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经济发展 民族地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经济全球化对于民族地区的发展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民族地区应尽快顺应全球化的潮流，抓住机遇，转变发展战略，使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再上一个台阶。
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民族地区的影响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在当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前提下，世界各国经济不断的相互交织，相互融合，逐渐形成相对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并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资本，货物，技术，劳务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民族地区的影响涉及到方方面面，诸如科学技术，人才教育，文化都会受到很深的影响。
从科学技术上来看，与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在科学技术方面与其存在的差距很大。全球化带来了科学技术，我们应该抓住这个发展机会。但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不可全部照搬西部的发展模式。因此，民族地区应立足于当地，创建自己的科技创新体系。西部民族地区可以在不需大量资金的事业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如生态农业，特色旅游产业。只要从此方面解决这一问题，再加上好好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科学技术，民族地区的发展会在短时间内赶上并超过东部地区的发展。
从人才教育方面来说，全球化给民族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知识经济的蓬勃兴起，在当今知识经济形态下，知识人才成为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因素。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民族地区带来了机遇，新的观念也随着全球化进入了民族地区，重视人才培养，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改变传统观念，认识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民族地区只有随着全球化的浪潮，接受新观念，重视人才教育，那么，才会在一些领域有所突破。
从文化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对于民族地区在改变观念，制度完善等方面都起着有力的促进作用。文化因素对于民族地区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新观念应结合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习俗，生活习惯心理等因素，而且也应当重视民族地区文化所特有的价值观，道德观。在民族经济的发展中，民族文化功不可没，但民族文化的发展既要有全球化的带动，又要保持其民族特性。
二、经济全球化下我国民族地区发展面临的问题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生态环境脆弱，教育落后，人才素质不高，投资力度不足等。这些都制约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西方一位经济学家曾形象地把人才，教育，科技比喻成三驾马车，共同拉动国家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然而，西部民族地区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人才严重匮乏，科技投入严重不足，劳动力素质不高。事实上，西部民族地区要发展，人才、科技、教育一个都不能少。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民族地区也面临着挑战。人才、科技、教育这三个问题都未曾完全解决，并且，经济全球化并非是经济上的世界一体化，相伴发生的还有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一体化。对于我国民族地区来说，经济全球化并非都是福音。
三、应对经济全球化，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要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都有一定的影响，我国面对的是全球化下各国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竞争。尤其对于我国民族地区来说，必须站在新的发展战略上，解放思想，立足于本地区的实际，使之融入全球化的体系之中，抓住全球化的机遇来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民族地区的人口素质。当今经济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的竞争。经济全球化导致了竞争的日益激烈，民族地区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站稳脚跟，发展经济最根本的是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口素质。我国民族地区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水平总体不高，这进一步影响了民族地区的发展。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就要立足于本地，引进更多的人才，或者将本地人才输送出去接受培养，最后回到本地区做贡献。并且，民族地区要重视基础教育，多为劳动者提供学习的机会，逐步培养出一批高素质人才为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民族地区应立足于本地实际发展特色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民族地区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内外市场的双重压力。民族地区在激烈的竞争中，只有抓住机遇，立足于本地的优势来发展特色经济产业。西部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许多稀有金属储量都位于世界前列，可以利用其资源优势来发展特色经济，如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冶金业。民族地区仍有许多优越的发展畜牧业的条件，如，内蒙古的畜牧业。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也十分丰富，如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这些可发展为特色旅游产业，会吸引更多的游客观光旅游，这可带动该地的经济发展。民族地区应尽可能立足于本地区的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并使这些产业成为带动民族地区发展的支柱产业。
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投资不足是阻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又一障碍。一方面，民族地区要加大投资力度，并且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另一方面，民族地区要改善投资环境，利用政策争取国家资金，防止重复建设，加强重点产业建设。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利用外资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我国民族地区所吸引的外资比重远低于东部地区，这也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之一。
加速制度创新，扩大对外开放。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的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民族地区应着力于制度创新，要进一步加快市场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加强政府的宏观调空，改善生活服务环境。我国西部地区之所以落后于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发展，其原因之一是东部地区受到了制度创新所带来的利益。民族地区要受到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发展相对滞后。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民族地区应致力于制度创新，扩大对外开放的程度。
经济全球化对于各个国家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对于我国民族地区来说亦然。民族地区只有立足于现实，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加快制度创新，改善投资环境，使民族地区的人才，科技，教育的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的全面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黄健英，萨如拉.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战略.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2]卢铁城，张忠元.中国西部民族经济.四川辞书出版社，2000.
[3]杨干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金融市场差异 全球经济失衡 战略
一、前言
经济实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金融市场差异的出现归根结底由一个国家经济实力以及体制所决定。在金融市场差异条件下，各国对资本的吸引力会有所差别，久而久之则会导致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出现。对金融市场差异以及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分析能够为使有关部门及人员认识到当前国内经济的发展状态，这对于发展策略的调整能够起到导向作用。
二、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经济失衡简介
（一）金融市场差异
金融市场主要指以办理有价证券以及处理各种金融衍生品的买卖的市场。根据不同国家经济体制以及整体实力的不同，金融市场会存在一定的差异。相对于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低的国家而言，金融市场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各项金融业务的办理以及衍生品的买卖的过程中会具有更大的优势，同时也能够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而上述目的的达成又能够反过来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1]。相对而言，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则恰恰相反。由此可见，金融市场差异的状况一旦出现，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对其进行解决，其状况会越来越严重，从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
（二）全球经济失衡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指的是世界各国由于供求关系的不平衡所导致的一种失衡状态，同时也指受长期的金融市场差异影响而导致的一种不平衡状态。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出现往往源于长期的积累，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而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各国都必须提出一项长期的规划，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为国家经济实力以及综合国力的增长提供保证[2]。
三、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经济失衡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以及全球各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市场的种种问题开始逐渐显现，其中金融市场差异的出现便属于非常严重的一项问题，就目前的情况看，由此所导致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也已经影响到了很多国家。
（一）金融市场差异现状
从全球的角度看，金融市场差异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世界各国的金融资产总量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地区之间的差异却十分明显。根据对近些年来全球金融资产分布情况的调查发现，全球金融资产分布状况十分不平衡，作为全球经济的中心，美国金融资产分布情况占全球金融资产总数的31.9%，其总量较亚洲其他国家的总和多出1.8%。相对于美国而言，日本的金融资产总量占全球各国的第二位，其比例为11.7%，但较美国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中国的金融资产总量占实际金融资产总量的7.6%，在各国的排名中较为靠前，但与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发达经济体之间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
其次，不同收入的国家金融市场差异较大。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国家的收入也会存在差别，鉴于此，国家之间金融市场的差异也就会不断的扩大。
最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流动情况较为明显。调查显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向主要为发达国家，深入分析发现，其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收益相对较高，且在风险防范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金融市场差异。
（二）全球经济失衡现状
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并非从未发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属于全球经济出现的第一次失衡。就目前的情况看，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其中美国为主要代表。自20世纪后，美国经济出现逆差的状况便一直存在，并在2006年达到了巅峰。受美国经济逆差的影响，很多与美国存在经济往来的国家均受到了波及，在这一情况下，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开始变得更加明显[4]。
四、全球经济失衡状况下中国发展战略的调整
在全球经济失衡状况下，为避免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受到更大的负面影响，中国必须积极转变发展战略，要使其能够有效的防范各种金融风险的发生，这样才能使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更加稳定。
（一）转变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
在过去，我国采取的一直为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即在进出口贸易中以出口为主，进口为辅的发展战略，同时，为了鼓励出口，国家还提出了大量的鼓励措施，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国家的出口商品数量急剧增长，在增加了出口总额的同时，也提高了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这对于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十分不利。转变出口导向型战略能够有效的拉动内需，从而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5]。需要注意的是，保持进出口的相对平衡非常必要，这是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途径。
（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内需不足是当前国内金融市场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主要体现在居民对于储蓄的需求量过高方面，通过深入的分析发现，导致居民储蓄量过大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因此居民往往会出于养老以及医疗等目的进行储蓄。为拉动内需，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加强设备保障体系的建设十分重要，要从医疗卫生以及养老失业等不同的角度出发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建设，从而使居民能够在失业以及疾病等问题发生时得到国家及时的补助。在这一环境下，居民的储蓄量必定明显减少，同时也会促使其更加热衷于消费行为，在促进资本流动的同时，国家经济的发展必定能够被注入新的活力，这对于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风险能力的提高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五、结束语
在经济全球化下，受各国经济体制等方面问题的影响，金融市场差异的问题正在逐渐深入，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金融市场差异会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状况的发生。在全球经济失衡的状态下，为避免自身受到过多影响，转变发展战略已经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要以扩大内需为主要目的，从进出口战略的转变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两个角度出发使国家经济能够得到更加快速、更加长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付争.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经济失衡[J].世界经济研究，2012，07：10-15+35+87.
[2]张.论美元本位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特征及可持续性[D].吉林大学，2011.
[3]姚晓磊.金融发展差异与全球经济失衡[D].吉林大学，2014.
[4]李宏，陆建明，杨珍增，施炳展.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失衡：一个文献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10，04：3-20.
西北地区经过近些年来的建设与发展，经济有了一定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西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因按照历史时期的不同，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阶段，“一五计划”期间的起步建设。1952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西北地区虽然地处偏远，但是在“一五计划”期间经济仍然是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如下面图表一所示，在1952年至1978年期间，西北五省的经济都有小幅度的增长，其中青海省与宁夏省较高，分别是5.16%和4.57%。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期间的快速建设与发展。1978年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伴随着国内市场的逐渐打开以及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西北五省也受到了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的优惠，从而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在这一阶段，国家在进行沿海城市开放与建设的同时，也给予西北地区一定的经济政策优惠。如图表一可知在1979年至2004年期间，西北五省的人均GRP的年平均增长值已经高达7%以上，其中内蒙古就达到了9.161%。
第三阶段，西部大开发战略时期以及东西部地区协调可持续发展时期的发展。在这两个政策时期主要是继改革开放之后令西北五省经济得到进一步增长的重要国家政策。西部大开发是在1999年进行的一项新的国家西部地区发展战略，西北地区自然而然地成为受惠地区。而东西地区协调发展则是在1996年之后就提出的国家政策，由于东部、中部、西部的资源蕴含量和经济发展状况所需资源量之间存在着差异以及东部、中部、西部之间的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明显，于是国家就推出了区域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西北五省的经济也在这一国家政策的带动下有所增长。这两个政策不仅仅也是1978年至2004年间西北五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西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呈现出起步较晚，增长速度较快的趋势，并且近几年也有进一步攀升的状况。
二、西北地区金融发展现状
西北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则需要借助于一些理论，如戈德斯密斯构造的金融发展指数―金融相关比率，通过对西北地区存贷款的比率等等基本数据来对西北地区的金融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戈德斯密斯的观点认为一个区域的金融发展的状况与金融的存储情况和流动情况紧密相关，通过某一时间点的金融发展指数―金融相关比率等于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的比值乘以百分率这一公式，那么就可以得出结果：
西北地区的金融在曲折中发展，虽然西北地区的存款余额占全国存款和贷款越占全国贷款的比率在2002年都有明显的下降，但是西北地区的金融相关比率却是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由于西北地区本身地处偏远，人口密集度较小，导致了其金融相关比率相对于我国其他地区来说还是处于较低的水平，并且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其资产的总量也在不断上升。这些数据反映出我国西北地区的金融在曲折中发展，总体金融发展水平是落后于全国金融发展水平，但是其自身发展总体趋势是呈现出上升的状况。
三、西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通过以上对于我国西北地区经济增长情况和金融发展情况的数据分析可以分别得出：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起步较晚，但是增长速度较快，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西北地区金融在曲折中发展，总体金融发展水平是落后于全国金融发展水平，但是其自身发展总体趋势是呈现出上升的状况。西北地区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北地区整体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西北地区金融发展结构的缺陷造成了经济增长的滞缓，另一个方面是西北地区金融发展业务未进入到深入化发展状态，从而影响到西北地区经济增长的滞缓。西北地区地处偏远，金融市场规模较小，从而导致金融发展结构的不规范，这样就容易造成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低下性弊端显露出来，为了弥补这种弊端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势必就要牺牲经济发展的速度，国家宏观调控就会被引入，这就导致了西北地区经济增长受到了影响。另一方面，西北地区原本的市场经济相比于全国平均水平较低，资本市场也处于不发达状态，金融发展只能进行简单的业务，并且资金来源也受到极大的限制。
公民健康是衡量和评价一个国家公共卫生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尺度。妇女健康和安全不仅关系到妇女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平等，而且也影响到子孙后代以及整个社会及家庭的总体健康水平。
妇女的健康涉及其整个生命周期的完好和安全状态，包括享有生命安全的权利、在整个生命周期达到身心健康标准的权利、享受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的权利以及有能力抵御各种传播性疾病的权利。鉴于现有的数据状况，本次对妇女生命健康状况的评估主要从生命安全（生存）、保健服务两个方面进行。生命安全是健康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健康服务的目的所在。健康服务是达到身心健康标准的一个重要条件。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全国的情况看，1995年以来十年间，妇女健康状况得到一定改善，综合指数逐年上升。（见表2）但数据显示，妇女生命安全指数在十年间变化不大，甚至有小幅下降，这与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女婴、女童死亡率不无关系，也与孕产妇死亡率地区分布不平衡的影响有关；健康服务指数有较大提高，但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依然很大，尤其应增加各方面投入，提高妇科病检查率。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1995年达到115.6，2000年为116.86.而且呈现出孩次越高，性别比越高；城镇偏高，农村情况更为严重；汉族高于少数民族；中部地区高于东部和西部等特点。
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持续下降。1995年，全国婴儿死亡率为36.4‰，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44.5‰，2003年分别下降到25.5‰、29.9‰。但在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不断降低的同时，女婴和女童死亡偏高现象却持续存在。1990年四普时，男、女婴死亡率分别为28.54‰、33.21‰；2000年五普时，男、女婴死亡率分别为23.90‰、33.72‰。[1]反映出女婴和女童生存状况亟待改善的严峻形势。孕产妇死亡率明显下降，由1995年的61.9／10万下降到2004年的48.3／10万。但孕产妇死亡率地区差异很大，2004年、新疆、青海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仍超过100／10万，最高的甚至达310.4／10万。全面降低孕产妇死亡率仍任重道远。
孕产妇住院分娩率稳步上升，2004年比1995年提高了24.8个百分点，达到82.8％。但住院分娩率的地区差异也很大，一些地区仍停留在较低水平，如、贵州等边远地区住院分娩率只有29.8％和38.9％。
随着妇幼保健服务市场化趋势的发展，妇幼保健机构受到很大冲击，由1995年的3179家减少到2004年的2998家。保健机构的减少必然削弱为妇女提供保健服务的能力，多年来妇科病检查率增幅很小，近十年来基本都在38％—39％之间徘徊，甚至出现下滑趋势。2000年妇科病检查率为38.6％，2004年为37.3％。
2.各地区妇女健康状况比较
各地区妇女健康状况的评估结果及分层状况见表11、表12.对评估结果进行分析发现：
2004年妇女健康状况综合指数较高的前10个省区市——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山东、浙江、河北、宁夏、黑龙江和辽宁，多数集中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位于后10位的省区市——江西、甘肃、重庆、海南、广西、新疆、青海、贵州、云南和多处于西部地区。妇女健康指数在地区之间差异很大，最高和最低省份相差36.48分。与2000年相比，变化幅度较大的是宁夏和福建，宁夏从2000年的25名上升到2004年的第八名，福建的相对位次则从第八名降到第二十一名。
分析发现，2004年，2／3的省区市妇女健康指数与人均GDP水平高度相关，说明健康作为最重要的人类发展指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依赖。但1／3的省区市妇女健康指数与人均GDP水平相差较大，有的地区人均GDP水平较高，但妇女健康指数却较低，二者的位差甚至高达14，而有的地区虽然人均GDP水平较低，但妇女生命健康指数却较高，如宁夏、陕西等地区。说明妇女的健康状况除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外，还受许多其他因素的制约，如政策因素的影响。同时，宁夏、陕西等地区妇女健康指数的提高，可能与国家的西部开发战略和妇幼卫生资源向西部倾斜有关。
二、教育领域
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是两性平等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分享社会经济资源的基础。对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评估指标主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是按照教育活动的递进性对学前教育、初等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②5个方面进行评估；二是对综合反映教育成果的指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进行评估。鉴于目前教育统计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本次评估未使用“入学率”指标及数据。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十年来中国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状况有较大的提高，综合指数从1995的70.06提高到了2004年的82.32.其中，1995到2000年增长了7.98，2000到2004年进一步增长了4.28.从分领域来看，除了学前教育指数下降外，其它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按照增幅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成果和初等教育。（见表3、表4）
高等教育阶段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显著改善。十年间，高等教育阶段的女生比例大幅度增长，使得高等教育阶段的指数从1995年的38.77急剧提升到2004年的82.89，提高了44.12分。相应地，1995到2004年期间，高等教育中女生比例的大幅度提高为教育领域综合指数的提高贡献了6.62分。
高中阶段教育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的提高也非常明显，近十年来提高了16.45分，为综合指数的提高贡献了3.29分。其中普通高中教育中女性的比例持续增长，普通高中毕业生中的女生比例从1995年的34.2％升至2004年的44.3％。但高中阶段教育中存在的中专教育女性过度集中的情况，会导致年轻女性未来就业相对集中于技术含量和发展空间相对较小职业。
教育成就指数的增长对总指数的贡献也较为突出，为3.19分。1995到2000年这5年中，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1.07年，比男性的提高幅度0.73年多0.34年；15岁以上女性人口的识字率也从76.0％提高到2000年的83.1％，提高了7.1个百分点，其提高幅度也高于男性的提高幅度，男女之间的差距缩小。
相对而言，初等教育阶段的性别平等指数由于基础相对较好，因此在近十年来上升幅度相对较小。同时这一领域指数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中国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的影响。
2.各地区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近十年来，各地区在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其中尤其以（19.72）、甘肃（17.25）、贵州（17.17）等西部地区的提高幅度最大；而新疆、北京、山西、河北、天津、上海、内蒙、青海和黑龙江等地区的增幅相对较小。其中，有些地区基础相对较好，因此增幅不大，但还有一些教育基础相对较差的地区，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亟待改善。
从排序的地域分布来看，东北各省、新疆、上海、北京教育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综合指数一直位于全国的前列；而、甘肃、云南、贵州、江西、湖北、安徽、海南、青海、四川、广东、福建相对较差。三个时期教育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得分比较，排序波动在5名以上的省区有吉林、福建、湖南、广东以及青海。吉林省的排序从1995和2000年的第九升至第一，是由于其除学前教育外，各个领域的得分均在增加，尤其是在职业培训指数上取得了48.2分的进步。北京排序的相对下降则是由于其基础较好，在各个领域的改进幅度相对于其它省区较小的缘故。
尽管妇女教育机会的增加与经济增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从各省区市教育领域性别平等指数的排序上看，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各省区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新疆、吉林、山西、内蒙等经济收入水平并不太高的地区，教育领域的综合指数一直位于全国前10名，而一些经济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教育性别平等程度并不高。
1995年到2004年，初等教育阶段的性别平等状况改善最显著的是西部贫困地区：贵州（16.90）、安徽（11.11）的增幅最大，分值的上升与地区教育投资的增长和国家教育投资向西部地区的倾斜有很大关系，从而使得西部贫困地区女童的入学机会获得了极大改善。
三、经济领域
经济资源与经济收益的享有是妇女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条件。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不仅对于妇女实现自身经济独立和家庭的福祉至关重要，而且体现了妇女平等获取和控制经济资源、平等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分享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获得公正的价值评价和社会经济地位的程度。
对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评估主要从经济资源的获取与机会、收入和社会保障、就业结构与职业地位、贫困4个方面考察。③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1995、2000、2004年三个时期的综合指数看，全国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虽然增幅较小，但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04年为72.83，比1995年提高了3.58分，比2000年提高了1.63分。（见表5）而在各子指数中，职业结构指数的改善最为明显，从1995年的50.92提高到2004年的60.07.
注：各年度贫困指数均使用2004年国家重点贫困县调查数据，收入和社会保障指数中的收入数据均使用2003年劳动社会保障部抽样调查数据，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指标均使用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
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改善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进步：积极的就业政策使妇女就业和再就业的困难得到了缓解，2004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的女性比例为49.2％，比2000年降低1.7个百分点；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女性比例结束了持续走低的局面，自2003年开始回升，2004年达到38.1％；女性就业人口的非农从业率上升，男女两性非农从业率的差距缩小，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男女从业人口非农从业率之比为79.4，比1995年1％人口调查时提高1.6分；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女性比例不断上升，有力地改善了女性的职业结构，2004年达到43.3％，而15年前这一比例只有35.3％。
数据也显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收益在男女两性之间的分配是不平衡的，妇女更多地承受了经济改革的负面影响，影响经济领域中两性平等主要因素是：女性以高于男性的速度退出劳动力市场，2000年全国城乡男女16岁以上人口从业率之比为84.9％，低于1995年，而变化主要发生在城镇，2000年城镇男女16岁以上人口从业率之比只有76.9；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拉大，2003年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的年均收入是男性就业人员的81.9％，而据劳动部1978年的抽样调查，这一数据为83％；生育保险制度改革未能得到有效地推行，2004年的城镇职工生育保险覆盖率只有38.9％，5年间只增长了0.2个百分点，直接影响了生育女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的享有；即便在以资源贫困为主的国家重点贫困县，女性人口中的贫困发生率也高于男性，女性为8.3％，男性为7.9％。
2.各地区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限于数据，分省的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只纳入了经济资源分享和就业结构两个分领域的指标和数据，从2000、2004年两个年度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的分省情况与排序（详见表11、表12）我们发现：
不同时期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相对比较集中，2004年排名前10位的是新疆、广东、北京、广西、吉林、黑龙江、河北、福建、天津、上海，其中北京、天津、吉林、上海、广东、广西、新疆7省区市3个时期的经济指数都位居前10名。2004年得分最高的前3个省区市新疆、广东、北京的经济指数得分别达到了76.27、76.18和74.22.
各省区市经济领域综合指数分布不太均衡，得分差异较大，且有逐渐扩大的趋势。2000年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相差14.90分，2004年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相差17.41分。各分领域中，经济资源分享指数十年间变化最为显著，有将近一半的省区市2000年的经济资源分享指数不仅低于2004年，而且低于1995年，形成V字形曲线，如北京市，1995年经济资源分享指数为79.18，2000年为69.72，2004年又回升到77.73.数据的变动，反映出市场化过程中宏观经济形势和政府对经济活动政策干预的变化对妇女经济资源分享的影响。
从综合指数排序和人均GDP排序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只有1／3的省区市的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排序与人均GDP的排序较为一致（相差不超过3个位次）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妇女对经济资源和经济收益的分享。但更多的情况说明，一个地区经济性别平等程度并不完全甚至并不取决于地区的经济收入水平。经济水平偏低的地区同样可以达到较高水平的经济领域的性别平等，如2004年新疆的人均GDP排名处于全国第十三位，但其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名一直位居全国前列，1995、2000、2004年分别为第三和第一。2004年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的山西、吉林、黑龙江、广西、四川、贵州、云南、新疆八省区的经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排序都高于其人均GDP排序5个位次以上。相反，如果不重视性别平等的促进，经济虽然发展了，妇女享有的经济资源和经济成果反而低于经济水平差的地区。2004年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明显落后于其人均GDP排名的省区市是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湖北、海南、重庆、宁夏11个省区市。
四、政治与决策领域
建设和谐社会需要统筹性别利益，而政治与决策领域的性别平等是保障利益统筹中性别公正的重要条件。
本报告对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测量和评估包括参与党和政府、参与立法机构、参与政治协商、参与基层管理4个分领域12个具体指标。④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表6显示了1995年以来特别是近五年全国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总体和各分领域的情况。
注：1995年参与基层管理的数据欠缺，计算综合指数时用2000年数据替代。
从表6可看出，与1995年相比，近十年来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有了较大提高，2004年政治与决策领域指数得分比1995年提高了3.13，但是进步主要表现在前5年，2000年以来则一直处于徘徊状态。
与基层管理和决策参与相比，高层决策者中女性比例更低。从具体指标数据看，无论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在政党的参与方面，越是决策高层，女性参与的比例就越低。2004年省部级以上干部、地厅级干部、公务员的女性比例分别为8.1％、12.6％和22.8％，决策高层中女性比例与公务员中女性比例的差距高达14.7个百分点。
另外，从动态角度看，全国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各领域的情况不尽相同。十年来参与党和政府的女性比例上升速度较快。从2000到2004年这五年间，中央委员和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女性比例的增长速度略高于1995到2000年间的增长，而公务员和中共党员中的女性比例后五年的增长速度低于前五年。同样，在参与立法方面，十年中，人大常委中的女性比例有所上升，而人大代表的女性比例却略有下降。在参与政治协商方面，后五年，政协委员中的女性比例的增长速度变慢，而政协常委中的女性比例明显增长。在基层参与方面，居民委员会委员中的女性比例一致处于较高水平，但近年来也处于下降态势，2004年居委会成员的女性比例为55.8％，比2002年的60.6％下降了5个百分点，而村委会成员的女性比例则始终未能得到明显改善，2004年比2003年还降低了1个百分点，仅为15.1％。
2.各地区政治与决策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比较
由表12可知，2004年全国31个省区市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的排名最前的是北京，得分为57.58分，比最低值高出24.24分。若将31个省区市分为三个层次，跻身于前10名的有北京、上海、内蒙古、安徽、贵州、新疆、山西、广西、广东、天津，排在后10位的依次为山东、海南、云南、福建、、甘肃、浙江、青海、河北、和陕西，余者皆处于中间水平。将这个结果与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比例的地区分布比较，我们发现：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较高的地区，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大多数排序靠前，反之，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大多数排序靠后。这表明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对于提高女性参政水平有积极的作用。
五年来各地区女性政治与决策领域综合指数的变化可分为五种情况：直线上升、曲折上升、基本不变、直线下降、曲折下降。五年来在曲折中下降的有江苏、重庆；在曲折中上升的有北京、黑龙江、广西、陕西；基本不变的有浙江、甘肃和湖南；一直上升的有、新疆、青海、安徽、上海；一直下降的是山东和云南。
五、家庭领域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家庭领域的性别关系既是社会性别关系的微观基础，也是社会性别关系的具体体现。家庭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降低了家庭内部资源的分配效率，必然也会恶化两性在其他社会领域的资源分配状况，其结果会对整个性别关系和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实现和谐的家庭性别关系本身既是一个目标，又是构建其它领域性别平等的基础和前提。
本报告从婚姻关系、家庭责任和家庭资源3个方面，构建了家庭领域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评估指标体系及综合指数。根据目前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与数据质量，本次评估使用了8个二级指标。由于家庭领域中有相当一部分指标只有2000年数据，没有或难以获得相应的年度统计数据。因此，只能基于一个时期的综合指数的数值进行横向的分地区比较说明。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全国的综合指数看，（见表7）中国家庭领域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目前处于中等发展程度。家庭性别平等指数全国的数值为67.01，各个地区的该指数水平也都大于60.
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在不同方面的发展并不均衡。从3个一级综合指标的数值看，家庭资源分配指数、婚姻关系指数与家庭责任分担指数的数值分别为84.0、74.39和53.53.这表明与家庭责任分担的性别关系相比，男女两性在家庭资源分配与婚姻关系上更为平等一些；换言之，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以及男女两性家庭责任分担模式并没有太大改变。说明家庭责任中的性别平等关系已经成为制约目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家庭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2.家庭领域中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地区比较
比较不同地区家庭领域中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我们有以下发现：
各地区家庭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31个省区市的家庭性别平等指数的数值范围从60.17到76.31，相差16.14.
家庭性别指数处于前10位的地区分别是山东、北京、河南、重庆、四川、广西、天津、辽宁、河北与上海，而排在后10位的地区分别是贵州、山西、甘肃、云南、海南、江西、吉林、黑龙江、宁夏和青海。影响这些地区综合的排序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婚姻关系状况对家庭性别平等程度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山东在2002年已经没有早婚情况；同时由于教育程度的提高、婚育观念的进步，其晚婚率为96.60％，远远高于全国的同期指标值（57.29％）。因此，山东的婚姻关系指数排在全国第一位（87.98），明显高于其它地区。宁夏、青海、云南、江西等地区早婚率比较高，而晚婚率又比较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些地区的综合排序靠后。
其次，家庭责任分担方面的性别平等程度也决定了家庭内部性别关系，与其它地区相比较，北京、重庆、四川、山东、天津、上海、广西等地区的男性在计划生育、家务劳动以及照看0—6岁的子女方面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因此也决定了这些地区的家庭性别平等程度要更高一些。而黑龙江、山西、内蒙古、吉林和青海等地区的家庭责任指数都在50以下，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各个地区家庭性别平等发展水平排序与人均GDP排序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如2004年，浙江、广东、江苏、福建与黑龙江的人均GDP分别处于全国的第四、六、五、七、十位，但是家庭性别平等指数排序却位于全国的第十三、十四、十五、十九与二十九位；而重庆、河南、广西和四川的人均GDP分别排在第十六、十七、二十八和二十三位，但是其家庭性别平等指数却都排在全国的前10位。
少数民族集中地区的情况不完全一致。相对而言，广西、内蒙古和新疆的早婚情况比较少，同时，由于教育程度比较高，其女性的晚婚情况又比较普遍，因此综合指数的排序比较靠前；而云南、青海和宁夏这两个指标值在全国的位次都在后面，影响了其综合指数排位。
六、环境领域
环境是妇女发展的外部条件。对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评估不仅可以反映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结果、背景和条件状况，同时也可以反映男女两性对环境资源的占有、控制和管理等方面的差异，为改善妇女生存发展的环境、促进环境领域中的性别平等提供依据。
对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主要从生活环境、社会安全环境、资金支持环境和环境参与4个方面进行评估。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2004年环境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为63.40，比2000年高5.45，（见表8）说明近年来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环境在整体上有了一定改善，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程度有所提高，妇女发展获得了一定空间。但是，目前综合指数尚未达到70，相对偏低，距离理想值100还有很大差距，因此，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还有待进一步改善。
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环境的改善与多个方面取得的进步有关：
与2000年相比，2004年在公众安全感抽样调查中女性被调查者遭受不法侵害的人员比重下降了0.8个百分点；
2004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卫生厕所普及率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分别比2000年提高了4.8和8.26个百分点，这不仅使农村女性的生活环境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村妇女的家务劳动负担；
政府加大了对妇幼卫生经费的投入，2004年的人均妇幼卫生经费投入比2000年增加了0.37元，妇女和儿童的保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资金支持；
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中的女性比例从2000年的18.9％增加到2004年的20.1％，女性对司法环境的参与程度有所提高，但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所占比例仍然较小；2004年，记者中的女性比例为37.4％，女性对舆论环境的参与程度也不及男性高，不仅如此，女性在新闻从业人员中占的比例与高级职称、领导职位的比例并不协调。一项由中国社科院和厦门大学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新闻界副总编以上领导职位中，女性仅占4.7％，在中央主要媒体的决策层几乎看不到女性的身影。
2.各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环境比较
环境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最好的北京综合指数达到了75.76分，与排位第二的上海相差3.63分，与排位第三的天津相差10.43分，比排位最低的地区高30.8分，地区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2004年环境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较高的前10个省区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浙江、青海、广东、黑龙江、山西、云南和江苏。
从2004年综合指数排序和人均GDP排序的对比（见表11、表12）中可以看到，约有2／3的省、区、市在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排序与人均GDP的排序较为一致，其中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上海、浙江、安徽、湖南、广东、海南的两者排序基本一致，其排序差小于3位，说明环境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程度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如果不重视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不注重创造有利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环境，那么男女两性就难以平等分享环境资源，妇女发展往往受到制约；相反，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却可以在环境领域达到较高程度的性别平等。从表12可以看到，福建、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程度，而山西、云南、甘肃、青海等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排名则明显优于其人均GDP的排名。
七、中国及各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评估
从各个领域的综合情况看，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也取得了较快的进步。2004年，全国综合指数达到68.23分，比2000年提高了2.12分。就各个领域而言，虽然状况逐年改善，但各领域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见表9）教育和健康领域的指数分别达到了82.32分和80.13分，遥遥领先于其它领域；经济领域、家庭领域以及环境领域的评价指数也达到了60分以上，而在政治和决策参与领域，我国的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状况还亟待改善。
2000年与2004年中国各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总体状况及其变化情况可在图1、图2中得到反映。
与2000年相比，2004年各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数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提高幅度最大的是环境领域和教育领域，分别增加了5.45分和4.28分；而政治和决策参与领域的进步幅度最小，仅提高了0.58分。
从各地区的情况看，2004年，北京的综合指数值达到了77.95分，位居各省区市之首，上海、天津紧随其后，分值也在70分以上。此外，位于北方的河北、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新疆和南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广东其综合指数也相对较高，居于前10位之中；东部沿海的浙江、江苏、山东、福建和中部的山西、河南、湖南、湖北以及位处西部的广西、宁夏、四川等得分居中；而中部地区的安徽、江西和西部的陕西、重庆、青海、云南、贵州、甘肃、及南部的海南等省区市综合指数相对较低，处于后10名之列。
与2000年相比，2004年中国各省区市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增幅最大的是西部社会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的（6.22）、贵州（3.59），青海、宁夏、广东、新疆、安徽、河南、吉林、湖南、广西、山西、甘肃、湖北等12个省区市的增幅也在两分以上。福建、山东、辽宁、天津、云南以及重庆6个省区市的增幅相对较小，在1分以内。由于各省区市增幅的不等，也导致其在全国排序中位次的波动。（见表10）
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在不同领域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各省区市综合指数排名的波动。宁夏排序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其在健康领域指数的大幅度增加，同时其在教育和政治与决策参与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弥补了其在经济领域得分的下降；广东是教育和经济领域的增幅显著。重庆除了在教育领域有所改善，在健康、经济和政治与决策参与等方面均有所下滑，从而导致了其排名的大幅度下跌；而浙江尽管各个领域的得分均有小幅度提高，但是相对于其它省份的增幅太小，从而使其排名下滑；福建在健康领域有相对显著的下降影响了其排名的下滑，山东和云南排名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与决策参与方面的下降所致。
社会经济的发展会为国家和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和条件，但是并不会必然带来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改善，这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共识，我们的评估结果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各省区市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的排序与人均GDP的排序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相关关系。人均GDP较低的10个省区市，其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的排名也大体处于全国的后10位；但是人均GDP达到16000元以上的9个省区市中，浙江、江苏、福建、山东等地区，其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名却在10名以后；而河北、内蒙、新疆以及吉林等省区虽然人均GDP在全国处于中间位置，但是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却居于全国前列。（见表11、表12）一般而言，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6个分领域中，健康、教育、环境的部分指标对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依赖性，而经济、政治与决策、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依赖性较弱，而与政府是否制定并实施了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关系密切。
与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改善一样，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发展，也并不必然改善和提高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2003年中国各省区市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序与2004年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综合指数排序之间的错位也反映了这一点。
上述三种社会发展评估指数排序的错位说明，必须积极推进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到所有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政策和项目的主流，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实现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和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同步，提高和改善国家和地区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整体水平，造福于子孙后代。
何谓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是对人们通常所说的幸福感的一种量化，即人们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的满意度方面的评价。幸福指数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的。他认为，幸福=效用/欲望。也就是说，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他还把影响效用的因素分为物质财富、健康长寿、环境改善、社会公正、人的自尊五大类。英国心理学家罗斯威尔等通过长时间的研究后认为，真正的幸福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即幸福=P+5E+3H。其中，P代表个人性格，包括个性、应变能力、适应能力、人生观、世界观、忍耐力等；E代表生存需求，包括健康、交友状况、财富等；H代表高级心理需求，包括自尊、自我期许、雄心、幽默感等。澳大利亚心理学家库克则将幸福指数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个人幸福指数，包括人们自己的生活水平、健康状况、在生活中所取得的成就、人际关系、安全状况、社会参与、未来保障等方面；另一种是国家幸福指数，包括人们对国家当前的经济形势、自然环境状况、社会状况、政府、商业形势、国家安全状况等多个方面的评价。
我国学者对幸福指数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幸福指数及其指标体系进行研究、提出看法。有的学者指出，幸福指数反映的是人们的幸福感，主要包括人们对生活总体以及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快乐感、由于潜能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还有学者指出，幸福指数是人们根据一定价值标准对自身生活状态所作出的满意度评价，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发展水平、历史文化背景、个人所处社会阶层、个人生存状况和改善预期及其实现程度。也有的学者把幸福指数具体化为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要素构成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
幸福指数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呢？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固然很多，但经济无疑是最根本的因素之一。没有一定物质财富的积累和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根本谈不上国民的幸福。据有关调查报告显示，在当代中国，人们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贫穷，大约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一些非物质因素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才会越来越大。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之后，人们对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安全保障以及社会公平等非经济因素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强烈。此外，由于幸福与人们的主观感受分不开，因此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不同的文化教育、等也会影响人们对幸福的评价。
国民幸福指数有什么作用
一个国家把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说明大多数社会成员已经开始摆脱基本生存需求的制约而产生了更高层次的需求，标志着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我国而言，通过各种调查统计来研究国民幸福指数，有助于我们了解国民的情绪变化和需求层次、准确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要求，进而制定更具科学性和针对性的政策，促进社会全面发展。
国民幸福指数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风向标”。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从单纯追求经济发展指标特别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到开始关注包括幸福指数在内的人文社会环境指标、强调社会个体的内在体验和感受，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重视并用好国民幸福指数，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国民幸福指数是社会全面进步的“测量仪”。一般来说，衡量一个社会发展进步与否，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能否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能否很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需求，能否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最大利益、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从这些标准来看，我国以往比较重视的GDP等仅仅反映经济增长情况的指标，是难以全面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状况的，并且在实践中可能导致政策选择上的片面化。从一定意义上说，GDP是一个侧重于物质方面的量化指标，国民的福利增长、身体健康以及精神状况等不可能充分体现在GDP数字之中；而反映国民整体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则是一种更加全面、人性化的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GDP指标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使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指标更加全面、科学、完善。
国民幸福指数是社会良性运转的“晴雨表”。社会要良性运转，关键是要和谐稳定。而社会能否实现和谐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大社会成员的幸福感如何。如果一个社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国民幸福指数却不能随之提高甚至出现下滑，那么就有必要对社会发展的整体走向和政策导向进行认真反思。国民幸福指数可以反映社会需求结构的态势、社会运行机制的效能、社会整合程度的状况，观察国民幸福指数可以为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尤其是在社会变革和转型时期，国民的判断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社会变革和转型的效果，而国民幸福指数走势正是国民判断和选择的重要预测指标。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密切关注各项重大政策对人民群众整体幸福感的影响，关注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和走势，关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状况，将其作为社会良性运转的“晴雨表”，对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何提高国民幸福指数
国民幸福指数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体系，内涵丰富，涉及面广。这也决定了提高国民幸福指数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多层次进行努力。毋庸置疑，人的幸福感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之上的，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自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因素的影响最大，生活富裕、物质财富充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人们的幸福感。相反，经济条件差、物质生活水平低则会大大降低人们的幸福感。同时，政治建设方面的民主状况、法治状况，文化建设方面的精神文明状况、国民教育状况，社会建设方面的就业状况、社会保障状况、安全稳定状况，生态建设方面的自然环境状况，以及个人的家庭状况、教育状况、健康状况、职业状况等，都对人的幸福感、对国民幸福指数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要提高国民幸福指数，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大力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不断提高社会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程度。从我国当前实际出发，提高国民幸福指数尤其应在以下两个方面着力。
企业财务会计的存在和发展必然受到本国多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客观因素的情况直接决定了企业财务会计发展的途径和方向，所以这也就造成了全世界各国企业财务会计的的不同和差异，这就使得企业财务会计这一概念带有非常明显的社会特征。本文主要探讨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财务会计发展及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方面的影响，认为企业财务会计在经济管理活动中应与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协调发展。
二、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财务会计发展的影响
在众多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因素当中，能够形象到企业财务会计的有很多，例如：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法律等，其中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是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财务会计发展的影响主要有：（1）经济体制。纵观世界各国的企业财务会计准则，其产生和发展的轨迹都与经济体制息息相关，可以这么说，体制的不同导致了企业财务会计理论和方法在各国的不同，这也就使得每个国家所指定的企业财务会计规范也不尽相同。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整个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经济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在宏观上要求市场作为经济活动的风向标和主体，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主要利用各种经济杠杆作用来对市场进行引导调节，把好机制关；在微观的层面，就要求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应该建立完整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市场的规律，独立自主的完成经营活动。为与此种特征相适应，企业财务会计计量的客观公正性就显得至关重要，相关财务信息能否及时有效的反馈对企业的发展决策是息息相关的。（2）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财务会计的发展水平一定是受到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的，企业财务会计的发展和水平必须与社会的实际经济状况相适应，可以说商品经济的发展需求就是企业财务会计产生和发展的源动力。任何新的企业财务会计思想的发生发展和企业财务会计准则的确立，都是和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社会的经济状况密不可分的，可以说企业财务会计就是经济发展的伴生物。由此，我们可知经济水平的高低，发展速度的快慢是企业财务会计制度发展的主动力。（3）知识经济。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知识经济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下，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企业财务会计这一领域也面临着改革和发展的严峻挑战，这种挑战带来的不仅仅是压力，更多的带来的是发展的机遇。知识经济的核心就是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核心和依托，摒弃了以往一贯的依赖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传统细想。知识经济不断的发展，必将带来新一轮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契机，当然作为经济伴生物的企业财务会计也必将获得巨大的发展机遇。另外知识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也为发展企业财务会计提供了可能，为其提供诸如计算机、网络等一系列便捷的设备，这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提高了企业财务会计工作的手段。
三、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的影响
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是指企业对未提供的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和某一企业财务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文件。从这一概念我们不难看出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对企业决策的重要性，对企业财务会计报告起到根本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两项：一是国家的经济状况以及相关的政策法规；二就是使用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使用者的实际需求。现如今，随着科技和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认知观、思想观都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导致传统的企业财务会计信息与实际的社会经济严重脱轨，甚至与现实的经济发展需求背道而驰，这种情况的出现和愈演愈烈都已经说明传统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制度的改革刻不容缓。（1）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财务会计发展及对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的影响。所谓知识经济是一种直接依靠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的经济，由传统的工业经济发展而来、并与其相区别。与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相比，它有如下特征：一是落知识资本取代资本资产的首要地位，提高了无形资产的重要性。它们取代了传统经济形态下资本资产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二是新经济形态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责任观”日益受到重视，它要求经济、高效的利用资源；三是信息高速传递，信息产业崛起为改革传统的信息传递手段提供了条件。（2）知识经济条件下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的内容。新经济形态对企业财务会计的贡献在于它扩大了传统企业财务会计的视野，弥补了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系统的不足，它是对传统企业财务会计继承基础上的新发展，它把企业财务会计特有的确认、计量核算和报告拓展到了知识的领域。一份完整的财务报告在报告之外还应该涵盖和说明与之相关的情况信息以及先关资料。其中，财务报表有报表本身及其附注两部分构成。附注是财务报表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报表至少应当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3）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的表现形式。在传统的信息传输技术条件下，以报表的方式来交换信息已被实践证明是最有效和最节约成本的方式。这种方式一直沿袭了几千年，成为国际通用的信息传递方式。但这种方式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表现在：一是以数字为主，只揭示少量的非数字信息，一方面导致许多难以定量的信息不能充分批露，另一方面，这种方式不直观，它要求信息使用者有较高的素质；二是时效要求严格，企业财务会计是否重要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状况，简言之就是经济发展的水平越高，其企业财务会计的作用就越大，在企业财务会计界当中始终不变的话题就是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问题。在新经济经济形态下，要提高企业财务会计信息质量，我们不但要研究新经济时代的企业财务会计环境的特征，完善企业财务会计理论，还要加强企业财务会计队伍的培训，把现代化的技术应用于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模式之中。
摘要：本文梳理了妇女发展评价指标的研究现状，依据对中国社会经济就业领域中性别平等发展目标和优先问题的讨论，借鉴国内外常用的经济性别平等监测评估指标研究成果，研究构建了评估农村留守妇女发展情况的指标框架和重点指标。
关键词：农村留守妇女；发展情况；评价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3-0077-02
妇女发展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对妇女发展的评价经历了从“妇女解放”、“妇女地位”、“妇女参与发展”框架指标初设，到“社会性别和发展”指标体系建立的过程。妇女评价体系的内容日趋完善，改变了人们在社会与经济发展问题之外谈论男女平等、女性发展的局面。研究我国脱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的农村留守妇女发展评价指标，对认识留守妇女发展的特点，反映现阶段农村男女平等的实现程度，寻求提高留守妇女全面发展水平的方法和途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妇女发展评价指标研究框架
我国对妇女发展问题的重视和研究起步较晚。从1949年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到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初步对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家庭等的权利和地位做出具体规定。199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了妇女在政治、文化教育、劳动、财产、人身、婚姻家庭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至此，我国评价妇女地位、发展状况有了具体的框架指标。
1994年6月，务院新闻办公室了《中国妇女的状况》白皮书，从中国妇女的历史性解放、平等的法律地位、在经济领域中的平等权利与重要作用、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充分发展、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平等地位、中国妇女权益的组织保障、积极参与国际妇女活动等指标出发，对我国妇女发展状况进行了全面评价。2015年9月，我国政府再次了《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白皮书，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机制保障、妇女与经济、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妇女与决策管理、妇女与环境、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法治保障、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以更客观的指标对我国妇女发展状况进行了具体和深入的评价。201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确定了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妇女与法律、妇女与环境六个优先发展领域的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这为建立有效的妇女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多年来，妇女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观点有：谭琳研究设定了教育、就业、婚姻、生育和女性标准化死亡率5个方面共19个指标的妇女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刘爽从健康状况、文化教育状况、劳动就业状况、婚姻家庭状况和其他方面，构建了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陈坤木认为，反映妇女地位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应该有女性生命周期、教育水平、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健康、计划生育、家庭地位、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9个方面；韦惠兰、杨琰构建了经济、政治、社会、家庭及文化5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39个三级具体指标体系；崔凤垣研究了妇女社会地位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涉及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婚姻家庭、健康6个领域共37个主要指标和支持性指标。由此可见，妇女发展评价指标的维度主要涉及文化教育、婚姻家庭、经济地位、健康、政治权利、就业工作、社会地位等方面，以提高妇女的整体素质为出发点，把妇女发展的主题贯穿始终。
二、农村留守妇女发展指标研究
农村留守妇女现象已经持续30多年，她们成为农村生产和建设的主力军、社区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和家庭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因此，全面调查、评估农村留守妇女的发展现状，寻求提高留守妇女发展水平的方法和途径，促进农村留守妇女全面发展，是脱贫攻坚的重要任务。
鉴于目前妇女发展评价指标的研究现状，依据对中国社会经济就业领域性别平等发展目标和优先问题的讨论，借鉴国内外常用的经济性别平等监测评估指标研究成果，本文对构成留守妇女综合发展指数的具体评估指标进行替代性调整，确定的农村留守妇女发展重点指标包含7个维度，并根据指标的重要性和可用数据的质量，在计算综合指数时对各子指标领域的综合指数和各项具体指标赋予了不同的权数。农村留守妇女发展状况评价指标使用的两个一级指标、7个具体指标。
（一）农村留守妇女个体发展指标体系
1.农村留守妇女婚姻和家庭地位状况维度及指标。农村留守妇女婚姻和家庭地位状况维度下设13项指标，包括夫妻之间的联系方式、沟通交流内容、两性生活、家庭决策权、劳动分工等。妇女的婚姻及家庭地位反映了妇女所处的社会环境，包括婚姻关系、家庭责任和家庭两性成员对资源和机会的公平分享。因此，这13项指标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妇女婚姻及家庭地位的现实状况，也被参与评价者所接受。
2.农村留守妇女家庭经济状况维度及指标。农村留守妇女家庭经济状况维度下设8项指标，具体包括家庭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主要经济支出、夫妻各自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家庭生活耐用品、经济支配权等。在中国，农村妇女的基本经济资源是“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及从事有酬社会劳动的机会。经济收入和价值回报关系到农村妇女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水平与经济安全，是经济性别平等的重要方面，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妇女家庭经济的现实状况。
3.农村留守妇女身体健康与心理状况维度及指标。农村留守妇女身体健康与心理状况维度下设6项指标，包括身体状况、就医情况、心理压力、心理愿景等，重点要了解妇女健康保健意识、医疗保障状况和心理健康主观感受。近年来，农村妇女生育等方面的生命安全问题基本得到保障，但身体健康改善、保健意识、心理健康等内容是妇女全面发展的重要关注点。
（二）农村留守妇女社会发展指标
1.农村留守妇女娱乐活动与自我发展维度及指标。在指标体系的研究中，专门设计了农村留守妇女娱乐活动与自我发展的维度和下属4项指标，包括娱乐闲暇活动、参加组织协会、参加培训意愿、学习发展信息获取等。农村妇女的娱乐活动主要体现她们拥有休闲的时间，以及在该时间内从事活动的内容两个方面。农村妇女在务农和家务劳动以外，是否有时间参加相关组织协会，参加培训，直接反映妇女的发展状况，是评价其发展的重要依据之一。
2.农村留守妇女享受政治权利维度及指标。农村留守妇女享受政治权利维度下设的3个指标，能够解释该维度内容，具体指标有基层管理者的选举权、人大代表的选举权及与男性平等的各权利。妇女对政治权利的享受，表明妇女在国家政治经济中所处的真实地位，以及男女享有政治权利的差异，是妇女发展的重要标志。
3.农村留守妇女生产劳动及社会环境现状维度及指标。农村留守妇女生产劳动及社会环境现状维度下设7项指标，包括家庭耕地面积、生产结构、生产劳动时间、农业生产困难、交往群体等。妇女生产劳动强度、时间长度及劳动环境问题，是妇女发展评价中普遍关注的问题，对该系列指标的关注能够更好地对农村妇女发展进行评价。
4.农村留守妇女子女教育状况维度及指标。农村留守妇女子女教育状况维度包含7个指标，主要是子女教育责任、亲子交流、管教方式、子女教育困难、子女期望值等。农村妇女对子女的教育直接影响下一代的成长成才，因此，农村妇女对子女教育的认识状况、管教方法和教育要求，无疑是衡量妇女发展水平的重要方面之一。
三、结语
农村留守妇女发展状况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在客观评价数据的基础上深刻地反映农村留守妇女自身发展的实际状况，与客观数据结合在一起分析将更具有说服力。同时，由于地域文化和留守个体的差别，各个维度指标并非平均地体现出农村留守妇女的发展现状，存在一定的地域性差异。
参考文献：
[1]蒋永萍.经济领域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研究与应用[J].妇女研究论丛，2006，（12）.
[2]侯公林，洪顺姬.妇女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进展的研究[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8，（12）.
一、人的安全理论的发展及问题的提出
“安全理论”虽没有系统明确的体系，但仍可谓源远流长，从部族、国家的产生开始，就开始萦绕着人们。古今中外思想家、学者们都曾试图想给出一个具体、明确的概念，却始终没有统一的认识。
（一）人的安全理论的发展
殷周时期，我国一些思想家从民心向背对政治稳定影响的角度，阐释了早期的安全观。如《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管子?牧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英国学者巴里?布赞将安全定义为对“免于威胁的追求”，显示“国家和领土完整，反对敌对势力的能力”[1]。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认为，安全意味着和平与对和平的维护[2]。思想家们对于“安全”的界定往往是局限于国家的范畴，一提到“安全”首先想到的是国家安全。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人们对“安全”所包含的内容有了新的衍生，已涉及个人、群体领域。为了便于研究和区分，前者被人们称为传统安全观，后者被称为非传统安全观。
“罗马俱乐部”的知名学者、工程师和科学家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人类处于转折点》等几份著名的研究报告，预警人类可能发生某些非军事性灾难，最先提出了非传统安全的问题（是指来自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对社会各元素，包括个人、群体及全人类非军事威胁和侵害）[3]。批判安全研究强调个体安全重于国家安全，突破了传统安全各流派以国家安全为中心的认识，更加倾向于非传统安全流派中的个人和群体的地位。受到批判安全研究的影响，女性主义安全研究视角也得到拓展，把研究范围广泛的各种对象作为女性可能受到威胁的安全客体，从社会性别角度批判地研究各个维度上以及层次上的安全问题。这其中已经涉及“人的安全”领域。
无疑，人的安全理论是对以往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的进一步发展，是对批判安全研究流派的继承，又是对女权主义学派的补充，更加注重向“人”这个维度倾斜，同时也越来越符合“以人为本”理念的要求。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大，环境复杂，各地呈现出的人的安全问题又各具特色。显然，批判发展的人的安全理论是难以完全解释中国式的人的安全问题，但对人的安全理论的现实需求无疑为其寻求市场提供了颇为充足的理由。已有学者对人的安全理论的实践操作进行了出色探讨，如封永平《安全新概念：人的安全解析》等[4]。
（二）问题的提出
江西省地处我国中部，典型的农业大省。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较快。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的留守现象越来越严重，其中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状况颇令人担忧。笔者认为，根源于西方的人的安全理论也许能够为我省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留守儿童人身安全的平衡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为了说明问题，笔者尝试根据现实数据，展示和分析我省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留守儿童人身安全现状，并运用人的安全理论解决当前农村面临的困境。
二、江西农村经济发展、留守儿童人身安全状况
（一）江西农业经济发展情况
1.农业增长情况
江西是中部地区农业大省，农业经济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49年，全省农林牧渔业现价总产值仅9.9亿元，1978年为49.3亿元，2008年达到1 680.5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1949年和1978年分别增长12.8倍和3.9倍，年均分别递增4.5%和5.5%。2011年我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2 207.27亿元，同比增长16.13%（按现价计算）[5]。
2.农村家庭收入情况
2007至2011年，我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迅速增长，由4 098元增加到6 892元，增幅较大[6]。
3.农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农民生活质量方面，2008年，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达3 309元，比1949年和1978年分别增长44.3倍和31.8倍，年均分别递增6.6%和12.3%。2011年农民人均生活支出数额又有明显变化，达到4 660元，用于文化教育娱乐及服务的占6.8%，较2007年稍低，但用于衣着、医疗保健的比例明显增加，再也不是一年到头穿不上新衣、看不起病的状态。从2008年起，江西省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明显降低了，已由1957年的66.1%下降到49.4%[6]。
4.江西农村人口外出务工情况
截至2013年全省乡村人口2 493.09万，占全省总人口的55.35%（全省人口总数为4 503.93万），全年农民外出务工人员756.3万，占全省乡村人口总数的30.33%。截至2012年末，全省乡村人口年龄在20―45岁之间的占39.48%。
（二）目前江西农村的安全状况
近年，我省农村留守儿童人身安全受到伤害案件有增多趋势，见诸报端的有：2012年5月宜春天台镇5名农村留守儿童意外溺水事件、万年县一城中村住房起火，一对5岁和3岁的留守小兄妹不幸遇难；2012年12月江西贵溪校车落水11名儿童遇难事件；2013年瑞昌6名女童遭老师性侵；2013年6月南昌市红谷滩新区3个亲兄妹在村口一池塘旁边洗衣戏水时，全部溺水身亡事件等。可见农村留守人员的人身安全状况颇令人担忧。
三、困境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升的同时，我省农村“留守现象”严重，留守儿童人身安全问题尤为突出。青壮年大部分外出务工，大大削弱了农村安全防范能力，间接催生了涉及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事件。根据如上材料的佐证，可以发现，随着江西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留守人员的安全状况陷入一种非正常的“病态困境”，可以表述为：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留守人员的安全状况不容乐观；农民为了生活得更好，又不得不隐忍这种糟糕的安全状况存在，从而造成了一种矛盾的“恶性循环”，也是一种暂时难以挣脱的“困境”。
四、维护农村留守儿童人身安全的出路
如何解决当前江西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留守儿童的安全这一“困境”？最理想的状态是达到“双赢”，是寻求在“零和”中农村经济发展的“赢”与人的安全的“输”两者达到一种平衡，或者是“1+1=2”的累积状态，而不是近乎“1+1=0”的“零和”状态，即达到农村经济既发展迅速，农村留守人员人身安全又得到有效保障的“1+1=2”的累积状态。这里最关键的还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从人的安全理论维度出发，注重农村留守人员的人身安全的维护。因为“人的安全从根本上是主动的，积极主动地预防，比在危机已经明显的情况下再采取措施更有效，代价也是最低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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