译策略，指出为了使译文具备最佳关联性，译者应准确推测作者原意，推理读者的认知语境，采用最佳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关联理论；文体学；科技英语；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6-0185-004
科技英语是广泛应用于科技领域的一种文体。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对科技英语和科技英语汉译的需求与日俱增。而科技领域日益繁多的国际交流已使得科技英语翻译成为研究重点。本文从关联理论与文体学的角度探讨科技英语翻译策略问题，从而为科技英语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并希望能够对科技英语翻译实践有些实际指导作用。
一、关联理论的基本概念
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是西方近20年来影响较大的认知语用学理论。随着学科间的交叉发展，关联理论被引入到翻译理论的研究中，为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带来了新的视角，特别是在实践中显示出了其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重要指导作用。它把翻译看成一个对原语进行阐释的动态的明确的推理过程，这就从根本上抓住了翻译的本质。相对以前静态的翻译理论，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关联理论下的翻译论框架基本思路明确，对翻译的解释力也很强。但目前该理论多用于中外文化差异较明显的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极少见到应用于科技英语翻译研究。
1.交际的推理本质
在关联理论框架内，翻译是一个涉及两个示意――推理过程、三个交际者即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的交际行为。关联理论认为人类交际活动是一种认知活动，交际的本质是推理。交际的过程是一个推理过程，而这种推理是通过对关联性的考虑来指导进行的。严格地说，关联理论只适用于明示――推理交际。译者在关联理论的指导下，根据原文语言刺激和语境信息推理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将其与译文读者的期待相结合，决定阐释什么和如何阐释，并采用适当的方法进行翻译。由此可见，翻译的本质是交际，而交际的本质是推理。
2.语境与语境效果
关联理论认为，语境即“理解某个话语所使用的各个前提的集合。”它指出：要正确理解自然语言，原文作者须基于话语和语境的最佳关联先进行推理。[1]Gutt指出，成功的翻译往往要求译者能够根据动态语境进行推理，而动态语境又依赖于语言与环境的关联。实际上，翻译的过程就是一个语境推理和选择的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关联理论的核心是关联性。“关联性”极大地取决于语境效果。在同等条件下，语境的效果越大，关联性就越强[2]。
3.关联与最佳关联
Gutt认为，辖制翻译的基本原则就是关联。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出语言与语境之间的关联，特别是最佳关联。根据Sperber和Wilson，说话人和听话人能否找到最佳关联是成功交际的关键所在。而要使交际获得成功，关联原则必须与最佳关联的要求保持一致。根据最佳关联理论，译者就能通过构建最适合的语境，准确地理解源语文章，并且比较贴切地将其译成目的语。
4.语言的解释性和描述性用法
基于关联理论认为，语言的使用有两种不同方式：描述性使用和解释性使用。很显然，由于科技英语翻译即将别人用某种语言所言所写内容用另一种语言再次加以表述，它属于对语言解释性使用的范畴。故不难理解其翻译会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忠实原则的约束、制约，译者在译文文字的取舍上就必须“尽可能在相关各方面使之与原作相似。”[3]
二、关联理论对于科技英语翻译实践的适用性
在关联理论的观照下，科技英语翻译是一种双重认知――推理活动与交际行为。这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1.话题框架与科技英语翻译：
作为原文最初的读者，译者须努力挖掘出原文语境所蕴含的最佳关联，并进而推理，确切传达作者的深层意义。
2.认知环境与科技英语翻译：
译者作为连接作者和读者的桥梁，须结合所获的语境信息，假设读者的认知语境，明确翻译目标。
3.翻译目的与翻译策略：
根据关联理论，翻译目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语境因素之一。译者必须事先分析假设的目标读者，才能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将其对原文的理解以具有最佳关联性的形式在译文中加以表述。
由上可知，科技英语翻译过程始终体现着最佳关联的明示――推理的交际行为，是一个“以关联为准绳，以顺应为手段，以意图为归宿，尽量使译文向原文趋同的动态行为”[4]。作为一种实质上在科技语域中语际间的明示推理行为，它必然受关联原则的指导。
三、科技英语的文体特征
科技英语是广泛应用于科技领域的一种文体。在语体上科技英语是一种书面语，非常正规，逻辑严密。科技英语以概念的准确性、判断的严密性、推理的周密性为特征。关联理论认为，译者为达到译文的语用等效，基本前提是他对自然语言正确的认知和理解。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当熟练掌握科技英语文章的文体特征。
1.大量使用专业科技词汇，这是科技英语在词汇上的最大特点。一般而言，科技英语用词谨慎，词义既无感彩，又少形象特征，其词义结构要比普通英语单纯。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一些词增添了新义，另一方面又扬弃了那些不适应该语体需要的词义，从而使词义结构产生了变化。变化结果是词义带上了专业色彩，词的用法和搭配得以相对稳定。
2.结构严谨、逻辑严密，复杂长句多。因为科技英语用于表达科技事实、概念、原理及解释自然现象，需要用逻辑思维严密、结构严谨、表达客观的语言来阐释因果、条件、让步、目的、对比等上下文逻辑概念。
3.科技英语中名词化结构大量使用及某些句型经常出现，如强调句型、分词及其分词短语、不定式等。
4.语言规范、行文简洁：科技英语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语言规范、精练。由于科技英语表述的都是客观事实、信息量大，决定了其语法规范无误。科技语言总的要求是以最少的文字符号传递最大的信息，所以其语言简洁客观，在此类文章中被动句的使用较多。科技英语语言的精练简洁既表现在词汇层，也表现在句法层。
四、关联理论与文体学视域下科技英语
的翻译策略
在科技英语翻译中，由于目的语读者与源语读者有不同的认知语境，两种语言的用词、句法与语义又有差异，译者须运用关联原则并基于其文体特征，结合源语作者的认知语境仔细推理原文，努力提高译文的语境效果。为此，译者需审时度势，适当取舍，采取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应力求通过增删、改写、调整等获得目的语读者的认知语境与源语作者交际意图的最佳关联，并使译文合乎汉语的习惯和表达规律。
1.直接翻译
在科技英语源语与目的语有共同的表达方式时，直接翻译（即努力保留原文所有交际线索，以保留原文的风格）是最快捷有效的方法。它主要集中在源语中的科技术语以及具有专业概念的语言单位的翻译之中。
科技术语专业性强，在专业范围内意义相对稳定、单一。对术语翻译的根本前提是熟悉本专业的知识，了解本专业相应的汉语术语，因为在特定专业领域内科技术语在两种语言中的对应性强，可以进行对等翻译。如在汽车专业英语中，一些基本技术术语如：thermostat（节温器），crankshaft（曲轴），distributor（分电器），hypoid gear（准双曲面齿轮），4WD（四轮驱动）等翻译时可实现英汉对等翻译[5]。
另外，对于说明性医学语篇，应采用直接翻译。因为任何内容或形式的改变都会误导用户，导致严重后果。译者应译出原文每一条信息，注意使用“祛风”、“止痛”、“慎用非处方药”等专业词语和科技语篇中典型的祈使句，同时保留原文标题和各分项的版式，用粗体字突出注意事项，实现与原文的大写字体同样的语用功能[6]。
2.间接翻译：可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采取相应的翻译技巧。
（1）词义引申：词义引申即改变原文的字面意义，以适应上下文、逻辑关系及词句搭配上的需要的翻译策略。词义引申时，可从词义转译、词义具体化、词义抽象化、词的搭配四个方面来考虑，达到准确翻译科技词义的目的。为此，译者不但要熟悉原文所涉及的专业技术知识，而且还要通晓词的基本含义和引申含义以及词在特定科技领域中的特定含义。例如：Excessive shaft deflection can be the death of an otherwise well designed machine.（轴的过度弯曲变形能使一台在其他方面都设计得不错的机床报废无用。）句中“death”的词义在当前的语境中得到了引申，译为“报废无用”，更加忠实于原文语意。
（2）转换：转换在科技英语翻译实践中具体体现为词类转换与句子成分的转换。但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不可截然分开。例如：Rockets have found application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universe.（火箭已经用来探索宇宙。）句中名词application和exploration分别转译为动词“用来”和“探索”，更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3）增译：增译即在原文的基础上添加必要的单词、词组、分句或完整句，使译文在语法、语言形式上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并使译文在修辞、语法结构、词义上与原文保持一致。增译在科技英语翻译中比较常见。例如：The best constructor has the least resistance and the poorest the greatest.（最好的导体电阻最小，最差的导体电阻最大。）英语原句在保证读者理解的基础上采用增译方法，译文中补充了“导体电阻”一词，准确传达了原意。
（4）省译：省译即翻译时将原文中的某个（些）词不译出来，包括省译冠词、介词、代词、连接词、动词与名词。科技英语翻译实践中，省译较增译更为常见。例如：Evidently semiconductors have a lesser conducting capacity than metals.（半导体的导电能力显然比金属差。试比较：显然半导体具有比金属差的导电能力。）科技英语在叙述两种物质的特性比较时，常使用动词have。译时应将英语的形容词译成汉语的谓语，并将have略去不译，使译文简洁晓畅，文约意丰。
（5）编译：编译即译文对原文的切割、加工和整理，以减少译文读者阅读与实际操作无关的资料及猜测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时所付出的处理努力。例如：Is cloning technology becoming the sword of Damocles to human beings？（克隆技术是否正成为人类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剑，无时无刻地威胁着我们的安全呢？）句中巧加释意，引出“达摩克利斯剑”的意义，读来通顺流畅且形象鲜明生动，较好传达出原文信息与文化内涵。
（6）反译：反译即翻译时突破原文形式，采用变换语气的办法处理词句，以使译文合乎汉语规范或修辞要求而不失原意。具体包括：将肯定的译成否定的；将否定的译成肯定的。例如：The central fact of biology， evolution， was not established until modern science had been in existence for over two hundred years.（生物学的主要学说进化论，直到近代科学产生二百多年以后才建立起来。）[7]译文将原文的否定形式改用肯定的句式予以表达，言简意赅。
五、结语
关联理论对科技英语翻译实践具有强大的解释和指导作用，它能够较好地从理论上解决在科技英语翻译实践中碰到的许多疑惑，能从深层次上揭示其内在规律性。根据关联原则，译者在从事科技英语翻译时，应充分考虑译语环境下译文读者的认知能力，通过各种交际线索找到源语交际者的真实交际意图，然后通过推理目标语受体的认知环境，选择具有最佳关联性的翻译策略，达到最佳交际效果。基于科技英语文体特征，从关联理论的视域来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语用翻译的本质，进而有效指导科技英语翻译实践。
参考文献：
［1］Sperber Dan and Deirdre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15-16.
［2］Gutt， Ernst-August.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48.
［3］Wilson， D. And Sperber， D. Representation and relevance. In R.M. Kempson （ed.） Mental Representations: The Interface Between Language and Reali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224.
［4］赵彦春.关联理论与翻译的本质――对翻译缺省问题的关联论解释［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3）:117―121.
［5］吴远庆，肖德法.科技英语的特点及翻译的误区［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110-113.
在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下，目前绝大多数国家都致力于打破文化、语言及思维上的壁垒，在经济、贸易、技术领域加强合作交流。这一发展趋势也对各种类型的翻译（文献编译、合同翻译、陪同口译、同声传译等）提出了越来越高的数量及质量上的要求。因此，合格译员的培养日渐成为大学外语系及各类培训机构教学工作的要点。对于德汉译者的培训而言，科技文献的翻译训练又应当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因为我国在机械、电器、汽车制造等行业可借鉴德国经验之处尤多。作为一名主讲“科技翻译”的德语教师，笔者认为“功能主义”翻译学派的理论十分适合德汉科技翻译教学，值得介绍推广。
一、“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应用于德汉科技翻译教学的可能
德国“功能主义”翻译学派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德国女学者莱斯（K. Reiss）提出的基于文本类型学的翻译策略甄选法，经莱斯的合作者、美因茨大学翻译学教授弗米尔（H.J. Vermeer）的“翻译目的论”及女学者曼塔利（J. Holz-M ntt ri）的“翻译行为论”发展为比较成熟的体系，又通过译员培训专家诺德（C. Nord）以英语撰写的理论总结及大量教材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强烈反响。顾名思义，“功能主义”翻译学派格外重视对翻译文本在目的语境中“功能”（或曰“目的”）的研究，认为这一功能的顺利实现比孤立地忠实反映源文本意图或形式更为重要。在这一流派看来，译文虽需与源文本关联协调，但其自身也可在特定语境中具备独立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神圣原文”的束缚。据此，“功能主义”翻译学派将确立目的文本的功能排在了翻译工作的首位，把与客户（翻译任务委托者）的沟通视为译者工作的基础及出发点。
“功能主义”理论因其倡导者皆有长期译者培训经验而与翻译教学结合紧密，操作性较强
。西方研究者普遍认为，该理论对文本功能及类型的划分有过分简化之嫌，因此在文学翻译领域适用性有限。但是对于各类功能较为单一、文体特征显著的应用文，“功能主义”却能提供十分有效的翻译指导，所以尤其适合成为特定专业领域译者培训的理论依据。
“德汉科技翻译”在我国应用技术类本科院校德语系中主要被定为高年级学生的限制类选修课，其授课目标通常为提升学生的技术翻译水平，培养服务于特定行业的译员。但这门课的其实际授课效果却往往与预设目标相去甚远，个中原因较为复杂。除了新编教材相对匮乏、学生语言能力及科普常识都较薄弱之外，落后的教学模式也对“德汉科技翻译”的授课效果制约颇多。据笔者观察，一部分翻译教师沿袭了始于词句讲解，终于作业评价的传统教学法，授课形式与“高级德语”或“德语阅读”无异，只介绍微观的词类、句型翻译策略，不推广宏观的语篇、读者接受及跨文化交际视角，向学生传授的翻译法跟企事业单位中译者的工作严重脱节，不利于学生毕业后融入职场。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德汉科技翻译教学中采取实践性极强的“功能主义”理论，除了培养单纯的语言应用能力外，也将对文本分析、文本编辑、客户沟通等实用能力的训练整合进授课内容。
“功能主义”理论在大学德汉科技翻译教学中的应用可能性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学术界十分认可功能主义对实用文本翻译的指导，而常见的科技文献基本全部属于实用文本；二、功能主义强调翻译目的的确定性及翻译情境的真实性，而开设“德汉科技翻译”课程的大学基本都具有一定行业背景，因此可以为课堂练习提供大量真实且新鲜的翻译材料，还能一并附上翻译委托人及译文使用者的要求，有利于教师在课堂内模拟译者的实际工作环境。同时也可邀请校内“双师型”技术人员（非语言教师）从可用性、合规范性等角度点评学生作业，使译文的评判标准包含更多的语外因素。
以下，笔者将主要从文本分析角度介绍“功能主义”理论在德汉科技翻译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二、“功能主义”文本分析简介
“功能主义”文本分析的主要提倡者克里斯蒂安娜·诺德是一位曾任教于欧洲多所大学翻译系的德国女学者，她教学经验丰富、理论著作等身，影响广泛，是“功能主义”翻译学派的重要旗手。诺德认为，“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能“给应用文本及文学作品的翻译戴上一顶理论性—教学法的帽子”（Nord 1993: 8）理想的译文应当同时符合两项要求：“功能性”（Funktionsgerechtigkeit）与“忠实性”（Loyalitaet）。也就是说，相对于原文，译文虽可以拥有一定的自由度，但译者的翻译行为也必须受到先定的、基于文化规范的译文接受者期待的约束（Nord 1993: 17）。
由清华大学外语系和亚洲研究中心联合发起主办的“翻译全球文化：走向跨学科的理论建构”国际研讨会于2006年8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参加协办本次研讨会的单位有国际文学理论学会、美国华盛顿大学人文科学研究中心和国际学者研究院等单位。出席研讨会的近100位正式代表分别来自欧洲、北美、中美、亚洲、大洋洲等地区的十多个国家以及中国的港澳台地区。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代表主办单位在开幕式上致欢迎词。会议期间，一大批国际文化理论、翻译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包括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主席、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杰出教授希利斯・米勒、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华盛顿大学人文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杰拉德・厄利、华盛顿大学国际学者研究院院长詹姆斯・沃希等）、多家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主编（包括《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世界比较文学评论》（Neohelicon）《国际英语文学评论》（ARIEL），《视角：翻译学研究》（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多元性》（Diversity），《多元文化话语杂志》（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淡江评论》（Tamkang Review）等）前来赴会与中国学者进行对话。为了更为有效地在中西方学者间进行直接的讨论和对话，会议工作语言为英语，会后精选英文论文将分别选发于上述刊物，并将结集由欧美著名出版社出版。会议讨论了下列几个议题：（1）精英文化及其产品形成的文化和政治过程；（2）文化研究的教学及所受到的挑战；（3）文学经典的形成以及通过翻译而产生的跨文化意义；（4）全球文化的建构与本土或民族文化认同的关系；（5）文化翻译和消费中通俗文化的角色；（6）文化翻译和文学的后殖民理论阐释；（7）翻译的跨文化社会、政治和知识纬度研究；（8）全球化时代人文学者对文化记忆的创造及重建；（9）翻译在当代文化阐释和传统重建中的功能；（10）民族叙述研究中文化理论与方法的使用与误用。会议由国际文学理论学会秘书长、清华大学外语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宁教授主持。在开幕式后的首场大会发言中，王宁和杰拉德・厄利分别作为中国和西方学者的代表作了主题发言。王宁在发言中从全球文化理论的视角出发，从七个方面对西方学术界讨论热烈的全球化概念作了全新的建构，探讨了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并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的重要作用。他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国际学者的强烈兴趣。厄利的发言则通过大众文化的一个现象――高级体育竞技者的双重作用――探讨了全球化时代人性的衰落。他指出，在一个后工业社会中，这些运动竞技者一方面作为文化象征物吸引了众多政府部门、大公司甚至从幼儿园直到大学等教育机构的关注和资助，但另一方面他们却仅仅是机械性的和缺乏人性的观赏物，这正是他们的悲剧性。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上，应邀作大会发言的中外著名学者还有希利斯・米勒、W．J．T．米切尔、詹姆斯・沃希、安吉拉・米勒、保罗・詹姆斯、彼德・海居、刘康、谢少波、封宗信、孙艺风等。会议的总主题为“翻译全球文化”，这实际上已经对以往狭义的拘泥于语言间转换的“翻译”进行了重新定义，许多学者指出，文化翻译在历史上甚至起到了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种文化翻译来实现的。而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英语的强势地位虽然依然存在，但汉语的普及和中国文化的世界性特征已经愈益显示了出来，因此文化翻译也应该将其重点转向把中国文化的优秀作品翻译到全世界。会议期间还举行了题为“人文科学学术期刊的现状与未来”的专题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国际学术期刊主编们和一些中国的学术期刊主编们济济一堂，就如何在当今这个受到市场经济大潮冲击的全球化时代学术期刊的生存及质量提升交换了意见，并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玛丽・斯奈尔・霍恩比（Mary Snell Hornby）所著《翻译研究：综合法》（Translation Studies ： An Integrated Approach）一书于1988年出版， 该书详尽阐述了翻译研究综合法的观点，书中独特的视角、与众不同的见地使斯奈尔・霍恩比在翻译学界一举成名。在该书中，斯奈尔・霍恩比全面考察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在客观分析翻译研究流派的理论基础上，以格式塔整体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翻译研究综合方法的观点；她对于翻译理论研究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她在该书中以全新的视角看待文本在文化语境中的作用，提出了翻译是文化互动的观点。
斯奈尔・霍恩比的翻译研究理论观为翻译理论研究者和翻译实践者开阔了视野，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尤金・A・奈达（Eugene・A・Nida）对其理论观点如此评价：“斯奈尔・霍恩比在这方面从卓有成效的角度来加以讨论，因为它们为解释笔译和口译的方方面面提供了基本的观点”（转引自田德蓓，2001）。
二.关于翻译研究学科地位的观点
在翻译研究学科地位的问题上，斯奈尔・霍恩比坚持沿袭并巩固了翻译研究学派的先驱学者詹姆斯・霍姆斯（James・S・Holmes）的理论观：翻译研究应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她提出翻译研究不仅仅涉及语言学和比较文学的知识领域，还覆盖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知识内容。相比较而言，语言学关注的是语言本身的理论诠释，同时比较文学注重的是对源语和目的语文本的描述比较和分析，而翻译研究注重的是再创作各类具体源语文本，并对其加以描述和分析。
基于此观点，斯奈尔・霍恩比认为应该将翻译研究从语言学领域或比较文学领域剥离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虽然翻译研究不可避免的与许多学科的知识关联，但在学术层面上它既无法归属于任何一门学科，也无法被任何其他学科所替代。既然以往的翻译研究理论都不能满足翻译研究的发展需求和学术要求， 那么翻译研究就应该脱离其他学科范畴并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田德蓓，2001）。“跨学科综合研究，翻译研究向文化研究发展、翻译理论的多元互补和东西翻译理论的交汇融合将是翻译理论发展的主要趋势”（廖七一，1998）。
三.对“莱比锡学派”和“操纵学派”的观点批判
针对欧洲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问题，斯奈尔・霍恩比着重比较、分析和研究欧洲翻译研究的两个流派--“莱比锡学派”和“操纵学派”的理论观点。通过对“莱比锡学派”理论的分析和研究，斯奈尔・霍恩比发现该学派视翻译研究为应用语言学的分支，理论上过于强调语言因素在翻译中的作用，研究视角相对偏狭。关于“操纵学派”的理论观点，她认为这一学派的研究关注点只囿于文学翻译，对于文学以外的翻译研究基本忽视。基于对这两个学派的研究，斯奈尔・霍恩比认为，翻译研究应着眼于探究翻译的共性，应着力于揭示翻译活动的客观及内在规律。
由于结构语言学学派的影响及其翻译理论长期以来的统治地位， 翻译过程在主流理论上一直被看作是语言的解码和破译过程，即“语际转换”。斯奈尔・霍恩比则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也是文化的转换。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活动，而非解码的过程。翻译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文本研究、语言对比、源语译语之间转换的层面，而应着眼于充分考虑文化背景的作用，借助文化因素来分析和研究各类文本。语言是动态关联的，是文化不可缺少的要素；语言的交际功能植根于特定情景之中，并使其本身成为宏观社会文化背景的部分。
此外， 在对待源语译语文本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当时主流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基石是“等值观”，如尤金・A・奈达提出的“语言等值”和“动态等值”的观点，这个观点对翻译研究学界的影响至今不容忽视。而斯奈尔・霍恩比则认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翻译研究，不应该再把等值观念作为基础。因为等值观念忽视了文化因素，从而将翻译研究带入不利甚至举步不前的境地，这对翻译研究是极为不利的，因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由于表达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其语言的完全等值在实践意义上是很难实现的。
四.翻译研究综合法的提出
通过对传统翻译研究学派理论成果的研究和分析，斯奈尔・霍恩比认为，翻译理论家们都是从自己的翻译领域出发谈论和构想了各种各样的翻译理论，而从未试图缩小文学翻译同其他翻译的差距， 所以传统翻译理论所讨论的诸如“忠实与自由”、“词与意义”和“以源语为归宿与以译语为归宿”等术语都明显具有相似或重叠之处， 以往的翻译研究都未能从整体上促进翻译研究的实质性进展。鉴于此，斯奈尔・霍恩比在其著作中提出： 翻译研究应改变传统的分类方式，采取全面综合的方法，从整体上研究翻译而不是把它仅仅看作是某种形式的翻译实践（李，2004）。斯奈尔・霍恩比从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得出这样的结论：称职的译者不但要有双语基础，而且要有源语和译语的双文化背景。
斯奈尔・霍恩比所提出的“翻译研究综合法”，其核心基础是格式塔心理学和原型学的理论观。采用格式塔整体原理是个明智的不失偏颇考虑，它强调整体不等于各部分的总和，而是各部分的有机关联。所以我们说翻译吸收了许多学科的内容，并不等于各种领域的总和，也不依赖于其中任何一个学科。同样，原型学注重的是聚焦和关注细微的差异，运用原型框架的论点来强调翻译文本是不可分割的连续体。所以，从原型学的构架来看翻译就是一种综合方法，它要求翻译研究必须注重语言在较大的情景和文化语境中的关联，并通过这种关联来回溯语言的确切含义，从而达到“确译”的目标。翻译研究的综合方法是建立在翻译的复杂性上的，而不是基于外在的模式和其他学科的传统方法，它在实践层面应该适应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翻译。
五.结语
斯奈尔・霍恩比借鉴、吸收语言学派和文学派翻译理论的长处，提出建立翻译研究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见解；强调文化背景对翻译研究的重要作用，提出翻译不是语际转换， 而是跨文化转换的观点；并运用格式塔整体原理倡导翻译研究的综合方法。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开阔翻译研究者的视野，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上对文学语言的翻译、普通语言的翻译和特殊语言的翻译所作的分类，其界线越来越不明显。因而，现今的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工作都需要社会文化背景知识的支魏突ザ，忽视或撇开文化这个范畴来进行翻译研究是行不通的。
参考文献：
1.Mary Snell Hornby.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2.廖七一.跨学科综合・文化回归・多元互补──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走向试评 [J]； 外国语；1998（5）
3.李. 西方翻译研究流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 翻译教学 翻译学词典 翻译学建设
翻译是人类古老的文化活动之一，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虽然翻译实践的历史悠久，但对翻译理论的研究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进入20世纪之后，翻译研究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人们往往倾向于将翻译定位为附属于语言学学科反差之下的附属学科地位，而且翻译研究的内容多局限在对翻译的方法、标准等具体方面的研究和讨论，即只侧重于对翻译实践方面。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虽然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有涉及，但这些研究一直处于一种分散、不系统的状态。20世纪70年代，James Holmes认为应该给翻译以学科地位，并在其80年代出版的《翻译学的名与实》中提出以translation studies为其名。在中国，“翻译学”这一名词首先在蒋翼振的《翻译学通论》（1927）中亮相，且以书名出现。1951年董秋斯在《翻译通报》发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首次提出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主张。翻译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共同促进了翻译学学科地位的确立。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对翻译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多部翻译学词典相继问世（较有代表性的国外翻译学词典如由Mark Shuttleworth 和Moria Cowie编著的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ona Baker主编的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较有代表性的国内翻译学词典如林煌天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孙迎春的《译学大辞典》和方梦之的《译学辞典》）。“任何一门学科建立、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有关这门学科的系列优秀词典的编纂和出版”。以翻译学词典的编纂及相关研究为内容的专著、论文亦有不少，如张柏然的“论翻译学词典的特征与释义原则”、孙迎春的“论译学词典的象征”、曾东京等的“论翻译学词典的编纂”等，以及黄希玲与赵巍等在博士论文中也分别论及了基于系统理论的翻译学词典编纂和译学词典的原型及评价系统。由于翻译学学科建立时间不长，这些文章所讨论的主题往往具有开拓意义。但综观这些文章，不难发现其中大多数是对译学词典进行评价或从译学词典本身出发来讨论译学词典的研编，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集中讨论翻译学词典应该采用描写性还是规定性原则。而无论是在翻译学词典的收录内容、服务对象，抑或是其系统关联上，却较少有人论及翻译学词典这一翻译学工具书对进一步推动翻译学学科发展的作用等方面（仅孙迎春《论译学词典编纂对翻译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朱徽的《论译学辞书与译学建设》）。而对于翻译学词典促进翻译专业教学并进一步促进翻译学学科发展就更无人提及。事实上，翻译学词典的使用者既包括专门从事翻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有从事翻译教学的教师，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翻译专业的学生。他们中有些人会在将来从事具体的翻译实践（口译、笔译），还有一部分会是将来从事翻译学及翻译学词典研究的专家、学者或是培养翻译人才的教师。所以，提高其翻译学方面的综合素质很重要。但是，无论是从国内的翻译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还是从实际教学情况来看，翻译教学都存在着很多问题，如尚未形成从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甚至到博士后这样完整的翻译教学系列、教学中过于注重实践层面的指导却忽视对理论素质的提高等。而如何在翻译教学中有效地利用翻译学词典来提高翻译教学效果，推动翻译学发展也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
作为工具书，翻译学词典能帮助翻译专业的学生更方便地检索翻译中的术语、专名，理解相关学科的知识；翻译学词典的归纳整理还可以帮助更加系统地了解翻译理论和发展情况。同时，翻译学词典对译学研究的术语发现、存在的争议与新出现问题加以介绍，可以深化学生对译学的认识、关注和研究。另外，翻译学词典还在很大的程度上起着统一定名的作用，可以避免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术语混乱现象及由此造成的学生理解的困难。
翻译学词典在翻译专业教学未能发挥其应起作用，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首先，在翻译专业教学中，教师往往忽视对学生工具书使用的指导，未能调动起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大家都知道词典在英语学习中能起很大的作用，许多学校也开始开设词典课，指导学生如何使用词典，提高学生学习的效果和自主学习的能力。但是，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却很少注意指导学生去合理地使用翻译学词典这一专业工具书；相应地，翻译学专业的学生所拥有的关于翻译技巧和方法的工具书可能不少，但是对翻译学词典却了解不多，更不要说合理利用了。
另一方面，现存的翻译学词典在促进翻译教学方面也存在着种种不足，如翻译学词典的对象范围过于宽泛、所收知识内容不够全面系统、检索不方便等，这些不足之处势必会影响翻译学师生对翻译学词典的使用频率和效果，最终影响到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发展。为此，既要加强对翻译专业学生进行翻译学词典使用的引导，同时在翻译学词典的编纂中应切实考虑翻译教学的实际情况，努力编出更适合翻译专业学生使用的全面、系统、检索性强和使用方便的翻译学词典，让翻译学词典真正起到推动翻译教学和翻译学学科建设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范芬，于薇薇.论译学词典的功能［J］.上海翻译，2005/S1.
［2］穆雷.中国翻译教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穆雷.翻译教学与翻译学学科发展［J］.中国翻译，2004.3.
［3］彭卓吾.翻译学――一门新兴科学的创立［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4］石永浩.论翻译学词典编纂的规定性［J］.上海翻译，2005/S1.
［5］孙迎春.2004翻译学词典与译学理论文集［C］.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6］孙迎春.翻译学词典博士文集［C］.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7］孙迎春.论译学词典编纂对翻译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J］.外国语言文学，2007.1.
［8］孙迎春，黄希玲.论译学词典的研编［J］.外语与外语教学.
［9］王新朋.论译学术语词典的规范性［J］.上海翻译，2005/S1.
［10］曾东京.翻译学词典编纂之理论研究［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翻译学 学科建设 问题
今日之中国，译事可谓空前繁荣，几近“泛滥”之势，毁誉褒贬，莫衷一是。而关乎翻译学科存在与否的辩论，也是不绝于耳。近二十年来，专家学者就翻译学的建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双方激烈交锋，各执一词，其撞击的思想发人深省。经过数次探讨，译界的专家学者尤其是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多数同意呼吁当局承认翻译学科的学术地位。许多专家学者纷纷著书立说，从语言学、心理学、文体学、修辞学、哲学、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面对翻译进行研究。自 1988 年黄龙的《翻译学》问世以来，国内就出版了 40 多种研究翻译理论的著作（包括翻译史、译论史及有影响的论文集）以及更多冠之以翻译教程的书籍（杨自俭，2002：6）。尽管如此，翻译学科至今仍未获得适当的学术地位，社会对翻译专业及从业人员不够重视。面对当前翻译学科难有作为、境遇窘迫、面临阵痛的现状，大凡关心翻译学科建设的人无不为之担忧。本文拟从翻译学的厘定、翻译理论的研究、译者的水准与声名以及人才的培养等几个问题来探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概括而言，当前国内翻译学科存在如下问题：
一、翻译学科厘定不清
每门学科的建立，首先要厘定自身的目标与范围。总的说来，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开放性的、综合性的人文科学（杨自俭，2002：11）。就学科体系而论，存在着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科和建立以西方理论框架为基础的翻译学科两种争论。对于这两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只是作为普遍性学科而言，无须贴上中国还是西方的标签。诚然，翻译学既不是理论方面也不是普遍规律方面的封闭的科学，而是一门“认知性、解释性和联想性的科学”（wolfram wilss，2001：13）。在翻译学的学科架构中，我国学者谭载喜、?金 、杨自俭、刘宓庆、范守义等人各自提出了翻译学的范围与分野。参照西方学者如霍姆斯的译学构想，这些学者的构架缺少“描写翻译研究”，这就使得我国翻译研究视野狭窄，表现在“只研究文本而不重视研究翻译的目的、用途以及译语社会的文化传统和其它社会因素”，在“应用翻译研究方面，焦点一直放在制订单一的、万能的、永恒的标准”（张南峰，1998）。描写翻译研究的缺失以及其它方面的失误，使得我国的翻译研究难以推进，学科建设自然停滞不前。
翻译学是个开放而非封闭的体系，凡是翻译中出现的问题都可纳入研究。建立翻译学必须做些“扎实的工作”，包括“编写全面、系统阐述翻译学的纲领性著作”，“鼓励产生并完善各种翻译理论，如翻译的??理论等等”（谭载喜，1988）。然而，翻译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目标，尽管会借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翻译学能把众多学科囊括在内。从世界范围的研究趋势来看，翻译研究受制于人文思潮的传播与嫁接。国内的一些学者以跨学科建构译学框架为目的，把其它学科装入他们的理论。这些理论可以说是多元的表现，然而未免牵强。这些理论分支缺少联系，难以沟通，给人“其它学科从属于翻译学”之嫌。
（二）纯理论崇拜过热
目前的翻译界，纯理论的研究似乎已成气候。陆谷孙教授曾就此现象撰文称：在国内英语界的一些人之间，近年来呈现越来越狂热的理论崇拜倾向，文章越写越艰涩，术语泛滥之余，数学公式和物理图表（例如，语言力如何在语言场中作用！）之类的学术泡沫，把原本简明不过的常识弄成云里雾里，读者难以洞视其中。而毛荣贵教授也就这种现象说出自 ?己的看法，认为“这种纯理论是一支‘好箭’，可惜是银样枪头！”（毛荣贵，2002：5）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拔高纯理论研究的现象呢？这主要是目前中国翻译界有种倾向认为：国内翻译学科地位低下是因为翻译在理论上没有建树。多数学者认为只要加强了纯理论（所谓基础理论）的研究，便会从根本上推动整个学科的发展，摆脱语言学给翻译研究的阴影。这种“指引式的言论经常出现于各种翻译学报，但实际上投入时间与精力去做基础性研究的人却非常少，真正接触原始史料并进行理性分析的更是罕见”（孔慧怡，2000：8）。翻译研究当然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任意拔高纯理论研究的地位，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翻译学科的地位，尽管其出发点是好的。翻译研究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但主要还是要扎根于本土的实践。正是缺乏对国内带有根本性的本土研究，使得翻译学长期处于边缘的地位。再者，翻译研究并不只是纯理论的研究，还包括应用翻译理论的研究。
（三）学者译家水准问题层出，声名卓著者稀缺
学风译德是人们关注学者、译家及翻译学科的重要维度，也是关乎学科建设的无形力量。当前，这方面的问题可谓很多，繁荣背后隐藏着双重危机。一者见利忘义的浊流冲击翻译市场，二者不少译者不能严肃对待翻译事业。翻译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也不算少，察其荦荦大端者，“编译外文著述观点冒充自己的观点者有之，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者有之，胸怀不够豁达宽容者有之”（杨自俭，2002：20）。尤为突出的是少数学者抢占山头，各自为政，造成研究术语混乱。术语体系是一门成熟学科的重要参数。一门学问要成为独立的学科，必须有一整套术语来描述其研究对象、目的、方法、规律、定理的基本概念。六十年代以来，各种思潮、文论拓宽了翻译研究视角。国内学者在引进这些术语时，根据各自的见解，纷纷译出各种名称，使得翻译研究术语杂、乱、玄。这种局面对整个学科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还有待于学术的规范。
翻译学科地位有待提升是大家的期望。人文科学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不是按其科学性、学术性而定的，很多学科证明了这一点。就拿语言学来说，在索绪尔确立现代语言学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语言学还只是处于从属地位。经过雅各布逊、乔姆斯基等人的努力，语言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为西方学界显赫一时的学科。这之后，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也加入语言学研究者的行列。再以国内民俗学为例，如果没有钟敬文先生顽强地在这个领域里耕耘，民俗学就不会获得这般重视。很显然，没有声名卓著的学者，没有大师级人物，要想获得重视，谈何容易！人文学科尤其如此。国内理论界，专著越出越多，大部头翻译作品也层出不穷，然而较之人才辈出、星光灿烂的年代，现在的译界黯然失色。如此现状，岂能走向主流，遑论获得认同？
（四）人才培养急待提升
翻译研究说到底还是研究队伍来进行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教育体制的束缚，当前的翻译研究队伍不尽如人意，知识面狭窄以及理论素养欠缺制约着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从学科设置来看，大多是将翻译的教学置于外语系，很少开设专门的翻译系来培养专门的人才。近两年来，局面稍有改善，部分外语院校与综合性大学开始设立翻译院系。由于受到教育观念、人才观念、培养规格以及教育体制与管理的影响，高校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翻译学科总的专业水准有待提高。可以说，人才培养问题与总的专业水准都与翻译学科地位关系密切。社会的需要是学科规划的主导力量，如果这个学科没有培养能够胜任工作，
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这个学科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当前翻译学科难有作为是个不争的事实，任何关心它的走向的人都会感到有责任改变这种遭遇阵痛的困局。翻译学科如何走出困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尝试。
第一，完善翻译学科构架。首先要突破观念，译学构架并无中西体系之分，任何可取之处皆可为我所用，尤其要重视描写翻译研究。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西方的理论来解决本土的问题，毕竟中西方处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的传统发展除了关键性的危机时期之外，一向强调内部协调、不假外求。（孔慧怡，1999：7）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想从边缘走向中心，翻译研究必须立足本土，借鉴外来思想，建构理论。至于翻译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可以将翻译学视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但无需将其它学科囊括其中，而要厘定学科分支间的联系。
第二，分清缓急，合理分配纯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的资源。翻译理论可以分为纯理论与应用理论。
纯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基础知识，既包括有实用价值，也包括无实用价值的知识。应用理论的目标在于解决生产实践中的实践问题，尤其要关注文学翻译以外的文体的翻译问题。翻译理论的多寡并不说明地位何其高也，翻译学的研究终究主要是面对实践的，基于翻译语料库的研究代表了新的方法。而且在当今翻译学科受挫的情况下，必须加强应用理论研究，才能获得充足的发展资源，才能为纯理论的研究提供更多的机会。如果偏离这个方向，便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
第三，加强学术规范，整顿翻译出版市场。一个学科在草创时期，难免会出现混乱的状况。但是如果任其发展而不加约束，学科的发展便会受阻。这就需要对学科的组成人员及内容进行规范，使之走向正常的道路；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鼓励正常的学术争鸣。对于翻译市场的混乱状态，有关部门应该加强管理。尤其对重译作品要严格限制，有限的出版资源要保证急需的资料翻译。
第四，改进人才培养模式及评估机制。建立课程设置合理的翻译系势在必行。完善课程设置研究，加强双语教育，拓宽学科层次，尤其要引进其它学科的专业知识教育。当前人事部实施的翻译资格证书考试也不失为一种积极稳妥的方式。说到底，所有的努力便是要培养专家、大家，提高学科的专业水准。
参考文献：
1. wilss, wolfram.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 黄振定. 翻译学[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3. 孔慧怡. 翻译?文学?文化[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4. 孔慧怡、杨承淑. 亚洲翻译传统与现代动向[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5. 毛荣贵. 新世纪大学汉英翻译教程[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2.
6．谭载喜. 试论翻译学[j]. 外国语. 1988(3).
7．杨自俭. 译学新探[c].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2.
8．张经浩. 再谈“翻译学”之梦[j]. 上海科技翻译. 2001(2).
[关键词]《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共生互彰
一、引言
手中有尺, 方可量长短;心中有道, 才能辨是非。
如果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学者拓宽了研究领域却又同时使得不少研究者一头栽进文化研究的迷宫而无法转向,那么,《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以下均简称为《翻译之道》)便是那及时现身,在熹微晨光中为研究者们指引前路的征夫。如果说解构主义使得研究者重新考量和定位主体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却又同时使得不少译者忽视翻译活动固有的客观性,甚至大胆宣称翻译标准、翻译定义乃至文本意义无法确定,并认为“原文只不过是籍空气震动传达的一串声波,或是印在纸上的一串符号,本身原来并无绝对意义”(转引自p165),那么《翻译之道》就是那破空而出,刺破那一串串由“无绝对意义”的“声波”“符号”堆砌而成的学术泡沫还翻译以本色的利剑。如果说当下跨学科、去学科甚至泛学科的倡议使翻译研究有了更广阔的视域和更繁多的研究途径却又同时使得我们陷入了丧失学科特色之危境,那么,《翻译之道》则是那适时出现,为我们划定疆界、确定学科范围的丈量之尺。曹明伦教授在该书中以其特有的敏锐视角,凭其严谨的治学精神,靠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为我们拨开当下学术研究中的层层迷雾,刺破一个个五彩迷离的学术泡沫,再现了翻译活动之根基,指明了翻译研究之前路。那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想之路,“学”、“术”共生双修之路,此乃学术研究之正道,亦乃翻译活动之“常道”。
二、《翻译之道》的结构及内容
曹明伦教授的《翻译之道》一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进行论述:
(一)以史为证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
作者深知此句深意,在书中第一部分,从历史角度出发,通过追溯两千年中西译史,对翻译研究之文化转向前的中西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以史为证,指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联系是紧密的,关系是和谐的”(p2),从而论证了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间的“良性互动关系”(p3)。
(二)以今为鉴
曹明伦教授在第二章里,采取严谨的实证考据方法,运用缜密的逻辑思辨,对当下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之间存在的不和谐与脱节现象进行描写,分析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来龙去脉”,指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脱节源于概念上的混淆,源于研究者缺少自觉的学科意识而未能与其他相关学科划清疆界(尤指翻译学与译介学)。此外,作者还强调,在新桥拓宽学科视野、增加学科研究对象、丰富学科研究方法、“帮助我们实现跨文化交流”的同时,研究者应谨记历代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的译论家为我们建起的连接文艺学、语言学、美学和阐释学之旧桥是我们连接翻译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基本通道,断不可弃,“新桥旧桥并用”方为学术研究之正途(p107)。
(三)划定疆界
正如李运兴老先生所言:“将一个学科领域中发现的新原理应用到其他学科中去,可使研究人员思路豁然开朗,产生突破性进展”(李运兴,2001:1)。的确如此,任何一门学科要进步、要发展,就要懂得如何去借鉴、去拿来,翻译研究也不能例外。然而,翻译研究的“拿来主义”并非就是不要章法,好的、坏的、有用的、没用的,一股脑儿的照单全收, 也不是“拿来”新的就弃了旧的,将 “孩子和洗澡水一块儿到掉”(p108)。 相反,我们越是要拿来,就越是要知道我们要什么,别人有什么;越是要跨界,就越是要清楚我们是什么,别人是什么。换句话来说,我们越是要发展就越是要明白“根基不存,学科焉在”的道理,只有划定疆界,“保持学科特色,明确研究领域”(p111),才能清醒地去“拿”,大胆地去“跨”。
在该书的第三章到第五章,作者从宏观到微观对翻译中出现的各种模糊学科特色和影响研究领域之确定的问题进行探究,审视和考证,从而为学界清除了学术泡沫,使读者走出学术迷宫,令学科研究疆界清晰可见。
在该书第三章里,作者运用逻辑思辨的方法,分析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关系以及当下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逻辑混乱之现象,重新厘定翻译的属性、概念以及翻译活动之性质,最后得出结论:“翻译的本质属性是‘语言符号转换’,翻译活动是一种艺术活动”(p139)。
在该书第四章里,作者从微观的角度,通过对功能目的论、解构主义、新批评、译介学以及严复的“信、达、雅”的多方解读,使读者明确了何为翻译之目的、任务及标准。其间,该书首次区分了翻译之“文本目的”与“非文本目的”,辨明了翻译之“文本行为”与“非文本行为”; 重新解读本雅明之《译者的任务》和德里达之解构主义,指出“本雅明提出的译者之任务和我们通常所说的译者之任务并无不同”(p160),强调德里达认为“只要有解读经验就能看到真实”(p165),德里达之解构实乃文本解读策略;同时,也首次对译介学与翻译学两个概念进行区分,明确指出比较文学的译介理论并不等同于翻译学之翻译理论,译介学对误译的研究并不能成为当下部分译者宣称翻译研究可无标准之论据;随后, 作者重新对严复“信、达、雅”之翻译标准进行解读,指出时至今日“信、达、雅”仍是“译者的自律准则和评判译作质量的标准”(p176)。
在第五章里,作者从宏观上对翻译理论进行了定性与定位,以“翻译理论定位图”的方式形象地向读者展示了翻译学学科所应包括的疆界。图中,作者“将翻译学学科范畴分为‘翻译理论’、‘翻译史’和‘翻译批评’三个部分”(p191),明确了翻译理论的地位以及与翻译学的关系。
(四)求真务实
作者在六、七章里,从微观角度入手,通过对典型个案分析的方式,小中见大,从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两个方面对当今译界的问题进行反思。第六章里主要从当下译界理论建构中主要存在的考证不严、逻辑混乱等六个问题着手,对当前译坛的浮夸学风进行批判,并指出,研究者只有以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善善从长,认真借鉴”,才能避免浮夸学风,杜绝翻译理论之悬空怪涩。第七章则主要对翻译实践之现状进行分析,通过对典型个案进行分析,指出译者“正视实践现状,走出翻译危机”(p243)的两条途径:“加强理论学习,规范翻译行为”(p244);“调整翻译教学,弥合人才断层”(p246)。
(五)翻译之道
在笔者用了整整七章的篇幅从历史到现状,从宏观到微观,翔实有力地论证了理论和实践必须互补、互构、互彰、互显之后,在第八章里进一步解读者之惑,辨纯理论与纯翻译理论之异同,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途径,指出“只有真正关注翻译的理论才是真正纯粹的翻译理论”(p264), “对翻译活动、翻译行为和翻译现象的描写、阐释、启发和预测”(p264)才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途径。
三、《翻译之道》的写作特点
《翻译之道》一书体例结构极为严谨,前后呼应,协调一致;视角宏大、视野开阔,同时又做注精准,令读者查找方便。
《翻译之道》视角宏大。在该书从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独特视角出发,横贯古今、融合中西视野,对翻译理论与实践间的与生俱来的良性互动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刻地研究。同时,该书在宏大的格局下亦不失对局部关照,通过对“Translation Studies”名实之争的聚焦,深入剖析文化转向后翻译界的繁荣背后暗藏地危机。并以此为基础引出对系列问题的思考:翻译理论还需不需要与实践相结合?如何看待跨学科建设?如何保持翻译学独有的学科特色?(p104-116) 总体来说,《翻译之道》始终围绕着这三个问题进行探讨和论述,横贯中西、胸怀古今、聚焦当下,通过对中西代表性译论进行深入全面、客观翔实地描写和剖析,对翻译之定义、翻译活动之性质、翻译目的、任务及其标准、翻译理论之定位与定性,以及对翻译理论与实践各自地位、翻译学之学科定位进行了非常有创见的反思和研究。
《翻译之道》视野开阔。书中涉及历史、哲学、语言学、文化等多门学科的研究。分析透彻中肯,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均能从翻译学的研究视域出发,在理清概念的同时亦成为了真正的翻译学的理论创新。尤其是对译介学、文化研究、新批评、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剖析和应用,更使得翻译学无论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扩展和深入。
此外,该书做注精准且便于查找。该书在每章结尾时,都会附上详尽的注释,既为读者阅读和进一步理解提供的方便,又不影响行文且便于读者进一步查找。作者还在书后附上了15页的引用文献和6页的重要概念和人物索引,为读者查询翻阅提供了方便,并为读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凭借的梯石。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做注亦极少疏漏与失误,经笔者对全书进行细读,发现只有182页的注35有误。(“Derrida, 1967: 18-19” 实为“Derrida, 1976: 18-19”)
[关键词]《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共生互彰
一、引言
手中有尺, 方可量长短;心中有道, 才能辨是非。
如果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学者拓宽了研究领域却又同时使得不少研究者一头栽进文化研究的迷宫而无法转向,那么,《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以下均简称为《翻译之道》)便是那及时现身,在熹微晨光中为研究者们指引前路的征夫。如果说解构主义使得研究者重新考量和定位主体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却又同时使得不少译者忽视翻译活动固有的客观性,甚至大胆宣称翻译标准、翻译定义乃至文本意义无法确定,并认为“原文只不过是籍空气震动传达的一串声波,或是印在纸上的一串符号,本身原来并无绝对意义”(转引自p165),那么《翻译之道》就是那破空而出,刺破那一串串由“无绝对意义”的“声波”“符号”堆砌而成的学术泡沫还翻译以本色的利剑。如果说当下跨学科、去学科甚至泛学科的倡议使翻译研究有了更广阔的视域和更繁多的研究途径却又同时使得我们陷入了丧失学科特色之危境,那么,《翻译之道》则是那适时出现,为我们划定疆界、确定学科范围的丈量之尺。曹明伦教授在该书中以其特有的敏锐视角,凭其严谨的治学精神,靠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为我们拨开当下学术研究中的层层迷雾,刺破一个个五彩迷离的学术泡沫,再现了翻译活动之根基,指明了翻译研究之前路。那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想之路,“学”、“术”共生双修之路,此乃学术研究之正道,亦乃翻译活动之“常道”。
二、《翻译之道》的结构及内容
曹明伦教授的《翻译之道》一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进行论述:
(一)以史为证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
作者深知此句深意,在书中第一部分,从历史角度出发,通过追溯两千年中西译史,对翻译研究之文化转向前的中西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以史为证,指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联系是紧密的,关系是和谐的”(p2),从而论证了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间的“良性互动关系”(p3)。
(二)以今为鉴
曹明伦教授在第二章里,采取严谨的实证考据方法,运用缜密的逻辑思辨,对当下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之间存在的不和谐与脱节现象进行描写,分析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来龙去脉”,指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脱节源于概念上的混淆,源于研究者缺少自觉的学科意识而未能与其他相关学科划清疆界(尤指翻译学与译介学)。此外,作者还强调,在新桥拓宽学科视野、增加学科研究对象、丰富学科研究方法、“帮助我们实现跨文化交流”的同时,研究者应谨记历代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的译论家为我们建起的连接文艺学、语言学、美学和阐释学之旧桥是我们连接翻译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基本通道,断不可弃,“新桥旧桥并用”方为学术研究之正途(p107)。
(三)划定疆界
正如李运兴老先生所言:“将一个学科领域中发现的新原理应用到其他学科中去,可使研究人员思路豁然开朗,产生突破性进展”(李运兴,2001:1)。的确如此,任何一门学科要进步、要发展,就要懂得如何去借鉴、去拿来,翻译研究也不能例外。然而,翻译研究的“拿来主义”并非就是不要章法,好的、坏的、有用的、没用的,一股脑儿的照单全收, 也不是“拿来”新的就弃了旧的,将 “孩子和洗澡水一块儿到掉”(p108)。 相反,我们越是要拿来,就越是要知道我们要什么,别人有什么;越是要跨界,就越是要清楚我们是什么,别人是什么。换句话来说,我们越是要发展就越是要明白“根基不存,学科焉在”的道理,只有划定疆界,“保持学科特色,明确研究领域”(p111),才能清醒地去“拿”,大胆地去“跨”。
在该书的第三章到第五章,作者从宏观到微观对翻译中出现的各种模糊学科特色和影响研究领域之确定的问题进行探究,审视和考证,从而为学界清除了学术泡沫,使读者走出学术迷宫,令学科研究疆界清晰可见。
在该书第三章里,作者运用逻辑思辨的方法,分析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关系以及当下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逻辑混乱之现象,重新厘定翻译的属性、概念以及翻译活动之性质,最后得出结论:“翻译的本质属性是‘语言符号转换’,翻译活动是一种艺术活动”(p139)。
在该书第四章里,作者从微观的角度,通过对功能目的论、解构主义、新批评、译介学以及严复的“信、达、雅”的多方解读,使读者明确了何为翻译之目的、任务及标准。其间,该书首次区分了翻译之“文本目的”与“非文本目的”,辨明了翻译之“文本行为”与“非文本行为”; 重新解读本雅明之《译者的任务》和德里达之解构主义,指出“本雅明提出的译者之任务和我们通常所说的译者之任务并无不同”(p160),强调德里达认为“只要有解读经验就能看到真实”(p165),德里达之解构实乃文本解读策略;同时,也首次对译介学与翻译学两个概念进行区分,明确指出比较文学的译介理论并不等同于翻译学之翻译理论,译介学对误译的研究并不能成为当下部分译者宣称翻译研究可无标准之论据;随后, 作者重新对严复“信、达、雅”之翻译标准进行解读,指出时至今日“信、达、雅”仍是“译者的自律准则和评判译作质量的标准”(p176)。
在第五章里,作者从宏观上对翻译理论进行了定性与定位,以“翻译理论定位图”的方式形象地向读者展示了翻译学学科所应包括的疆界。图中,作者“将翻译学学科范畴分为‘翻译理论’、‘翻译史’和‘翻译批评’三个部分”(p191),明确了翻译理论的地位以及与翻译学的关系。
(四)求真务实
作者在六、七章里,从微观角度入手,通过对典型个案分析的方式,小中见大,从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两个方面对当今译界的问题进行反思。第六章里主要从当下译界理论建构中主要存在的考证不严、逻辑混乱等六个问题着手,对当前译坛的浮夸学风进行批判,并指出,研究者只有以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善善从长,认真借鉴”,才能避免浮夸学风,杜绝翻译理论之悬空怪涩。第七章则主要对翻译实践之现状进行分析,通过对典型个案进行分析,指出译者“正视实践现状,走出翻译危机”(p243)的两条途径:“加强理论学习,规范翻译行为”(p244);“调整翻译教学,弥合人才断层”(p246)。
(五)翻译之道
在笔者用了整整七章的篇幅从历史到现状,从宏观到微观,翔实有力地论证了理论和实践必须互补、互构、互彰、互显之后,在第八章里进一步解读者之惑,辨纯理论与纯翻译理论之异同,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途径,指出“只有真正关注翻译的理论才是真正纯粹的翻译理论”(p264), “对翻译活动、翻译行为和翻译现象的描写、阐释、启发和预测”(p264)才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途径。
三、《翻译之道》的写作特点
《翻译之道》一书体例结构极为严谨,前后呼应,协调一致;视角宏大、视野开阔,同时又做注精准,令读者查找方便。
《翻译之道》视角宏大。在该书从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独特视角出发,横贯古今、融合中西视野,对翻译理论与实践间的与生俱来的良性互动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刻地研究。同时,该书在宏大的格局下亦不失对局部关照,通过对“Translation Studies”名实之争的聚焦,深入剖析文化转向后 翻译界的繁荣背后暗藏地危机。并以此为基础引出对系列问题的思考:翻译理论还需不需要与实践相结合?如何看待跨学科建设?如何保持翻译学独有的学科特色?(p104-116) 总体来说,《翻译之道》始终围绕着这三个问题进行探讨和论述,横贯中西、胸怀古今、聚焦当下,通过对中西代表性译论进行深入全面、客观翔实地描写和剖析,对翻译之定义、翻译活动之性质、翻译目的、任务及其标准、翻译理论之定位与定性,以及对翻译理论与实践各自地位、翻译学之学科定位进行了非常有创见的反思和研究。
《翻译之道》视野开阔。书中涉及历史、哲学、语言学、文化等多门学科的研究。分析透彻中肯,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均能从翻译学的研究视域出发,在理清概念的同时亦成为了真正的翻译学的理论创新。尤其是对译介学、文化研究、新批评、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剖析和应用,更使得翻译学无论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扩展和深入。
此外,该书做注精准且便于查找。该书在每章结尾时,都会附上详尽的注释,既为读者阅读和进一步理解提供的方便,又不影响行文且便于读者进一步查找。作者还在书后附上了15页的引用文献和6页的重要概念和人物索引,为读者查询翻阅提供了方便,并为读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凭借的梯石。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做注亦极少疏漏与失误,经笔者对全书进行细读,发现只有182页的注35有误。(“Derrida, 1967: 18-19” 实为“Derrida, 1976: 18-19”)
四、结语
读罢掩卷,感触良多。综观《翻译之道》全文,作者以详尽确凿的论据,凭严谨缜密的推论,引领读者认识到这条毋庸置疑的结论——“‘术高’方能‘学高’”(同上,247),翻译研究始终是一个“学”、“术”共生共显的过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永远都是翻译活动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循的理想之路。”然而,这心血沥成的洋洋23万字中所展示的不仅仅是对当今译界各种论调的解读,对何为翻译,何为翻译理论等等概念的厘定,也不仅仅是论证翻译理论必须与翻译实践紧密结合的翻译之道,而是该书背后笔者非一夕之功的知识积累,以及学术研究过程中缜密的逻辑思辨,严谨的治学态度。“道由心悟”, 笔者望读者悟出的是求真务实,大胆质疑,小心求证,知难而上的治学态度。“授人以渔”, 书中授予的是如何质疑,如何引征,如何求证的实证考据和逻辑思辨的方法。 翻译之道固漫漫而其修远兮,吾辈却决不可缺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只有不唯书,不唯上,不盲从,不轻信,“学”、“术”双修,方可踏上通向绝美学术顶峰的治学之道,方能一步步接近那柏拉图笔下的绝对美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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