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企业规模 规模经济 现状 认识
随着我国加入WTO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我国的各行业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市场环境。企业作为国家竞争的微观主体，其竞争能力也是决定一国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面对日趋白热化的国际竞争，特别是来自国外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尽快打造“中国企业的航母”，以更好实现规模经济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已成为各界共识，国家为此也专门制定了重点培育几十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战略和措施。本文以目前国内企业对企业规模与规模经济存在的一些认识误区为切入点，提出我国实施大企业战略需要深化的几点认识。
1 规模经济——大企业战略的基础
一般认为，大企业的优势主要源自于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即技术的演进是大企业得以产生和的根本性原因。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这种认识，也是我们现有的关于大企业知识的主要理论渊源，它为我们指出了企业规模扩张的内在动因。
规模经济一般指的是规模与成本的关系，当平均成本随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数量的增加而下降时，就出现了规模经济。如图1所示，在达到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M（最低有效规模，MES）之前，当产量从Q1增至Q2时，平均成本也相应由AC1降至AC2。这里M点非常重要，它的经济学意义是，企业在选择生产能力规模或进行投资时，至少要大于这一产量水平。规模经济性决定了市场上每个竞争者为了继续生存所必须占有的市场份额，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在某一产业中进行竞争并能获利的企业数目的上限。
2 我国企业规模经济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主要行业的规模结构有了根本的改观，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距离。例如，代表着中国内地大企业总体发展水平的“中国500强”，其1998年度的平均资产规模、销售收入、人均利润、人均收入、资产利润率及销售利润率仅相当于当年“全球500强”平均水平的0.9%、1.7%、12.3%、9.5%、24.7%及131.6%；是当年“全美500强”平均水平的2.5%、3.5%、9.1%、10.7%、12.0%及86.2%。
总体上，我国工业企业的“规模经济”并不是处处可见的东西；不仅如此，也有很多经济学家甚至发现，“规模不经济”是中国工业企业的典型特征（张军，2002）。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面临挑战的行业大多属于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一般都有很高的规模经济要求和技术素质要求，只有大规模生产才能降低成本，保证产品在价格上的竞争力；只有大规模投入才能形成自主开发能力，保持产品在技术上的竞争力。因此，改变目前中国企业规模结构现状，有效实现规模经济，增强企业竞争力已显得十分迫切。为此，国内企业也纷纷制定了实现企业规模扩张的长远规划。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冷静看到，国内一些企业对企业规模与规模经济的认识仍存在误区，比如在企业规模的确定上，片面强调越大越经济，却忽视了规模经济实现的条件，结果出现越大越笨、越笨越死的局面；在规模经济层次的把握上，混同工厂规模经济与企业规模经济，致使企业难以针对自身症结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在规模经济的实现上，错把规模当作效率的原因，致使企业本末倒置，缺乏应有的市场竞争力等等。因此，在我国企业致力于打造中国的“企业航母”、实现民族经济振兴的时候，重新深化对企业规模与规模经济的认识应是十分有益的。
3 深化对企业规模与规模经济的认识
3.1 区分规模经济的两个不同层次：工厂规模经济与企业规模经济
工厂规模经济主要是指因大批量生产能够采用更先进的工艺，更大型、更专业化的设备，实现标准化、专业化和简单化作业，从而大量减少单位产品的设备投资，大量节约原材料和能源。而企业规模经济形成的原因主要是，企业规模的放大使企业的经营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有可能经得起暂时的亏损，有能力开发风险大但同时盈利性也更大的产品，可以大量减少广告促销费用，有利于发挥现在商标和企业商誉的潜在价值等。它可以指生产经营同类产品的若干个工厂（或生产线）实现横向一体化，或处于生产经营过程不同阶段的工厂（或生产线）实现纵向一体化，以及生产经营多样化等三种途径所产生的规模效益。工厂规模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性，而企业的规模经济性要相对小得多。一般来说，工厂规模的扩大，会导致规模经济的出现，而对于仅仅是企业规模的扩大，应持警戒的态度。
从上讲，规模的性首先是工厂规模经济，在此基础上，再追求规模经济。没有工厂规模经济的企业规模如无源之水，是难以长久的。实际上，我国不少企业首先急待解决的即是工厂规模经济，这在机械、、汽车、炼油、和钢铁等行业中表现尤为突出。这种工厂规模不经济严重了企业的创利能力，也使大企业缺乏成长的空间。因此，重新明确工厂规模与企业规模的区别，有利于企业辨别自身规模经济的缺乏来自哪一层次，从而对症下药，制定正确的规划，避免盲目扩张，形成有规模无效益的局面。
3.2 规模经济必须基于加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规模不等于效率，规模是效率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企业规模只有与其竞争力挂起钩来才会显出实际意义。
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观点，核心竞争力是指某一组织内部一系列互补的技能和知识的结合，它具有使一项或多项业务达到竞争领域一流水平、具有明显优势的能力。核心竞争力主要包括核心技术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对外影响能力和应变能力，其中创新是核心竞争力的灵魂，主导产品（服务）是核心竞争力的精髓。
核心竞争力的概念对于正在致力于规模扩张的大企业来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公司在一定时期所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且其采取不同活动所能产生规模经济的潜力是不同的，因此集中公司资源，在企业价值链中选取最能创造价值的“战略环节”，致力于形成有竞争力的规模优势就显得格外重要。近年来，随着竞争的加剧，一些企业不再单纯追求经营规模的扩大，而是通过分拆、重组、将不相关的业务出卖，或变成独立的公司，甚至缩小企业的规模，使之集中于主业，从而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种变化即是基于对规模的重新理解，即规模不只是总的规模，而是具体在某些产品、产业上的规模和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能力带来企业规模扩张，而规模优势又强化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企业只有注意突出主营行业优势，明确企业的规模、产业边界，加强培养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形成专业化的规模优势，才能取得成功。
3.3 理解规模经济须动态化
规模经济的大小一般也会随着产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当技术获得发展、产业渐趋成熟的时候，规模经济也常常随之增加。然而，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例如，在钢铁产业，微型工厂技术取代了传统的垂直整合工厂，大大降低了最低有效规模的水平。同时，这些变化未必一定均匀地出现在公司的所有活动中。有时，改变规模经济并不导致公司规模的直接扩大，而很可能激发某一产业的重新配置和促使垂直链中某一具体阶段的专业厂商的出现。
技术进步的日新月异决定了规模经济概念的动态化，也意味着公司的有效规模应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因此，规模经济包含的实际上是一个适度规模、有效规模，实务中切忌将其教条化。
3.4 规模经济：技术和制度的双重观点
如前文所述，技术水平是决定规模经济的重要因素，而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因素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力。
规模经济的实现受内、外部条件的共同影响。从规模经济的外部条件来看，除了一国的经济与发展水平和市场容量影响规模经济外，交易效率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在市场的制度层面，产权界定不清、信息公开程度低、法制软弱、市场封锁，在基础设施上，运输途径狭窄、运输成本高、信息传递慢，则市场半径必然很小、市场的规模难以扩大，分工、专业化和规模化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从内部条件考虑，企业的管理水平是影响规模经济实现的重要因素。规模经济要求各种要素能够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以适当的方式组合起来，而且规模越大，这种组织工作的复杂性也在提高，对管理的要求也就大大提高。管理除了技术性的因素以外，由于信息不对称所招致的也很突出。所以，规模经济还要求健全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
对我国目前的大企业来说，所谓“企业规模”及其竞争力，已不仅仅是技术概念，更重要的是体制和机制概念，由这一点看来，中国企业要真正做大做强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需要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1 刘怀德.论国有经济的规模控制[J].经济，2001(6)
2 胡钧.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J].经济学动态，2000(11)
3 于立.实施大企业战略应澄清的几个问题[J].中国经济，1998(2)
4 宋云.并购战略与规模经济.企业改革与管理，2002(3)
5 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关键词】企业；规模扩张；规模经济
关于企业层次的规模经济，目前广为流行的理论观点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规模经济概念，另一种是交易费用理论所讲的企业规模边界概念。这两种观点似乎都有欠缺之处：前者太过狭窄了，因为它仅局限于技术经济意义上认识规模经济；后者却又太笼统了，因为以交易费用这样一个外延如此宽广的概念去界定所谓的企业规模边界，无论如何都是太过宽泛了。本文考察了理论经济学对企业规模经济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拓展了规模经济的概念，提出了企业规模经济的四种形态。
1 技术经济意义的企业规模经济形态
企业何以扩张规模，从而实现企业组织的大型化？首先来考察传统经济学是如何解释这个问题的。谈到传统经济学对企业规模问题的论述，就不能不提到A.马歇尔。马歇尔把分工及生产专业化与规模经济联系起来。仅就这一点而论，已是一个理论创见，因为企业组织之间的分工（所谓行业内分工）确实是研究企业规模扩张的一个视角，而这一点在马歇尔之前一直未受到其他经济学家们的充分重视。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马歇尔提出了大规模生产的好处，他说：“大规模生产的主要利益，是技术的经济、机械的经济和原料的经济，但最后一项与其他两项相比，正在迅速失去重要性”。换言之，经济规模主要是生产规模，核心内容是技术设备的经济规模。这一思想，后来成为新古典经济学谈论规模经济理论的主要依据。依此，马歇尔把规模经济归结为两类，即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他写道：“我们可把任何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之扩大而发生的经济分为两类：第一是有赖于这工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第二是有赖于从事这工业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我们可称前者为外在经济，后者为内在经济。”显然，马歇尔是从企业的角度来划分规模经济的种类的，所谓“外在”和“内在”都是相对于企业而言的。
马歇尔关于规模经济的论述，在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者那里被高度简略化了。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所讲的经济规模，专指单一生产单位（企业、工厂或车间）的单纯技术经济意义的的规模：另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规模经济，只涉及到马歇尔所讲的内在经济，而且还只是一种特定意义的内在经济，即一种与生产设备之技术不可分性相关联的内在经济。
2 空间意义上的规模经济形态
仔细阅读《经济学原理》一书便能发现，其实马歇尔已经隐然触及到企业聚集规模现象了。他曾说，一些专业化生产的工业总是集中在某一局部空间上（他称之为“地方性工业”）。但问题在于，马歇尔只是将这种现象与行业生产特点联系在一起，而没有从空间意义上去认识这种现象；他试图用外在经济这个概念去解释这种现象，而问题恰恰就出在他的外在经济概念上。
聚集规模经济的存在对单个企业的规模扩张的作用是双重性质的：一方面，当聚集经济表现为正的外在经济时，由于众多企业彼此都享受着外在经济的好处，亦即外部市场的交易费用是较低的，此时单个企业并不存在规模扩张的客观需要；二是，产生了组织分化的倾向，即把企业组织内部的某些职能分化出去，通过外部市场交易来完成。
3 企业多元化经营与范围经济
与外在规模经济概念相关联的，除了上述的聚集经济这一形态之外，还包含着另一种形态的规模经济，这就是建立在多样化经营基础上的规模经济，我们称之为范围经济。
按照古典分工理论，分工导致了生产的专业化并伴随着技术进步，因而往往意味着专业化的大规模生产。可是，当某些产业的进入门槛不高并且不存在自然或人为垄断时，专业化的大规模生产便往往会导致产业内的过度竞争。此时，企业生产所面临的最大制约就是市场容量不足，生产极易出现过剩。
问题的另一面在于，产业内的激烈竞争对企业形成一种强大的外在压力，迫使企业千方百计地去寻求新产品、新的花色品种、新的使用功能、新的制造工艺，总之追求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能力上的优势。这是因为，一旦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成功，至少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成熟期之前，往往意味着企业实际上处于市场寡占地位，因而可获取可观的超额利润，可以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4 与资产专用性相关的企业规模经济形态
市场和政府各占多少的问题和经济学一样古老，因此，政府规模对经济与社会的影响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由于对发展认识的不同，政府规模研究经历三个主要阶段的变化。从庇古时期的“守夜人”的政府，到凯恩斯主义时期的全能政府，再到公共选择理论的适度规模政府。政府规模的研究首先经历了研究政府规模大小及其理论解释阶段和适度政府规模研究阶段。虽然研究的内容有一定的区别，但这两个阶段政府规模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所关注的最终目的都是经济增长。
新古典主义理论从需求和供给方面来解释政府规模的扩大问题。政府规模的扩大是由于纠正市场失灵和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因此政府规模扩大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张尤其是投资的扩张会对其他部门产生挤出效应。政府选择过度参与和监管经济，损害经济增长和公民生活质量。但是这些理论只解释了政府规模如何影响经济和社会，却解释不了政府规模大小也好、适度也罢。这种调整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依据生态经济学的观点，经济增长是有限的，而质量的改善是无限的。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和国民生活质量的改善，那么政府规模的大小就应该与国民福利的增长联系起来。因此，新的阶段政府规模的研究应实现转型，不仅仅限于研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但是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政府规模的扩大应该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密切相关，即评价政府工作的好坏应该是看社会福利的改善，而不是看GDP的增长。因此，有关政府规模的研究应实现面向福利增长的转型。
基于这些认识，本文深入研究了国内外有关政府规模研究的相关文献，并依据政府规模研究的理论解释将其分为三个阶段，提出新阶段政府规模的研究应该，向注重福利提高转型。并论述研究转型的理论根据和意义。
二、政府规模研究的演进
(一)政府规模的概念及界定
广义的政府规模指以职能和权力配置为基础，按一定组织原则建构的政府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政府规模包括内在规模和外在规模。内在规模指政府职能和行政权力的范围及结构，即职能规模和权力规模。外在规模是指政府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的数量、结构以及行政成本消耗的数量，即机构规模、人员规模和费用规模。”
政府规模对经济与社会影响的主要方面。表现在政府所掌握和调控的经济资源的规模和大小。国际上的研究主要采用政府总支出或各项目支出占GDP的比例作为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
(二)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转型前的政府规模研究及理论解释
考察国内外相关的文献，根据其依据的理论，政府规模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或层次。
第一阶段，对政府规模大小的研究和解释。早期对政府规模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研究政府规模的变化及探讨背后的理论解释。主要结论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规模逐渐增大。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注意到一个经验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部门逐渐增大，即瓦格纳法则(Wagner's Law)。鲍莫尔(Baumol)则推测，由于政府部门生产率低于其他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部门的产出成本将大于其他部门，而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价格无弹性，意味着随着需求的增长。只能以政府规模的扩大来满足，即所谓的鲍莫尔成本。
研究者依据新古典主义理论，从需求和供给方面来解释政府规模的扩大问题。大多数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是需求导致的。一方面由于要纠正市场失灵。要求公共部门进行干预：另一方面随着收入的增长，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增长，因此政府规模扩大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Kauand Rubin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是由于供给增加。因为技术进步使纳税经济活动增多及税收成本降低，从而使政府收入增加及劳动力供给增加，如果需求不变，则政府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
在实践上，现代政府早已摆脱庇古时期政府“守夜人”的角色，凯恩斯的大政府论在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之后备受推崇。总之，对于政府规模大小的争论永远不会停止，当经济高速增长。市场运行良好，人们就希望政府退回“守夜人”的角色。管得越少越好：而每当经济危机袭来，人们又很自然地期望政府充当“救市者”。
第二阶段，经济增长的适度政府规模研究。虽然公共选择理论同样很好地解释了政府规模扩大的原因，例如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利益集团、官僚体制和财政幻觉导致了政府规模的增长。但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规模研究的最大贡献是指出政府过度参与和监管经济会损害经济增长。公共选择理论指出政府中的官僚也是经济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官员函数中包含的变量包括薪酬、所在机构及人员规模、权利及地位等，这些变量与政府预算成正相关。因此，追求政府预算最大化是官员的目标。这种官员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导致了“政府失灵”，从而使经济和社会福利恶化。公共选择理论主张限制政府的干预，反对凯恩斯主义。Borcherdingand Lee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张尤其是投资的扩张会对其他部门产生挤出效应。政府规模的研究转到关注经济增长的适度政府规模阶段。
Ram、Rubinson和Kormendi and Meguire总结出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扩大致府的规模将促进经济增长。而Landau和Barro的研究认为。政府规模扩大会降低人均收入，不利于经济增长。Folster andHenrekson发现，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的关系，过度扩大政府的规模会造成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对于上述结果的不一致，一些学者发现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单调的关系。Grossman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和证明了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一种非线性关系。Armey证明并用曲线表达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称阿米曲线。而更进一步，Vedder and Gallaway、Pe，den等还证明了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存在最佳规模。
国内有关政府规模的研究并不多，而且主要侧重于研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与经济增长理论仍然占主导地位是分不开的。马栓友、李国柱、马树才和刘方等学者以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为政府规模指标，研究并估计了我国相对于经济增长的最优政府规模水平，得出大致相近的结果。
三、从经济增长到生活质量：政府规模研究的福利转型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占主导的情况下，对政府的评价是根据GDP和GDP的增长来判断的。但在发展已经定义为人的发展和福利提高的情况下，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政府规模的大小就应该与国民福利的增长联系起来。国际国内的研究者已经从实证上做出了尝试。
第三阶段：政府规模与福利关系的研究。近两年，国际上
关于政府规模研究的新动向是学者们开始关注政府规模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美国学者Antony Davies研究了政府规模对福利的影响。使用政府消费支出和政府投资支出分别占GDP的比例作为政府规模指标，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指标，利用15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相对于以HDI表征的社会福利，存在最优政府规模。发达国家DHI最大化的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为17％，政府投资支出占GDP比例为13％。总的最佳规模为30％。而发展中国家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与HDI正相关，政府投资支出占GDP的比例只有达到40％以后才对HDI有促进作用。
Christian Bi・rnskov等人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WVS)中生活满意度作为福利指标，用政府总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作为政府规模指标。实证分析74个国家的政府规模是否有利于或不利于生活满意度。研究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随着政府总消费支出的增长而下降。
国内有关政府规模与福利关系的研究，刘长生等首次研究政府支出规模与社会福利的关系。作者构建了社会福利指数，以政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政府规模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和最优规模估计，估计出我国最优政府总支出规模为39.21％。潘雷驰对政府支出的增长率和HDI两个时间序列进行分析，得出政府支出增长率的变动对人类发展指数变动的影响不显著。这些研究虽然使用的指标与国际上的研究相似，但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因此，值得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深入系统的研究，为我国政府规模与福利关系研究提供更全面的实证结果和理论基础。
四、政府规模研究福利转型的理论根据
(一)生态经济学是政府规模福利转型的理论基础
新古典理论从需求或供给方面可以解释政府规模扩大的原因，公共选择也可以说明过度的政府规模会对其他经济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但是这些理论只解释了政府规模如何和为什么会影响经济、社会，却解释不了政府掌握和调控经济资源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政府规模大小也好、适度也罢。这种调整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新崛起的生态经济学，作为对传统经济学的反思，在经济发展的目的和政府调控目标上可以解释上述问题。
1 新古典理论及传统增长理论是建立在以下两个主要假设基础上的，但是这些假设遇到了挑战
假设一：经济增长可以持续地带来福利增长。
假设二：福利的提高需要加强政府干预和扩大政府规模，以便纠正市场失灵。
第一，许多研究证明经济增长并不能带来福利的持续增长。Manfred Max-Neef提出“门槛假说”，即“在每一个国家似乎存在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带来生活质量的改进到达一个点，即门槛点，超过这个点，如果更多的经济增长，生活质量可能下降。”之后，生态经济学家的研究证明了经济增长存在福利门槛，超过这个门槛经济增长不再导致福利增长。
为了克服GDP作为福利测量的不足，Daly and Cobb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ndex 0f SustainabIe EconomicWelfare，ISEW)，Cobb又提出真实进步指标(GenuineProgress Indicator，GPll作为GNP替代指标来测量福利，发现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GNP持续增长但ISEW开始下降。之后ISEW被应用到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等国。计算不同国家的ISEW发现，ISEW随着GDP的增长会达到某一点，超过这点ISEW的增长出现停滞甚至下降。原因是经济增长引起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使得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没有全部转化为福利，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福利。生态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成为经济增长的福利门槛。这些研究显示经济增长不一定可以持续地带来福利增长，至少在发达国家是这样。
第二，相对于福利的提高，并非政府规模越大越好，最新研究显示存在福利增长的适度政府规模。前面介绍的Antony Davies的研究结论，即相对于以HDI表征的社会福利，存在最优政府规模。Biornskov等的结论是，生活满意度随着政府总消费支出的增长而下降。这些结论构成了对假设二的挑战。
2 生态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评价政府的标准是什么
1977年赫尔曼・E・戴利fHerman E.Daiy)发表了《稳态经济学》，重新将经济和物质世界联系起来。在《稳态经济学》及之后的著作中。戴利反驳了传统经济理论将经济过程与能量和物质资源脱离开来，提出了为古典经济学家所不熟悉，但被新古典经济学家和主流经济学家完全排斥的概念：增长的极限。戴利指出，经济理论和实践遵循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定律)，用熵定律可以解释经济过程。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将潜在的、有用的能量和物质转化为这样那样的商品，商品经过一定的时间被用光或损坏最终被抛弃。因此。所有的商品是将低熵的资源转化为高熵废物的中间物。由于地球本身不能增长和以不变的比率接受太阳能。所以。以无限制地将能量和物质输入经济过程。无限制地向环境输出废物为特征的无限经济增长是难以为继的。那么，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虽然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可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最终仍然缺乏根据。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其规模的调整应该以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即评价政府应该使用福利标准，而不是GDP或GDP的增长。
(二)生态经济学对福利衡量的反思是政府规模福利转型的推动力量
自从庇古区分了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的概念，指出非经济福利是不可测量的，经济福利是福利中能够用货币加以量度的部分，国民收入(GDP或GNP)就一直是福利的代名词，
但是，GDP作为福利测量存在许多不足(Costanza)。生态学家对如何更好地测量福利进行了许多探索。Dalv和Cobb等先后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和真实进步指标GPI。Pearce和Atkinson提出了真实储蓄GS(Genuine Say-ings)的概念。
阿马蒂亚・森发展了福利经济学，认为人的福利主要取决于人获取福利的能力。人获取福利的能力与健康、知识和收入密切相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衡量福利的新指标与阿马蒂亚，森的贡献分不开。阿马蒂亚・森认为，HDI是广泛认可的用于比较国际之间福利的指标。
从福利研究的进展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不能等同于福利，而且仅靠经济增长单一手段也不能持续地推进福利增长。那么，政府规模研究仅仅考虑经济增长是不够的，政府规模的研究应该实现福利转型。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和国民生活质量的改善，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推动者，其调控经济资源的最终目的应该有利于国民福利的提高。
五、结论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的论述，近几年来经常见诸报刊。许多农经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识，即必须改变当前狭小的农户生产现状，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但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学理论依据、土地规模大小与生产成本、经济效益之间的经济数量关系，以及适度规模的量化标准等，却鲜有论述或者论述很不深刻。从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最终一般都要归结于数量关系，才是明确的，具体的，才能对解决实际问题有所帮助。本文试图根据经济学的观点，以定量的方法，探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
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理论依据
规模，按照一般定义，是指事物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量的聚集程度。一个生产单位的规模，是指在生产单位这一空间范围内各种经济数量的聚集程度。生产单位内的经济数量，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讲，既包括投入量，也包括产出量。投入量中又可分为变投入量和固定投入量。因此，关于生产单位的规模，有许多不同的描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以劳动力数量作为衡量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志；第二种以固定资产原值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第三种以产量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规模定义的内涵不同，则有关规模经济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也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现在的问题是：在农业这一特定的生产领域内，应当采取哪个“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我们认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一般应当以固定投入的数量为衡量标准，在我国农业现代物质技术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土地是农业的主要的固定投入，因而采用土地数量作为衡量农业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准，具有现实的意义。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目前我国农村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除个别集体农场或专业队经营外，绝大多数为农户家庭经营，即一个农户家庭为一个农业生产单位，土地规模过于狭小。目前，许多专家学者所论述的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及其提出的各种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规模的措施，也是以农户经营土地数量为依据。因而，为保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研究的连续性，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经营规模标准，也是适合的。原因之三，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土地是农业中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无论国家还是农户，为了获得最大收益，都必须充分发挥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潜能。因此，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规模标准，研究土地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规模经济理论。所谓规模经济，描述的是生产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关系。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下降到某一点，开始上升，如下图所示。生产单位的规模在Q之前，随着规模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只要小于Q的规模投入仍然处于规模经济区；规模扩大经过Q点继续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则随着规模扩大而不断上升，故大于Q的规模投入，则处于规模不经济区。而Q点的规模则为产品市场成本最低点，是最佳经济规模。（附图[图]）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这种关系，是由内在经济与外在经济决定的。所谓内在经济是指生产单位的规模扩大时，可从其自身内部的经济资源配合与利用而引起其收益的增加。如规模扩大，可以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可以综合利用副产品和原材料，可以充分利用劳动潜力或相对减少管理人员，可以减少一些共同生产费用等。但是，如果生产规模过大，则又会由自身内部资源配合不协调或利用不充分，而引起收益的减少，这叫做内在不经济。如，由于规模扩大而引起管理不便，或某种资源闲置，或某种费用增多，或某些效率减低等。所谓外在经济，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能给有关的生产单位带来收益的增加。如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使相关的原材料供应、信息、技术和销售服务等生产单位，得到较多的业务量，获得较高的收益。与外在经济相对的是外在不经济，这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而会给别的有关生产单位带来损失或损害，如引起竞争加剧、销售困难、运输紧张和环境污染等。规模经济还可以用厂商理论中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来说明。如下图所示。图中，SRAC表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的每一条曲线代表一个生产规模状态，曲线上的每一点都具有相同的规模。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在这条曲线上的每一点都代表着不同的规模状态。从图中可以看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在开始阶段是下降的，即随着可变投入的增加，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随可变投入的增加而上升。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在开始阶段，随着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但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不断上升。在图中，SRAC这一规模状态下的实际成本是T［，1］所在点表示的成本C［，1］，而这一规模下的最低成本在A点表示的成本C［，2］，这表示SRAC［，1］这一规模不是最佳规模。生产者可以在长期内不断调整规模。随着规模沿LRAC继续扩大，直至SRAC［，3］这一规模此时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重合，单位产品平均成本最低，该规模即为最佳规模。这里需要说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降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下降至A。另一种是通过扩大规模（包括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降至T［，2］直至T［，3］。我们所说的规模经济指的是第二种方式，即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收益增加。与规模经济相类似的有一种叫做比例经济或比例报酬，实际研究中，二者往往混淆。比例经济是指所有投入按相同比例增加所引起的产出变化。用生产函数表示，Y＝f（x［，1］，x［，2］），当投入按同一比例K（K＞1）增加时，生产函数变为Y·K［n］＝f（K［，x［，1］］K［，x［，2］］）。n是一个指数，n＝1表示比例报酬不变；n＞1表示产出增加幅度大于投入增加幅度，比例报酬增加；n＜1则表示比例报酬下降。下面用柯布——道路拉斯函数举例说明。Y＝A［，x［α］［，1］］［，x［β］［，2］］，所有投入按同一比例K增加，上式变为：A（kx［α］［，1］）（kx［β］［，2］）＝AK［α＋β］［，x［α］［，1］］［，x［β］［，2］］＝K［α＋β］y。在这里n＝α＋β，根据α＋β大于1、等于1、小于1，可判断比例报酬增加还是减少。（附图[图]）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应当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比例经济。实际上，可能有的单位也混有比例经济因素，但从规模经营的主体来讲，种植业主要是扩大土地规模，而不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同比例扩大。特别是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已严重过剩，如果再增加劳动力，将使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更加失衡，更加不经济。所以，比例经济不是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而且实行规模经营，还必然导致投入生产要素比例的变化。规模经济将会产生规模效益，但是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不是等同概念。规模经济，是指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规模效益是指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增加。从表面文字来看，似乎没有多大差别，但只要做点数量上的仔细分析，就可看出其区别和概念上的差别。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图示，来分析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区别。图中，P表示产品价格，LRAC是长期平均成本曲线，D点是单位成本最低点。在C点，单位产品成本为P′，高于价格P，总成本为P′OQ［，1］C；规模扩大至A点，单位产品成本与价格相等，总成本为CQ［，1］Q［，2］A，CQ［，1］Q［，2］A与P′OQ［，1］C相比较，减少的这部分即规模效益，是由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从Q［，2］至Q［＊］，由于单位产品成本继续下降低于产品价格，总成本小于总收入，产生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从Q［＊］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单位产品成本开始逐渐上升，进入规模不经济区域，但由于单位产品成本仍低于价格，扩大规模仍会增加收益，因此，规模扩大将持续到Q［，3］，即单位产品成本上升至产品价格P为止。在Q［＊］至Q［，3］这一阶段上，尽管已处于规模不经济区域，但却仍会产生规模效益。所以，规模经济只是考虑成本的下降，而不考虑价格因素。规模效益则是由成本和价格共同决定的。也就是说，规模经济未必产生规模效益，比如当前一些成本高，价格低的农产品生产；规模不经济也可能有规模效益，比如成本低，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生产。同时，通过对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综合分析，可以推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农户为了经济利益，获得最大的规模效益，在最佳规模Q［＊］以后，仍会继续扩大规模。但是，如果单位产品成本上升，是由于土地生产率下降的原因造成，如广种薄收，粗放经营，那么，这种扩大经营规模的行为将会导致社会总产量的下降。尽管农户会因此而增加收入，但是不可取的。这就是说，在讲求微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讲求宏观经济效益，讲求各种资源利用的最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的论述，近几年来经常见诸报刊。许多农经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识，即必须改变当前狭小的农户生产现状，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但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学理论依据、土地规模大小与生产成本、经济效益之间的经济数量关系，以及适度规模的量化标准等，却鲜有论述或者论述很不深刻。从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最终一般都要归结于数量关系，才是明确的，具体的，才能对解决实际问题有所帮助。本文试图根据经济学的观点，以定量的方法，探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
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理论依据
规模，按照一般定义，是指事物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量的聚集程度。一个生产单位的规模，是指在生产单位这一空间范围内各种经济数量的聚集程度。生产单位内的经济数量，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讲，既包括投入量，也包括产出量。投入量中又可分为变投入量和固定投入量。因此，关于生产单位的规模，有许多不同的描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以劳动力数量作为衡量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志；第二种以固定资产原值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第三种以产量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规模定义的内涵不同，则有关规模经济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也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现在的问题是：在农业这一特定的生产领域内，应当采取哪个“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我们认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一般应当以固定投入的数量为衡量标准，在我国农业现代物质技术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土地是农业的主要的固定投入，因而采用土地数量作为衡量农业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准，具有现实的意义。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目前我国农村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除个别集体农场或专业队经营外，绝大多数为农户家庭经营，即一个农户家庭为一个农业生产单位，土地规模过于狭小。目前，许多专家学者所论述的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及其提出的各种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规模的措施，也是以农户经营土地数量为依据。因而，为保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研究的连续性，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经营规模标准，也是适合的。原因之三，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土地是农业中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无论国家还是农户，为了获得最大收益，都必须充分发挥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潜能。因此，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规模标准，研究土地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规模经济理论。所谓规模经济，描述的是生产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关系。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下降到某一点，开始上升，如下图所示。生产单位的规模在Q之前，随着规模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只要小于Q的规模投入仍然处于规模经济区；规模扩大经过Q点继续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则随着规模扩大而不断上升，故大于Q的规模投入，则处于规模不经济区。而Q点的规模则为产品市场成本最低点，是最佳经济规模。（附图[图]）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这种关系，是由内在经济与外在经济决定的。所谓内在经济是指生产单位的规模扩大时，可从其自身内部的经济资源配合与利用而引起其收益的增加。如规模扩大，可以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可以综合利用副产品和原材料，可以充分利用劳动潜力或相对减少管理人员，可以减少一些共同生产费用等。但是，如果生产规模过大，则又会由自身内部资源配合不协调或利用不充分，而引起收益的减少，这叫做内在不经济。如，由于规模扩大而引起管理不便，或某种资源闲置，或某种费用增多，或某些效率减低等。所谓外在经济，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能给有关的生产单位带来收益的增加。如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使相关的原材料供应、信息、技术和销售服务等生产单位，得到较多的业务量，获得较高的收益。与外在经济相对的是外在不经济，这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而会给别的有关生产单位带来损失或损害，如引起竞争加剧、销售困难、运输紧张和环境污染等。规模经济还可以用厂商理论中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来说明。如下图所示。图中，SRAC表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的每一条曲线代表一个生产规模状态，曲线上的每一点都具有相同的规模。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在这条曲线上的每一点都代表着不同的规模状态。从图中可以看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在开始阶段是下降的，即随着可变投入的增加，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随可变投入的增加而上升。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在开始阶段，随着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但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不断上升。在图中，SRAC这一规模状态下的实际成本是T［，1］所在点表示的成本C［，1］，而这一规模下的最低成本在A点表示的成本C［，2］，这表示SRAC［，1］这一规模不是最佳规模。生产者可以在长期内不断调整规模。随着规模沿LRAC继续扩大，直至SRAC［，3］这一规模此时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重合，单位产品平均成本最低，该规模即为最佳规模。这里需要说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降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下降至A。另一种是通过扩大规模（包括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降至T［，2］直至T［，3］。我们所说的规模经济指的是第二种方式，即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收益增加。与规模经济相类似的有一种叫做比例经济或比例报酬，实际研究中，二者往往混淆。比例经济是指所有投入按相同比例增加所引起的产出变化。用生产函数表示，Y＝f（x［，1］，x［，2］），当投入按同一比例K（K＞1）增加时，生产函数变为Y·K［n］＝f（K［，x［，1］］K［，x［，2］］）。n是一个指数，n＝1表示比例报酬不变；n＞1表示产出增加幅度大于投入增加幅度，比例报酬增加；n＜1则表示比例报酬下降。下面用柯布——道路拉斯函数举例说明。Y＝A［，x［α］［，1］］［，x［β］［，2］］，所有投入按同一比例K增加，上式变为：A（kx［α］［，1］）（kx［β］［，2］）＝AK［α＋β］［，x［α］［，1］］［，x［β］［，2］］＝K［α＋β］y。在这里n＝α＋β，根据α＋β大于1、等于1、小于1，可判断比例报酬增加还是减少。（附图[图]）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应当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比例经济。实际上，可能有的单位也混有比例经济因素，但从规模经营的主体来讲，种植业主要是扩大土地规模，而不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同比例扩大。特别是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已严重过剩，如果再增加劳动力，将使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更加失衡，更加不经济。所以，比例经济不是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而且实行规模经营，还必然导致投入生产要素比例的变化。规模经济将会产生规模效益，但是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不是等同概念。规模经济，是指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规模效益是指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增加。从表面文字来看，似乎没有多大差别，但只要做点数量上的仔细分析，就可看出其区别和概念上的差别。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图示，来分析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区别。图中，P表示产品价格，LRAC是长期平均成本曲线，D点是单位成本最低点。在C点，单位产品成本为P′，高于价格P，总成本为P′OQ［，1］C；规模扩大至A点，单位产品成本与价格相等，总成本为CQ［，1］Q［，2］A，CQ［，1］Q［，2］A与P′OQ［，1］C相比较，减少的这部分即规模效益，是由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从Q［，2］至Q［＊］，由于单位产品成本继续下降低于产品价格，总成本小于总收入，产生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从Q［＊］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单位产品成本开始逐渐上升，进入规模不经济区域，但由于单位产品成本仍低于价格，扩大规模仍会增加收益，因此，规模扩大将持续到Q［，3］，即单位产品成本上升至产品价格P为止。在Q［＊］至Q［，3］这一阶段上，尽管已处于规模不经济区域，但却仍会产生规模效益。所以，规模经济只是考虑成本的下降，而不考虑价格因素。规模效益则是由成本和价格共同决定的。也就是说，规模经济未必产生规模效益，比如当前一些成本高，价格低的农产品生产；规模不经济也可能有规模效益，比如成本低，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生产。同时，通过对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综合分析，可以推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农户为了经济利益，获得最大的规模效益，在最佳规模Q［＊］以后，仍会继续扩大规模。但是，如果单位产品成本上升，是由于土地生产率下降的原因造成，如广种薄收，粗放经营，那么，这种扩大经营规模的行为将会导致社会总产量的下降。尽管农户会因此而增加收入，但是不可取的。这就是说，在讲求微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讲求宏观经济效益，讲求各种资源利用的最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关键词：规模经济效益；汽车制造；竞争力；成本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
一、规模经济效益的基本理论
规模经济，又称规模节约，它是指由于生产规模扩大，产量增加，产品单位成本降低，而使厂商获得的更多收益，因为大型企业有能力采用更先进的机器设备，开发更多的新产品，实行更细致的专业化分工，进行综合管理经营，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规模经济规律具有三种形式：当所有投入的均衡增加导致了更大比例、更小比例或同比例的产出增加时，生产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递减或不变。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当今大多数生产活动应当能够达到规模收益不变。也就是说，当劳动、土地和资本等要素投入增加一倍时，产出也应该增加一倍。规模效益是经济活动规模普遍扩大的结果，近两个世纪以来，规模经济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企业的发展，而且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大型企业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不断地淘汰小型企业，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了企业的集中。而且，企业经营规模扩大，有利于实现企业管理的标准化和专业化，提高管理效率；有利于企业大量采购和大规模生产与销售，节约费用、降低成本；有利于提高资金信用，方便资金筹集。
二、通过规模经济效益提高汽车制造企业的竞争力
1、生产规模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规模经济是生产力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之一，它表示生产批量达到合理规模时，收益同步递增的现象。大批量生产体制的建立，必定是同不断采用更先进的工艺，使用更大型、高效率的专用设备相联系，这无疑会降低平均费用。因为大批量生产体制有利于实现标准化、专业化，有利于原材料的节约和充分利用。研究表明，汽车生产至少要达到年产30万辆的经济规模才具有规模效益，生产才是有效率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很难想像一家生产无效率或者低效率的企业，如何能够生存下去。规模经济具有以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和大批量生产为特点，在日本、美国、西欧等汽车工业大国，都只有几家大型汽车集团生产集中程度高。美国汽车工业三大集团：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生产集中度达90%以上；日本汽车工业两大集团：丰田、日产生产集中度达60%。世界上十大汽车生产国的生产集中度，一般一个集团为45%～50%，两个集团为75%～80%。这些大型企业集团都有自己的名牌和销售网，产品性能、质量和成本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
1998～2005年我国轿车生产企业的平均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都不高，同时这些年份的轿车规模收益皆处于递减阶段，10年中没有1年处于规模递增阶段，这说明我国的平均轿车生产企业规模不是太小，而是偏大了，原因就在于我国轿车生产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太低。企业规模与企业经济效益是研究规模经济效益的两个关键性因素，应在明确经济规模与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与规模收益的基础上，进一步搞清经济规模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经济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可用图1反映。（图1）
规模经济效益也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不断变化的。仍以汽车工业为例，目前国际竞争中最佳规模效益，中型汽车为年产10万辆左右，小轿车为年产15～30万辆。西方汽车大国虽只有少数几家主体厂，但各有几十家乃至数百家汽车零部件厂与之配套，形成“众星捧月”之势，共收规模经济效益之利。而我国汽车主体厂就有110多家，汽车零配件厂则有24，000多家，且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因而形不成规模经济效益。
2、规模生产成本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生产成本与企业经济产量的关系由图2表示，从图中长期成本函数可以看出，从0～Q3，随经济规模扩大，长期平均成本明显下降，反映规模收益递增；从Q3～Q4，随着经济规模扩大，长期平均成本变动不明显，反映规模收益不变；从Q4～Q6，随着经济规模扩大，长期平均成本上升，规模收益递减。经济规模优化，就是要在规模收益递增或不变情况下尽量加大经济规模；在规模收益递减时，尽量缩减经济规模；最终达到经济效益最优的经济规模；Q4对应的经济规模，其长期平均成本处于最低点，是最佳经济规模。（图2）
1956年英国两位经济学家以汽车工业为例，计算并绘制了“汽车工厂生产线长期平均费用曲线”，根据这一曲线就生产同一种车型的生产批量同成本的关系而言，当年产量由1，000辆增加到5万辆时，单位成本将下降40%；增加到10万辆时，成本下降15%；增加到20万辆时，成本下降10%之多；增加到40万辆时，成本下降5%；超过40万辆，成本下降幅度急剧减少。这一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批量达到适度的经济规模，对于提高企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效益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我国如果每年能出口小轿车20万辆，每辆换汇5，000美元，一年可创汇10亿美元，使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得到很大提高。
3、企业所有制结构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现在，发达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国都十分重视规模经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美国是在自由竞争中，通过兼并和集中逐步形成规模经济外，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是在政府的重点投资和政策扶植下形成的，德国政府曾集中投资兴建了“大众”汽车厂，成为第一家汽车生产集团，后来逐步发展为跨国公司，其产量超过“通用”和“福特”在西欧子公司的总产量。法国政府对国有化的“雷诺”公司以巨额投资，同时通过经济手段鼓励“雪铁龙”与其他公司联合，以形成规模经济。
而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已有部分制造业生产向少数优势企业集中，效益水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但是，从全国来说，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工业企业仍存在计划等级制度，并且与各级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于层级控制变量与规模控制变量的关系，使得一些不具有规模优势的企业，却有更高的效率。这实质上使一大批效率低下的汽车企业得到了保护，因而资源不能够最优配置，阻碍着规模经济的形成。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工业化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约为5%～10%，发展中国家大约在10%～15%之间，而据有关统计，截至2002年，我国国有经济的比重，约占我国工业生产总值的30%，占我国GDP的40%。国有企业的规模仍然偏大，成为现阶段制约我国企业规模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
因此，要想使企业所有制结构符合规模经济效益的要求，首先要使我国企业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即工业企业可以实行国有、集体、私营等多种形式，并且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可以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其次，要使我国企业所有制结构优质化，规模经济的前提是市场能够实现资源最佳配置。只有所有制结构优质化才能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益。
三、关于汽车生产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效益的建议
规模经济是一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的规模经济，在这个条件下，扩大规模，效益将随之提高。但是，规模并不是能无限提高的，因为规模经济效益在这个条件下是个区间，超过了这个区间，规模经济就变成了规模不经济。要想继续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必须改变其前提条件，即制度和技术条件，这就是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要注意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以及成本优势对规模经济效益的影响，注意“规模”和“效益”的内在关系。也就是说，要在实践和改革中逐步探索出不同产品、不同行业乃至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合理规模，求得一个科学的度――适度规模。实际上，就企业规模来说，必然是大中小结合，大的是少数，小的是多数。我国应是由几百个大的规模效益最佳的企业和几百万个中小企业的有机结合，按照专业化分工的原则，形成一个主次协调的宏观经济“大合唱”。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张仁琪，高汉初.世界汽车工业――道路、趋势、矛盾、对策[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107-113.
关键词：规模范围经济 新农村建设 少数民族地区 对策研究
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其基本要求可归纳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方针。可见，“大力发展生产力、引导农民实现增收”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和根本目标。自 “新农村战略”提出以来，有关专家已从宏观层面着重分析了新农村建设的意义、思路、途径、机制及其与相关部门的关系。但是，在新农村建设中究竟应如何发展生产？新农村建设究竟“新”在何处？农民的主体地位究竟如何体现？农民究竟应如何“运作”才可脱贫并持续致富呢？对这些问题的有效回答，笔者以为这需要从微观层面来加以分析和研究，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
结合调查和理性分析，笔者仅就“农民如何有效发展生产力来脱贫致富”作些思考。本文认为“引导农民对传统农业进行科学改造，实现生产方式的有效现代转型，以获取规模范围经济”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是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那么，什么是规模范围经济？在新农村建设中又如何实现规模范围经济？其现实条件是什么？本文对此做一初步分析和讨论。
规模范围经济的内涵
规模范围经济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总称，在经济学中，它们原是工业经济的一个常用术语，与企业的扩展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获取规模范围经济不仅是企业制胜的法宝，而且是少数民族农村脱贫致富的有效生产方式。
规模经济。经济学家认为，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能使绝大多数产品的成本曲线呈现出U型，随着产出的增加，固定成本分摊到每单位产品上，这样平均成本（单位产出成本）是下降的，当产品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时，边际成本（增加一单位产出的成本）就会小于平均成本，从而实现规模经济，否则便是规模不经济。当然，规模经济有外部规模经济和内部规模经济之分，前者是企业集聚的效应，后者是企业自身的规模。值得注意的是，规模经济是关于生产系统的规模，而不单是企业的规模，生产系统是指从原材料到整个生产过程和要素的有机组合体，可能只有一个企业，也可能有多个企业共同参与。这里之所以把规模经济引入到农业生产中，是因为在现阶段农业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已成为可能，对某个具体的家庭来说，可实现部分农产品和农副产品（如辣椒和魔芋的种植、生猪的饲养等）的适度规模化，从而实现其规模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农户就是一个小型“企业”。
范围经济。在工业经济活动中，范围经济是指企业（公司）活动的多样化（产品的多样化及多种服务等），通过固定成本的分摊来享受共同投入和多样化经营，以降低成本而获取的经济利润，它与规模经济是相互联系的。当然，不可否认，范围经济在以前的农村经济活动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只是在目前的新农村建设中显得更为突出。笔者认为，农村范围经济的实现主要体现在同一产品、同一工具用途的多样化和农业产品、人力的多样化经营，他们是通过技术的共享和不同的业务组合来实现的。
这里还需进一步指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虽有联系，但还是有区别的，不能够把二者混同。前者主要体现在“规模效应”，后者则主要是基于“区域、用途”上的相关性而产生的“综合效应”。
规模范围经济的实现
（一）实现规模范围经济的现实基础
随着科技进步及市场经济的完善和“一主三化”（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工业化、城镇化、产业化）战略的有效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现实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利用规模范围经济来脱贫致富的时机已日渐成熟，其现实依据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
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引起了交易市场范围的扩大及市场体系的日益完备；农村现代化的内在发展逻辑要求农村生产要适度“规模范围化”；党和政府的有效引导和相关惠农政策的支持；农村交通、信息网络、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日益推进和完善；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增强；全球化（经济、文化等）及时代背景的要求，等等。这些条件的日趋成熟是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实现“规模范围化”生产的重要基础和保证。
（二）实现规模范围经济的途径
在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少数民族地区既然已具备了获取规模范围经济的条件，那么究竟农民应怎样才可以实现规模范围经济呢？其具体实现途径又有哪些呢？下面笔者结合调查对此做简要分析。
1.规模经济的实现形式。规模经济主要是通过生产要素的科学组合来扩大生产规模以降低成本来获取经济利益的一种生产方式，它主要有土地规模经营和农业产品（经济农作物、粮食作物及畜牧等）的规模化生产等两种形式。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指“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单位劳动为达到最佳投入产出的经营效益，所能够经营的最大土地面积”，这种规模经济的实现有赖于农村社会、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合理协同的作用，有着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农产品的深度开发等优点，极大的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益。就当前情况来看，土地规模经营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合同承包经营、委托经营、租赁经营等形式。农产品的适度规模化生产，则是在土地耕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根据市场行情及其潜在趋势利用生产要素的科学组合来优先发展部分农产品并使之规模化以降低生产成本的一种生产方式，如生猪饲养、魔芋种植、番茄等蔬菜的温棚耕作、乡镇企业的运作等等。
当前，这种使部分农产品规模化的生产已成为部分农民致富的重要手段。当然，农户在利用规模经济发展自己时究竟采取何种形式，这就要求农户的当家人要视市场行情、消费心理及自身特征（家庭结构、成员文化素质、土地面积及经济状况等）作出正确的自我战略定位和规划，以便准确判断和决策。这就是说，在新农村建设中由于生产条件和经营水平的差异，要采取多种经营模式并存的形式。笔者经分析整理认为，现阶段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规模经营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家庭规模经营—独立经营的农户，主要有“手工劳动为主、机械化为主和家庭工业为主”等形式；联户合伙规模经营—基于各户实行独立核算的合伙经营；双层规模经营—合作经济与农户经济并存，有统有分；集体规模经营—以机械农业化和乡镇企业为主；社区（包括群体）规模经营—农户个体经营与各种形式的社会化服务相结合，等等。
关键词：社会融资规模；区域经济发展；可适性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09-0029-08
一、引言
作为衡量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融资支持的重要指标，社会融资规模是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中间目标，兼具总量和结构两方面信息，不仅能反映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还能反映资金的流向和结构，是我国货币政策和金融宏观调控的重大探索和创新。目前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已成为区域经济分析和宏观调控的重要指标，在分析地区社会融资状况、正确反映地区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各地区融资结构、区域经济特点不同，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融资规模保持什么水平对经济发展最有利，以及什么样的融资结构更合理等问题都直接影响社会融资规模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研究意义。
二、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综述
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概念，目前专门针对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相关性的研究较少，主要是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对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多角度论证。
（一）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
目前多数研究认为，社会融资规模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社会融资规模是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的一项良好指标。如盛松成（2012、2013）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证实了社会融资规模是全面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总量指标，并且我国货币政策能有效影响社会融资规模，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增长、投资消费等实体经济指标有较大影响。刘业明等（2014）通过实证研究认为，社会融资规模的变动与经济发展相互影响，且各构成指标也会受经济发展和监管等方面的影响，即社会融资规模总指标及各分指标是经济发展状况的金融表现。
（二）社会融资规模构成要素与经济发展
多位学者通过实证方式对社会融资规模及其构成要素与经济增长、物价水平、投资消费、房地产价格、产业升级等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如陈素（2014）通过实证分析了社会融资规模各组成部分与相关经济指标的关系，探究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路径。盛朝辉（2015）通过实证分析，认为社会融资规模与地方经济增长存在协同一致性，社会融资规模对同一区域经济体中不同个体的影响程度不同。相对于GDP、CPI、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而言，社会融资规模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关系更为紧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明显较高，固定资产投资对社会融资规模的脉冲效应较为明显，且传导时滞较短。周宗安、王显晖（2014）研究认为，就长期而言，社会融资规模及其分量都会对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产生正向影响，并且直接融资量和银行表外业务融资量产生的正向影响要高于总的社会融资量和传统信贷融资量产生的影响。短期而言，社会融资规模及其分量对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影响整体不是很明显。
（三）社会融资规模与区域经济
胡振、李娜（2015）研究认为，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融资的区域平衡性增强；二是融资的集中度呈下降趋势；三是区域融资结构存在差异，中西部地区对人民币贷款依赖程度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直接融资比例较高。社会融资规模与主要经济指标的相关系数均高于人民币贷款。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课题组（2014）以江西省为例，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社会融资规模与地区宏观经济指标的互动关系，并利用阀值回归模型对江西省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效应关系进行了分析。
以上文献从不同角度研究了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表明社会融资规模可以较全面反映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力度。考虑到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四省经济、信贷规模较大，经济金融发展既有相似也存在一定差别，本文基于已有研究，以四省作为区域样本，通过实证及比较分析对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总量的可适性进行探讨，探究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合理匹配区间，以对经济发展起到最优促进作用，并提出促进社会融资规模健康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三、社会融资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面板模型分析
（一）变量及样本选取
为全面、动态地反映社会融资规模变化态势，分析比较不同区域间社会融资规模及其结构指标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区域差异性，本文以全国、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四省作为样本，选取融资类和经济类共8个指标作为样本数据，分析研究社会融资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其中，融资类指标包括社会融资规模（RZGM）及其结构指标新增人民币贷款（LOAN）、表外融资（BWRZ）①、直接融资（ZJRZ）②；经济类指标包含地区生产总值（GDP）、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INV）、进出口总额（INTR）、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ONS）。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和万得数据库，时间段为2006―2015年季度数据。为消除样本数据的季节性波动和异方差性，在实证分析之前先对样本数据进行季节性调整和取对数处理。
（二）各指标相关性分析
本部分通过对融资类和经济类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初步判断两类指标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结果显示：全国及鲁、江、浙、粤四省融资类指标与经济类指标之间均存在较强的线性相关关系。其中，全国社会融资规模与GDP、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线性相关系数均高于0.7，表明社会融资规模与主要经济发展类指标的线性相关关系较强。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四省社会融资规模与GDP、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线性相关系数均高于0.6。
（三）序列平稳性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分析
1. 平稳性检验。对避免伪回归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可使用协整检验方法进一步研究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 协整检验。该部分通过协整检验判定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置信水平下，所选取的全国及省际样本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指标的面板数据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同时，社会融资规模内部结构中的新增人民币贷款、表外融资和直接融资与经济发展类指标之间也存在协整关系。
3. 格兰杰因果分析。面板协整检验结果证明了指标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进行验证。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见表1）：
（1）社会融资规模与GDP、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互为格兰杰原因，相互产生影响；进出口总额是社会融资规模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说明进出口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影响要大于社会融资规模对它的影响；社会融资规模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格兰杰原因，说明社会融资规模的增加将更显著地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加。新增人民币贷款对主要经济类指标的影响与社会融资规模类似。
（2）表外融资对主要经济指标影响明显，表外融资与GDP、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进出口总额均互为格兰杰原因。
（3）直接融资与GDP、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互为格兰杰原因，互相产生影响，进出口总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会影响直接融资。
（四）面板数据建模及结果分析
1. 社会融资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面板模型分析。首先通过Hausman检验确定模型类型，Hausman Test统计量（W）是168.8266，显著性检验的P值是0.00，因此拒绝模型是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可以将模型设置为固定效应模型。由于固定效应模型分变系数模型、固定影响模型和不变参数模型三种不同形式，因此需要进一步通过F检验确定模型的具体形式。
由检验结果可见（见表2），该模型的可决系数[R2]为0.9921，F检验统计量值为920.67，数值足够大，并且F检验的P值为0，因此该模型通过了检验，说明适合建立变系数模型。结果表明：
（1）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增长是促进全国及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四省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指标，其回归系数明显高于其他指标；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的差异性，其指标系数大小各有差异。
（2）社会融资规模对全国及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四省经济发展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作用大小存在差异。山东省（0.1279）、浙江省（0.1276）的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均低于全国水平（0.1617），江苏（0.4581）、广东省（0.1855）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全国水平，表明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水平较低，与其他省份还有一定差距，需进一步优化结构，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3）山东省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其次是进出口总额，再次是社会融资规模，最后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处于较弱的地位，表明山东省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作用存在不足。
2. 社会融资规模内部融资结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面板模型分析。建立社会融资规模内部结构变量与经济增长变量的面板模型，分析不同融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
由结果可见（见表3），该模型检验的调整可决系数为0.9939，F检验统计量值为7420.73，数值足够大，并且F检验的P值为0，因此该模型通过了检验，说明适合建立变系数模型。结果表明：
（1）新增人民币贷款对各地经济发展均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不同。山东省人民币贷款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1511），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山东省表外融资、直接融资对贷款的替代作用更为显著。
（2）表外融资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作用不同，剔除检验在5%置信水平下不够显著的全国和浙江省数据看，山东和广东省的表外融资对经济发展呈现抑制作用。部分表外业务的发展主要是为了规避表内信贷控制和监管要求，造成了资金空转，不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并且还会增加金融风险，甚至产生抑制作用。
（3）直接融资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存在差异。山东省直接融资对经济的贡献度最低（0.0655），浙江省最高（0.1569），这与山东省整体金融体系不完善、债券和股票市场不健全有关。
四、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与全国及江、浙、粤的比较分析
上述实证分析证实了社会融资规模及其结构指标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不同区域间社会融资规模及其内部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存在差异性。为进一步探寻差异性的原因，对各省社会融资规模进行比较，分析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在总量及结构上存在的问题。
（一）总量特点及比较
1. 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较快，年均增速高于人民币贷款。2006―2015年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从2882.4亿元增长至7599.7亿元，总体呈现较快扩张趋势，年均增长11.4%，较人民币贷款高2.5个百分点，但较GDP增速低0.98个百分点。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13.1%增长到2009年的最高值25.6%，又逐渐降低到2015年的12.1%，其中2009―2013年除2011年外，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占GDP的比重持续稳定在18%以上，表明金融支持经济增长力度持续较强（见图1）。
图1：2006年以来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及与GDP的比率
单位：亿元、%
2. 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年均增速低于全国，在四省中排名第三。2006―2015年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年均增长11.37%，低于全国3.86个百分点，四省年均增速均低于全国③。四省中，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年均增速排名第三，较江苏和广东分别低1.33和3.67个百分点，较浙江高8.89个百分点，表明近几年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在全国主要发达省份中发展较慢；在总量上一直低于江苏、广东，自2012年开始高于浙江，表明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在总量上仍有较大发展空间（见表4）。
3. 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及经济发展的匹配性低于江、浙、粤三省。从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与山东省在全国经济地位的匹配性来看，2006年以来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在全国占比均低于GDP在全国的占比，其中，2007年和2015年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4.10%和4.97%，低于同期山东省GDP在全国的占比（分别为9.69%和9.31%）5.59和4.34个百分点，两者差距相对较大。与其他省份比较，浙江省2006―2011年社会融资规模全国占比持续高于GDP全国占比，江苏、广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全国占比虽低于GDP全国占比，但差距比山东省要小。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占GDP的比重持续低于全国及江、浙、粤三省，说明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发展水平与其自身经济发展程度的匹配性较低，社会融资规模还有较大发展空间（见表5）。
（二）融资结构特点及比较
1. 表内融资占比呈下降趋势，自2012开始占比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6―2015年，山东省表内融资（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年均增速为7.99%，低于社会融资规模年均增速3.38个百分点，表内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从88.43%下降到67%，这与全国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自2012年开始，山东省表内贷款占比持续低于全国水平。与江苏、浙江、广东相比，自2008年开始，山东省表内贷款占比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2015年占比为67%，在四省中排名第三，仅比广东省高0.15个百分点（见图2）。
2. 表外业务自2008年开始明显扩张，2014年下半年开始持续萎缩。山东省表外融资占比自2008年开始持续处于较高水平，2008―2013年占比持续高于全国，在四省中排名第一。受监管政策和需求因素影响，2014年下半年开始山东省表外融资持续萎缩。2015年，山东省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等表外融资规模仅160.2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的2.11%，较2013年下降37.56个百分点，分别低于全国及广东省占比1.67和4.35个百分点，但仍比江苏和浙江高7.10和15.13个百分点（见图3）。
3. 直接融资规模不断扩大，2014年占比首次超过全国水平。2015年，山东省企业债券净融资和股票融资合计增加1983.4 亿元，是2006年的11.7倍，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为26.10%，较2006年提高20.21个百分点。从增速看，2006―2015年山东年均增速31.4%，虽比全国和广东高3.1和1.68个百分点，但比江苏和浙江低18.7和6.7个百分点。从占比看，山东省直接融资占比处于较低水平，2006―2013年占比持续低于全国，在四省中，2008―2011年排名一直为第四，2012年起山东省直接融资增长较快，2012―2015年在四省中排名均为第三。2014年山东省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首次超过全国水平，2015年山东省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达到26.10%，高于全国、广东占比2.66和3.47个百分点，虽仍低于江苏、浙江1.33和6.06个百分点，但与江苏的差距较2014年缩小0.67个百分点（见图4）。
4. 其他融资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占比高于全国水平。投资性房地产、保险公司赔偿、小贷公司贷款等其他融资规模不断扩大，2015年达到364.0亿元，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为4.79%。从增速看，2006―2015年，山东省其他融资平均发展速度低于全国3.2个百分点，分别比江苏、浙江和广东高4.0、3.4和0.1个百分点。从占比看，山东省其他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仅在2013年低于全国，但在四省中，2008―2014年排名持续较低， 2015年占比迅速提高，在四省中位居第一（见图5）。
综合以上分析，2006―2015年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发展较快，融资结构不断完善优化，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但与全国及江、浙、粤三省相比，受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差异等因素影响，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在总量及结构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与全国及江、浙、粤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
五、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门限效应分析
前文的实证分析表明，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目前山东的促进作用仅高于浙江，弱于全国、江苏和广东；比较分析表明，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及经济发展的匹配性低于江、浙、粤三省，在融资总量及结构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与其他省存在差距。因此，要充分发挥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需进一步研究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可适性，即探究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合理匹配区间，而门限效应模型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一）门限效应检验
本部分采取自抽样法来模拟F统计量的渐近分布及其临界值（运算重复1000次），检验门限效应是否存在，检验结果见表6。
从结果可见，单、双门限检验均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单、双门限检验最小残差平方和分别为13.6036和12.3618。可见，双门限检验的结果要明显优于单门限检验。这表明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双门限，门限值分别为：[θ1=0.1729]， [θ2=0.2684]（见表7）。
（二）门限回归估计
根据已经估算出的门限值，对回归方程进行参数回归，得出双门限模型参数（见表8）。
注：TSF为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占GDP比重。
当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占GDP的比重低于17.29%时，经济发展系数为-1.8468，说明社会融资规模占GDP比重低于一定值，社会融资规模将对经济发展产生抑制作用。这主要是由于金融部门对资本的有效配置作用需要积累到一定水平后才能发挥出来，金融发展水平过低对实体经济难以发挥资本溢出效应。当社会融资规模占GDP的比例处于17.29%―26.84%之间时，经济发展系数为4.7163，此时社会融资规模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当社会融资规模占GDP比重超过26.84%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此时经济发展系数下降为0.9241，说明社会融资规模高于一定值时，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因为此时可能导致资本“脱实向虚”，凸显金融资本的逐利性。
综上所述，只有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在契合度较高的可适区间，才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理解的，随着社会融资规模的不断提高必然会促进经济发展。为更好地发挥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发展的有效促进作用，保持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均衡性，应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占GDP的比重处于可适区间内。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近年来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持续较快增长，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与经济发展的可适区间相比仍有较大发展空间，融资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
（一）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提高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可适性
前文实证分析表明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要充分发挥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需保持其合理增长，即社会融资规模与山东省GDP的比重在（17.29%，26.84%）的取值区间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有效。目前，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占GDP的比重相对仍较低，仅在2009―2012年间超过17.29%。这表明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在总量上还未达到经济发展所需的最优水平。目前山东省经济发展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经济增长更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应进一步加大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力度，提高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可适性。
（二）进一步优化社会融资规模结构，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山东省融资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占比相对较小。从间接融资看，山东省表内融资增长平稳，表外融资占比高且波动大，这不仅会增加金融风险，也不利于实体经济平稳发展；直接融资占比较低，在四省中排名相对落后。山东省在保持社会融资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优化融资结构，努力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构建多元化融资体系。一是优化直接融资环境，优化资本市场，充分建立并利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为企业构建良好的资源配置平台；二是加大创新，着力发展企业债券融资市场，丰富企业融资市场的产品结构，推动企业债券融资能力的提升。
（三）加强金融风险监测，促进金融有效支持经济发展
社会融资规模统计监测对防范区域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社会融资规模结构的变化，构建完善的风险监测框架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十分重要。近年来，受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表内贷款不能完全满足企业融资需求等因素影响，山东省表外业务总量快速扩张，但2014年以来受国家先后出台的监管政策持续影响和实体经济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影响，山东省表外融资业务总量开始明显收缩，这种表外融资较大的波动，使得实体经济融资缺乏稳定性，信贷风险增加。要加强对金融机构表外业务风险监测，及时预警各融资领域可能出现的风险，加强金融系统自身建设，规范金融秩序，确保金融风险得到及时有效的化解。
（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增强融资承载能力
实体经济是融资的承载主体，经济结构决定融资需求总量和资金配置效率。与江、浙、粤等发达省份相比，山东省经济结构仍偏重工业，基础能源、原材料等重化工业占比偏高，行业结构性问题仍较突出，经济“转调”任重道远，应更加注重通过强化供给侧改革来聚集经济增长的动力。一方面要不断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立足于山东省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和工业基础，发掘工业制造业领域内传统优势产业的潜能，通过加快促进其转型升级，实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要素生产率。
注：
①表外融资是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的总和。
②直接融资是企业债券净融资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的总和。
③全国及四省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行网站及四省共享交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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