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翻译美学理论；文学翻译；美学分析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7-285-1
中国悠远的历史本身就蕴藏着深厚的美学基础。许多翻译标准的讨论也都涉及到对翻译美学的探索，如严复的“三难”准确概括了翻译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观；马建忠的善译等译理也是在信言与美言的讨论范围之列；傅雷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更是对严复“信达雅”美学造诣上的补充。可见中国传统译论同哲学与美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美学思想成为翻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学翻译中所蕴含的美学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翻译美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更成为翻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一、我国翻译美学理论的发展
翻译美学借鉴现代美学的基本理论和结构框架来阐释翻译的机制和功能，体现出翻译学跨学科发展的要求。傅仲选的《实用翻译美学》，是我国第一部翻译美学专著。翻译中的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活动、翻译美的标准和美的再现等问题得到了具体的研究。刘宓庆在《翻译美学导论》中进一步明晰了翻译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翻译美学以翻译审美客体(原文和译文)、翻译审美主体(读者和译者)、翻译审美意识系统、审美标准及其审美再现手段为研究对象，以“本位观照，外位参照”为研究原则，立足自己的文化土壤，充分挖掘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思想，研究其对翻译的启示，同时，以针对性和相关性为指引，借鉴和吸收西方美学中的有关理论，丰富中国翻译美学的理论内涵。这种论述是翻译与美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成功探索。其中对翻译审美意识系统的探讨等方面都采用了现代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有着浓厚的美学学科特征。他的研究标志着中国当代翻译美学理论研究框架初具规模。
系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和毛荣贵的《翻译美学》等著作对翻译美学理论又做了进一步的探究，推动了翻译美学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完善。
二、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
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归于过于应用，而翻译美学最大的应用莫过于在文学翻译方面的应用。虽各位学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对实践却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奚永吉和他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一书，他认为文学翻译研究“必赖之于比较，求之于美学。”，而不同国家、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使得其美不仅仅体现在文字的“表层结构和形态”之中，而更多的集中于作品的文化内涵上。所以他提出采用宏观比较与微观比较相统一的方法，对翻译美学比较范畴和途径进行分析，如对东西方译者译品、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译品、不同地域或同一地域译品、同一译者不同时期之译品、同一原著不同译者多种译品等比较，以期待在译介过程中能够彼此融合互通，达到翻译美文的目的。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观关注的是不同文化内涵中美学方式的不同表达。而许渊冲的“三美论”则是文学翻译中诗歌领域的美学探究。 “译诗要像原诗一样能感动读者，就达到了意美的要像原诗一样有悦耳的韵律就是音美；还要尽可能保持原诗的形式，就是形美”（《翻译的艺术》）在“三美”之中，许渊冲认为最重要的是求意美，次求音美，再求形美。也就是说，要在传达原文意美和音美的前提下尽可能传达原文的形美。并力求三者统一，只有三者兼备，才是好的译文。
如此看来，美学要素在文学作品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将美学分析运用到文学翻译中，用翻译美学理论以及跨学科多元文化来指导文学翻译是不可逆的发展趋势。
三、美学分析运用到文学翻译当中
翻译的起点是原文，翻译的终点是译文。译者要做的就是把原文中的美学要素转移到译文中去，不论是语言的形式，还是语言的内容。该内容不仅包括语音、语义、语言所反映的现实，还包括语言中所隐含的情态、韵味、意境等。而在文学翻译中英语作为西方语言的一种，必然反映西方美学的一些特点，所以强调理性、抽象思维、逻辑推理和空间结构，其形式美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一些修辞手法上，如对照的均衡美，比喻的形象美、简洁美，排比的气势美，诗歌的韵律美等等。中文的修辞手法反映的形式美，如对偶、排比等，比英文更明显突出;更重要的，中国古典美学还讲究中和、气韵、意境、美丑、情志、形象、形神、文质、虚实、真幻、文气、情景、动静、比兴等强调文字内在精神的美学要素。而这写美学要素极大的体现在文学翻译当中，如此对原文和译文进行美学分析，就是要保证原文的美学要素通过翻译尽最大可能转移到译文中去，以使翻译的艺术不断发展。如此，体现出美学理论对文学翻译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结论
我国翻译与美学的结合有悠久的传统，美学理论对翻译及文学翻译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从美学角度不仅有利于了解翻译理论的形成，也有利于文学翻译批评。文学作品是译者解读原作的美并将其转移到译文中的过程，同时也提醒我们在翻译实践中要得到成功的译本不可忽视翻译理论的重大指导作用。而运用于文学翻译中的美学理论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傅仲选.实用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
[2]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
[3]奚永吉.文学翻译比较美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4]毛荣贵.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5]方梦之.译学辞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6]黄龙.翻译的美学观[J].外语研究，1988.
[7]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8]胡经之.中国古典美学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8.
中国哲学本体思想下的翻译本体探究
不同的翻译学家对翻译从不同角度有着不同的认识。自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后，翻译研究的领域由内部转向外部，研究的视角由原文转向译文，研究的方法由规定转向描写，研究的重心由语言转向文化、认知。除了翻译界以外，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也把目光投向翻译研究，翻译的领域越来越大，翻译是什么变得越来越模糊，如翻译是科学，翻译是艺术，翻译是重写，翻译是操纵，翻译是叛逆，翻译是解释，翻译是文化行为，翻译是政治行为等不一而足。弄清翻译是什么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本文试图从形而上的哲学高度探讨翻译本体问题。
中国古代农耕有着无法取代的地位，在人们眼里草木是人类赖以生存和依靠的最根本的依靠。《诗经》的《大雅》中有“：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这里的“本”的含义是指草木的根、干。逐渐在有的典籍中，逐渐出现了用草木的根本比喻社会人事的说法。《庄子知北游》中说“：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毫为小，待之成体；天下莫不沉浮，终身不顾；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悯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根本。”这里的根本具有天下万物根据的含义。“本”还有事物的根据、根基或主体的意思。如《论语学而》中：“君子务本”。对“本”的重视，是农耕社会中哲学研究的一个特色。“体”的最初的意义是身体，人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能近取譬”是中国先哲创建的哲学范畴和建立哲学体系的基本方法。所以哲学家十分关注与身体直接相关的感受和体验。所以“体”首先与人对自己的直接体验有关。《礼记大学》中说“：心微宽体胖”。《论语微子》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除了指身体之外“，体”还有“实体”“，形体”，“形状”“，卦形”“，卦状”的意思。《易经系辞上》有“：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本体”二字，很早就出现了，大量使用是在宋明理学中。其最初含义是“本来面目”“，本来状态”。后来“本体”的含义扩展为“根本性状”“，根本依据”“，根本源泉”等意义。唐代佛教经典《大日经》中有：“一身与二身，乃至无量身，同入本体。”这里的本体已经超越了有形的事物而进入了无形之境。到宋代“本体”已经成为哲学界普遍通用的范畴。张载在《正蒙太和》中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这里的“本体”指天下万物本来恒有的状态，具有最抽象最普遍的哲学范畴的基本属性。中国哲学中“，本体”含有“最高”“、最根本”、“最重要”的意思，指无形而永恒存在的宇宙和人生或事物的本来状态。
东晋僧人道安，他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中指出，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在道安看来，佛经翻译必须要“案本”，而何为“本”，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道安认为，翻译的目的正是因为人们不通异域之言，因而需要译者传达，使其通而晓之。由此看来，这个“本”指的是经文“大意”。然而，从道安的“五失本”的表达来看，“本”又可以说是包括了内容、形式及文体风格的。一“失”指经文形式的更改；二“失”指经文文体风格的改变；三、四、五失指经文内容的删简。可见,道安对“本”的理解远远超出了他的同代人,他在对翻译之“本”的阐释中不自觉地把内容、形式、风格和意义结合了起来，认为它们都是意义的组成部分。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先进的观点。这样，形式、风格、内容和意义的关系构成了翻译的本体论即“翻译是什么”的论题。然而受其所处时代的影响，中国哲学在没有发展到对本体有着充分认识的时候，道安没有能从正面找到翻译的本体，而是从侧面指出翻译的“五失本”“、三不易”。他不拘泥于字面形式，而且追求翻译内容、风格，抓住了翻译的“根本”，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本体”对“根本”的重视。而近代的钱钟书先生饱读诗书，深谙中国国学之道。在中国哲学对本体有充分的认识前提下，钱钟书先生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对翻译是什么即翻译的本体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化境”。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transmigrationof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资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从钱先生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翻译本体的理解与中国哲学中“本体”的解释不谋而合，翻译的本体就是翻译无形而永恒存在的本来状态。无论“化境”能不能达到，“化境”就是就是翻译的本来状态。在中国哲学体系下，本体是无形而永恒存在的宇宙和人生或事物的本来状态。翻译的本体是“化境”，可以说是翻译的一种理想状态，根本状态，本来状态。但从实际翻译来看，受源语和译语差别、文化知识等等因素的影响，会有道安说的“五不翻，三不易”现象，“化境”很难或者根本不能实现。“五失本，三不易”从侧面体现着翻译的本体。而说翻译是科学，翻译是艺术，翻译是重写，翻译是操纵，翻译是叛逆，翻译是解释，翻译是文化行为，翻译是政治行为等等，都是翻译本体的具体化，是本体的某个方面。
认知视域下翻译客体探究
从字对字翻译，意对意翻译，到动态对等，文本类类型，再到最佳关联，翻译的对象由最初的静态语言现象，到重视读者反应，到被视为跨文化交际行为，这体现着人类认知的不断发展，由对世界（客体）的认识，深入到主体的认识，再到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的认识。翻译活动随着人类认知的发展不断拓展，翻译理论也经历了由文本为中心到读者为中心，和文化的转向，认知转向。翻译的客体大概由词、意义、意义及其语用范围、意义及其文化、意义及语篇发展到概念内容及识解能力。翻译的客体发展过程也是人类认知发展的过程，受人类认知水平的决定，也是人类认知发展的结果。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的活动，各种语言有着不同的语法和特点，现有的翻译理论都是以某两种或几种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虽然语言不尽相同，但是语言背后的人类认知本能是一样的。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发展和认知科学的发展，在翻译理论呈现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局面下，认知视角为翻译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p#分页标题#e#
罗马时代的“字对字”翻译可以说是名副其实，人们用拉丁语最贴近的语法对等语替换希腊语的每一个单词。这样，罗马人阅读译文时可以把希腊原文与拉丁译文逐字对照。这与当时人们对希腊源文的崇拜、敬畏有关，也与当时的翻译范围狭窄有关。当时翻译仅仅局限于经典著作和宗教文献翻译。“字对字”的翻译方法将单个的字词作为了翻译的客体。公元前1世纪的西塞罗和公元4世纪晚期的圣哲罗姆提出了“意对意”的翻译，将“字对字”的翻译客体拓展到了意义，包括语言的风格和力量。奈达将翻译客体拓展到意义及其语用范围。奈达从语义学和语用学理论以及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理论获得启示，并借用其中的概念和术语提出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功能主义学者霍尔兹-曼塔利将翻译视为涉及文化转换的“信息传递综合体”。哈蒂姆和梅森的研究考虑到翻译的语用和意符层面，以及各类话语和话语所属不同社会的社会语言和意涵问题。认知视角下，翻译过程被视为有源语文本触发的心理场景的激活和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表现或刻画该场景的目的文本的选取。翻译的客体是概念内容和识解能力。
翻译客体的不断演化，从不同侧重点强调了翻译主体指向、认识和改造的对象某一方面，如形式、意义、文化、语篇等等。而概念内容和识解能力将这些方方面面全都涵盖起来，实现了概念内容和识解能力的译文就实现了形式、意义、文化、语篇等等方面最大程度上对源语文本的心理场景的激活。概念内容和识解能力是认知语法的两个术语，可以被借鉴到翻译理论中。概念内容由一系列的认知域组成的，识解能力是人们用不同方式描绘或构建相同场景的能力。认知学法学家兰盖克认为语法认知观必须建立在语义之上。翻译同样要建立在源言语和目的语语义的充分理解和掌握基础上。兰盖克指出意义是概念化的结果，概念化指的是心理经历的任何一个方面，包括对物质的、语言的、社会的及文化的等经历的理解。但他也强调对语义结构作完整及确定的描绘是不现实的。语言意义都是开放的，在范围上是百科全书式的，意义要依赖语境及对世界的百科知识来理解。语言的意义不是自足的或界限分明的成分。意义建立在概念化之上，建立在人类的世界知识上。意义包括语义内容及人对该语义内容的识解，而识解的方式各有不同。意义是内容和识解作用的结果。认知域给我们提供了内容，认知能力给了我们识解。一个语言表达的概念内容是由一系列的认知域提供的。认知域构成意义的基础，但它们本身却不是语言表达的意义。作为认知主体，人们可以强调不同的认知域，其结果是同样的客观事实不同的语义表达。在翻译理解原文和译文输出时，对不同认知域的强调通过识解的不同维度的侧重来实现，寻求译文最大程度上对源语文本心理场景最大的激活。
一、归化与异化：一对矛盾
在翻译理论中，归化异化是一种理论体系下的两种倾向，是一对矛盾。伴随翻译的文化转向，归化异化理论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对于这一矛盾何者为主要方面，何者为次要方面的争论愈演愈烈。
在翻译的文化论之中，归化与异化存在于整个文化系统之中。有归化就有异化，无归化就无异化可言。对一个翻译理论工作者来说，他在提出其中一种翻译倾向的时候，心中必然明白还有另一倾向的存在。孙致礼在《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中提出的12种翻译矛盾之中就有归化与异化的辩证统一［1］。
对于归化与异化，是不是用足够的论据证明其中一方更合理，更科学或更实用，就可以平息这长久的争端呢？不然。无数的理论论据和实践论据都可以说明归化与异化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里都具有实用性和合理性。用一种中立的、客观的学术眼光来审视，我们会意识到归化与异化是离不开它们的使用环境（即层次）的，离开具体语境谈论归化与异化，它们之间就不是在相同的水平线上做对比。因而是没有意义的对比。
二、归化与异化探究
1.存在文化与语言两个层次上的矛盾
在翻译研究之中，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翻译起源于具体的语言操作。离开两种语言谈翻译是空洞和荒谬的。语言的转换技巧是翻译之本，任何的理论争鸣都必须给目的语和源语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语言的操作探讨而不能从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去思考，这一研究方式又注定成果不大。
“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两种语言之外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都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的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2］。翻译存在着文化与文本双层的矛盾。在文化层面，归化异化的争论在于要不要引入异语文化，要不要如实传递异语的文化形象，要不要输入异语的思维方式。在文本层面，焦点是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来翻译，是不是硬译，是不是取文化形象而舍语言结构，是不是阻断源语文化成分等等。论证归化与异化何去何从，必须首先承认这两个层次。混淆两个层面的矛盾，翻译研究就是无的放矢。
2.坚持异化：文学翻译的文化传递功能
笔者认为，归化与异化的理论可以从微观语言和宏观文化两个层面得到恰当的定位。文化是倾向性的定位，采取归化或异化直接影响到所有翻译语言的表达方式和读者的感受。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Snell–Hornby）建议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们抛弃他们的“唯科学主义”态度，把文化(culture)而不是文本(text)作为翻译的单位(atranslationunit)，把文化研究纳入到翻译研究中来［3］。文化异化是用一种与众不同的别国的表达法，给读者一种新颖的冲击，让读者置身于奇异的文化氛围之中。简言之，异化就是让读者体验陌生，以便可以接触异国文化。归化则是通过译者的修改，抹去文本表达的源语表达方式，通过对翻译的支配，将异国的文化改头换面或祛除。文学文本是各种文化的凝结，文学是关于人的东西。本国的读者阅读本土的文学作品，可以对自己的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对于异文化的民族，阅读文本也是体验新文化的捷径。当今的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伴随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前进，各国各民族的交往不断增加。世界一体化，文化多元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在这种语境下，翻译应该为整个社会的进步服务，促进各民族了解和尊重别族文化，促进文化的交流，共存和共同繁荣。正因为如此，文学翻译在文化这个宏观层次必须坚持异化。例如中国古诗之中蕴涵的古典文化精华，在西方文化之中没有对应，就必须异化，才能保持译文的原汁原味。3.归化与异化杂合：语言操作上的翻译策略
“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不仅是不矛盾的（此处指一元存在，即不可调和。作者注）而且是互为补充的。文化移植需要多种方法和模式，应用翻译的目的论理论，对翻译中涉及的各种因素作综合分析，既可以采用异化的原则和方法，也可以采用归化的原则和方法……重要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文化意识，即意识到两种文化的异同”［4］。语言翻译应该服务于文化翻译。异化的文化翻译必须贯彻于具体的语言符号的转换之中。这是翻译的基础，是它的微观层次，它需要翻译者更多的技巧和艺术把握的分寸感。即便是为了异化而保留源语的表达方式，翻译者也不能够机械照搬照套。既要尽量保留源语文化的成分，又要让异国的读者能理解和欣赏。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在这个层面，不能严格区分异化与归化。作为语言操作方式的这两种方法，在任何的翻译之中必须得到集合，混杂和并列。一定程度上说，在语言本身讨论异化归化是没有意义的。根据李运兴的语篇翻译引论，文学语篇是一个交际的单位，功能是负责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因此从语篇的角度来说，应该异化。语篇是分层次的。决策级（strategicdecisionmakingranks）包括篇章，次篇章和句群。在此，异化是目的和归宿。操作级（operationalranks）包括大量的信息单元——句，小句，词组和词。通过对英汉翻译操作层次的对比，我们发现有不完全的对应关系。对于其中的文化成分和文化形象的翻译，作者总结出四种模式：
(1)文化直入（thego-aheadmodel）
(2)文化阻断（theblockmodel）
(3)文化诠释（theannotationmodel）
(4)文化融合（theintegrationmodel）
(5)文化归化（theadaptationmodel）［5］
实际上，这五类处理方法反映了归化与异化在微观层面的不可严格分化的关系。从许渊冲的唐诗翻译，到杨宪益夫妇的《红楼梦》英译，到杨武能的汉译《魔山》，归化异化的杂合使其读者众多，而异化的翻译策略使这些译作名垂千古。
关键词：互文性 文学翻译 理论与实践
一、互文性的涵义
互文性最早由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艺批评家朱莉娅・克丽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她认为：“每一个文本都是由对其他文本的援引而构成的镶嵌图案，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Lemke指出，互文性有两种，一种是某一文本中各种成分之间存在的指涉关系;另一种则是完全不同的文本之间的指涉关系。互文性不是简单的文字借用，而是思想的互相碰撞，它涉及到人类的历史、文化、知识、语言等各方面的交融。互文性与翻译紧密相关，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互文性活动。在这一过程中，“译者作为这一活动的主体，一方面经受着因原文文本意义的多元性而带来的‘磨难’，一方面进行着与他文本或他译者的相关模仿、关联或暗合等行为。这一多元的意向性活动在庞大的网络织体中相互作用，相互交涉，翻译也就得以在众多文本的互相指涉中完成。”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原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也是互文本，实际上，它们有着同样的作者和同样的内容，却过着“半独立的生活，因此，从译者的角度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两维文本(bi-text)，两维文本不是两份文本，而是具有两维性质的独立语篇，每一维度是一种语言。
互文性是指，一个文本需要依赖其它文本而存在、而产生意义；文本与文本之间形成了网络式的关系：它们“一前一后、紧密相随，相互衍生，相互暗指，相互包含”。Hatim&Mason对互文性进行了分类研究，认为所有的互文本都可以从以下这些类别中找到同其它文本之间的关联：
1.参照(reference)。当文本作者通过标明引文的标题和章节等方式来显示引文的来源时即为参照。2.陈词滥调(cliché)。当文本作者运用由于过多使用而变得几乎没有意义的固定词组时即为陈词滥调。3.文学暗指(literary allusion)。当文本作者引用或指涉某一部名著时即为文学暗指。4.自我引用(self-quotation)。将自己所说的话从甲文本中搬到乙文本中即为自我引用。5.套语(conventionalism)。即由于不断重复使用而变得不知出处或者形成习惯的表达法。6.习语(proverb)。即言简意赅、妇孺皆知的格言妙语。
二、互文性与翻译理论的关系
从理论上看，翻译同源语文本和目的语中的其它文本之间同样具有互文性。
首先，作为译文的文本，正如巴赫金在其作品中所强调的，具备不同文本之间的“对话”性。巴赫金认为，由于一个文本总是给先前的文本提供答案，同时也为后续文本提出问题，因此，一个文本总是被迫同其它文本发生着互文性的联系。克里斯蒂娃也认为，任何文本都是一系列文本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它是在对其他文本的回应、吸收和转化中生成的。
其次，译文同文本一样，都可以被看作是言谈(utterances)。只有当我们考虑到该言谈在具体情景中的运用，理解到其内在的规约和法则，能够辩明它如何嵌入到某一特定文化和观念形态中，且尤其重要的是，知道该言谈与过去的什么内容相关时，言谈才真正地具有了意义。而这里所说的言谈同具体的情景、言谈同言谈内部的规约和法则、言谈同特定的文化和观念形态以及言谈同过去的内容之间的关系等都是互文性关系的具体体现。
再次，在对翻译进行研究时，我们经常谈论各种形式的对等，如形式对等、动态对等、交际对等、功能对等、语用对等等。从表面上看，翻译研究者们是从语言、功能等各个层面上去努力寻求各种对等，但归根结蒂，他们是在从这些层面上去寻求源语文本同目的语文本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相关性，亦即互文性。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翻译所涉及到的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之间互文性的程度越高，目的语文本同源语文本对等的程度也就越高，反之也就越低。
三、互文性与翻译实践的关系
从实践的角度看，互文性同我们所从事的翻译实践紧密相连。了解文本之间具有互文性既可以让翻译者在翻译之前采取一些相应措施，以便为翻译作好充分准备；也可以让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更加有效地处理好源语文本同其它文本之间互指互涉的关系。然而，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一方面有利于翻译实践，使得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能够查找可资借鉴、左证和参考的数据。
另外，互文性的另一个重要模式是模仿。有些文本通篇都是特意旨在模仿其它文本的，比如模仿其它作品或者采用仿拟中的仿词、仿句、仿调等修辞手法等。还有一种情况是，同一个文本中的不同部分也可以有意模仿不同文本或者语类。。另一方面，也往往正是文本间的互文性给翻译者在文化素质等许多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给翻译实践带来了诸多困难。如果源语文本在文体风格方面具有独创性，那么，只要条件允许，恰当的做法是，在目的语当中生成一种同源语文本一样具有独创性的目的语文本。因为其中的主题和主题内容比文体风格更为重要。
四、结语
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它要求翻译者既要忠实于源语文本的语言特征、文体特征和具体内容，又要顺应目的语文本的语言习惯、文体标准、书面规范和文本规约。由于翻译的文本具有最为错综复杂的互文性。将翻译同互文性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可以大大拓宽我们的视野，加深对翻译理论的研究。
参考文献:
[1]Thibault, P. J. 1998. “Intertextuality”. In Mey, J. L. (ed.) 1998.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Pragmatics (pp.401-404) [E]. Oxford: Elsevier Science Ltd.
[2]Hatim, B. and Mason, I. 2001.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M]. London: Longman.
【关键词】《翻译学归结论》；文化派翻译观；翻译文化转向；“趋同”；“逼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 (2012)02-0045-02
翻译本身不仅涉及语言问题，也涉及文化问题。所以翻译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译者不仅要了解外国的文化，还要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1］ (p1)赵彦春教授以过去的翻译研究为背景，系统思辨和证伪了文化派及相关理论，并从对文化派翻译观的系统思辨，翻译学归结主义方法，翻译学归结论中的关联原则，翻译学归结论的语篇参数以及翻译学归结论的形意张力参数五方面向我们阐释了翻译学理论范式的转变。
赵教授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万物的本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为一，为本，为体；有为多，为末，为用。“无”体现的是一种普遍性而“有”体现的是一种多元化。这就正为翻译学归结论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Reductionism leads translation back from the diversity of its phenomenon to the universality of its essence. 这就从哲学高度奠定了翻译学归结论的理论基础，与文化派的泛泛而谈有很大区别。
《翻译归结论》一书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对文化学派翻译理论的系统质疑，囊括了从多元系统、操控理论、规范理论到女性主义批评等后殖民流派。作者从翻译的本质属性出发，指出其中的偏颇，对翻译研究过度扩张加以批评。第二章阐述并论证了翻译学归结主义方法。第三章说明翻译学归结论中的关联原则。在当今众多理论中,赵教授发现关联原则和趋同原则与翻译有着很好的契合，可以有效地解释翻译现象，指导翻译活动，而且可以帮助奠定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基础。第四章提出翻译学归结论的语篇参数，阐述了关联原则指导下自下而上的成篇过程。最后一章是翻译学归结论的形意张力参数，着重论述语言形意之间的张力，并根据趋同原则要求译文最大程度地向原文映现。［2］
纵观二十世纪的翻译学研究，可谓流派纷呈、百花齐放，各学派之间前后相继，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影响，这使得翻译学在最近的几十年时间里获得了蓬勃发展，越发确立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翻译的文化转向，作为近年分贝最高的译学理论，首先由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于1990年明确提出。文化转向的翻译观给长期以来被语言学束缚的翻译学带来新的视野和突破。1990年芭斯奈特和勒斐维尔（Bassnett & Lefevere）在其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正式喊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这一口号，应者如潮。翻译的文化转向是在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思潮和运动风起云涌的文化语境中发生的，自然而然就产生了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主义翻译理论。以芭斯奈特和勒费弗尔为代表的文化学派将翻译的重心从语言层面转到了文化层面，并逐渐形成了强调翻译的本质即是“文化翻译”的“翻译文化转向”文化学派的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发展新空间的同时，过分强调文本外因素对翻译的制约作用，试图否定传统翻译观和方法论，形成了对翻译本体论的消解。［3］以芭丝奈特（Bassnett）和勒斐维尔（Lefevere）为首的文化派强调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甚至把这写些制约因素看作了翻译的本质。他们对权利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主流诗学等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试图以此否定传统的翻译观、翻译方法和翻译成果。霍姆斯在《翻译学的名与实》一文中指出了翻译学科的宗旨：“翻译学有两个目标，一是描写从我们的经验世界里表现出来的有关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各种现象，二是确立一些普遍的原理，以描写和预测上述现象。”［4］(p16)赵教授指出，文化派在文化的大语境下考察翻译行为，其出发点是对的，因为文化中蕴藏着驱动和制约翻译的本质性的东西。但是他们没能做到客观、全面的描述。
赵教授在书中明确指出，以翻译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派走的是一条现象描写的道路，更由于它受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慢慢走向了否定翻译学基础体系的极端。文化派的翻译观就是“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为了确立文化派的翻译观，文化派就必须破除的两大障碍就是“忠实”和“对等”。在芭丝奈特和勒斐维尔看来，哲罗姆模式正是“忠实”、“对等”的典型模式，所以是必须“证伪”的。［4］(p50)而在赵教授看来，芭丝奈特和勒斐维尔误读了哲罗姆模式，因为他们把该模式误解为“硬译”、“死译”而非直译、意译相结合的模式了。哲罗姆模式的实质其实是直译和意译相结合。在谈到直译和意译时，人们常常用英文词语literal translation和free translation,此时人们关心的是语言层面的技术处理问题，即如何在保持原语形式的同时，不让其意义失真；而意译则认为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当形式成为翻译的障碍时，就要采取意译。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在中国的翻译史上，赞成直译和意译的均有人在，初期佛典翻译中的文质说，唐代玄奘的“求真”与“喻俗”，近代有严复的“信达雅”及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与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等，都是从直译和意译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原则。 “文化派”在强调以前被忽略的问题之时,确实有矫枉过正之嫌。描写翻译学的初衷是对现成译本予以描写，“它的目的不在于制定规范,不在于判断译文和原文是否对等，而在于分析译文的特点，找出译者所遵循的规范”。它们的研究本应该是像他们最初宣称的那样“不作价值判断”，而事实上，他们对翻译标准“忠实”、“对等”的否定就是价值判断。我们在承认现实文本中存在有大量不忠实的文本的同时，完全没必要否定在应用翻译学层次上的“忠实”之翻译伦理规范。我们在实际翻译过程和翻译教学中，还是应力求做到赵彦春教授所主张的“趋同”或“逼近”。“忠实”还是翻译实践中应该遵循的伦理道德，这是应用翻译学对作为一个社会行为——翻译行为的规范,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必须在语言层面上对翻译行为进行规范，这是应用翻译学的任务。至于探求因文化因素，在规范之下而出现的“不规范”或无法做到“规范”的行为结果，则是描写翻译学研究的课题。我们认为，健全的翻译研究必须既有描写也应有规范，这样才能达到理论的最高境界——解释性。
参考文献
［1］ 王佐良. 翻译中的文化比较［C］//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2］ 丛滋杭. 归结论与翻译学: 简评《翻译学归结论》［J］. 外语研究, 2006, (4).
［3］ 姜艳. 论翻译的文化转向对翻译本体论的消解. ［J］. 上海翻译, 2006, (3).
如何翻译中文医学论文成都军区总医院图书馆(610083)蒋吉清随着对外科技交流合作的扩大，我国的医务工作者参加国际学术性会议或在相应的国外刊物上的机会越来越多，这就要求必须用外语，特别是用英语进行写作或翻译。但对于许多医务工作者来说，论文的写作或翻译难以达到比较标准的水平，甚至还存在一些原则性错误。这些问题无疑会影响学术交流与合作.本文仅就如何翻译中文医学论文进行探讨，以帮助一些医务工作者提高英语应用能力和译文质量。
1.准确理解原文这是翻译论文的前提。特别译者在为他人翻译论文时，对原文理解得准确与否则关系重大。如果原文句子结构松散，语法关系不明确，或者在有语病的情况下，译者就必须反复推敲。唯有准确理解原文，才能准确表达原意.
2.弄清语法关系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弄清楚句子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语法关系。对于长句则要泛读并了解句子大意，然后分析句子类型，再确定主语、谓语、宾语及句子的其它成分，最终组成一个意思明确、层次清楚的完整句子。
3.正确选词医学论文虽不比文学作品讲究人物个性、语言形象、艺术风格而对翻译提出较高医学情报工作1997年第18卷第6期标准，但其科学性、严肃性要求翻译准确无误;而且医学英语具有词汇量大、同义词多等特点，这一切决定了医学论文中译英正确选词的重要性。英语词汇意义在汉语里的对应程度有以下四种情况。一是英语中有些词所表示的意义在汉语中可以找到完全对应的词来表达，例如:tubereulosis(结核病)、geneties(遗传学)、isotope(同位素)、endoseope(内窥镜)等。二是英语中有些词与汉语中有些词在词义上只是部分对应，它们在意义上概括的范围有广狭之分，例如:phreatiewater和groundwater在词义上都可以指“地下水”;，但具体使用时，phreatiewater一般是指饱水带上部自由水面条件下的地下水(潜水);而groundwater则泛指地面以下的水，以区别于surfaeewater(地表水)。三是英语中有些词所表示的意义在汉语中还找不到最后确定的对应词来表示。这些词是近年来医学上出现的新词，翻译时就需要查考参照一些近期出版的医学词典，有时还需根据构词法的知识来加以确定。四是英语中有许多词一词多义，其表示的各个意义分别与汉语中几个不同的词或词组对应。多义词的具体意义，只有联系上下文才能确定，例如subject这个词一般的汉语词义为“题目”;、“问题”;、“学科”;、“科目”;、“原因”;、“理由”;、“隶属的”;、“受支配的”;，其它的词义还有“受治疗者”;、“受实验者”;、“实验材料”;、“解剖用的尸体”;等。反之，汉语中“出血”;一词，最常用的英语名词是“bleeding”;，实际上还可用hemorrhage或blood1055。
4.勺子各成分的排列组合限于篇幅，这里仅对汉语复合句的英译逻辑顺序作一介绍。汉语中表示因果关系或条件(假设)十结果的复合句一般是“因”;在前，“果”;在后，或条件(假设)在前，结果在后。而在英语中因果顺序、条件(假设)与结果顺序比较灵活，表示原因的从句和条件(假设)的从句的位置可以在主句之前，也可以在主句之后。例如:
一、功能翻译理论
功能翻译理论主要包括凯瑟林娜•赖斯（KatharinaReiss）的文本功能类型学（texttypology）、汉斯•威密尔（HansVermeer）的目的论（skopotheorie）和贾斯塔•赫兹•曼塔利（JustaHolzManttari）的翻译行为理论（translationalaction）。文本类型学理论将文本分为三大类：信息类、表情类和操作类，根据文本类型的不同，可以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信息类文本采取直白的语言，表情类文本注重传达原文的形式，操作类文本注重言后效果，唤起读者的反映。目的论认为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过程，译者应该根据翻译的目的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决定翻译目的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预期的读者。翻译的原则分别为目的规则（skoposrule）、连贯规则（intratextualruleorcoherencerule）和忠实规则（intertextualruleorfidelityrule），目的原则是首要的，其他原则则从属于目的原则。翻译行为理论强调翻译要求（translationbrief），认为翻译是翻译发起人、译者、原文本作者、译语读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交际行为。功能翻译理论将翻译的交际目的纳入考虑范围，不再将源语文本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实现了翻译的文化转向。除此之外，传统的翻译等值标准也受到了挑战，功能翻译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批评标准，即适当性（adequacy），实现了翻译批评的动态标准。
二、儿童文学翻译的特殊性
儿童文学翻译是文学翻译的一个分支，学界对于儿童文学并未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可以肯定的是儿童文学是以儿童作为目标读者，适用于六岁到十二岁的儿童阅读。这一阶段的儿童，世界观和价值观处于萌芽时期，对于阅读一般有着自己的认知和期待。儿童文学的语体要求其语言不但要富有意义，而且要听起来悦耳，读起来愉快顺畅。訛譹因此，儿童文学可以归类为表情性文本，兼具操作功能，具有审美价值和教育价值。在功能翻译理论的指导下，译者应该以目的语读者儿童的反应为最高目标，选择适合儿童阅读的语言，必要时可以牺牲对源语文本的忠实，但也不能一味地为追求可读性而丧失源语文本的审美价值，译者应在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之间权衡，创造出一种适当的译语文本。
三、儿童文学翻译策略
儿童文学翻译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儿童童趣的一种再创造。任溶溶是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曾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和中国译协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本文以任先生2006年翻译的译本为例，具备一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同时从词汇、句法、语音层面入手，分析儿童文学翻译所应采取的策略。儿童的语言正处于学习和发展的初步阶段，与成人相比，词汇量比较有限。在翻译过程中，应注意儿童的语言接受能力和水平，如果使用过长、过难或者过于生僻的词语，势必会对儿童造成阅读障碍，使得儿童丧失继续读下去的兴趣，无法引起儿童心灵的共鸣。即使译文再精彩，却超越了儿童的接受能力，这样的译文也不能算是成功的。在此句译文中，任溶溶将kissed巧妙地译成“亲亲”，符合儿童的认知，同时使用叠词，既朗朗上口，又充满童趣。如果译成吻，则显得文绉绉，不符合儿童的表达习惯。
原文：Oneofthepigsisrunt．译文：有一只小猪是落脚猪。Runt在字典中的意思是小家畜，任溶溶将之译为“落脚猪”，落脚猪是上海方言，是指母猪诞下的小猪中的最后一个，通常这只猪又瘦又小，各方面状况都差强人意，这样的翻译是符合原文的。然而，落脚猪毕竟是上海方言，只局限于部分人的语言认识中，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比较陌生，更何况语言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儿童。同时，这一情节对于后来威尔伯和夏洛的故事发展至关重要，如果儿童对于这个原因不懂，则很难理解后面的故事。鉴于此，笔者认为，此句译成为“有一只小猪又瘦又小”会更符合儿童的阅读认知。英汉语言分属不同的语系，有着不同的句法特征。英语呈树状结构，单词或词组靠语法标记链接，逻辑关系严密。而汉语呈竹状结构，一节一节地累积起来，可长可短，靠语义连接，自由度较大。在儿童文学翻译中，尤其要注意将译语应符合目的语表达习惯，这是基本要求。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英语中出现的复杂长句，汉译时应注意简化，这样儿童在阅读时才不会觉得拗口。原文：Forasecondyouseemedtobefallingtothebarnfloorfarbelow,butthensuddenlytheropewouldbegintocatchyou,andyouwouldsailthroughthebarndoorgoingamileaminute,withthewindwhistlinginyoureyesandearsandhair.译文：你仿佛一下子要掉落到下面离得很远的谷仓地板上去，可绳索猛地把你拽住，你以一分钟一英里的速度飞出谷仓门，风在你的眼睛、耳朵和头发间呼啸。在原文中，使用了but、and作为连接词，with、in引导的介词短语，tobefalling这样的短语，将分散的词组或短语连接成了句子，且具有连贯的意义。在翻译成汉语时，如果直译，则意义分散且语句不连贯，对于儿童来说，也难以理解。而任溶溶的译文将原句切分成小的语义单元，按照汉语的语言表达习惯进行重组和重构，主谓语交代得非常清楚，并且顺序正确，有利于儿童的持续阅读。《夏洛的网》是一部儿童文学著作，语言的生动形象是儿童文学的基本要素，可以唤起儿童的阅读兴趣。由于英汉语言习惯的不同，在进行细节的描写时势必会造成部分缺失，导致源语趣味性的减少。在汉语中，象声词和叠词的使用是一种特色，具有韵律感，加之以语气词的使用，在语音层面无疑会增加译文的可读性和趣味性，符合儿童的阅读心理和阅读习惯。原文：Hewalkedtothetroughandtookalongdrinkofslops,suckinginthemilkhungrilyandchewingthepopover.译文：它走到食槽旁边，稀里哗啦地吃了半天，贪馋地吸牛奶嚼蓬松饼。
在原文中，作者使用了tookalongdrink来描写威尔伯吃食物时的馋态，在翻译时，任溶溶使用了稀里哗啦这样的象声词，通过声音的传递，使威尔伯的形象跃然纸上，有利于吸引儿童读者。原文：Rainfellinthebarnyardandranincrookedcoursesdownintothelanewherethistlesandpigweedgrew…译文：雨水落到谷仓院子里，弯弯曲曲地一道一道流进长着蓟草和藜草的小路……叠词指两个音、形、义完全相同的词重叠使用，增加语言的生动性与形象性。原文中ranincrookedcourses描写了雨水落下时的状态，译成汉语时，任溶溶使用了“弯弯曲曲地一道一道”这样的叠词，读起来朗朗上口，又充满趣味性，生动地传递了雨水的形态，可以获得与原文近似的效果。
关键词：对外宣传 外宣翻译 文学翻译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各个领域的对外交流和文化传播日趋频繁。加强对外宣传成为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强有力的渠道和工具。我国外宣工作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外宣翻译，就是“把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从中文翻译成外文， 通过图书、期刊、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以及国际会议， 对外发表和传播”。（黄友义，2004）外宣翻译作为应用翻译的一个领域经常与文学翻译相提并论，从而忽略了其独特性，包括翻译对象、目的、标准和翻译策略等方面的诸多差异。鉴于此，有必要对外宣翻译和文学翻译的区别进行梳理，以期加强翻译工作者对外宣翻译的认识、提高其翻译质量并提升对外宣传的效果，本文从三方面来论述二者的区别。
二、区别之一：翻译对象和目的
对外宣传是一种国际信息传播活动，以外国受众为宣传对象，其翻译内容则包括“政治经济、国防科技、文化教育等发展状况的对外介绍、各级政府的相关政策公告及对外交流活动的信息通告； 或各地市政建设宣传、招商引资与旅游宣传、各种国际性活动及行业展览活动宣传； 或公司与乡镇企业的对外宣传及产品介绍等等”。（曾利沙，2007）由此可见外宣翻译文本有政府文件、告示、宣传、产品介绍等，（徐建国，2009）外宣翻译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以客观事实为主的信息，在类型上属于应用型翻译的范畴。虽然外宣翻译也需遵从翻译的一般标准，但翻译的信息基本属于“知识性、逻辑性信息，其特点是它具有精确性和确定性”。（刘雅峰，2010：24）这一特性决定了外宣翻译对准确和严谨的要求。相比之下，文学翻译以文学文本，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为对象，对“原作中包含的社会生活映象（一定的艺术意境）进行认识和反映的过程”，也就是“一种用艺术形象认识和反映现实的形式。（张今，1987：15）由于文学作品自身的艺术性特质，使得文学翻译具有了艺术性、形象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
外宣翻译作为对外宣传的重要手段，目的是向世界推介中国的形象，传播有关中国的信息，宣传中国的文化和对国际事务的观点和态度，其目的性非常明确： 让中国走向世界， 让世界了解中国。因对外宣传的领域众多，侧重点各有所异，如政治外宣强调宣传国家政策和对国际事务立场，旅游外宣旨在吸引海外游客， 提高经济效益等。简言之， 对外宣传翻译目的就是获得最佳社会效应。（周锰珍，曾利沙，2006）而文学翻译的目的从艺术创造的角度来看是真实生动再现原文中的社会映像，传递原文作者抒发的感情，诉之于人的心灵，去“影响人们的理智、感情和意志， 引导人们认识生活的规律性，使人们受到教育，得到美的享受”。（张今，1987：15）从新世纪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说，文学翻译将本国或他国的文化精华传递给彼此，担当着传播文化、促进文化融合的使者。
三、区别之二：翻译标准和要求
因为外宣翻译和文学翻译的对象和目的各有侧重，判断其译文的标准也就不能一概而论。古今中外对翻译标准和原则虽表述各异，但都体现出一些共性：如都主张忠实原文、译文通畅和语言规范等。外宣翻译虽与文学翻译的标准有共通之处，达到标准的具体要求却不尽相同。首先外宣翻译语言使用要严谨、简洁，避免产生歧义和误解，因此外宣翻译很少使用带强烈感彩和形象的语言手段或词汇，以免行文虚饰浮夸；其次由于对外宣传的传播性质，外宣翻译要注重交际效果，考虑受众反应，要充分考虑到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对译语读者的影响；此外，外宣翻译要体现时代性和政治性，需要及时跟上时代步伐，对于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词语的翻译不仅要体现时代感，还要贴近受众的思维习惯；同时外宣翻译的内容很多涉及国家立场、政策，译者要具有敏感的政治意识以维护国家的形象和政治、经济利益等。
就文学翻译的标准而言，在中国最著名的莫过于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以及后来较为人所知的傅雷提出的“神似”和钱锺书提出的“化境”说。尽管各家翻译标准表述不一，但都强调对原文的忠实和风格文体的统一。刘重德就曾将严复的“信、达、雅”改为“信、达、切”，因为“并非所有的翻译都能做到雅，原文的风格需要得到完全的再现”。（刘重德，1995：26）“切”在他看来就是要与原文风格吻合。因为文学翻译具有语言艺术美学的特征，不仅要译意， 还更要传情，传达原文的审美功能和艺术感染力。文学翻译要达到“神似”、“化境”，保持原作的风味，对译者的素质修养和文学造诣提出很高的要求，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少不了译者的艺术审美和主观创造，再现原作的艺术性和神韵是文学翻译应该把握的关键。
四、区别之三：翻译策略和手段
外宣翻译是从中文稿译成外文，由此出现的问题是宣传稿往往内外不分，反映到宣传用语上常常表现为用词华丽、行文冗长、 喜用公式性套语，有夸大煽情的倾向，这对国内的受众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西方话语推崇表面上看似平白无华、质朴自然， 实则精心构筑的修辞文本， 倾向于使用质朴自然、无雕饰、不造作、有真情实感、在平实中显生动、重客观表述事实和传递具体信息的文字……不提倡文字表达中过分张扬、空洞无物、重复堆砌”。（陈小蔚，2007）根据“外宣三贴近”原则（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黄友义，2004）外宣翻译不是逐字逐句机械地把中文转化为外文，而是要考虑读者的需求、实行“内外有别”，在中文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加工，包括增删、改写、编译等，以求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有学者针对外宣翻译目的提出了相应翻译策略――经济简明原则和信息突出原则，（周锰珍，曾利沙，2006）前者指用尽可能少的文字传达相应的信息量，让受众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获取最明快流畅的信息；后者则是指为了实现最佳效应这一目的， 根据不同海外受众群体的特殊需求、兴趣和接受心理，对不同类型宣传资料中具有关联性信息的文字进行有理据的操作性调节， 予以相应的突出，非关联性信息则被弱化或虚化。以下以一例说明：
具有三千多年建城史的北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奥运会如在这里举行，将使东西方文化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度中交融。一个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蓬勃发展的新北京，将以古典与现代合璧的姿态，把自己悠远深厚的文化底蕴，兼容并蓄的宽广胸怀，谦和礼貌的公德素养，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展现给全世界，为世界奉献一届与众不同的新奥运，为奥林匹克运动在新世纪发展带来新的动力，促使这一运动真正成为跨文化、跨民族、跨国度的世界性文化体系。
Beijing， with more than 3，000 years of history as a city， is a mode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f the Olympiad is held here，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will have a chance to integrate. Beijing， with its new prosperous look as a result of the country’s reform and opening-up drive， will present the world with a unique Olympiad so that the event can truly become a global culture transcending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衡孝军，2011：149）.
在上例中，相比较汉语文本，英译文对原文的一些信息进行了删减，把握国外受众的文化心理特征，省译了那些渲染情感的修饰语和价值度低的信息，突出了价值度高的关联性信息。外宣文本共性特征表现在侧重于传递以客观事实为主的信息，注重对外宣传的社会效应， 而文字符号所荷载的美学意义或个性特征则往往处于从属地位。（徐建国，2009）为实现更好的外宣效果，适当的“译前处理”显得很有必要，对原文进行语言本身方面的处理， 包括风格、文体、篇章等。（李欣，2001）由上所见，在外宣翻译中，不能完全实践“信”或忠实原则，翻译要灵活变通，不能和原文亦步亦趋。从语言内容和形式上来看，外宣翻译更适宜“归化”的倾向。
当代中国文学翻译界争论最多的就是“异化”和“归化”策略。纵观一百多年的中国文学翻译史， 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调。（周福娟，2005）比如在上世纪30年代末，傅东华翻译的美国小说《飘》为了迎合当时读者的趣味大量使用归化法，对英文小说中的地名、人名和对话进行汉化，甚至对一些段落进行了删节。而近三十年来，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归化策略，认为“归化”要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不能导致文化失真，如果文学翻译出现“文化误读， 那文化交流的质量就会打折扣， 更重要的是， 就翻译界已取得的共识而言， 文学翻译就是应该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作”。（周福娟，2005）也就是说，文学翻译要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作读者大致相同的审美体验，因此文学翻译要再现原作的艺术感染力和风格，使内容和形式浑然一体，传达出原文的精神，达到形神兼备的效果。对原作进行改写、编辑甚至加工在当代文学翻译领域是不可取的方法，“忠实”原则依然是文学翻译秉持的方针。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21世纪，不同的文化在碰撞冲突中逐渐融合。中国文学要“走出去”使得担当重要文化交流媒介之一的文学翻译被提上重要的位置。同时随着文化霸权主义的日渐落没和中国经济文化地位的崛起，中国文学和文化开始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有了这一前提和认识，在中译外文学翻译中，一些文学翻译家和学者如孙致礼（2002）、范建华（2004）等主张 “异化”翻译策略应成为新世纪文学翻译的趋势。
五、结语
外宣翻译因其翻译对象和目的的特殊性，翻译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对译员的要求以及处理原语的策略手段都和文学翻译诸方面体现出了较大的差别。对外宣传翻译的质量直接影响对外宣传的效果，如果直接套用文学翻译的标准和方法，产生的译文必然不够理想，不能为外国受众更好地接受，也达不到预期的宣传目标。通过对这两种不同文体翻译类型的对比，有助于进一步明晰外宣翻译的性质和特点，从而为指导其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基金项目：本文是上海市重点课程建设项目《中级英语口译》和上海理工大学核心课程建设项目《中级英语口笔译》的项目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陈小蔚.外宣翻译中“认同”的建立[J].中国翻译，2007（1）：62-65.
[2] 范建华.论新世纪文学翻译的基本策略[J].苏州大学学报，2004（4）：82-85.
[3] 衡孝军.对外宣传翻译理论与实践――北京市外宣用语现状调查与规范[M].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
[4] 黄友义.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J].中国翻译，2004（6）：27-28.
[5] 李欣.外宣翻译中的“译前处理”――天津电视台国际部《中国・天津》的个案分析[J].上海科技翻译，2001（1）：18-22.
[6] 刘雅峰.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外宣翻译过程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0.
[7] 刘重德.文学翻译十讲[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
[8] 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1）：40-44.
[9] 徐建国.外宣翻译的名与实――20 世纪90 年代以后研究述评[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9（2）：93-96.
[10] 张今.文学翻译原理[M].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
[11] 曾利沙.从对外宣传翻译原则范畴化看语用翻译系统理论建构[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7）：44-46.
[12] 周福娟.中国文学翻译之管窥[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5）：19-24.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