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何以作为
虽然文明之初，地理障碍曾极大地限制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而一旦文明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不同民族之间有了相互交往的条件，原本“特立独行”的各民族的生产方式便开始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事实上，在持续的民族融合进程中，我国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借助对其他民族体育文化的优秀因子的吸收而不断丰富与更新自身，并随着民族的交流与融合而持续发展。武术的形成发展便大量吸收了华夏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的武技内容。早在远古时期，各个民族便有了源于生存之需的原始武技，只是与文明程度较高的华夏民族相较而言，“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周边民族生存于更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中，加之狩猎、放牧等有别于中原农耕的生产方式等因素决定了他们拥有精湛的武艺技能以及更为浓烈的尚武精神。因而，在中华武术的形成过程中，这些少数民族的武艺内容通过文化交流往往成为武术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武术的形成、发展中起着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上古传说中与黄帝交战的九黎族部落首领蚩尤被视为“战神”、五兵的发明者及角力的开创者即是明证。[1]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宋辽金元、明清这几个民族大融合时期，各民族文化交流频繁，体育活动也广泛接触，相互吸收、融合。元朝武术的发展即深受其惠。即便元统治者多次推出禁兵令与禁武令，严禁南人、汉人习武，武术的发展受到束缚。然而元士兵来自不同的民族，其军队编制客观上使各民族不同风格的武技交汇在一起。同时，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及随后的统一使得沙陀、党项、契丹、女真及其他色目人，连带从中亚、西亚迁来我国的不同民族所形成的回族，与南人、汉人逐渐融合，构成了一个各民族武技广泛交流的大熔炉，致使元朝武术并没有因禁武而停止发展的脚步。[2]应该说，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除了靠自身不断积累、创新，异质体育文化的冲击、启发与补充无疑促使了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与壮大。正是华夏大地上56个民族之间、中华民族与国外各个民族之间相互交流、共同实践，在相互取长补短中融会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创造与智慧，才形成了今天根深叶茂、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不仅如此，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为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我国民族体育文化以悠久而绵长著称，但其中也曾有部分由于种种原因一度失传，幸而文化交流屡建奇功，“失传”的民族体育文化在当地失传之前已传播至异地并生根发芽。当体育文化交流再度发生时，外传的这部分体育文化就有机会回传，这和“礼失求诸野”是同样的道理。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大地长期分裂割据，陇右是北方难得的安稳之地，因而成为保存、发展中原地区民族体育文化的大后方。中原汉俗乐舞《清商乐》就是在这一时期传入了陇右凉州地区而得到了较好地保存。及至大唐盛世，国富民安，陇右体育文化开始回流，并发展成为大唐《宴乐》和《清商乐》，同时西凉伎、“剑器舞”等也都以汉族体育文化的形态从河西地区复归中原文化体系。多亏了陇右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才避免了中原体育文化的中断与失传，陇右也因此成为有唐一代中原体育文化的繁荣及中华民族体育历史延续性重要文化链。再如，清初以后，中华民族体育的许多内容失传，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缺乏与外界交流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条。好在中国古代体育与日本、朝鲜等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曾有着长期的交流。中国失传多年的一些武术、气功、围棋典籍仍可从日本、韩国的图书馆中找到。[4]因而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起到了保存传统文化、维系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的作用。当然，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中的输入方并非原封不动地保存这些外来的体育文化。在输出方的体育文化因子不断地丰富输入方的文化内涵，促使其民族体育文化不断丰满、深邃的同时，新文化因子输入方的本土文化也会影响、改变传入的体育文化，引起体育文化的变异。如东周时期由北方直接传入西南地区的三叉式护手剑，在传入地的发展中不仅纹饰变得更为精细富缛，同时带有区别于北方护手剑而具有西南地区青铜器特色的尖突。体育文化的变异是由文化适应造成的，有其积极意义。民族体育文化的流动不仅会发生文化变异，文化变异反过来也会导致民族体育文化间的差异缩小，而同质性增加，从而利于民族体育的文化认同。
二、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方式
无论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族际之间，还是中华民族与境外民族之间都存在形式各异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方式与渠道。移民、外交、战争、传教、婚姻、贸易、旅游等等共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文化交流网，正是这张巨大的文化交流网推动了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奠定了民族体育文化融合的坚实基础。
（一）移民迁徙
移民迁徙往往带来文化的迁移。游牧于中原北疆的匈奴、鲜卑、回鹘等许多尚武的少数民族曾大批移民中原地区。如在汉代，匈奴的部分降人武艺精湛且骁勇善战，在大汉被征从军，甚至一部分匈奴人还被选编为护卫京师的精锐部队，驻守长安。[6]他们不仅带来了游牧民族独特的武技，使北方少数民族所擅长的骑射、摔跤传入中原，也带来了勇猛彪悍的异域民风与尚武精神，从而丰富了中原武技的内容，促进了中华武术文化的发展。移民带来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还可以从少数民族武术的传播、交流中窥之一斑。回族武术家河北沧州马凤图在武术思想和实践中尤其倡导武术交流，强调在交流中促进武术流派的融合及分流归类。在家乡沧州已经系统研习了劈挂、八极拳的马凤图，于民国初年远走东北，在沈阳与多位关东武术家换艺，完成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关内外武术文化交流。定居兰州后，他不仅继续研习流传当地的鞭杆等西棍技法，还不遗余力地向各族民众传播通备武学，并使之成为西北传习最为广泛的武术流派之一。某一武术家携技迁徙，将一身武艺带至其工作、生活的迁入地，促进武术文化的跨地域交流，这在传统拳种流派的传布中是较为常见的。移民迁徙是人类延伸自己和传播文化的一个重要活动，是文化交流最深刻的形式之一。伴随着移民迁徙，一种民族体育文化被带入迁徙地，对当地体育文化产生影响，进而促使两种体育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二）外交活动
外交活动如互派使节、古时和亲等是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汉朝将角抵作为接待当时的匈奴、乌孙等少数民族客人的重要娱乐节目。当外国使臣来朝，汉武帝便通过角抵展示汉朝军民的精神风貌，致使各“外国客”、“倾骇之”。这可以视作古代外交中颇具影响力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活动之一。为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而实行的“和亲”政策，虽是一种中原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加强相互关系的政治联姻，但也往往借之完成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汉朝与匈奴、唐朝与突厥等都存在大量和亲的史实，每一次和亲的迎亲过程都是一次重要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过程，如唐中宗时期和亲中的“汉蕃”马球比赛即是一证。此外，641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和亲及710年金城公主进藏都带去了杂技百戏。据《新唐书》载：金城公主嫁往吐蕃时，“杂伎诸工悉从”。这些“杂伎”们身携大量民族体育技艺，在增进汉蕃传统体育文化交流方面必然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人类社会弥合冲突，加强合作的理性手段，外交在调整国际关系、带动文化交流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外交与体育便有过很多次的成功合作，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民族体育文化，尤其是被誉为中国文化名片、脸谱的武术文化更是频频出镜。1974年中美“武术外交”便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佳例。近期如2014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夫人米歇尔参观成都七中期间学练太极拳，以及近年在北京外交学院举行的“驻华使馆武术嘉年华”、“驻华使馆武术一家亲”系列活动，不仅是武术促进外交，外交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际友人对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认识，实现了政治外交与文化交流的双赢。
（三）战争征服
古时中原地区与周边民族之间的战争可谓此伏彼起，给黎民百姓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但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战争也强势地冲破了异质文化之间的区域藩篱，疏通了异质文化之间的联通渠道，使不同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交流。古代中原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流往往肇始于战争，文化融合则多缘于征服。如据《古今艺术图》载：秋千本为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山戎用以军事训练的工具。齐桓公战胜山戎之后，将其地收为燕国所有，秋千由此南传。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受西方体育文化的种种影响更为人们所熟知。中华民族在遭遇了一系列屡战屡败的战争刺激之后，开始重视并加强与域外民族的文化交流。我国固有的体育文化也在这一西化过程中发生着多方面的变化。传统武术就由于西方文化的浸润而导致了竞技性转化，运动场馆、运动服饰等器物层，传承方式、比赛方式等制度层，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思想层都有了不同程度的革新。然而，战争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它一方面推动了民族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又伴随着对被征服文化的巨大破坏。战争带来的也并不一定是文化交流，可能是对被侵略民族的文化毁灭性的扫荡，也可能导致被侵略民族的自我封闭、文化交流通道中断。因而，战争在历史上曾起过文化交流的作用，但它只能是一种消极成分多于积极成分的文化交流形式。
（四）宗教传播
宗教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文化现象，以宗教为附着体的各种文化，都可能对传入地的民族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佛门寺僧与武术的历史姻缘使得拳与禅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密，其中少林拳与少林禅的结合表现得尤为突出，少林武术发展成为一种更为复杂、更具挑战性的佛教禅修方式。佛教通过武术“杀一恶救百善”，武术通过佛教历练习武者的人性，杀戮与救生的矛盾在少林武术中得到了融合。尽管伴随宗教传播的其他非宗教方面的文化内容可能在宗教意义上被阐释，或伴随宗教传播的其他方面的文化传播可能是宗教借以传播自身的工具，但客观上它带来了文化的广泛交流。西方体育文化传入我国首先是随着西方传教士而至。他们借助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打造了一个西方体育文化传播网络系统。中华民族体育也由此开启了自身的改革之门，不断吸取西方体育各个层面的有益成分，踏上东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之旅。宗教带来的文化传播是双向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传播西方体育文化的同时，也会把中国的民族体育文化介绍给西方。这些西方传教士们通过撰文、写信、设刊等方式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民族文化，使远在亚欧大陆另一端的西方人逐步认识中国。尤其是宗教所具有的强劲感召力，文化传播的效率往往高于其他形式，从而有效地促进了东西方体育文化之间的进一步交流。当然，现实中不同的文化交流方式往往相互交错、相互联系、相互伴随，同一个体育文化的交流过程，可能会同时存在多种交流方式并存。
三、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层次性
（一）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层面
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我们通常可以将文化由外而内分为器物层、制度层、思想层三个层面。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也通常按这三个层面展开。器物层的体育文化交流相对而言更易发生，有关的记载也较为多见。如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铁云藏龟》载：“氐（视）蜀射三百。”以射技闻名的川西蜀族时常向殷王进贡精于羌射的好手，此处记述的正是其中一次进贡，贡品为蜀族射手三百名。他们带来的当然包括羌射所用的弓箭等兵器以及羌射技艺。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当然不是单向的，近年川西曾发掘出大量戈、矛、戟等兵器，形制同殷代晚期武器相似，应该是殷王回赠蜀族的。甲骨文的记录和出土的青铜武器见证了古代蜀族和殷商之间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待到近现代的中国，田径场、篮球场，以及足球、网球等西方体育器物交流传入中国的例证更是随处可见。制度层的体育文化交流是中间层面的交流活动，对民族体育文化的影响也较器物层面的交流更为深刻。民国时期的中央国术馆及其下属国术馆体系借用西方体育进行自我改造，规范武术教学、规范武术比赛、推进武术的整理和学术研究等。[14]在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之下，中央国术馆为近代武术的发展留下了深厚的一笔财富。再如，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龙舟队伍大量地吸收了西方龙舟的先进技术及科学的训练及管理办法，成绩得到明显提升。1987年6月，首次国际龙舟邀请赛上，广东顺德龙舟队以绝对优势一举取得杯赛冠军。这是在与西方体育文化积极交流中吸取新的养料加以融会贯通带来的结果。同时，中华民族体育对异国的健身内容提供资源的过程中，也有效优化了他们对国民健身的组织形式。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中，代表着不同文化内核的思想层是最为深刻的一个层面，当然它的交融也最为艰难。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受封建迷信影响，妇女是从不被允许划龙舟的，甚而龙舟入水之时，她们都要回避。直到1985年，在外来文化的熏陶下，第二届“屈原杯”全国龙舟锦标赛才打破了女子不得参加划龙舟的惯例，正式设置了女子项目，女子组队参加龙舟角逐自此逐渐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这是社会进步、文化昌明，以及体育文化交流的结果。思想层面的交融意义深远，西方体育文化的规则意识和精神对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崇德意识和精神是一种完善，同时，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尚德的意识作为守法、守则的基础，则能促进西方体育文化的思想体系的完善，可谓彼此交融，相得益彰。
（二）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深化
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三个层面有着表里深浅的不同，然而，它们绝不是彼此孤立的。随着交流实践的发展，文化交流自然不会停留于某个发展层面，而是不断深化推进。体育文化交流的深化首先表现为文化交流网络的扩展，即更多的民族体育文化成为交流的参与方。人类历史上的几大文化发源地由于相互之间的空间距离过于遥远而一度处于相互隔绝状态。不过，随着人类实践活动能力的提升而逐渐得到克服。就异质文化的相互交流历程观之，人类早期文明的发源地散居各地，极少相互往来，随着文明的进程，相邻、相近区域逐渐才有了文化交流，然后发展为远隔重洋的东西方文化相互接触，并发展至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来临，都是人类实践能力不断提升的结果。不同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也经历着这样一个过程，从相邻民族之间的体育文化交流，到与周边民族的多边交流，再拓展为区域之间的交流，进而发展到全世界各民族相互依赖的体育文化互动。交流距离的扩大，交流内容的扩充，交流形式的扩展，这都是人类实践能力提升的结果，也是体育文化交流深化的表现之一。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深化的表现之二是文化交流基本上经历从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思想文化这样一个由点到面、由浅到深、由表层到深层的逐步延伸、推进的过程。从西方体育对近代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影响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文化交流深化的路径。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迫打开，中国社会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而逐步发生巨大变化，传统体育存在的社会基础同样受到强烈的冲击，其中传统武术首当其冲。1911年，马良编定“中华新武术”，通过借用德式兵操的分段分节配以口令的方式，试图对传统武术进行改革。这对于武术借鉴吸收西方体育起到了一个开端作用，只是它仍属简单套用西方体育的外在形式，尚缺乏深入理解与认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近代武术对于西方体育科学吸收开始走向深入，时人从力学、几何学、生理解剖学、心理学、卫生学、历史学、哲学、美学等多个学科对古老的武术展开了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叶以后，伴随着“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呼声的兴起，“土洋体育之争”渐渐平息，转而转向带有官方色彩的“土洋合一”的“民族本位体育”建设。随后的武术便在这一思潮影响下继续发展。及至新中国成立，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交流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传统体育不仅在器物层面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更为人所瞩目的是思想层面的深刻变化加剧了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转化的程度和速度。竞技武术在西方文化的浸润下三个层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运动场馆、运动服、运动鞋等器物层，组织方式、传承方式、比赛方式等制度层，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思想层都在悄然改变。文化因子之间的密切联系促使诸种器物或制度层面的文化交流最终总会导致精神层面的交流，实践着东西方体育文化交流由外至内、由表象至核心的历程。
四、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动力机制
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得以运行，异质体育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异产生的文化压是其根本动因。广袤而多姿的中华大地，丰富的自然形态为各民族提供了构成文化创造基础的生存环境。各具特色的生存环境、经济状况、社会人文背景决定和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区域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等不同文化类型造就了与之相对应的传统体育文化类型，“北人善骑，南人善舟”、“南拳北腿，东枪西棍”便形象地反映了这一情形。长期从事游牧业的柯尔克孜族，以“马背上的民族”著称，马是他们的坐骑，是征战、运输的工具，也是他们的朋友，马上运动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柯尔克孜族传统体育项目中的“刁羊”、“姑娘追”、“赛马”、“马上角力”、“马上拾银”、“骑马射箭”、“女子赛马”等等都与马密切相关。再如世居三江流域的赫哲族，渔猎是其重要的生产方式，以渔叉捕鱼更是其拿手好戏。赫哲族根据叉鱼技术创造了叉草球游戏，并发展成为赫哲族人强健体魄、锻炼智勇、提高渔猎生产技能的运动项目。如果说民族体育起源于生活，那么它就是源于特定生存环境中的特定的人们的生活。地理环境的差异是文化差异的基础，正是与不同环境相适应、相匹配的生活方式造就了各异的民族体育文化，也造成了民族体育之间文化的种种差异。体育文化间适度的民族性差异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及持续的动力。某个民族的体育文化创造对另一个民族而言，或者缺乏创造的基本条件，不借助文化交流就无法获得；或者本土创造的成本过高，通过交流的途径获得则低廉而便捷。正是不同民族体育文化之间差异的客观存在，体育文化交流才能水到渠成。不过，由于文化因子的丰富性存在，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压通常不会仅仅表现为一个方向，而是随文化因子的不同而存在着交错性。从大的历史尺度看来，文化流动是双向的，是在进行文化交流的民族之间的双向流动。所以，在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中，文化信息的流动常常是交互的。当然，不同的民族或同一民族在不同时期文化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并不总是保持文化的“收支平衡”，而是不时呈现出文化“盈余”或文化“赤字”的动态景观。
五、结语
【关键词】蒙汉翻译 文化交流 作用
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民族发展，因此，在各民族交往过程中，对语言的理解将成为推动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伴随着国家间经济、政治等活动的日趋频繁，不同民族与国家的文化渗透与交流得益于翻译。翻译作为不同语言相互转换的重要手段，在民族交往与国家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文化背景以及用语习惯的不同，要求翻译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因此，在翻译中，对于文化差异的正确理解和认知将决定翻译的水准。蒙汉翻译同样需要尊重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因此，两种语言的相互转换实现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
一、蒙汉翻译的民族文化特色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民俗，民风以及民情，构成了一个特有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被和建立，在未形成稳固的生活区域之前，与历史演变相携。伴随着民族与国家的发展，民族文化的日趋完善，为了互通有无，形成了贸易往来，在此过程中，语言的不通促使翻译的出现。在跨文化翻译中，注重民族文化特点，深入挖掘其内在的文化底蕴，对于文化交流以及经济、政治等社会活动往来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我国的成语故事《掩耳盗铃》，故事讲述了一个偷盗的人看中了一家人门上的铃铛，想将它偷取过来，可铃铛在碰触下会发出声音，容易被人发现，于是，这个偷盗的人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掩住自己的耳朵，就不会听到声音了，可想而知，偷盗的人很快就被人抓住了。这个故事的告知，不要做愚蠢而自欺欺人的人。如果对历史文化了解不够深入，那么，很难得出故事背后深刻的寓意。在蒙汉翻译中，译者对于两个不同民族的历史典故、朝代更迭、生活习惯等的了解，将决定着译文的欣赏性和研究价值。
二、蒙汉跨文化翻译的意义
蒙汉跨文化翻译在解决语言障碍的同时，也促使了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在人类语言形成之初，语言就与文化相互依存，这意味着语言的流通也将促使文化的交流。对于不同语言的翻译，在增进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使得不同文化间产生的碰撞，这种碰撞容易激发人们对不同文化的深入研究，由此引发文化交流的日渐频繁。在蒙汉文化交流中，翻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文化交流的意义上看，翻译对不同语言的构成以及使用条件有了一个全面的阐述，在思维层次上向人们揭示了文化的差异性，同时内在的文化信息又向人们阐释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以及深远的民族文化，从而实现了文化的互通。在蒙汉翻译中，对于语义的表述以及语法构成的研究，将决定译文的表述是否符合限定的文化背景。例如：对于语法，从宏观的角度出发，译者要从主语和主题两个方面考虑译文的组合。汉语对于动作的发出者或实施者赋予了决定的权利，所以，具有强烈的主导作用，因此，在蒙汉翻译中，确定主语或主题，对于有效完成译文翻译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蒙汉翻译的文化传播功能
在各民族与国家交往中，语言上的交流让人们了解了彼此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以及风俗习惯等，从而使不同民族的文化得到了交流，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促进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蒙汉两个民族很久以来就建立了友好的往来，在蒙汉交流的过程中，两个民族语言上的互通对于社会活动的友好进行创造了条件。蒙古广阔的草原赋予了那里的人们不畏艰难、积极进取、生态伦理的思想和民族精神，而汉族则以农耕为主，他们在耕作中收获希望和幸福，对赋予他们生命的土地极其热爱。在汉耕文化中，大儒思想让人们懂得了顺应农节耕作，才能有所收获，这也体现出了顺应自然发展规律的思想。在蒙汉翻译的过程中，两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促使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等发生了改变，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民族间的交流更为顺畅，为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创造了条件。蒙汉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上的交流，同时也是两个不同民族文化上的交流，对于文化差异的认知，将决定翻译的好坏，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坚持“文化传真”的原则，以构建良好的文化传播桥梁，使蒙汉文化能够相互影响，共同为民族发展贡献力量。
（1）文化的凝聚功能。在不同的文化领域，文化的凝聚功能使得不同的文化具有了相同的文化传播主旨，通过对文化的凝聚使得民族间形成了和谐的发展氛围，对维护民族稳定以及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民族间文化的传播，使得文化不断吸纳新的事物，实现了文化的创新和丰富，在这一过程中，翻译作为重要的交流工具，将推动文化传播向着更为深远的方向发展。从某种角度上看，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相互转换，更是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传真”，所以说，翻译也是文化翻译，也只有这样，翻译才算完成了真正的使命。
蒙汉两个不同民族在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的过程中，建立了良好的民族关系，在社会活动交往过程中，翻译有效地避免了两民族文化差异造成的审美以及理解上的误区，进而突破了交流的瓶颈，使社会活动更为活跃。蒙汉翻译将文化交流变得顺畅，实现了不同民族在某以方面思想上的共通，所以，翻译的凝聚功能对民族核心文化的交流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2）文化教化功能。文化传播的受众者在对文化的感知中逐渐理解并接受不同文化的核心内容，从而自觉遵守该文化的要求，这就是文化教化功能的作用。在跨文化交流中，翻译的目的不仅是让人们理解彼此的语言表述，同时也要让人们对彼此的文化能够认同，进而能够自觉地将该文化带入到自己的生活范围中影响他人，从而使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播，这也是翻译要达到的最高目标。在蒙汉文化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关注受众者的感知情况，并尽量让其接受文化熏陶，从而达到影响的目的。一般来说，译者要有强烈的文化意识，重视文化差异，才能发挥出蒙汉两种文化的教化功能。
总之，蒙汉翻译作为两个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对文化差异有足够的认知，这不仅能使翻译完成基本的作用，同时也能促使两个不同文化相互渗透和影响，从而使接受者能够受其影响并能够自觉接受这一文化的熏陶，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以推动不同的相互交流，为实现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促进贡献力量。蒙汉翻译是凝聚蒙h两个民族的重要纽带，为促进民族间的友好发展，文化的相互交流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民族文化交流；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021-02
元朝中后期是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第一高潮，而到了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再次出现了高潮，不仅作者人数达到了百人以上，作品数量更是惊人，仅法式善一人就有七千多首诗编入《存素唐诗集》，旺都特那木济勒也有四部诗集，诗作三千多首，且在艺术表现力及思想内涵上更可与当时的汉族作家相提并论，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第二次高潮。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如此之兴盛不仅有文学自身不断发展的原因，还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有密切关系。
首先，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在元、明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元、明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发展和延续。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因政治需要以及各民族间的交往的客观需求才出现了众多用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元一代有40多名蒙古族汉文作家，元朝初期蒙古族作家的汉语创作数量不多，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还处在摸索阶段，操用汉语还不够娴熟，思想内容与风格上与远古蒙古文创作一脉相承。到了元朝中后期，随着蒙古族与中原交往的频密，文化交流程度的加深，操用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越来越多，体裁也越来越广泛，不仅有诗歌、赋、散曲，还有戏曲，如元朝中后期杰出的诗人秦不华诗集《元诗选》收入的24首诗，不仅题材内容丰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多采用了汉文典故等，已经逐步成熟化。对此，顾嗣立在《寒厅诗话》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元末明初蒙古族戏剧家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为吴承恩百回小说《西游记》提供了成熟的蓝本。元朝的蒙古族汉文创作为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文化基础，提供了可借鉴的写作经验。元朝灭亡后蒙古族统治者虽退居漠北，但还有相当一部分蒙古族文人留在了中原，有的入仕明朝。萨囊彻辰《蒙古源流》（《额尔德尼-因拖卜赤》）记载：“蒙古四十f户只有六万户离开中原，三十六万户则被截留在了中原。”①这一记录与《黄金史纲》里的记录基本一致。滞留于中原的蒙古族有的作为战俘被迫留下，有的因明朝的怀柔政策留在了中原。滞留于中原的人中不仅有战俘、平民，还有很大部分为蒙古贵族、士族文人等。据顾炎武《日知录》记载，明永乐宣德年间归附明廷的蒙古官员不下万余，留居京师者，已占畿民三分之一。明统治者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角度出发，对不同阶层的蒙古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于一般的军民采取了编入军籍或户籍，驻防或者屯田；对于有文化的蒙古族让他们当文官或者翻译家。如此一来，蒙汉民族的文化交流也不比元朝时期差，但明朝蒙古族作家尚不到10人。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明朝时期，北元和明朝廷对立，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蒙汉经济、文化交流；其二，明朝廷对于蒙古族采取了强制同化政策，强制蒙古族运用汉语，取汉姓名，不允许同族通婚等政策，使得一些蒙古族隐名埋姓，无法辨别其族源，如哈铭、杨景贤等。现可考的明朝蒙古族汉文作家有乃蛮太阳汗后裔答禄与权，著有《答禄与权文集》十卷，忽必烈后裔苏v有《谷原诗集》等，客观上对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其次，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兴盛的另一大原因是全国的统一和各民族文化的全面融合。努尔哈赤建立清朝结束了分裂局面，全国的大统一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这种大背景下蒙古族汉文作家群体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从明代尚不足10人发展成到100多人，且在语言及艺术表现力上更加精炼成熟，思想内涵更加的深刻，在许多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明末满族在东北崛起后在东北的蒙古部落率先归附清廷，接着其他蒙古部落也先后入清。因满蒙联姻，满蒙文化认同感及帮助满族入关有功等缘故，满族较为信任蒙古族，蒙古族在满朝廷担当着辅国大臣的角色，这样一来，蒙古贵族就可以参与政治，到全国各地任职且能融入到各民族人民生产生活中，在促进了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促进了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发展。清前中期，虽然清朝廷明令禁止蒙古族学习汉语、取汉名、蒙汉联姻，但也没能阻止大统一大背景下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融合。清代蒙汉文化交流有以下几个渠道。
第一，地域上的大融合促进了蒙汉文化交流。蒙古八旗散驻全国各地，并屡有迁徙，有的久居汉地，潜移默化中学习并运用汉语，在风俗习惯上也逐渐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清中后期清廷实行移民实边政策，派大批汉族到蒙古地区开垦屯田，蒙汉长期杂居，促进了蒙汉文化的交流，为蒙古族作家用汉语创作提供了客观的基础。
第二，学校教育及科举考试促进了蒙汉文化交流。清廷非常重视学校教育。“清朝时代，从朝廷到地方有官学、地方学校、私塾、寺庙学校等教育机构，通过考试录取的或者自愿进来的蒙古八旗王公贵族子弟、平民、喇嘛都可以学习蒙、满、汉文”。“顺治元年，为八旗孩子建立了学习满蒙汉的儿童学校”，②这所儿童学校培养了很多满蒙汉兼通的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乾隆时期考入进士的八旗儿童有17人，嘉庆时期考入进士的八旗儿童有69人，这些人当中就有梦麟、法是善、倭仁等杰出的蒙古族汉文作家。这些学校的教课本大多都是汉文化经典书目，这有利于蒙古贵族子弟学习汉文化经典。例如，热河省开办的一所“文庙”的学校，招收卓盟蒙籍学生，在“钦定”九十二部三百七十六函教课书中，仅有一部《元史》是关于蒙族的书，其他皆为汉族经、诗、子、集。③仅据1941年房北楹、杜聊合合编的《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可知，清朝进士中用汉语创作的蒙古族作家就有色冷、牧可登、奈曼、法是善、锡镇、博迪苏、延清、梦麟、博明等46人，其中法式善、延清、梦麟等蒙古族汉文作家都是与当时有名的汉族作家、满文作家并肩的著名作家。清朝的学校教育制度及科举考试都为当时的蒙古族作家学习汉文化、创作汉文诗歌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
第三，清廷委派到全国各地的蒙古族官员和汉族官员为蒙汉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有清一代，蒙古族出仕的人数不计其数，在户部、吏部、工部、刑部及地方官场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也大多数兼有朝廷或地方官员身份。据白・特木尔巴根《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考》记载，75名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中只有15名没有爵职，这75名蒙古族汉文作家均有汉语诗文专集。其中法式善、梦麟、花纱纳等蒙古族汉文作家还在国子监当过祭酒，法式善等人在国子监时恪尽职守，培育人才。法式善曾先后编辑、刊刻了《同馆试律汇钞》二十四卷、补钞五卷，《同馆赋钞》三十二卷，《诗龛声闻集》四十八卷、《成均课士录》若干卷，这些书多为科举应试诗文范例或课艺文章。④除此之外，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和瑛、松筠等人都是边疆大臣，长期来往于边疆和中原，不仅为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做出很大贡献，而且在传播蒙、汉、满文化以及维护多民族关系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和瑛和松筠二人文史兼备，蒙汉兼通。和瑛先后在安徽、四川、陕西、山东等八省区担任过不同的职位，但在和新疆当帮办大臣的时间最为长，有15年。他用汉语创作了《三州纪略》、《赋》、《回疆通志》等，都是了解清代边疆沿革、边疆策略、风土人情的重要文献。他还研究《诗经》，编写了《风雅正音》；研究杜甫，写过《杜律》。这些蒙古族官员到各地任职，有足够的条件接触和学习汉文化，再把汉文化带到故乡，潜移默化地影着身边的蒙古族文人，这也是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兴盛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汉族官员也到蒙古地区任职，带去了优秀的汉文化和先进的农耕技术。张穆就考察东蒙古政治、经济、山川、地理、民族演变、区划沿革后编纂《蒙古游牧记》一书。⑤
由此可见，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兴盛和大统一的社会大背景及多民族文化交流是分不开的。在密切的民族文化交流中，蒙古族官员、文人学习了汉语、汉文化经典，同时还用汉语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流传至今。翻卷细读，这些蒙古族汉文作家有的受唐代诗人孟浩然、王维之影响，如法式善等；有的则学习了汉文诗歌的表现手法，经常用典，如贡桑诺尔布；有的模仿杜甫，如柏；有的学习汉族诗人写作风格，如贡桑诺尔学白豪放风格；有的受儒家思想影响，其在文学创作或文论中阐释儒家思想，如博明。总之，清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蒙汉文化交流的具体体现，更是蒙古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要深入地研究这些可贵的文学遗产。
注 释：
{1}萨囊彻辰.蒙古源流[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272.
{2}那木森然.清朝时期蒙古历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民族出版社，1993.376.
{3}⑤席永杰.简谈清代蒙汉文化交流对蒙古族诗歌创作的影响[J].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学报，1988，（3）：73.
{4}荣苏赫.蒙古族文学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参考文献：
〔1〕荣苏赫.蒙古族文学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2〕王叔馨，等.古代蒙古族汉文诗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
〔3〕白・特木尔巴根.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考[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
〔4〕宏伟.蒙古族古代汉文文论研究[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
活动期间，除展览丰子恺的《护生画集》和演出话剧《最后之胜利》外，还开展包括“天工遗风——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光照大千——丝绸之路的佛教艺术展”、“民族管弦乐组曲《山水化境——富春山居图随想》音乐会”、“浙江婺剧综艺——欢乐春节”、“老照片，新北京”展览等7大系列活动。
首届海峡两岸文化遗产节由中华文化联谊会、中华文物交流协会、浙江省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和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
让两岸同胞共享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1月12日，首届海峡两岸文化遗产节在台中市佛光缘美术馆开幕。
文化部副部长、中华文化联谊会顾问杨志今，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柳河，以及台中市副市长徐中雄、台湾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如常法师、台中惠中寺住持觉居法师、台湾中部美术协会理事长倪朝龙等两岸嘉宾出席开幕式并参观开幕展览“丰子恺的《护生画集》”。当晚，杨志今一行还观看了话剧《最后之胜利》。
杨志今在致辞中指出，中华民族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现实载体与具体体现，蕴含着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希望通过创办海峡两岸文化遗产节搭建一个新的交流平台，让海峡两岸同胞共享中华民族文化瑰宝，交流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经验，为两岸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贡献力量。
如常法师在致辞中表示，佛光山星云法师非常高兴两岸携手促成首届海峡两岸文化遗产节，佛光山愿继续致力于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促成两岸交流和平富强的中国梦。徐中雄在致辞中表示，非常高兴也非常支持首届海峡两岸文化遗产节在台中揭幕，台中是台湾的“文化城”，拥有众多文化资源，愿与大陆展开全方位文化交流合作。
随后，杨志今等与到场嘉宾共同参观了首届海峡两岸文化遗产节开幕展览——丰子恺的《护生画集》，下午会见了台中市市长胡志强，晚上在台中市文化局长叶树姗的陪同下观看了游本昌演出的话剧《最后之胜利》。
参观展览时，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李刚表示，台湾与大陆近年来交流日益频繁，此次能来举办“海峡两岸文化遗产节”，大家都很开心。他特别强调《护生画集》能在佛光缘美术馆展出，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好因缘，两岸未来也将继续扩大宗教、文化的交流。
而主演《最后之胜利》中弘一法师角色的游本昌，笑言“自己就是看《护生画集》长大的，丰子恺对众生的爱，值得我们弘扬与学习。”他巧妙地形容这次的活动是因缘很好、来源无尽，是星云大师多年来弘扬佛法的悲心愿力所创造出来的因缘，此次有机会来台湾办文化活动，十分欢喜。
对于这次的活动，策展人张家献详加说明，策展工作以文化交流为出发点，首先向台湾民众介绍丰子恺《护生画集》，丰子恺的作品具有劝世功能，简单的生活小事都能成为一件作品。丰子恺的艺术需要透过人去思考与感受，再反映出来的普世价值，能深深感动人。并特别感谢艺术家游本昌不计成本，率团来台湾演出话剧支持这次活动。
展览内容丰富多彩精典绝伦
这次海峡两岸文化遗产节活动7大项内容分别为：
一、丰子恺《护生画集》原作展览。2013年11月12日至12月10日，在佛光缘美术馆台中馆展出。这是浙江省博物馆从丰子恺先生的好友广洽法师捐赠的《护生画集》中精选的124件原作。
二、弘一法师话剧《最后之胜利》。于11月12日晚上演出。此剧叙述弘一面对日军强硬利诱与威胁，不惜以身殉教，弥留之际，以坚定信念写下“最后之胜利”，表达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三、“光照大千——丝绸之路的佛教艺术展”。展期从2013年12月20日至2014年3月24日，展品71组、133件，地点在台东史前文化博物馆。
四、浙江婺剧综艺——“欢乐春节”。婺剧，俗称金华戏，流行于金华一带，迄今已有400多年历史，音乐高亢、气势磅礴、节目精彩。2014年2月17日至18日，在南投文化局演艺厅登场；2014年2月20日至3月5日，在高雄市佛陀纪念馆演出。
五、“老照片、新北京”展览。由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组织展品，将在2014年3月至4月在台南萧垄文化园区举办。
六、民族管弦组曲《山水化境——富春山居图随想》音乐会。该音乐会由浙江省歌舞剧团历时2年时间精心打造、著名作曲家刘湲和青年作曲家姜莹合作完成、两岸120名音乐家合奏，将于2014年5月21日在台北两厅院、5月25日在台北中山纪念堂演出。
七、“天工遗风——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展示华美瑰丽工艺精品38项、500件，将于2014年6月1日至15日，在台中文化创意园区展出。
“中国漫画之父”丰子恺及《护生画集》
丰子恺是中国漫画艺术的先驱，同时也是近代有名的随笔散文家、西洋美术音乐家兼教育家，一生著作多达150多种，《护生画集》是其代表作，创作过程长达46年。他去世已多年，遗留给后人以丰富的艺术遗产。他的漫画可谓别具风格，有着国画的深厚根基，寥寥几笔，就勾勒出生动的图像。特别是他取材多是人世间的辛酸事，为劳苦大家抱不平，因而他的漫画深受人们所喜爱。
1928年前后，弘一法（李叔同）师曾三度来上海，与丰子恺、李圆净共商《护生画集》的创作。弘一法师界定护生画集的款式——一幅画配一首诗，并亲自参与护生画第一、二集的策划，题写诗文。弘一法师圆寂后，丰子恺遵循师嘱，完成护生画六集，共有450幅护生画、450幅诗文。护生画以优美柔和的情调，令阅者生起对生灵的悲悯之心。2012年是佛教南山律宗一代高僧弘一法师圆寂七十周年和《护生画集》创作缘起85周年，由弘_法师和其弟子丰子恺共同创作的《护生画集》也重新出版。
1 民族特色与文化交流是一带一路的精神向导
文化既是民族的血脉，又是民族的精神家园，其深深根植于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人民骨肉之中，并呈现出了因其地域环境的独特性，而形成的绚烂景象。不同地域，国家壁垒下的交流的实质建立在文化的共生上，因此不仅要承认文化的多元性，还要强调文化的共生性。可以说，国与国之间的交流避免不了文化之间的差异，但其中确实又存在着人类共同认知的核心思想，诸如自由与平等，在此基础上寻求文化上的共鸣就能促進各国之间和谐发展，创造双利与共赢的有利结果。相反，文化的误解与差异就会使双方关系产生隔阂，可能还会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显而易见，文化的合作与交流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甚至可以说是精神先驱似的作用。沿线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通过合作与建设商标品牌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从而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创造和维持公平公正、相辅相成、互惠互利的市场环境。促进民族文化与品牌建设相结合，使中国居于世界文化的潮流前线，这都需要把握住重要历史机遇。
由于“一带一路”中“一路”涉及到北美洲、欧洲等，考虑到现实原因，我们此次仅针对“一带”进行分析与建设。“一带”所经过的经济带贯穿着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一带一路”对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经济带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新疆、黑龙江、吉林、辽宁、广西、云南、西藏、四川等省、自治区、直辖市，涵盖了我国少数民族分布密集的省区，包括东北、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需要“一体中华的多元”和“多元中华的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进步、同心同德，促进了中国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创建了社会和谐、政治安定、文化繁荣的优良局面，提高了中华民族对文化的认同感，使中华人民对文化具有向心力。
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矛盾决定了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文化交流。不同民族的文化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文化的个性、特殊性决定着文化交流的必要性;文化的共性、普遍性提供了文化交流的可能性。正是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矛盾运动，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不断碰撞和交流，促进文化的不断发展。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是一定社会实践的产物，有其长处，也有其局限。为了能够永葆青春，具有活力，它要不断地从其他文化中汲取营养，否则就会变成“死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的特征与形态，决定了其在对外文化交流中有着较大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为世界认识、了解中国和中国各民族提供了直观的方式和便捷的途径;少数民族文化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情绪感染力，很容易为人所接受，得到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人群的喜爱;少数民族文化所具有的深厚内涵和巨大魅力可以超越国界，且与生活很密切，因而容易拉近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距离。
但从总体上说，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还没有真正形成规模和合力，“走出去”的能力还比较弱，而少数民族地区“走出去”的愿望又十分强烈。
2 文化差异下的地区特色
在面对文化差异的情况下，我们积极搭建文化交流合作平台。由于每个民族之间经济水平、政治策略、历史发展、地理要素等因素的不同，导致了针对不同地域少数民族特色形成的不同发展策略。
以滇西为例，滇西处于我国边境地区，该省的少数民经济发展落后，周围国家政局动荡，并且走私和毒品等地下交易盛行，获取信息的途径少，交通不便，为了维护祖国国土与安全，我国在滇西设置边关，因此滇西物流被孤立和封锁。滇西又处于三江三山交汇等自然高山脉地区，除了几个豁口经济尚可，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相对原始的落后状态。同样有此问题的还有新疆区域，新疆区域自古就受到“疆独”分子的影响，少数民族比例高，管理压力大，难以维持基本社会稳定，自然就谈不上经济发达。“一带一路”的政策能否解决沿线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切实保障少数民族利益，是少数民族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一带一路”能否在文化差异的环境下得到沿线少数民族地区支持的关键所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用法律手段切实保障各民族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建立新型民族关系。平等互助的关系于各民族协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有益于各民族之间理解文化差异，共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摆脱了过去互相剥削和奴役的不良关系。然而，少数民族经济生活发展环境始终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诸如地域性贫困、落后的信息渠道，封建遗毒对文化的残害，固定的上升渠道，一带一路的出现就着力解决这些问题，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有合理的经济流动，无论其在家务农，还是外出打工，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人员的切身利益得到发挥，使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政策带来的经济状况改观，也给下一代留出更好的成长空间，同心同德，共同促进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培养非基础农业从业者的专业技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避免出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穷乡恶水贫困代代”的死循环，通过一带一路政策的落实与实施，人民的生活贫困的状况必将得到改善，一带一路方案必将能够深入人心。
3 如何在多民族文化的碰撞中搭建交流平台
平台最关键的作用就在于整合媒体资源，这也与现在的融媒体昂扬发展的势头相符合，平台可以为特色民族文化提供宣发支持，建立良好的社会舆论导向氛围，使得各民族特色文化中的明珠交相辉映，共同照亮“一带一路”的发展前景。
平台还有着消除信息不对称的作用，在过去，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获取信息的空间受限，因为信息不对称，无法获得最新的讯息，进而导致贫穷与困苦。
平台作为公知类的媒体平台，还承载着宣传政府政策的喉舌作用，有助于帮助地方政府工作的开展，消除民族文化不兼容带来的隔阂问题，有助于推行“一带一路”政策的地方化实施。历来所有平台的核心都是合理架构信息，民族特色文化也是信息的一种表现形式，如何使不同文化间合理相处，考验的是平台的粘合能力到底有多强，就目前来看，平台建设是切实可行的道路。
4 “一带一路”政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有利于加快转换文化资源优势，突显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在历史发展进步的过程中，我国各民族维护民族团结，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多样性赖以生存的基础是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因此，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要提倡少数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创新，鼓励其创作具有时代效应和民族气息的优秀文化作品。有利于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多方面的了解，向世界展示中华多元文化的历史渊源、宗教信仰、生产方式、和谐发展、语言能力、风俗习惯以及发展情况，从而使中国文化在国际世界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并且使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对外实现外向型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有利于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提高国家的软实力、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是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最高价值追求。这有利于增强海外少数民族同胞和侨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积极主动地和民族分裂势力划清界限，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有利于展示少数民族文化的鲜明特色和丰富内涵。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可以为本民族的特色文化争取更多的受众和生存土壤，通过文化对外交流，让世界感受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和重要价值，增加对少数民族文化内涵的了解。这有利于促进世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工作，争取社会各界对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尊重与支持，形成世界范围内保护民族文化特色、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合力，为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各位企业家、各位老师、各位同修：
大家好！本人姜x现就职于子贡学承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主要工作是学习并弘扬民族的传统文化。应本次组委会的邀请，有幸和大家一起交流学习深为荣幸和感动！所以我代表子贡学承的全体同仁，向组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对莅临此次论坛的各位老师、同修和学友表示感谢！在此向大家真诚的鞠一躬，致谢！
几位老师讲了有关“儒家“文化方面的话题，讲得非常的好。接下来我讲一下“儒”和“商”之间的关系，我个人的理解是“儒”和“商”本应为一体。我们的祖先在造汉字时就以他们伟大的智慧告知了我们这个道理，把“儒”字拆开就是“人”、“需”二字，有人就有需求，有需求就有买卖，有买卖就有商业，有商业就有商人，“儒”和“商”就这样本能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儒商本为一体。就字面上理解“儒商”就是以儒家思想理念为指导的、从事商品经营活动的商人。把儒家的思想运用到商业活动中来，这样有文化内涵的个人或企业才能持久的发展下去，儒和商的结合是顺应自然和社会发展潮流的。
那么商在当下的意义就特别重要，现在人类的活动空间不但扩大，而且信息传递极为快捷，商品运输四通八达，物资生活富裕，而商品又是以买方市场为导向，很多的企业用各种方式营销，使得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想让自己的企业处于不败之地，随之企业间的交流也更为频繁，“商”也就显得极为重要。因为不论是建工厂、商店等各个经营场所都需要建设投资，还要有广告宣传等前期工作，都属于资金投入，唯有销售才能创造利润。那么经销方法就特别重要，说具体就是要有消费者，这就需要有一批有文化的商人传播你的产品用途和产品文化，在市场竞争中建立良好的口碑和企业文化，这样的销售模式和自身的商品导向，就是“商道”。
在谈商道之前我先向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儒商始祖子贡。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子贡。今河南浚县人，他出生儒门。春秋战国时期在卫国做一个小官，后来在孔夫子儒家思想的影响之下弃官从商，并有所成就，从而感受到孔子思想的伟大。于是离开他的国家，前往孔子所在的鲁国，拜孔子为师。孔子周游列国之时经济上得到了子贡的全力资助。在传播儒家学说的同时，一边了解各国的风土人情、民众的需求，以“贱买贵卖”的经营方法，践行着“仁义礼智信”的经商之道。后来子贡富甲一方，但他“富而不骄，富而有仁”、“富而行其德”，做了很多公益事业。他一边用自己的财富继续资助老师，一边贡献于他的国家，比如他把流落在外的本国的奴隶买回来免费送到自己的国家，他把毕生所得服务于他的国家，服务于社会，服务于老师同学，他认为这是非常快乐的事情，就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赚钱并快乐着。由此可见子贡的行为是何等的大义，他的人品是何等的让人佩服！子贡也是遵师的楷模。孔子去世之后，他和众学友为老师守孝三年之后，唯子贡复守三年共六年。在前三年之中所有学友的生活费用全部由子贡提供，更为感人的是，在守孝期间他带领学友收集老师生前的语录，并整理的伟大著作《论语》，使孔子的儒家思想广为流传，成为古今中外治国之道的著名学说，在当年成为“显学”。
而子贡的经商之道也流传至今，千百年来为世人所学所用，在大江南北齐鲁大地生根开花。鲁商代表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先生向我说过这样一席话：“成长在圣人故乡的鲁商，在得天独厚之地多受圣人思想的熏陶，并融会贯通于现代经济发展之中，形成了独特的鲁商精神。”而山东力诺集团董事长高元坤先生以“义利合一”的一种实践精神，贷款50万元下海经商将已经垮台的沂南玻璃厂接手经营，因为他忍受不了厂子垮了之后原来在厂里工作的朋友没有饭吃，所以决定帮助他们，以朋友的义气使其见大利，让他一举成名，企业也越做越大越做越强，
而齐商在子贡儒商精神的影响下与现代商业文明相结合取得成功的企业家也很多。青岛工业就有五朵金花之说，指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海尔、海信、青岛啤酒、双星集团、澳柯玛。济南的五朵金花是：轻骑、小鸭、渤海、济百和金泰。而河南企业家以民生为本的大有其人，今天到会的王守义先生，他把一个小磨坊经营成家喻户晓的调味品大王“王守义十三香”系列产品。诸如此类的案例还有很多很多，事实证明只要你把“商道”运用得恰到好处“义利并举”，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就一定会成功。以“富而行其德”热衷于公益事业，你就会得到福报，你的事业之树也就会常青。
在武汉有这么一句民谣：“肩挑四两为客，打工一日为奴”，意思是说不论你做多么小的生意都比打工要强得多。这句话影响了很多黄陂商人，不是有“无陂不成商”的说法吗？可以这样讲在中华大地上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黄陂的生意人。而最具代表的是改革开放时期的武汉的汉正街，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汉正街个体商户把全国各地的商品汇集到汉正街，然后经他们的手陂批发出去，真可以说是万商云集，南方的、北方的商人都到武汉来进货。有句话说得好“货到武汉活”，就是说不管什么商品到了武汉就能卖出去。沿海大量的商品运输到武汉，大批的商人移居到武汉，由此拉动了武汉地区各行各业的经济发展。在这种一片大好的形势之下，一些商人只想到了“利”拼命的赚钱，不懂得商道没能抓住“义”。为了利益制造假货，后来被外地商人称为“水货市场”，有的人把供货商的货款卷跑了，经营户失去了诚信也就失去了客户，兴旺一时的汉正街门庭冷淡。当时很多的老板文化素质不怎么高，更没有机会学习到传统文化，他们做不到用儒商之道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更做不到“勿谄富，勿骄贫”，有点小钱就显摆，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到后来把身体高跨了，生意也搞垮了，有的连命也搭上了。在这种形势下本人也受了一些影响，走了一些弯路，看到很多商友的起起落落，我开始觉悟，后来在老师的引导下学习了传统文化，特别是在《弟子规》字字句句的影响下，我逐渐意识到自己以前做得太不对了，做错了怎么办呢？书中说到“过能改，归于无”，就这样改变了我的人生和生活方式，从此，我经常和商友们老师们一起学习《弟子规》，越学越明白，不仅在学习中找到了乐趣，也明白了很多道理。我明白了为人之道、交友之道，特别是在书中找到了经商之道。我在学习前后为自己写的几句话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在学习国学前我的人生感悟：“悠悠岁月几十载，奋斗染白少年头，几度艰辛空悲切，运交华盖欲何求？”学习后我写道：“寒暑几十贪嗔痴，一念惊醒梦中魂，子贡学承千秋业，人生慈善万代亲！”学习前我的格局是多么的狭小、多么的自私；学习后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真是判若两人。我从新定位了企业的文化和理念。在合作经营、利益取舍中我按《弟子规》所教的那样“凡取与 贵分晓 与宜多 取宜少”，就这短短的几句话改变了我对人与人之间合作的关系。在《弟子规》的指引下，我加强了企业的人性化管理，同时取消了公司原来的规章制度，用孔子的《论语》、《弟子规》、《了凡四训》等儒商文化来指导员工。取消了不利于大众身心健康的经营模式，保留了传统的销售方法，从新制定了更大让利于消费者和员工利润分配的原则。不知不觉中我感觉整个人变得轻松多了，经济状况也好多了，参加学习的时间也多了。为了感谢传统文化给我带来的福报，我决定【子贡学承】在推出一项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品茶论道的活动，以便让更多的人有学习国学的机会。有的朋友不理解，说不挣钱，你为啥呀？我说：“能有机会和热爱国学的同仁在一起学习交流，共同进步将是人生一大幸福。财务上我是少得了，但德行上我占了大便宜！”
我的经商之道如下（当然还有营销法则以后再跟大家交流）
1、有市场需求的项目投资，就是先要做市场调查
2、需求就有生意，围绕需求变化做生意
3 、行“义利合一”的原则，创造利润空间
4、到了钱之后要“广散其财，富而行其德”，多做善事
5、做公益事业之后你就会成为公众人物，企业随之成为公众企业
6、业成名后你的事业之树就会长青
7、《论语》指导你的算盘，“人聚财散，人散财聚”
英国馆设计师讲述世博故事的“种子”
文／徐惠芬
英国馆项目的具体负责人，建筑师凯特琳娜・迪恩表示，英国是一个热爱自然的国度。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英国人对大自然就有异乎寻常的热爱，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很多植物可以治病。英国的皇家植物园基尤千年种子银行启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种子保存计划，全世界的各种种子都将被冷冻在地下环境中。基尤千年种子银行的这个计划给了我们灵感，因为我们发现这些美丽的种子，每一颗似乎都在述说一个故事，我们希望能通过这样一个设计将故事呈现出来。
体现英国人崇尚自然的历史文化
“英国馆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建筑，你走进去的感觉会像是走进一座图书馆，光线有点幽暗，你在这里与古老的手稿相遇。我们希望这一刻人们不要说话，而是心怀敬畏，沉思冥想，庆祝我们和自然的和谐相处，这就是这个建筑也被称为‘种子圣殿’的原因。”
凯特琳娜告诉我们，整个设计团队都对1992年西班牙塞维利亚世博会记忆犹新，正是那届世博会，让设计师们开始考虑如何通过一个建筑来展示一个国家。当年的情形是，观众人山人海，却像浮萍一样迷惑，因为不知道该去哪个馆，每个馆看起来都差不多。所以，设计一个自己会说话的建筑，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观众吸引过去，是英国馆设计中面临的第一个挑战。而设计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要如何来回应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我们开始考虑那些最基本的因素，首先我们想到英国是一个热爱自然的国度，城市史上第一个公共公园1840年出现在英国德比郡，它诞生的目的就是为了体现人类对于自然的珍视。英国有世界上很多伟大的城市，比如伦敦，它是世界上人均绿化率最高的城市之一。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英国人对大自然就有异乎寻常的热爱，他们很早就意识到很多植物可以治病。英国的皇家植物园基尤千年种子银行启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种子保存计划，全世界的各种种子都将被冷冻在地下环境中。有趣的是，这个计划中冷冻种子的大楼不在园内，而在靠近伦敦盖特维克机场的一个建筑物中，所以如果人们想看到这些种子，可不太容易。基尤千年种子银行的这个计划给了我们灵感，因为我们发现这些美丽的种子，每一颗似乎都在述说一个故事，我们希望能将故事呈现出来，让观众看到自然是如何影响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的。这些种子是最简单最有力的介质。”
“最具创意”之馆将不断带给观众惊喜
对于上海观众来说，英国馆的“成长”是一个更为有趣的互动过程，因为早在2007年。英国外交部就曾经将凯特琳娜设计拿到上海，听取观众建议，并根据建议做了调整。而在一项民意调查中，英国馆也被上海观众认为是“最具创意”之馆。
在主体建筑的，英国馆还拥有一个足球场大小的露天场所，它被别出心裁地设计为“一张拆开的包装纸”的样子，寓意英国人民将“种子圣殿”作为礼物送给上海世博会。“包装纸”的四个角配合主题，都是被掀起的样子，而它们临空的部分正好可以为观众提供遮风避雨的去处。中间软草做的地面感觉非常柔软，人们可以坐下来，甚至躺在上面。设计师没有在这上面设计道路，因为他们认为走的人多了，自然就有了路。设计师为观众还保留了更多的选择，如果你时间充裕，你可以走过草地，走进英国馆慢慢参观：但如果你赶时间，你完全可以只是走上草地，触摸一下英国馆。从展示的模型中还能看到，在草地四周的下部，通过一座桥，还可以进入到一些更加详尽的展示区，第一个是关于“如今的英国大自然”，第二个空间内将是一些对未来的展示。
阿联酋馆演绎沙漠之国的“魔法”
文／临风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个大面积土地被沙漠或盐碱地覆盖的国家，总是不断创造着令世人昨舌的城市奇迹。无论是迪拜的七星帆船酒店，还是堪称世界第奇迹的棕榈岛，都更像是在沙漠里上演的“奇幻魔术秀”。
“神奇”和“梦幻”就是阿联酋最拿手的戏法――在沙漠地带建设出令人惊叹、如此繁荣与富庶的城市。而此次上海世博的阿联酋馆。则延续了其一贯的魔法般的精湛工艺以及高超的设计水准。
将“沙丘”搬入城市
这样一幢雄伟的“沙丘”建筑物正是阿联酋国家馆。环绕一周，发现它正是从沙丘那不断变换的形态中汲取灵感的。外形逼真到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观察，你都能清楚地辨识出沙丘的特征。它“坡面”高达20米，微风吹来，你是否感觉到沙的流动7用手去触碰，却发现原来是“魔术戏法”。它表面的不锈钢面板呈现出一种富于变幻的色彩，从不同角度观察，呈现不同色泽，由此来模仿流动沙丘的光感。
为了体现逼真的效果，展馆外部还仿效了风向造就沙丘的特征。向风面将上海的风偏转，并保护半透明的背风面，免受强风和烈日的伤害。展馆履行了太自然沙丘的角色，并用沙丘形式达到了最合乎环境要求的可持久设计。当整座展馆出现在参观者眼前时，人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它那柔光四射的外表，不禁浮想联翩。
穿越浩瀚的沙漠，和海岸相接，这是阿联酋最显著的经历。多少年前，阿联酋的城市奇迹般地在沙地上崛起，2010年，城市中又还原出一片神奇的沙地。这将是多么独特的体验J阿联酋将“沙丘”带到中国来，正想将这令人回味的景观作为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来讲述他们的故事。
率先体验沙漠绿洲的奇迹零碳城
早上醒来搭个人快速公交去上班，进入办公室打开用光电太阳能发电的空调，中午品尝再循环水种植和加工的蔬菜色拉，晚上回到家用太阳能海水脱盐分离系统产生的洗澡水沐浴……这一切都不是白日梦。在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正紧锣密鼓建造的“零碳城”里，一切都将成为现实。如果你想对世界上首座“零碳城”一探究竟，在阿联酋馆内就可以先睹为快了。
你会发现，阿联酋城市日照充足，太阳能的利用将是“命脉”，“零碳城”中太阳能将无处不在。经过太阳能提供能量的脱盐系统之后，成千上万吨的淡水将被送进千家万户。全智能无人驾驶电动汽车将为城市中的居民提供上门服务――在这里，阿联酋人的日常生活画卷铺陈在你眼前，处处可见能源效率和环保的箴言警语。身临其境般地体验着这一切，人们和阿联酋人共同憧憬“绿色图景”。
依靠自然能源而富裕的阿联酋，深知能源总有耗尽的时候。因此，在能源产业发达、城市迅速发展的同时，阿联酋对环保尤为重视。阿联酋也期望在 上海世博会上，用其独特的方式讲述有关能源利用方面的故事，给世界各地的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
瑞典馆“上演”电子竞技
文／王铭泽 沈 量
瑞典参与上海世博会的三个主题词是“可持续发展”、
“创新”以及“交流”。电子竞技作为瑞典现代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将在此次世博会亮相瑞典馆，为中瑞两国年轻人的文化交流提供一种全新的方式。
前不久，东方网董事长兼总裁李智平、CPL职业电子竞技联盟全球总裁华伦西亚、华侨城成都总经理张大帆以及瑞典DreamHack总裁雅彭士达共同签署了“2010年CPL全球巡回赛”在中国的承办协议，而位于上海世博园区里的瑞典馆也首次成为这次巡回赛的主要赛场。将电子竞技与全球性的世博会相结合，这在世博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将为参与上海世博会的各国游客带来更多元的文化体验。
两国年轻人的交流新平台
DreamHack总裁雅彭士达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线下游戏比赛组织，世博会期间，DreamHack将在瑞典馆举办很多以青年文化为主题的活动，包括电子竞技、数字音乐、数字电影等。其中，“2010年CPL全球巡回赛”将在瑞典馆举行。这个比赛是DreamHack跟CPL一起合作策划，同时也会和东方数娱合作，在世博会举办完了之后，冠军或者前几名的选手都有机会飞到瑞典，再进行全球性的总决赛。此外，除了把中国的年轻人请到瑞典之外，也会把瑞典的年轻人邀请到中国来，以数字娱乐这样的载体作为一个桥梁，让两国的年轻人进行文化交流。当然，这部分不仅局限于年轻人，整个过程当中也将增进两国之间以及姊妹城市之间的交流。整个过程还将采用不同的方式，包括其他的数字文化娱乐手段。
据了解，在瑞典有很多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加入DreamHack，基本上是年轻人自带家里的电脑，并且有一个政策一不准吸烟、不准喝酒、不准吸毒，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大聚会，甚至传闻中瑞典王子都会参与其中。这么多年来，很多年轻人从全球各地赶到瑞典参加DreamHack活动，其中85％到95％都是瑞典和欧美的选手，而在亚洲也有一些玩家参加过这个活动，包括中国的知名选手。历史虽短发展迅猛
电子竞技是数字娱乐产业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早在1986年，国内的大街小巷就开始风靡各种“街机”游戏，其中以“街头霸王”最为著名，几乎每个地方都有玩游戏高手。但那个年代就算游戏玩得再好，也永无“出头”之日，只会被斥为不务正业，虚度光阴。转眼间到了1997年，电脑已经开始在中国大地上逐渐普及，随之而来的是让很多年轻人爱不释手的电脑游戏。由此孕育出一个全新的产业――电子竞技。爱好游戏的年轻人终于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玩游戏不再是丧志，只要你能成为玩到最高境界的那个人。你不仅将被众多游戏同好“顶礼膜拜”，还将赢取不菲的奖金!随着电子竞技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逐渐产生了不少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竞赛组织。如前面提到的CPL以及DreamHack。
电子竞技产业从无到有，至今仅有十多年历史。但这样一个朝阳产业，其发展趋势是非常迅猛的，很多大型的国际电子竞技比赛，归根结底还是附属于全球庞大的游戏产业。由于游戏产业本身的利润是成倍增长的，已经超越了传统电影、音乐及电视等娱乐方式。
北大学、陕西省轩辕黄帝研究会承办的“清明.
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
术交流会”在古城西安召开。本次大会以十
提出的“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
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来
自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的80多位学者参加
了此次交流会，提交论文50余篇。中共陕西省委
副书记、省长娄勤俭，文化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
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李洪峰出席并讲话。著名学
者张岂之、张锦秋、石兴邦以及港澳台学者曾春
海、邓国光等作了精彩发言。西北大学党委书记
乔学光教授出席开幕式，校长方光华教授在开幕
式上致词并参加学术研讨。与会学者主要就以下
四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黄帝与黄帝文化
黄帝是中华民族人文初祖，黄帝文化是中华文
化根脉所在。张岂之先生首先就陕西黄帝陵的整
修与保护工作给大家做了简要的介绍，并提到西安
城墙的抢救保护工作。张锦秋院士作为整修陕西
黄帝陵的建筑设计负责人，饱含感情地说：“把黄帝
陵保护好，建设好，管理好是我们的历史责任。我
们应该以实际行动耕耘好这座民族的精神家园。”
周天游研究员在阐述陕西与中华文明的过程中，指
出各地应共同发展，黄帝陵不仅是陕西的，而且是
中国的，并呼吁黄帝陵的祭祀应成为国祭。赵世超
教授认为，黄帝可以初步看作是被神化了的传说人
物或历史人物；因文化崇拜，各地出现了多处纪念
性的陵庙，历代王朝用规范礼制的办法确定下来的
陵庙祭祀地点具有约定俗成的意义。
关于黄帝文化的源流，张新斌研究员指出轩辕
氏是与人文初祖黄帝联在一起的上古氏族，轩辕氏
经历了轩辕氏、黄帝轩辕氏的发展过程，并因此演
变为中华姓氏中的轩辕氏、轩氏、辕氏等。刘志琴
研究员从中国生活方式的缔造、小农社会“民以食
为天”的思想以及现代生活意识的提升等方面揭示
了黄帝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而且是中国生活意
识的源流。龚杰教授指出，关爱群众的生存、生命
是文明之路的底线；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文明之
路从自发到自觉、从低级到高级、从感性到理性的
发展史。杨东晨研究员从探讨《史记》对炎黄文化
确立的重要贡献和价值方面指出，华夏祖先的确立
不仅标志着近200万年的原始社会进入了文明社
会阶段，而且也标志着血缘氏族社会进入了以家庭
为单位的地域性古国社会。
关于祭祀与传承，李纪祥教授指出，中国文化
传承中有两条主轴，一是子孙对祖先的血源性祭
祀，主要表现为祭祖；二是弟子对先师的非血源性
祭祀，主要表现为祭孔。据此，李教授进一步提出
了与儒家“道统”相平行的“宗统”概念。葛承雍
教授指出，中华的清明文化是一种全社会追求文
明的精神文化，蕴含着对人类有积极意义的元素。
二、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
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后，党的十报告
再次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
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非常丰富，张
岂之先生将其归纳为天人和谐、仁者爱人、以民为
本等12个核心理念。本次交流会上，张先生主要
从“民本”到“人本”的发展做了阐释，他指出从古
代的“民本”到今日“以人为本”思想的发展，是中
国历史进步发展的必然；“以人为本”要求从国家
制度层面确立人民的主体性，真正体现人民才是
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为人民服务是各级政府工作
人员的崇高职责。陈谷嘉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民
本思想的根源是由中国古代文明特殊路径所决定
的，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与近代的人本主义之间
存在着前后相继的内在发展关系。
本次交流会上，学者们围绕儒、释、道展开广
泛讨论。潘小慧教授通过对儒家的“智德”研究，
指出“智”也是儒家德行伦理学的一种重要德行。
方俊吉教授主张通过弘扬儒家精神来巩固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的鸿基。章晓丹副研究员以陈撄宁为
例，揭示了道教思想在近代的发展。申续璐博士
通过对儒家《孝经》和佛教《孝论》的对比研究，认
为孝道观念在整个中华文明中具有重要地位。马
强才博士以《管子探源》为核心考察了罗根泽诸
子学研究的两大特征。范立舟教授通过南宋吃菜
事魔现象探讨了民间平等观念的情形及原因。
历史上的重要思想家及其著作，对于丰富中
国文化的内涵有着积极的意义，部分学者从学术
史的角度对其进行了阐释。邓国光教授通过对司
马光文道论的研究认为，司马光的文道观完全超
越了现今标榜为唐、宋家的文道意识，直接继
承孔子，从而超越了韩愈以孟子文为正统的标榜。
肖永明教授分析了朱熹“为己之学”的建构对“为
人之学”的诠释，指出朱熹是在与“为己之学”完
全对立的意义上阐发“为人之学”的内涵的。周
群教授的论文对《四书大全》作了客观冷静地评
价，指出《四书大全》不但是明代教育、科举的重
要文献，同时对于《四书》学的发展也具有重要作
用。天人之学是中华文化精华的核心理念之一。
戴书宏博士认为，“天人合一”不仅是哲学命题，
也是社会历史命题；不仅是一种自然思想，也包含
政治思想；并且认为在古代中国，“天人合一”观
念主要影响的是政治生态而非自然生态。此外，
李翔海教授对孙中山先生的“民族精神”作了精
辟的解释；欧阳哲生教授对蔡元培的新文化构想
及其现代意义进行了阐释；曾春海教授以徐复观
《中国艺术之精神》为论述主轴，探讨了和谐美与
和谐社会的问题。
三、文化传承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价值观，是此次交流会的热点之一。
会上，张岂之先生谈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
会思潮多元化的关系，认为二者并不冲突，“一方
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越大，则社会思潮
的多元化越能健康有序地发展，有利于‘发扬学
术民主、艺术民主’。另一方面，社会思潮多元化
有利于检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民中的认知
程度，从而更加有效地发挥思想的引领作用。”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方面，方光
华教授、曹振明提出了根基于民族优秀文化的国
家、社会、公民三维一体的核心价值观，并从其基
本内涵、统一性、民族性及时代性等方面作了具体
的论述。刘学智教授注意到儒家核心价值与当今
要构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异质同构性和相通
相济的一致性，提出将传统仁学纳入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中的观点。吴小强教授认为先秦诸
子思想中的“仁义”、“民贵君轻”、“道法自然”、
“兼爱非攻”、和谐和平等宝贵的思想资源，可以
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周积明教授认为重温中国古代“富强”的思想智
慧，以文明为富强之本，以民富为富强之本，确实
富有深意。肖群忠教授认为，传统道德是构建当
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是指导当代人幸
福生活、安身立命的重要观念与规范。张希清教
授指出“孝”、“廉”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研究
和弘扬孝廉文化既有历史和学术价值，也有现实
意义。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鲁谆副会长指出，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必要深入研究古典诗词，并
大力普及其精华。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与践行方面，
方光华教授在发言中总结历史上建设核心价值观
的经验，如重视经典，强调官员的带头作用等。王
国良教授认为，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依托基本价值
观来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广大人民群
众尽快地参与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时代实践中来。俞思念教授认为，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能够充分体现文化传统的精
髓；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能够有效推动民
族文化的创新力。谢阳举教授着重从社会管理的
角度，探讨了建设一个有自治能力而高度负责任
的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王维江教授提出价值
观的会通与超越精神，认为只有会通，才能超越；
会通的前提是尊重和接受普世性，超越的目的在
于谋求人群和社会的福祉。杨亚鸿、刘清田从出
版的角度探讨了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使
命。高强教授指出我们在继承、弘扬黄帝文化，使
之为构建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时，应
有所取舍，有所扬弃。
面对生态危机严峻的现实，人与自然关系的
道德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刘湘溶
教授呼吁我们要站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
高度，把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五位
一体的总体布局，努力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
卢风教授用文化分析的方法阐明生态文明的基本
框架，并阐释了能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
叶平教授认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
“绿色”思想，潜在生态文明的精神资源和伦理道
德观念，能够成为创办绿色大学的精神家园和绿
色教育的思想根据。
四、中西价值理念
中共十报告明确把“自由”视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张岂之先生指
出，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中，“自由”是一个关键词，并强调一些与“自
由”相联系的理念都有丰富的思想资料，可供研
究讨论和借鉴，加深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全面准确理解。张茂
泽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价值观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自由价值观作了深入分析，指出自由是
人性实现的标志，自由的基础是德性的自觉。寇
东亮教授指出反思和辩正中国传统自由概念及自
由思想，是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境中自由
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问题研究的重要环节。韩震教
授认为基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公正、和谐价值
观优于西方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人权价值观。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不仅需要我们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还需要我们构建一个符合时代
发展的价值体系。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陆栋认
为，价值观构建的困境和出路归根结底在于个人
的抉择与追求，只有真正提高全民综合素质，才能
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如何通过对传统道德的重建与转换来实现中
华民族的复兴，任大援教授认为应将儒家的“五伦
学说”看作一个重要资源，加以改造和创新，研究和
利用，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刘宝才教授通过对
法家的法治之再审视，强调在加强法治建设的新时
期，历史上的法家法治的理论和实践，作为文化资
源应该注意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杨华教授认
为重新挖掘中国传统礼乐文明的现代意义，并阐释
其现代转换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对解决当下的社会
和身心问题、文化认同危机以及建构当今人与人、
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大有裨益。樊和平教授将民
族文化的精髓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他在发言中
通过对当前伦理调查成果的介绍，提出了“伦理精
神战略”和“精神意识形态战略”等应对“中国问
题”的“中国战略”。邹重华博士对儒学与中国社会
伦理道德的重建问题进行了阐述。
除以上四个方面以外，李逵六教授阐述了中
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问题；叶春生教授阐述了国家
层面下澳门非遗文化保护的核心价值问题；陈荣
庆教授从思想史的视角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
文化的弘扬与创新问题。
本次交流会，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收获了
丰硕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有不足，正如赵馥洁教
授在会议总结中所言：“论文的集中性尚有欠缺，
特别是对传统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的深层次探讨
有待深入。”此次交流会作为癸巳年清明公祭轩
辕黄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学者们提供
了一个交流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心得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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