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549（2017）05-0098-03
自2014年12月，首次明确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紧紧围绕如何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这一中心问题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可以拓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揭示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规律性。另一方面，可以为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完成“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提供重要保障。因此，加强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教育引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研究，已成为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一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重要作用及重大意义
1.对大学生进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教育，可以增强大学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小康”一词最早出自儒家经典著作《礼记》，书中将“小康社会”描述为：不管是君王、达官权贵，还是普通百姓均奉行礼法、讲求诚信、相互礼让、遵守礼仪规范的社会。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于“小康社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建立“小康社会”，到进入新世纪，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再到党的十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离我们越来越近。但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我们也面临着以下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较为突出，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比较落后。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工作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加农村家庭经济收入，必须着力提高农村家庭子女的教育水平及专业技能。2015年2月，教育部在《关于做好2015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要提高中西部地区的高考录取率，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继续实施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改革开放以来，一批又一批的农村大学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掌握了科学的知识和先进技术，已经成为增加农村家庭经济收入，引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中坚力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承担着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大学生群体中进行宣传和教育的重任。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加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教育，增强大学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2.对大学生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教育，可以为全面深化改革凝聚共识、筑牢思想基础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2014被视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党中央在事关人民福祉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出了一系列详尽的顶层设计方案，这些改革必然会触动和调整不同阶层之间，同一阶层不同成员之间的利益分配，必然会给中国社会以及人民群众的思想和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和冲击。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矛盾会越来越显现、复杂，甚至激化。据国家统计局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我国普通本专科在校生达2547.7万人。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高校要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的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功能，把在校大学生群体的思想统一到“全面深化改革”上来，使其适应全面深化改革形势发展的需要，跟上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理解改革进程中遇到的困难和矛盾，远ㄈ面深化改革的信心，从而热情支持改革，积极投身改革，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给每一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的新任务和新要求。作为一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对大学生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教育过程中，要注意结合和挖掘当代大学生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真实体验与感受开展教学活动。以正确的、共同的价值认同和取向引导大学生，引发大学生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共鸣，为“全面深化改革”凝聚共识、筑牢思想基础。
3.对大学生进行全面依法治国教育，可以使法治的精神真正落地生根、植入人心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又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加强大学生的法治教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也是培育大学生法治精神的重要途径。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法治教育，弘扬法治精神的核心课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通过该课程的讲授使大学生深刻领会法律的精神，理解并掌握法律的一般含义，了解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成及“宪法”赋予每一位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帮助大学生树立法治的理念，培育法治的精神，培养大学生运用法律思维，分析法律问题，自觉维护法律权威。帮助大学生树立宪法至上、法律至上的理念，主动学法、尊法、守法和护法，使法治的精神真正落地生根、植入人心。
4.对大学生进行全面从严治党教育，可以增进大学生对党的认同、信任与感情
长期以来，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是我们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战胜革命、建设、改革发展道路上各种艰难险阻，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重要法宝。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需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2014年10月，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中强调，我们党是一个拥有86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从严是党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保障。高校学生党员是学生中的骨干分子，学生党员队伍建设是高校党的建设的基础工程。2013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教育部党组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服务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从加强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重视做好思想上入党工作。强化党员教育培训，构建多层次、多渠道的学生党员经常性学习教育体系。拓宽党员教育培养途径，坚持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相结合等三个方面对加强学生党员教育培养，提高学生党员思想政治素质提出了具体要求。据中组部2014年6月的《2013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有学生党员260.4万名，绝大多数学生党员在学生群体中发挥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起到引领作用。
二、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需要注意的问题
1.结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设置，联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遇到的问题与挑战组织开展教学活动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出发，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详细介绍“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同时，我们要在结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如：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但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仍然较低；结构调整取得新成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但农业现代化水平还较低，基础地位还不牢固，现代服务业发展仍显滞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绩，但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保障服务，教育均等化水平还较低；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但资源和环境保护压力较大，形势不容乐观等问题，引导大学生理性分析，正确对待。除了第六章之外，“概论”课第八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第一节至第五节还分别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的布局。通过对“概论”课中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关章节内容的系统学习，让大学生明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党正带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断解决存在的问题，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和突破，以此来坚定大学生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2.修订和完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内容，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最新理论成果寓于教材之中
十以来，在国内外不同的场合针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主要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目标指向、理论特征、内在关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中国梦、中国的发展道路等内容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和系统的阐述。这些理论总结与创新不仅深化了人们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认识，而且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来源。例如，针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人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等论述都极为精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我们要深刻领会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要将这些最新的理论成果及时融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体系中，融入到教材相关章节内容中，要引用这些新的思想观点、论述丰富课堂教学的内容，增强教材的说服力，更好地宣传中央的最新文件和讲话精神。
3.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养培训，有效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与水平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众所周知，大学生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与水平。近年来，各地各高校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认真做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养培训工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不断壮大，教学水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实效性不断加强。在具体操作层面，各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上岗前都要经过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培训，使得新任教师一般都具备比较扎实的教学基本功才站上讲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还可以通过集体备课，参加校级、省级或者跨省、跨地区的“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或“精彩一课”比赛，虚心听取专家评审和指导意见，认真观看和揣摩同行的教学技能，不断积累教学经验，提升教学能力。此外，各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还通过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培训，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教改课题研究等方式，提高教师的理论素养、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教师的理论素养、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提高了，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解也将更加透彻，课堂讲解必将更加到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自然得到提升。
4.坚持以学生为本，发挥大学生学习和践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观能动性
关键词：四个全面；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改革开放；管理绩效
一、四个全面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战略
“四个全面”在国家发展的战略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关键地位和重要意义，“四个全面”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明确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锻造我们事业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
“四个全面”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断创新的体系。围绕“四个全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发展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比如，明确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高度概括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价值本质；系统阐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发展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深刻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大大提高了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认识；深入研究从严治党规律，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推进到更深层次，等等。
“四个全面”强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基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质上也正是从制度建设层面全面推进，为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夯实制度基础。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全面依法治国则是用法治为国家稳定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为国家有序发展提供规范框架，为国家持续发展提供确定空间。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加强制度治党，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二、四个全面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作为紧贴中国国情的管理理论、作为总结中国改革实践经验的管理理论必然是和“四个全面”的思想密不可分的。而“四个全面”作为对于中国未来伟大征程的指导思想也必然需要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作为今后管理问题的解决方法。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同的目标，承载着第一个百年梦想，指向民族复兴的广阔未来
党的十报告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与“建成”一字之差，但意义深远。
面对依然艰巨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也依然有很多问题要解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管理经验作为借鉴和指导，需要的是适应于中国本土的管理方式。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作为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管理经验的总结，能够为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今后的管理问题时提供管理方法上的参考与借鉴。同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作为中国本土的管理理论，在解决中国自身的管理问题时也会发挥出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二）全面深化改革――人民的共识，关键之年更需披坚执锐，攻坚克难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把不损害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的底线。” 总书记同时严肃指出：“生态等到污染了、破坏了再来建设，那就迟了。对于那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绝不能手软，不能搞下不为例，要防止形成破窗效应。
改革在于将劣势转化为优势，将低效率转化为高效率，将低产能转化为高产能。在改革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管理问题，落后的管理不可能带来高效工作，繁冗的管理部可能带来产能的提高，外国的管理不可能带来优势突破。所以站在历史改革的新时期，在解决管理问题的过程中，必须要寻找一种先进的、简洁的、本土的管理方式来解决问题。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作为优化的管理理论，其先进的管理方法、简洁的管理思想、本土的管理逻辑必然能为全面深化改革添砖加瓦。
（三）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的意志，夯实推进战略布局的制度之基
依法治国，具体体现为对国家的管理，其本质依旧是管理。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想真正的治理好国家，就必须从中国的文化入手，从中国的传统入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作为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管理理念的管理学，紧密的贴合中国文化与中国国情，这是西方管理理论所不具备的特性，而这种特性必然会导致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在依法治国的实现过程中发挥其难以比拟的优势。
（四）全面从严治党――使命的担当，“四个全面”之魂
从严治党作为新时期对于党的治理，其实质依旧是管理，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同时也吸收了孙中山先生治国治党的思想，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管理不应只是简单的进行管理，而是应该从党的特征入手、从党的传承入手、从党的现状入手，利用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这一有效的管理方式，从实际出发、从特征出发进行有效的管理。
“四个全面”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宗旨与目标，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就是要实现中国管理的现代化、特色化，就是要提高管理绩效。随着管理绩效的提高，“四个全面”必将在中国得以实现。同时，“四个全面”规定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内容和路径，“四个全面”是实现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过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是为了实现中国更好更快发展，提高管理绩效而诞生的管理理论，所以“四个全面”规定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内容和路径。同样，作为为了实现中国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诞生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实现“四个全面”也是其必不可少的任务与责任。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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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四个全面；价值功能
众所周知，思想政治教育是由来已久的，工具性和价值性是其最基本的两个维度。阶级社会中，更加突显工具性特征，为统治阶级服务，政治色彩浓郁，而如今社会主义的中国，阶级矛盾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它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价值功能已经将其政治色彩逐渐淡化，逐步实现由单一的政治功能向多元的价值功能转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独特价值功能的彰显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一、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蕴含着“四个全面”的伦理要求
客观地看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落脚点仍然在于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摒弃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过分强调政治功能忽视其他社会价值功能的弊端，而更加注重它在促进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方面的作用。
（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追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前景
党的十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这一目标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体系中的关键一步，要把13亿多的人民全部带进小康社会，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协调发展。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体。我国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提出，是立足于社会发展现状提出来的，是科学的战略布局。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原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让全体人民有稳定的工作、舒适的住房、优美的环境，看得起病、读得起书，能有更好的生活，更高的幸福指数，是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大公约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在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也将社会的发展要求纳入到研究视野中，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实现“自然――人――社会”协调科学发展的前景。
（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顺应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要求
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历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实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这必将造成利益格局和权利格局的大变动，极大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全面深化改革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行动指南不动摇，从而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然而，这一系列改革的实现依靠的仍然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得到群众的认同、激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全面深化改革成功的关键，这就不可避免的要做好“人”的工作，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是专门做人的工作、最会做人的工作的。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民群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确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信念，凝聚共识、增强信心、共同谋划、协同一致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广阔前景。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处于各项工作的重要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具有价值导向功能；具有服务功能，服务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它能够有效激励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具有激励功能；它可以帮助人们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缓解各种矛盾冲突，具有协调功能。“思想政治教育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对顺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具有保证和促进作用”[2]。
（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手段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视为“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是对我国传统治国理政方略的继承和发展。指出“要大力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3]。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同时必然离不开以德治国的“辅佐”。指出“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4]。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以德治国的基础更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手段，提高全民族的学法、懂法、尊法、守法的意识，尤其破除党员干部的认知观念和“老爷思想”真正落实依法治国，“民以吏为师”让领导干部成为依法治国的模范和表率。
（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全面从严治党
从严治党一直以来就是中国共产党治党的重要原则和优良传统，更是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将从严治党首次提升到了“全面从严”的高度，意味深长。这一思想提出以来，党员、干部的作风出现了大转变，党中央带头贯彻落实八项规定，以作风建设打头阵，党员、干部“之垢”的清除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然而，要使得“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卓有效的成果，必须始终把思想建党放在第一位，牢固“全面从严治党”的根基。
历史的看来，时期就提出“思想党建”的理论，要求首先要在思想上入党，这一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被党传承下来，成为党的建设的生命线。思想党建的核心工作是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理论武装最好的方法便是教育。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党员、干部思想不纯、信念不坚、眼界狭窄等问题，只有用马思列宁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才能在不断增强党员、干部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保证他们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同时，注重道德教育，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行者和践行者；进一步改进作风建设，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切实做到“全面从严治党”，使我们党始终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二、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推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现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项浩大复杂的工程，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配合和支持。最大的凝聚人民群众的智慧，使智力为支持；努力的统一全民思想认识，使思想为保证；不断的培育优秀人才，使人才为支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些方面能够发挥无可比拟的价值功能，促进“四个全面”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一）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为“四个全面”的实现提供智力支持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教育实践活动与其他教育实践活动既有相似又有其独特的价值，它除发挥传播基本的文化知识之外，在自己的关注领域发挥特有的价值功能。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期，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转型，也是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的转型。 “四个全面”战略，是以人为本的，一切以实际出发的，我们要构建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全面和谐发展的社会，要实现所有劳动人民的梦想。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丢弃”传统的精神枷锁，首先，要培养人的“公民意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每一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四个全面”是为实现每一个公民的梦想而打造的宏伟蓝图。其次，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为满足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关注社会的需要，更加关注人的需要。并对什么是“四个全面”，怎样实现“中国梦”进行探讨，传播其知识结构，拓宽受教育者的关注视野，进而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为“四个全面”和中国梦的实现贡献聪明才智。
（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为“四个全面”的实现提供思想保证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政治环境相对比较单一，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则不同，面临着国内国外的各种非马克思和反马克思思想的侵蚀，因此，必须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整合作用。在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坚决抵制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使人们对维护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共识，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致力于服务于党和人民的工作，为“四个全面”战略的实现提供思想保证。其次，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西方的价值观念不断流入，与市场经济的消极思想共同侵蚀人们的心灵，扭曲人们的价值观，所以，我们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人们注入新的精神动力。最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凝聚共识，激发人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性，传播社会正能量。
（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为“四个全面”的实现提供人才支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大力调动人民的积极主动性，重点培育青年人才接替历史的重任；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大量的人才不断涌现，抓住改革的契机，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全面依法治国需要全民素质的提高，学法、懂法、尊法、用法，要有先进人才的引领；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培养更高水平的人才组成党建的核心力量，保证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地位。这就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压制人的主体性抹煞人的主动性的牢笼里挣脱出来，把人放置于现实的生活和社会关系当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彰显人的个性，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全面把握人的本质，激发人的本质力量。其次，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更加关注青年学生的培育和启发。“四个全面”战略的实现，青年学生是主力军，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狠抓他们的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公民意识培养，使他们成为具有完备知识结构、高尚道德、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接班人，能够自觉的成为“四个全面”的先行者。第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将培养人成为创造主体、价值主体、享受主体作为基本目标，从根本上尊重人的主地位。“四个全面”战略的实现主体仍然是“广大的人民群众”，需要人民集体智慧的凝聚，需要人民辛勤的创造和劳动。反之，“四个全面”所创造的社会环境，让人们能够切实的感受到作为价值主体、建设主体、享受主体的该有的尊重，使人们更积极地投身到“四个全面”的蓝图中。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彰显人的主体性、尊重人的本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成为“四个全面”战略实现的生力军。
[注释]
[1].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2年11月16日.
[2]李斌熊. 论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课题――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体会[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3，（26）：4-7.
论文关键词：江泽民；四有新人；培养目标；丰富和发展
培养“四有”新人是邓小平在新时期提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它实际上也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模式。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江泽民不断总结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用新的内容和新的概括进一步充实、丰富和发展了“四有”新人的目标模式。
一、对“四有"新人目标的进一步重申和阐述
1．重申“四有”新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
“四有”新人的目标是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提出来的。江泽民在新形势下再次重申和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的这一根本目标。1994年1月，他明确提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目标。”在1997年2月江泽民再次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教导，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继承优良传统而又体现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值得注意的是，江泽民对“四有”新人目标的重申并非简单重复，而是有时在提法上略有变动。这反映出他在细节上的进一步思考。比如，他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把“四有”的顺序略微做了改动。他说：“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包括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核心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这段话中，他把有纪律与有文化的前后顺序做了变动，把“有文化”放在了最后。该讲话发表于1993年12月27日的《人民日报》。尽管后来江泽民在论述“四有”新人时再也没有使用过这种“四有”顺序，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次偶然的口误或笔误，而是反映了江泽民当时的一种思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信息：在“四有”的表述顺序中，理想、道德、纪律都是思想道德素质，它应该集中在一起，并排在“四有”的前面，而有文化属于科学文化素质，它应该单独放在后面，而不应穿插到前面去。在毛泽东的“两有”(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中，也是把“有文化”放在后面的。既然邓小平的“四有”是从“两有”发展而来，既然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相当于“有社会主义觉悟”，那么，顺序也似乎应该是这样。当然，这一细微的顺序变动毕竟不是什么重大的理论变化，而且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以及党的有关文献中也都明确确定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顺序，我国思想理论界和广大干部群众已经接受并熟悉了这一顺序，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没必要再做这种改变。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江泽民后来并没有再次使用这一提法，而且他的讲话在收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时改为通用的提法了。
2．提出培养“四有”新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
江泽民还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角度提出了“四有”新人的目标。他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这是我国文化建设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样，他就从两个相近而又有所不同的角度提出和阐述了“四有”新人目标的问题。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适时地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非常必要。精神文明建设相对于物质文明建设而言，文化建设相对于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而言，它们性质样，但角度不同。一个是二分法，一个是三分法。
把社会主义建设分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虽然邓小平和党的有关文献已从理论上做了阐述，理论界也做了相当的研究，对于两个文明的内涵及其关系已有了比较成熟的认识，但在实际理解上仍存在一些疑问。比如，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是否涵盖了民主法制建设的问题，关于在两个文明之外是否还应该加上第三个文明即“政治文明”的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这样的问题在三分法中得到了合理而明白的解决。三分法是把社会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同时也是把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分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当然，三分法的提出并没有取代二分法，而是两种分法并存。在不同的语境中，有时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时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都是恰当的。
3．提出培养“四有”新人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目标
教育事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重要领域，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母体。考察这一领域的目标对于确定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十分重要的。江泽民对教育的培养目标有多种不同的表述，其中最突出和最基本的，还是培养“四有”新人。1990年11月，江泽民指出：“学校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四有新人”。1994年6月他再次提出：“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献身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还提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四有’新人。1996年3月他又提出：“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所有这些表述都是把“四有”新人放在核心的位置。
4．明确提出培养“四有”新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
培养“四有”新人其实质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因为“四有”毕竟主要是思想政治品德方面的素质，它的培养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而思想政治教育是渗透于这些领域之中的，并且是这些领域中思想政治方面工作的主要内容。
从字面上首次明确地把培养“四有”新人称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江泽民1993年提出来的。1993年3月，他说：“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要锲而不舍地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工作，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同年11月他再次提出：“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1994年6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又一次提出：“要抓紧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二、对“四有"新人目标的丰富和发展
1．树立正确的“三观”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内涵的新概括
“四有”是四个基本方面的素质，江泽民主要从两个基本角度对四个基本素质作了概括：一是从这些素质的思想理论形态上加以概括，提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二是从这些素质的精神内涵和精神境界上加以概括，提出了“六十四字创业精神”和新时期的“五种精神”。这些都是对“四有”新人目标的丰富和发展。
江泽民提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一个过程。在1993年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以及1993年3月党的十四届二中全会上，他的提法是：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他明确提出“三观”，最早是在1994年1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他指出：“要重视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1994年6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明确提出树立正确的“三观”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他指出：“加强理论教育、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要引导和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打下科学理论的基础，确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政治方向。”
把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是对“四有”新人作进一步的展开，是从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境界上来揭示“四有”的深刻内涵。因此，江泽民有时把“三观”与“四有”联系在一起，把它们共同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1997年6月，江泽民提出：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2．发扬新时期创业精神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新内涵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都非常重视倡导和发扬革命精神，毛泽东明确提出，人是应该有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他倡导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提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还提出要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种革命精神。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提出要发扬在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五种革命精神”。革命精神是不会过时的，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可以有不同的体现和概括。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革命精神体现为建设精神，而在建设精神中又进一步体现为创业精神，因为我们是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创业时期。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直强调要保持和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江泽民继承邓小平这一思想，并对新时期的创业精神做了科学的概括，这一概括被称为“六十四字创业精神”。
在刚刚进入2l世纪的时候，江泽民对“六十四字创业精神”作了进一步概括，使之升华为“五种崇高精神”。他指出：“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新任务，特别需要在全党和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可以说，这“五种崇高精神”是邓小平提出的“五种革命精神”的新发展，是对“四有”新人目标模式的新贡献。
3．围绕培养“四有”新人，提出宣传思想工作四大任务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与任务是密切联系的，任务是目标的具体化和实践要求。江泽民围绕培养“四有”新人的目标，提出了“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任务，把“四有”新人的目标具体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要求。
怎样给这四句话定位呢?是把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方针，还是作为内容，抑或作为任务呢?对此，江泽民本人有过说明，他在1996年1月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解释说，“这四句话，大家都赞同，认为它概括了宣传思想战线的主要任务，并努力照此去做了。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把这四句话进一步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也将这四句话明确概括为“四项主要任务”。
三、对不同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具体目标的进一步阐述
江泽民不仅从总体上论述和部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且深入到不同领域中去考察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特别是考察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目标问题。这样，他就在不同的场合下，从不同领域的思想政治工作实际出发，对“四有”新人这一总目标在这些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作了进一步阐述。这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四有”新人目标的进一步展开和发展。
1．针对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出不同的教育目标和任务。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十分丰富，而且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还不断增添新的内容。不同的内容的教育就有不同的具体目标和任务。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以及道德教育等，都有不同的特点，这些方面的教育目标和要求也应具有自己的特色。江泽民在许多场合下从不同的内容出发，提出了这些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目标和任务。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目标和要求，江泽民就有几种提法。首先，从掌握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概括理论教育的目标要求。他在庆祝建国40周年大会上指出：“在党内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中，要提倡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特别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他还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不能停留在一般的知识教育上，要作为改造世界观的武器和实践的指南。”其次，从提高分辨是非能力的角度概括了理论教育的目标要求。他提出，理论教育工作者要“努力帮助学员分清思想理论是非，澄清模糊认识，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和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与信心，提高他们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各种错误思潮的能力。”“要通过学习和教育，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界限，增加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侵蚀的能力，提高解决建设和改革中各种实际问题的本领。”再次，从提高党的工作水平的角度概括了理论教育的目标要求。他多次指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提高党的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的根本途径。”“要通过学习，掌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精髓，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各种实践问题的能力。”最后，江泽民综合上述不同的角度加以概括，形成比较完整的表述：“通过学习，坚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观察事物的科学方法，增强分清理论是非、政治是非的能力，提高运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保证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目标，江泽民也多有阐述。他提出：“要通过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广泛、深人、持久地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提高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全社会进一步发扬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祖国利益和尊严为最大耻辱的良好风尚。”“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2．针对不同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提出具体的目标和任务
社会生活领域十分广泛，思想政治教育就渗透于这些领域中。不同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目标和任务有所不同。
关键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强调，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首次提出了“四个全面”这一新的重大战略思想。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过程
像任何马克思主义重大理论成果和我们党其他重大战略思想一样，“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是一夜之间凭空产生的，其形成有着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背景，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发展到飞跃的过程。其中每一个“全面”也都是逐步提出经丰富完善而形成的。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形成
改革开放之后，在谋划和构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时，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了“小康”目标。在邓小平战略构想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部署：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们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们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小康”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并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新“三步走”构想，即：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本世纪末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发展了“小康社会”的内涵，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范畴，要求全党带领人民，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明确指出，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进一步丰富了小康社会的内涵，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布局。
2014年12月，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整合，提出了“四个全面”这一新的重大战略思想。2015年2月，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明确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科学、辨证地对“四个全面”进行了定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小康”理想，经过30多年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新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战略目标。
（二）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举措的形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此后30多年里，我国改革从农村向城市，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到党的建设制度，范围不断扩展，层次不断深化。
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党的十六大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各方面改革，不仅对多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作出部署，而且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党的十七大强调，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
2012年，党的十进一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防和军队改革以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出全面、系统部署。2015年2月，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三大战略举措之一纳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之中。
（三）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举措的形成
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家，长期以来，人治盛行、法治不彰，影响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妨碍了国家的和谐安定，阻碍了民族的发展进步。因此，我们党一直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着手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开放之初，鉴于“”中对法制的践踏破坏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损失的沉痛教训，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并完整提出了我国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无法必究。
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还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党的十六大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坚持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2012年，党的十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要求，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法治建设作为中央全会的专门议题，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2015年2月，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三大战略举措之一纳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之中。
（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举措的形成
党中央历来重视党的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成为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和具体实践。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把从严治党作为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1992年党的十四大首次把坚持从严治党载入的总纲，进一步肯定了从严治党方针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命题和任务。2012年党的十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2014年10月，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对从严治党进一步提出要求，对全面、科学推进从严治党作出系统论述和重大部署。
2015年2月，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三大战略举措之一纳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之中。
从以上每一个“全面”的提出和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从改革开放之初把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目标，到党的十七大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立了“一个全面”的战略目标，到党的十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部署，再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部署，直到2014年12月提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并在2015年将“四个全面”整合定位为新时期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发展到实现质的飞跃，成为成熟、定型的战略思想过程。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要特征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握大局、审时度势，提出的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重大战略思想，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明确的目标指向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着明确的目标导向作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初步实现”，也不是“局部实现”，二是全面实现，是“五位一体”的，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这样的小康标准体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高度。“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都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根本要求，分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起到提供发展动力、营造有序环境、巩固领导核心的作用。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不是终极目标，而只是阶段性目标，是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一步，将为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目标所指。
（二）清晰的战略路径
党的十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三个方面都已形成了清晰的规划和布局。从全面深化改革来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从16个大项、60个小项、336项具体举措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系统的部署，关注改革领域的每一个方面、要素和层次，注重各领域改革的关联性和各项改革举措的耦合性。从全面依法治国来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了180多项重大改革举措，勾勒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愿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了分析。从全面从严治党来说，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的八个要点，为新形势下加强作风建设、坚持从严治党作了再动员、再部署，保证了我们党始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中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总之，我们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规划和布局都是十分清晰的。
（三）深远的全局思维
“四个全面”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基于对国内外发展形势的科学判断而提出的，体现了深邃的战略性、全局性思维。
一是有效统筹国内各方面发展。从国内形势来说，结合对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人生，从战略高度作出了我国进入新常态的科学判断。从“四个全面”的广度、深度来看，“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而“四个全面”整合为一个战略布局，则更加鲜明地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辉。
二是有效统筹国际大势。从世界形势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来说，在新的国际格局和既有的国际规则框架下更好地与世界合作，有效应对西方鼓噪的我们可能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消极影响，需要我国向世界展示一种新的“世界观”，努力构建新的世界格局。“四个全面”有助于西方全方位了解中国的法治战略，有助于为中国延长和抓住法治的历史机遇期。
三是有效统筹治党与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才能重塑党的形象和威信、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才能贯彻落实好“四个全面”，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
（四）强烈的担当精神
“四个全面”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政治自信和责任担当。
一是表现为对实现民族复兴的追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做一些什么工作，应该肩负起什么样的责任，承担什么样的使命，贯穿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每一个方面。
二是表现为攻坚克难的精神。谋小康之业、扬改革之帆、行法治之道、筑执政之基，这是一场艰苦的奋斗，必然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阻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展现了当代共产党人执政地位和更好为人民服务的担当。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建设带入升级版，坚持以抓作风建设为切入点，严明党的纪律，规范权力运行，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显示了党的领导集体敢于直面问题、敢于对历史负责的精神。
一、国家治理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理论命题中，治理和国家治理是一个重要的关系。从治理走向国家治理，构成了一个必经的和重要的历史阶段。
人是趋向于群居的，由此结成了群体性的社会和各种组织。治理，是人类社会处置自身集体事务的一种组织活动，它始于人类的原始时期。在原始社会里，人人共同劳动、相互平等尊重，既没有强制性的政治权力，也没有不合理的特权存在。人类在共同生活中，面对着要解决的公共事务，采取了全民议论、大家参与、集体决定的方式。例如，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书中，叙述了美洲原始易洛魁人的公共组织机构――氏族议事会，它是该氏族一切成年男女享有平等权利的集会。这种议事会就选举、撤换酋长和军事首领，以及是否为被杀害的氏族成员接受外族赎金或者实行血族复仇等氏族内部事务作出决定。当议事会开会时，男男女女都站在周围，按照规定的程序参加讨论并做出表决。这种以氏族议事会的形式出现的处置集体事务的活动，可以说是治理的原初形态。但也正是这样，表达出了治理的平等、公正、民主、大众参与的本原意义。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出现了国家，原始社会的治理遂转变为国家治理，即以国家为中心对公共事务进行安排和处理。在古代国家、中世纪国家，国家治理不过是皇帝、国王统治意志的表现，它的本质特征是人治、专制。这样的治理，实际上已经背离了治理的原意，成为治理的反面。近代以降，随着工业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各国不断走向民主，追求平等公正，致力于大众参与，国家治理开始向着本原的治理逐步地复归、提升。
唯物史观揭示，国家不过是缓和社会利益冲突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待到今后国家消亡了，国家从社会那里收取来的权力就将归还于社会，治理也将进入全新的未来阶段。这说明，治理与人类始终相随，只要人类存在，就必然需要治理，它的发展经历着“原始治理――国家治理――未来治理”的历史进程。
国家治理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它并非是最终、最完美的阶段。国家治理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它是达到更好的未来治理的前阶。
二、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理论命题中，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又是一个重要的关系。国家治理离不开现代化，现代化则构成国家治理题中应有之义。
现代化（Modernization），在英语中是一个动态的名词，是要使其成为现代（to make modern）的意思。Modern（现代）这个词，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作里首先使用，人文主义者用它来表达与中世纪时代（农耕时代）相对立的一个新时代。因此，从最早提出的“现代”到后来出现的“现代化”，就是指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使农业社会所具有的典型特征转变为工业社会所具有的典型特征。这样的转型，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一般来说，有着11个方面的显著转变和普及，即从手工劳动转向机器操作，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社会固态转向社会流动，信息封闭转向信息传播，习俗惯例转向规章制度，保守单一转向开放多元，乡村分散转向都市集中，文盲转向知识，愚昧转向科学，人治转向法治，专制转向民主。这11个方面的变化，可概括为十一化：机械化、信息化、科技化、市场化、社会化、城镇化、知识化、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多元化。
现代化带来的11个广泛变化，和国家治理有着怎样的关联度呢？从机械化、信息化、科技化来看，这主要属于生产力和生产率的范畴层面。从市场化、社会化、城镇化、知识化来看，主要属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范畴层面。只有现代化中的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多元化，才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由此可见，尽管现代化与国家治理不是全部直接勾连，但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多元化所造成的波及影响实属重大深刻。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题中应有之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出现，就是要求由国家主导的公共事务治理必须达到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多元化，包含法治、德治、共治、自治。
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词语，本身意味着国家治理要从未现代化或者前现代化进入现代化。它表明，国家治理作为一个跨度很长的历史时期，自身可以分为未现代化和现代化的两个阶段。现在，中国共产党强调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进入尚未达到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阶段。这就要突出民主化与法治化，保障在民和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宪法和法律成为国家治理的最高权威；突出制度化建设与促成多元化格局，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治理制度体系，并在党的领导和国家主导之下实施多元主体构成的协同治理。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认识现代化的最新成果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形成和提出，是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现代化、不断求解现代化的结果。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不可抗拒的历史大趋势，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的认识横跨了半个多世纪，勾画出四条清晰的轨迹。
一是20世纪中期前后在提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即“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目标。从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开始提出工业、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到1959年末至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提出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四化”。1964年作《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把“四化”表述为“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此时，还把“四化”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通过“四化”，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这就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目标，“四化”是作为这个总目标下面的主要内容。
二是20世纪后期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总目标的前提要求下，探索更多方面的现代化问题。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在重提“四个现代化”的同时，更加重视现代化建设问题。他认识到，“四个现代化”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部内容，从而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容延伸到更多的范围，它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法制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教育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诸方面。他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诸多方面中，邓小平特别重视市场经济问题，为建立现代市场体系和运行方式，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奠定了市场化的基础。
三是自中共十三大以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总目标的内涵作出清晰的界定。1987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报告，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就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涵是“富强、民主、文明”。此后，这样的内涵规定为十四大至十六大报告所沿用。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又增加了“和谐”的内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实际上概括了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现代化的内容。这也为十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所肯定。
四是在当前的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继续强调“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同时，阐明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要搞好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第三方治理等等多方面的国家治理。明确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从上述中国共产党认识现代化的思想进程来看，曾先后形成了关于现代化的7个提法，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则是中国共产党认识现代化的最新成果。
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鲜明的特点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认识现代化的最新成果，体现了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这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比，它们构成两个不同的层次。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两化”，居于目标性、总体性的层次上，具有统摄的作用；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五化”，居于手段性、方式途径的层次上，是为现代化国家和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服务的。
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下的一个具体的现代化，毫无疑义，它从属于社会主义。这突出地强调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性质。世界上各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西方国家走的是对内剥削压迫、对外扩张掠夺的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现代化在本质上充满了暴力和血腥。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走的是社会主义的道路，依靠的是全体人民的团结、智慧和力量，在本质上充满着和平与和谐。
关键词：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
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总目标。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坚持不懈的探索，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由“摸着石头过河”，到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自信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也为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这一理想提供了现实的道路。确立中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模式，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的模式，从“一个中心”、“两个文明”、“三大文明”到“四位一体”，不断地拓展、深化和完善，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标志着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和对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一、“一个中心”和“两个文明”目标模式的酝酿
1.“一个中心”目标模式反映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质是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邓小平从政治的高度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就是经济建设。”[1]1980年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80年代的三件大事，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要求全党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要“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2]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一个中心”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
据此，邓小平高瞻远瞩，为我国制定了宏伟的经济发展战略。1979年他提出在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后他在多次讲话中逐步形成了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的设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三大确认了这一发展战略。三步走战略的每一步都体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民生活水平两项指标上，可以明显地看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在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选择上偏重于“一个中心”即经济建设上，这表明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重大意义认识的深化。
2.“两个文明”目标模式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思考
“一个中心”目标模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然而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一部分人错误地认为现代化建设就是单一的经济建设，现代化的目标仅仅是经济目标，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可以建设好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敏锐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早在1979年10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他就明确指出，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但是在实践中我们没有很好地贯彻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出现了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视不够，甚至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情况。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加上放松精神文明建设，导致酿成了1989年的。对此问题总结时，邓小平至少四次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他还说，80年代初就提出两手抓，但回过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4]经济现代化飞速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他指出，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会陷入片面性，就会使人们的注意力仅仅限于物质文明的建设，甚至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那样，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就不能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甚至会走上畸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5]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告诫全党：“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6]邓小平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指出，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要发挥我们的优势，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两个文明”不是与“一个中心”相互对立的目标模式，而是对“一个中心”目标模式的拓展和补充。“一个中心”目标模式强调了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中心，“两个文明”目标模式，突出了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系统性。如果说“一个中心”目标模式突出经济建设的重大意义，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那么“两个文明”目标模式，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入，标志着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目标模式的开端。
二、“三大文明”目标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1.“富强、民主、文明”到“三大文明”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的重大发展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十二大报告提出的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中指明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这里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目标虽然表面上是“高度文明、高度民主”两个方面，但其中文明里面包含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的内容。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里将“高度文明、高度民主”两个目标明确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复合目标，即：富强、民主、文明。
进入21世纪，世情、国情和党情出现了新的变化，使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实践，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解答。时代呼唤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必将引导实践迈向新的征程。我们党理论上一贯重视现代化建设中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协调发展，更重视政治文明建设。早在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7]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鲜明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但是，实践中我们还是较多地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而很少提及政治文明建设。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发展任务的迫切性超过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另一方面是在观念上我们一直没有明确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没有把政治文明纳入整个社会文明体系中来加以思考，而是把它放在精神文明建设之中，将其作为它的一个与之相关联的内容来加以界定，这就使得政治文明在社会发展中的应有地位没有充分地显露出来。致使几十年来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已经影响到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地发展。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应时代和现实的需要，集中全党智慧，在2002年5月首次明确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取得的新的重大认识。这一“新的重大认识”，是哲学和政治学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开辟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文明观认识的新境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指导。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模式第一次明确为“三大文明”，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标志着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的重大发展。
“富强、民主、文明”与“三个文明”目标模式是高度统一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个远大目标，这里的“富强”，即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的总和；“民主”即政治文明，是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进步程度；“文明”特指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协调发展，共同架构起人类文明的绚丽天空。物质文明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政治文明则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从“两个文明”到“三大文明”的理论与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如果没有政治文明的高度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合格、不全面的现代化。
2.“三大文明”目标模式体现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
政治文明作为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体现着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内容、水平和本质特征。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指出：“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8]即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深化行政体制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这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表现为一种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制度，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政治文明现代形态最鲜明的特点和形式是文明和法治文明，这必然要求我们党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方略。正是在法治的意义上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9]
党的十六大把政治作为文明的一个重要主体，使之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携手共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这是我国治国方略的一次巨大进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大发展，说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更深刻了，把握更自觉了。
三、“四位一体”目标模式与目标模式的完善
历史的脚步没有停止，人类进行理论创新的活动就不能停息。迈进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过渡的关键时期。从国际的经验看，这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显示，处于这一发展时期，社会发展存在两种前途：一种是由于政策得当，执政思想明确，从而引导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种是由于政策失误，致使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社会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社会矛盾不断增加，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使社会陷于倒退。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临界点”，如何面对这些矛盾，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凝聚社会各种力量，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发展，是我们党需要解决的新的历史课题。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以宽广的世界眼光，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设任务，使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由以往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大文明”完善为现在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社会作为一个哲学概念，一方面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总括，另一方面，又内在于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之中。不管是扩大或缩小社会的内涵，都没有把社会作为一个特定的领域独立出来。社会的虚化，导致了现代化建设目标失去了最终关注的对象，即每个人生存的社会状况。社会领域的显性标示，不仅拓展了现代化建设的内涵，而且为认识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提供了新的视角。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需要具备六个方面的特征：“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10]。从实际的工作着眼，这六条特征和要求又具体体现为九大目标任务：一是完善民主法制；二是致力“共同富裕”；三是构建社会“安全网”；四是强化公共服务；五是增强全民素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六是激发社会活力，打造创新型国家；七是维护社会稳定，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八是实现天蓝水清，与自然和谐相处；九是实现社会和谐。这些特征和任务体现了和谐社会的本质，也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向和现实要求。
对“四位一体”目标模式的内在关系，曾精辟地论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建设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基础；加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提供重要保证。”[11]讲话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已经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四、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不断完善的意义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过程，也是我们党不断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的30年。从“一个中心”、“两个文明”、“三大文明”到“四位一体”，使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由线到面、由面到三维空间、由三维空间再到四维空间，每一次探索的新成果都使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更加全面、完善，更加切合实际。这一过程，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对现代化的认识更深刻。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历史经验证明，实现现代化是所有国家走向国强民富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人多年来追求的一个梦想。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三代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勇于探索，开拓创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并且适时地确立了符合我国实际的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推动我国现代化大业向着“富强、民主、文明”的远大目标不断地迈进。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对现代化的性质和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模式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第二，现代化目标更完善。30年来，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紧抓住“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核心命题，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市场经济为主导，根据时代的具体要求，使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模式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完善。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提出了“一个中心”和“两个文明”的目标模式，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协调发展的“三个文明”目标模式，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从而将“一个中心”和“两个文明”目标模式扩展为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谐社会的“四位一体”现代化目标模式。
第三，现代化实践更深入。科学的理论源于实践，必将引导实践深入地发展。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是我们党在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提出和制定的，每一次目标模式的调整与改变，都与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是对现实的新问题、新情况作出的新解答。“一个中心”和“两个文明”目标模式，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和文化、科技体制的改革，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提出“三个文明”目标模式，我们党开始关注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治国方略的改变来促进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确立“四位一体”目标模式，社会建设问题凸显出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致力追求的目标。
第四，现代化成绩更显著。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模式的不断深化，不仅是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深入探索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而且在指导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绩。经济上，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正向全国小康扎实迈进；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我们党不断稳妥地推进着政治体制改革，民主不断完善，法制不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保障，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的道路基本确立。其他各项社会事业改革稳步推进，社会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整个中国呈现出生机蓬勃的景象。
实践没有止境，对现代化目标模式的探索也没有止境。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我国现代化目标模式坚持不懈地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启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只要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就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就一定能够在本世纪的中叶顺利实现!
注释：
[1][2][3][7]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40，249，208，323.
[4][6]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06，144.
[5]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上)：28.
01
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金秋十月，万众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总结了7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构筑了中国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为坚定制度自信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开辟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境界。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扎实贯彻决议的各项内容，坚决落实决议提出的各项措施，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工作推向前进。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正式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这些若干重大问题的提出，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标志。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因此，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进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社会治理工作布局现代化、社会治理体制现代化、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使社会治理体系基本健全、社会治理能力明显提升、社会风险有效化解、社会生态得到优化，确保平安中国建设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规定了根本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根本方向指引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方面。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实践，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保障，也为新时代推进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这些经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是继续沿着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前进的根本保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顶层设计。6年来，我们党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项工作中勠力推进，开辟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境界。这是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体现，如椽巨笔公众号整理，也是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保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在风云变幻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有着显著优势。这个优势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体系的基础上，改革一切不利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效能的体制机制，创造有利于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新的体制机制，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为此，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14个方面的问题，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确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等各个方面，全面总结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容，规划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和实现路径。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02
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一路走来，之所以能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前行姿态，实现“风景这边独好”的治理成就，就在于我们不仅有严密的制度，还有严格的执行;不仅有严肃的纪律，还有严格的遵守;不仅有严谨的设计，还有严格的落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同频共振、紧密嵌合，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昨天闭幕。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要节点，十九届四中全会为“中国之治”进一步明确了重要原则和“时间表”“路线图”，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政治自信和政治自觉，凝聚了全党全社会对于当前改革发展的最大共识。
立治有体，施治有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如今，走过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积厚成势阶段，继续向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奋进，必须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环顾当今世界，各国自有其治理体系，而治理能力参差不齐。一些自诩制度设计精妙完善的西方国家，反而时常陷入政治内耗、党争极化、效率低下的漩涡。某种意义上讲，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
放40多年一路走来，之所以能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前行姿态，实现“风景这边独好”的治理成就，就在于我们不仅有严密的制度，还有严格的执行;不仅有严肃的纪律，还有严格的遵守;不仅有严谨的设计，还有严格的落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同频共振、紧密嵌合，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对制度化程度的要求也必然越高。早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而今，身处新的历史方位，落实这一战略构想恰逢其时。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不仅可靠而且管用;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制度体系，源于长期实践的总结，又满足长期实践的需要，不仅管根本而且管长远。曾有人统计中央深改委(组)会议新闻通稿中的词频，“制度”是仅次于“改革”的高频词。这些年来，从化解过剩产能到清除市场壁垒，推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从简政放权到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契合现代化要求;从单纯行政手段向综合运用各种方式方法，推动社会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眺望前路，我们仍需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以更加科学完备的制度不断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
中国是个大国，“大”既意味着我们有规模的优势、有宏伟目标的指引，也意味着我们有高质量发展的难度、会在前进道路上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在提高治理能力方面，我们的制度执行力已经成为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黑天鹅”“灰犀牛”不时冒头，国内经济社会转型面临风险挑战，三大攻坚战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当我们制度层面的四梁八柱日渐完备、趋于成熟，就迫切需要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下更大气力。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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