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份国际原油价大幅震荡下行。截至23日，美国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震幅16.41%，下跌15.55美元/桶，跌幅12.31%。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震幅18.01%，下跌15.46美元/桶，跌幅13.59%。
综合考虑影响国际油价走势的各种因素，我们继续维持之前的判断，预计二季度及未来六个月国际原油平均价格变化将更多地受欧美经济形势与政策左右，很可能继续围绕100美元/桶震荡，短期内大幅上升和大幅下跌的可能性都不高。
国际能源署下调全球原油需求
高油价正抑制原油需求增长。5月12日国际能源署(IEA)公布的月度原油报告将全球原油需求的平均增速从2010年3.3%的年化增长率（相当于87.9百万桶/日)下调至2011年1.5%(相当于89.2百万桶/日)。
利比亚战事导致原油供给下滑。国际能源署（IEA)数据显示4月份全球石油供应减少5万桶/天,至87.5万桶/天。受利比亚战事持续的影响，4月OPEC原油供应下滑23.5万桶/日，至28.75百万桶/日。IEA希望产油方增加原油供应，避免能源价格上涨导致全球失衡加重，影响经济复苏进程等消极后果。
通胀压力增大 美国货币政策面临转向
美国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升3.2%，环比上升0.4%。核心CPI环比上升0.2%，符合市场预期。受能源价格走高推动，美国4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上升0.8%,核心PPI同比上升2.1%，是继2009年8月同比上升2.3%以来的最大同比升幅。
6月份，美国QE2计划到期，根据目前的经济运行情况，美国进一步实施新的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性较小，货币政策将逐步正常化。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基于通胀压力不断增大，美联储自次贷危机以来第一次将货币正常化问题摆上议程，这将助推美元重拾升势。
欧元区短期无意继续加息 欧元对美元走弱
欧盟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4月份欧元区通胀率较今年3月份的2.7％进一步上升至2.8％，是自2008年11月以来的最高值。也是欧元区通胀率连续第五个月高于欧洲中央银行为维持物价稳定所设定的2％的警戒线，并且有持续上升的势头。
鉴于4月7日欧洲央行启动了自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加息，将欧元区主导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至1.25％，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表示无意在6月份加息，导致欧元汇率大幅下挫。欧债危机愈演愈烈。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欧猪五国先后爆发债务危机。5月20日，惠誉、标普再次在欧元区成员国负面评级，将希腊评级下调至“B+”，前景展望为“负面”，将意大利评级展望自“稳定”调降至“负面”。西班牙执政党工人社会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西班牙政党的更替让政治风险凸显，给西班牙经济未来的发展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数据显示，西班牙经济体规模超过葡萄牙、爱尔兰和希腊的总和，欧债危机有扩大和波及欧盟核心国家的趋势。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美国货币正常化日益临近，助推美元重拾升势。5月份以来，美元指数上升已经超过4%，突破76点整数关口，强势美元给以美元计价的原油市场造成重压。
美国政府一系列政策打压高油价
关键词：全球经济走势；我宏观年经济；压力与挑战
中图分类号：F0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4-0001-01
一、2015年全球经济走势
2015年，全球经济走势如何，一直为全球智库关注。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明年GDP增长率为6.2%，只略高于今年的6%。在我们看来，将让亚洲贸易受益的是美国经济（预计增长3.5%），但欧盟经济增长乏力（0.8%）以及中国经济增长势头放缓（7%）将抵消掉大部分益处。明年许多国家的国内表现将强劲，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有望从近年来实施的强有力财政、货币和结构改革措施以及投资者对其新政府的信心中收获一些红利。泰国将试图回归民主，在此之前，军政府将努力提振投资和增长。中国将面临一些主要任务，包括改善公司治理，应对房地产市场滑坡及其相关影响，提高社会保障力度以支持消费，继续推进金融市场自由化等。
（一）中国经济继续在新常态中运行
2014年中国GDP总量63.6万亿元，增幅7.4%，排在世界第二位，人均GDP7400美元，排在全球第80位左右。鉴于中国经济的规模，以及近几十年来迅速、稳步的增长，因此当中国增速长期徘徊在不怎么高的水平时，亚洲各经济体和企业就会大跌眼镜。无论是成品还是半成品，亚洲其他各国与中国的贸易敞口都相当巨大。大量投资者进军中国股市、债市，使得近些年来亚洲各国与中国之间的金融联系也越发紧密。
（二）欧洲步履艰难
由于欧元区GDP规模可以媲美美国，因此当地严重落后于趋势的经济增速对于亚洲出口需求而言堪称巨大的拖累。尽管欧洲步履维艰并非什么新鲜事，但是相关风险可能会非常轻易地扩散至亚洲，这些风险包括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引发的各种意外后果、债务和外汇市场剧烈震荡、金融和信贷流动被扰乱等等。
（三）疲软的全球贸易
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全球贸易额自2012年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而全球贸易量则从2011年开始便已经停滞。三大工业国增速放缓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上升是推动这种情况出现的因素，短期内不太可能发生改变。考虑到亚洲经济体对于贸易的依赖比较严重，全球贸易动力的丧失或在中短期内成为一个主要的增长阻碍因素。
（四）不典型性的美国复苏
如同许多观察人士（包括我们）指出的那样，美国此轮经济复苏不具典型性，国内生产总值（GDP）、企业利润以及就业增速令人侧目，但是薪资增速以及通胀预期上升速度却未一同加快。只要就业市场没有出现重大改善，那么美国对亚洲商品的消费需求（即进口）也可能不会相对应的实现增长。因此，过往经验中美国增速与亚洲出口商之间的联动关系可能会让亚洲出口前景被夸大，今年的情况便是如此。此外，外界对于就业市场复苏质量的困惑也可能在向后定量宽松政策时代的转变过程中形成阻碍。
（五）美联储政策正常化，欧盟和日本的定量宽松
如果美联储明年在政策正常化的进程中，没有给全球市场造成任何冲击，那将会是相当非凡的。不过，至少目前的美元大涨势头可能会在美联储行动预期的提振下得以延续，区域性汇率或因此承压。此外，欧盟与日本可能延续的大规模非常规货币政策将令区域性外汇波动变得更加复杂。举例来说，韩圆可能需要在美元/韩圆大涨以及日圆/韩圆走低中（日圆/韩圆走低会给韩国出口商带来冲击）寻获平衡。
世界智库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增幅在3.5%，其中美国经济增幅2.8%，欧洲为1.3%，日本为1.2%，俄罗斯为0.5%，中国为7.3%左右。
二、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四个压力
2015年，我国年经济继续下滑的压力仍然持续增大。很可能会出现企业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我们面临着压力和挑战，作为企业，应该化压力为动力，才能获得新的发展。近期，南方已经出现了一些企业倒闭潮，造成了上万工人的下岗。企业的倒闭风能否席卷全国，能否波及到黑龙江和东北三省，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化危机为转机，化压力为动力。我们以前面临的压力为四个压力。
（一）房地产继续萎缩
房产业是地方发展的主导产业，前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也是靠房地产拉动起来的。从去年开始房产有些萎缩，现在强力反腐，灰色购买力被政策打压住了，今年房产还要登记，2017年要征收房产税，这两项政策已经促使一些人在抛房子，原来买房是为了保值增值，现在是招风惹祸，所以房产还要下滑。下滑原因还有：第一，这几年房产增长泡沫太大，供大于求。第二，政策导向很难把消费潜力变成购房款。一个地方的房产业发展能带动二十多个行业的发展，比如钢铁业、水泥业、建材业、家具家电业等，现在房产下滑，这些企业也变的困难重重。所以说主导产业的萎缩，是经济下滑的真正原因和主导压力。
（二）餐饮业下滑
目前，打击公款浪费、公款吃喝，使得餐饮业在2014年下滑了31.6%，今年形势还在继续，餐饮下滑导致开工不足、客流不足，致使消费能力下降，也影响了旅游客流量。
（三）产能过剩，企业开工不足
过去的四万亿投资造成的严重的产能过剩，全国十六个行业进入了产能过剩的行业，调整的阵痛感是很强烈的。第一个是钢铁，这些年钢铁业恶性膨胀，2014年末全国的钢铁产能是10.7亿吨，占全球钢铁产量的一半，是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五国的钢铁产量之和，去年实际钢铁开工量7.1亿吨，过剩了3.6亿吨，钢铁产能辽宁、河北发展最大，专家给世界钢铁产量排序是河北第一，辽宁第二，美国第三。江苏省镇江市为谋发展上项目，向国家发改委申报了1800万吨产能的钢铁项目，跑了大半年时间，最后拿到了批文。如果说是市场配置资源，不会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现在看产能过剩都是批出来的。河北雾霾污染殃及到了北京，现正在拆掉污染企业，但关闭之后的后遗症谁来负责，拆厂拆出了多少银行坏账；拆出了多少下岗职工？应该追究责任，问责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发改委批项目，工信委淘汰过剩产业，政府批资源、批项目、批资金来代替市场配置资源，必然是这个结局。我国的水泥产能去年膨胀到31亿吨，平均每人就有2.5吨的水泥，而实际的开工量是20亿吨，过剩了11亿吨，另外，电解铝、平板玻璃、煤化工、造船业、造车业16个行业都存在着产能过剩。企业库存卖不动，停工停产，浪费了资金和资源。我们应该好好反思政府配置资源带来的后果，应该尽早把权力还给市场，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据经济学家分析，目前产能过剩的问题至少还要消耗十年左右，银行坏账问题、下岗职工问题，带来的社会相关的复杂问题很多，大家对此要有很好的思想准备，在招商项目上要理性，至少以后再招商引资不要再引进高耗能和高污染的项目。多引进高科技项目和深加工的项目，发挥比较优势盘活存量，吸引增量，优化结构，激活市场。
（四）企业负担太重
当前企业在负重前行，政府应该赶紧为企业减轻负担，让企业轻装上阵，把市场主体做大。现在是恶性循环，政府没钱就多增加税收，税收越重，企业倒闭的越多，税基萎缩则政府更困难。为此，当前政府要忍住阵痛放水养鱼，更不能杀鸡取卵。企业面临五大压力今年还要继续加重。
一是税赋太重。全世界唯有中国是收了增值税还收营业税的国家。企业所得税也偏高，现在企业60%的利润已经转化成税收让政府拿走了，企业利润变薄有的甚至亏损。所以，政府要大面积推行结构性减税，扩大营改增的试点范围，今年扩大到文化产业和房地产业，为企业减轻负担，这样企业才能减负前行，做大做强。
二是政府是万能型审批型大政府。企业面临管理审批环节的收费罚款太多，政府用企业的纳税养活着1750万公务员，3700万事业编，近6000万人吃财政，财政包养的人数太多，时间太长，养老金并轨制就是一个改革。（国外的公务员在岗期间政府包养，退休之后和企业一样走社保资金）如物流企业，不超载不挣钱，超载就罚款，给钱就过，是公开的秘密。企业税后的罚款，交通管理局的事业编外编，都靠罚款来养活，也变相加重了企业的负担。
三是劳动力涨价太高，告别了人口红利。第一，计划生育独生政策38年，正面效应少生了4亿人口，减缓了对资源和生态的压力，负面效应是人口加快老龄化，提前进入了老龄社会，15年后老年人达到了4个亿，平均3个人就有一个老人，中国成了世界上养老压力最大的国家。第二，劳动力开始短缺，劳动力涨价用工难，用工贵。第三，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封建思想的影响，再加上医学技术，都想要男孩，破坏了男女的生态平衡，造成了幼儿园男孩比女孩多，成为1.28：1的比例。二十年后中国出现了男孩比女孩多出的怪现象，多出来2385万男光棍，将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政府要为此买单。
当低利率政策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使得美联储开始迅速提高利率，这就成为2007年美国次债危机爆发的导火索。2008年，次债危机演化成影响全球的超大型金融危机。如今，美国的失业率依然居二十年以来的高位，降低失业率依然是美国最主要的政策目标。而由菲利普斯曲线表明，在短期内，降低失业率无可避免的带来通货膨胀，而如何把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控制在一个临界点以内的安全范围，这是一个难题。加之美国债务持续增加，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债风险持续增加，虽然近期美国经济反弹势头明显，但难以持续。而欧洲在最优货币区货币一体化进程中坎坷不断，有一种可触摸的表现形式“欧元”，却缺少核心的政治联盟，政治一体化变现薄弱，缺少政治中心。还未从美国引发的次贷危机中恢复过来，又陷入了整个欧洲更为广泛的债务危机当中。发达国家实行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剧了全球流动性的泛滥，推高了大宗商品的价格，给新兴市场家造成了输入型通货膨胀，增大了资产泡沫与通胀风险，给未来的经济复兴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其他发达地区如日本，在陷入了发展的长期停滞与衰退，加上此次日本大地震对东京周围的工业圈有着严重的打击，并有长期持续影响的可能，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又对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阴影。
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中，自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金融危机这个亚洲经济的转折点后，中国地位开始上升。随之而来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实力地位显著上升。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在南美洲，欧洲，亚洲，非洲的代表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具有典型特色的金砖“五国”（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由于近几年来增长较快，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加之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占全世界领土总面积的29.7%，人口占全球42.4%，这些优势都使得金砖四国的国际地位显著增高，在国际事务中都具有重要影响。《新兴经济体蓝皮书：金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1）》中指出。近十多年来，金砖国家发展迅速，追赶发达国家的势头相当明显，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经济规模世界排位提升、对发达国家赶超效果明显。蓝皮书指出，21世纪头十年，新兴经济体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6%，是发展中国家中的佼佼者。在金砖国家中，中国增长率最高，年均保持在10%以上。在2011年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以“展望未来，共享繁荣”为主题的三亚峰会，将为金砖国家在摆脱世界经济危机、加快世界经济复苏中继续发挥火车头作用，在实现世界和平、合作、发展的崇高目标中扮演更加重要角色。
新兴市场国家这种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亚洲需要强大核心与动力支持危机后复兴的强烈愿望，在中国在国际经济日益增长的地位下，作为亚洲区域发展的领导者，作为新兴市场的代表者，作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引导者，中国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进入21世纪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以GDP约为一万亿美元只在世界排第七位。21世纪的这十年中，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排位几乎每年都有所增长，2008年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经济总量在2008年达到4.4万亿美元，提前12年实现“到2020年经济总量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在国内方面：
①“十一五”期间，国内经济平稳增长，并由此带来了我国财政收入的增加，为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领域的投资给予了强有力的保障。
②内需拉动作用显著增强，产业结构改善，第三产业年均增长11.9%，比“十五”时期加快1.4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2009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6.6%，比2005年提高3.6个百分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去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比2005年增长82.1%，农村居民人均收入5919元，比2005年增长81.8%。
③基础设施发展迅速，城市公共交通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农业和能源等基础产业、煤炭开采累计投资年均增长30%左右。
④过去五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节能降耗工作进展顺利。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9.06%，基本完成“十一五”节能降耗目标。
这一系列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奠定了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基础。在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已经涵盖18亿人口，GDP接近6万亿美元，贸易额达4.5万亿美元。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全球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亚洲联盟日益紧密，资源禀赋各具优势，产业结构各有特点，互补性强，潜力大。在国际社会事务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在“十二五”期间，双方将实现更广泛深入的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和投资市场。此外，在东盟的“十加三”会议的促进下，中日韩三国与东盟的全面合作机制逐步展开，另一个经济发展强劲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开始推进“东向政策”，再加上在中国举办的以推动经济交流，协调合作，区域经济整合，促进亚洲国家实现经济目标的博鳌论坛，整个东亚已经呈现“中国为心，八方汇聚”全面合作的潮流。
我国应对国际挑战的战略措施选择
1.SO战略（发挥优势，利用机会）：加大国际投资
中国作为当今最大的、最先从经济危机中复苏的发展中国家，理应在国际经济上增强其掌控性和主动性，以规避在国际贸易中日益严重的反倾销贸易壁垒。2010年，我国对外投资占全球第五。广大亚非拉国家越来越多的呈现“中国化”拉动的特征给了我们很大的国际合作的空间。利用我国率先走出危机的优势，和全球第一的货币储备，施行加大国际直接投资的战略，完备国际经济链条，提高国际经济活动的综合效益。利用国际货币储备的优势，选择正确的国际投资战略，加大国际直接投资的力度。这次国际经济危机为中国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其途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以亚非拉为主体的国际基础资源开发的战略投资，这些区域经济相对落后，开发的潜力大，开发的成本相对较低。二是对和中国贸易额大的欧洲、北美洲和亚洲为主体的国际消费市场控制能力的投资。这些区域受这次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最大，影响的时间也可能较长，正是投资的最好时机。
2.WO战略（利用机会，克服不足）：增强企业综合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困难坎坷不少，例如我们总体势力还不强，大部分企业缺乏海外运营的经验及必要的人才储备，不具备国际投资和经营管理的综合能力，企业经营追重视眼前经济效益，忽视长远利益，造成外部不经济。“走出去”的企业不仅要在资源开发投资的综合能力上持续下功夫。还要求整合力量，在国内经济引领全球经济回暖的背景下，引进一批在国际市场具有丰富的投资和经营管理经验的人才。从而整合内部，增强国际区域合作和信赖。在我国经济转型期间，在国际区域合作中形成优势互补，学习、整合并改善国内的有利于创新与创业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同时给予金融行业的转型与改革提供温床与外部环境。
（2）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一直以来所走的道路为高耗能与粗犷式的发展。依然是以高耗能的第二产业为主（占46%09年），而现在所要面对的就是加速低耗能低污染的第三产业的发展（05年41%，08年42%，09年43%。），我国在相当一段时期依然面对能源总量消费大，能源结构单一，主要依靠煤炭资源，能源效率低下的种种问题。在今年五月三十一召开的中央企业节能排减工作会议上，国资委明确了央企“十二五”的节能减排目标。“十二五”末，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可比价）下降16%左右。虽然目标与“十一五”相比较低，但是经过前五年的努力，新的目标的难度已经加大。大力调整结构，加快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过渡，发展。继续发展技术创新，用有效的节能环保技术增强企业运营质量，减少污染以及能源的消耗。所以十二五期间依然要加大经济转型力度，以“扩内需，调结构”为宗旨，促进节能减排，使产业结构升级。
3.ST战略（利用优势，避免威胁）：应对人民币汇率压力问题
在我国取得巨大的经济顺差的背景下，西方各国尤其是疲软的美国一直想把其国内的就业压力转移到我国，并对人民币施加更大的压力，使得汇率波动频繁，对汇率体系的稳定构成威胁，增大了外汇风险。然而正如蒙代尔分析的那样，对于我国来说，是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加剧我国西部地区的通货紧缩，扩大地区间收入不平衡的差距。对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升值压力，唯一的方法是扩大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对我国来说，在国际资金普遍匮乏导致信用市场萎缩，从而使国际合作意愿愈发强烈的背景下，投资、并购、引进先进技术的机会在增大且成本在下降。目前国内的经济战略宏观上还是工业化与城镇化齐头并进。工业化提高供给，城镇化增强需求，二者的结合，配合着技术的引进，将会使得经济发展在长期和短期内都会有着巨大的推进力量，大幅提高产出，带动世界经济，并提高收入。以此来应对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率先复苏所带来的物价上涨，经济过热的不断增大的压力与威胁。
4.WT战略（克服不足，回避威胁）：针对金融监管问题，管理通胀问题
（1）在经济复苏的浪潮中，加快银行改革与转型，以适应十年前对加入世贸组织的金融开放的承诺。提高对银行转型的认识，扩大银行业非利息业务范围。同时改善融资结构，避免银行业的过度衍生所引发危机的潜在因素。保持透明稳健的原则，化解信息不对称性。尤其是在资金大量流入的时期，外国的储户和投资者认为亚洲银行的安全性较高，一旦银行遇到困难，政府一定会出面支持。但是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他们所承担的多种风险上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监管，道德风险会日益加重，从而对银行会造成危机。
（2）在当前通货膨胀的压力持续存在的情况下，管理好通货膨胀预期的问题不容小觑。一旦消费者或者投资者形成强烈的通胀预期，则消费、投资等一些列行为就会随着物价持续螺旋形上升，并引发实际的通货膨胀。如果说通货膨胀可以用宏观政策来调解改善，那么通胀的预期就需要适当的管理政策，要消除体制性因素，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增加投资融资透明度，把握好不同宏观目标的的均衡。合理选择政策工具。防范金融风险。
日本人和德国人一样严谨,因此厚生劳动省的“人口动态统计”恐怕是世界各国中做得最细致的。查阅日本跨国婚姻的数字,虽然枯燥,但也能发现许多有意思的趋势。
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跨国婚姻比例一直在1%以下。1980年突破1%,1987年达2%,仅两年后的1989年就突破3%。但在1990年突破3.6%之后,因离婚率的迅速增加开始徘徊。到1995年,跨国婚姻终于又止跌回升,再度掀起高潮。在世纪之交稍有滑落后,2003年再度上涨,2006年突破6%之后,紧接着又是一个长期滑坡。
从数量上看,1990年跨国婚姻约为2.5万对,2006年约为4.5万件。
仔细观察这组数字,会有一个奇怪的发现。那就是日本的跨国结婚势头总是先于经济形势两年左右变动。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前两年,跨国结婚比率已经先行下落;在亚洲金融危机袭来的前2年,跨国结婚比率开始迅速增加;又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前2年,跨国婚姻比率已先行坠落。真应了那句话“春江水暖鸭先知”,超越国境的爱情结晶,竟似隐藏着经济走势未卜先知的魔手!
再看国际离婚占离婚总件数的比例,1992年才开始统计公布。当年约占4.3%,此后一度低回至4%左右,1997年再度上升,年年刷新,2005年突破6%。此后,由于日本人离婚基数的缩小,相比之下国际离婚所占比率如脱缰野马般跃升,与国际结婚件数的减少呈现出一种巨大剪刀的形状。
跨国婚姻的离婚率,似乎也同样隐含着某种神秘的规律,1992年开始统计公布本身就非同寻常,那是日本泡沫经济开始崩溃之年,也是跨国离婚高发开始引人注目之年。同样,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跨国婚姻的主力军是东南亚、韩国等地的女性,这种联姻是逃出危机地区的手段之一。而且,每次经济危机之后,都伴随着一段跨国婚姻破裂的高发期,这意味着危机造成的家道变迁、财产纠葛是主因之一。
跨国婚姻预言了经济危机
如果要研究日本的跨国婚姻数据,首先要是“谁娶谁”,其次是“对象来自何方”。日本的跨国婚姻主要是日本男性与外国女性结婚。有一个统计数据叫做“外国妻子与外国丈夫之比”,1990年达3.5以上,这意味着7成以上的跨国婚姻是日本男性娶了外国女性。
此后,数据长期下滑,1999年再度上升,2000年超过4,这意味着上述比例达到8成。此后再经过较短期低回,2006年再破4,此后便一路滑落,2010年跌至约2.3。这幅图景看起来也与经济发展和各国实力对比暗合。在发展阶段,女性处于弱势地位,跨国婚姻是摆脱目前不利地位、提前进入现代化的手段之一。但随着亚洲各国经济成果的显现,发达国家一边倒的结婚模式也在变化。
再看“对象来自何方”.目前,日本男性所娶的外国女性中,按国籍人数排依次是中国、菲律宾、韩国和朝鲜,泰国尾随其后。
中国女子嫁到日本的人数,1983年达2000人后,一直到1987年基本持平。1988年以后再度劲升,1997年达近7000人,一跃而居各国之首。世纪之交是中国女性外嫁日本的高峰,其后几经波折,到2009年,数量开始呈现决定性的下滑,回到1万人左右水平。
这组曲线看起来很像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城乡人口流动的再现。当国门打开、流动限制放宽时,出现人口流动高潮。之后,主要流动限制由行政限制让位给经济条件、语言差异、文化差异等其他要素。
再将中国与位居第二三位的朝韩和菲律宾相比较。韩国和朝鲜新娘的数量也是从1987年开始急速上升,到泡沫经济破灭开始下滑。在亚洲金融风暴和2004至2006年日本经济高扬时期,又出现两个小高潮,但无不以高潮过后的离婚率暴增为代价。
菲律宾的数据更有意思。其人数统计出现于1992年,但已近6000人。就是说,当日本人开始注目时,菲律宾新娘早已是庞大军团。同样,其人数从2006年后陡然下滑。一向被视为顺从老实的菲律宾女性,看来其慧剑之锋利决不亚于韩朝女性。
离婚后,外国女性成为日本经济的骨干力量
若将跨国婚姻比例视为成果、将离婚比例看作代价,会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那就是国际婚姻首先与国家开放程度相关,其次与经济形势好坏相关。因其与政治、经济因素关联太紧密,跨国婚姻高潮过后的成本也是高昂的。
不论是在日本还是中国,婚姻要素除情之外,永远无法抛离政治、经济等种种原因。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婚姻可以改变当事人及其所属集团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发达国家居民同发展中国家居民的婚姻,当不乏绝世爱情,但普遍观之,多数家庭的组织往往含有太多的其他考量。
日本人和德国人一样严谨，因此厚生劳动省的“人口动态统计”恐怕是世界各国中做得最细致的。查阅日本跨国婚姻的数字，虽然枯燥，但也能发现许多有意思的趋势。
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跨国婚姻比例一直在1%以下。1980年突破1%，1987年达2%，仅两年后的1989年就突破3%。但在1990年突破3.6%之后，因离婚率的迅速增加开始徘徊。到1995年，跨国婚姻终于又止跌回升，再度掀起高潮。在世纪之交稍有滑落后，2003年再度上涨，2006年突破6%之后，紧接着又是一个长期滑坡。
从数量上看，1990年跨国婚姻约为2.5万对，2006年约为4.5万件。
仔细观察这组数字，会有一个奇怪的发现。那就是日本的跨国结婚势头总是先于经济形势两年左右变动。在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前两年，跨国结婚比率已经先行下落；在亚洲金融危机袭来的前2年，跨国结婚比率开始迅速增加；又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前2年，跨国婚姻比率已先行坠落。真应了那句话“春江水暖鸭先知”，超越国境的爱情结晶，竟似隐藏着经济走势未卜先知的魔手！
再看国际离婚占离婚总件数的比例，1992年才开始统计公布。当年约占4.3%，此后一度低回至4%左右，1997年再度上升，年年刷新，2005年突破6%。此后，由于日本人离婚基数的缩小，相比之下国际离婚所占比率如脱缰野马般跃升，与国际结婚件数的减少呈现出一种巨大剪刀的形状。
跨国婚姻的离婚率，似乎也同样隐含着某种神秘的规律，1992年开始统计公布本身就非同寻常，那是日本泡沫经济开始崩溃之年，也是跨国离婚高发开始引人注目之年。同样，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跨国婚姻的主力军是东南亚、韩国等地的女性，这种联姻是逃出危机地区的手段之一。而且，每次经济危机之后，都伴随着一段跨国婚姻破裂的高发期，这意味着危机造成的家道变迁、财产纠葛是主因之一。
跨国婚姻预言了经济危机
如果要研究日本的跨国婚姻数据，首先要是“谁娶谁”，其次是“对象来自何方”。日本的跨国婚姻主要是日本男性与外国女性结婚。有一个统计数据叫做“外国妻子与外国丈夫之比”，1990年达3.5以上，这意味着7成以上的跨国婚姻是日本男性娶了外国女性。
此后，数据长期下滑，1999年再度上升，2000年超过4，这意味着上述比例达到8成。此后再经过较短期低回，2006年再破4，此后便一路滑落，2010年跌至约2.3。这幅图景看起来也与经济发展和各国实力对比暗合。在发展阶段，女性处于弱势地位，跨国婚姻是摆脱目前不利地位、提前进入现代化的手段之一。但随着亚洲各国经济成果的显现，发达国家一边倒的结婚模式也在变化。
再看“对象来自何方”.目前，日本男性所娶的外国女性中，按国籍人数排依次是中国、菲律宾、韩国和朝鲜，泰国尾随其后。
中国女子嫁到日本的人数，1983年达2000人后，一直到1987年基本持平。1988年以后再度劲升，1997年达近7000人，一跃而居各国之首。世纪之交是中国女性外嫁日本的高峰，其后几经波折，到2009年，数量开始呈现决定性的下滑，回到1万人左右水平。
这组曲线看起来很像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城乡人口流动的再现。当国门打开、流动限制放宽时，出现人口流动高潮。之后，主要流动限制由行政限制让位给经济条件、语言差异、文化差异等其他要素。
再将中国与位居第二三位的朝韩和菲律宾相比较。韩国和朝鲜新娘的数量也是从1987年开始急速上升，到泡沫经济破灭开始下滑。在亚洲金融风暴和2004至2006年日本经济高扬时期，又出现两个小高潮，但无不以高潮过后的离婚率暴增为代价。
菲律宾的数据更有意思。其人数统计出现于1992年，但已近6000人。就是说，当日本人开始注目时，菲律宾新娘早已是庞大军团。同样，其人数从2006年后陡然下滑。一向被视为顺从老实的菲律宾女性，看来其慧剑之锋利决不亚于韩朝女性。
离婚后，外国女性成为日本经济的骨干力量
若将跨国婚姻比例视为成果、将离婚比例看作代价，会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那就是国际婚姻首先与国家开放程度相关，其次与经济形势好坏相关。因其与政治、经济因素关联太紧密，跨国婚姻高潮过后的成本也是高昂的。
不论是在日本还是中国，婚姻要素除情之外，永远无法抛离政治、经济等种种原因。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婚姻可以改变当事人及其所属集团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发达国家居民同发展中国家居民的婚姻，当不乏绝世爱情，但普遍观之，多数家庭的组织往往含有太多的其他考量。
数据显示，日本国际结婚大幅度增加始于1987年。此时，日本泡沫经济已经发生，日本政府政策开始向福利国家转变，日本人开始有了富裕的感觉。此后，日本政府为解决日本人婚育问题，为跨国婚姻大开绿灯；国际婚姻介绍业成为流行行业，办理国际婚姻所需手续也成为“司法书士”的赚钱业务；加上日本“残留孤儿”归国人数增加、中日间的经济合作增加等等，促成了日本“跨国婚姻”高潮的到来。
但是，早在国际金融危机到来的前两年，日本的国际结婚就开始出现大退潮。如菲律宾和韩朝数据所示，近半数以上跨国婚姻家庭破裂，中国女性的离婚率也高达近3成，如此高昂的代价，不能不令人考虑其原因。
首先，日本的跨国婚姻大多数是经国际婚介所介绍的。因为是营利行为，一般是以成果论费用。其费用不仅包括介绍、会面、还包括婚礼、结婚手续、办理新娘签证指导等，每个Case都价格不菲。因国际旅行费用高昂，多数在一两次见面后就进入谈婚论嫁的程序。
其次，多数日本新郎和外国新娘的条件并不对等。日本新郎多在日本社会评价层面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常见的Case是：家居农村、结婚对手无处可寻；离婚或老鳏夫；寡母相守、无人愿嫁；自小骄纵或放任，沟通不易；就职企业或职业难得女性欢心；其貌不扬、性格内向；为收取报酬而假结婚。而外国新娘也往往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普遍情况是无法通过留学或投资的方式达到出国的目的。
由于语言限制和日本出入境管理制度，外国新娘从开始交往阶段就在语言和保护自身权益方面处于弱者的地位。
商业运作和初期的弱势，已经蕴含着日后变故的重大原因。当外国新娘在语言、自我认知和签证问题上的弱势地位一旦改变，情况就大为不同。21世纪以来，日本经济社会几多动荡，解雇、中小企业破产、家族商业没落等造成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都构成婚姻破裂的原因。
另一方面，通过学习和适应而掌握了生存诀窍的外国女性，远比日本丈夫们更能适应日本的社会生活，甚至更拥有创业精神，走出家门也成为她们伸张权利的选择。而面对丈夫及其家族的不公正待遇，觉醒的女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寻求法律的保护。打官司要花钱，法律咨询却可以免费获得，除个别特例之外，在跨国离婚导致的财产纠纷中，最大受益者实际上是外国女性。
当她们一旦脱离了婚姻的羁绊，往往成为中小企业的创业者，一面养育着孩子，一面为日本经济作着贡献，甚至成为日本经济社会中不可或缺的活力。
如果要研究日本的跨国婚姻数据，首先要是“谁娶谁”，其次是“对象来自何方”。日本的跨国婚姻主要是日本男性与外国女性结婚。有一个统计数据叫做“外国妻子与外国丈夫之比”，1990年达3.5以上，这意味着7成以上的跨国婚姻是日本男性娶了外国女性。
此后，数据长期下滑，1999年再度上升，2000年超过4，这意味着上述比例达到8成。此后再经过较短期低回，2006年再破4，此后便一路滑落，2010年跌至约2.3。这幅图景看起来也与经济发展和各国实力对比暗合。在发展阶段，女性处于弱势地位，跨国婚姻是摆脱目前不利地位、提前进入现代化的手段之一。但随着亚洲各国经济成果的显现，发达国家一边倒的结婚模式也在变化。
再看“对象来自何方”.目前，日本男性所娶的外国女性中，按国籍人数排依次是中国、菲律宾、韩国和朝鲜，泰国尾随其后。
中国女子嫁到日本的人数，1983年达2000人后，一直到1987年基本持平。1988年以后再度劲升，1997年达近7000人，一跃而居各国之首。世纪之交是中国女性外嫁日本的高峰，其后几经波折，到2009年，数量开始呈现决定性的下滑，回到1万人左右水平。
这组曲线看起来很像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城乡人口流动的再现。当国门打开、流动限制放宽时，出现人口流动高潮。之后，主要流动限制由行政限制让位给经济条件、语言差异、文化差异等其他要素。
当日，国际油价再度攀升，纽约商品交易所WTI原油（West Texas Intermediate，即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价格重新回到100美元/桶上方，布伦特原油价格升至117美元/桶高位，石油市场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而欧佩克在目前市场环境下的举动也引起人们更深入的思考。
产油配额名存实亡
在本次维也纳会议上，欧佩克成员分为两大阵营：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主张将欧佩克石油产量每天增加130万桶，提至3030万桶，以平抑油价；伊朗、伊拉克、委内瑞拉、阿尔及利亚、厄瓜多尔等国则认为，当前油价上涨并非由于供应不足，而是市场炒作和美元走弱所致，没有必要增产。从表面上看，产油国的分歧只是对市场供应形势的认识有差异，但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着各自不同的经济利益。
目前，欧佩克的剩余产能主要集中在沙特、阿联酋、科威特手中，其中沙特占欧佩克剩余产能的68%。在这种情况下提高产量，就意味着拥有剩余产能的国家可以从增产中获益，而其他国家在欧佩克增产后，可能会面临着因油价下跌导致收入缩水的危险。因此，欧佩克有一半以上的成员对增产表示反对，而沙特扬言要独自提高原油产量。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大部分石油输出国成员的剩余产能已经趋紧。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估计，欧佩克目前剩余生产能力约450万桶/日，而高盛给出的数据只有200万桶/日左右。
实际上，欧佩克的产量限额早已名存实亡。按照2008年石油输出国组织作出的决议，欧佩克成员国除伊拉克之外的日产量总和不应超过2485万桶/日，但该组织自2009年以来一直超配额生产，即使在2011年利比亚停止原油出口后，欧佩克仍超配额生产130万桶/日。所以，国际能源署一直呼吁欧佩克需要提高实际产量，而不只是产量限额。然而，会议最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说明大部分石油输出国不愿对现实利益作出让步。
石油供应存在结构性短缺
3月份以来，由于利比亚供应中断，其他产油国并未大幅增产，国际原油市场一直呈现供应趋紧的状态。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今年3至4月全球原油供应量比2月份平均每日减少124万桶。由于利比亚供给骤减，欧洲市场的原油库存显著下降，3月底经合组织工业库存量比上季度末减少920万桶，降至26.43亿桶，近期美国原油库存量也有所下降。
目前，非欧佩克的生产前景并不乐观。2011年一季度，北海、前苏联、中国、巴西的原油生产都未看到一个很好的增长，受技术性因素影响，阿根廷、加拿大、苏丹、也门的原油产量还出现下降。国际能源机构估计，2011年非欧佩克原油生产的增速将比2010年放慢，从上一年的2.1%降至1.5%。
与此同时，欧佩克剩余产能的减少也给市场带来一定压力。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油价大幅下跌，沙特等主要产油国的产能建设明显放缓，随着老油田的连续开采，沙特原油产量中的重质油比重不断上升，这意味着即使沙特大幅度提高产量，短时期内也无法满足欧洲市场对轻质油的需求，石油市场存在着结构性的短缺问题。
油价走势牵动全球经济
在接下来的第三季度，国际石油市场进入夏日用油旺季，全球石油需求将增加200万桶/日以上，而世界石油供应正面临偏紧的形势，再加上欧佩克未能就增产达成协议，夏季还可能会遭受飓风等自然灾害的侵袭，这些因素足以令石油市场掀起一波做多热情，油价上涨在情理之中。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能源价格的上升已经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复苏，美国一季度GDP从去年四季度的3.1%降至1.8%，中国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比4月下降0.9个百分点，欧洲、日本正在遭受债务危机和自然灾害的冲击，印度、巴西、南非等国也正面临通胀增长过快的压力。
2011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先扬后抑，年初受宽松的流动性、复苏的全球经济和疯狂的投机炒作等影响，不少工业品期货价格都达到了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至高点，但在欧债危机不断升级打击风险偏好、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大宗商品需求预期不断下调等众因素的合力下，大宗商品自第二季度先后震荡下行，至年底全年跌幅几乎吃尽自2010年中以来的全部反弹幅度。
与此同时，一向被认为是大宗商品“领头羊”的原油，今年走势则相对独立。2011年2月，突尼斯和埃及政局动荡后，国际原油价格迅速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利比亚战乱又将国际油价推升至近三年高点。此后虽然有涨有跌，但布伦特油价迄今仍保持在每桶110美元上下。
2012年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将取决于两股力量的较量：全球经济疲弱、需求不振导致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的力量和全球央行联手释放流动性导致大宗商品价格走高的力量。由于全球经济放缓已成不争的事实，而全球央行开始联手释放流动性，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将刺激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宽幅震荡的格局。
具体来看：行情趋势上，由于流动性仍显宽裕，其外溢效应将持续发生作用，大幅下行空间并不存在，然而中长期的多头行情也很难见。各品种方面，农产品及油、糖等食品价格将较工业品价格坚挺，而工业品中金属价格可能较为疲弱，原油走势可能相对独立。国内大宗商品价格将继续跟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
由于全球极端天气增加影响产量预期，而人口增长带来了需求增长预期，再加上最低限价的保护政策，农产品价格大幅走低的可能性不大。此外，由于工业品进入去库存化的周期令投机资金更加看好农产品及食品，2012年国际粮油价格很可能震荡走高。
由于全球经济放缓导致需求预期减少，工业品价格仍将疲弱，但自2011年二季度以来工业品，尤其是金属已经历了一轮快速大幅的下跌，继续大幅下挫的可能性不大，未来一段时期内可能缓慢下行。
在工信部最新公布的“十二五”淘汰落后产能规划里，铜冶炼、铅(含再生铅)冶炼、锌(含再生锌)冶炼等都纳入淘汰目标。由此看出金属冶炼供过于求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问题，2012年随着国际需求放缓，国内房地产投资和建设继续缩减，供应过剩和需求不振将进一步打压金属价格。
而原油2012年的走势可能更为复杂，经济低迷、地缘政治和金融领域三大因素将起主导作用。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认为欧债危机的冲击将导致2012年原油价格下跌；国际能源署(IEA)则认为非洲和波斯湾地区的动乱可能导致油价飙升。在经济疲软减少原油需求与产油国政治动荡减少原油供给的双重作用下，明年油价将大幅波动。
美元持续复苏，新兴经济体显著减速
潘达维表示：“2015年又进入美元走强的新的一年。此前，美元已经实现9%的升值，未来有更大的升值空间。”
有数据显示，随着美国经济持续复苏，而欧洲和日本经济增速放缓甚至陷入停滞状态，2014年以来，美元对卢布、墨西哥元、日元、欧元等多种货币大幅升值。
鉴于美国各项经济指标都显示美国经济正在强劲复苏，为控制通货膨胀，使得经济处于良好发展状态，美联储多次暗示可能会提前加息。2014年12月，美联储公布了退出策略的新蓝图，概述了从宽松政策向更为正常的货币政策调整过程中计划采取的举措。在美联储的计划中，预计将在开始升息后结束或逐步结束对到期回笼资金进行再投资，具体操作将视当时的经济状况而定。
简世勋说：“目前，美国经济处于相当强劲的复苏时期，这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说是好消息。但与此同时，其他经济体表现则不佳。”简世勋认为这一情况在2015年将延续，他进一步分析道：“过去几年，特别是2008～2009年已经有一些数据表明全球化的进程出现了一些停滞乃至逆转，这表现在跨境资金流动的减少、企业的业务风险避险情绪越来越强烈等方面，受劳动力成本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加上亚洲经济前景不及3～4年前，投资水平下降，出现转向其他地区转移的迹象。”
2014年，国际油价暴跌将近50%，给全球各国经济带来了不小影响。在美国，油价的下跌给中低收入消费者家庭带来利好，使他们的能源支出比例降低，消费者信心得到明显改善。但油价下跌也使得该国繁荣发展中的能源行业面临考验，导致能源企业裁员并削减成本。俄罗斯则随着中俄关系升温加大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与欧佩克争夺中国市场。有外媒认为油价下跌对中国经济和外交关系有促进作用，但也有分析称，中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除食品之外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在很大程度上和油价联动，油价暴跌很有可能引起通货紧缩。
“油价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兴经济体的显著减速。”简世勋分析，“油价为什么下降？有人认为是供应方的问题，并且是边际的原油生产不会控制在沙特手中所以造成油价减少;还有人认为全球经济疲软使得油价下跌;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原油价格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实际上是由下跌之前相当长时间内全球经济的通缩趋势带来的，比如说在2013年以及2014年油价开始下跌前几个月当中一直存在通缩的趋势。”
对于油价下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简世勋持保留态度，他说：“大部分人认为原油价格的下跌对于全球经济是有好处的，比如说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某种形式的减税。但油价下跌恰恰反映了来自于新兴市场需求的减少和欧元区需求的疲软，因此油价下降所得会与出口上的损失相抵消。”他以德国为例：油价下跌使德国的消费者的油费支出减少了，但与此同时，德国的出口形势却变得不容乐观。
警惕美元极度走强
对于美元走强的趋势，潘达维认为，受到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及通胀率保持正数等因素的支撑，美元汇率在2015年有望进一步上涨。他分析：“美元走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温和升值9%～10%，这是正向的、积极的美元走强，不会带来太大问题，是有益的;但在另一种情形下，如果美元极度走强，将带来负面的、破坏性的影响，推动全球经济走向失衡，届时所有国家都必须重新审视现行政策。”
潘达维列举了可能导致美元极度走强的三种情况：“一是日元急剧贬值;二是像希腊这样的欧盟国家离开欧元区;三是新兴市场国家出问题。而美元极度走强的结果是将导致这三种情况进一步恶化。”
业内有分析师进一步列举了美元极度走强对全球经济可能带来的五方面影响：欧洲实施量化宽松政策（QE）预期减弱、中国实施刺激措施速度加快、引发全球并购热潮、出现1～2次革命以及减弱对比特币等替代货币的兴趣。
简世勋表示：“一旦出现美元极度走强的情况，全球需要有一个协调对应的措施。而且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了抵消美元极度走强所带来的后果，美国必须执行更加宽松的政策，比如说美联储不应该加息，美国财政政策也必须更加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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