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地摊经济; 治理; 法律困境;
Abstract： Both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relaxed relevant policies on the street vending economy and explicitly encouraged its development,But the street vending economy in many places seems to have returned to the situation that being chaotic if it's released or being inanimate if it's administered. The reason is that there are lots of prevalent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reet vending economy,such as the difficulty in protecting the rights after sale,the influence on the normal order of the city, and the improper way of supervision. To overcome thepredicament,it is necessary to use the rule of law thinking,improve the market access system,innovate the way of supervision,establish industry self-governing organizations and implem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detail,so as to help the street vending economy adhere to the path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ruly become the vitality of China's economy.
Keyword： street vending economy; administer; legal predicament;
在国家宏观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地摊经济顺势发展，全国迅速开启了地摊经济复兴模式。地摊经济展示出其独特的经济驱动势能，但其中也不乏盲目跟从的势头。如今潮流逐渐减退，地摊经济又被纳入强制规范的列表之中，摊贩和城管间的“猫和老鼠游戏”重复上演。可是地摊经济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落”经济，其出现带有一定的正负效应，我们只有将其带到“阳光之下”——使其合法化，合理化，规范化，才能为长足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动力支撑。
1 、地摊经济的基础理论梳理
1.1、 地摊经济的概念
地摊经济，是指通过摆地摊而获得收入来源的一种经济形式。由于人类个体有限的生产能力和多样化的物质需求，加之后来劳动分工的明确化、职业化、专业化，早期的物物交换逐步演化成商业贸易。但贩夫走卒，古已有之。地摊经济作为人类最原始、最有生命力的商业活动之一，有其独特的优势，不仅填补了老百姓购物的一段空白，在疫情背景下还能发挥缓解就业压力、繁荣经济市场、改善民生等作用。
1.2、 地摊经济的类型及特征
1.2.1 、叫卖地摊与问价地摊
根据摊主的贩卖方式，可分为叫卖地摊与问价地摊。叫卖地摊的摊主多以叫卖的方式，宣扬折扣优惠细则，吸引客源，促成交易，其特征为利润低、销量大。问价地摊则是等待消费者问价，部分商品在摊贩与消费者的一问一答中降低价格，促成交易，其特征为被动、价格因人而异。
1.2.2、 食品地摊、服饰地摊、生活用品地摊与娱乐地摊
根据地摊贩卖商品种类，可分为食品地摊、服饰地摊、生活用品地摊与娱乐地摊。食品地摊无论是加工过程还是售后，易产生垃圾，食品安全为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服饰地摊因其售卖尺码及款式多样，通常占地面积大；生活用品地摊数量最少，商品质量安全引人关注；娱乐地摊多设在广场等面积大、人流量多的地方，占地面积较大。
1.3 、地摊经济兴起的溯因
1.3.1、 疫情背景下政策鼓励
近几十年来，地摊经济相关政策有放宽趋势。近来受疫情影响，国内失业人口增加，各个群体经济负担都有所加重。国家为推动经济发展，扩大内需，放宽了地摊经济相关政策，鼓励地摊经济的发展。各地也纷纷出台相应政策或措施以促进地摊经济发展，减轻就业压力。截止2020年6月，先后有江西、辽宁、陕西和南京、成都、厦门等多个省市明确表示鼓励发展地摊经济并出台了系列宽松政策。[1]
1.3.2 、地摊经济“三低”特质
地摊经济有着创业门槛低、失败风险低、商品价格低的“三低”特质。创业门槛低，是指对经营者的学历及技能要求不高，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对资金不足、身体有缺陷、年龄较高但又想获得收入的弱势群体来说，是一条保障自己生存权的道路。失败风险低，指的是前期的资金投入不多，经营成本不高，中低收入群体数量大，市场广泛。地摊经济没有店面租金，店员服务等压力，商品价格一般都比较低，大部分商品算得上物美价廉，竞争优势明显。
1.3.3、 填补了消费者的需求空白
首先，地摊经营者大多会选择人流量多的地点摆摊，如学校、居民区、大型商场的周围。这一选择为居民、学生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消费途径。其次，从地摊经营的内容来看，多以小吃、零食、日用品为主，而城市居民的主体以中小阶层为主，物美价廉的“地摊货”可以很好满足部分日常需求，填补了商超之外的消费市场，满足了消费者购物便利的需求。
2 、地摊经济调研情况分析
2.1、 调研情况
本次调研主要以问卷、走访调查为主，电话咨询等为辅。问卷调查分为线上调查与线下调查，针对不同群体设计了两份不同问卷，一份针对地摊经营者采取线下调查方式，另一份针对非地摊经营者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调查方式。针对地摊经营者的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352份，针对非地摊经营者的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268份。调查地点为湖南省长沙市，走访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长沙市岳麓区、雨花区、天心区等。
2.1.1、 地摊经营者调研情况
通过问卷数据和走访调查结果可知，在长沙从事地摊经营的劳动者，大多是缺乏学历和技能的外来务工人员且近一半为中老年人群体（如图1、图2所示）。
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在缺乏其他技能的情况下，加之年龄偏大，学习新技能的积极性不高和过慢，多数会选择从事摆摊从而维持在城市生活的成本或者补贴家用。大部分经营者对当前地摊经济的监管和执法感到不满意，城管执法不够公开透明，多数从业者对关于地摊方面的法律或法规不太了解，对于政府出台关于地摊经济相关规定，有一部分人认为很好，但多数人认为没有用，从而也就造成的目前地摊经济“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局面。
2.1.2、 非地摊经营者调研情况
非地摊经营者问卷部分，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调查方法，接受调查的群体主要为当地居民、外地游客、当地学生等。在268份的调查问卷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对地摊经济有一定的了解，也在日常生活中多次接触到地摊经济，因此他们对地摊经济的态度是基本支持的。非经营者认为地摊经济方便了居民的生活，提供了多样化的物品选择，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非经营者发现了地摊经济存在的问题，即噪声污染、环境污染和卫生质量问题，他们希望国家可以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2.2 、调研问题分析
2.2.1、 管理制度不完善
虽然地摊经营者与非地摊经营者立场不同，但他们都表示出了对现在地摊管理的不满。地摊经营者表示，目前城管执法方式较以往有所改善，但仍存在执法不文明、不公正的现象存在；非地摊经营者则认为政府在试点的时候没有广泛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没有结合实际；在执法的过程中不够透明。所以在地摊经济管理的过程过，政府和其他管理机构应当充分考虑各方意见，建立高效沟通的机制，规范城管执法过程，结合地摊经济的客观特性，因地制宜做好规划与管理。
2.2.2 、政策宣传落实不到位
无论是地摊经营者还是非地摊经营者，他们对于地摊经济的认识都存在滞后的情况。非经营者对城管的印象基本停留在了之前新闻所报道的粗暴、野蛮上，而根据经营者的反映，城管的素质是有所提高的；经营者对当前地摊经济相关法规也不熟悉，实际上早在2016年湖南省政府就出台了《湖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在这部条例中明确规定了食品摊贩经营方式和范围等。造成这些现象的出现，客观上可归咎于政府宣传不到位。同时法规出台后，政府部门没有出台相应跟上立法的规范性文件，来具体引导地摊经济，政策精神难以落实。
3 、地摊经济发展的法律困境
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资料研究，我们发现地摊经济发展的法律困境主要集中在售后、秩序和监管三方面。售后问题主要发生在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部分经营者职业道德不高，对产品、服务的质量把关不严，易发生侵权等纠纷；此外消费者也存在维权困难的现实难题。秩序问题则发生在经营者与社会公众之间，主要包括噪音污染、环境污染在内的污染问题和交通堵塞问题等。监管问题则发生在经营者与管理者之间，主要是执法模式不文明以及现有规划试点不科学的设置与管理。
3.1 、售后维权艰难
由于地摊经营流动性和自主性较强，进货渠道多元化，且目前针对规范地摊经营的法律尚不完善，尤其是产品来源追溯的监管机制的缺乏，使得地摊商品来源不明，即使发现劣质商品和食品过期变质也无从追溯。同时，地摊经营的自主性决定了摊主进货渠道的多元化，这也加重了对其来源的监控和管理的负担。再者，当前各类食品摊点缺乏相关食品安全与质量公示,也没有相关第三方机构，如质检和维权机构的介入，消费者无法直接了解摊点食品安全情况，在出现食品安全或质量等问题主张维权时，难以取证，追责困难。[2]
3.2 、影响城市正常秩序
3.2.1、 环境污染问题
地摊经济常常伴随严重的环境污染，包括噪音污染、空气污染、生活垃圾污染等。由于地摊多设在人流量大的交通十字路口、居民区的空地处、学校周边等处，他们的叫卖声以及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噪音极易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食品加工产生的油烟、随处乱倒的垃圾和食物残渣使当地的环境陷入“脏乱差”，给城市环卫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还有一些地摊经营时间较长、较晚，容易损害居民休息权。在经营中，油烟、食物气味和垃圾等常常影响周边环境。
3.2.2 、影响交通秩序
经营的逐利性驱使摊主聚集在人流量大且人群密集的地点经营，而这些地点通常也是城市规划中的交通网点、商业繁华地段、娱乐场所中心圈和居民小区密集区等区域。由于地摊经济自身特点，区域内部缺乏统一的摊位规则。同时受部分经营者素质较低的影响，地摊经营不可避免和城市规划在空间上有交错的现象，加重了空间利用上的矛盾，容易破坏正常运行的交通秩序，影响交通安全。
3.3 、监管方式不当
3.3.1 、执法方式不当
城管暴力执法这一社会热点不止一次上了“头条”，因管理方与被管理方地位上的不平等性和管理的强制性，舆论常将问题归责于管理一方，而忽略了执法与被执法的双向关系。暴力执法问题出现的原因有二：一是管理制度不完善、措施不配套、执法方式不妥当；二是城市管理者与地摊经营者缺乏有效沟通。城管和地摊经营者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地位的不对等使两者的立场和意志有明显的差异。
实际生活中，城管在执法的过程中，较缺乏人性化的执法方式。大多数经营者对于城管的执法方式都有所不满，主要体现在执法过度、方式简单粗暴和不文明执法三个方面。而一般以地摊为生的人，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素质较低，缺乏相应的法律意识，当出现事故纠纷时，他们比较倾向于用自己的方式处理问题，而不是通过法律途径，且手段比较偏激，容易与城管发生肢体冲突，进一步激化矛盾，不利于治安管理和社会和谐。
3.3.2 规划管理不科学
在城市管理中，政府部门是管理者的角色，而地摊经营者是被管理者。虽然服务型政府已取得较大成效，但在地摊经济管理与执法方面仍存在着较大进步空间。此外，因为现实管理问题各不相同，政府根据最基本的管理职能，有时不得不强制介入地摊经营，干预市场。此时，由于缺乏系统、科学的论证以及充分听取经营者的意见，政府部门的某些举措显得“费力不讨好”或者“药不对症”，在地摊经济中较为明显的一点就是政府规划摊点设置与管理制度不科学、不合理。
在放开对流动摊贩限制的开始阶段，城市管理者盲目划区，强制要求摊贩到某指定地区经营，这种缺乏有效沟通协商与科学论证的决策，最终导致了客流量不能满足摊贩的经营需要,摊贩又回到之前的场所进行经营，试点区一片凄凉的尴尬处境。[3]
4 、地摊经济发展困境的化解
4.1、 完善市场准入制度
引导地摊合法化。大部分地摊经营者为生活困难、就业能力较弱的群体，比如城市下岗职工、无业人员和进城的农民等低收入群体。地摊主体资格的非合法化，让流动摊贩处于“身份缺失”的状态，没有进入市场经营的合法身份，被排除在市场之外。主体资格的“缺失”使得地摊经营者也失去了自我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的外在监管的压力与动力，这不仅影响商品市场秩序，也会激化经营者与消费者的维权矛盾。
因此，促进地摊主体经营资格的合法化既是对摊主从外部规范转化为内部自觉约束的途径，倒逼其进行自我整改、升级服务质量，也是解决买卖纠纷，规范市场秩序的途径。地摊经营主体合法化是对地摊经营者的合法身份进行明确的证明,以此将合法地摊经营者与非法地摊经营者进行区分。建议对摊主实行备案制，对资质合格的摊主出具资质证明。宣传鼓励居民在地摊聚集点进行消费时,认准在合法地摊进行消费。这从“卖”“买”“管”三方面进行了规范。[2]
4.2 、创新监管方式
4.2.1、 规范进货渠道，透明商品质量检测监管
利用互联网，多方联动监管。“互联网+”走进生活已不再是新鲜事，上到政府利用互联网公开信息，下到社区信息共通，地摊经济的管理也应该加入互联网，尤其是对货品来源渠道的监管应充分利用互联网的透明度高、覆盖性广的特点，给每件货品的来源贴上“标码”，一扫便知其“家门”。同时，各摊位在售卖货品时应自觉接受质量检测，合格的摊位则颁发质检合格证书，公示在摊位明显位置，使消费者安心；若不合格，则强制其整改，整改不合格纳入“地摊黑名单”，限制其经营。完善多方联动监督机制，建立健全摊主自我监督与群众、城管等多方监督的联动机制，强化社会组织监督。
4.2.2、 管理部门合理规划管理摆点区
结合民意合理规划摆点区。因地摊经济依托于人流量发展的特性，管理者应充分调查地摊经济发展的特性，实地走访，综合考虑经营者的意愿与城市秩序等，合理规划摆点区。并对区域进行分类，分为固定区域与流动区域，进行个性化管理。摊位的分配也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用抽签等方式进行分配，并定期更换。
4.2.3 、日常管理与抽样监管有效结合
日常管理与抽样监管相结合，标准化管理。管理者需对地摊的摆放进行规范，以防堵塞交通。对摆点区域的环境卫生进行监管，必要时可采取对区域内的摊主收取适当费用，聘请清洁工人对该区域进行清洁。为保障地摊商品的质量、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需定期对地摊商品进行抽样检测，对不合格商品进行公示，并计入经营者档案。践行柔性监管下的刚柔并济。[4]
针对地摊经营带来的环境问题，相关政府部门应出台一套系统的考核制度对地摊经济进行考察管理，具体的考核项目应该包括设施完善、摊位卫生、垃圾袋装、个人卫生、用具整洁等方面。考核制度可以让城管执法更加有依据，在规范了地摊经济的同时，也使经营者形成社会责任意识。建议国家和有关标委会将地摊经济纳入标准化的重要范畴，制定符合中国特色和中国市井气息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制定完善的地摊运营管理标准规范将是缓和地摊与城市环境管理之间的矛盾、解决流动摊贩管理难度大的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5]4.2.4维权渠道多样化
推动维权渠道多样化、便捷化。地摊经营者在商业活动中，以生产销售小商品、食品和农产品为主。其在生产销售过程中常常会面临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不全面、监管举措未落实、自身产品管理能力不足等问题。[6]为方便消费者维权及信息反馈，管理者可要求经营者在其摊位上张贴消费者维权平台二维码，二维码集资质查验、评价、投诉等功能为一体，消费者可通过扫码反馈消费体验。若出现侵权问题，经管理部门查实后将依法对经营者采取相应措施，维护消费者权益；若体验感良好，也可通过扫码反馈，影响摊位评级；若对管理或者其他方面有所建议，也可通过其反馈给管理部门，以便管理部门听取建议，改进管理办法。
4.3、 建立行业自律组织
4.3.1 、地摊行业自律组织的组织架构
行业自律组织是现代经济社会重要的市场主体，发挥着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重要作用，在性质上属于社团法人。一般而言，行业自律组织以协会或者商会的组织形式表现出来。地摊行业自律组织是在政府指导和监管下，为实现地摊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建立的被行政主体授予了一定公共管理职权的社会组织。相比较于政府的管理模式，地摊行业自律组织更加灵活、民主、公平，更够在市场秩序中最大程度的激发地摊经济活力，从而助力地摊经济发展。
行业自律组织组成人员包括从业人员和会员两大部分，从业人员中不仅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和普通职员，还包括专业人员，即给行业提供专业指导的专家。在地摊协会中，从事专业工作的应当是精通经济管理学和城市规划学的专家。会员则是在地摊协会中进行登记注册的地摊经营者，会员中又分为中级、初级、高级三等会员，其中没有营业执照、从事地摊经济时间短的地摊经营者则是初级会员。初级会员可以向高级会员升级，以时间、收入、口碑等综合因素为考量。
4.3.2 、地摊行业自律组织的基本运行模式
地摊协会的运行基本遵循“经营者—协会—消费者”的循环模式。首先是地摊行业的经营者即地摊经营者注册成为会员，再由协会工作人员进行地摊经营者摊位实地考察来确定等级；其次由协会的地摊监管工作人员定期检查会员地摊经营者的经营状况，每个地摊经营者都必须通过年末考核，否则将会进行降级或者除名处理；最后由协会的地摊调查人员收集消费者的反馈信息，并将其公布在协会官方网站上，以便会员地摊经营者学习改进。协会专家负责解答会员地摊经营者的问题，并且提出建议和改进办法。
4.4 、落实细化法律法规
现行有关地摊经济的法律制度设计存在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缺乏更加微观和细致的规范性文件来具体引导、规范现实地摊经济面临的问题。多地的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政府出台的规范性文件都对地摊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但是规范本身较为宏观和原则，现实中缺乏的是贯彻这些基本理念的市区一级的规范性文件。因此，管理者对地摊的执法自由裁量权过大，更多凭的是当前政策的态度，政策鼓励则放宽监管，一旦政策收紧，则又恢复以往的简单打击取缔模式。为了实现对地摊经济的长效化治理，有必要落实和细化法律法规，为地摊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加严密和坚实的制度性保障。具体而言，地方政府的管理办法应当从源头规范，制定市场准入的主体标准和行业标准。贯彻落实“六稳六保”的方针，明确细化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积极作为，为地摊经营者提供一个优质、有序、科学的监管环境。规范经营者的权利和义务，规定法律责任和救济途径，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5 、结语
地摊经济作为我国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传统经济形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对于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售后维权艰难、影响城市秩序、监管方式不当等发展困境，应当运用法治思维，从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创新监管方式、建立行业自律组织和落实细化法律法规等方面予以化解，为地摊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构建制度保障，让这“人间的烟火”更加亮丽和蓬勃。
参考文献
[1]安宝玉，杨素媚，刘媛媛，等.地摊经济健康发展的多方联动机制探索——以山东省中小城市为例[J].商场现代化，2020(20):19-21.
[2]张胜玉，冒王磊.“身份”与“空间”能否延续？——后疫情时代城市流动摊贩治理的思考[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25-29.
[3]陈业宏，王岩.论“地摊经济”嵌入现代治理体系的行政监管路径——以15个城市的监管政策为样本[J].湖南社会科学，2020(6):93-103.
[4] 李健，欧逸梅.《民法典》背景下的“地摊”——地摊经营者的法律风险分析[J].现代商业，2020(32):21-24.
关键词：地摊经济；地摊商家；管理；牛排
1概述
2020年，全球因新冠肺炎病毒（2019-nCoV）的影响，各国经济均受到严重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20年6月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负4.9%，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9%的数据①。国家为了顺应抗疫下的经济发展需要，在2020年5月27日，中國政府中央文明办决定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摊贩作为2020年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这个信息被公众和媒体解读为我国对“地摊经济”的松绑，随之全国各城市开始规范恢复和支持“地摊经济”。
然而，毋庸置疑地摊经济为百姓民众提供了一个几乎“0成本”的创业机会，平时只在商店售卖的商品也可出现在地摊，地摊商品种类多样，覆盖餐饮小吃、生活用品等行业。笔者经过实地走访观察发现，“牛排”作为承载西餐文化甚至在中世纪具有贵族内涵制作吃法讲究的食品，通过生产经营模式创新，如今也进入了地摊市场。笔者通过与商家进行深入探讨交流，发现了“地摊经济”潜在的问题，随后再通过“地摊牛排”的案例研究找寻解决问题的办法。
1.1研究方法
作者采用实地调查和深度专访的方式获取、整理并提炼信息；结合微观经济理论和案例分析剖析“地摊经济”的一般商品市场，案例分析“地摊牛排”在地摊市场的表现，最后对比和联合分析出“地摊牛排”带给地摊商家和管理者关于发展地摊经济的意见建议。
1.2研究对象
笔者选择自己的家乡（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作为研究地，研究地有“地摊经济区”可供笔者走访对比调查。本文研究以“牛排”为销售主体的实体门店和地摊店的两种模式下商品市场为案例分析对象，同时也假设出其他一般商品在两种经营模式下的市场做理论分析，并与前研究案例进行平行比对分析。
1.3研究目的和意义
学界已有研究表明，我国对“地摊经济”的松绑，必然能对国内就业和经济起到积极作用。然而，地摊市场的出现也会对原先市场的门店商家带来挑战。
本研究报告旨在支持地摊经济的背景下，借助微观经济理论，通过模拟地摊和门店一般商品市场的供需变化，分析出其背后问题。再探索“地摊牛排”为案例的市场变化并从中总结出经验和成果进行比照，力求起到窥一而全身、特殊到一般的效果，最后向地摊商家和管理者给予发展“地摊经济”对策建议。
2中国“地摊经济”历史演进和当今意义
任何一种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它的背景和历史根基可循，从它的历史演进出发，可更全面和理性的看待当前我国“地摊经济”的时代要求和使命。在当今中国，地摊经济虽以一种火热的势态进入大众眼帘，但追其根踪其实它早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就有雏形并慢慢发展绵延至今。
文章主要梳理其重要脉络，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明显的出现商品剩余随之带来贸易的时间点就是商周时期，商时出现了专门交易的场所“肆”，普通平民在这里就是靠摆摊贩卖来偶尔卖些剩余商品；汉初时曾出现过活跃的地摊经济“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洪范》八政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②；隋唐时曾出现“司市”即“城管”，唐后期集市发展普遍，出现草市、野市。然而，宋朝在中国古代经济算是最发达的朝代，没有太多官府限制，出现了“夜市”，设置“街道司”对地摊进行管辖③，而繁荣的情景《清明上河图》就是最好的佐证；明清出现商业资本的萌芽，小说《红楼梦》里关于街边摊贩的描写场景就是很好的说明。到现代改革开放后，地摊经济一直处于被管制的情况，虽如此据黄耿志教授推算，依然有1.14亿人从事非正规经济行业。
从古至今的经济形式的发展演进那都是每个时代博弈的均衡，在既有的地摊经济的历史框架下，笔者认为当前“地摊经济”的恢复意义重大。已有学者研究表明非正规经济可提升城市化进程，提供就业机会，减少城镇失业率。④在我国当前经济承压和就业下滑的情况下，“地摊经济”作为此前的非正规经济的一种形式，作用不需赘述。
然而，当前中国已进入新时代，其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地摊经济”则不再是古代农民经济背景下填补百姓普通供需简单交易的载体，更不是如往日被“一禁了之”的“单调”管制；相反，它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基调上，有着供给侧改革“减税降费”“三保”等智策的背景里，现在“地摊经济”重回舞台，必然意义非凡。市场的竞争不会可怜弱者，商品的供需在市场无形的手下有序分配，“地摊经济”商品市场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它的低成本低门槛给很多失业者或各群体带来创收机会的同时，它也分割着市场既有的资源，其潜在的问题是值得研究探索的。
3当前中国“地摊经济”潜在的问题
笔者通过在家乡（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地摊区域的实地游走和观察，发现了一个地摊市场的“新贵”——“牛排”，大众观念里它是西餐的代表，且从做到吃都很讲究，可如今以新的模式进入到“地摊市场”中，然而它在“夜市”里依然体现出它的竞争力，从实地观察的客流量统计它并不输其他“口碑”摊贩。经研究发现它的竞争力并不是直接和牛排实体餐馆一起竞争，企图共分市场，而是发挥一种“市场补充”与同行合作的效用，让消费者的多样消费需求更加得到满足，实现收益。“地摊牛排”在市场发挥其竞争力同时，同行实体店家的利益也未受侵占，这样的“地摊经济”是对市场的补充，想必是受市场欢迎和接纳的满足消费者的多层消费需求。
然而，在和“地摊牛排”的经营者深入探讨中发现了其他的一般性问题。地摊因为不收税甚至不缴费，或者缴费费率低廉的特点，低门槛给予了很多人创业经营的机会，同时他们的商品大多价廉物美。然而在短期市场总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地摊商家凭“低成本”的优势向市场输入商品则可能会与有铺面租金成本的同质商品实体门店产生直接的竞争，但如果向国家纳税的实体商家因为地摊经济的出现导致入不敷出甚至悄然退市，这局面也是管理者们不愿看到的，背后潜在的市场竞争的问题就是文章剖析的内容。
3.1研究假设与条件
从浅析的层面出发，不考虑实体店主税率和地摊商贩交通成本和设备成本等因素；同时为了使分析简洁且有代表性，本研究不对商家的产出和成本做细致深入的测算和研究；所研究的商品除了有特指外，研究对象均为一般商品（即商品价格和数量呈反比的商品）；本研究也不考虑消费者收入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仅在市场商品的价格和数量两因素之間展开分析。
①因地摊低成本，行业厂商进出无障碍，因此在同质商品市场里它趋向于完全竞争市场，因此本文除了案例特点分析，其余的论述假设均基于完全竞争市场情况下进行。
②同质商品商家产出，引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K代表资本（capital），L代表劳动力（Labour），A代表生产率或生产方式的影响因素。
③同质商品地摊商家的生产成本只包含可变成本Cs=VCs，门店商家的成本包含固定成本和其余可变成本Cp=FC+VCp。
3.2研究过程
先模拟从售卖一般同质商品的地摊商家和实体商家存在的市场竞争和挤占问题探讨，再对比“牛排”行业的地摊商贩和实体店家的市场。
3.2.1假设售卖一般同质商品的地摊商家和实体商家，在经营时间有重叠的情况下，其一般供给需求均衡图如图1。
观察图1可知，如图所示，横轴为市场同质商品的数量，纵轴为同质的商品，供给曲线（S）需求曲线（D）当市场只有实体商家时，市场均衡点在（Q，P）。当市场加入了地摊商家后，市场短期总需求不变，但供给增加，供给曲线右移，市场的均衡点移动到（Q′，P′），意味着商品价格将会下降。
对于地摊商家，其的生产成本在短期只有可变成本，最直观就是不需承担高额的铺面租金，成本低，无租金压力，因此即使商品出售价格相对低，一般情况下这不仅不会对地摊商家盈利造成太大影响，地摊商家甚至会凭借价格低的优势，转为其市场竞争力。
对于实体商家，地摊商家售卖其同质商品，将会对其交易价格和数量造成冲击，商家甚至会选择降价。可商家应当权衡自身成本，商家的成本除了可变成本以外，还包含着每个月需缴纳的租金作为固定成本，从完全市场的利润最大化的角度思考（边际收益=边际成本），一旦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商家将会视情况考虑停业。此外，实体门店商家作为政府税收收入来源的重要群体，收益下降将导致税收下降。
其实，刚才我们分析的一般同质商品在实际市场的观察中发现有很多这样商品，且它们的地摊和门店的经营时间均会有重叠，于是潜在着地摊商品冲击门店商品供给“抢蛋糕”问题。例如，生活用品行业的口罩，地摊商家可以出售1元一个，而实体药店或生活用品店考虑诸多因素后定价口罩2.5元一个，同质的商品悬殊的价格，势必会对高成本的门店商家造成影响；类似的有实体花店和地摊花店，以及其他存在经营时间有重叠的实体和地摊营业的小吃，玩具等行业。3.2.1的研究分析虽是简单的经济理论推导分析，可是它却反映了在地摊经济的发展中，在商品市场需求既定的前提下，很多行业的地摊商品存在对同质商品实体门店造成供给冲击“抢蛋糕”的潜在普遍性问题。
3.2.2对比分析食品行业的“牛排”店，在实体店和地摊店两种情况下，经过实际统计调查，比照双方牛排的均价，将其实体门店牛排价假设是43元，地摊牛排价是25元。此外，进货渠道和材质一样，排除商品本身的成本差异因素。为了将市场的分析更简洁直观，研究假设当地市场只有1家实体牛排门店，且只有1家地摊牛排店，市场的商品供需变化分析如下：
①在只有1家“牛排”实体门店的情况下，商品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以及市场的需求如图2，它更趋向于垄断市场的图形，均衡量为Qp，均衡价格Pp为43。
②假设在只有1家“地摊牛排”的情况下，由于成本只有可变成本，且成本低，于是它的边际成本会相较平缓地向上延伸，随之市场均衡交易量会偏多，价格Ps=25偏低。
③综合图2与图3的对两个市场的单独分析，再结合门店和地摊“牛排”的实际观察和采访的经营状况，研究发现虽两者是同行业的两家店，但并未出现明显的量或价寡头博弈，反而两者因为各自的优势在满足着不同的消费群体和需求，并未出现3.2.1出现的因地摊市场而带来的与实体挤兑门店商店的挤兑的潜在问题。相反，他们更加偏向于更像是“牛排”市场的一次内部合作，因各自特长进行了一次价格歧视，最终服务了不同消费群体，支撑自身发展。
具体阐述，首先两者的主要营业时间并未出现叠加，门店的经营时间一般为下午4：30至7：30，而地摊店的经营时间为晚上8：00至次日凌晨1点，避开同时段抢客流的竞争局面；此外，两者的定价和服务方向不一样，丰富着市场供给满足着消费者不用的消费偏好，例如，出于各理由，偏向到门店消费舒适高雅的牛排用餐环境等门店提供的综合服务的会选择花高价钱到门店用餐。然而，部分消费者愿意让渡部分需求，偏向低价但也专注于消费牛排的“夜市”氛围的，他们会选择“地摊牛排”。
综上，无论是门店还是地摊牛排都满足着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我们又权且模拟把图2和图3叠加在一起，门店满足不了的消费需求由地摊来补充，最终社会总价值剩余提升，它接近垄断市场进行了简单的价格歧视，用两个价格水平满足着市场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回归研究主题，因地摊市场的加入将社会消费者和商家的价值剩余都提升，当前地摊经济有望为提振经济、拓宽就业带来积极效应。
3.3研究结论
根据我国当前的地摊市场的情况，大部分商品的地摊商家同质商品的门店商家，潜在着商品竞争的问题。当市场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地摊市场加入会提升商品交易量，使均衡价格下降，分割门店既有利益，甚至存在挤兑的风险。
通过地摊与门店牛排的对比联合分析，得到当地摊商品和门店同质产品存有潜在的合作和补充关系时，市场需求多样性会进一步得到满足，供需双方的价值剩余会得到提升，门店和摊店商家均可获利。
此外，研究发现，可将商品行业的经营时间作为划分点，利用经营时间的不同和生产模式的创新性，可甄选出有“合补关系”的同质商品，通过地摊商家对它的销售，充分发挥“地摊经济”的优势，扩大赢面，提高社会价值总剩余，满足多层次消费需求，为经济提效助力。
4意见与建议
根据本论文的研究结果，笔者将从发展地摊商品经济的角度主要给地摊商家和城市管理者提出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地摊经济；成本；收益；创新平台；城市管理
“地摊经济”是一种边缘经济，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的一种经济形式。流动性强，没有专门的组织管理，经营时间和经营地点由摊主自行掌握，经营方式灵活自由，经营门槛低，没有技术要求，资金成本也不高，容易上手。经营风险低，解决了一部分待业在家人员的就业问题，也发展了部分民营企业。
1地摊经济的背景
1.1兴起的原因
（1）政策支持。2020年5月27日，中央文明办明确，在2020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不将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2020年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湖北省正在恢复消费活力，湖北宜昌、大冶尝试放开夜市地摊经济。截至2020年6月4日，已经有济南、南宁、郑州、南京、成都、合肥、厦门、长春等城市，以及上海、陕西、辽宁、江西、甘肃等省份先后明确鼓励发展地摊经济。（2）经济环境。受疫情的影响，国家停工停产，部分人员下岗失业，失去收入来源。地摊经济由于门槛低、技术要求低、经营风险小等特点，能够解决部分人员的就业问题。地摊经济在这一背景下焕发新的活力与光彩，为失业人员提供生活保障。（3）文化需求。中国常常讲究人情社会，疫情期间两三个月的居家隔离，人们缺少与他人的沟通交流。地摊常见于露天广场，马路两边，虽然是一种低成本经济形式，但是给了一个邻里、周边居民之间相互沟通的机会，活跃市民生活，为城市添加烟火气和色彩。地摊经济，处在“稳就业”和“脱贫攻坚战”的十字路口上，既能稳就业，又能促脱贫，因此备受重视，脱颖而出。
1.2发展现状
“地摊热”持续了一段时间后，迎来了“急速降温”，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影响市容，阻碍交通。地摊流动性强的特点意味着往往选择在人流量大的路段、广场摆摊，很容易带来交通拥堵的隐患，随之而来的还有环境污染问题，容易引发市民不满，增加城市管理难度。地摊流动性带来的还有消费者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产品溯源难，消费者维权难，同时疫情防控常态化，市民复产复工复学，生活步入正轨，客流量减少……地摊经济的弊端日益凸显，使得摆地摊回归理性。
2文献综述
2.1国内关于地摊经济的调研结果分析
2020年地摊经济在中国“爆火”，总理的一句话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活力，一时之间，全国各地掀起“地摊热”。当人们沉浸在重燃“人间烟火”的激情中时，地摊经济的问题日益浮现，对地摊经济进行调研，探究如何良性发展具有时代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地摊经济”为关键词在全网搜索学术论文，大多将“地摊经济”与“高校”“就业”“城市管理”以及“城市经济”相联系。“地摊经济”虽然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了新渠道，增加了就业机会，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活力，但是也给治安管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通过对“地摊经济”发展历程回顾、分析利弊、提出解决方法并作出前景规划是国内关于地摊经济调研结果的主要呈现方式。随着话题热度的下降，“地摊经济”开始降温，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要与人们理性回归、地摊经济成本、政府政策以及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国内以探究“地摊经济”爆火的原因为主，对“地摊经济”热度下降方面的调研较少。
2.2“摊吧”调研结果分析
为了解大众对“地摊经济”的认识程度和立场态度，本文在“摊吧”平台研发之初便了线上问卷调查，共收集到350份反馈数据，经过整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如表1所示。根据调查结果，对“摊吧”平台进行以下功能增设和改进：设置“摊上你了”板块，消费者可以在此给摊户投票，平台每周将会统计票数并展示排行榜，以此加强摊主、消费者之间的沟通，既可以帮助优质摊户宣传推广，又可作为消费者的购物参考指南；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方案”，即通过获取消费者的位置，根据逛摊时间，推送附近最便捷、适宜的地摊市场；为消费者提供维权渠道，提供法律援助。
3地摊经济的成本
3.1增加城市管理成本
我国的地摊经济仍然属于新型的经济形式，还未对地摊经济的管理制定相应的制度和方案，地摊经济的管理方式不成熟。由于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无牌经营、污染环境和影响市容等问题，在现行形式下一定会遭到城管人员的驱逐。城市每年招收城管的人数增加，一定程度上导致城市管理成本的增加。城管和流动商贩之间的矛盾加剧，管制过程中发生的双方暴力冲突事件，导致城管和商贩受伤，政府不仅要为城管在执行任务时受工伤买单，还要为受伤摊贩提供安抚金。
3.2影响政府形象
现在，地摊经济没有具体的管理制度，各地政府为了维持市容市貌，势必加强对流动摊贩的管制。城管和流动商贩之间的冲突不断而且逐步加剧，城管的暴力执法在新闻媒体社交平台上屡见不鲜，导致对城管产生不好的印象。城管隶属于政府部门，城管的暴力执法，会受到受伤摊贩及其家人的诉讼，政府形象受损，同时承受着社会舆论的压力。
4地摊经济的收益
4.1缓解失业人员的就业压力，解决人口生计问题
疫情期间，中国经济受到巨大的冲击，即使在后疫情时代，国家也不提倡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外出务工人员，因无法返回工作岗位而大批失业。地摊经济的兴起，有利于失业人员的再就业，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因疫情失业人员的经济和生活压力，缓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
4.2激活经济活力，扩大内需
疫情席卷全球，我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外贸”，在疫情期间几乎无法发挥作用。后疫情时代，地摊经济的兴起为我国激活经济活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有利于扩大内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因疫情而在外贸经济上的空缺。
4.3迎合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
我国虽然已经全面脱贫，但是城市中仍然存在拿低保的低收入家庭，家庭生活拮据，地摊经济的兴起不乏为这类群体提供了购买产品的地方。流动摊贩因经营成本较低，商品也具有物美价廉的特点。
4.4便捷用户生活
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化扩张也成为趋势。在大型城市中，购物中心一般都在城市中心，对于住在城市郊区的居民来说，购物十分不方便。流动摊贩因摆摊地点分散且多在居民区附近，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居民的购物问题，便捷了居民的生活。
4.5丰富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
纵观全球，全世界都存在地摊经济形式。我国的地摊经济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周礼》记载“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表明西周就已经有相对固定的可以摆地摊的场所。地摊经济不仅是一种历史，还是一种“地摊文化”。管理和运用好地摊经济，不仅能够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还可以发展成为城市的特殊文化，为城市的文化符号加以宣传，丰富城市居民的生活。
5发展前景
5.1良好的社会环境支撑
5.1.1后疫情时代，国家重视地摊经济受疫情影响，当前全球经济总体形势不容乐观，中国也面临着经济下行压力，就业问题是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许多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中面临严重亏损，增加了就业困难。鉴于地摊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带动经济发展的优势，所以国家重视后疫情时代地摊经济的发展。5.1.2百姓发展地摊经济的意愿强烈疫情期间，众多百姓自发发展和壮大地摊经济，构成特色的城市风景线。地摊虽然小，但是关乎的是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穿住行用都可以在地摊经济中找到解决方案，流量价值非常大，有很强的发展动力和潜力。5.1.3地摊经济是互联网经济的再度进化互联网的思维模式渗透到了地摊经济中，地摊经济的很多环节已经被互联网深度改变，摆地摊是下沉市场的活样本。互联网经济发展到深水区，越来越多的人聚焦在下沉市场，试图攫取流量，以地摊经济为切入点，找到最真实的样本。地摊经济普遍存在流动性强、安全质量难以保障等问题，但通过对地摊经济规范化，治理“地摊经济”的乱象，有利于打破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深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迎合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提到的民生问题。
5.2乐观的发展潜力和可行的发展规划
对于地摊经济的未来规划，应制定更全面的法律法规，就如何规范管理地摊经济，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制定系统科学的规范管理方式，并调动各方力量合力打造良好的地摊经济生态环境。5.2.1地摊商户(1)禁止违法违规交易，如诈骗投机、哄抬物价、偷工减料、出售有损他人健康的食品、生产假冒伪劣、、出售反动荒诞的图画或音像制品。(2)按照税务机关依法上交规定税收。(3)拒绝、阻挠工商管理机关人员执法，触犯刑法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2.2政府部门(1)加快城市立法，承认地摊经济的合法性。现行法律下，地摊经济是一种违法经营行为，目前与个体经营有关的3部法规无一例外地规定，只有提供经营场所证明，才可以领取营业执照。政府以立法的形式承认地摊经济的存在，赋予摊贩合法的经营身份，是解决城管纠纷的根本措施。(2)加强政府引导，促进经验交流。地方政府部门可以设立专门的管理咨询机构，对地摊市场进行专门调查研究，听取摊主的意见和建议，并对摆摊设点进行必要的引导，使其不盲目发展，同时鼓励摊主成立自治机构，选举机构代表，定期进行经验交流。
6地摊经济的规范化建议
6.1适度放开，引导发展
规划摊位区域，对于安全卫生、交通疏导问题做进一步的部署，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实行摊位卫生责任制，对权责进行细分。加大监管力度，奖罚并行，公开随机监管，完善失信惩戒制度，保证投诉渠道畅通，让居民维权有道，最后要保证政府管理人员依法行政，权责分明。对于相应的地摊类App，例如“摊吧”等，积极给予政策以及经济扶持，让新时代的产物遍地开花。统筹完善商户以及用户信息，切实保障双方的利益问题，做好备案登记，做到追根溯源。
6.2建立摊主、消费者、管理者三方沟通平台
积极利用大数据、信息云集等收集系统对用户喜好进行精准分析并推送给商家，更加个性化、定制化。App客户端也可以和厂家联动，为登记备案的商家提供原材料，进一步保证质量安全问题，但是也要做到招标透明，让用户和商户更加放心。同时也可以和导航软件进行合作，让消费者能够及时看到“附近的摊”，解决消费者“一摊难寻”的问题。创建商贩交流平台以及消费者平台，让商贩进行经验交流，并且商贩和消费者能够将问题及时反馈给政府的相应部门敦促尽快解决。
6.3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因地制宜
可以根据每个城市的发展规划以及城市特色，实现不同城市间的“连锁”App，统筹好公共空间，保留城市发展底色，主动倾听老百姓的摆摊需求，及时改进不当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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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什么才是摆地摊的正确方式[EB/OL].中新网,2020-06-04.
[3]王俊杰,黄立军,曾庆琪,等.地摊经济的社会效益及规范化——基于广州天河区的调研分析[J].现代商业,2011(15):77.
论文摘要：近年来，城管与摊贩之间的矛盾屡见报端，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现象时有发生，城管和商贩等“违法”经营者已经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境地。结合我国城管机构与摊贩的历史变迁，从制度层面上以产权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他们之间的矛盾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指出摊贩经济之所以存在，在于产权的不合理配置，而解决摊贩经济的困难在于较高的交易成本，进而提出了对摊贩和城管进行分区域划分的解决办法来化解摊贩与城管的矛盾。
论文关键词：摊贩；城管；外部性；交易成本
1 引言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国家发展进步的重大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遍布于各大城市的摊贩治理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如何更好地规范城管与摊贩间的关系，是我国进一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一环。
对于城市摊贩问题的探讨，学者们多是从摊贩经营的特点以及城管执法的不规范等方面作为分析的焦点。我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而转型过程中的体制改革等在使得国民经济获得较快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城市中大量的人员因年龄、知识、技能等原因而失业。由于摊贩经营的进入成本低，经营成本小，见效快，而且适应性强，灵活度大，因而成为了劳动力和时间等均较为充裕的的失业人员和农民工的经营方式之一。同时，我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要求摊贩必须持有卫生部门的健康证明，并在经营时进行注册登记，但由于登记注册的成本相对过高，且注册程序繁琐，摊贩大多没有按照上述规定执行，而是投机取巧进行经营，从而造成了摊贩经营的非法化，成为了城管执法的重点对象，并出现了暴力执法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摊贩多是由下岗失业人员及进城打工的弱势群体组成，国家的社会保障力度相对较弱，而且这一群体，作为城乡边缘人，经常遭受各种歧视，缺乏维护自身利益的话语权，加上政府部门的多头管理，滥设收费项目等，摊贩同样出现了暴力抗法现象。
目前，针对城管与摊贩间的矛盾纠纷，一些城市提出了按照“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原则进行治理，或直接设置“摊贩中心”，但事实证明，这些办法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两者间的矛盾，甚至还有扩大的势头。
本文结合了以往学者对两者之间特点的分析，首先对城管与摊贩的历史变迁进行了说明，然后以利益矛盾为出发点，从产权视角对城管与摊贩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2 城管与摊贩的历史变迁及其现状
我国城市管理部门，或称综合执法局（简称“城管”）是在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治理“脏乱差”而成立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简称“五四三”办公室）基础上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为解决由于城市流动人口急速增长带来的城市管理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国家根据行政处罚法及其它相关法律的规定和原则，实施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综合执法改革。1997年，北京市宣武区成立全国第一个城市管理监察大队。至此，在民众中有着重大影响的城管才名正言顺地出现。有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尚方宝剑，全国各地城管纷纷招兵买马，职权更在一天天扩大。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为他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广阔舞台。
目前城市管理部门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范围包括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管理（无证违法建设处罚）、道路交通秩序（违法占路处罚）、工商行政管理（无照经营处罚）、市政管理、公用事业管理、城市节水管理、停车管理、园林绿化管理、环境保护管理、施工现场管理（含拆迁工地管理）、城市河湖管理、黑车、黑导游等13个方面。而本文主要是考察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关系，因此集中于城管的处罚权与摊贩利益的关系。
事实上，我国城管部门的产生与流动摊贩的变迁有密切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可以大概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1949年到1977年。这段时期的流动摊贩主要是农村中的私营商业者。国家把他们定性为劳动人民，但由于其生产方式落后，不符合国家“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同时也为了让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共同致富，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改造的方式不像现在动用行政力量进行。而是以“团结——批评——团结”为思路，运用公私合营、合作小组、代销、经销等方式，把流动摊贩纳入到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流动摊贩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杜绝。
第二时期是1978年到1996年，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的部分剩余劳动力得到了解放，许多农民开始到城市谋生，由于流动摊贩市场准入低，成本少，成为很多农民的谋生手段。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在加上全国开始大搞创建卫生城市活动，流动摊贩无疑成为城市治理的对象。城管部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不过当时的城管部门只是一个临时的机构，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其人员也不固定。他们主要的职责就是路边去赶摊贩，捡走路人丢下的垃圾等。
第三时期是1997年到2005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出现了大量下岗失业职工，由于他们既无资金也没有有没有一技之长，再加上很多人都是岁数比较大的，因此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加入到了流动摊贩的队伍中去，影响城市生活的社会问题愈加严重，为此各地政府相继出台法律法规，把处罚权集中于城管部门身上，城管部门也正式的成为了地方政府的执法机构。
第四时期是2005年至今，随着城管部门执法不规范和管理不严格，爆发了许多城管与摊贩的矛盾，有的甚至上升为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城管与摊贩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城管部门需要一次新的变革。
从上面城管与摊贩的历史变迁可以看出，摊贩经济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是转型经济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他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由于我国当前存在着庞大的收入微薄的弱势群体。广大农民和城市下岗工人等收入低，无法与先富起来的企业家、商人等一样付高额的租金在大商场、超市经营，摆摊经营成为市场准入低、成本少的谋生手段。同时由于价格便宜，很多低收入阶层也很喜欢在摊贩购买东西，这样可以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小摊贩作为弱势群体以极低的成本维持生存，本身就是值得鼓励的。在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摊贩经济能够吸纳一部分未就业人群，同时为许多人提供价格低廉的服务。这不仅缓解了社会的矛盾，同时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因此说摊贩经济在我国目前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是，目前摊贩经济也存在许多问题，首先就是占道经营，道路作为公共产品主要在于实现人车分流，而摊贩经营占用很多道路对行人造成了很多不便同时对市容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其次，一些经营食品等的商贩对道路和空气造成的污染，这些污染对周围的居民产生了很大的不好的影响。再者，由于我国摊贩缺乏管理，其流动性很强，设施简陋，因此其贩卖产品的质量很难保证，即使给购买者造成了损害也很难追究其责任。因此综上，依法规范流动摊贩势在必行。
而目前我国城管执法也面临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缺乏相关的法律支持，目前城管的行政处罚权主要是相关政府部门的多部门让权。因此作为城管既没有上级部门，也没有下属单位，处境极为尴尬。而且行政处罚法只赋予行政机关相关的执法权，而城管是否属于行政机关，是没有相关法律支持的。
二是城管执法过程中对执法程序的漠视，很多地区的城管在执法过程中自由裁量度大，即使是依据《行政处罚法》予以处罚也没有依据合理地法律程序，城管罚款是并没有相应的罚款标准，收缴工具也没有相应的程序支持。这样难免会滋生****现象。而且许多城管还是临时工或者短期合同工，即使发生****行为，也不能像公务员那样给予行政处分。执法过程基本是无约束的。
三是缺乏服务意识，城管作为城市管理者，宗旨应该是服务市民。相反，很多城管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服务者，而把自己当成管理者。因此在执法过程中带有许多个人主义，难免会发生暴力执法现象。
四是录用执法人员程序不合理，且缺乏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岗位基本素质培训。目前城管队伍中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他们中有短期临时工，有部队转业人员，甚至还有一些高学历人员。队伍的参差不齐会造成对城管管理的混乱，而且对于缺少一个法律约束和上级组织的机构，很容易造成执法不规范。
3 基于产权视角的制度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解决城管与商贩经济之间矛盾最主要的方面在于解决摊贩经济带来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一方面体现在占道经营和环境污染上，道路和空气作为公共财产，人人都有使用的权利。但作为公共财产，通常任何一个成员有使用权，但没有交换权，个人份额不能资本化。权利不会因不使用而丧失，同时权利持有人一旦离开团体就不能再受益。公共财产并不必然意味着每个持有人对有关资源的使用量是均等的。个人可以使用一定份额的资源，但并不以某一特定的物质单位来表示。在这里我们把道路和空气看成是居民的共同财产，任何人都有使用道路和空气的权利。行人和居住在周围的居民有对干净道路和良好环境的权利，摊贩有在道路上摆摊的权利。行人在道路上行走一般不会对道路造成很大的破坏，同时周围居民一般也不会对环境造成多大的破坏，但是摊贩在道路上经营会对公共道路和环境产生负效应。这里的负效应主要是指对道路的污染和占用以及对周围空气环境的破坏。而这种负效应并没有进入摊贩经营的成本中。而外部性的另一方面主要体现在产品的质量上，他们在经营的过程中经常缺斤少两，并且物品的质量和卫生很难保证。由于摊贩一般都是流动性作业，购买他们东西的消费者一般都是过客，所以即使购买的东西对消费者造成损害，也很难再找到当时购买的摊贩。因此对消费者损害的外部性也没有进入摊贩的成本中。
之所以产生上面的外部性很大一方面是产权界定的不清楚，产权的一个主要作用在于使外部性内部化，在外部性内部化后，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行为的全部结果负责，而这是一个有效激励机制的先决条件。因此，产权的配置方式就要和所解决的外部性问题的特征相匹配。就外部性的波及范围，可能涉及私人，社区和全社会等几个层次，外部性能够在哪个层次上被内部化，就应该把产权配置给那个层次。如果某种外部性的波及范围只是少数几个人，那么产权就应该界定给私人，如果外部性的波及范围主要是周围的居民，那么产权就应该界定给社区，如果外部性的波及范围是全体公民，那么产权就应该界定给全体社会。
然而，我们城管在执法的过程中主要是使用驱赶、罚款和没收摊贩物品等手段试图消灭摊贩经济。这样不但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还会产生另外的问题。作为法律意义上没有界定清楚的城管，作为政府的人，其职责应该是消除摊贩经济的外部性。但是许多城管在执法过程中暴力没收属于摊贩的物品。他们没收的物品大多属于小商贩的劳动所得，属于商贩们的私有财产，从产权的角度说，其产权界定应该属于商贩，因此，除法院强制执行外，其他机构无权没收属于商贩们的私有财产。因此产权界定不清楚是导致城管暴力执法和摊贩暴力抗法的根源所在。
因此，就摊贩经济而言，如果摊贩造成外部性的波及范围是全社会，就应当把产权——主要指道路使用权和环境权——界定给全社会。如果摊贩造成外部性的波及范围主要是社区，那么就应该把产权界定给社区。因为如果产权界定的不清楚，会使消除外部性的成本非常高。进而使得外部性无法消除。我们假设摊贩具有占道和污染环境的权利，那么路人为了要求宽敞干净的街道和良好的环境，可以支付给摊贩一笔费用以便能消除这种外部性。但是由于道路和空气不能排他的使用，难免会有搭便车行为，要想在所有行人之间达成一个协议将要花费很大的费用，可以想象，虽然宽敞干净的道路对每个行人的价值总和超过摊贩占道污染对摊贩的价值，但由于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很高所以外部性很难消除。反过来，假设行人拥有宽敞干净道路和清洁空气的权利，因此摊贩要想使用道路要经过所有行人的同意，假设摊贩想要获得部分在道路经营和排污的权利，他就要一一与所有者签订合同，其成本也是很大的，因此协议很难达成，这种外部性很难消除。但如果根据外部性波及的大小，把产权界定给那些外部性影响最大的那些人，那么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将会降低很多，协议也就容易达成了。
4 政策建议
要想解决摊贩经济和城管之间的矛盾，关键应该从制度层面上解决摊贩经济的外部性。根据上面的论述，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采用分区域管理的办法，对于那些摆摊会造成通行不便，严重影响市容的地方，比如广场、车站和主干道两侧等，其外部性的波及范围很大，因此应该绝对禁止在该区域摆摊。这种地方的管理应该有市政府来进行。而对于那些妨碍行人和影响市容较少的地方，其外部性的波及范围中等，应该在区政府的管理下，在对摊位的规模、经营时间和经营范围有一定的限制的情况下有条件的进行摆摊。而对于那些像住宅区，社区等其外部性主要影响本辖区的居民的地方，应该把权力界定给社区，由社区和摊贩进行协商，把外部性内部化。
论文摘要：近年来，城管与摊贩之间的矛盾屡见报端，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现象时有发生，城管和商贩等“违法”经营者已经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境地。结合我国城管机构与摊贩的历史变迁，从制度层面上以产权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他们之间的矛盾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指出摊贩经济之所以存在，在于产权的不合理配置，而解决摊贩经济的困难在于较高的交易成本，进而提出了对摊贩和城管进行分区域划分的解决办法来化解摊贩与城管的矛盾。
论文关键词：摊贩；城管；外部性；交易成本
1 引言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国家发展进步的重大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遍布于各大城市的摊贩治理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如何更好地规范城管与摊贩间的关系，是我国进一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一环。
对于城市摊贩问题的探讨，学者们多是从摊贩经营的特点以及城管执法的不规范等方面作为分析的焦点。我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而转型过程中的体制改革等在使得国民经济获得较快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城市中大量的人员因年龄、知识、技能等原因而失业。由于摊贩经营的进入成本低，经营成本小，见效快，而且适应性强，灵活度大，因而成为了劳动力和时间等均较为充裕的的失业人员和农民工的经营方式之一。同时，我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要求摊贩必须持有卫生部门的健康证明，并在经营时进行注册登记，但由于登记注册的成本相对过高，且注册程序繁琐，摊贩大多没有按照上述规定执行，而是投机取巧进行经营，从而造成了摊贩经营的非法化，成为了城管执法的重点对象，并出现了暴力执法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摊贩多是由下岗失业人员及进城打工的弱势群体组成，国家的社会保障力度相对较弱，而且这一群体，作为城乡边缘人，经常遭受各种歧视，缺乏维护自身利益的话语权，加上政府部门的多头管理，滥设收费项目等，摊贩同样出现了暴力抗法现象。
目前，针对城管与摊贩间的矛盾纠纷，一些城市提出了按照“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原则进行治理，或直接设置“摊贩中心”，但事实证明，这些办法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两者间的矛盾，甚至还有扩大的势头。
本文结合了以往学者对两者之间特点的分析，首先对城管与摊贩的历史变迁进行了说明，然后以利益矛盾为出发点，从产权视角对城管与摊贩间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2 城管与摊贩的历史变迁及其现状
我国城市管理部门，或称综合执法局（简称“城管”）是在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治理“脏乱差”而成立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简称“五四三”办公室）基础上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为解决由于城市流动人口急速增长带来的城市管理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国家根据行政处罚法及其它相关法律的规定和原则，实施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综合执法改革。1997年，北京市宣武区成立全国第一个城市管理监察大队。至此，在民众中有着重大影响的城管才名正言顺地出现。有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尚方宝剑，全国各地城管纷纷招兵买马，职权更在一天天扩大。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为他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广阔舞台。
目前城市管理部门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范围包括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管理（无证违法建设处罚）、道路交通秩序（违法占路处罚）、工商行政管理（无照经营处罚）、市政管理、公用事业管理、城市节水管理、停车管理、园林绿化管理、环境保护管理、施工现场管理（含拆迁工地管理）、城市河湖管理、黑车、黑导游等13个方面。而本文主要是考察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关系，因此集中于城管的处罚权与摊贩利益的关系。
事实上，我国城管部门的产生与流动摊贩的变迁有密切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可以大概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1949年到1977年。这段时期的流动摊贩主要是农村中的私营商业者。国家把他们定性为劳动人民，但由于其生产方式落后，不符合国家“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同时也为了让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共同致富，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改造的方式不像现在动用行政力量进行。而是以“团结——批评——团结”为思路，运用公私合营、合作小组、代销、经销等方式，把流动摊贩纳入到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流动摊贩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杜绝。
第二时期是1978年到1996年，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的部分剩余劳动力得到了解放，许多农民开始到城市谋生，由于流动摊贩市场准入低，成本少，成为很多农民的谋生手段。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在加上全国开始大搞创建卫生城市活动，流动摊贩无疑成为城市治理的对象。城管部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不过当时的城管部门只是一个临时的机构，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其人员也不固定。他们主要的职责就是路边去赶摊贩，捡走路人丢下的垃圾等。
第三时期是1997年到2005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出现了大量下岗失业职工，由于他们既无资金也没有有没有一技之长，再加上很多人都是岁数比较大的，因此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加入到了流动摊贩的队伍中去，影响城市生活的社会问题愈加严重，为此各地政府相继出台法律法规，把处罚权集中于城管部门身上，城管部门也正式的成为了地方政府的执法机构。
第四时期是2005年至今，随着城管部门执法不规范和管理不严格，爆发了许多城管与摊贩的矛盾，有的甚至上升为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城管与摊贩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城管部门需要一次新的变革。
从上面城管与摊贩的历史变迁可以看出，摊贩经济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是转型经济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他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由于我国当前存在着庞大的收入微薄的弱势群体。广大农民和城市下岗工人等收入低，无法与先富起来的企业家、商人等一样付高额的租金在大商场、超市经营，摆摊经营成为市场准入低、成本少的谋生手段。同时由于价格便宜，很多低收入阶层也很喜欢在摊贩购买东西，这样可以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小摊贩作为弱势群体以极低的成本维持生存，本身就是值得鼓励的。在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摊贩经济能够吸纳一部分未就业人群，同时为许多人提供价格低廉的服务。这不仅缓解了社会的矛盾，同时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因此说摊贩经济在我国目前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是，目前摊贩经济也存在许多问题，首先就是占道经营，道路作为公共产品主要在于实现人车分流，而摊贩经营占用很多道路对行人造成了很多不便同时对市容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其次，一些经营食品等的商贩对道路和空气造成的污染，这些污染对周围的居民产生了很大的不好的影响。再者，由于我国摊贩缺乏管理，其流动性很强，设施简陋，因此其贩卖产品的质量很难保证，即使给购买者造成了损害也很难追究其责任。因此综上，依法规范流动摊贩势在必行。
而目前我国城管执法也面临许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缺乏相关的法律支持，目前城管的行政处罚权主要是相关政府部门的多部门让权。因此作为城管既没有上级部门，也没有下属单位，处境极为尴尬。而且行政处罚法只赋予行政机关相关的执法权，而城管是否属于行政机关，是没有相关法律支持的。
二是城管执法过程中对执法程序的漠视，很多地区的城管在执法过程中自由裁量度大，即使是依据《行政处罚法》予以处罚也没有依据合理地法律程序，城管罚款是并没有相应的罚款标准，收缴工具也没有相应的程序支持。这样难免会滋生腐败现象。而且许多城管还是临时工或者短期合同工，即使发生腐败行为，也不能像公务员那样给予行政处分。执法过程基本是无约束的。
三是缺乏服务意识，城管作为城市管理者，宗旨应该是服务市民。相反，很多城管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服务者，而把自己当成管理者。因此在执法过程中带有许多个人主义，难免会发生暴力执法现象。
四是录用执法人员程序不合理，且缺乏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岗位基本素质培训。目前城管队伍中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他们中有短期临时工，有部队转业人员，甚至还有一些高学历人员。队伍的参差不齐会造成对城管管理的混乱，而且对于缺少一个法律约束和上级组织的机构，很容易造成执法不规范。
3 基于产权视角的制度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解决城管与商贩经济之间矛盾最主要的方面在于解决摊贩经济带来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一方面体现在占道经营和环境污染上，道路和空气作为公共财产，人人都有使用的权利。但作为公共财产，通常任何一个成员有使用权，但没有交换权，个人份额不能资本化。权利不会因不使用而丧失，同时权利持有人一旦离开团体就不能再受益。公共财产并不必然意味着每个持有人对有关资源的使用量是均等的。个人可以使用一定份额的资源，但并不以某一特定的物质单位来表示。在这里我们把道路和空气看成是居民的共同财产，任何人都有使用道路和空气的权利。行人和居住在周围的居民有对干净道路和良好环境的权利，摊贩有在道路上摆摊的权利。行人在道路上行走一般不会对道路造成很大的破坏，同时周围居民一般也不会对环境造成多大的破坏，但是摊贩在道路上经营会对公共道路和环境产生负效应。这里的负效应主要是指对道路的污染和占用以及对周围空气环境的破坏。而这种负效应并没有进入摊贩经营的成本中。而外部性的另一方面主要体现在产品的质量上，他们在经营的过程中经常缺斤少两，并且物品的质量和卫生很难保证。由于摊贩一般都是流动性作业，购买他们东西的消费者一般都是过客，所以即使购买的东西对消费者造成损害，也很难再找到当时购买的摊贩。因此对消费者损害的外部性也没有进入摊贩的成本中。
之所以产生上面的外部性很大一方面是产权界定的不清楚，产权的一个主要作用在于使外部性内部化，在外部性内部化后，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行为的全部结果负责，而这是一个有效激励机制的先决条件。因此，产权的配置方式就要和所解决的外部性问题的特征相匹配。就外部性的波及范围，可能涉及私人，社区和全社会等几个层次，外部性能够在哪个层次上被内部化，就应该把产权配置给那个层次。如果某种外部性的波及范围只是少数几个人，那么产权就应该界定给私人，如果外部性的波及范围主要是周围的居民，那么产权就应该界定给社区，如果外部性的波及范围是全体公民，那么产权就应该界定给全体社会。
然而，我们城管在执法的过程中主要是使用驱赶、罚款和没收摊贩物品等手段试图消灭摊贩经济。这样不但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还会产生另外的问题。作为法律意义上没有界定清楚的城管，作为政府的人，其职责应该是消除摊贩经济的外部性。但是许多城管在执法过程中暴力没收属于摊贩的物品。他们没收的物品大多属于小商贩的劳动所得，属于商贩们的私有财产，从产权的角度说，其产权界定应该属于商贩，因此，除法院强制执行外，其他机构无权没收属于商贩们的私有财产。因此产权界定不清楚是导致城管暴力执法和摊贩暴力抗法的根源所在。
因此，就摊贩经济而言，如果摊贩造成外部性的波及范围是全社会，就应当把产权——主要指道路使用权和环境权——界定给全社会。如果摊贩造成外部性的波及范围主要是社区，那么就应该把产权界定给社区。因为如果产权界定的不清楚，会使消除外部性的成本非常高。进而使得外部性无法消除。我们假设摊贩具有占道和污染环境的权利，那么路人为了要求宽敞干净的街道和良好的环境，可以支付给摊贩一笔费用以便能消除这种外部性。但是由于道路和空气不能排他的使用，难免会有搭便车行为，要想在所有行人之间达成一个协议将要花费很大的费用，可以想象，虽然宽敞干净的道路对每个行人的价值总和超过摊贩占道污染对摊贩的价值，但由于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很高所以外部性很难消除。反过来，假设行人拥有宽敞干净道路和清洁空气的权利，因此摊贩要想使用道路要经过所有行人的同意，假设摊贩想要获得部分在道路经营和排污的权利，他就要一一与所有者签订合同，其成本也是很大的，因此协议很难达成，这种外部性很难消除。但如果根据外部性波及的大小，把产权界定给那些外部性影响最大的那些人，那么达成协议的交易成本将会降低很多，协议也就容易达成了。
4 政策建议
要想解决摊贩经济和城管之间的矛盾，关键应该从制度层面上解决摊贩经济的外部性。根据上面的论述，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采用分区域管理的办法，对于那些摆摊会造成通行不便，严重影响市容的地方，比如广场、车站和主干道两侧等，其外部性的波及范围很大，因此应该绝对禁止在该区域摆摊。这种地方的管理应该有市政府来进行。而对于那些妨碍行人和影响市容较少的地方，其外部性的波及范围中等，应该在区政府的管理下，在对摊位的规模、经营时间和经营范围有一定的限制的情况下有条件的进行摆摊。而对于那些像住宅区，社区等其外部性主要影响本辖区的居民的地方，应该把权力界定给社区，由社区和摊贩进行协商，把外部性内部化。
【关键词】地摊经济；发展措施
一直以来，地摊由于自身的一些问题，导致其长期处于一种边缘的状态，没有合法的身份，使得全国各地不断上演小商贩和城管“斗智斗勇”和“猫和老鼠”的市井短剧，并逐渐演变成暴力对抗的“全武行”。尽管地摊现在仍不能堂皇入室，但却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一种重要经济力量。关系到底层百姓民生和社会和谐稳定，各地政府必须引起重视，妥善安置和引导。
1.地摊经济的缺点
地摊由来已久，虽然便利了百姓，但它自身的特性不可避免给城市管理带来一些麻烦。笔者认为，地摊经济有如下三个比较明显的缺点。
1.1散
地摊经济的散主要表现为两种。一是分布散，地摊遍及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它灵活游走于各个角落，哪里人多哪里热闹就奔向哪里，极强的流动性也造成了地摊客观上难以管理；二是形式散，地摊商贩销售产品的形式多样，一块塑料布、一个挂架、一台三轮车、一个箩筐、甚至商贩自己的身体，都可以成为他们销售产品的舞台，而售卖的产品从用的、穿的到吃的也是应有尽有。
1.2乱
地摊经济的乱体现在销售秩序上，绝大部分地摊都存在占道经营问题，给居民出行带来了不便，一些地摊甚至摆到了马路上，这也造成了交通堵塞和安全隐患。而收摊后留下遍地垃圾，也让环卫工人苦不堪言。
1.3差
地摊经济的差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服务意识差，绝大部分地摊经营者都是因为生活所逼，才选择了摆地摊作为过渡，一旦有更好的选择便会立马结束，因此，地摊经营者在潜意识里没有与顾客建立长期客户关系的想法，服务的主动性和服务质量差，欺骗顾客的事情时有发生；二是产品质量差，低价格是地摊产品最大的竞争优势，同时低价带来的必然是产品的低质，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特别是入口的产品，经营者为了节约成本，使用一些劣质原材料，对消费者身体健康是一种极大威胁。
2.地摊经济的好处
虽然地摊经济的缺点是导致城市管理者不容许其存在的理由，但是客观来说，地摊经济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2.1地摊经济也能孕育企业家
尽管地摊卖的东西小，销量额低，但只要经营者有恒心，将其作为事业来看待，完全有可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拥有1100多家谭木匠专卖店的谭木匠控股有限公司，如今已经是一家上市企业，其专卖店遍及全国，董事长谭传华的第一把梳子就是在地摊上卖出的。创立重庆超奇农产品有限公司的西南水果大王何超，创业初期也是一名挑着箩筐走街串巷的水果小贩。开有1720家农村超市的重庆腾龙百货超市有限公司董事长周世杰，当年创业的第一桶金也是摆地摊挣来的。由此可见，只要经营者有恒心，麻雀也可以变凤凰。
2.2地摊经济对解决就业和保持社会稳定有积极作用
摆地摊的人，不少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没有一技之长，无法解决就业，如果这些人长期处在社会底层，连基本温饱都无法解决，势必导致他们对社会和政府的失望，从而给社会埋下不稳定因素。而摆地摊对于资金要求不高，技术要求也几乎没有，超低的准入门槛使得这些人可以较容易的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就业，不少的地摊经营者就是靠这个小小的地摊养活全家。允许城市存在地摊经济，实际上就是给低收入人群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生存状态的机会。它可以解决农民工、下岗职工和一部分就业困难的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拓宽了就业渠道，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据有关部门测算,目前已有70%以上的下岗失业人员进入灵活就业领域,而且其中有近三成人员从事过地摊经营。目前,正在从事摊贩经营的劳动者大约有3000万,地摊对拉动就业功不可没。
2.3给城市带来生活气息
正如一名经济学家所说，一些不入流的经济形式，却是多姿多彩的经济马赛克。地摊经济能营造一种特殊的城市街头文化，让游客和市民感受到地方的特殊风味。北京、上海等地兴起的“创意市集”就是一群有才华的艺术家在一个固定的地方集体摆地摊，展示出售自己的作品和创意。纵观世界各地,但凡有底蕴,有文化的城市,“地摊经济”都较为发达,它不仅仅是一个商业聚集,更是一道人文景观。比如台北的“士林夜市”，已经成为当地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更是游客旅游观光，感受台湾普通民众生活气息的最好去处。而在我国香港地区，以九龙旺角、佐敦等地为代表的庙街夜市，每天都是人流不断，并成为香港的一大文化特色。
2.4对城市的消费层次是一个有利补充
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拉大，物价的不断上涨，使得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低相对较低，对商品的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买东西时精打细算，地摊商品正好满足了这部分人的需求，这也是地摊经济长期存在的市场依据。
3.对地摊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几点建议
既然地摊经济成为不可消除的一种社会现象，说明其有存在的合理性，那么我们政府在管理的过程中与其靠行政手段千方百计的堵，倒不如科学有序的导，使其在可控状态下成为国民经济的有益补充。
3.1给予一个身份
哲学上说得好，存在即合理，既然百姓有需求，到不如大大方方的给予地摊经济一个合法身份，承认其合法性。而以法规的形式确立地摊的合法身份，这也是解决城管纠纷的根本措施，上海市早在2007年就已出台了《城市设摊导则》，开始允许一部分小商小贩存在，并为他们颁发临时许可证。重庆市主城也开始在进行这方面的摸索，陆续设立了新桥夜市和黄桷坪涂鸦夜市，更多后续的地摊夜市正在规划中。
3.2制订一套规则
对于地摊经济的管理，除了给予合法身份外，还要制定一个可行的规则，让地摊经营做到有法可依，除此之外，建立一套进入和淘汰制度，对于符合条件的给予身份，保障权益，对于违反规则的坚决淘汰。实行摊位卫生责任制，每位摊主必须对自己摊位范围内的环境卫生负主要责任，这样也可有效遏制收摊后垃圾遍地的情况。这方面，沙坪坝的经验值得借鉴，首先是放宽了准入门槛，有下岗证的、是低保户，将优先设立摊位。对经济困难的，办健康证的费用也可减免。在“准入制”宽松的同时，也制定了严格的“退出机制”，经营户如果不能规范营业，搞乱了市场的秩序，就必须退出市场。
3.3划定一个范围
根据具体情况，给地摊的经营设置时间段，经营者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时间范围开市和收摊，这样可以做到既方便百姓，也不会扰民。在地点的设置上，可以选择闹市区的背街地段，这样既可以保证往来的人流量，又不影响市容市貌，更重要的是，区域划分好后，也有利于政府进行有效监控。
3.4成立一个协会
鼓励地摊经营者采用民主直选的方式成立协会或委员会，实现由政府管理转为摊贩自治，让经营者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当然，为使协会处在政府可控和监督下，建议由协会所在地区市政管理机构的领导担任协会的名誉会长，履行监督和检查的职责，这也可以缓和消除摊贩与市政管理方多年来积攒的怨气。
公共权力的“弹性”理论认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并非不可调和。随着地方政府一份份地摊解禁的文件出台，即体现了“权力的弹性”，又彰显了民生权利与公共权力的互让性。这场牵涉到数百万城市边缘群体生计的改变，说明公共管理部门已经意识到，如何更好的管理好城市中出现的地摊经济，已经成为关注百姓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必须要做的事情。
【参考文献】
【关键词】 流动;困境;对策
一、引言
当前我国城管与摊贩之间的暴力冲突已成为社会的一大热点话题，已成为公众高度关注的问题，已成为政府治理的中心议题。围绕这个问题，学术界各位专家作出了以下评价。
王锡锌教授认为，在直观层面上，执法困境表现为规则受到行动者的规避和拒斥，但问题的缘由往往需追溯到规则所代表的立场、这种立场与生活世界中真实的协调程度、以及民间对政府立场的态度。流动摊贩的执法困境出现，其根源在于政府立场与经济理性、社会价值观以及传统习俗上存在着很大的偏离。流动摊贩往往是农民进城打工人群或者是失业下岗工人，属于社会低下层，被社会视为弱势群体，一方面他们得到社会的同情，另一方面他们又能满足城市中的中低层消费者的需求，从古至今，摊贩行为都被人们广泛接受与认可。因此，城市流动摊贩的管理需构建成一个由政府、城管、社区、市场、摊贩为一体的模式。社会就是一个多元化的生活空间，优劣共生兼容并蓄是有它的应有之义。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古已有之，论证了这一职业的历史合法性;弱势群体、不偷盗、不抢劫、不伤害他人，描绘了这一职业的伦理合法性，也是国内外个体经济的共享形式。梁波分析了国外相对成熟的管理思路和模式，主要突出人性化的特征，为我国的治理模式提供了一些启示。而我国目前大多数城市都是以城管对流动摊贩实行打游击战的粗放型的传统管理。赵英军等人用博弈论进行了分析，认为摊贩和城管一般的情形是（摆摊，打击）与（摆摊，不打击）。而政府进行打击，成本大于收益，所以摊贩的最优策略是摆摊。实践证明，我国的这种打游击战的管理方式是不可取的，日益增多的暴力抗法更是血淋淋的教训。
厉以宁教授主张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放松对摊贩的限制。何兵教授总结了近年来城管与摊贩的冲突，并分析了导致城管问题长期难以解决的行政决策体制方面的顽疾。面对社会的压力和学术界的引导，流动摊贩治理模式的转型势在必行，急需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以促进市场经济、摊贩经济和城市市容的和谐发展。
本文从城管与摊贩矛盾日趋深化这一问题出发，剖析流动摊贩治理困境的根本原因，同时从实际出发，结合国内外治理经验和管理制度对城市流动摊贩治理提出一些建议，在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同时达到城市和谐发展。
二、城市流动商贩治理的传统模式利弊及原因
1、城市流动商贩治理的传统模式
随着中国社会的城市化发展，城市流动摊贩犹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但随之而来，产生了许多城市问题，比如城管与摊贩的暴力冲突问题，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经成为社会焦点。摊贩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看到城管来了就逃，久而久之，它们之间就形成了“猫捉老鼠”的局面。长期的“打游击战”模式，使城管失去耐心，“一脚定乾坤”即“抄摊”就成了城管治理流动摊贩的必备技能。这种非人性化的治理模式不但没有缓解和解决流动摊贩的现象，反而激化了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关系，更是恶化了城管形象。正如曾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弱者在没有得到同情重视反而遭到暴力执法时，同样以暴力反抗，然而，以暴制暴越演越激烈。城管部门因而加大了执法队伍，花费了更多时间精力整顿流动摊贩。然而，实践证明，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因此得到井然有序的生活，我国对于摊贩治理采取的方式是适得其反。为了更好地管理，城管采用了文明执法的方式，但收效甚微。其中“微笑执法”、“眼神执法”、“静默队列式围观”这一系列手段缺乏法律效力，有冷暴力之嫌，是一种变相恐吓。从执法对象的角度看，虽然避免了直接的暴力冲突，但内心对城管的形象可能根本没变，对“违法”的认识也可能没变，未来的矛盾冲突隐患依然存在。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旁观者、顾客并不违法，城管创意执法在将冷暴力施加给执法对象的同时，也施加给了旁观者、顾客，这不仅不利于城管树立新的社会形象，更涉嫌侵犯旁观者、顾客的合法权益。实质上违背了长效机制原则，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且没有解决本质问题。
2、城市流动摊贩治理困境的原因探析
（1）摊贩身份的特殊性 。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城镇化快速发展使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而城市就业市场无法供应如此多的劳动力，相对而言，农村人口大多是文化素质较低人群，加之城市失业人口增多，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城市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导致城市流动摊贩也与日俱增，城市流动摊贩是这一时期的特殊现象。从经济角度看，流动摊贩的存在既是谋生手段，也是满足了一大部分消费者的生活所需，方便了居民生活，满足了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的人的需求层次理论中的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从社会角度看，流动摊贩是城市繁荣与发展的必备条件，美国作家简・雅各布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指出，街头小摊贩的存在，也是城市无处不在的眼睛，能够有效地降低犯罪的发生，他们是城市的安全哨。有谁能说城市安全系数的提升不是一种城市福利呢？从历史文化角度看，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而且流动摊贩带有深厚文化特色，点缀了城市的街道风景。总之，城市流动摊贩的存在有其长期性，合理性和必然性的特点。
（2）非正规的商业对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负面影响。流动摊贩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也不能忽视它给城市良性运行带来的负面影响。由于流动摊贩没有营业执照无需支付店面费，营业成本较低，它的商品价格比正常市场价格低，吸引了大部分消费者，对于正常实体商铺而言，无疑是给他们造成了一定冲击，损害了持照经营者的利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和公平性原则。在利益驱使下，持照经营者在竞争压力下，也会加入到流动摊贩中，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3）城市社会秩序遭到破坏。非规范化的占道经营，不可避免地会对城市交通带来堵塞现象。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公共秩序混乱，而且往往伴随着“脏乱差”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正常交通秩序和环境卫生。摊贩都没有办过卫生许可证，健康证，食品来源都存在质疑，这对消费者来说严重影响到身体健康问题，食品安全方面存在很大的隐患。同时，摊贩的噪音对城市居民也造成困扰。但从摊贩的角度看，他们一方面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是社会底层，获得自身道德上的正义感;另一方面也认识到自己的摆摊行为是影响市容的，但不得不继续以此谋生。
（4） 城管执法范围广，心理压力大。城管执法范围广，涉及面宽，无法全面顾及。在暴力冲突事件发生时，不管是网络媒体上的评论报道，还是社会舆论通常都倾向于同情弱者，即就是城管执法人员遭受暴力，出现城管被打情况，就很少有人为城管鸣不平。而一旦出现城管打人事件，网民攻击城管的言论就满天飞，大多市民对城管执法群体带有偏见，城管人员执法心理压力很大，影响了工作积极性和执法质量。这种相互论战可以表明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冲突已经不限于当事人之间，而演化为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对立紧张情绪。如果协调解决不当，会影响社会稳定，由城管执法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冲突事件便是明证。另外，执法人员很多都是临时聘用的合同制工作人员，工资福利随时没有保障，让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心理阴影。
三、国内外城市摊贩管理的制度和经验
1、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服务化管理
从国情来看，东南亚地区与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贫困人口数量上都较为相似，所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都允许摊贩的存在，而且将流动摊贩先作为“服务对象”，然后对其进行管理。摊点都被规划管理，通常集中于某一区域或者集市，并允许他们办理经营证件，而且必须保证持证者才能进行摆摊。政府还定期组织摊贩进行培训，对其进行食品安全卫生教育，淘汰业绩较差的摊贩。既为摊贩提供就业又保障了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和公众的生态环境。
2、韩国的区域化管理
在韩国，流动摊贩式被允许的，前提是他们加入“小摊业主协会”。韩国政府在管理流动摊贩时，采用了分区域管理。主要划分为三个区域：第一类“绝对禁止区域”，第二类“相对禁止区域”，第三类“诱导区域”。在划分区域后政府限制了时间和范围，按不同的时间段进行管理，有效地避免按区域管理带来的操作不足，同时避免扰民现象的发生，也有利于摊贩自觉遵守。
3、南京的十二分制管理
“十二分制”顾名思义就是实行记分制度，类似于驾照12分考核法。2007年在南京正式实施。首先通过批准对摊贩进行统一批准并实行亮证经营。再进行每周一次考核，发现一次违章就扣除对应分数，第一次扣完12分停业整顿，第二次扣完12分就取消其经营资格。实施前后有很大的改观，这种管理模式既提高了摊贩自我约束力，又提供了就业机会，减少了环境污染、占道经营，对于管理者而言，更容易监督管理摊贩，自然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暴力冲突。
四、城市流动摊贩治理模式的创新
1、转变管理理念，使其合法化、法制化，实施“许可制”
首先，管理部门应认清城市流动摊贩存在的长期性、合理性和必然性。对流动摊贩实行禁止的政策是不可行的。流动摊贩不仅能缓解社会就业压力，更能满足城市居民生活需求。其次，大力扶持弱势群体，将“以人为本”思想切实落到实际中，鼓励支持和保护流动摊贩的就业和谋生手段。由以往的打击向帮助和引导转变，促使流动摊贩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经营的权利，逐步实现流动摊贩经营合法化，时刻关注弱势群体的状态。最后，我们第一步要采取“许可制”制度，要求摊贩办理营业执照，杜绝无照经营者的现象产生。但同时提供良好的摊贩摆摊环境以及设施，并对其进行统一培训来提高经营者的整体素质，若是摊贩不在规定范围内进行经营就对其进行处罚，真正尽到城市服务职责。在美国、欧洲以及日本，他们的城管执法权威性强，均有较为完善的相关法律体系支撑，对城管执法的法律授权充分、翔实。但是，执法人员一般没有最终裁定权，相关违法案件的终极裁定在法院。中国地区太大，人口众多，各地的情况又各不相同，一直存在管理难的问题，由于缺乏相关法律体系支撑，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得不到推广。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法治化，制定相关法律政策是治理摊贩和确保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
2、发挥市场的引导、制约作用
在治理中，政府起引导性作用，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引入市场机制，采用市场的手段为摊贩提供公共服务和设施，建立配套机制达到节约成本与提高效益。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引入市场机制后，通过企业的参与，由一般行政性管理转变为经营，可能是一条出路。就像日本在城市管理中，涉及市政服务方面的事务一般采用合同承包方式，由民间企业对某些市政服务项目进行社会化、企业化的管理，其效率、成本、人员配置、服务质量均比单纯的政府行为有很大的改进和提高。这种治理模式改革势在必行。首先城市规划中将摊贩市场进行规划建造和设置，保证环境不被破坏，社会生活稳定的前提下，政府将权利发放给企业统一进行企业化管理，将流动转变为固定，产生歧义时企业代表通过与摊贩的共同协商将问题一一解决并达成一致。
3、充分发挥商贩自治作用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摊贩的长期存在已是必然，流动摊贩的综合治理亟须探索引入以摊贩自我约束为主、城管部门监督管理为辅的摊贩自治管理新模式。比如摊贩与居委会自觉达成协议，如有违约，摆摊资格自动取消。在互相信任以及互利互惠的前提下，在满足居民的需求时也保证了摊贩的生计，最终达成共赢局面。摊贩与第三方的协商至关重要，免去了监管部门不必要的干涉，又能起到良好的管理效果。组织摊贩成立城市流动摊贩协会，让经营者加入其中，进行统一的意见传递和自我管理。
4、公众参与，非政府治理
公众参与是城市管理走向现代化的标志，是暴力冲突事件消失的途径，是提高城市管理的手段。通过鼓励公众参与流动摊贩的管理，既能提高管理效率，又能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更是构建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方式之一。通过公众参与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对市场进行编制规划和监督管理以及参与商贩自治中。但目前在我国公众参与缺乏积极性的现象十分明显，主要有以下这些困扰与阻碍：一是形式主义，公民在参与决策过程中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无法在现实中行使，只是走过场，政府决策为主。二是渠道缺失，参与渠道的贫乏，使得公民参与决策存在很多不畅之处。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让公众真正参与其中。首先，大力宣传资源，增强公民参与热情，提高公民公共意识，使公民自觉加入社会管理中来。再者，发挥社区作用，通过社区引导引入市场经营并发挥其监督管理作用。
五、小结
摊贩治理中产生的暴力困境中，城管与摊贩都是受害者。由于流动摊贩的存在有其正负因素，才引起暴力冲突，使城管与摊贩出现对立。一方面，流动摊贩满足了民间需要，缓解了就业压力，突出了城市文化。另一方面，打乱了市场经济，扰乱了城市秩序和环境。所以，城市流动摊贩的治理变得尤为重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国内外成功有效的经验，完善创新涉及各利益主体的治理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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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条例从今年1月初到9月末，历经三次常委会审议，经过反复修改，终于在2012年9月28日，吉林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成为今年立法工作的亮点。《条例》的通过意味着我省从2013年1月1日起，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监督管理将有法可依。《条例》的实施将对切实加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生产，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明确任务 细化责任 强化监督 管理有序
多龙治水，政出多门，有利益时大家抢着上，出现问题时则相互推诿、踢皮球是食品卫生安全管理工作中容易出现的现象。这一现象不仅百姓关心关注，在《条例》审议过程中也引起了很多委员们的共鸣。大家表示，食品安全监管或多或少都存在责任不清或者多头管理等问题，这给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面对这一问题，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佩军表示，随着《条例》的实施，这一问题将得到有效的解决。各相关部门将各司其职，权责明确，“《条例》解决了多年监管职能交叉、职责不清的难点问题，为依法有序监督奠定了基础。”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对小作坊和摊贩的食品安全工作负总责，统筹安排小作坊和摊贩的监督管理工作”。在《条例》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职责被加以强调并予以明确，这将使其在今后面对由小作坊和摊贩而引起的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不敢有丝毫懈怠，能第一时间科学有效地解决。
同时，根据《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小作坊和摊贩的监督管理职责得到了明确划分：卫生部门负责食品安全地方达标制定及事故应急处理相关工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市场内小作坊、市场外以现场制售为主的小作坊和不提供就餐服务的摊贩监督管理工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市场外不以现场制售为主的小作坊监督管理工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提供就餐服务的摊贩监督管理工作。
《条例》还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综合协调机构负责小作坊和摊贩食品安全工作的协调，监督、指导、协调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处置及责任调查处理工作。这为及时、有效应对和处理因小作坊和摊贩引起的食品安全事故，提供了法律保障。
事关民生 帮扶小作坊小摊贩做大做好
“出台这部条例非常必要，有利于改善当前食品加工摊贩现有条件，提高食品质量，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同时，也要和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如果都管死了也不行，要管放结合。”《条例》审议过程中，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聂文权的一席话引起了在场参与审议的委员们的共鸣。
“目前我省经济发展中民营经济，特别是一家一户的小作坊和食品摊贩与其他发达省份相比，相差很远，总体上应扶持发展，不宜过早过严管理”，李洪刚委员在审议时表达了《条例》要体现扶持小作坊小摊贩的想法。金秀兰委员则表示，《条例》的制定事关民生。她向与会人员介绍说，摊贩的组成人员大多是下岗职工、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条例》中加入帮扶内容不但有利于小作坊和摊贩的未来发展，更解决了数以万计的困难群众的生计问题。
管理是为了规范，立法是为了发展，这一思路在《条例》关于小作坊和摊贩许可制度的修改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条例》二审过程中，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小作坊和摊贩设立许可制度持有不同的意见，认为不符合吉林省经济发展现状，管理门槛过高，管理过严，程序过于复杂，会把小作坊和摊贩经营管死。为此，建议修改许可制度，为小作坊和摊贩生存发展提供更为宽松的空间。
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意见进行了集中研究修改，建议保留小作坊许可，同时建议将摊贩许可制度修改为登记制度。这是《条例》修改过程中一项最为重大内容的修改，为此在经请示常委会领导同意后，8月8日，法制委员会将上述修改内容征求省政府意见。8月28日，省政府回复意见，同意保留小作坊许可，对相对机动灵活的小摊贩更改为登记制度。这一变化不但为小摊贩的生存与发展赢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方便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可以说是实现了改善民生与社会和谐的“双赢”效果。
宽严相济 管教结合 在管理中促发展
对从业人员要扶持，对行业发展要帮扶，体现的是“宽”；对食品生产和销售环节规范化标准化要求，体现的是“严”。食品安全无小事，在对食品生产加工的小作坊和食品摊贩进行帮扶发展的同时，我省还制定了严格细致的规章，对小作坊和摊贩经营前、经营中以及经营后的一系列活动进行了明确的规范化要求。
在《条例》中我们看到，根据规定，小作坊和摊贩的从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只有经过健康体检，取得健康证方能从事相关经营活动。而且从业人员也被要求每年体检一次，凡患有痢疾、伤寒、消化道等传染疾病的人员，患有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以及其他有碍食品卫生疾病的人员，将不得被允许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从业人员在从事加工经营时也被要求必须佩戴工作帽、口罩和手套等必要卫生防护用品，从而确保整个加工流程中的卫生、洁净。小作坊、摊贩经营者还被要求建立进货和销售台账。台账内容涉及销售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销售对象、销售日期等内容。小作坊台账应当保存不少于一年，摊贩台账应当保存不少于六个月。这为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追根溯源”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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