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行业前景8篇

时间：2023-07-09 08:25:03

银行行业前景

银行行业前景篇1

关键词：商业银行；零售银行业务；前景

近年来，随着商业银行同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世界各大商业银行越来越重视发展零售银行业务。目前，世界几大著名的商业银行中其零售银行业务所创造的利润占银行利润总额的比重均超过40%。零售银行业务以其较高的利润率、较低的风险和广阔的市场前景而受到各大商业银行的青睐。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零售银行业务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势头强劲，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这块业务，成为当前我国商业银行比较关心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我国商业银行零售银行业务的现状

零售业务最早出现于商业领域，根据科特勒教授对零售业务的定义，“零售业务是指将商品或服务直接销售给最终消费者，包括供最终消费者个人在非商业性使用过程中所涉及的一切活动”。顾名思义，零售业务是直接面对最终消费者的。零售银行业务始于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商业银行为应对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而产生，并随着商业银行顾客对银行服务的新要求而在内容、品种上不断创新。目前，商业银行零售银行业务范围已由最初以个人信贷为主逐步拓展到包括银行卡、个人消费信贷、投资理财、教育等多个领域等。

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在零售银行业务方面的发展十分迅速。以银行卡业务为例，自1979年10月中国银行开始国外信用卡业务，并于1985年6月发行了我国第一张信用卡——中银卡以来，我国银行卡业务从无到有，从单一到集中，从各自为政到联网发行，功能不断完善。截至2002年2月底，我国各类银行累计已发卡4.8亿张，其中信用卡300万张。银行卡的发卡量连续三年递增64%，交易额递增76%。但总的来看，我国银行卡的发行尤其是信用卡发行在数量和功能、使用便利度等方面仍较为落后，除一些大中城市的大商场、酒店、宾馆之外，持卡消费仍未普及，银行卡更多的是作为方便个人提现的工具。在消费信贷领域，近两年住房信贷业务和汽车消费信贷发展十分迅速。截止2001年底，我国商业银行累计发放住房抵押贷款5598亿元，占同期银行各项贷款余额的6.9%，其中2001年当年新增2282亿元，占银行各项贷款新增额的21.54%；累计发放汽车消费贷款700亿元，并以每年40%的速度在递增，住房和汽车正成为拉动近几年我国居民消费的两大支点。此外，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开展教育贷款、个人质押贷款、信用贷款、个人股票质押贷款、不限用途贷款等零售银行业务方面的创新也不断增加，零售银行业务正成为21世纪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我国商业银行发展零售银行业务的必要性及现实条件

随着我国加入wto后中国政府对外各项承诺的逐步兑现，金融服务业领域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大，外资银行纷踏至来，在经营范围、经营地域和业务品种创新等方面展开了与国内商业银行的激烈竞争，但受我国金融业开放时间表的限制，目前外资银行的主营业务方面仍受到诸多限制，要想在全方位的展开与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仍存在一定难度。国内商业银行要尽快利用这段时间，抓紧开拓新的业务，而零售银行业务目前正受到各方重视，特别是外资银行在个人理财等零售业务方面具有很成熟的技术和客户服务手段，将成为未来与我国商业银行争夺利润点的重要阵地。从我国商业银行发展零售银行业务的必要性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商业银行拓展利润空间的需要。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后，入世效应的逐步显现，金融业服务领域开放的步伐加快，我国商业银行面对外资银行的竞争压力日益加剧，在银行业务领域，外资银行因受金融业开放时间和范围的影响，在银行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资商业银行营业范围将不断放宽，竞争将更加激烈，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将受到削弱，因此，要维持目前的竞争格局，商业银行必须要加快创新业务品种，转移业务重点，零售银行业务将成为首选。二是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目前，我国正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2002年全国消费品价格指数出现0.8%的负增长。为拉动内需，中央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消费，其中许多城市已将房地产、汽车作为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持产业。

从我国商业银行开展零售银行业务的现实条件来看，目前已具备了一些初步的条件：

一是房地产、汽车成为近几年中国百姓的消费热点。尽管房地产市场已出现关于泡沫的警告，但仍有专家预测可能短期内还不会出现。而汽车消费则将逐步取代房地产成为新一轮带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引擎，据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57个城市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房改政策对住房需求的拉动效应已基本释放，城镇居民有74%的人拥有了住房，而对汽车的需求则有所上升。目前，我国的私家车正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继美国、日本后的世界第三大汽车市场。如此巨大的汽车消费市场，将为汽车信贷业务的发展提供支撑。而在信用卡发行的前景中，目前我国具备申请信用卡的人数已达到5000万以上，目前，我国发达国家人均拥有6张信用卡、港台地区也在3张以上，如果我国以每人拥有卡2张计算，信用卡市场的发行量至少在1亿张。

二是银行利润正受到空间上的限制，现有银行资源的整合。目前，银行在利用存贷差获取利润的空间正受到挑战，金融过剩现象日益严重，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2年，我国商业银行存款元，贷款元，为保持贷款的安全性、流动性，信贷人员“惜贷”现象严重。汽车消费信贷的竞争也会加剧，特别是随着我国入世后，汽车消费信贷的逐步开放，国外汽车消费金融服务公司的进入商业银行在这一领域竞争加剧，2000年，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的利润占通用汽车公司总利润的36%，福特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占20%以上。

三是我国商业银行在营业范围和营业网点上具有一定优势，便于开展零售银行业务。目前，外资银行在我国共有家，其中营业网点仅局限于几个大城市，而我国商业银行在零售银行的业务载体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随着网络银行的发展，这条优势将会逐步丧失。四是零售银行业务正受到商业银行的重视。目前，我国许多银行都已开展了零售银行业务，如房地产、汽车消费贷款、个人理财等等，对于零售银行业务的重要性及发展前景也得到重视，许多商业银行如民生银行已决定成立个人零售银行，进行独立核算，成为我国银行业开拓个人零售银行业务的先行一步，计划将零售银行业务所占市场份额由目前的10%提高到30%。

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大第十届一次会议上，朱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继续扩大内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发展消费信贷是当前刺激消费的重要途径。三、对发展我国零售银行业务的几点建议

（1）加快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倡导个人诚信消费观念。零售银行业务的主要对象是最终消费者，这类群体具有人数多、分散化特点。目前，商业银行在开展零售银行业务时，通常采用质押贷款等方式，减少房贷或汽车贷款等风险，但由于房地产和汽车均容易受外部市场环境的影响，价值容易变化，特别是汽车等抵押品更容易因毁损而缺失，对银行零售贷款构成不安全因素。因此，除了加强传统的零售银行业务操作方式外，还必须要加快构建社会诚信体制度，要联合各金融机构和政府相关部门，如工商、法院、公安、社会评估机构等组建联合个人诚信评估机构，解决商业银行在开展零售银行业务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交易成本。目前，上海在这方面已走在全国前列，但受信息渠道、信息来源的制约，诚信体系的信息量过小，一些重要的信息，如工商、法院、质检等部门的信息仍未完全涵盖进来。截止2003年3月3日，上海资信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入库人数已突破300万，从而为商业银行推行信用卡也提供良好的基础。

（2）进行银行业务分块功能调整，探索建立零售银行业务的独立操作。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业务主要分公司业务、金融同业业务和个人零售业务三大块，业务采用统一核算做大账的形式，这与外资银行普遍采用的耽搁产品单独核算做小账的做法具有很大差别。采用做大账方式使零售银行业务的成本和收益难以在财务报表上直接体现出来，所以需要通过建立零售银行业务的独立操作，让零售业务自成体系、单独考核，将有利于零售银行业务的规模化、专业化运作，并有利于提高整体行业的水平。

（3）积极开展零售银行业务的品种创新，不断挖掘新的利润增长源。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零售银行业务方面的竞争虽尚未达到公司业务市场竞争那样激烈，但面对这一新型的利润增长点，各大商业银行以及外资银行都在抓紧开展业务品种创新，如最近出现的个人委托贷款、股票质押贷款、房地产证券化试点等等。而随着网络的广泛应用和电子商务的普遍开展，一些新的零售银行业务品种将会不断开创出来，谁的业务创新快，谁就能在这块业务中先拔头筹。

（4）加块零售银行业务相关立法工作，为零售银行业务开展提供法律依据。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零售银行法，只在现有的《商业银行法》中对零售银行业务有零星的阐述。而零售银行业务因面对的顾客群具有分散性等特征，所面临的问题将会随着这一业务的深入开展而逐步会多起来。为此，要加快研究零售银行业务中的法律问题，条件成熟时要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法，提高商业银行零售银行业务的法律地位，做到有法可依。

（5）加强零售银行业务的营销力度，不断扩大零售业务顾客群。尽管国外对于零售银行业务已习以为常，但我国目前这一业务仍处于初级阶段，很多人对零售银行业务品种了解不多，对零售银行业务的功能和范围不清楚，往往仅停留于住房、汽车等方面。因此，作为商业银行，要加大对自身业务的宣传，提高社会公众对零售银行业务的认知度，创造更多的顾客群。

（6）加快零售银行业务相关人才的培育，提高零售银行业务的服务水平。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零售银行业务人才仍严重短缺，除了传统的信贷人员外，在个人理财等方面的高级人才也很紧缺，而零售银行业务对业务人员的要求非常高，要求复合型的人才。因此，要想与外资银行抗衡，必须要加快人才培养。

参考文献：

1.金德环,许谨良主编.2001中国金融发展报告.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银行行业前景篇2

关键词：商业银行；零售银行业务；前景

近年来，随着商业银行同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世界各大商业银行越来越重视发展零售银行业务。，世界几大著名的商业银行中其零售银行业务所创造的利润占银行利润总额的比重均超过40%。零售银行业务以其较高的利润率、较低的风险和广阔的市场前景而受到各大商业银行的青睐。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零售银行业务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势头强劲，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这块业务，成为当前我国商业银行比较关心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我国商业银行零售银行业务的现状

零售业务最早出现于商业领域，根据科特勒教授对零售业务的定义，“零售业务是指将商品或服务直接销售给最终消费者，包括供最终消费者个人在非商业性使用过程中所涉及的一切活动”。顾名思义，零售业务是直接面对最终消费者的。零售银行业务始于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商业银行为应对同业竞争的不断加剧而产生，并随着商业银行顾客对银行服务的新要求而在、品种上不断创新。目前，商业银行零售银行业务范围已由最初以个人信贷为主逐步拓展到包括银行卡、个人消费信贷、投资理财、等多个领域等。

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在零售银行业务方面的发展十分迅速。以银行卡业务为例，自1979年10月银行开始国外信用卡业务，并于1985年6月发行了我国第一张信用卡——中银卡以来，我国银行卡业务从无到有，从单一到集中，从各自为政到联网发行，功能不断完善。截至2002年2月底，我国各类银行累计已发卡4.8亿张，其中信用卡300万张。银行卡的发卡量连续三年递增64%，交易额递增76%。但总的来看，我国银行卡的发行尤其是信用卡发行在数量和功能、使用便利度等方面仍较为落后，除一些大中城市的大商场、酒店、宾馆之外，持卡消费仍未普及，银行卡更多的是作为方便个人提现的工具。在消费信贷领域，近两年住房信贷业务和汽车消费信贷发展十分迅速。截止2001年底，我国商业银行累计发放住房抵押贷款5598亿元，占同期银行各项贷款余额的6.9%，其中2001年当年新增2282亿元，占银行各项贷款新增额的21.54%；累计发放汽车消费贷款700亿元，并以每年40%的速度在递增，住房和汽车正成为拉动近几年我国居民消费的两大支点。此外，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开展教育贷款、个人质押贷款、信用贷款、个人股票质押贷款、不限用途贷款等零售银行业务方面的创新也不断增加，零售银行业务正成为21世纪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我国商业银行发展零售银行业务的必要性及现实条件

随着我国加入WTO后中国政府对外各项承诺的逐步兑现，服务业领域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大，外资银行纷踏至来，在经营范围、经营地域和业务品种创新等方面展开了与国内商业银行的激烈竞争，但受我国金融业开放时间表的限制，目前外资银行的主营业务方面仍受到诸多限制，要想在全方位的展开与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仍存在一定难度。国内商业银行要尽快利用这段时间，抓紧开拓新的业务，而零售银行业务目前正受到各方重视，特别是外资银行在个人理财等零售业务方面具有很成熟的技术和客户服务手段，将成为未来与我国商业银行争夺利润点的重要阵地。从我国商业银行发展零售银行业务的必要性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商业银行拓展利润空间的需要。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后，入世效应的逐步显现，金融业服务领域开放的步伐加快，我国商业银行面对外资银行的竞争压力日益加剧，在银行业务领域，外资银行因受金融业开放时间和范围的，在银行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资商业银行营业范围将不断放宽，竞争将更加激烈，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将受到削弱，因此，要维持目前的竞争格局，商业银行必须要加快创新业务品种，转移业务重点，零售银行业务将成为首选。二是与国家宏观政策密切相关。目前，我国正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2002年全国消费品价格指数出现0.8%的负增长。为拉动内需，中央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消费，其中许多城市已将房地产、汽车作为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持产业。

从我国商业银行开展零售银行业务的现实条件来看，目前已具备了一些初步的条件：

三是我国商业银行在营业范围和营业网点上具有一定优势，便于开展零售银行业务。目前，外资银行在我国共有家，其中

营业网点仅局限于几个大城市，而我国商业银行在零售银行的业务载体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随着银行的发展，这条优势将会逐步丧失。四是零售银行业务正受到商业银行的重视。目前，我国许多银行都已开展了零售银行业务，如房地产、汽车消费贷款、个人理财等等，对于零售银行业务的重要性及发展前景也得到重视，许多商业银行如民生银行已决定成立个人零售银行，进行独立核算，成为我国银行业开拓个人零售银行业务的先行一步，计划将零售银行业务所占市场份额由目前的10%提高到30%。

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大第十届一次会议上，朱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继续扩大内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发展消费信贷是当前刺激消费的重要途径。

三、对我国零售银行业务的几点建议

（1）加快构建诚信体系，倡导个人诚信消费观念。零售银行业务的主要对象是最终消费者，这类群体具有人数多、分散化特点。，商业银行在开展零售银行业务时，通常采用质押贷款等方式，减少房贷或汽车贷款等风险，但由于房地产和汽车均容易受外部市场环境的，价值容易变化，特别是汽车等抵押品更容易因毁损而缺失，对银行零售贷款构成不安全因素。因此，除了加强传统的零售银行业务操作方式外，还必须要加快构建社会诚信体制度，要联合各机构和政府相关部门，如工商、法院、公安、社会评估机构等组建联合个人诚信评估机构，解决商业银行在开展零售银行业务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目前，上海在这方面已走在全国前列，但受信息渠道、信息来源的制约，诚信体系的信息量过小，一些重要的信息，如工商、法院、质检等部门的信息仍未完全涵盖进来。截止2003年3月3日，上海资信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入库人数已突破300万，从而为商业银行推行信用卡也提供良好的基础。

（3）积极开展零售银行业务的品种创新，不断挖掘新的利润增长源。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零售银行业务方面的竞争虽尚未达到公司业务市场竞争那样激烈，但面对这一新型的利润增长点，各大商业银行以及外资银行都在抓紧开展业务品种创新，如最近出现的个人委托贷款、股票质押贷款、房地产证券化试点等等。而随着的广泛和商务的普遍开展，一些新的零售银行业务品种将会不断开创出来，谁的业务创新快，谁就能在这块业务中先拔头筹。

（4）加块零售银行业务相关立法工作，为零售银行业务开展提供依据。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零售银行法，只在现有的《商业银行法》中对零售银行业务有零星的阐述。而零售银行业务因面对的顾客群具有分散性等特征，所面临的问题将会随着这一业务的深入开展而逐步会多起来。为此，要加快零售银行业务中的法律问题，条件成熟时要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法，提高商业银行零售银行业务的法律地位，做到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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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德环，许谨良主编. 2001金融发展报告.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1

银行行业前景篇3

中外资银行合作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各自的优势可使中外资银行双方互惠互利。中资银行的具体优势，在于其对本地市场的深刻认识、架构完善的关系网络、广泛的客户基础以及遍布各地的分支机构，具备国内市场的分销能力。在人民币资金来源方面中资银行也占据着绝对优势。这些优势确保了中资银行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保持国内金融市场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在传统的银行产品和服务方面。外资银行的优势，在于其可提供具有境外分销能力的全球网络、先进的技术以及训练有素和经验丰富的从业人员。这些优势使外资银行能够运用高效率的管理技术，创造丰富多样的金融产品，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

合作的前景

就中期而言，中外资银行加强合作有着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

中国股票市场的市值已经跃居亚洲第二位，并仍将高速成长。这将为股票承销和交易业务带来众多的合作机会。不难想象，具有领导地位的国内银行将与国际知名的投资银行展开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其庞大客户基础的杠杆效应，并把握中国股票市场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商机。

企业和地方政府日益增长的融资需要，在一段时期内也将导致国内债务市场的不断发育。在这一领域，外资银行可就简单债券、结构性债务、资产证券化等众多产品的策划、包装和操作，发挥其专业优势；而中资银行可发挥自身强大的人民币资产实力和庞大的分销网络的优势。

另外，随着国内利率机制的市场化和人民币的最终可自由兑换，对于诸如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等市场风险加强管理的需求将日益增加，并将导致以人民币为标的的衍生金融产品的发展。这要求外资银行分享其技术上的专业知识，并由中资银行提供市场流通性。

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较，中国的储蓄率是相当高的（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而且现有储蓄存量也十分巨大。随着对银行存款以外的金融产品需求不断增长以及更多投资工具的逐步出现，中外资银行有很好的机会来共同开发和交叉营销基金管理和私人银行业务。同样，这种合作是基于外资银行的专业技术和中资银行零售渠道的紧密结合。

鉴于中国金融系统不良资产的巨大存量，中外银行在不良资产的处置这一领域进行合作的空间也将是非常广阔的。（摘自2006年7月12日中国金融界网）

银行行业前景篇4

关键词:量子通信；商业银行；量子密钥分发；应用前景

0引言

上世纪90年代，量子通信是以量子论和信息论为研究领域而发展起来的新型交叉学科，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成为广大学者研究的热点，获得社会的广泛高度关注[1-2]。近年来，随着远距离量子通信获得较大突破，2016年，我国在甘肃酒泉成功发射了人类第一科量子通信卫星“墨子号”[3]，2017年，总长度超过2000公里的“京户干线”量子信息通道建成，量子通信技术已逐渐从理论阶段和实验阶段，开始走向实践应用和高速发展阶段。本文首先对量子通信技术进行简要介绍，其次详细分析量子通信技术在商业银行的应用前景，最后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1量子通信技术的介绍

1.1量子通信的概念

量子通信的理论概念是由美国科学家CharlesBennett于1993年在量子纠缠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量子通信是指利用单个光量子不可分割和量子不可克隆原理的奇特性质，以量子为载体（传输信道）进行数据传输，它是一种全新的绝对安全通信方式[4-5]。

1.2量子通信技术的优势

量子通信作为一种全新的通信方式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绝对安全，量子通信不依赖复杂的数学算法，而是采用量子密码学技术，以量子状态作为加密秘钥保障通信安全，如果通信过程中发生截获、修改或复制等操作均会导致量子状态发生改变，进而保障了数据传输具有不可窃听、不可复制的特性，打破了经典的传统加密方式的壁垒，真正实现“绝对安全传输”。二是高效率，由于量子叠加原理的存在，量子系统可以处在不同量子态的叠加态上，一个n维量子态可以包含2个态信息，而量子并行性提供的巨大处理能力，可以同时对2个信息进行数学运算，因此使用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相结合，可以是实现对n维量子态进行传输，使传输能力和传输效率显著提高[6]。三是较强的抗干扰力，量子通信是以量子为载体进行远距离通信，不会受到障碍物阻隔，具有穿越大气层的能力，同时，还具备线路零时延和无电磁辐射污染的优质特性，既可以大大提升传输速度，又能充分保障通信信道的环保。

1.3量子通信原理

1984年，CharlesBennett与GillesBrassard提出了著名的首个量子密钥分发协议（即bb84协议），为量子通信成为可能[4]。目前，量子通信一般分为以下两类，一类是采用直接通信方式的量子隐形传态（QuantumTeleportation，QT），它是利用量子的纠缠特性原理直接通过量子进行信息传递。A粒子和B粒子纠缠在一起，B粒子逐渐向远离A粒子的方向运动，然后通过技术手段使A粒子和另一个粒子C纠缠在一起，最后C粒子和B粒子将拥有同样的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某一信息从甲地瞬间传输至乙地[7]。另一类是采用间接通信方式的量子密钥分发（QuantumKeyDistribution，QKD），它是以量子力学为基本原理，利用量子力学的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和量子态不可克隆定理，建立一条经典通道（传统网络）和一条量子信道分别用于传输密文和产生秘钥，每一次新的信息传递，通信双方都会生成新的秘钥，通过一次一密的方式保障信息安全，同时还可以准确判断传输过程中是否发生窃听，真正实现了绝对安全可靠传输。目前，量子秘钥分发逐渐成为发展势头最猛、应用最广泛的通信方案。

2量子通信技术对商业银行的应用前景

量子通信技术具有通信效率高、安全性突出，保密性出色，在政府、通信、金融等国民经济领域或部门有较多的应用前景，这给具有客户众多、业务丰富、交易频繁、数据量巨大、安全要求高等特点的商业银行带来了发展机遇。一是提供海量、高速的数据传输能力。为满足生产中心和灾备中心相隔1000公里以上监管要求，国内商业银行都采用“两地三中心”概念和架构模式部署建设数据中心和灾备中心，各中心之间将涉及海量的数据传输，利用量子通信的特点，组建新型的量子通信网络构架，特别适合解决海量数据传输效率和安全问题。二是提供安全的、可靠的保密传输通道。目前各商业银行与监管机构、政府之间、合作企业以及商业银行总行与各分支机构之间均会涉及一些重要的涉密信息传输，利用量子通信绝对安全的特点，建立可靠传输链路，保障涉密信息的安全性。三是保障业务交易绝对安全，目前银行柜面交易、网上交易、移动支付、跨境支付等均采用传统的网络和加密技术手段保障业务安全，随着量子技术不断普及，业务交易的脆弱性逐渐凸显，而采用量子信息技术的通信和加密方式可以很好的保障业务交易安全，保护客户隐私。四是拓宽业务创新空间。量子通信技术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以量子通信技术作为基础网络和通讯安全基础，以其他新兴技术作为应用工具，以业务流程优化、业务流程再造作为突破点，不断开展先进的金融科技创新和深层次的应用创新，进而提升客户粘性，增强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对于传统商业银行来说，虽然量子通信技术的创新到来，给商业银行带来许多转型发展机遇，但是量子通信技术带来的重大革命也给传统商业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从商业银行内部变革来看，一是量子通信技术的深入应用将对传统的基础架构、网络架构、数据架构和应用架构模式造成巨大冲击[10]，势必会改变传统架构模式以适应量子通信架构；二是商业银行经过长期发展，基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比较成熟的业务生态系统，量子通信技术不断与业务的创新应用必将对传统业务架构或业务生态系统带来重大变革；三是量子通信的理论研究、落地应用和后期维护等工作都对商业银行的科技能力和人才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外部安全形势来看，一方面，随着量子通信技术不断的普及应用，商业银行传统的数据加密措施、交易防护手段将变得十分脆弱，都将给银行的信息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另一方面，量子通信技术的创新发展必将使各商业银行间的市场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3应对量子通信技术的发展建议

随着量子通信技术逐步走出实验室，商业银行业务创新与量子通信技术不断探索应用，夺取量子通信技术的制高点的竞争将变得日趋激烈，如何抢占市场先机、把握技术优势将是各商业银行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针对商业银行如何布局和发展量子通信技术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制定发展战略，明确发展目标。国家十三五规划对量子通信技术的发展做了明确的顶层设计，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中国金融业信息技术“十三五”发展规划》对量子通信技术发展做了明确部署，商业银行应将量子通信技术作为重要战略目标，纳入目前正在实施的数字化、智慧化转型规划中，构画技术发展路线图和实施路径。二是依托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室，探索落地具体路径。目前，大多数商业银行都已经成立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室，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应用取得了较多的创新成果[11]，积累了丰富的创新经验，各商业银行应该进一步充分发挥实验室作用，利用机制和资源优势，不断推动量子通信技术的落地应用。三是积极探索有效的对外合作交流。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在新技术研发能力方面，毕竟存在先天不足劣势，而一些科研院校以及部分实力强劲的企业在量子通信技术研究和应用方面已经遥遥领先，商业银行应该主动寻求合作机会，加速创新应用。

银行行业前景篇5

关键词: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现状;制约因素;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一)经营理念有较大突破。我国商业银行正逐渐转变经营理念,将中间业务发展作为实现金融工具创新、新的利润增长点、建立现代化经营机制的“排头兵”。我国各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都成立了中间业务部,对中间业务进行创新和营销,加强风险控制和业务稽核。各行对中间业务的认识逐步由辅业务的间接效益向主营业务直接效益转变,收费意识明显增强。中间业务收入达到一定规模。

(二)中间业务品种明显增加。随着对外贸易的迅猛增长和金融工具的推陈出新,我国商业银行在开展结算、汇兑、等中间业务的基础上,陆续推出了信用卡、信息咨询、租赁、代保管、房地产金融服务、担保、承兑等一系列新兴中间业务,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中间业务品种体系。

我国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纵观全球,由于起步较晚加上分业经营模式和重视程度不够等因素,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具体表现在:

(一)起步时间较晚。从时间上观察,西方国家中间业务的创新时间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而我国则是在1979年之后,两者相隔时间近20年当然这与我国的经济体制相关,在改革开放以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金融比较脆弱,不具备大规模金融创新的实力,而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首先提出对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加快了我国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的发展步伐。

(二)品种少,结构单一,业务规模小,创新能力不足。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中间业务主要集中在汇兑结算、票据承兑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而在利用金融信息、技术和人才等软件因素为客户提供高质量和高层次方面的服务还比较欠缺,尤其八十年代后,西方国家创新出大量的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产品,而我国目前的金融衍生产品仍比较缺乏,只有少数几种衍生产品。这与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有关,虽然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就尝试过金融衍生业务,但由于各种原因发展较为缓慢。直到我国加入WTO,金融业对外开放以后,决策部门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金融市场,不断地探索与开发各类金融衍生产品,加大金融创新力度。目前,我国各商业银行已经开展的中间业务有420多个品种,而国外银行中间业务产品已达2万多种。

另外,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总收入比重较小,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排在前面的是人民币结算业务收入、业务收入、银行卡业务收入。外汇中间业务收入和担保承诺类业务收入的占比极少。综合以上分析,我国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最高的是结算业务收入,而美国则为资本市场收入。这与我国近年来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导致国际结算业务成为银行的一大亮点。而美国银行之所以能在资本市场方面取得巨额收益,主要是因为美国对银行实行的是一种混业经营的模式,银行可以参与证券、保险行业,同时由于美国金融市场发育相对完善,金融产品丰富,因此为银行发展衍生业务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三)技术落后,人才匮乏。与国外银行强大的支付应用系统及管理系统相比,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手段相对落后,科技化程度低。此外,从事中间业务的专业人才较为匮乏。这已成为我国商业银行不能开展高技术含量的品种业务的“瓶颈”。而国外商业银行则拥有一大批优秀的中间业务人才,其从事的业务更集中于与资本市场相关、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的中间业务领域。

(四)缺乏健全的金融市场。近几年,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迅速,但由于起步较晚,许多法规制度尚不健全,加之国家有关部门对金融市场的严格控制和管理,因此我国金融市场的自由化程度不高,业务开展受到诸多限制。与发展中间业务密切相关的衍生品市场发展缓慢,使许多商业银行无法进行中间业务的金融创新,期货、期权业务的开展受到制约。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滞后成为制约商业银行发展金融工具创新型中间业务的瓶颈。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可以就以下方面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进行改革,加速其发展。

1、提高认识,更新观念,把发展中间业务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面对新的国际国内金融形势,要统一思想、转换观念,从商业银行战略发展的高度上认识拓展中间业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要充分认识到中间业务和资产业务、负债业务的关系,充分认识到发展中间业务的重要性,协调发展各项业务。为中间业务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工作中要不断调整思路,采取多种方式真正把中间业务当作改善服务、提高形象、增加效益的重要工作,从而实现效益最大化的目标。

2、要发展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必须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完善,使其跟上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从而为推动中间业务的拓展创造各种必需的条件。我国金融业应该早日实行混业经营,混业经营是世界金融业的趋势,只有混业经营才能更好地使银行进行中间业务创新。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商业银行提供更多的金融工具,不断地进行金融创新,实现金融衍生产品把银行、证券、保险市场有机联系起来,相互包容。同时,应该发挥银行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使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能够信息对称,能达成一个最优均衡。此外,要完善法律环境,健全法律体系,以法律来规范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培养强有力的宏观金融调控能力并建立有效的金融监控。最近几年,监管层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在政策上给予逐步放松,允许银行参股证券和保险机构,扩大银行发展中间业务的范围,尤其是在业务方面进展加快,证券和保险机构可以利用银行的网点帮助销售产品,银行则可从中收取手续费,获得一笔不菲的营业收入。商业银行开展中间业务,其实就像一个金融大超市,里面包含各类金融产品,因此逐步放松金融业的分业经营体制是很有必要的。

3、完善对中间业务的金融监管,制定与国际接轨的管理制度与操作规范。监管部门应出台中间业务监管原则,为我国商业银行开展中间业务制定业务规范,加强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分类管理,制定和完善相关的管理法规,构建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经营环境,加强金融监管、杜绝违规行为的发生,使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始终处于规范、有序、良好的市场竞争状态。

4、转变传统的资产负债业务为主、中间业务为辅的经营理念,建立一种资产业务、负债业务、中间业务并驾齐驱的思想。从国际上看,中间业务是商业银行三大业务之一,其比重和地位甚至超过资产负债业务,人们把中间业务的发展状况作为衡量一家银行服务功能、经营水平、员工素质、社会信誉的重要指标。监管层在银行转变经营观念过程中,可以通过实行利率自由化,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迫使银行改变以传统的资产负债业务为主的经营模式,加大中间业务的发展与创新。只有在观念上得到重视,商业银行才能在发展中间业务方面有所突破,实现商业银行盈利结构的多元化和合理化。

5、加快中间业务人员的培养,加大科技投入。中间业务是知识密集型业务,是金融领域的高技术产业。中间业务的发展需要大批知识面广、实践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尤其需要具备金融、法律、财会、税收、工程、企业管理、计算机和市场营销等专业知识的中高级优秀人才。

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中间业务创新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发展的空间还很大,希望各商业银行能抓住这个机遇,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不断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提高经济效益,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洪流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武思彦.论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J].商业研究,2006.5.

银行行业前景篇6

但欧洲银行业联盟的建立并不顺利，近期遭遇的阻力进一步加大，最终设立的难度较大，整体发展前景黯淡。

统一监管分歧巨大

虽然建立欧洲银行业联盟的呼声很高，且已有时日，但这试图依靠统一监管实现整体风险把控的联盟计划，从一开始就遭到多方质疑。各国基于自身不同的经济发展形势和金融运行态势，以及在欧债危机冲击下的多方利益“纠葛”，对该联盟计划“表里不一”——表态支持多，实际推进少。

在2012年5月23日的欧盟非正式峰会上，欧元区首脑同意建立统一的银行监管机制，这被认为是建立银行业联盟的重要一步。但与许多别的建议提案类似，会议并未就这种银行业联盟的具体建立和实施进行进一步的深入讨论，仅表示“需要”建立银行业统一监管联盟，但却未对涉及各国政治、经济等关联的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其主要原因在于这种银行业联盟的建立涉及诸多方面的复杂问题，因而遭遇了广泛的反对。

捷克明确反对建立银行业联盟，其观点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反对声音。捷克总理彼得?内恰斯表示：“由于捷克银行市场的95%是由国际金融机构的子公司控制，实施银行业联盟将严重伤害到捷克经济。”除捷克外，德国、瑞典、荷兰和丹麦等国亦反对银行业联盟的建立。

围绕在银行业联盟问题上的分歧，东欧国家反对意见较为一致，普遍担忧自身资本将遭受“侵蚀”。保加利亚央行行长表示，他对任何涵盖整个欧盟，而非只涵盖欧元区的银行业监管联盟表示忧虑，认为可能会损害其银行体系。实际上，许多东欧国家的银行均由其他欧洲大国的银行拥有，东欧国家忧虑在成立银行业联盟后，当母行资本不足时，会抽取较健康的东欧银行的资本。

同样反对该联盟在整个欧洲地区生效的还有英国，英国强调“欧盟任何银行业规条仅应在欧元区生效”，进而对所谓的“银行业统一监管”在本国持抵触态度。

作为欧元区“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国，经济体量最大的德国和体量次之的法国被认为将“引领”欧债危机的走向和欧元区危机的自我“救赎”之路。德法在银行业联盟问题上的态度对其推进落实意义极为重大。但与德法在其他欧元区救助机制上的默契和配合不同，两国在欧洲银行业联盟问题上存在分歧，而这也是决定银行业联盟是否能够建立和推进的最为关键分歧之一。

作为在全球率先征收金融交易税的法国，呼吁迅速推进银行业联盟改革。法国财长莫斯科维奇9月16日表示：“应快速前进，不能浪费解决欧债危机的时间。”他还表示，欧元区统一金融监管体系应覆盖欧元区全部银行。他预计，欧元区将在年底就银行业联盟达成协议。而德国则对快速推进银行业联盟建立持反对态度，并认为该银行联盟不宜对欧洲或欧元区范围内的所有银行均实现监管或同等监管，监管的范围不宜过大。德国希望欧元区成员国监管机构保留对各国地方储蓄及合作银行的主要监管权，欧洲央行仅监管欧元区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德国财长朔伊布勒9月16日重申，欧洲央行没有能力监管欧元区全部6000多家银行，且大量参与银行监管可能影响该行货币政策独立性。朔伊布勒指出，“我不认为明年1月1日前有可能利用救助基金直接重组银行”，更恰当的做法是缓慢、稳步推进改革。默克尔亦观点鲜明地表示，希望欧盟在推动银行业统一监管方面的准备工作不能过于追求速度，不能为了满足欧洲自身设定的2013年1月这一最后期限而仓促进行。

德法两国对建立欧洲银行业联盟的分歧，随着欧洲银行业联盟建立原定“时间表”的演进而越发加大，并可能在未来几月进一步尖锐化。9月22日，默克尔与法国总统奥朗德讨论有关欧元区银行业监管的问题，默克尔此前警告称柏林反对建立一个权利凌驾于欧洲央行之上的泛欧洲银行业监管机构，而奥朗德则呼吁建立监管体系的动作必须加快。

德国不愿独背“黑锅”

目前看来，德国反对欧洲银行业联盟的立场，成为该计划推进的最大阻力。作为欧洲经济体量最大的德国，其在欧债危机中的相对“强势”增长，成为欧元区走出危机的最大希望。在欧洲危机的解决进程中，德国以自身资源“出手相救”被认为是某种必然。此外，德国在欧央行中的话语权，也决定了其在欧洲银行业监管决策方面的重要影响力。德国之所以对欧洲银行业联盟的建立“顾虑重重”，坚持“反对”态度，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其并不愿意过多依靠自身资源“援助”严重陷于“泥淖”的国家，并担心在未处理清楚多国相互关系的情况下，武断推进该联盟计划，将打乱现有的欧债危机救助节奏。此外，“一刀切式”地对全部银行进行监管，或将带来新的银行业整体性问题。

按照欧洲央行行长、欧洲系统风险理事会主席德拉吉对成立银行业联盟的建议，联盟将在欧元区层面上筹集资金，用以救助受困的银行。很显而易见的一种可能是，欧元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德国将是欧元区救助计划的最大出资方，这种负担显然德国并不太可能接受。更进一步地，这种救助机制一旦成为现实和“惯例”，德国将更担心自己将成为银行业联盟的最后“拨款方”。

按照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建立银行业联盟的三个推进步骤，欧洲央行获得监管欧元区所有银行的权力只是第一步；未来的第二步，则是成立一只基金用来关闭问题银行；最后的第三步，也是最深层的一步，即建立完善的保险机制用于保护欧元区居民的存款安全，也就是所谓的欧元区存款风险共担。在后两个步骤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资金将来自于欧元区各成员国的拨款，而这将是一笔不小的数额。按照巴克莱银行的分析估算，如果按照巴罗佐所设想的欧洲央行监管6000家银行的规模计算，所需的保险基金可能将近11万亿欧元(约合14万亿美元)的存款提供担保。如果只以这个数额的1%作为保险基金，则欧元区银行很有可能被课以其年收入20%的重税。这1100亿欧元的保险基金需要在银行业联盟成立之初就拨付使用，在目前情况下很难实现。尤其是对于目前都寄希望于ESM（欧洲稳定机制），甚至欧洲央行贷款的众多欧洲银行来说，实在难以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更大的筹款任务将“顺理成章”地压在目前健康状况相对良好的德国大型银行身上，德国显然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出现。

更进一步来看，如果有国家退出欧元区，而其存款却被以银行业联盟的形式保护起来，选择退出国家的人们就有可能选择在本地银行大量借款，再将其转移到其他欧元区银行中去，而这将或导致欧元区内部的财富被直接转移至外部。“银行业联盟，换句话说，就可能会变成德国人最不希望看到的拨款联盟。”

此外，在欧债危机的救助节奏中，德国希望能够夯实基础而循序渐进，欧洲银行业联盟的建立也应该是分步骤进行，不能急于盲目推进。在默克尔看来，目前，无论是在财政预算，还是惩罚机制以及欧洲央行在对银行进行监督时该向谁负责等问题上都还缺乏进一步的规范。在这样空洞而不够健全的框架下，欧洲央行自身的声誉和独立性也将可能受到质疑和威胁。“我们是要建立一个长久的、关系到欧元区未来的银行业联盟，这或许需要更多的时间。”默克尔说。

银行业联盟前景黯淡

正如前文所言，德国并不愿意在救助机制中承担过多的“无偿义务”。而且，按照德国人一贯的“严谨”作风，欧洲银行业联盟的建立需要在各方面关键问题和重要关系都处理和捋顺清楚后，才能推动真正建立，而目前的欧洲政治、经济现状，在德国看来，显然无法满足这种条件。更近一步地，东欧国家的普遍担忧，以及英国的反对，为该银行业联盟的建立蒙上了更多阴影。

银行行业前景篇7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问题改革

一、导言

改革开放以后有两件事情令世界瞩目，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瞩目。忧的是中国取得成就的同时伴随着中国金融业的改革滞后，并且潜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制约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其核心表现是中国银行体系积聚的大量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业取得了长足的。中国逐步建立起了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截止2004年12月31日，中国共有三家政策性银行、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十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和若干家外资银行分支机构。银行存贷款保持快速增长，银行提供的金融工具与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银行体系保持了总体稳定，没有出现过严重的银行危机等问题。不过，中国国有银行体系积累了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大量风险，其自身成为不利于中国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增长的引爆器。银行部门的不法行为、银行体系的巨额不良资产、提高资本充足率、改善公司治理、有效处置不良贷款，以及避免产生新的不良贷款等重大问题给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提出了挑战。银行改革进程缓慢和以往改革措施不配套制约了国有商业银行体系乃至整个银行体系问题的解决及其成效，制约了中国向潜在最优经济增长的转化。“如果不深入改革，以解决问题的根源，那么银行系统势必会在将来造成新的混乱局面。”

尽管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对商业银行改革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指明了方向。但是如何实现宏大的改革目标仍旧是一个问题。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问题在中国加入WTO的后过渡期结束后开放金融业参预全球竞争具有重要意义。

二、银行业改革：回顾

1．银行功能

Arrow-Debreu-Mackenzie(ADM)模型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中金融中介没有存在的必要。金融中介的存在只是因为现实中的交易成本巨大，信息不对称也较为严重。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存在道德危害（moral hazard）与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所以金融中介可能会优于金融市场，因为中介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可以复制市场的某些功能，可以签订长期激励合约。

新古典经济增长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都认为，除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外，技术进步与资本集聚是经济增长另外两个重要推动力。金融体系之所以在经济增长中起重要作用是因为它们能为资本集聚和分散新技术提供资金。金融体系的微观经济理论基础很大程度上在于交易体系中存在着摩擦。在签署议定和执行合约消耗资源、信息不对称和信息获取成本高昂的世界里，合理发挥功能的金融体系能够减少信息成本与交易成本。在这个过程中，储蓄者与投资者有效结合并最终经济增长。金融体系所起的几个功能有助于减少这些交易成本（Pagano， 1993; Levine，1997），它对资本集聚与技术进步产生重要影响。

根据许多学者的看法，银行与其他公司相区别的原因是它们共同：1）提供了可兹利用的支付体系；2）生产信息与监督借款人。它们所共同履行的这两个核心功能有助于解释银行特殊的原因，而且还有助于解释它们易受特殊管制的原因。银行－－其迅捷的流动性对于支付体系发挥良好的功能来说至关重要－－持有价值固定的短期存款债务来换取价值不确定的贷款－－它是非透明借款人外部资金的主要来源，非透明借款人在金融市场上是受到限制的。然而银行易受道德危害问题的影响，银行价值固定的存款可从某种公共援助上获益－－明示的（存款保险）或暗示的（最后贷款人的介入）援助－－这种支援可以防止支付体系的崩溃。然而银行挤兑会在无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发生，它减少了社会福利（Diamond and Dybvig， 1983）。因此必须确保存款人不会遭受损失，其目的在于阻止未加担保的挤兑和由挤兑所引起的支付体系的崩溃。不幸的是，这也意味着存款人没有任何监督银行冒险的激励，这样又可能使银行家比没有存款保险时更有激励去冒险。由于一部分银行特许权价值依赖于存款保险的存在，所以银行面临业务许可的管制与有效监管就极其重要：不用对此有任何惊讶，薄弱的监管与没有风险保险金的存款保险是美国储蓄贷款危机中增加与破产上升的秘诀所在（Barth and Bradley，1989）。

事实上，国有商业银行承担了金融的基本功能。然而，问题并非就此结束，因为国有商业银行还承担了某些特殊功能，其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配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功能；维护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功能。这两个功能尽管从效率上看并非最优的选择，但是如果从中国的特殊状况看我们无法否认其巨大的社会意义与绩效。 “国有商业银行所履行的性和公共性双重功能，决定了对其绩效评估不应只是单一的经济效益评价。”

2．银行问题的成本

银行业是一个具有极大外部性的行业，其外部性为正，也可能为负。银行的负外部性一直就是对银行业进行管制的一个重要理由。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一家银行的倒闭，特别是大银行的倒闭可能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迫使其他银行走向破产，不管是有清偿力的银行还是没有清偿力的银行，由此可能引发银行系统的崩溃。

引发银行倒闭的因素可能很多。Diamond 和 Dybvig(1983)指出，银行提供的流动性服务可能会引发挤兑。由于银行的资产清偿价值低于银行的流动性存款价值，所以存款人可能在没有任何银行资产经营不利的信息时对银行进行挤兑，这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囚徒困境，由此一家稳健的银行也可能倒闭。

其他因素可能也会引起银行倒闭。由于市场不完备，也或是因为银行的监督技术不完善，银行可能无法完全分散资产风险。这样的结果是如果储户察觉银行资产价值过低，那么收回存款将成为其首要考虑的策略问题。由此也会引发银行挤兑。

银行挤兑的成本巨大。因为它迫使银行将尚未到期的长期资产提前清算，这样就扰乱了银行的正常生产过程，它的另外一个可能结果是银行提前对投资项目进行清算，这又会使整个社会的正常生产与交易过程中断。传染性挤兑在经济并不景气的时候可能会使整个金融体系崩溃，这对经济产生了强烈的负面影响。对银行挤兑的负面影响促成了许多国家实施了银行管制政策并提供了政府存款保险和贴现窗口政策。但是它们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可能会产生更多的银行问题。

对银行危机的代价与成本进行分析与衡量是一件麻烦而棘手的事情[Frydl(1999);Frydl and Quityn，(2000)]。霍克谢等(2004)区分了银行危机的代价与成本。他们指出，银行危机的代价包括社会的总代价、财政代价和净代价。不过，社会总代价却是难以计量的，因为银行危机会使宏观经济不稳定，经济体系失去有利的增长机会。例如，银行危机出现时一般会使银行信贷紧缩，利率可能会上升，利率上升同时还会伴随着通货膨胀和汇率的剧烈波动，由此导致了总产出的永久性损失。财政代价包括危机救助与解决成本。

Cerra 和Saxena(2003)提供了亚洲国家永久性损失的经验证据。他们使用了制度转换模型将衰退区分为永久性损失和暂时性损失。他们的结论表明，亚洲国家发生的是Hamilton型衰退，产生了永久性损失，而非Fridman型在危机以后是一个迅速增长阶段、导致赶上最初发展趋势的衰退。跨国研究表明，银行危机期间产生的损失非常大，平均占当年GDP的10%以上，银行的贷款量与利润率在此后也都下降了 (Hoggarth 和 Reidhill， 2003)。

3．转轨国家银行业改革与最优银行体制选择

Thakor(1996)认为，金融系统设计包括三个主要的方面，即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经允许的经营范围、决定银行业结构的监督和金融市场上对信息的披露。Allen和Gale(1994)解释了两种主要金融制度设计—美国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和德国的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的福利含义。相比之下，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比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提供了更好的跨时风险分担。因为银行提供的长期贷款协议是实现理想代际财富转移和风险分担的必要条件。而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具有更好的跨域风险分担机会，其原因是在这样的制度中经济人能在金融市场上选择更多的金融工具来对冲他们的风险头寸。不过，两人的模型没有考虑到银行主导型体系具有的银行挤兑和传染诱致的恐慌状况。不过，到目前为止，关于金融系统的最优设计等一般性问题仍然未难受得到解决(Santos，1998)。

转轨国家的银行改革问题与最优金融体系的设计问题同样有趣。不过转轨国家的金融系统改革既费时又费力，由于银行在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公司外部融资中通常居于主导地位，所以这些国家的银行体系改革更为重要 (Bush，1998)。尽管转轨国家已经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银行改革，但是由于银行在改革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的不良贷款以及政府渐进退出银行部门等因素的影响，银行部门在重组现在的公司以及为私人新设企业提供融资等两个方面的作用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在对发达国家银行的研究中得出的一些研究结论在转轨国家也并不能得到有效的支持。

我们知道，很多计划经济国家进行转轨的根本目标是把经济从生产可能性边界以下的无效产量点向转换曲线上的点移动，以便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并且最终改善本国民众的福利水平。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银行体系能够把储蓄与投资联结起来，并且把资金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部门、区域或项目上。所以改革银行体系的关键之处就是把金融中介的克服信息不对称提高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功能发挥到最大。具体地说就是提高现有银行中介的效率并提高其支持实体部门结构调整的能力。

转轨国家银行改革以及最优银行体系的选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由于信贷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所以它会导致不利的选择结果并均衡信贷配额(Stiglitz and Weiss，1981)。信贷配给的出现可能源于借款人没有足够的净资产为其贷款提供担保，也可能是由于银行并未在竞争的环境中经营。在转轨国家，中小企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经营，这不利于中小企业发挥技术创新、增加出口、提高就业水平等方面的宏观作用。由于中小企业没有足够的抵押或担保品和经营记录，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可能很少，外部资金(还包括股票融资或债务融资)对中小企业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中小企业只能依赖内源融资缓慢发展，这种状况的不利影响就是经济增长只能是次优的。

此外，由于转轨国家起始时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已经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所以信贷配给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银行资金过多地流向国有部门，尽管这种长期关系会使国有企业得到足够的资金，但是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会使流向国有部门的资金低效运用，它使银行部门自身积累了大量不良贷款资产，银行部门不良资产过多会诱发信贷紧缩而降低经济增长的效率。不过，如果银行能克服这些问题将会发挥其在公司公理中的作用并加速国有部门的重组进程与效率，那么经济增长将会向最优的路径靠拢。

关于转轨国家最优银行体系的选择问题，理论研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大部分研究都证明了转轨国家选择全能银行体系优于单纯商业银行业务的金融系统。因为全能银行体系的主要优点是它可以利用范围经济并能够扩大银行的服务范围。例如银行从监督公司存款账户中获得的信息有助于银行分析与掌握该企业的现金流量与经营状况，这样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Nakamura ，1993)。

全能银行的范围经济使银行可以利用协同作用。例如全能银行可以解决企业的公司控制问题，因为它们具有股东与债权人的双重角色。Steinheer 和Gilibert(1994)根据公司控制权理论指出，全能银行在转轨国家的有益作用是：它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担当积极的股东，在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充当积极的债权人。银行持有的股份较少可以限制股东的所有者控制；并且银行还能够减少非银行债权人因为缺少信息或其他干预机制对公司事务的干预不足。不过，他们认为全能银行只能由私有化的银行来承担。另外，还有人认为尽管全能银行具有优点，但是它在转轨国家可能并不具有适用性。

与此相反，另外一些学者则针对转轨国家的现状提出了专业化银行的建议。Thorne(1993)指出，在转轨国家的早期阶段，商业银行无法对商业企业实施有效的公司控制，这种控制功效应该交给投资银行办理，所以转轨国家应该建立起专业化的银行体系。Rajan(1995)也指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能选择全能银行。Mckinnon(1991)的看法更激进。他认为由于商业银行本身的独特性以及其功能等诸多原因的影响，狭义银行最为合适。

就发展中国家或转轨国家的现状看，在资本市场发育不成熟，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银行部门风险识别与评判能力低下、银行监管部门素质不高、政府与银行的“裙带”关系、相应的制度建设落后包括的制定及其有效实施等因素影响下，全能银行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或转轨国家，它可能只是转轨国家制度基础设施得到完善以后的一种长远的潜在选择。因此专业化银行可能是目前条件下转轨国家的最优选择。

4．银行业最优改革模式

在IMF的一项调查中，Dziobek and Pazarbasioglu (1997)通过对24个国家银行危机的经验分析了一套银行重组的“最佳模式”：他们认为最佳的模式应该包括足够宽的范围，并且因此对一系列的特定状况都要有积极作用。霍克谢等(2004)指出，系统性银行危机的管理对策要因国而异。其含义是适合本国自身状况的银行改革才是最优的。具体说影响一国危机管理对策的范围包括：危机的成因；宏观经济条件和该国的发展前景；银行体系的财务状况；内外部传导的风险以及可使用的解决工具；此外还应该包括银行体系与公司部门的所有权结构；人力资源的局限性；法律、监管、司法以及行政架构；透明度的传统；以及上的连续性和领导人的素质等。由此可见，解决银行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成效依赖于上述这些因素及其相互作用。通常情况下银行业改革的“最佳模式”包括解决银行的流动性问题、银行业的结构调整、经营重组与财务重组以及宏观基础设施建设。

1)流动性支持。前文指出，银行挤兑的成本巨大，因此在银行出现危机时提供流动性支持对于整个银行体系至关重要。因此中央银行作为最终贷款人向银行体系提供充足的流动性支持以便确保支付体系的顺畅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迅捷的救援行动能够为政府找出问题的原因并制定相应的对策留下了足够的时间。然而，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只应该限定于那些有清偿能力的银行。不过，在银行转轨国家，流动性支持似乎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储户与债权人享有了政府可信的全面担保。因此，流动性支持中的问题可能主要在于消除政府全面担保中的道德危害风险。然而，拉美的例子说明，在高度美元化的经济体中，政府的全面担保并不能取信于民，即使是政府出台行政管制措施时也无法阻止存款人的恐慌与挤兑。

2) 银行业的结构调整。霍克谢等(2004)指出，银行业的结构调整政策需要把银行区分为三类：有生存能力并且符合监管要求的银行、有生存能力但资本不足的银行和没有生存能力且也不具备清偿能力的银行。确认银行是否具有生存能力是对重组工作进行管理的一项关键工作。而且银行是否具有生存能力应该交由市场处理与决定，同时对于资不抵债的银行应该由处理其问题的监管机构决定是让其整改后继续经营还是退出市场。除了银行业的市场结构需要调整以外，银行机构内部的产权结构可能也需要得到相应的调整。如果银行的所有权没有明显变化，那么没有任何一家机构能完全行使股东权利以控制损失(Sheng， 1996)。不过，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私有化并不是一种立竿见影的解决措施，相反它是一种长期的进程，并且需要实质性的优先举动，例如财务与经营重组。快速私有化会产生重大的风险。因此市场化方案设计对于决定银行部门未来的利润率与生存能力非常重要，智利的经验表明中国采用渐近的更为可行(Li Wen hong，2001)。

3)经营重组。经营重组对于恢复银行的盈利能力与持久的清偿力是必不可少。经营重组的目标是提高信用评估能力、改善风险管理、加强内部控制、改善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关系和治理结构等，同时要把激励机制作为关注重点。24个国家的调查指明内部治理的低效是所有样本国银行问题的一个原因，银行重组的进展与这些问题是否能被解决高度相关。调查还发现，所有国家通过解决存量问题恢复银行的清偿力要比通过解决流动性问题能取得更大的成功。看起来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政府发现在防备无清偿力方面取得进展要相对容易一些。这个结论表明中国更需要注意经营重组，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一些银行都面临着管理效率低下问题，这是它们利润低下不断积累不良贷款的原因之一。不过，经营重组能否取得成功还需要公司部门重组作为配合。银行和公司必须以及时、有序并以公平分担的方式对公司债务进行重组，因此，必须强化正式的破产制度。当然，对公司债务进行重组需要在公司业务重组的背景下进行，如果无法对贷款进行重组，应该对其加以清算；另外可行的方式是对抵押物进行拍卖。

4) 宏观基础设施建设。转轨国家银行改革的宏观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多方面因素。具体说包括界定政府的功能、解决法律与司法体系的不足、废除不公平的待遇(包括对各类投资者一视同仁、不公平的税负等)、改善审慎监管等。特别是转轨国家，由于政府有自己的利益需求，政府利益需求可能不会与银行价值最大化目标相一致(Boot and Thakor， 1993)。此外，在许多转型国家都可以发现，竞争对银行业的意义更大，它比改变所有制更为重要，并且它也能给管理者提供适当的约束机制(Stiglitiz， 1999)。Claessens et al (2000)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实际上能提高发展中经济银行的效率。这个发现可能的理论解释是外资银行能给它们带来管理新方法、公司治理机制和信息技术。国内银行必须采用这些新方法、新机制和新技术，以便与国外对手进行有效竞争(Peek 和 Rosengren，2000)。允许外资银行进入的深层益处是，它可能会使银行体系更稳定。Demirguc-Kunt (1998) 和 Levine (1999)的经验研究清楚地说明了外资银行的存在降低了银行危机的可能性，并且使银行变得更加稳健。三、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评述

转轨国家的转轨进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前苏联与东欧用西方绝大多数学家所主张的 “休克疗法”进行改革。此种改革方式的主张者预计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会呈现出“J曲线”效应，即GDP在改革初始时期下滑后会出现强劲回升。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该方案导致了GDP急剧、持久地下降，并伴有特别高的通货膨胀和其它指标的严重恶化 (World Bank，1996)。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崩溃、社会危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采用了“渐进的”转型方式。它是分阶段的、局部的、增量的、常常是试验性的逐步推广进行，特别是没有大规模的私有化过程。中国自其改革开始便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所取得的经济绝无仅有，其GDP实际年均增长率高于8%(详见图1)。持续经济增长已经使贫困大幅度减少：从1978年到2000年，根据世界银行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

每日一美元的贫困线，中国的贫困人口已经从2.6亿降低到1亿（Weiss，2002），从占总人口的31%降低到8%。从俄罗斯“休克疗法”失败的角度看，中国是正确的：缺乏关键的制度建设，私有化产生了致命的私人寻租行为并阻碍了转轨进程（Black 和 Tarassova，2002）。

尽管世界普遍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前景表示乐观，但是也有人指出这种乐观基于一个重要的假设，那就是，中国能否在未来数年内继续改善其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的。若要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维持强劲经济增长，中国就需要银行及资本市场更好地发挥金融中介作用。要维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并防止严重的经济混乱，中国银行业持续进行成功的改革将至关重要。

1．国有商业银行问题成因

不过，中国改革成功神话进程中做到加速对国有进行结构调整，这相应的造成了银行体系巨额的不良贷款；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宏观挑战，即在保证财政持续性的同时如何阻止银行体系的崩溃（Liu，2002，APF，2002）。换句话说，不考虑过去的成就，中国的持续增长可能会受到国有企业产生损失所带来的尖锐的不平衡结构的威胁。

脆弱的银行体系，承担着巨额的不良贷款负担，其功能将会错乱。它们不能对企业实施治理，这会加剧资源的错误配置。不良贷款的解决可能通过银行资产与贷款的分离而实现，但因此可能会导致信贷紧缩并破坏实体部门的活力；而且新兴好银行可能也要忍受软预算约束。

中国银行业的脆弱性众所周知，主要表现在利润率低、资本不足与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如果按照金融安全预警系统的相关指标看，不良贷款的确是银行体系风险的巨大来源。

对国有商业银行问题成因的，主流观点认为是产权问题(易纲等，2002)，换句话说是政府担保导致的道德风险恶化的结果和银行自身的问题(刘锡良等，2003)。其他经验证据表明银行的国有制比重较高或政府过多干预信贷分配，是银行危机的主要原因（Lardy，1998）。政府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单一所有者要以国家财政最终承担银行损失，而市场约束例如破产与倒闭则不具备有效性。银行在政府提供了全面担保以后要担负政策性负担。由于政府与银行管理者之间的“裙带”关系和信息不对称的，对管理者的绩效评估并不能实施，所以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者可以利用政策性负担推却自己的低效经营责任。易纲等(2002)指出，“国有银行诸多问题的根源，是银行在产权和治理结构上的缺陷。” 尽管此种解释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可能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因素，而且其隐含的一个结论就是政府完全放弃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权。这种结论与现实不符，因为银行私有制国家的经验表明，银行私有制并不能有效阻止银行问题的出现。

总的来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是多年积聚起来的，其成因非常复杂，是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除了国有商业自身体制落后、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管薄弱等原因外，其主要原因是：“直接融资占比过低，企业严重缺乏自有资金，生产经营过度依赖银行贷款；为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体制转轨和国有企业重组，国有商业银行发放了大量特定贷款；社会信用环境较差，企业逃废银行债务严重；未能实行审慎制度造成大量虚盈实亏等。由此可见，国有商业银行上聚集起来的各种损失，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商业银行的经营损失，它是我国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而必须付出的成本。”(唐双宁，2005)

2．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阶段

自1984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专业化改革：1979-1994

1984年，中国“大一统”的银行体制终结。其典型事件是，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中国工商银行，加上专营外汇业务的中国银行和原行使财政职能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以及1979年恢复的中国农业银行，这四家银行成为国家专业银行，人民银行则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自此，中国形成了各司其职的二元银行体制。

2）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1994-2002

1994年，国家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实现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1995年，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明确国有商业银行是“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至此，四家专业银行从上定位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四家银行过去的专业分工也更加淡化，业务交叉和市场化竞争进一步发展。“但就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改革主要在梳理内外部关系、引进先进管理技术、处置不良资产等层面上进行，尚未触及到体制等深层次问题”(唐双宁，2005)。

3）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2003

2003 年12 月31 日，通过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公司）对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以下简称两家试点银行）注资450 亿美元，正式启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2004 年8 月26 日和9 月21 日两家试点银行相继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建立金融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汇金公司代表国家对两家试点银行行使出资人权力，较好地解决了国有商业银行长期存在的产权主体虚置问题。2005年，政府决定对中国工商银行注资150亿美元，以深化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政府层面对此次股份制改革的看法是，它将从根本上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实现国有商业银行从传统体制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历史性转变，它也标志着国有商业银行由治标向标本兼治的根本转变，同时是中国银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

3．国有商业银行原有改革的有效性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认识到金融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经济稳定的基础。自1997年11月开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措施：

一是补充资本金和剥离不良资产。1998年，财政部定向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所筹资金专门用于补充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1999年，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将1.4万亿资产剥离给新成立的华融、东方、信达、长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

二是加强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建设。正式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管理，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国有商业银行进一步强化统一法人管理，改革内部稽核体制，建立权责明确、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内部管理体制；引入国际先进的贷款风险识别和管理理念，推行贷款五级分类试点。

三是根据市场化原则积极推进机构管理改革。针对分支机构重叠、管理层次多、运行低效的状况，国有商业银行从1998年开始进行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1998～2002年间共精简机构约4.5万个（其中县支行约1800个），净减少人员约25万人。

上述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进程，但总体上看，银行经营管理还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特别是银行的财务状况仍然不佳，历史包袱沉重、资本金严重缺乏，自我发展能力严重不足。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现状，已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由前述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中国银行业改革与整体经济体制的改革具有相同的性质，即渐进性。渐进性改革的表现是政府掌握改革进程，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掌握着经济、金融资源的分配，并通过改革成本的分摊将改革风险控制在一种潜伏状态下，并在适当的时候开辟新的改革渠道来分散已经积累很高的系统性风险。而中国银行体系改革的本质就是政府在集中信贷资源、控制信贷风险和引进市场竞争因素之间的动态权衡。这种做法不同于“金融约束”，它属于政府主导下的金融抑制。在维持低效产出与社会稳定的目标下，国有商业银行扩张的结果只能是日益严重的银行脆弱性，不利于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张杰(1998)认为这种状态下的银行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金融资产在原有金融结构和制度框架上的简单扩张，没有质的根本提高。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原有改革措施有效性不足，无法消除国有商业银行问题的根源。

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前景何在

从国际社会看，转轨国家商业银行面临的问题并不新鲜。转轨国家银行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创建真正的银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转轨中的治理失效》一文中指出，在许多转轨国家，由于法律框架薄弱，偷盗行为的单位收益率明显高于创造财富努力的单位收益率。偷盗加上期权价值，再加上所有权就意味着(在没有竞争贷款市场的情况下)获取贷款的收益是巨大的。其后果是贷款不一定被分配到那些最可能有效利用资产的企业手中，相反却可能分配到那些有背景关系或那些知道如何最好“利用”体制的企业手中。

自1980年代末以来，构建现代化的银行体系一直是中国政府的目标之一，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体系的努力也在不断推出。如前文所述，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是政府主导型渐进式改革，政府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唯一所有者，由此出发设计和出台的银行改革措施从根本说不是最优的。总体上看，改革主要停留在技术层面上，例如梳理国有商业银行的内外部关系、引进先进管理技术以及处置不良资产，并没有触及银行管理体制和银行公司治理等核心问题。

关于国有商业银行的最优改革，从目前来看，争论比较明显。综合起来看有以下几种：1)银行改革产权无关论(郎咸平，2002)，即大银行的产权无需变更，在坚持国有的前提下通过加强银行内部改造就能实现改革目标。这与政府改革观比较接近；2) 分拆国有大银行以加强竞争(李稻葵，2002；钟伟和巴曙松，2003)； 3)民营银行观(徐滇庆，2004)；4)金融结构论(林毅夫，2003)。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部门建立起良好的公司治理正是确保银行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具体包括股东、高管层、存款人、员工、社会公众、政府和监管者等）利益均衡的制度安排，它是银行良好运作和管理的根源和基础，是实现银行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制度保障。由于实践中没有对政府行使所有权的方式、、界限进行有效规范和制约，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一样，存在产权边界模糊、产权界定不清、产权约束弱化的现象，并直接导致了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监督约束机制弱化的银行公司治理困境。

原有改革成效并不显著，目前仍存在诸多挑战，包括提高资本充足率、改善公司治理、处置不良贷款，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经济增长进程中防范国有商业银行产生新的不良贷款。

前文指出，解决银行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就国有商业银行自身来说，需要从多个方面采取措施。首先，国有银行要客观出自身的坏账金额和严重程度。其次，银行必须采取措施，尽快冲销、出售坏账、确认损失；必须尽快重组资产并重建准备金。第三，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建立起有效的银行公司治理，以便调整贷款程序，创造信贷文化，并且基于合理的风险管理、亏损确认和准备金拨备程序有效降低并防范不良资产，而非以花俏的会计手段掩盖问题的严重性。

要实现健康的银行体系，除了需要政府有坚定的信念与科学合理的改革进程与指导原则以外，还需构建银行有效经营管理的宏观基础设施，它包括透明度、各种国际会计准则、有效的司法体系和强有力的监管结构。完善的金融体系由多个要素构成，开发有深度和广度的国内债券和股票市场，并使之成为银行之外的储蓄和投资中介必不可少。

本文不想在国有银行最优改革问题上做过多阐述，只想着重提及两个问题：银行外汇注资和上市。政府主导并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可以有多种方式，而改革总归需要支付相应的成本。无论银行出现问题是由其自身原因还是由于政府的原因或者是两者共同的影响，政府以公共资金为银行重新充实资本都是正当的。改革的物质成本就是要以政府注资来消化和置换银行已有的不良资产。无可置疑，政府巨额注资是必要的，没有巨资的填补和置换，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上市就有欺诈之嫌。不过，对注资的持续性需求清楚地表明：对银行全面改革来说，注资计划本身是不够的，如果注资以后没有明晰的职责界定与损失评估机制，则还会出现注资需求。其实政府此次注资后做出不再注资承诺的可信性需要认真关注。如果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注资成为永无止境的举措，那么我们的改革只能是将无法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就股份制改革并上市来说，其实这里包含了两层含义：首先，是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问题不仅在于必须要根据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要求，遵循“三会分设、三权分开、有效制约、协调发展”的原则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更重要的是能够保证每个职能部门认真履行各自的职责，并清楚地使其权利责任做到对等分布。不仅总行需要完善的公司治理，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事实上是一个独立利益主体的情况下，地方机构的公司治理问题如何解决和总行与分支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管理机制如何理顺同样重要。国有商业银行地方机构屡屡出现重大事件已经提出了改革的迫切要求。

就引进国内外的战略机构投资者来说，对外与对内的开放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尽管引进国外的战略投资者对于国有银行走向世界可能具有特殊的影响。如果财政部作为国有银行原有的实际单一股东无法约束国有银行，那么我们凭什么相信中央汇金公司的约束就能有效呢？如果链条过长、成本过大可以解释国有银行的效率低下的话，我们又如何可以相信增加了一个层次后就能降低而不是增加了成本呢？

其次，国有银行股份制上市可以借助资本市场力量能达到增资扩股、壮大资本实力、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公众监督与市场检验的目的。不过如果没有完善的内部管理体制，缺乏相应的人事和激励、约束机制改革，法律与监管低效的话，“上市即灵”只能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结论

与20世纪50-60年代的前联邦德国、日本和60-70年代韩国、新加坡经济增长“奇迹”一样，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加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成就被称为“中国奇迹”。“中国奇迹”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进行的渐进式改革避免了社会动荡，它与其他转轨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渐进式改革存在着战略选择问题，即改革的先后次序、轻重缓急问题。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看，在改革早期，政府运用财政和金融资源，优先支持了农业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从广义上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也是国企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上述领域优先改革进程中消耗了相当多的资源，在政府财政资源与能力非常有限的约束下，银行业承担了改革的成本，其结果之一就是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同时也使金融改革滞后。

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中，金融体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相关绝对指标看，它们无疑是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的核心。要保证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增长，就必须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促使其加快转型步伐。从2003年新一届政府成立伊始，一系列银行改革措施的出台即显示了政府改革银行体系的决心，又显示了政府改革银行体系的能力。不过，国有银行从计划型转向市场型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转型过程中的改革原则、政策措施设计同样复杂。

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甚至于将来上市显然不是政府改革银行体系的终极目标，它只是完善市场经济体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是金融体系改革的一项内容。如果把股份制改造与上市当成国有银行改革目标的话，那只能是对国有银行改革的一个曲解。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市场主体。国有商业银行欲成为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真正商业银行，只有这几项措施的出台与实施显然无法达到目标。只有进行系统化的持久改革，我们才能实现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终极目标：以高效的银行体系提高民众福祉。主要

1．霍克谢等著：《系统性银行危机的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

2．刘锡良、曾欣：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与道德风险，载于李扬、王国刚、何德旭主编：《中国金融前沿Ⅲ》，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3．郎咸平：《银行改革无关产权》，新浪网，2002年12月24日。

4．唐双宁：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几个，在中国金融学会2005学术年会上的演讲，2005年3月25日。

5．徐滇庆：《徘徊在大门口的危机--把脉中国金融》，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6．易纲等：中国银行业改革思路，《学季刊》，2002年10月。

7．中国银监会“公司治理改革”课题组：完善公司治理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核心，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2005年。

8．钟伟、巴曙松：《无法回避的中国银行业改革》，《南方周末》，2003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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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行业前景篇8

中国银行业国际化面临较大机遇

国内外形势以及银行业的自身发展，都呼吁银行业加快推进国际化进程。

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目前世界经济复苏还待时日，美国经济呈现复苏态势，日本经济有复苏迹象。欧元区增长仍处于低位、经济依旧低迷，在未来3～5年内是否会实现复苏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美国金融业在危机中遭到了极大冲击，金融体系遭受重创，其运行主要依靠财政支持才得以维持；欧债问题迟迟未决，债务国与核心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仍保持较高增速，尤其是我国经济在应对经济危机中获得了较快发展。这一国际经济实力的变化正推动着国际经济格局调整，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日益提升。

受危机冲击的欧美银行业为中国银行业跻身国际舞台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一是欧美银行纷纷收缩业务或退出海外市场，我国银行业可填补空缺，拓展业务空间与客户资源；二是金融危机下大量银行盈利水平下降、估值较低，为我国进行海外并购提供了基础；三是陷入困境的金融企业大规模裁员，我国银行业可借此壮大队伍，充实国际化人才。

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贸易量占全球的十分之一，外汇储备占世界的三分之一，正在经历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从贸易大国向投资大国的蜕变，正逐步成为引领世界经济金融复苏的主要动力之一。2012年，中国GDP总量达到51.9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8%，增速高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奠定了银行业国际化发展的坚实基础，为银行业规模增长、业务创新和改革深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客观上增强了中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的实力。经济国际化要求银行业加快国际化步伐，构建相适应的全球金融服务体系。

金融实力上升、银行业得到长足发展。危机爆发以来，欧美发达国家金融行业大多受到影响，美国银行业破产数量持续增长，2012年，美国新增破产银行数量为51家，2007年以来累计破产银行数量已达500家左右。而中国金融业逆流而上，金融净资产位居世界第二，大型银行的盈利规模名列前茅，金融国际化程度显著提升。英国《银行家》杂志2012年全球银行排名显示，2011年中国银行业利润几乎占全球银行业总利润的三分之一，在世界500家大银行排行榜中，中国银行业上榜数量达到104家，首次赶超日本，仅次于美国；我国四大银行均位居世界前十大银行之列。2011年和2012年，中国银行两次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是唯一一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近年来，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率继续保持低水平，资本较为充足、盈利能力强劲、品牌价值显著提升（如图1所示），为中国银行业实施国际化战略奠定了良好基础。

我国企业和居民纷纷加快“走出去”步伐。银行业是一个面向客户的服务型行业，客户到哪里，银行就应该到哪里。近年来，利率汇率逐步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大量增加，境内外经济的联系紧密度大增。我国企业纷纷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跨境经营活动日益蓬勃发展。2012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的44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实现直接投资772.2亿美元。截至2012年末，直接投资存量达4500亿美元（如图2所示）。这提出对融资支持、运营支持、风险分析和信息支持等多重跨国金融服务需求，客观上要求中国银行业扩大经营边界和增强跨境金融服务能力，也为中国银行业拓展海外咨询、国际投融资、国际结算、全球资产管理等业务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我国居民出境旅游探亲、留学经商也日趋频繁，迫切需要银行提供结算服务、融资支持、金融咨询、风险管理、汇兑等在内的跨国金融服务。这都要求我国银行业加快国际化发展，提供高效、优质、全面的跨境金融服务，满足我国企业和居民“走出去”后的金融服务需求。

人民币国际化迈出重要步伐。金融危机未来，以美元为本位货币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充分暴露出脆弱性和不合理性。以欧元区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认为应该加强区域货币合作，以降低美元核心地位带来的不利影响。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规模快速增长，要求获得与经济地位相应的国际货币地位。因此，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实现国际货币多元化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共识。未来人民币有望成为亚洲的核心货币和主要国际货币之一。

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国际化的必然表现。自2009年7月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启动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迈出了关键步伐，人民币跨境结算额快速增长，截至2012年12月累计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已达到55299.2亿元（如图3所示）。目前，人民币在我国周边地区已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区域化，全球已有一些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其储备货币篮子，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逐步提高，这必然带来人民币资产的全球性分布，将产生对人民币资产进行全球配置和管理的需要，对银行业国际化程度提高的需求大大增强。

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的基本特点及问题

中国银行业的海外探索迄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中国银行业主动出击、把握机遇，稳步推进银行业国际化发展，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

海外机构快速增长。截至2012年底，不包括非营业机构（代表处除外）和非金融业机构在内，中国银行业海外机构数量已达到1037家（如表1所示），覆盖30多个国家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基本形成遍布全球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服务网络。

网络布局更加合理。在中国银行业海外机构数目增加的同时，境外机构的布局也在不断优化完善。特别是近两年来，随着中国银行业海外扩张步伐的加快，海外机构从以往的集中于欧美国际金融中心和亚太地区逐渐向非洲以及南美、东欧、中东等新兴市场扩展，网点布局更趋优化。

增长方式不断优化。银行业海外机构数量的增长方式主要有自设机构和并购，2006年以前中国银行业基本上以设立海外分行的方式实现海外扩张，2006年开始中国银行业的海外并购突然加速，使并购方式在海外扩展中的应用逐渐频繁。这一变化使我国海外机构迅速增长，银行业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

服务能力逐步提升。随着海外资产规模的扩大，中国银行业服务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不断提升，在伦敦、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取得了较好成绩，在港澳等地区甚至已经成为当地主要银行。

中国银行业国际化与国际领先银行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和不足，具体表现在：我国银行的海外业务规模小；客户群体单一，海外服务能力偏弱；资本运作能力不足；防控风险能力还有所欠缺；国际化管理手段落后等方面。

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银行业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地、分阶段逐步推进。

规划并实施合理的区位布局。成熟市场竞争相对激烈但监管制度健全，可避免一些风险性因素；新兴市场发展空间较大但不稳定，风险相对较大。我国银行业短期可考虑以中资企业走出去聚集的亚太、拉美、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作为海外网络布局的重点区域，长期要逐步实现全球覆盖、建立良好的全球网络。

选择合适的发展方式。银行业国际化有自设机构、联合、、合资、参股及收购等多种发展方式。我国银行业应充分考虑海外各市场的不同特点及法规。一般而言，银行机构海外扩张的初期，可优先考虑采取联合、、合资及参股等方式，中后期可采用自设网点或收购当地机构。

采取清晰的管理模式。纵观国际一流银行海外管理模式的发展历程，区域管理与条线管理两种模式一直并存并发挥不同的作用，在客户维护和业务拓展方面，条线管理模式具有较好的作用；在监管应对、集中管理等方面，区域管理模式具有一定的优势。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发展中，应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模式。一般而言，可考虑两种模式并存，并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以某一种模式为主的管理模式。无论何种模式，均应以市场化运作、集约化管理为原则，以服务客户、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为目标。

建立坚实的客户基础。我国银行业在海外客户常以中资企业为主，因中资企业在海外拓展，有强劲的金融服务需求，有本国银行在当地服务会更有亲切感，资金出入与汇兑也较为便利。另外，个人业务方面，可锁定华人为主要客户群，华人时常活动的国家和地区都是海外发展的重点区域。之后，再以渐进式的发展致力于本地化经营，银行应以国际企业为发展方向，试图在全球市场都占有一定市场份额，成为国际化的金融体系，经营本地市场，使本地客户数量及营业收入均增加。

有效的风险防控。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时期，各国金融监管也处于改革和调整中，商业银行海外发展面临的风险更为复杂。在推进初期，更应注重风险管理：一是国别风险。应尽量选择政治稳定、风险较低的国家。二是市场风险。目前世界各国开放程度更高，利率、汇率波动幅度较大，作为跨国经营的商业银行，更要高度重视利率、汇率、商品等市场风险要素，注意降低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带来的市场风险。三是文化风险。对于长期服务本土、相对封闭的国内银行而言，“走出去”过程中的文化融合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应充分了解当地资讯和市场走势，入乡随俗，确定适合的经营模式。

政策建议

采取有效措施，加快银行业国际化的进程，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国际化。

从国家层面制订支持银行业“走出去”的战略规划。“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已经明确要“逐步发展我国大型跨国公司和大型跨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未来可考虑选择少数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商业银行，支持其海外发展，力争在未来10年内成为全球化服务、多元化经营、具备稳健财务实力和较高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银行集团。

加强监管支持，助力银行业海外发展。监管机构可考虑根据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定期审定银行业相关监管规定，建立国家层面的国别风险监控、预警和防范机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动态调整海外贷款拨备比、贷存比、资本比率等指标要求，引导银行业稳步推进海外发展。比如针对许多国家都对贷存比不做限制的实际，减弱或取消海外业务的相关限制。逐步扩大银行业综合经营的范围、规模，提升银行海外服务能力。加强与国际监管机构的协调与联系，提升我国话语权，协助解决国外法律、监管争端，为我国银行业在当地开设机构、发展业务争取正当利益。

以人民币国际化契机建立我国银行“走出去”的核心竞争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应与银行业“走出去”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应注意发挥我国银行的主渠道作用。规划人民币国际化时间表及路径时，应考虑银行业“走出去”的机构布局，发挥中资银行机构的优势，形成良性循环。

充分利用考核、税收等杠杆引导和支持银行海外发展。对商业银行的海外业务采取更加务实、积极的管理，完善银行绩效评价体系，设置特色化考核指标。比如，针对海外金融业市场化程度高、净息差水平低的实际，适当调整绩效评价标准，鼓励具备条件的大型银行加快“走出去”，更好地服务于国家“走出去”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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