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发展中国家 对外贸易
经济全球化，是指资本、信息、技术、劳动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配置、重组的过程，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使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相互融合、相互依赖、相互竞争和制约的趋势。在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21世纪，在全球化影响下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面临的挑战将不可避免。因此，应及时把握迈向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调整其经济发展战略，采取符合国情的应对措施，促进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其对外贸易的发展趋势
(一)发展中国家进出口增速快于全球平均水平，也高于自身的经济增长水平
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曾急剧下降，商品出口额的年均增长率不到2％。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加深，进出口增速明显加快，一是自身的出口增速高于进口增速，二是其进出口增速均高于世界贸易的平均扩张速度，在世界货物贸易中所占份额明显提高。
(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良莠不齐，发展情况很不平衡
由于发展中国家不是一个均质的群体，不仅国家或地区的数目众多，而且在人口密度、自然资源状况、工业发展水平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方面参差不齐，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造成各地区贸易发展状况很不平衡，少数国家占据了本地区对外贸易的绝大比例。
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在提高，但最不发达国家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却从50年代的3％下降到80年代初的约0.5％。
(三)发展中国家出口构成的变化成为支持贸易增长的主要因素
贸易结构状况是影响贸易增长的重要因素。许多研究所表明，发展中国家不同群体的贸易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贸易结构，即它们的出口主要是制成品，还是初级产品和食品。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出口状况有所改善，这主要归因于制成品贸易的增长，如高科技产品及低技能密集型产品，出口收入的80％来自制成品，其制成品出口在世界制成品出口中的份额上升，
(四)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发展滞后
服务业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部分。与货物贸易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就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服务贸易结构的变化与世界服务贸易结构的变化基本一致，但总体看，其服务贸易主要依靠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业，而具备广阔前景的新兴服务贸易主要被发达国家占据。
二、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带来的机遇
发展中国家利用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使贸易投资自由化。获得过去难以得到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资本、市场、资源和其他有利条件，实现经济“赶超梦想”。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分工大发展、产业大转移、资本大流动和技术大外溢，对于弥补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缺口，实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整个经济起飞都是非常有利的。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吸引外资的条件和机会，吸引外资规模的扩大无疑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短缺问题。通过吸引外商投资，营造开放的竞争环境，国内企业在学习和借鉴中增强了竞争实力。同时，通过开展跨国经营，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发展壮大。
第二，经济全球化带动了世界范围内经济与技术开发区以及保税区和自由贸易区等多种形式自由经济区的发展。各类经济区达230多个，遍及世界70多个国家，且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不仅成为吸引外资的“载体”，而且对解决这些国家的就业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三，经济全球化使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深化。步伐加大。既要继续引进发达国家技术比较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增加国内就业，扩大出口，完成工业化进程：又要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会，加大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学习，发展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特别要在某些关键环节上占据优势地位，抢占未来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加速国内现代化进程。
第四，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逐渐增强。跨国公司是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也是跨国投资的主要载体。但发展中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很少。在经济全球化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有些跨国公司发展甚为迅速，已从贸易活动深入到国际生产领域和高科技领域，并开始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向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提出了挑战。
(二)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带来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柄“双刃剑”，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除了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边缘化”地位。他们面临的更多的是挑战和风险。
第一，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随着全球贸易和全球生产体系的迅速发展以及跨国公司及其资本的不断扩张，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冲击。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不断增大。
第二，经济全球化下的金融全球化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冲击。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体制不完善和金融监管能力不强的情况下盲目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放松金融管制，削弱了政府宏观金融调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凸现，对其金融市场造成不小的冲击。
第三，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时，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尴尬的局面。一方面。他们要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却被发达国家指责为破坏环境的对象。实际上，发达国家已经超越了工业化发展阶段，应对已形成的环境污染结果负责。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将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以及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三、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政策选择
在充分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之后，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为重要的问题是：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各国又该如何做出自己的战略选择。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挑战，作为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相应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快国内制度的改革和建设，提升国际分工地位，优化产业和贸易结构
无论是在经济全球化中逐利，还是为最终推动整体经济发展，制度改革都是必要的。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制度变革的方向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法律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等。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整体处于劣势，故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安排，显然不适合处于变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内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竞争优势的概念不仅由企业竞争力体现，而且涉及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是需要动员各个领域的力量才能完成的行为，必须有政府有关部门的组织和配合。政府必须从宏观上对如何发挥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进行研究。制定政策，并加以规划和指导。
(二)树立全球化发展战略，积极培育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也是国际竞争重要的组织形式。所以，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迫切任务之一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引导和扶持有竞争力的企业组建大型跨国公司。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开展竞争。通过培育和壮大本国的跨国公司，以全世界为市场来安排投资、开发、生产、销售，并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以获取全球化的最大利益。经过跨国公司的国外直接投资行为，把对国内市场的消极保护转变为对全球市场的积极参与，并据此分享经济全球化中国际分工专业化、精细化所带来的利益。
(三)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走科技创新之路，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
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国际生产关系中仍占主导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极不利的位置。发达国家利用其垄断优势，提高工业制成品价格，压低初级产品价格。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为改善贸易条件，实现科技进步：首先，发展中国家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减少科技进步的成本。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因为落后而具有的优势。发展中国家应该重视利用后发优势。合理引进技术、利用外资来实现跳远式的发展，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其次，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系列挑战，发展中国家只有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效益，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不仅要做到将外贸增长方式从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还要充分发挥固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和发掘动态的竞争优势。
[关键词]经济增速发达经济体债务货币政策效应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3）01-0048-04
从2012年全球经济形势的基本走势看，复苏之路布满了阴霾，增速下行风险大于复苏动力，以发达经济体债务与财政为主要特征的危机层出不穷，导致全球经济前景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和危险性。 一、2012年全球经济增速呈下行态势 2012年全球经济的风险和负面因素主要有：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增速明显乏力，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停滞日渐明显，从而使全球经济增速下行风险扩大；发达经济体债务与财政危机继续深化和蔓延，不仅欧债危机依然困扰着欧洲和影响着全球经济的稳定，而且美国“财政悬崖”的浮出水面使全球经济平添了一层风险；全球经济又一次面临着衰退的可能性，充满了风险与不确定性。
基于上述风险因素，有关国际金融机构一方面纷纷下调对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一方面不断发出全球经济增速下行的预警。依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2011年12月的早期预测，2012年全球经济将有2.6%的增长率，但事与愿违，经历一年的坎坷后，受欧债危机加剧和各经济体增速减缓影响，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为此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不断下调了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2012年6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2012年中期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将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2.5%，尔后9月的《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又下调至2_3%，既低于2010年全球经济开始复苏的4%，也低于2011年的2.8%。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最新的《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显示：从美国经济基本面分析，虽然预计201 2年美国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1.3%，但与其期望值相差甚远，如果一旦坠入“财政悬崖”，恐怕2013年的经济增速还不及2012年，甚至如果经济形势出现进一步恶化， “滞胀”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从欧元区经济和债务危机的现实状况看，深陷债务危机的欧元区依旧徘徊在衰退的边缘，估计2012年的经济将萎缩1.6%，欧元区仍是全球经济面对的最大风险，未来一段时期一旦欧元债务危机进一步深化或出现新的变故，极有可能引发新一轮以债务与财政为形式的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将在所难免。由于日本经济复苏重现疲软态势，估计2012年日本经济增速也只有2.2%，与前期期望值的2.4%有一定的距离。另外，虽然看似在灾后重建和量化宽松政策的刺激下目前日本经济有所修复，但受发达经济体经济普遍低迷的影响，日本经济则难以独善其身，甚至今后也有可能随着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一同陷入经济“滞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受内外因素的拖累和影响，2012年经济增速也相应减缓，并出现了下滑惯性的迹象。在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和内部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的情况下，2012年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平均经济增速将放缓至3。6%，远远低于201 1年的6.1%。因此，各经济体增速的集体下滑，自然导致了2012年全球经济整体增速下行态势的形成，使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
当然，目前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对2012年全球经济的预测还不算是最终的结论。最终数据有可能会被不断修正和改写，但无论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往上调还是下调，2012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行态势已经形成。发达经济体的债务风险
到2012年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已攀升至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不仅阻碍着发达经济体经济的复苏，成为危及全球经济的头等风险要素，也是2012年世界各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IMF近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目前欧元区的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爱尔兰等国，以及美国和日本的公共债务水平均已超过GDP的100%。因此，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危机已成为当前全球经济首当其冲的风险，随时有可能成为引爆全球性新一轮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的导火索，尤其是欧、美、日债务与财政危机的进一步加剧，导致2012年市场恐慌情绪持续升温。
2012年以来，欧债危机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反而继续深度恶化，依然是阻碍全球经济复苏的障碍和困惑欧盟的难点问题。在欧债危机不断蔓延和深化的情况下，虽然IMF多次表示要“随时准备为欧元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并呼吁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欧盟也为挽救欧债危机达成了意向上的共识。但是，由于目前IMF和欧盟拥有的资源和潜在的资金并不充足，一旦前期援助资金消耗殆尽，恐怕再难以拿出更多的资金来进行后续的救助。在欧债危机不利因素的渲染和恐慌氛围的烘托下，2012年不仅欧元区的经济与金融形势岌岌可危，而且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进一步加剧。
此外，欧债危机发生后欧元区之外英国的债务与财政状况也是风险有加。近年来为应对经济衰退，英国政府不断大量发行国债，在财政上入不敷出，随着债务的日积月累和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英国债务与财政危机随时有可能浮出。据智库――英国政策研究中心（CPS）2012年4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2月底英国国家实际债务总额达到3.6万亿英镑（约合5.93万亿美元）。另据有关机构预测，到2013年英国公共债务总额与GDP比率将上升到56%，英国的财政和债务状况与欧元区的希腊等国相比虽无近忧但有远虑，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也曾对英国的债券评级敲响了警钟。
从美国的债务与财政状况看，2012年“财政悬崖”（fiscal cliff）不仅再次把美国逼到了债务违约的边缘上，而且即刻成为威胁世界经济的又一突出风险因素，其负面影响甚至不会亚于欧债危机。“财政悬崖”问题的解除不等于美国债务违约风险的解除，美国真正需要小心的是脚下陡峭的“债务悬崖”，一旦坠入其深渊，对美国和全球都将是一场难以想象的危机，或许比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和当前的欧债危机影响更为广泛，冲击力更大。虽然，2012年年底，美国最终避免了坠入“财政悬崖”，但美国国会两党围绕财政和债务问题的博弈远远没有结束。从“财政悬崖”与债务违约的相互关系看，到2013年初，美国国债将再次突破2011年国会批准的16.39万亿美元法定上限，届时如果国会不能再度提高国债上限，债务违约将取代“财政悬崖”成为美国经济的最大风险。因此，目前美国离债务违约已为时不多，解决其问题的紧迫感与危机感已然逼近。
另外，在发达经济体中，日本潜在的债务与财政危机也不可小视。近年来，在税收大降及老龄化所致福利成本激增等背景下，政府试图通过大量举债摆脱经济萧条，从而债务规模与日俱增。据2012年10月IMF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日本的公共债务总额将升至日本GDP的237%的水平，成为发达经济体债务水平最高的国家。对此，IMF对日本不断增多的债务和财政问题提出警告，称其债务和财政恶化程度和脆弱性“相当高”。同时，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和标普也发出警告，称日本信用评级将因政府债务激增而受到威胁，可能进一步下调日本政府债券评级。
欧洲以至美国、日本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加剧，预示着全球面临着巨大的债务风险，如果进一步加剧和扩散，有可能蔓延至抵御风险脆弱的地区和国家，导致国际金融形势再度恶化。
三、全球宽松货币政策效应减弱
为应对经济增长下行和刺激经济增长，2012年上半年世界各国纷纷出台宽松货币政策，到了下半年，世界各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尤其是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力度加大的趋势明显，导致全球范围货币政策集体全面放宽。然而，2012年全球宽松货币政策集体行动的效应，却远不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宽松货币政策，不仅没有对刺激经济增长和活跃国家金融市场带来明显作用，而且导致各国货币竞相贬值的博弈愈演愈烈。
全球宽松货币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效应的明显减弱或失灵，一方面反映出宽松货币政策并非是刺激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另一方面，反映出宽松货币政策过度的使用也会渐渐失去它的作用，甚至是适得其反，加大国际货币市场汇率的频繁大幅波动和货币贬值的竞相比拼，增大新一轮全球通胀的风险。
2012年下半年在失去利率空间的情况下，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并与其他发达经济体在货币政策保持一致，启动了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Q3）。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频繁使用，说明美国目前经济增长和金融运行已找不到更有效的牵引力。QE3给市场带来的刺激作用并未像市场预期的那样强烈，与前两轮量化宽松的刺激作用形成了鲜明的比对，由此表明美联储量化宽松对市场的刺激作用在渐渐减弱。
美联储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美元在市场流动性的增强，对亚洲地区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将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亚洲地区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货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压力骤然增大，从而导致亚洲地区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对外出口严重受阻，并进一步影响经济的稳定增长；二是在经济增速减弱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也开始向宽松货币政策倾斜，新兴经济体国内自身通胀和输入性通胀双重压力自然上升，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胀平衡宏观调节的难度进而增大。另外，2012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央行的集体量化宽松政策，既加剧了主要货币之间汇率的动荡，也加剧了短期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全球主要经济体既有陷入所谓“汇率战”的风险，也面临着“贸易战”的威胁。
因此，在经济增速下行回天乏术的情形下，发达经济体恐怕只能背着沉重的债务包袱无奈地继续选择刺激经济的量化宽松政策。姑且不论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的刺激作用是否有效，但无疑会在全球范围催生新的资产泡沫，使未来全球经济复苏与通胀矛盾进一步加剧，甚至有可能在2013年引发新一轮金融动荡或全球性通胀。
四、2013年全球经济形势展望
全球经济在发达经济体债务和财政危机以及普遍增长下滑的阴霾下，欧元区能否从债务泥潭中拔出？发达经济体经济颓势是否能扭转？全球经济走势又将如何？这些难题2012年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悬念留给了2013年。
依据联合国以及有关国际机构对2013年全球经济前景的预判和评估，无论是对发达经济体来说还是对新兴经济体来说，2013年仍将是黯淡的一年，全球经济下行惯性已显现端倪。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2013年极有可能走上一条经济“滞胀”和债务危机继续恶化的不归之路；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尽管经济下滑惯性还未形成，但同样存在着经济增速减缓的迹象。由此，2012年12月联合国的《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前景》下调了2013年和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分别由2.7%和3.9%下调至2.4%和3.2%，虽然略高于2012年，但仍远远低于2010年全球开始复苏的水平，也不及2011年的水平，这或许意味着全球经济增长下行惯性已经形成。
从基本面看，全球经济能否从增速下行的阴影中摆脱出来，需要进一步观察。但可以确定的是。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和风险依然，主要体现在：由于目前全球经济并未全面走出危机，也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仍旧面临着下行风险。特别是美、欧、日不仅经济经济增速下行难以逆转，而且均处在高额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台高筑的状态，这种财政不断恶化和高负债的复苏，必然导致发达经济体向外不断释放风险，从而使全球经济风险大增。事实也是如此，至今不仅欧盟和IMF还没有找到更多的办法使欧元区摆脱债务危机，而且危机仍在深度深化，发达经济体也没能拿出更有效措施来保证其经济会有一个良好的表现，而且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2013年发达国家恐怕只能无奈地继续选择实行刺激经济的量化宽松政策，这无疑会在全球范围将催生新的资产泡沫，带来新的资产泡沫和通胀风险，使2013年全球经济的复苏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经济或金融危机。
当然，联合国以及有关国际机构对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还会不断调整和修定，目前只是初步的预测，可信度并不高。从近年联合国以及有关国际机构对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的规律来看，初期的预测总要高于后期的调整和修定，似乎初期的预测带有一定的“水分”，尔后便是不断下调增长预测，这几乎已成为预测全球经济前景的定式。因此2013年全球经济能否实现高于2012年的增长，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肺炎疫情；经济全球化趋势；逆全球化现象
1肺炎疫情带来短暂的逆全球化现象及原因
肺炎疫情冲击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国际贸易的萎缩。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数据，2020年前三个季度的世界商品贸易量目前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8．2％。国际服务贸易也受到肺炎疫情的重创，世贸组织估计表明，在疫情流行期间服务贸易量下降了约27％，其中与旅行和运输相关的部门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经济风险全球化，国际贸易的低迷对于长期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来说成为对其经济的致命性打击，作为经济全球化组成环节的各国经济的衰退进而加剧了国际贸易体系的萧条，这种正反馈机制构成世界经济形势的恶性循环，各国对外贸易普遍呈现明显的收缩态势。为了避免外部因素对本国经济的牵制，更多的国家开始注重产业回流和国内循环，这无疑人为地加剧了疫情期间的逆全球化趋势。1．1肺炎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国际分工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基础，国际合作形成的全球供应链是维持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环节，肺炎疫情对于全球产业链的冲击无疑对经济全球化造成了巨大的威胁。首先，在肺炎疫情影响下，各国采取的社交隔离政策，造成劳动力数量大幅减少，生产规模急剧下降，很多企业甚至停工停产，导致产品现象严重短缺，沉重打击了开展国际贸易的基础。其次，部分国家为防控疫情的境外输入，采取了入境管制措施，禁止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和货物入境，切断了国际贸易的运输环节，给全球供应链带来打击。再次，肺炎疫情给各国带来的经济危机使得各国购买力下降，消费市场萎缩，导致了跨境贸易活动风险提升，全球供应链的断点增加。最后，在疫情形势有所好转的情况下，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有所恢复，全球供应链仍面临着各国复工复产不同步而带来的挑战。综上所述，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的脱节和断裂，是逆全球化现象凸显的关键原因之一。1．2肺炎疫情加剧产业回流趋势。各国的产业回流主要体现在制造业回流。制造业水平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制造业可以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制造业产品的供应充足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关键。完善和提升本国的制造业体系有助于减少对于其它国家的过度依赖，降低全球经济危机对本国经济的打击程度，亦有助于应对类似于肺炎疫情这样的突发性公共危机，提高国家经济发展的有保障程度。然而，经济全球化表现为各个国家高效分工，因此大部分发达国家在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形成了产业空心化现象。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众多发达国家开始反思本国的产业结构，并提出了一系列复苏和振兴制造业的计划。此次肺炎疫情又一次验证了制造业在紧急突况下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在国际贸易严重受阻的情况下，本国制造业能够为防控肺炎疫情提供物质保障，稳定民心，进而能够决定应急管理措施的落实程度。因此肺炎疫情的肆虐使得世界范围内又一次兴起了制造业回流的热潮。各国的制造业回流势必会对全球产业结构带来新调整。首先，各国均发展本国制造业，会导致制造业产品的国际贸易规模缩小。其次，发达国家作为制造业的产业输入国，辅之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会削弱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优势，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进一步减少，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维系。最后，国际投资是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制造业回流会使发达国家对外相对投资减少，对内投资增加，国际投资格局发生变化。这样就与经济全球化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配置的初衷相悖，出现了短暂的逆全球化现象。1．3肺炎疫情背景下，部分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源于英国重商主义主张国家干预对外贸易的政策思想，是一种为了保护本国商品和服务免受国外竞争压力而对进口产品设定高关税、限定进口配额或其它减少进口额的经济政策。在肺炎疫情给经济带来沉重打击的情况下，部分国家以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为由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单从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数量来看，2020年1－10月全球实施的贸易阻碍措施956起，已经超过了2019年全年的实施数量并上升了18．17％。在2020年一年，进口限制措施的贸易额为4409亿美元。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扩张并不是完全由此次疫情决定的，更准确的说法是此次肺炎疫情给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借口”。经济全球化给各国本土产业带来的强有力的竞争为各国完善产业结构和促进本土企业的发展带来了障碍，因此各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的想法由来已久，在此次疫情形成的契机下，更大规模的贸易保护政策便顺理成章地被更多的国家所采纳。部分国家疫情期间采取的设立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无疑会对世界市场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使国际贸易的区域性特点逐渐突出，催生短期去全球化现象的发生。1．4肺炎疫情的突发性导致。WTO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维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面对向肺炎疫情这样全球性突发公共危机的挑战下，WTO被寄予维持国际贸易相对稳定、规范国际贸易行为、解决贸易争端的希望。尽管WTO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但是WTO的应有的协调和规制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自从2019年12月开始，WTO上诉机构停摆，导致WTO无法在肺炎疫情期间高效解决国家间贸易纠纷，不能充分发挥其定分止争的作用。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经济规则制度的趋同或认同过程，WTO解决争端能力的削弱，使得进行国际贸易的法律风险提升，减损了国际贸易参与各国的信赖利益，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给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危机。WTO的权威性在此次肺炎疫情期间遭受了挑战。部分成员国采取禁止或限制口罩、防护装备等物品出口的政策并未按照规定向WTO通报。疫情期间，越来越多的国家设置壁垒，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大量这些贸易、投资限制措施可能会与WTO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则相违背。
2国际贸易的复苏
根据世贸组织在2020年12月18日发表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第三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与上一季度相比增长了11．6％。世界银行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预计增长4％。国际贸易的复苏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走向。在短期内，各国还无法脱离世界市场而独善其身。疫情期间，国际贸易有助于各国结合本国疫情形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高效利用人力物力渡过肺炎带来的物质资料短缺的难关。由于各国疫情形势的不同步性，将会出现世界范围内供需情况的不平衡。复工复产较早的国家生产出较为充足的产品，在保障本国市场的需求情况下，各企业急需通过世界市场获取利润来弥补疫情期间的亏损。疫情形势较为严峻、仍未完全复工复产的国家物资储备不足，需求量大，可以通过世界市场采购需要的商品。国际贸易的复苏允许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较高效配置，一定限度内为供需匹配提供了条件，突显了人类合作共赢的力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契合。因此，在世界疫情防控形势有所好转的情况下，各国开始有秩序地恢复对外贸易，国际贸易出现明显好转，这也是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恢复的先兆，表明肺炎疫情所造成的逆全球化现象是短暂的，并未遏制经济全球化的潜力，也不能掩饰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发展带来的利益。
3经济全球化的科学性注定其是世界经济发展大势
随着肺炎疫苗的接种使用，我们可以合理预测疫情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我们不应只把视角停留在疫情所带来的短期逆全球化现象上，而是用更长远的眼光来判断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的走向，以便更好地制定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政策。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理论的论证支撑和实践的检验证明作为依据。经济全球化目前仍是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最好合作途径，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潮流。疫情所带来的短暂的逆全球化现象，只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减速带，促使世界各国反思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弊，探索更为合理高效的世界经济合作模式，完善本国经济体制以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浪潮，趋利避害，争取在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前提下寻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大卫•李嘉图认为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使各国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的比较优势，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石。尽管其比较优势理论存在一些不足，但是经过不断发展，此理论确实为我们论证经济全球化的优势提供了依据。资本的空间化原理决定着经济全球化的必然性。资本具有趋利性，资本的目的就是获得最大化的利润，因此资本具有扩张性特征，在世界市场已经形成的条件下，资本会自发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大增殖机会，进而促进了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高效配置。这种扩张性趋势是由资本的根本目的决定的，因此是不可逆的，这就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长期看来也是不可逆的。短暂的公共危机会使对外投资的风险增大、利润减少，但是世界长期的较为稳定局面仍然为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提供了保障，而利益又为这种流动性的维系提供根本动力。科学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交通运输的发达减少了国际贸易的运输成本，不同国家之间交流的便利使得必要的贸易规则得到更大范围内的普遍认同，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催生了新的贸易方式和种类。互利共赢观念深入人心使得各国具备参与世界市场交换的强大驱动力。几乎没有任何国家的发展可以与世界市场完全脱钩。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正和博弈是各国的理性选择，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熟运转多年，各国已经从世界市场获得利益和发展契机后，再使各国沿着自给自足、单打独斗、孤立发展的趋势运行是不现实的。历史的步伐永远是向前迈进的，否定之否定原理告诉我们，短暂的逆全球化现象只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一个环节。在理性判断经济全球化利大于弊的前提下，因噎废食绝不是最佳选择。世界各国在面对经济全球化这把双刃剑时，正确的态度是以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坚持合作共赢，趋利避害，不断提升本国实力，使本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一个更加主动的位置，而非消极对待经济全球化，过分放大其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企图通过设置贸易壁垒来发展本国经济。
4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否认肺炎疫情减缓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速度，助长了逆全球化的因素。但是，我们应当从长远的眼光认识到经济全球化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流。基于肺炎疫情背景下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环境，中国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我们充分发掘国内市场的潜力，减少全球性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保障我国经济稳妥有序发展；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利用经济全球化为我们带来的有利因素，提升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顺应发展趋势，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两个循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助力我国在新的经济全球化语境下的发展，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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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崇泉．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与WTO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建议［J］．国际贸易问题，2020，（6）．
当前，中国经济已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全球经济的发展也是错综复杂，围绕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8月18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2016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形势跟踪――世界经济格局是否会出现重大历史性变化”为主题，举办了第一期“世界经济季度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部长任海平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张永军等经济领域专家，就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如何复苏等热点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分析。 话题一：全球化趋势是“去”还是“留”？
张燕生：回顾历史，全球化1.0版是1870年到1913年，因两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中断；全球化2.0版是二战结束以后到1973年，因两次石油危机而中断。这一次全球化又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该继续向前，还是会发生趋势逆转？
实际上，受开放、市场化和创新三大作用力驱动的全球化，历来都被看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将给全球带来重大战略机遇，因为从世界历史因素来看，凡是全球化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期。因此，搭上全球化的这班快车，往往会获得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全球化也是货币危机、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高发期。此外，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不一定是全球化红利最大的受益者。第一次全球化由英国推动，而此阶段恰恰也让英国由盛而衰，美国、德国却由弱而强，为什么？因为当时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或者叫“第二次产业革命”，而英国忙于构建日不落大英国、无暇顾及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所致。
而且，从世界历史的数据看，凡是全球化时期，贸易就是全球增长的重要引擎；凡是去全球化时期，贸易引擎却往往熄火。当全球贸易低迷，各国制造业纷纷回归；当美国对海外投资征税，当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影响呈现分散化，这个时候，中国必须要推动外贸发展、战略转变。
曹远征：这一轮全球化在冷战结束之后，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第一，由冷战结束看到一种现象，经济增长快，且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全球体制一致性采取市场经济体制，于是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与此同时，国际金融的发展速度快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所以过去我们在描述经济全球化通常说是国际金融一体化。第二，由于冷战结束，全球的市场开放，于是生产力出现了全球配置，这个时候不是垂直分工也不是水平分工，而是全球的生产力配置，变成了一个生产链条横卧在世界各国之间，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经济快速增长，且形成三个板块连成的新格局。
第一，欧美发达国家工业竞争力不行的时候发展服务业，服务业覆盖全球。第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以制造业为龙头，把廉价的特别是廉价劳动力纳入全球化的过程，形成了廉价制造，产品倾销全世界，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积累了巨大的外汇储备。第三，欧美国家的大量进口带来亚洲地区的工业发展，但同时也导致亚洲地区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从而带动了资源输出国国家经济的增长，这些国家资源价格飙升，通过向亚洲国家出口获得巨额外汇储备，这就造成国际收支中间出现很大的问题，欧美国家基本上都是在经常项下逆差，发展中国家都是在经常项下顺差，就是全球不平衡问题。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顺差又放在美国，投到美国金融市场，于是支持美国居民的负债，维持和推动了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全球金融危机就出现在这个“循环段”，直到现在也没走出困难时期，经济复苏依然乏力。
过去我们认为这个困难可能是经常项下的顺差过大或者是逆差过大、经常项下的不平衡的影响导致的问题，但现在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全球贸易增速已经连续5年低于GDP的增速。贸易增速是经济和金融的支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于是全球开始陷入金融动荡之中，保护主义也开始抬头。当前，各国都在讨论是不是要关闭资本账户，国际收支中间资本项下是不是要进行管制，似乎全球化正在去的过程中。
裴长洪：世界经济和世界格局降速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回到经济全球化是去还是留这个问题，我个人给它下了一个判断，叫做经济全球化总的趋势没有变，但是有一个减速转型的新阶段。为什么减速？原因很简单，因为整个经济活动在减速，全球化能不减速吗？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上一轮世界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从内在原因来说，是由科技革命推动的制造业领域的产业分工的深化、细化，也就是以垂直专业化分工为特征的分工扩大，已经接近尾声了。生产力最重要的生命力是科技革命，科技革命产生的分工体系是扩大交换、推动国际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随着这一轮科技革命的结束，整个经济贸易活动自然就减速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在上一轮的全球化过程当中，中国960万平方公里13亿人口，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进程，参与了这一轮国际分工体系、交换和投资规模的扩大，成为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加速器。现在中国劳动力、土地等优势因素已经开始弱化，全球经济也相应进入了一个转型的新阶段。
赵晋平：从全球格局和全球化的演变来看，近全球化以来，新兴经济体的比重在全球的地位是上升的，发达国家却相对下降，这是全球经济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特征。英国“脱欧”之后，欧盟本身的份额可能会有所下降，但全球经济格局加快演变的趋势不会发生改变。
全球化实际并没有结束，尽管我们看到它短期由于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放缓或者出现负增长，但从一些跨区域的矩形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来看，只是在形式和内容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无论是TPP还是TTIP，在一定意义上可能会成为新时期全球化的一个主要方式，也就是说过去的全球化也可能是在WTO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主导下的一个全球化，但未来的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则来自这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也就是说，未来全球化的进程将以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主要方式推进。 话题二：这一轮全球化最重要的实质是什么？
曹远征：最重要的实质是经济增长或者说全球经济面临着新的技术革命，抑或是正处在新技术革命的前沿。
首先观察一下全要素生产力，金融危机以后，全要素生产都在下降，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尽管都在讲“互联网+”等各种各样的技术，但似乎并没有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力。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不难看到，过去全球化是由体制和机制的变动主流工业技术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大家在同样一个技术水平上，由于发展中国家生产成本更低，更容易接受新的技术，让产品很快形成全球制造的中心。但现在并没有出现类似像内燃机、蒸汽机等变革型技术，所以它并不是更高的技术革命，只是主流工业技术的扩散，而且还会导致全球产能过剩。
因此当前我们需要新的技术革命，新的技术革命在什么地方？不妨先回顾一下过去的技术革命。蒸汽机时代是火车取代马车，内燃机让飞机取代了地面交通。但此后的技术革命很少在速度上有一个突破，所以，我们需要技术进步，要在速度上得到突破。工业革命成功与否，关键看工业技术上有无重大突破，是否带来了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动。
尽管现在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但互联网信息的传输速度问题并没有解决物理的移动速度的问题。
而当技术不能进步，产能又在急剧增长，按照凯恩斯的办法就是扩大有效需求，怎么扩大有效需求？用新的投资、新的对象来创造需求，结果就造成金融上高负债。现在全球无一例外，各国都进入了高负债的状态。
事实上，自从二战结束，高负债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叫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快速的去杠杆，高负债就是高杠杆，全球在这么一个高杠杆的情况下，时刻都在担心会不会出现新的问题。美国虽然想再刺激一把，但也不敢把油门加的太大，踩一脚油门赶快收回来。
高负债下不来，新的技术革命又没有出现，全球的需求必定是处于萎缩之中的。这时候，全球化真正遇到的重大挑战，不仅仅是一个结构问题和周期问题，更重要是人类未来走向。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正在出现一个碎片化的过程。 话题三：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是否掉入长期停滞陷阱的风险？
张燕生：2016年是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形势比较严峻、全球不确定性风险较多的一年。IMF今年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提出，全球经济面临着广泛停滞的风险。
从全球债务率的上升情况可以看到，根据IMF的数据，去年全球债务率是高于2014年，而今年的上半年全球的债务率在发达国家仍然是保持着高位，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总的债务率是呈现出一个明显上升的趋势。因此，我们发现全球经济恢复乏力，主要是全球缺少有效需求，风险明显大于机遇。在这种情况下不可忽略三个事实：一是1990年IT泡沫和金融泡沫，对全球经济深层次的伤害远大于现在的预期。二是2011年以来全球化红利峰值和全球恐怖主义的猖獗，意味着全球化进入到一个新的转折点，文明的冲突、地缘政治的冲突和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三是危机以来全球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缺少协调，以邻为壑，各自为战，各种负的全球外溢效应给其他国家带来更大的风险。
赵晋平：从目前全球经济发展状况看，这个风险确实是在上升的。比如，以全球贸易额增长的情况来看，在2015年下降了13.2%，2016年一季度根据WTO的快报统计是下降了7.4%，下降幅度之大是历史上少有的。
而且，根据现在跨境直接投资的情况来看也是不乐观的，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跨境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且有时候跨境投资特别是并购投资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经济要回升，为什么？经济困难的时候企业之间的兼容重组会加快，意味着并购投资会上升，但不足以作为支撑经济可能回升的一个信号。
此外，全球经济增长中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变数。如以美国经济为例，根据目前的分析，受到英国“脱欧”的影响会有一定程度的波及。从出口指标看，美国对英国的出口占到整个出口的4%，但对欧盟的出口占到20%；从投资指标看，美国对英国企业的投资占它整个对外投资存量的20%，而对欧盟却占到整个存量的50%。
对中国经济而言，英国“脱欧”短期内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是一个机遇。就金融方面而言，英国是中国人民币海外离岸市场的重要中心，而且英国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金融业的发展在全球都是具有比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的，但由于一体化含量的改变，服务业失去了向单一市场覆盖的条件，一定意义上也可能会影响到它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短期内可能会影响到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但从长期来看，由于英国“脱欧”，对英镑的地位、对欧元的地位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这反而有利于提高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和影响力。
张永军：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为什么缓慢？首先是劳动力的供给方面出现了问题。一方面，发达国家劳动力参与率下降，而且因技术工人长期不就业，即便有了新的就业机会，其技能实际上也是削弱的。对整体劳动力的效率是不明显的。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出现了老龄化趋势，一个老年人身体状况不行的话，就退出了劳动者队伍，这对整个全球劳动力供应来说，增长速度大大降低。
2008年初，曾有市场机构发表报告对1956年～2006年共12届夏季奥运会主办国有关经济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举办当年主办国GDP一般会增长（除1992年的西班牙、2000年的澳大利亚和2004年的希腊），而随后一年GDP增速则低于上年（除1972年的德国和1996年的美国）。报告由此断言：面对奥运会过后主办国经济大多进入经济增长放缓阶段的魔咒，预计中国也将无法幸免。在考虑到中国本身较大的经济规模、地区间多样性等独特因素后，报告指出，中国受到的影响可能会比平均水平小得多，奥运会对未来中国经济走势仅起次要作用，并不起决定作用。相对于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奥运会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当有限。
而笔者发现，所谓“经济总量说”的解释，实际上并不能保持逻辑的始终一致。如果按照奥运会主办国经济总量大小排序，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1964年东京奥运会和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后，美国、日本和德国经济似乎都不应该出现较主办年减速的情况，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种观点尤其无法解释的是，上世纪 80年代后的美国已是全球最大经济体，但两次举办奥运会后的经济增长情况却迥异：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后出现了减速，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后却是加速的。此外，经济总量相当的日本和德国，举办奥运会后的经济增长情况也完全不同。“经济总量说”解释的逻辑不一致由此凸显出来了。笔者由此推断，很可能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
其实，无论是从主办国经济总量大小，还是从其他角度观察，此前各方谈论“后奥运效应”的核心关注点均在奥运本身对经济的影响上，而忽略了对全球整体经济环境的关注。
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发展是不争的事实，其对各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也得到了各方的一致认同。笔者以为，以全球增长环境作为所谓奥运会举办当年与次年主办国经济增速变化的解释变量，其一致性要远比经济总量完美得多：在过去12届夏季奥运会中，两届奥运会次年经济增长出现加速的国家，均恰逢次年全球经济增速也较上年提高；反之，在另外9届奥运会中，举办国次年经济出现下滑，也恰恰对应着全球经济的减速。由此可见，全球经济形势应该是形成所谓“后奥运效应”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如果是这样，我们应该以更为宽广的宏观视野来仔细审视全球增长前景对我国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据此制订相应的预案。（摘自2008年8月26日《中国证券报》）
从近期QFII的情况看，显示大量海外资金正逐步流入国内，“我们觉得经济下滑接近底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吴蔚说。但她同时又表示要看到仍有多种因素还处于博弈情况，市场仍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和估值压力，因此还不能特别过于乐观。
分析中国的市场，离不了对全球经济的了解。“中国与全球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中国不会再独善其身了。”吴蔚认为。
首先，全球经济的影响现在对中国影响较以往大了很多。远的不说，就拿近期美国选举看，对全球市场都产生了波动效应，中国也不例外。此外，欧债危机、美国经济滑落都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
由于欧洲需求萎缩的情况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有大的改善，美国已重新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由于美国现在是中国最主要的出口目的地，若美国坠入‘财政悬崖’，2013年美国的公共支出会大幅减少，美国经济存在再次陷入全面衰退的可能性，那对中国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吴蔚称。
其次，中国对全球同样有非常大的影响。欧债危机，美国经济的衰退使全球将更多的希望放在亚太地区及新兴市场国家，而中国则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头羊，中国经济的软着陆及平稳过渡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因此中国已成为了投资者担忧与期待的地区之一。“目前中国处在调结构、促转型的宏观背景下，需求刺激政策能否成功，中国经济能不能有一个相应的好转，这些非常值得期待。特别在“十”后，相应政策与指导方针更为明朗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一定有机会带动中国经济走上平稳过渡与发展的状态。”吴蔚说。
对于“十”后如何规划理财投资，吴蔚认为由于全球经济还处于震荡趋势，投资者的风险厌恶情绪仍处于高位，这样的阶段最好多配置一些固定收益类的投资或者债券品种较为安全。但对于具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客户，可以在市场接近底部的时候逐步布局，在未来市场上涨的情况下便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
有调查显示，当前投资者对全球经济增长感到悲观，“彻底迷失方向和看淡后市”的比重更是历来最高。
瑞士信贷环球股票策略师加思韦思综合过去数周与来自欧美亚投资者会面的情况，发现投资者完全在现在的市况中迷失，并已将手上股票套现。
现在虽然全球经济仍然低迷，但国际资本市场上并不缺资金，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央行放水导致的流动性充盈局面，一直持续到现在。
从多方信息来看，投资者的迷失主要是因为在全球经济低迷之下，对未来市场感到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投资者的关注点显示，中国经济有多个方面让市场感到担忧，如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中国楼市泡沫仍在加剧等，国际市场还特别关注人民币，认为这是影响投资的关键指标，如果人民币被允许再次贬值，很多投资者都相信此举将导致严重通缩。
其次，市场对于全球央行的货币政策动向感到担心。据加思韦思了解，有三分之二的客户认为美联储在目前环境下加息是一个错误政策，而且美联储最近对外发出的信息令人迷惑，这大大增加了市场误解美联储政策的机会。
第三，愈来愈多投资者认为，全球央行的“弹药”快将用尽，而过去行之有效的量化宽松措施已经不能有效地推升通胀。要指出的是，这种担心可能主要是针对中国以外的央行，在特殊情况下，中国央行的“弹药”可能是不受约束的。
第四，全球外汇储备已经从高位下降了约5000亿美元，主因各国要抛售美元捍卫本土货币汇率。
不少投资者认为这是一个不利讯号，因此举相当于货币紧缩。
要指出的是，中国可能对全球外汇储备减少做了最大的贡献，今年迄今为止，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连续5个月下降，从去年6月份达到峰值3.99万亿美元后，中国9月底外汇储备余额为3.5141万亿美元，已减少4800亿美元，其中三季度就减少了1800亿美元，而8月份外汇储备减少了939亿美元。
最后两个悲观原因，分别是股票估值不便宜而且企业盈利在下降，以及高息债息差持续扩大。
从全球投资者迷失的原因不难看到，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正在造成投资者的困惑。当过多的钱因此从资本市场撤出时，全球只有很少的投资标的（如伦敦的房地产）供这些资金来选择。
迷失期很可能继续延长，因为上述令市场担心的因素并未减少或者出现显著好转。
以最大的因素中国经济为例，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跌破7%，而诸多经济数据显示，6.9%的经济增速也是很难达到的。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持续到明年。
美联储最近在加息问题上变得分歧越来越多，根据我们的跟踪观察，美联储已经有三位高官表示美国不应该现在加息。背后的原因，仍然是全球经济低迷，而美国的就业率与通胀数据也不妙。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经济金融化 挑战 启示
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
（一）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T.莱维和S.奥斯特雷在1985年提出的，它是指世界经济活动冲破了国与国之间的界限，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最初是50，60年代开始的，但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直到90年后，出现了迅速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与发展。截止到1997年，全球的贸易量已超过61，000亿美元，比1947年增长了160多倍，这种贸易的巨大增长势必会给我国的经济贸易带来巨大发展，同时也给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也产生了一些空前的新问题。
（二）经济金融化
随着金融市场发展的日益多元化、开放化，我国各个金融行业的业务也已涉及到全世界的金融市场中来。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中国的金融市场的份额和范围也越来越大，同时，国外的很多金融机构也开始进入中国市场，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金融市场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为了获取更大的份额和更大的金融市场，我国还需加强对金融市场的建设与管理，并制定长期发展战略。由于我国金融机构在业务、产品、风险等方面上都存在一定的不足，所以我国还需根据当下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改革。
二、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的挑战
随着全球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金融市场在享受很多便捷服务的同时，也面临很多严峻挑战，比如，给各国及世界经济带来了不稳定性、增强了世界各国的依赖性、金融监管国矛盾加大等。
（一）给各国及世界经济带来了不稳定性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的不断深化与发展，其给各国及世界的经济带来了不稳定性。比如，金融波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它促进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危险和风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带来的挑战非常强烈，破坏性较大，为了能减少相关风险，还需确保国家经济金融的安全和稳定。
（二）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的泡沫化严重
虽然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对各国的经济、文化、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对金融资源的开发过度，恶劣金融商品的过剩，也会加重金融的泡沫化。当金融资源开发过度时，会带来金融波动和金融危机，利益只有少部分人可以获取，但是危险却由所有人进行分担，因此，这时候的发达国家会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对于这种现象还需引起国民的高度重视。
（三）增强了世界各国的依赖性
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的发展将有利于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强世界各国的依赖性。不论世界各个国家之间有着怎么样的文化、宗教、经济差异，他们之间的依赖性已完全超过这些。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得不到发展，只有各国之间加快合作与交流，才能促进本国的进一步发展。
（四）金融人才供给短缺
随着金融市场发展的日益多元化、开放化，我国各个金融行业的业务也已涉及到全世界的金融市场中来，国内金融机构在业务、产品、风险等方面上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传统的金融学人才培养模式已不能适应当下时展的需要。因此，我国还需根据当下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实际情况，将重点内容放在培养有国际化、竞争性、高素质的综合性复合型人才身上。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深化与全能化，只有具备专业能力很强的专业人才才能背负起如此伟大的胜任，才能满足未来金融市场发展的需求。在新的金融市场环境下，它会直接推动金融学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
三、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带来的启示
（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是必然结果
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具有强大的综合国力、科学技术、金融经济、金融创新等，在这种进程面前具有明显的优势，所以，他们能确保在最小风险的情况下获取最大的收益。但是，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处于被动局面的。
（二）警惕及重视金融霸权
虽然说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带来世界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关系的紧密加强，但是，也要防止和警惕一些国家利用金融对弱小国家进行欺压。很多发达国家会利用金融这个有利武器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巧取豪夺，进行经济侵略，这也是很多弱小及部分发展中国家需要注意的事项，警惕和防止金融霸权的状况出现。
（三）调整金融信息经济
金融业“信息经济”的新思潮是当下经济发展和科技发达的必然产物，主要表现在金融全球化、金融创新两个方面。全球商业银行正在经历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金融业“信息经济”的新思潮必然是以数字化的表现形式为主，我国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不少银行将直接利用互联网信息通信现代化通过最低的成本来达到所需的效果。虚拟化的概念的发展银行和竞争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信息经济新思潮为了适应多样化的金融服务，还需不断加快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网络化建设。随着我国金融行业的不断发展与前进，我国传统金融行业已不能满足金融产品生产的需要，因此，我国还需全面科学的探索金融方面，构建互联网金融载体，创新渠道运营优势。
（四）研究和创新金融理论，培养金融人才
随着国际金融环境的不断发展与改革，这对我国金融学人才的培养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能适应当下金融市场的要求，培养出来的金融人才不仅要熟悉国内的金融体制和规律，还要熟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功能、意义，能够从国际的角度和视野中分析和理解国内和国外的金融市场环境。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传统的金融学人才模式早已不能适应当下时展的要求。如今，金融业已成为经济的核心地位，我国的金融学人才培养模式还需进一步进行改革，主要表现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培养视野上。在未来的金融人才培养中，一定要教育学生从国际视野中掌握和了解金融市场运行和发展的相关规律，站在国际的角度上思考金融市场和业务，有利于掌握未来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和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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