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古代汉语教学中教师应该注意“深入浅出”：要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帮助学生建立古代汉语的知识体系；注重语言的古今差异，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多方面进行比较辨析；必须注重教学过程的通俗性、趣味性、知识性。
关键词 ：古代汉语 比较辨析 通俗性 趣味性 知识性
《古代汉语》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专业课之一，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中国古代文献的能力，但是由于该课程的教学内容涉及文字、词汇、语法、音韵等多个方面，理论性较强，再加上高校扩招，学生的综合素质有所下降，所以与中文类其他课程相比，不少学生认为古代汉语比较艰涩难懂，学起来枯燥乏味，有的甚至对古代汉语怀有一种恐惧感。要想破除这种恐惧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笔者认为在古代汉语教学中更应该注意“深入浅出”。
“深入”是指在教学过程中要深入古代汉语的各个方面，让学生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古代汉语的基本面貌，建立完整的古代汉语知识体系，通过古今汉语的比较，分析古代汉语的语言现象。而“浅出”则主要表现为必须注重教学过程的通俗性、趣味性、知识性。具体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一、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帮助学生建立古代汉语的知识体系
根据《古代汉语》的主要内容，在教学过程中分四步走：文字、词汇、音韵、语法。
从文字入手，先过文字关。因为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汉字最初的字形与字意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可以说，每一个汉字都是音、形、义三方面的结合体。根据字形所推求出来的经过文献佐证的意义就是汉字的本义。本义是引申义的源头，这对进一步分析引申义，区别假借义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让学生了解“四体二用”，学会根据字形分析字义，是教学的第一步。
其次是词汇关。过了文字关以后，学生可以通过字形分析字义，再以本义为基础，了解词义引申的规律，学会分析直接引申和间接引申，区别假借义，进而对古代汉语的词汇系统有所了解和掌握，这对读懂古代文献至关重要。
第三步是音韵关。假借义与本义和引申义没有关系，假借义是由读音相同或相近字的相互假借而产生的，所以在分析假借义的过程中，要对古代汉语的音韵知识有所了解。
最后是语法关。如果前三步的学习比较顺利的话，在阅读文选时，词汇、音韵等已经不是阅读的障碍，所以对于古代汉语的语法分析就顺理成章了。
二、注重语言的古今差异，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多方面进行比较辨析
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语言也不例外。汉语在几千年的岁月中，无论是文字、词汇还是语法，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要求我们在古代汉语教学的过程中，必须注意语言的这种古今差异。正如王力先生所说：“我们研究古代汉语，要建立历史观点，要注意语言的时代性和社会性。”“通论的教学最重要的就是讲历史观点，讲古今的不同。”
在古今汉语差异的问题上，难点不在于“同”而在于“异”，不在于“迥别”，而在于“微殊”，从这个原则出发，教师可以很好地把握古代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以文选《郑伯克段于鄢》的讲解为例，从上述的原则出发，确定讲解字词的重点在“都、城、国、毙、鄙、完、乘”等古今差异较大的字词上。同时，近义词的辨析“都－国－鄙－邑”和“侵－伐－袭”也可以作为词汇讲解的重点；而语法讲解的重点则在宾语前置句的分析、双宾句的分析以及副词“请”用法的古今差异分析上。
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学习不仅有语言文字的障碍，同时文化变迁也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困难。要想突破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笔者认为，最理想的方法就是比较。比较的方法是语言学习和研究的基本方法，通过比较，可以凸显事物的本质特征，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为了便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提高教学效果，很多问题的讲解都可以采用比较的教学方法。
首先，教师可以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进行比较。
语言是有继承性的，现代汉语的语法、词汇和修辞手段都是从古代文学语言里继承和发展来的，所以，在古代汉语的教学中可以将古今汉语中一些相关的语言现象进行比较，从而加深学生的理解和认识，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以判断句的讲解为例，在教学的过程中，列举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判断句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古代汉语判断句的特点：没有判断系词，通过相应的句式来表达判断。接着分析古代汉语“是”的用法：在先秦汉语中，“是”最常使用的情况是近指代词，很少被用作判断系词。
其次，教师可以将古代汉语中相关的语言事实进行比较。
在古代汉语的教学过程中，把相似或相关的语言事实进行比较，有助于求同存异，加深理解。例如“偷、窃、贼”，这三个字的含义同中有异，要想分辨清楚就要仔细比较。先找出使用这些词语的句子，分析其含义和用法：
《荀子》：“故人无师无法而智则为盗，勇则为贼。”用智谋的是“盗”，用武力的是“贼”，都是名词。
《左传》：“（灵公）使鉏麑贼之。”这里的“贼”用作动词，“杀”的意思。
《左传》：“亡不越竟，反不讨贼。”这里的“贼”用作名词，“谋反之人，大逆不道之人”。
《荀子》：“盗名不如盗货。”这里的“盗”，用作动词，“偷窃”。
《庄子》：“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这里的“窃”用作动词，“偷窃”。
通过分析，得出结论，“盗”“贼”既可用作动词，又可用作名词，作名词时，“盗”是“小偷”，“贼”是“强盗”；作动词时，“盗”是“偷窃”，“贼”是“杀人”。“窃”只能作动词，表示“偷东西”，与“盗”同义，但是“窃”不能作名词，“盗”可以用作名词。
最后，对于学术界有分歧的知识点，我们也可以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和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例如，讲解《鞌之战》，王力《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第一册31页注释“而矢贯余手及肘”为“箭射进我的手，一直贯穿到肘”，将“及”理解为“动词”。但有的学者认为这里的“及”应当做连词“和”理解。面对这种意见分歧，在授课之前，请学生课下调查比较，判断这两种说法孰是孰非？这种做法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很快在第二节课他们得到了正确合理的答案：根据《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我始入再伤”一句，“再”为“两次”，一伤在手，一伤在肘，所以文选中的“及”应为连词，翻译作“和”。
三、结合通俗易懂的实例，注重教学过程的通俗性
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地列举通俗易懂的实例进行讲解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文选《郑伯克段于鄢》中“请”的用法为例，“请”字后带动词在古代汉语里有两种用法：一种跟现代汉语的用法相同，表示请对方做什么事情；第二种用法是表示请对方允许自己做某件事。第二种用法在古汉语里比较常见，而在现代汉语里却不太常用，但是在现代汉语的某些常用词语中还保存着，比如我们常说“请问”，意思是请对方允许自己询问某个问题。而“请降”的意思是请对方允许自己投降。
再比如我们常对他人说的“有何见教”“请勿见怪”“见笑了”等等，其中的“见”一概不宜解作“看见”，因为这些说法保留了“见”字的古代用法，是个指代性副词。它用在及物动词前面作状语，同时又具有指代作用，“见教”即“教我”，“见怪”即“怪我”，“见笑”即“笑我”。结合这样的实例，李密《陈情表》“生孩六月，慈父见背”句中“见”字的用法就迎刃而解了。还有古代一些表示谦敬的副词，如“惠”“鄙”等，都可以引用通俗的实例来讲解。
四、寓教于乐，充分运用多媒体，注重教学过程的趣味性
在教学过程中，列举有趣的实例，帮助学生消化所学的知识既可以让学生印象深刻，同时也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比如讲解句读的作用，可以列举有趣的例子，古时候一个地主跟西席签订的协议，因为没有句读，所以地主的理解是：“无鸡鸭也可，无鱼肉也可，一碟青菜足矣。”而西席却在协议上添了两个句读，就变成了：“无鸡，鸭也可，无鱼，肉也可，一碟青菜足矣。”同样的文字，只因为句读的不同，意思可以相差甚远，可见句读在阅读古籍时的重要性。
在课堂教学中引用多媒体，根据授课内容制作课件和相关音频、视频，也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加深他们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比如，先秦文选中经常出现“鼎”“爵”“豆”“鬲”等器物名称，尽管对其进行字形分析，都是采用象形造字的方法，但是学生往往对这些器物缺乏直观的了解，如果直接展示这些器物的精美图片，这些器物的形制、大小、功用就一目了然了。再如古人对五音的称呼“宫、商、角、徵、羽”，单靠语言的描述，是无法让学生认识和体会的，但是如果直接诉诸听觉，那这些枯燥无味的字眼就变成了灵动的音符，学生的兴趣也大大提高，教学效果自然也比教师一味讲解好得多。
五、用中国古代文化感染学生，注重教学过程的知识性
古代汉语的教学离不开字词解释和语言现象分析，但是它并不是孤立的，它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教学中，教师必须将古代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在讲授文选时有必要结合古代礼制、风俗、宗教等多方面的文化知识来教学，融合古今民俗于字词分析之中，达到开拓学生知识视野，增加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
如《左传·鞌之战》：“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卻克，郑丘缓为右。”其中“邴夏”“齐侯”和“逢丑父”的位置，“解张”与“卻克”“郑丘缓”的位置，牵涉到古代文化习俗，利用多媒体展示秦兵马俑一号、二号铜车马图，就能很形象地说明古代一般载人车辆、战车的人员配置。教师介绍，古代车战，一般是尊者居左，御者居中，车右为孔武有力之人，手持类似戟这样比较长的兵器，起到驱逐近前敌人的作用，因为主帅的战车之上要安放战鼓，指挥作战，所以主帅居中。有了这样的认识，自然就能理解《左传·鞌之战》后面所出现的文句：“韩厥梦子舆谓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因为韩厥为军中司马，本应位于战车的左侧，因其父托梦示警，故而居中驾车。
总而言之，“教学有法而无定法”，在古代汉语的教学中，每位教师都应当以教学原则为指导，根据教材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在教学方法上不断创新，灵活变动，力求“深入浅出”。
参考文献：
[1]王力.古代汉语[M].中华书局，1999.
[2]王力.王力文集[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3]郭锡良，唐作藩，九盈等.古代汉语[M].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
[4]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出版社，2004.
[5]刘乃叔.古代汉语教学观念更新的思考[J].吉林教育科学，1998，（06）.
一、古今异义意识
阅读文言文要有“符号意识”，即一个字往往就是一个认知符号――词，要一字一字地去认知。具体来说，文言文不同于现代文，学生一定要有古今异义意识。有很多实词的词义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已发生了变化，但学生却容易用现代汉语的意义来理解古代实词。例如，“后秦击赵者再”（《六国论》）的“再”，学生很容易理解为“再次”，其实在文言文中“再”是“两次”。又如，“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出师表》），这里的“恨”学生按现代汉语容易理解为“仇恨”，但是在文言文中，“恨”字词义比现代汉语要弱化，是“遗憾”和“不满意”的意思。
如果在平时的文言文学习中有了这种古今异义的意识，那么在完成高考文言实词的理解题时会很有帮助。出题者常设四个选项，其中一个选项往往就是直接按学生的现代汉语思维习惯设计的。如2012年山东卷的文言实词考查，要求学生从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错误选项，其中A：躬履途泥，率先期门，把“躬”理解为“弯腰”，其实就是用现代汉语的“躬腰”来理解文言实词，是错的，应为“亲自”，联系《陈情表》“躬亲抚养”，这个意项的错误就不难判断了。2012年广东卷的文言实词考查，同样要求找出一个错误选项，A：陶澍就擢巡抚。擢：升迁；B：分别应劾、应偿、应豁。豁：免除；C：将以次举刘河、白茆、练湖、孟渎诸工。举：推举；D：后咸丰中乃卒行之。卒：最终。这四个选项中的“擢”字是古代官职升迁常用词，教材有“过蒙拔擢”，容易判断；“卒”字“最终”意在文言文中比较普遍，教材中有“卒与尸合”，“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的例子；“豁”字学生会有陌生感，但结合上下文可以判断；“举”字在文言中虽有“推举”之意，但在这里却是命题者按学生现代汉语思维习惯特意设置的陷阱，应为“兴修”、“治理”之意。
当然，理解文言文实词的关键还是要培养学生的文言阅读能力，“词不离篇，字不离句”，结合上下文是基本原则，但考试中多点方法和技巧也更容易获得高分。
二、迁移意识
不管是文言实词的理解，还是文言句子的翻译，高考所设计的题目大都是高中生文言文阅读能力范围内所能解决的，有很多内容学生在理解时有“似曾相识”之感，平时的阅读中注重积累、有较好的“迁移意识”的学生，在文言文阅读时常有一种心领神会的愉悦感。
如学习《陈情表》时，学生对于“生孩六月，慈父见背”中的“见”字常常理解不透，教师正好引导学生了解“见”的用法，让学生结合以前学习的内容进行迁移，联系《孔雀东南飞》中的“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和“兰芝初还时，府吏见丁宁”，“见”字的用法之一――用在动词前表示对自己怎么样，可以译为“我”、“自己”，就更清楚了。学习《归去来兮辞》中的“感吾生之行休”，学生对“行”字的理解也有困难，联系成语“行将就木”，学生就很容易认识到“行”就是“将要”的意思了。这样的迁移，使学生的认识得到强化，印象更加深刻。
学生迁移能力形成的关键是积累，这种积累要从学过的文言文，从成语的运用中生成。学生有了这种意识，逐渐形成迁移能力后，在完成高考文言实词理解题时，自然会更有信心，更有成就感。2012年江西卷文言实词理解选项D：即命帅羽林三百人往籍其家。籍：登记，没收。学生稍有迁移能力就可以联系到《鸿门宴》中“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2012年山东卷文言实词理解题选项C：兴叩头流涕，固让曰。固：坚决。学生可以很容易联系《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再结合上下文意就很容易判断这里的“固”是“坚决”之意了。这种迁移能力的形成当非一日之功，对于教材，对于名篇越熟悉越好，平时多积累重点实词，多梳理句式知识，在此基础上向课外延伸，用已有的知识解决新问题，从而逐渐形成较强的文言文阅读能力，完成“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三、积累意识
文章是文化的载体，是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高考文言文阅读题所选用的文章必然涉及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典章制度、礼仪习俗、地理政区等，掌握了解一些必要的古代文化常识，对于理解文言文是很有帮助的。
学习《逍遥游》，文中有”朝菌不知晦朔”的句子，若学生了解“晦朔”是古代阴历表示月末、月初的意思，也就容易理解了；学习《陈情表》，文中“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中的“拜”、“除”是古代表示官职变迁的词语，学生若对此熟悉，翻译起来就轻松了。平时学习可以运用分类法对古代文化常识进行总结，如按古代地理知识、古代官职名称、古代教育考试、古代衣食什物、古代称谓谦敬等来归类，强化学生的文化常识积累意识。
2012年浙江卷中，“修顿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来，屡辱见过”，“仆有罪之人”中的“顿首”、“足下”、“辱”、“仆”都和古代表示谦敬的称谓有关。同样，2012年天津卷中，“高年不禄，仆方思辑录其梗概以永其人”，“虽子之仇，无异词也”的“不禄”是死的委婉说法，“仆”、“子”也是古代表示谦敬的词语。高考文言文有很多是人物传记，涉及人物官职变迁的内容更多，如2012年全国大纲卷郭浩传记，2012年江西卷彻里传记，2012年山东卷阴兴传记等，若学生对古代官职及变迁的文化常识熟悉，理解起来就会更容易。
一、按考纲能力层级序化
(1)识记(A):①字音字形、文学常识、名句名篇。这些是考纲明文规定的、静态的知识。②文言实词、虚词、特殊句式、固定结构、常见修辞方法、鉴赏术语、常见意象等,这些是答题必备的知识。
(2)理解(B):对感悟材料的含意,进行简单阐释,非静态呈现,而是动态陈述。考查内容主要是文言文阅读(实词含义、词类活用、虚词用法、文句理解、句意翻译等)和现代文阅读(词语和句子在文中的含义)。
(3)分析综合(C):分解剖析、归纳整理。分析综合能力是阅读能力中的一类,是对阅读材料的分析综合。筛选并整合文中信息、分析文章结构、把握文章思路、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意思、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根据内容推断和想象。其中筛选与整合、推断和想象是核心能力(考题体现在文言文阅读、科技文阅读、文学作品阅读中)。
(4)表达应用(D):写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表达应用具体包括标点符号使用、使用成语(熟语)、辨析修改病句、变换选用句式、句子的连贯衔接、运用常见修辞方法、作文等(考题体现在选择题和第六、七大题)。
(5)鉴赏评价(E):是阅读能力层级中最高的层次。鉴赏评价是对材料进行评说、对表达技巧进行鉴赏、对作者观点进行鉴别。
二、具体知识和能力的序化——以古代诗歌鉴赏为例
《考试大纲》的要求是:能阅读浅易古代诗文。考查内容:鉴赏古代诗歌的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评价古代诗歌的思想内容及作者的观点态度。能力层级E级。
1.理解层面:准确、全面、恰当把握诗词语言中所蕴含的信息
要求学生具备的知识有:
(1)语言知识:①古诗词中的文言词法。例如“停车坐爱枫林晚”这句中的“坐”是“因为”的意思,这是学生理解诗句必须的知识。②句式特点,主要是古诗词中的省略、跳跃及倒装。例如范仲淹《渔家傲·秋思》中“塞下风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理解时必须把省略的补出才通:秋日(的傍晚)(人烟稀少的)边塞更加萧瑟荒凉。归雁(成群结队)飞回南方,似乎没有一点留恋之意。此刻,(杂乱的)边声和军乐声混合在一体,回荡在四野。
读诗要“泡”,要把跳跃、省略的东西“泡”出来,把倒装的内容顺过来。诗犹如中药胖大海,要泡才会丰满;又如四川泡菜,要泡才会出味。
(2)文学文化常识:①知人论世,要了解诗人的生平事迹和时代背景。②文化常识是解读诗词的关键。例如李好古《谒金门》:谁在玉关劳苦?谁在玉楼歌舞?若使胡尘吹得去,东风侯万户。这里的“玉关”就是边关,“胡尘”借指金兵,明白了这些,它的主旨也就不难理解了,是揭露统治阶级和前方将领不体恤奋战沙场的士卒,不思抵抗,整日沉溺于歌舞升平中的现实,表达愤慨之情。③古代诗词中常见的意象。意象的约定俗成,是中国古典诗词的重要特点。意象中蕴含的深层含义是理解词关键。例如古诗词中“柳”常寓“送别”之意,“鸿雁”常和“思乡”情联系,“蝉”寓“高洁”,“杜鹃”常含着“哀伤”之情。
(3)熟悉常见的表现手法,如情景交融、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虚实相生 、以动写静等。教师须告诉学生,熟悉表现手法不应只记术语,关键要积累灵动可感的诗例。
2.表达层面:准确、规范、有序、全面地表达自己对诗词的理解
(1)精读题干,把握答题切入点。
(2)规范地表达。要有两条线:一条纵线,即熟悉古诗词主题的种类。主要有忧国伤时、建功报国、思乡怀人、离愁别恨、伤春悲秋、怀才不遇、隐逸之趣、山水之情、赠友送别、睿智哲思、吊古伤今(咏史怀古)等;一条是横线,即建构与命题类型相对应的答题模式。以“把握形象”类题型为例说明。提问方式:塑造了什么形象?答题模式:描具象,概特点,揭示情感、意义。再如分析技巧类鉴赏题答题模式。提问方式:此诗运用了怎样的表现手法?有何效果?或词诗是怎样表达情感的?答题模式:明手法,说运用,析效果。例:阅读下面这首宋词,然后回答问题。
小重山 岳飞
昨夜寒蛩不住鸣。 惊回千里梦,已三更。 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 旧山松竹老,阻归程。 将欲心事付瑶琴。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问题:词的上阕用了什么艺术手法?传达出作者怎样的情感?请结合词句作具体分析。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解一些文学文化常识，对于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很有必要；同时，掌握一些文学文化常识，对于解答几类语文题型也很有帮助。
第一，解答古代诗歌鉴赏题很多时候离不开文学文化常识。试看下面的例题。
【例1】 阅读下面的宋诗，然后回答问题。
溪桥晚兴
郑协①
寂寞亭基野渡边，春流平岸草芊芊②。
一川晚照人闲立，满袖杨花听杜鹃。
【注】①郑协：南宋遗民。②芊芊：草木茂盛。
问题：如何理解这首诗中的“闲”字所传达的心境？
古代诗歌是古人生活经历和思想情感的结晶，解读诗歌的内容与情感，离不开背景。诗歌鉴赏也有一个重要原则――知人论世，即鉴赏诗歌要深入探究诗人的生平和为人，了解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如果仅据诗面来解读“闲”的意蕴，“闲”表面上表现了诗人悠闲、恬淡、无所事事，闲立观赏一川晚照的情景。这样解读违背了知人论世的原则，不符合注解中“南宋遗民”的身份。其实诗人内心是无比凄凉、孤独和惆怅的，从诗中描绘出的落日晚照、杜鹃啼血等意境也可得到印证。故国之思与亡国之痛是这个南宋遗民群体的情感共性，这就是常识对解读诗歌的重要性。
古代诗歌中的很多意象和意境，经过历代诗人反复继承、运用和发展，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文化和心理积淀的一部分，许多意象和意境对应蕴含着相对固定的情感内涵。比如落花这一意象极易让人联想到春天的逝去、美好时光的流逝、青春的凋零等；又如象征着高雅，杨柳代表惜别，月光暗含思念，古琴联想到知音，红豆意味着相思，浮云给人飘零之感，落日叫人惆怅，故园使人内心陡生乡愁等。
如2010年江西卷诗歌鉴赏（陈与义《送人归京师》）要求指出诗中“子规”意象的含义。子规即杜鹃鸟，俗称布谷，又名杜宇、子鹃，传说为蜀帝杜宇的魂魄所化，常夜鸣，声音凄切，故借以抒悲苦哀怨之情。了解这些文化常识，解题就容易得多，而且积累的意象越多，解答此类题目越是游刃有余。
长期的文化积累形成了许多固定词汇或典故传说，如“秋水”“鸿雁”“长亭”“灞桥”“司马青衫”“黍离之悲”等，它们大多源于典故或前人诗文，有固定的内涵。2011年江西卷诗歌鉴赏（黄庭坚《清明》）要求分析“人乞祭余骄妾妇”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如果了解此句典故出自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写了毫无人格尊严的齐人以食用人家祭祀食品而洋洋自得的丑态，了解介子推宁愿被烧死也不做官的气节，自然就容易答题。
中国文化中的节令文化（如春节、元宵、寒食、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节日对应的习俗和文化意义）、饮食习俗等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人的生活或文化活动。如寒食是我国古代一个传统节日，一般在冬至后一百零五天，清明前两天，相传起源于晋文公悼念介之推之事，因介之推为避官而抱树焚死，晋文公便定于此日禁火寒食。古人很重视这个节日，按风俗家家禁火，只吃现成食物，故名寒食。由于节当暮春，景物宜人，自唐至宋，寒食便成为游玩的好日子，宋人就说过：“人间佳节唯寒食。”《黄州寒食帖》是苏轼一生中最为杰出的书法作品，书帖的内容是苏轼在寒食节当天即兴创作的五言诗。如果涉猎这些文化常识，解读相关诗歌多有裨益。
第二，文言实词题、翻译题和理解题很多时候和文化常识有关。
熟知文学文化常识对于解答此类题目多有帮助。如古代称谓有名、字、号、斋、籍贯、郡望、官爵等之别，还有许多特定称谓，如年龄有垂髫、豆蔻、弱冠、耄耋等；历法中有干支纪时、“朔”“望”“晦”特定日期之类的常识，熟知这些常识有助于理解原文或准确翻译句子。如《登泰山记》中“戊申晦，五鼓，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一句，只有明确知道“戊申”是干支纪日，“晦”指每月月底，“五鼓”是以更鼓纪时，才能准确理解和翻译。
【例2】2011年全国卷Ⅱ文言文翻译（材料节选自《宋书・郭原平传》）第2题：
若依其贫老邪，耄齿甚多，屡空比室，非吾一人而已。
句中“耄齿”的翻译是一个得分点，如果知道“耄耋”指八九十岁的老人这一常识，自然不会丢掉这一分。这个句子的完整翻译为：如果因为我又穷又老的话，老人很多，家家户户经常贫困，不止是我一个人而已。
科举制度和古代官职常识也是阅读理解文言文的基础，有些表官职称谓或官职变动的词语有时直接作为考点设题。如2010年江西卷文言实词题将“除福州观察使 ”中“除（授予官职）”的解释设为选项，2010年上海秋季卷文言实词题直接要求考生解释“乃徙公治之”中“徙”的含义，2011年全国大纲卷文言翻译题将“鼎至，奏罢不职有司数十辈，列部肃清”中的“有司”作为得分点，2011年福建卷文言文阅读（《小孤山新修一柱峰亭记》）文言实词题将“起佐郡 ”中“起（起任）”的解释设为选项。
另外，古人为了避粗俗、避忌讳、图吉利或出于外交需要，有时故意不直陈其事，把话说得很含蓄，这就是婉言；因忌讳而用婉言则一般称为讳饰。所以含有婉言、讳饰、借代、互文等修辞手法的句子，翻译时要有所变通，还原用语的本来面目。如《触龙说赵太后》中“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中“填沟壑”是“死”的委婉说法，属讳饰；《五人墓碑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一句中“缙绅”一词，本指古代大臣上朝时将笏板插在腰带里，这里借代指“做官的人”；《木兰诗》“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属互文，应译为“将士们身经百战，有的为国捐躯，有的转战多年胜利归来”。
第三，语言运用题中“得体”的要求与文化常识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不少谦敬词语在现代汉语中仍然具有生命力，如中国古代常用敬词拜（拜读）、奉（奉告）、高（高见）、贵（贵恙）、惠（惠顾）、令（令尊）、宝（宝号）、呈（呈报）、垂（垂询）、光（光临），常用谦词家（家父）、舍（舍弟）、鄙（鄙人）、愚（愚见）、敝（敝人）、拙（拙作）、小（小人）、敢（敢问）、见（见教）等，还有许许多多的生活雅语，如借光、璧还、斧正、芳龄、教祺等，至今仍然活跃于交际用语中，成为交际用语得体的标志，这些也需要多加积累，并在生活实际中适时运用。试看下面的例子：
【例3】 下列句子中的礼貌用语使用完全正确的一句是（ ）
A.咱们分别时你送我的礼物，我一直惠存着。/你的文稿，我已看了，对其中不妥当的几处，我斗胆加以斧正。
B. 大作已拜读，唯几处有疑，特致函垂询。/尽管只是绵薄之力，但他费了很大的劲，我们应该感谢。
C. 多年不见的老乡捎来了家乡的土产，我推辞不了，最后只好笑纳了。/我因临时有急事要办，不能光临贵校座谈会，深表歉意。
关键词：音乐艺术；古琴；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理论；现状；调查
中图分类号：J60文献标识码：A
施咏教授的《弦外之音――当代古琴文化传承实录》就要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公开出版了，这是他在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后”工作期间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也是2003年中国“古琴艺术”成功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来，又一部有关古琴文化传承及现状的有价值的调查研究专著。我认为这是近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建设方面一项重要收获。所以，不揣自己对古琴艺术的无知，不顾忌自己对当今古琴传承保护缺少调查研究，仍非常高兴给这部专著写几句感想。
本来古琴艺术申遗成功，已经大大推动了社会方方面面对古琴的关注，推动了琴乐的表演、传播，也有力推进了相关的学术研究和相关书籍的出版。例如，近年陆续出版了介绍古琴及其演奏的多种教材，出版了有关古琴历史、文化的多种研究成果，以及吴文光先生《神奇秘谱乐诠》这样的古琴曲打谱释读的专著，还有收有六朝后期至清末民初142种谱集所见载琴曲谱的30卷本的《琴曲集成》大型的古琴资料汇编，也终于由中华书局出齐了。又如，以涉及古琴艺术方方面面的申请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而言，仅我近年有幸审读或应邀参与相关答辩问题的，就有十几篇近20篇，可见青年一向古琴的学术目光之殷切，他们的成就也颇令人欣喜。可以说，我国古琴艺术的发展和保护、传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令人振奋的阶段。
施咏先生的研究，也许属于姗姗稍后来者，但在这百花竞放的场景中，却因别具风致，一定能够脱颖而出。
2010年11月下旬在江苏徐州中国中国矿业大学举行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上，我初次听到施咏教授介绍他有关古琴艺术保护的部分研究成果，当即感到非常有价值。例如，他从传播学出发，探讨了古琴在中国古典小说、当代武侠小说中的文学传播，探讨了古琴在唱片、电影、电视等电子媒介中的传播及所产生的偏误现象，他既探讨了古琴的网络传播概况和特点、古琴网站的类别与功能，还总结了琴乐传播的“模糊性、反传播性与多层综合性”三大特点，还提出多种传播手段相互交织相融、多层综合、多元并存，成为当前琴乐传播的发展趋势，共同推动古琴文化在当代的传播和发展。
尽管只是简短的介绍，但让人立马感到他的研究视角非常新颖，体现出他研究意识的独特性。
不由得想起唐代大史学界刘知几有关史学研究者所必须具有的几项重要条件的阐述。按刘知几字子玄，著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代表作《史通》，他提出从事史学研究的人，必须具有“才”、“学”、“识”这三种基本条件，即所谓的史家“三长”。
据《旧唐书》刘知几本传记载：
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才，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左木右便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①
这里所说的“才、学、识”应如何理解？今人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认为：所谓“史才”，指修史的才能，主要指历史编纂和文字表达方面的才华和能力。所谓“史学”，指占有史料和掌握历史，要能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要有广博丰富的知识，还要深思明辨，择善而从。所谓“史识”，是指史家的历史见识、见解、眼光、胆识，即观点和笔法，包括“善恶必书”的直笔论，也包括其他的历史观点。②
也有的学者认为“才、学、识”，其实大体相当于人们常说的文、史、哲学，是从事史学以及其他各种人文社会科学必备的基本素养。
“才、学、识”三者，虽各有作用，但相互联系非常紧密。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三才之中，识尤为最重要。例如，宋代著名史学家郑樵便在《通志・总序》中强调：“夫学术造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明袁子才《续诗品三十二首・尚识》也说：“学如弓弩，才如箭簇，识以领之，方能中鹄。”
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认为识不可无，认为识也是才、学并重或相辅，因为识力就是洞察力、鉴赏力、判断力的别名，是以“学力”为其根本的。但他在《谈艺录》五一《七律杜详》中，还是强调指出：“识”固为先，“识曲听真”，方得为“具眼”。认为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发覆破的”的洞察力、鉴别力。
当今盛行的史学理论中，也有类似的强调。学者们指出，虽然史料或史实在史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真实的史料当然是历史学能够成为一门科学的前提，所以史料对历史学的重要，甚至有傅斯年先生“史学便是史料学”③的说法。但是，史料或事实本身，毕竟并不能自行给出一幅历史学家所悬之为鹄的历史构图，也不能自行给出任何理论来。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历史乃是（或者至少应该是）一幅历史构图，但这幅图画最后是由历史学家的思维和想象所构造出来的，任何理论也总归是人的思想的产品。如果同样的史料和史实就能自行得出同样的结论，那么只要根据一致同意的史料，历史学家就不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了，也不会一代一代的学者们来重新认识、研究历史，重新写作新的历史著作。所以，何兆武先生指出：对历史学的形成（即根据史料形成为一幅历史构图）而言，更具决定性的因素乃是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感受力，而非史料的积累。④
西方现代史学理论中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和“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等观点，也正体现着对历史研究者“识”的强调。
我认为，才、学、识不仅是历史研究者的基本条件，也可以说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识”既是认识、辨识、识别、认知的能力，也是见识、理解、洞察、意识，是研究者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具体体现。“识”包含着康德所说人类认知的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的全过程，也贯穿在人类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再到实践无数往返的全过程。以历史研究为例子，从具体史料的选择、辨识，到史料确认后对它们做出的解释，对史料所反映的史实的认知，都离不开“识”。这些工作，有的是纯科学的，或“完全科学的”，或是技术性的，但有的则仅有科学态度和方法是不够的，还需要人文价值的理想和精神贯彻始终。此外，如何兆武先生《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指出，历史学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人性学的研究，因此，除了科学和人文价值的理想和精神外，还有“第三个方面”即史家对人性的探微，这也是一种史家应该具备的见识和意识。⑤
由此看来，史家和其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研究者所应具备的“识”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广泛和深邃的，一代人一代人不断进行的历史研究、学术研究，某种意义上讲，则是一代一代人认识不断发展不断提升的结果，是一代一代人不断获得新的认知和新的体会的结晶。
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才、学的重要。推动史学进步的力量来自四方八面，史学大师王国维就认为学术史上的新突破，往往来源于新的发现，新材料。但甲骨文等这些导致学术突破的新材料，其价值和意义的揭示，不也需要目光如炬的王国维先生那样的远见卓识，才能揭示出其所埋伏蕴涵的重要价值吗？
施咏教授在其古琴调查的课题研究中，反映了他尤为突出的“才”、“学”、“识”三者的良好结合。正是很好地结合了传播学和历史学方法，又迅速网罗捕捉了许多新的传媒，以及网络上出现新动向，为我们考察研究古琴艺术遗产的保护传承，提供了富于启迪意义的新视角。
全书分为“实践调查”与“理论思考”上下篇两大部分。上篇由七篇分调查报告组成，通过对梅庵、广陵、虞山、浙派、蜀派、金陵、中州等七个琴派下的近三十个琴社、琴馆的古琴保护传承现状的实地考查，逐一调查了各琴社的生态发展环境、运行机制、相关流派琴乐的保护现状；以及相关琴人的琴乐理念、保护实践措施等。下篇则从理论层面对当代古琴的传播（类别、功能、特点、偏误）、传承（方式、组织结构、对象、技巧）、保护（问题与对策）以及发展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探讨。
这一研究不仅体现了他的学力、才华，也的确体现了施咏教授的敏锐观察力，体现了他独到的学术眼光新颖的学术见识，由此我们看到一个青年学者已经具备了今后不断取得学术进展和突破的各种有利条件。
“山僧未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虽然未及从容细读施咏先生的全部文稿，也没有那么广泛的学识来评述他的所有心得，但通过对他的研究课题的点滴了解，我已感到它所拥有的分量和价值，也多少能看到他在博士后工作站期间合作教师刘承华教授的身影。相信广大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年认真阅读本书，一定大有收益，能够得到种种启示。同时，加深自己对古琴艺术这一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全面立体的了解认知。
著名学人费孝通先生晚年，曾提出了“文化自觉”的重要思想。他认为21世纪是“文化自觉”的世纪，指出我们已经错过来自西方启蒙时期“人的自觉”，不能再错过当今全球一体化浪潮冲击之下的各民族文化多元化的“文化自觉”。我们每一个中华文化的传人，有必要不断提升自己文化自觉意识，积极参与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统的传承弘扬，为中华文化复兴的事业，多一分担负，多一份贡献。施咏教授的努力，也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好的范例。
施咏教授正“富于春秋”。作为一位“70后”的年青人，已经获得各级学位，并被南京艺术学院聘为正教授――他已经建筑起了继续前进的坚实的学术基础。因此，衷心祝贺他已取得的丰硕成果即将出版问世，同时也期待他今后不断超越自己，不断创造更新的业绩。（责任编辑：陈娟娟）
①《新唐书》本传则简称刘知几云：“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才少。”
②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208页。
③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略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一、古代文论研究“求真”与“求用”的纠结 古代文论研究大致有“求真”与“求用”两种研究路向①，但是由于我们之前对这两种研究路向各自言说的畛域未加以限制，使得二者之间经常纠缠不清，这既不利于合理阐释各个命题的意义，也不利于不同命题之间进行有效的对话。比如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命题的接受和质疑。众所周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经宋元明人陆续提出，到王国维始集大成②，然后逐渐被文学史书写所采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③。但是随着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时有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之声④。 乍一听，这些质疑之声确实言之凿凿。比如他们对以宋词为宋代文学代表的质疑就很有说服力。首先，宋词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地位并不高，最初只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诗余”，其次，就现存文献而言，宋词无论在作者数量上还是作品数量上都无法和诗、文相比，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予以充分注意的历史事实。但是随着笔者对这一问题思考的深入，发现事情好像并不如此简单。我们可以追问质疑者提出的这些事实是否和王国维他们“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相矛盾，也就是两者的问题意识是否处于同一个层面上，二者是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认为尽管这两个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它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必须予以区别对待。概括言之，质疑者的声音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求真”的精神，它们主要注重的是历史事实这一层面。而王国维他们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求用”的精神，它们更多地注重的是价值真实这一方面。二者不是水火不容的，而是可以并驾齐驱的。王国维不仅研究过宋元明清戏曲史，而且还考察过宋代的金石录，他对宋代诗文创作之盛是了解的，他独推宋词，不是基于事实的判断，而是基于价值的裁决。他在《宋元戏曲考序》中紧接着开头那句话后就写到：“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1］57由此可见：一是王氏深知戏曲在古代是“儒硕皆鄙弃不复道”的非主流性的；二是王氏肯定元曲主要是从其“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的角度来说的，这里明显地透露了他对戏曲的价值认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虽然是结合时代与文体来谈的，但是在这不同时代的不同文体之间是否有相同的东西，是需要加以深入研究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虽然在元明清时代已有人提出，但是在当时并没有获得主流地位。而之所以能够在近现代以来获得主流地位，并陆续被文学史书写所接受，这恐怕与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文学观念也发生深刻的变化有关。所以我们认为之所以发生一些学者所言的误导，责任并不完全在王氏之说上，而在我们的接受者误把别人的价值判断当作事实判断了，从而影响了自己的视野和判断。 这么说并非为王氏辩护，也并非抹杀质疑者的意义，而是反思文学研究的复杂性，并合理限定各自言说的有效性。其实这一问题在中国文学史上带有普遍性，比如争讼不已的唐宋诗之争也存在类似问题。因此，我们只有对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各自的有效性作严格的“畛域”限定，才能实现有效的对话，也才能对复杂的文学现象采取比较圆融的态度。比如文学史书写可以有两大类。一类是“求真”型的，主要是尽可能准确地描绘古代各个时期文学的真实状况———以历史事实的真实为最高追求。一类是“求用”型的，主要是在整个古代文学的万花丛中采撷那些最鲜艳的，对今人最有精神裨益的经典之作———以当下价值意义的合法性为最高追求。为了从学理上厘清“求真”与“求用”各自言说的有效性，笔者认为古代文论研究要“二重历史化”。 二、“求真”与“求用”纠结的解脱之道———“二重历史化” （一）古代文论研究“二重历史化”概念释义“第一重历史化”的要义在于通过重建古代文论话语产生的历史语境以“求真”，其正当性在“古”。“古”作为一种“历史流传物”记忆了我们的过去，记忆了我们祖先曾经经历过的喜怒哀乐等。人作为一种“类”存在物必定生活在一定时空中的社会群体中，了解过去的历史不仅可以借鉴历史之兴衰胜败，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定位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位置。虽然古代已离我们远去，要完全还原当时真实的历史语境已经相当困难，但是古人生活的真实样态还是在许多“历史流传物”中流下了烙印。对于那些完全没有典籍记载的历史我们大可以存而不论，但是对于那些有文献记载或文物可考的历史我们还是要追求相对的“真实”。在阐释的时候应该尽可能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予以“同情之理解”，不能强古人以就我，进行“过度阐释”。所谓“同情之理解”就是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篇中所谓的“忠恕”精神。章氏说：“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仁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嗟乎！知德者鲜，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2］278就是我们面对古代文论的观念时，要追问每一观念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是什么，古人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他们又是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为什么如此解决？然后再看它存在什么问题。①这一研究路向的理想典范是钱穆的《中国文学论丛》和这几年方兴未艾的“文化诗学”。钱穆虽然不以治中国文学著称，但是由于其深谙中国文化之精髓，所以其论中国文学让我们倍感贴切，这一点恐怕读过其《中国文学论丛》等作品的人都不能予以否认。以童庆炳、李春青为代表的“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向，已经把这种研究路向上升到了理论自觉的高度，而且产生了一系列广为学界认可的研究成果，其研究方法也陆续被一些青年学者所采纳。我们认为在这一“求真”的层面上，必须充分尊重中外文化、文论的异质性和不可化约性。因为古今中外各种理论的提出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域与解决之道，不能予以简单比附，或者比较时必须警惕是否有可比性。对于这一研究路向的不足，就目前之研究状况来看其着眼点主要在“释古”上，而对如何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即“开今”方面的成果还不太多。#p#分页标题#e# “第二重历史化”的要义在于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将古代文论进行一定的历史内化以“求用”，其正当性在“今”。古代文论毕竟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时移世变，要它直接为现实服务，必将圆凿方枘。纵观20世纪以来古代文论的研究历程，我们发现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20世纪初，由于处在一个激烈的转型期，一方面是西方咄咄逼人的坚船利炮，另一方面又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因此没有充分的时间来从容地面对这一问题。五四先贤大多采取了先破后立的策略，古代文学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只有那些能够成为新文化运动文学价值观注脚的文学才能获得合法性。解放后意识形态之争的泛化更是将古代文学、古代文化肢解的支离破碎。改革开放之初，鉴于“”期间文学研究的过度政治化、工具化，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文学的审美功能。再加上西方文论的大量引进，古代文论研究大有式微之感。于是一些学者提出了“失语症”的呐喊。我们认为这一呐喊一定程度上把握到了古代文论研究存在的困境，但是对其提出的解决之道却不敢苟同。他们更多地焦虑如何复活古代文论的话语层面，有一种浓厚的复古情调和文化原教旨主义倾向。之后提出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可以看作是对解决这一困境的一种尝试。但是由于其转换路径主要是通过西方话语或现代话语来阐释古代文论，所以收效甚微。新世纪以来，西方文论和马列文论对一些文学问题解释的不完满性也暴露出来，于是许多有识之士也提出了古代文论要参与到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当中去的呼唤，但是到底如何实现有效参与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我们试图通过古代文论研究的“第二重历史化”来应对这一难题。 （二）如何进行古代文论研究的“第二重历史化” 首先，我们要通过“第一重历史化”对古代有一个透彻的了解，这样古代文论必将是一个鲜活的东西，它凝结了几千年来古人认识和解决相关文学问题的智慧。其次，要充分意识到古今时代之变。尽管在古代也有大的社会变迁，但是其文化形态主要还是在自己的文化圈里运转。而现在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已经和全球化联系在了一起。全球化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空间的扩大，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异质性的西方文明。而且这个文明在很多方面都优越于我们，这已经是被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实践证明了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充分意识到古今之变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观念和文体的演变。第三，要充分认识古今之变，就必须扩大我们的视域，只有不断扩大视域才能更好地给古代文论定位。而视域的扩大能够帮助我们思考，古代文论原有的内涵如何在今天再次获得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不是建立在某种意识形态之上，也不是建立在民族主义之上，而是建立在它对一些当下文学问题的有效地解决上。第四，经过这样的心理推演和观念转换之后就积极介入当下的文学批评，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实践中检验其效果。就笔者有限阅读所见，这方面的理想典范有徐复观的《中国文学讨论中的迷失》等一系列文章［3］，李泽厚的实践美学，李春青的《在审美和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4］等成果。需要强调的是：第一、古代文论的“第二重历史化”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们的理想状态是：在对一些当代文学问题的解决上，古代文论的研究者能够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能见西方文论、马列文论不易见或不能见的东西，这才是它高明的地方。第二、我们所谓的“第二重历史化”既不是一些学者和著作中所做的那样，将几种文论不伦不类地罗列在一起，也不是一些学者所主张的恢复古代文论的话语权，而是将古代文论的一些智慧内化成创作者、批评者的一种内在精神品格，渗透在其创作和批评实践中。第三、古代文论的“第二重历史化”具有选择性和开放性。古代文论作为古人几千年来文学经验的积累，内容非常驳杂和丰富，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历史内化时必须予以适当的选择。在古代具有重大意义的在今天未必具有意义，在古代没有什么意义的在今天未必没有意义，和西方文论相同的不一定就具有意义，和西方文论相异的不一定就没有意义。古代文论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相对而言具有一定的确定性。而古代文论的“第二重历史化”却是开放的，不同时期的人可以就自己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不断地向古代文论借取智慧。古代文论就像一潭活水源头，不断地沾溉当下的文艺批评。 （三）当下古代文论研究“第二重历史化”的困境 当下文艺学的学科划分不利于“历史内化”。当下的文艺学学科主要包括三大板块，即古代文论研究、西方文论研究、马列文论研究。目前的格局是三个方向分疆而治，相互之间的交流比较少，大多是学者自发的或私下进行的，三个方向之间没有形成有益的互动。治古代文论或古代文学的专家、学者很少积极介入当代文学批评，治马列文论或西方文论的专家、学者又对古代文论比较隔膜。当然，现代学术分工的日益精密化，每个人不可能对所有领域都笔耕不辍，但是至少应该有一部分学者从事融汇古今、再铸新章的工作。否则不仅不利于解决当下文学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而且对青少年的学习也极为不利。就像今天学国学还要从《三字经》读起，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其精华还没有经过“过滤”，渣滓也可能有腐蚀的负作用。古代文论的研究者没有很好地实现“内化”。今天提倡古代文论现代意义的学者大多还停留在口号和宣传阶段，还没有进行充分的“历史内化”，所以他们的功夫大多用在“第一重历史化”方面。这样，他们对当下文学批评就很少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也很少有学者积极介入当代文学批评，对一些文学问题给出心悦诚服地解决。相反，在现实生活中，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的研究者更多地显示出和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倾向。这固然和当下现实世界的不完满有关，但部分原因也在于研究者没有很好地实现历史的内化。总之，古代文论研究者对专业角色的固守，对历史流传物内化的未完成性，对当下文学批评实践的缺席等一系列问题都悬空了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p#分页标题#e# （四）古代文论研究“第二重历史化”的一些尝试 1．诗言志。首先，古代社会中文体具有一定的等级性。一般而言，诗、文是主流，小说、戏曲是支脉。这就要求我们打破文体的这种人为限制，将诗的这一功能适当泛化，应该说各种文学都有一些是表达作者一定的志向的，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其次，古代诗人所言之“志”往往受到士、农、工、商阶层划分的限制，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因此必须予以扬弃。现代社会作家的“志”应该更多地关注人民群众平等、自由、博爱、其乐融融的现实生活，在人格方面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在共同体中的分工不同而已。第三，古代由于长期处在君主专制统治时期，所以士人言志的方式受到了极大地限制，最理想的方式是言之者“温柔敦厚”、“主文而谲谏”，使“闻之者足以戒”。但是在具体的历史现实中，这些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的贤明与否，弄不好就是惨绝人寰的“文字狱”。最后，由于古代的很多作品是在“采诗”的传统下创作的，所以其潜在的接受对象往往是“天子”，为的是天子“不出户牖而知天下”，这样文学的功能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今天的读者主要是生活于社会共同体中的成员，其功能主要是交流共同体的生存体验和陶冶大家的情操，所以作品的好坏得失应该是大家共同予以评价，而不是以某个领导或某个团体为转移。 2．文以载道。文以载道这个命题本身并不是没有什么创见，问题在于古代的儒者由于受到自己知识、时代的局限，往往将“道”与“文”限制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这样他们所谓的“道”、“文”只是他们一家之“道”之“文”。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语境导致他们经常以圣人之名义来为自己的“道”、“文”张目，而且其言说往往具有独断论的嫌疑，所以使得这一命题的创见常常遭到歪曲，只在一些通达之士那里才偶尔开出奇葩。这一命题的伟大意义在于它使得文学创作建立在一个非常高的支点上，文学不只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游戏之作，而且是胸怀天下生民安乐的“为人生的艺术”。只不过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传统“道”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予以“重塑”。目前，我们主要面对三种不同的“道”，即古代文明之道、西方文明之道、马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之道。而这三种“道”现在还没有实现很好地融合，形成一个新的兼容并包的“道”。这就需要我们重塑“道”的合法性并思考其与文学创作的复杂关系①。 3．叶燮的“才”、“胆”、“识”、“力”。对于叶燮的诗学观念学界已经研究很深入了，但是如何使其诗学观念内化成批评者的一种内在精神还没有见到什么大的收获。叶燮认为文学创作是以“在我者之四（才、胆、识、力），衡在物者之三（理、事、情）”［5］24。限于篇幅，本文只就“在我者之四”中的“识”与“力”方面略加引申，详细的“内化”待以后撰专文讨论。首先说“识”，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地球村中的一员。而且当下这个“世界”变化多端，异常复杂，面对这样一个风起云谲的世界我们必须具备一定的“识”。只有具备一定的“识”才能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来设定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调，否则我们的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就会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具备一定的“识”才能不人云亦云，随影附形。再说“力”。我们经常感叹中国文学理论“失语”了，我们失去“原创”能力了。但是怎样走出这一困境呢？叶燮对“力”的洞见似乎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他说“立言者，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夫家者，吾固有之家也。人各自有家，在己力而成之耳；豈有依傍想像他人之家以为我之家乎！是犹不能自求家珍，穿窬邻人之物以为己有，即使尽窃其连城之璧，终是邻人之宝，不可为我家珍。而识者窥见其里，适供其哑然一笑而已。故本其所自有者而益充而广大之以成家，非其力之所自致乎！”［5］27尽管上面的尝试主要还停留在理论的推演上，有些还不成熟，但是它可以帮助大家理解我们的理论旨趣及其有效性。具体的实践只能寄希望落实在未来的批评实践中了。其实笔者的这篇文章和《文学、文学理论的未来———“世界意识”的重塑》都是这种内化的成果。 三、“求真”与“求用”的贯通———“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如上所示，我们虽然把主要篇幅放在古代文论的“第二重历史化”方面，但这并不代表“第一重历史化”不重要。而是笔者认为第一个方面前人言之已精，就不在此赘述了。我们的目标是使这两种研究路径实现很好的贯通，二者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是相资为用的。 （一）“求真”是“求用”的前提和基础，否则纠结不清，有可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求真”工作做不好，不仅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人，而且建立在其上的“求用”也会受到局限。比如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兴起的“生态美学批评”，本来是一个很有阐释空间的学说，但是这个学派的一些学者追溯其源头的时候是从海德格尔和中国的《周易》和道家开始。客观地说，“生态美学批评”与海德格尔、《周易》、老庄等确有关系，但是如何准确地定位这种关系，使其既不强古人以就我，也不因这种关系而限制这一理论自身的阐释空间。目前，“生态美学批评”在这一方面的阐释还很不周延，部分学者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古人“天人合一”的思维上，这是非常迂曲的。再就是这几年的“审美意识形态”命题之争，随着时代的发展演变这一命题受到一定的质疑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一些学者证明其成立与否的方法只是马克思说过没有，这样的争论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步。#p#分页标题#e# （二）“求用”是“求真”的意义和归宿，否则埋头书堆，不仅难以知古，而且难以知今。现在有一些学者鉴于以前随意寻撦古人为自己张目的研究方法所带来的弊端的警惕，主张古代文论研究应该纯学术化。这些观点对古代文论研究过于急功近利的危害确有所见，但也有因噎废食之嫌。“求用”固然不能强古人以就我，但是只要我们善于向古人“求用”，“求用”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求用”。概括言之，学术研究可以有两种大的研究路向，即我们说的“求真”和“求用”，而且放在长远的历史之中来看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只“求真”而不“求用”，因为我们生活在当下，我们不能把意义都寄托在遥远的未来，这就好比不能把幸福寄托在宗教所谓的遥远的“彼岸”世界一样。理想的状态是我们根据不同的时代需求、研究者的个体禀赋予以合理分配，争取既“求真”又“求用”，使得二者彼此互补。 （三）贯通使“古”历久弥新，生生不息。之所以提出古代文论研究的“二重历史化”，就是因为现在的很多研究没有对二者各自的言说畛域进行限定，使得很多讨论陷入自圆自画的泥沼之中，不能进行有效的“对话”。因此，本文作者不揣谫陋，试图通过“二重历史化”来厘清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虽然主要是针对古代文论研究提出的，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此，马列文论、西方文论、甚至西方文化研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虽然前人也偶有提到类似的研究方法，但是就目前而言仍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变成大多数研究者的理论自觉。本文将其提出希望引起广大研究者的注意。由于这一问题非常宏大，笔者自知其中有很多论述不周延、不充分，希望各位师友不啬赐教。
[关键词]语文教学 古诗文教学 有效性 教学策略
在古诗文教学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学生对古诗文普遍存在厌烦心理：有的学生认为古诗文艰涩难懂，不知所云；有的认为既不生动又不有趣，却经常被强制背诵默写，实在痛苦；有的认为古诗文跟今天完全无关，不学也行等等。这些错误的观念，极大了影响了学生学习古诗文的积极性，也让古诗文的教学效果不佳。而《上海市中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中则明确要求中学生在中学阶段要做到：“能理解古诗文中词句的含义，积累一定量的文言文实词，四年的实词积累量达到150个左右；能理解常见文言虚词的意义和作用，积累一定量的文言句子，能结合语境理解常见文言句式的意思。”怎样完成这些积累？怎样提高学生学习古诗文的兴趣？怎样提高古诗文教学有效性？这已是每位语文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
班杜拉在他的动机理论中指出：“人的行为往往受行为的结果因素与先行因素的影响。因此，对同一种识记材料，用不同形式进行编码，识记效果往往不一样。”根据这一理论，笔者经过多年的语文教学实践，发现做好“三个一”的积累，即一个文学常识本、一个常见词汇本、一个量化分析本，对提高古诗文教学有效性起着事半功倍的作用。
一、文学常识本――有效教学的平台
《孟子•万章下》中指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认为，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以及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只有知其人、论其世，即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教会学生能借助已有的知识去获取知识，这是最高的教学技巧之所在。”因此，引导学生“知人论世”，从文学常识入手，进行古诗文学习是很有必要、很有成效的一种方法。
在教学中，笔者带领学生以专用本（文学常识本）的形式立足于课本，对课文中作品出现较多的作家，将其作品罗列在一起进行比较学习和积累，对于作品中涉及到的文学常识方面的知识点加以归纳记录。它易于引导学生把各个独立的知识点串联起来，然后理解、记忆，形成规律性的东西。为提高古诗文教学有效性创设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平台。
实践证明，引导学生整理文学常识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激励学生去努力成为一个发现者、研究者和探索者的过程，它不仅有利于学生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理解古代作品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更有利于使之转化为推动其学习行为的强大动力。
二、常见词汇本――有效教学的基础
古人云：“集腋成裘，聚沙成塔”，这句话强调了积累的作用。积累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要发生质变，没有一定的量变做基础是不行的。学习任何知识首要解决的问题是知识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浅到深。因此，一定量的积累对任何学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古诗文教学作为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就是引导学生鉴赏体验古诗文中所描写的意境，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受到艺术的感染和熏陶。要实现这一教学目的，积累一定的词汇量和文言知识是重要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词汇积累，古诗文阅读和鉴赏如同空中楼阁、纸上谈兵，所以，词汇积累是学好文言文的基础。这其中常用词汇的积累更是重中之重，它包括：多词一义，一词多义、古今异义、通假字、词性活用等。
如一词多义是指一个词同时具有几个互相关联的意义（当然，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只有一个意义），一词多义又叫多义词。像“去”就有三个意思：
（1）离去。乃记之而去。 （《小石潭记》）
（2）除掉，去掉。去死肌杀三虫。 （《捕蛇者说》）
（3）损失，失去。今日存，明日去。 （《黄生借书说》）
归纳整理好去的几个意义后，在课外阅读遇到时便可结合具体语境分析。如在阅读以下三篇课外文言时，便是通过课内知识迁移，使“去”的意思迎刃而解。
《善士于令仪》：既去，复呼之。（离开）
《辽阳妇拒贼 》：遂退去。（离开）
《王翱》：公悉拆去之 。（去除）
通过“一个词汇本”的积累，可以引导学生养成新旧文言实词整合的习惯，这不仅有助于帮助学生完成对课文的二次学习，加深了记忆，还有助于拓展学生思路，提高迁移能力，使学生形成词汇的“立体”网络意识，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从而把提高古诗文教学有效性落实到了实处。
三、量化分析本――有效教学的关键
所谓量化分析，是根据已确定的分析维度（类目）和分析单位对样本中的信息做分类记录，登记下每一个分析单位中分析维度（类目）是否存在和出现的频率，并结合实际教学情况，以专用本归类记录每次文言测试中的犯错试题、正确答案和解题思路。针对错误率较高的古诗文题目，通过量化分析找出自己学习中的“软肋”，充实部分薄弱的环节，探索、归纳古诗文阅读方法，感悟、总结古诗文解题思路，学会自我监督和控制古诗文学习的过程，快速提升古诗文阅读水平。
如以下是八（1）班学生单瑜玮的《量化分析本》中的量化分析内容的片段：
在量化分析过程中，教师不仅引导学生去寻找典型题目的解题思路，而且带领学生总结经验，拓展延伸，使学生的思维不仅仅停留在试题之上，更多的是打开思路，习得方法，这对于提升学生古诗文阅读的核心能力很有价值。
这种教学策略不但促使学生从被动学习走向自主学习，提高了学生学习古诗文的积极性，而且促使教师在深入分析学生量化分析本的基础上，及时调整教学重难点，给不同层次的学生以相应的辅导。只有交给学生学习的钥匙，才能谈及迁移能力的培养，才能提高古诗文教学有效性。
综上所述，教师因地制宜、精心设计新的积累方式，能够唤起学生学习古诗文的愉悦心理，让他们在古诗文的学习中根据自身的天赋找到兴奋点，寻找到自我获取知识的途径，从而提高学生学习古诗文的能力，提高古诗文教学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汉代玉器”无疑是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艺术市场上的“明星”。
中国内地文物艺术品市场形成以来，汉代玉器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备受关注，其知名度一时间盖过了所有与玉器相关的新闻，甚至于所有艺术品拍卖消息，什么亿元天价，什么大师作品，什么每克十万元的和田玉籽料，在这两条新闻前，什么都成了浮云。
用自己的方式感知艺术品
其实，我们应该感谢这两条消息。
中新网北京3月6日消息，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表示：“故宫博物院有规章制度规定，院内专家不得以故宫博物院的公务身份在社会上从事非公务文物鉴定活动，以及与文物拍卖、文物市场等有关的藏品鉴定活动。”
限定也许会对故宫专家有所约束，然而，受名、利诱惑，特别是在电视媒体过分商业化、娱乐化的收藏投资类节目煽动下，难保无德“专家”偷换概念。实际上，国内很多文博机构都有规章制度，在名与利冲击下，很多人早已视这些规章为一纸空文。当然，这与本文无关，暂且不谈。
换个角度看，受众为甄别上述消息、物品的真伪，势必会追根溯源，广查资料一探两汉玉器面貌。这对于普及文物知识、历史常识，特别是平常情于翻书的人也不是坏事。
西汉刘氏政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学说为百家之首，提倡伦理孝悌，同时，神仙传说流行，导致厚葬之风盛行，再加上西汉统治了天山南北及昆仑山山脉，和田玉、昆仑玉得以进入中原，为玉器工艺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玉器制作达到了新高峰，被誉为“中国玉器史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是后世玉器艺术无法达到的高峰”。
历年考古土玉器中，两汉玉器数量最多，种类丰富多彩，“主要分布于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湖南、广东、北京等地，精品多集中于诸侯王墓中”，“可分为礼仪、丧葬、装饰、陈设用玉及玉质容器几个大类”(见古方主编《中国古玉器图典》)。就出版的两汉玉器资料看，两汉的祭祀礼仪用玉数量大为减少，而在丧葬用玉、装饰用玉、玉器皿方面数量大增。
丧葬所用的玉衣，也称“玉匣”、“玉押”，是汉代统治者最高形制的丧葬用玉，发现有金缕、银缕、铜缕和丝缕玉衣几种，“目前全国发现的玉衣有数十件(套)”。由此也可判断社会上流传的私人收藏金缕玉衣的真伪，金缕玉衣的丧葬使用高规格性质，决定了现今存世品的真伪性。上述涉案的金缕玉衣只有两种来源：其一，如是真品，无疑来自盗墓，如此大量的玉衣片，属于私人传世收藏的几率有多大?《中国古玉图典》中明确指出，“还有许多墓葬因被盗而只剩下零散的玉衣片”，被盗的玉衣被重新加工、组装完成，再请专家评估，这是对文物保护及相关法律多么大胆的践踏；其二，若非真品，则属造假欺诈。
“汉代玉凳”案例亦如此，历年各地的出土玉器实物，并未见有与其相类者，一者龙纹虽属汉代玉器常见的纹饰，但多用于礼仪玉、装饰玉以及佩戴玉几类，未见用于椅、凳一类(出土玉器中亦无此类)；二是凳的形制在两汉各类出土文物中均未见，虽然不排除汉代有玉凳，也不论玉凳作何用途，龙纹用于玉凳与两汉玉器的整体制玉风格抵牾。文献记载，晋时已经出现了凳——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载“床凳之凳，晋已有此器”。
文物艺术品是祖先为子孙后代留下的历史遗产，无论出自哪个时代，都会或多或少留下一些历史文化的印迹，解读它们身上的文化密码和附载信息，对认识历史文化的传承以及我们自己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每个时代的人都存在着认识的局限，不同个体的认识差距也巨大，但刻意歪曲解读它们的方法和技巧，无论是敝帚自珍，还是刻意糊弄，都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众所周知，利诱之下，在所谓的“专家”、失范拍卖行、无良古玩商、文化掮客、投机者等等杂色人群的编织和炮制下，混乱不堪的艺术品市场已非普通百姓轻易涉足。如今艺术品鉴赏变得高深莫测，玄乎其玄，歪理胡说横行，某些“专家”故意歪曲事实，混淆视听，肆意宣染、扩大研究、鉴赏存在的模糊性，将其神秘化，言行背离了基本的历史文化常识，即便“走眼”，面对质疑仍然固执己见，丧失了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对历史知识应该事实求是的学术良知。
虽然我们大部分人没有机会见到上述私人收藏的“金缕玉衣”、“汉代玉凳”，但是通过对汉代出土玉器以及汉代文化的了解，有助于我们通过自己的知识积累做出判断。
拍卖成交的汉代玉器什么价
数量稀少的民间收藏传世玉器不乏汉代精品，这其中一部分不排除属于传世玉的可能，另外也不排除一些玉器最早源自盗墓，由于时间的流逝，掩盖了出土信息成为传世玉——中国内地盗墓活动自古猖厥，汉代厚葬之风不仅盛行于皇亲贵戚、诸侯士大夫，也深刻影响了平民百姓，汉代墓葬中陪葬器的数量非常可观。
历年高古玉拍卖，海外以新石器时代、商周、战汉时期的数量较多，内地则汉代玉器多些，各地市场皆以汉玉的价格最高。所谓多，是相对于高古玉中的其他时代玉器而言，民间收藏的高古玉整体数量较少，多也是非常有限。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