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发展理念；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9-0004-05
实现中国人及其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理想和根本目标，本身蕴含着并首先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它始终是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同时包含着如何处理和解决社会发展中人与物、理论与实践、生活与观念、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和问题，以及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国防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不言而喻，所有这些矛盾、问题和关系都需要也都应该得到正确处理与合理解决。问题在于：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矛盾关系的内在规律与客观要求是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和怎样的解决办法才是正确的与合理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发展基础上，在中国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第二位情况下，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发展要求、发展原则和发展理念？本文拟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及其未来发展要求，主要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做一理论探讨。
一、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二战”结束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曾成为许多国家发展所追求的首选目标。然而，将“经济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及其严重后果，使其本身受到了新的发展实践的严峻挑战和新的发展理论的严厉批判。以至于今天人们谈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往往还心存疑虑或心有余悸。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看待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仍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深入反思的理论课题。
正如人的生存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一样，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发展，而且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基础，因而也就根本谈不到社会其他方面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
正因为如此，当发展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时，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的主题是经济发展。而在“二战”之后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约而同地将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长）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和观念在后来的发展实践中显露出其本身的某些片面性和历史局限性。但是，我们不应该脱离历史实际简单地将其仅仅视为发展实践的失误，实际上它本身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它也不能仅仅被指责为发展理念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其实它有其自身理论上的某种合理性；它更不能被视为缺乏根据的主观决策和长官意志，事实上它是面对各自现实需要所做出的一种现实抉择和理性选择。以我国发展为例，中国曾经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旧中国遗留下“一穷二白”的旧家底，新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就将经济恢复、生产力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关注重点。但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的决策由于后来指导思想上出现失误而未能坚持下去，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连起码的温饱问题甚至是生存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才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此，我们才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世纪之交顺利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在2010年使“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2]这是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这本身正是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巨大成果。
如果说经济发展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话，那么，它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来说，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基础地位和前提意义。其根据和理由，主要在于我国社会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复杂矛盾：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但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特别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同时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改革开放使我国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水平不高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缩小城乡发展差别、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仍然艰巨；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国防、卫生、社会福利等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相对落后，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也日益增多；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日益深化，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与此同时各种复杂的国际矛盾也日益凸显，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心存疑虑，甚至仍然采用冷战思维而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围堵与遏制，这不仅使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且使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难。不可否认，这些问题并不都是经济问题，它涉及我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是，应当看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那就是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很难真正解决，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会缺乏基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也就难以如期实现。
不仅如此，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更深刻理由和根据还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以此分析和判断为基础，显而易见，“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4]正因为如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5]而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而言，不言而喻，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首要地位并具有决定意义。只要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还未建成，只要我国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还未完全达到，只要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还未真正实现，我们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就必须把经济发展作为重点任务来对待。这也许正是当年邓小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6]的重大而深远意义，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务是发展”[7]的真实意义和实质内涵。
二、中国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发展
毫无疑问，任何发展都不能忽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但是，强调经济发展并不排除社会其他方面发展。事实上，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发展还要有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自身也表明，发展本身是一个具有多种目标和多重任务的复杂系统。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及其各方面的协调性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否则，如果仅仅强调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而忽视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只看到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而看不到其他目标和其他任务，那么，发展本身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由此，将可能导致社会畸形发展，甚至会重蹈“二战”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覆辙，从而使自身陷入各种社会矛盾的困境而难以自拔。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不仅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而且经济发展也不等于经济增长。通常把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而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又被视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毋庸置疑，GDP的增长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经济发展绝不单纯等同于经济增长。由于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和政策的不同，经济增长本身完全可能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观念，不仅注重经济发展，而且能自觉地将经济发展成果用于解决贫困、失业、生态、体制、教育、文化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不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政策，仅仅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为增长而发展，把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其结果往往导致社会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困加剧、生态恶化、社会腐败、政治动荡等问题，导致社会的片面畸形发展。20世纪60-70年代，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与社会安定同时并举，受到世人普遍肯定；而同期巴西、阿根廷、伊朗、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令人羡慕，但其产生的农民贫困、两极分化、社会动荡和等严重社会问题[8]却也令人失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将社会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仅会使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累积和集中爆发，而且会导致人们陷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而使社会发展甚至经济增长本身陷入长期停滞乃至出现倒退现象。
正因为如此，许多发展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是一个全面范畴，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必须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例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主任杜德利·西尔斯就指出：“调查一国发展情况应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状况怎么样？失业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现象又是怎么样？……一个没有包含减少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诸目标的‘计划’，难以被认为是‘发展计划’”。[9]美国波士顿大学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保罗·P·斯特里登教授也指出：“发展必须重新下定义，应叫做向当今世界主要‘敌人’：营养不良、疾病、文盲、贫民窟、失业和不平等开战。”[10]西尔斯和斯特里登还明确区分了发展和增长的不同，并强调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因此，应当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发展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11]此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也强调指出：发展应当包括“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五大目标。因为，“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公平的、压制性的、粗暴的、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12]所有这些都表明：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更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处于首要的、前提的和基础的地位，但社会发展必须是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制度、法律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发展才可能是合理的与健康的。
然而，当代社会发展，不仅应当是全面的，而且必须是协调的。这是因为，所谓社会，并非机械装置，也不是人口堆积，而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它绝不是其本身各种构成要素的简单集合或机械拼凑，而是其人和物、存在和意识、实践和观念、经济和政治、科技和教育、生存和发展、生活与安全等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有机统一所构成的系统整体。而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中的各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系统中处于一定地位并发挥某种特定功能且与其他要素发生相互作用的系统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体性及其各要素的相互关联，是系统本身的根本特征。因而，对于系统中的任何一种要素都要从它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来理解，并要从它在系统整体中所处地位和所发挥功能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系统整体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系统也同样如此并且更为复杂。在这里，人是根本，物则是属于人的。因此，必须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这意味着：人是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人们的生活和实践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而思想和观念则是人们生活和实践本身的内在构成要素；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文化、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人创造社会生活并推动历史发展，社会生活和历史条件也制约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由此来看，没有各方面要素的彼此协调，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的正常而健康的发展。
坚持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经济与教育、科学、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13]党的十四大指出：“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14]党的十五大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15]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6]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7]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18]所有这些论述，既是对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同时也是对我国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
然而，理论的自觉与观念的合理，并不能保证社会发展实践本身就没有矛盾和不出现问题，关键在于以自觉的理论与合理的观念为指导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事实上，在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之后，我国社会发展本身虽然解决了某些旧矛盾和旧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对此，党的十报告指出：“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19]显而易见，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实质，主要是社会各领域和各方面及其发展过程各环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如果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正确处理和有效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就可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它本身则意味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注点和着力点将需要努力解决好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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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增长方式粗放，经济发展面临资源能源环境制约。与先进省市相比，我省能耗偏高，万元GDP消耗标准煤0.96吨，低于全国1.43吨的平均水平，高于江苏的0.89吨、浙江的0.81吨。万元GDP耗电量1490.76千瓦时，低于全国1610.58千瓦时的平均值，为江苏的1.23倍、浙江的1.14倍、上海的1.25倍、山东的1.33倍。万元GDP耗水量为298立方米，为上海的1.17倍、江苏的1.18倍、山东的1.9倍。我省既是能耗大省，又是资源小省，粗放型增长方式一时难以改变，预计*年资源能源供应不可乐观。电力方面，由于油价高企影响燃油机组正常发电，电煤供应仍有一定难度，西电枯水期供电减少，以及一批先油后汽机组问题未解决，预计*年上半年我省电力缺口将达400～500万千瓦。煤炭方面，预计*年全年消费量达1.05亿吨，几乎全部要从省外调进，货源组织和运输压力相当大。成品油方面，预计*年我省成品油需求量将达2050万吨，比今年增长8%。我省油品对外依存度高，由于国际油价居高不下，*年油品供应不能掉以轻心。
二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发展面临出口竞争加剧的制约。我省大部分产业仍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数量不多。随着入世后过渡期的结束，我省企业将面临着跨国企业在技术、资金、人才、品牌、营销网络等各方面全面占优的重大挑战，产品出口也会受到国际贸易保护加剧和人民币升值带来成本上升的影响。
三是工业投资力度减弱，经济发展面临后劲不足制约。*年，我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2061.65亿元，居粤鲁苏浙沪五省市第四位，比山东、浙江、江苏分别少2287.95亿元、342.05亿元和40.25亿元;我省更新改造投资759.42亿元，比山东、江苏分别少489.3亿元和45亿元。工业投资总量小，发展后劲不足，使我省工业在全国的排头兵地位受到严峻挑战。
四是现代流通业发展滞后，经济发展面临服务业支持不足的制约。由于长期以来受传统生产观念的束缚，在思想上、工作上仍存在着“重工轻贸”的现象，对现代流通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其引导和支持的力度不够大，现代流通业的发展总体上滞后于工业，对工业的支撑力不足。
五是企业经济效益下滑，经济发展面临微观层面投入不足的制约。*年以来，我省工业企业一方面利润增幅大幅回落，一方面亏损额大幅上升。1-10月，全省企业利润总额增长4.2%，亏损总额增长40.9%，亏损总额达到206.99亿元，占利润总额的17.9%。效益下滑状况*年估计难有大的改观，加上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竞争加剧，不但加大了企业生产经营、资金筹措的压力，更会影响企业投资的积极性，阻碍经济发展的步伐。
针对上述制约因素，全省经贸部门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转变发展观念，积极创新发展模式，努力提高发展质量，在发展中解决制约因素，推动我省工业商贸经济发展切实转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做好*年经贸工作的主要思路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省委九届七次、八次全会的工作部署，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贸工作全局，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提高经济运行调控水平，注重经贸合作质量，推动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促进工业商贸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为实现“*”规划目标开好头、起好步。
*年全省工业商贸经济的主要预期目标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5%左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4%以上，从经贸工作角度确保实现省政府提出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3%的目标，更新改造投资增长15%左右。
*年是我省“*”规划的起步之年。根据省委九届八次全会*年突出抓好十个方面工作的部署，结合经贸工作实际，做好*年经贸工作，要紧紧围绕走新型工业化这一总纲，抓住结构调整这一主线，抓住转变增长方式这一关键，抓住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这一中心环节，努力实现“六个加强，六个提高”。即：加强经济运行调节，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加强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加强技术进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发展现代流通业，提高流通业对新型工业化和扩大内需的支撑能力；加强发展内源型经济，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加强发展循环经济，提高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能力。
根据上述要求，*年全省经贸工作要着力抓好以下八个方面的工作：
（一）以保障煤电油运供应为重点，切实抓好经济运行调节
提高经济运行调节的时效性和质量。加强县（区）级经济监测分析平台建设，建立全省联网的实时经济运行监测分析系统，完善省、市、县（区）三级监测分析网络。以重点县（区）、产业集群、龙头企业为联系点，建立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信息收集、整理、加工和分析制度，对突发性、难度大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向省政府专报。健全工业商贸经济运行预警机制，增强经济预测分析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及时性，深入分析和把握全省经济发展的走势和趋向，及时提出应对措施，实现对全省经济运行的即时预警，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前瞻性。密切关注企业流动资金供需状况，积极协调金融机构与企业的关系，促进资金供给的增加。加强季度信息工作，将信息内容从目前的经济运行扩大到国家和省产业政策、金融信息、市场信息、国际能源供求状况等内容，引导企业调整结构，做好应对工作。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经贸职能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认真抓好民爆器材行业安全监管工作。继续做好企业治乱减负、产业安全、国防科技工业、交通战备等工作。
千方百计保障煤电油运供应。一是力保电力供应。协调增加西电东送，妥善解决电力技术改造项目的并网运行，加快594万千瓦电源建设项目投产和系统接入，多渠道提高电力供应能力。推广部分市用财政资金补贴地方燃油机组顶峰发电的有效做法，调动地方燃油机组加大出力。争取国家在我省煤电联动方案中将运费纳动范围，提高我省燃煤电厂抗御煤炭市场价格波动的能力，确保电厂正常运行。合理安排工业企业错峰、避峰用电，推进调整电价政策，推广蓄能技术，实施可中断负荷控制以及节约用电，加强电力需求侧管理。督促电网公司、发电公司建立应急机制，制定反事故措施和应急预案，保障电力生产和供应安全。二是加强组织煤炭资源。完善煤炭供应应急预案和跨部门应急协调机制。积极争取国家增加我省煤炭的配置指标，组织用煤大户与煤炭大供应商和国有大矿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引导企业运用市场手段充分利用国际煤炭资源，拓宽煤炭供应渠道。三是加强成品油市场监控和协调。密切跟踪油品市场，完善成品油市场供应日监测制度，及时掌握成品油价格和供求动态。落实成品油供应计划，加强储备监测，督促企业增加油品库存。四是协调重点物资运输。加强与铁路、海运、港口等部门的沟通，按照统筹兼顾、保证重点的原则，优先保证煤炭、石油、化肥、粮食和进出口等重要物资的运输。继续做好春运工作，确保客运安全有序。
（二）以大项目和产业集群为抓手，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按照总理视察广东提出的“谋划率先发展，视野要宽、思路要新、起点要高”的指示精神，创新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和途径。
以大型工业项目和产业集群为抓手，发挥大项目和产业集群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的带动作用。根据工业产业竞争力研究成果和工业九大产业发展规划，找准产业定位及发展方向，有目的地引进建设一批符合我省实际、科技含量较高、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工业项目，通过这些项目建设，带动地方产业的大发展。重点推进具备条件和能力的珠三角城市发展TFT项目、中药现代化项目、装备制造项目，加大对广州汽车及零部件项目、惠州、茂湛、珠海西部石化项目等的支持力度，大力扶持体育产业发展。加快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建设步伐，继续组织评选省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加大力度推进产业集群“三大建设”，特别是加强技术开发与推广、信息咨询、人员培训、质量检测、产权保护、现代物流与电子商务等服务平台建设，促进产业集群发展上新台阶。
研究制定落实产业结构调整方案的配套政策措施。立足科学发展，按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要求，结合“*”规划，明确不同区域功能定位，制定不同功能区土地投资强度和单位面积产出率；开展工业主要行业技术标准、能效标准研究，制定产业技术、产业能效指南，为招商引资和市场准入提供科学依据，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流通业的发展。
加快产业转移工业园建设步伐。要进一步完善联席会议制度，及时总结推广产业转移工业园建设经验，建立园区信息交流渠道，加速珠三角产业向山区及东西两翼转移。同时，注重将产业转移工业园建设与发展产业集群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产业的更大集聚和优化升级。
加大对大型企业集团的支持力度。把培育大型企业集团工作摆上经贸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作为调整产业结构、增强我省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要进一步加大对大型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完善与大型企业集团的“直通车”联系制度，加强对大型企业集团的指导和服务，着力解决电力供应、项目技改等问题。积极引导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充分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和龙头骨干企业。同时，要着力发展一批科技型、成长型中小企业。建立完善大中小型企业在整机与零部件、硬件与软件、科研与生产、核心产品与辅助产品等的分工协作体系。
继续深入实施名牌带动战略。把实施名牌带动战略与培育大型企业集团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继续推动优强企业冲刺世界名牌，落实扶持企业冲刺世界名牌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加大对现有名牌产品的扶持力度，推动名牌做强做大，成为带动力强的拳头产品。在潮州枫溪、汕头澄海、东莞大朗等产业集群大力推进创建区域国际品牌试点工作，鼓励和指导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探索创建区域品牌的路子。将名牌带动战略扩展到服务业特别是流通业。从商贸流通业入手，开展服务机构创优活动，在服务业中形成培育、发展、宣传、保护名牌服务的氛围。
（三）加快产业技术进步步伐，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加强自主创新。突出抓好以重点大企业为主体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和能力建设。继续大力引导大中型企业建立各种形式的技术研发机构，特别要支持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成为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的主要载体。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重点支持一批九大产业中的行业龙头企业建立和完善企业技术中心，围绕主业，整合资源，加强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开发。鼓励企业间组成“技术联盟”从事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的联合开发。加强产业发展的重大共性、关键领域技术和重点产品的自主创新工作，按照支柱产业优先、关键共性技术优先、实用技术优先的原则，研究确定关键领域重点共性技术创新项目目录，争取在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节能与环保等支柱产业和关键领域的重点技术取得突破。
加强技术改造。进一步提高对技术改造重要性的认识，把技术改造作为改变目前我省产业“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实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继续组织实施“优化重点行业结构和提升优强企业竞争力”的十大双优技改工程，加大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产品技术改造力度。贯彻《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实行技术改造项目核准制和备案制。
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能。继续采用招投标和开放式选项两种方式安排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项目，推广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项目以奖代补办法，公开、公正、公平、科学安排省财政挖潜改造资金。建立和完善技术创新、技术改造重大项目的绩效评价办法，科学评价重大项目实施后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认真总结项目实施的经验、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等，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能。
（四）创新思路，突出重点，推动流通工作上新水平
加强发展现代流通业。加快现代流通业的发展，是走新型工业化和扩大内需的迫切需要。要转变思想观念，创新工作思路，找准工作着力点，不断推动流通工作上新水平。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促进流通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省政府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做好流通业竞争力研究，加快完善《广东省流通业结构调整实施方案》，研究提出加快连锁经营、现代物流、中高级批发市场和会展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大对流通龙头企业技术改造的支持力度，提高流通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现代化水平。*年要重点抓好“3个10”（即培育10家大型连锁经营龙头企业、10家现代物流龙头企业、10个大型中高级批发市场）和“3个100”（即扶持百强餐饮企业发展、培育百家绿色饭店、树立百家诚信经营美容美发经营企业）工程，通过扶持这批企业的发展，带动我省流通业发展上新台阶。
加强流通业基础工作。我省是流通大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连续22年居全国首位。但是从我省流通工作看，突出问题是基础工作薄弱，与新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我们要引起重视，大力加强。一是要提高认识，改变“重工轻贸”观念，像抓工业一样抓流通。要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流通理论知识及业务知识，促进政府管理尽快适应现代流通业的发展。二是加强与当地政府统计部门的合作，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开展流通业行业统计工作，建立健全连锁经营、现代物流、中高级批发市场以及酒类、拍卖、典当、二手车流通、报废汽车回收、居民服务业等基本情况的统计制度，为了解情况、研究问题、指导工作提供依据。三是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基层，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理清工作思路，提出解决工作问题的办法。要善于总结经验、发现典型、加以推广，以点带面，促进发展。四是加强互相学习交流，努力学习发达国家、兄弟省市和本省各地区的先进经验，取长补短，借鉴成功经验，提高流通工作水平；五是加强分析预测工作，对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及时进行分析、预测、增强工作的前瞻性，提高决策能力。
规范行业管理。规范对酒类专卖、二手车流通、报废汽车回收、拍卖、典当、生猪屠宰、居民服务业等方面的管理，积极探索加强盐业行政管理的有效办法和途径。重点是要转变思路、转变职能、转变管理方式，完善法规规章，按照《行政许可法》规定，加快完善审批和办事制度，依靠良好的制度规范审批行为；建立健全有关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自组织作用，促进行业自律。特别要针对薄弱环节，继续发挥省整规办的综合协调服务作用，深入开展食品药品等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商品市场的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努力扩大内需。大力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通过财政补贴等多形式的政策扶持，推进各类“农家店”和物流配送中心建设，确保*年建成20个县级配送中心、125个乡镇级农家店和3000个村级农家店，形成购物方便、货品齐全、消费安全的农村商品零售网络，吸引农民购物，拉动农村消费市场。进一步加快城市商业网点规划工作。尚未完成城市商业网点规划编制工作的市，要按照高起点、高标准、长远规划的原则抓紧编制。已经完成或者基本完成规划编制任务的市，要积极引入大型商业网点建设听证制度，确保规划的实施和落实。加快社区商业发展，落实有关扶持政策，规范和发展服务于社区居民生活消费的各类中小型生鲜食品超市、便利店等，努力开拓社区购物、餐饮、服务、休闲等消费领域，扩大社区居民消费。
（五）切实抓好“一个亮点、四个重点”，提高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水平
突出抓好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一个亮点”。认真贯彻落实总理关于要“认真总结经验，不断探索，把会办成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更好地促进中国中小企业与国际中小企业的合作与发展”的指示精神，借助前两届会所打下的良好基础，认真筹备办好第三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暨中意中小企业博览会，把会办成国际性展会，真正为全国中小企业搭建一个走向国际的平台。
继续为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年将召开第三次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要以此为契机，推动民营经济各项工作更加扎实，更加有效地开展。一是抓好政策落实。深入贯彻实施《中小企业促进法》，推动《广东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尽早通过，完善贯彻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实施办法，对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及12个配套文件进行补充修订，切实把扶持民营经济发展各项政策落实到企业，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动力。二是加快“两个体系”建设。按照两个体系建设的意见，积极构建面向广大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投资服务等公共服务平台；拓宽直接融资渠道，鼓励金融服务创新，加大对民营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探索建立担保机构评价体系。三是加快民营企业做强做大步伐。做好评选百强民营企业工作，积极引导百强民营企业创立品牌、创新技术、改革体制、规范管理，鼓励其创立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实施名牌战略，争创国内和国际知名品牌，不断提高民营经济的产业层次和企业素质，提升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内外经贸合作，实现内外源经济在资金、技术、市场等层面的相互交融，促进内外源经济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四是推进管理培训工作，实施国家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工程”，通过认定培训示范基地，发挥示范机构的作用，积极组织广大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介服务机构的服务人员参加培训，全面提高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综合素质。
（六）深入推进区域经贸合作，大力开拓国内市场
加强与泛珠三角其他省区的合作。落实泛珠三角区域经贸（经协）系统加强经贸合作方案，发挥经贸（经协）部门在经贸合作中的衔接协调作用。突出重点，着力做好在**举办的第三届“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的组团工作，组织经贸代表团随党政代表团到有关省区开展经贸洽谈活动。要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加强与其他兄弟省市的合作，努力开拓国内市场。积极组织引导企业，加强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重点促进与这些国家在纺织服装、家俱、能源开发等产业的合作。按照确保重点，讲求实效的思路，有选择地组团参与其他一些重要经贸合作活动。
落实CEPA第三阶段安排。完善粤港澳三地政策咨询服务、信息互通“两个机制”，继续搭建物流、金融、中介“三个服务平台”；组织修订CEPA框架下港澳投资者进入广东服务业的《投资服务指南》，加大向港澳宣传服务业投资便利化措施，吸引更多港澳投资者前来我省投资；以中小企业合作为重点，开展双向考察、双向推介、双向参展、双向投资等活动，全面推动粤港澳中小企业合作；进一步加强粤港、粤澳在物流、会展、分销等领域的合作。
全面推进省内区域经济技术合作。扩大“山洽会”辐射范围，认真办好珠江三角洲与东西两翼、山区经济技术洽谈会，不断探索深化珠三角地区与东西两翼及山区经贸合作的有效途径和办法；加强跟踪落实“山洽会”签约项目，推动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和发挥效益。
（七）注重抓好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加大建设节约型社会工作力度。发挥省建设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作用，加强指导和协调，突出加强六个方面工作。一是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推进形成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良好氛围；二是加强宏观指导，推进建设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法规和规划的制订实施；三是用建设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的理念指导产业结构调整，以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来加快推进建设节约型社会和发展循环经济；四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建立资源节约的支撑体系；五是着力深化改革，推进建立扶持政策和激励约束机制；六是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建立健全建设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的协调机制。
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和综合高效利用。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制定节能、节水、节材、节地和资源综合利用的法规和标准体系，强化资源节约的监督管理，推进企业注重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制订以能耗为重要指标的产业政策，逐步淘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工艺、技术设备和产品，促进工业整体上的节能降耗、减污增效。以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为重要手段，加快推广节能技术和工艺，改造提高传统产业能耗水平。加大资源保护和节约的执法力度，依法严肃查处各种破坏和浪费资源的违法违规行为。
积极发展循环经济。研究制定《广东省发展循环经济促进条例》，加快建设发展循环经济的法规规章和政策体系，建立跟踪检查和考核制度，依靠制度的力量推进发展循环经济。在三个层面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工作。在企业层面，依法推行清洁生产，构建企业小循环；在工业园层面，抓好建设循环经济工业园试点工作；在城市和社会的层面，抓好*6个市节约型城市试点和全社会再生资源回收与产业利用体系建设。
（八）坚持不懈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机关作风建设，为做好经贸工作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加强制度建设，严格依法办事。组织与经贸职能密切相关的法规、规章的起草和修订。启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关立法的前期研究，保障产业结构调整规范运作。针对产业结构不合理、经营粗放，某些行业和领域高耗能、高耗材、低效益等问题，重点研究推进我省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办法和手段，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制度保障。
我受市政府委托，向大会报告*市*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年计划草案，请予审议。
一、*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按照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全市上下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推进经济转型工作为统领，突出重点，真抓实干，合力攻坚，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突破，实现了“十一五”良好开局。
（一）经济总量保持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实现新突破。
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71．6亿元，同比增长25．2％（以下简称增长），完成年计划的100．4％。一般预算全口径财政收入完成10．13亿元，增长35．1％，实现了突破10亿元的历史性跨越，完成年计划的112．6％；其中市本级完成7．62亿元，增长40．5％，完成年计划的117．2％。
（二）狠抓工业提速增效，工业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160．3亿元，增长46％，完成年计划的101．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53．3亿元，增长43．3％；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3．32亿元，是2005年的5．3倍。“三大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实现工业总产值131．6亿元，增长46％，占全市经济总量的82．1％。
（三）大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全面完成省下达的固定资产投资目标。
大力实施投资拉动，加快发展的基础和后劲进一步增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36．2亿元，增长82％。
重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已有财富产业园特种车、东北袜业工业园、金刚集团、麦达斯铝业二期、金翼集团等新开和续建项目陆续建成投产。巨峰生化等项目即将投产。雷尼森（*）生物药城、国能生物发电等项目开工建设。大唐*热电二期、振源机械掘进机和采煤机、采煤沉陷区补充工程、中央下放煤矿棚户区改造等项目前期工作有新的进展。辽伊高速公路、辽西铁路、三座立交桥、亚行供排水工程、辽河三角地、矿山环境综合治理、分户供热改造和调峰锅炉建设、东辽河清淤和水源地沉淤、东辽河城防渭津河回水堤等重大工程有序推进。
（四）改革开放成效明显，经济发展活力不断提升。
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3209万美元，增长66．2％，完成年计划的152．8％。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287万美元，增长10％，完成年计划的100．1％。企业改革继续深化，全年208户改制企业盘活资产35．1亿元，改制后98％的企业启动生产或扩大规模。事业单位改革顺利实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稳步推进。
（五）农村经济稳定发展，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
农业获得大丰收，粮食产量达到26．7亿斤，增产2．1亿斤，创历史新高。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705元，增长11．9％。畜牧业快速发展，牛、猪、禽、鹿等饲养量分别增长2．6％、3．1％、8．5％和12．9％。建成标准化牧业小区83个，牧业集约化规模经营水平进一步提高，实现牧业人均收入1757．6元。农村各项改革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试点工作稳健开局。首批启动省、市、县三级试点村镇总数达到了48个，占全市村总数的9％。先后共实施新农村建设项目179个，完成投入7105．5万元，实施了试点村镇的村路建设、旧房改造、美化绿化等公益性工程建设。“村村通”乡村公路建设实际完成868公里，总里程达到了3000公里。
（六）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和谐*建设成效显著。
全年共开发城镇就业岗位3．85万个，城镇登记失业率3．65％，低于年计划1．15个百分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覆盖面达到98％，全市社会保障面达到了50％以上。提高了职工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缴费基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部分兑现了省定津补贴政策，提高了干部群众收入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974．33元，增长15．1％。推进科技创新，有36个项目列入省以上各类科技计划，迪康药业博安霉素等项目列入部级新产品计划。基础教育工作质量明显提升，职业教育健康发展，农村办学条件得到改善。信息网络建设取得新突破，*网站获全国十佳品牌网站政府上网工程获突出贡献奖。计划生育工作不断加强，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3．13‰以内。采煤沉陷区治理工程基本结束，已有一万多户五万余人喜迁新居。棚户区改造开工建设面积120．4万平方米，市中心医院重建工程主体封闭，显顺琵琶学校、*博物馆、福寿宫广场交付使用，体育场改建工程圆满竣工。*年，我市被国家权威机构评为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国200强魅力城市之一。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一产高速度、低效益，三产高比例、低层次；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节能减排压力较大；经济发展的外向度低；生产要素配置不到位，资金、人才、技术制约比较严重；部分企业管理薄弱，自我发展能力差；城乡收入差距拉大，解决“三农”问题任务繁重。对这些问题，我们将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二、*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和任务
（一）主要预期目标
*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年，也是增强发展基础，集聚发展能力，转变增长方式，加快经济转型步伐的关键一年。根据*市第五次党代会和市委四届九次全会精神，*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指标安排如下：
——*地区生产总值215亿元，增长25％。其中，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7．3％、36．4％和18％。工业增加值93亿元，增长44％；
──一般预算全口径财政收入12．6亿元，增长25％，其中市本级9．5亿元，增长25％；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00亿元，增长47％；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230亿元，增长43．5％；
──实际利用外资1亿美元，增长89．1％；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为10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300元，增长13％；
——农民人均纯收入5000元，增长6．3％；
——万元GDP能耗降低6％；
——化学需氧量排放下降2．7％。
（二）主要任务
1、抓好重点项目建设，全力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任务。组织实施投资3000万元以上的续建项目97个，总投资378亿元，*年计划投资106亿元；新开工项目64个，总投资73．8亿元，*年计划投资30亿元。一是在新材料领域，重点谋划、推进彤坤新能源科技公司年产1000吨高比能电池材料及5000万支聚合物锂离子电池、麦达斯铝业大截面铝合金系列型材、北方工业硅集团年产1万吨硅铝合金及硅铝铁合金等项目建设。二是在健康产业领域，重点谋划、推进雷尼森（*）生物制药城、博大药业公司依达拉奉、*真雨药业“蒲瑞地奥”生物中药等项目建设。三是在传统优势产业领域，重点谋划、推进东北袜业纺织工业园、振源机械公司掘进机和采煤机、佛罗萨国际皮革公司年深加工100万张坯皮和500万双皮鞋、重型公司新增1．5万吨矿山设备生产能力等项目建设。四是加强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抓好国能*生物发电公司生物发电工程建设，大力推进大唐*热电公司2台30万千瓦供热机组扩建项目前期工作。抓好*至伊通高速公路、*至西丰铁路和*七一、红五星和连昌立交桥等重点工程建设。按照投产项目抓达产、在建项目抓竣工、新建项目抓进度、规划项目抓开工的要求，层层落实重点项目建设责任，千方百计落实项目条件，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加快项目达产达效。
2、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切实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将优势资源向“三大产业”集中，以投资结构的优化，促进工业结构的调整。在全市重点企业组建研发机构，加快高新技术的转化和高科技产品的研发，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建立起区域经济的自主增长机制。坚持以高科技创造高效率，不断提高企业的科技装备水平，支持企业在抓好核心产品生产开发的同时，积极抓好上下游产品的开发。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节约型产业，开展资源综合利用，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和能源消耗，努力实现节能降耗减排目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60％，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65％。
3、推进工业提速增效，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着力推进“五大”建设，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在大企业建设方面，着力抓好麦达斯铝业公司、金刚集团、迪康药业公司、利源铝业公司、博大药业公司等重点企业的做大做强，实现规模发展。在大园区建设方面，抓好*财富产业园、雷尼森（*）生物制药城、新材料产业园建设，继续抓好东北袜业工业园建设，提高产业集聚能力。加大品牌建设力度，重点塑造以万厦水泥、麦达斯型材、龙泉春酒、大寿塔机、欧蒂爱棉袜等为代表的知名品牌，发挥品牌效益，提升核心竞争力。
加快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发展壮大园区和骨干企业群，集聚生产要素，壮大产业规模，夯实产业基础，增强区域经济综合实力。以提高项目达产率为核心，实施100个以上技术改造项目，实现总产值100亿元以上。引导和鼓励企业多渠道融资。加强企业管理，抓好节能降耗。加强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开展“创诚信企业”活动，不断塑造企业新形象。
4、以发展现代农业为重点，继续抓好新农村建设。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优先发展畜牧业，提高农村经济的综合实力。重点加强龙头企业建设，围绕牛、鹿、鹅、猪、柞蚕等养殖开发产业和大豆、玉米、稻米等种植加工产业等产业链条，发展一批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发展一批专业村、特色镇，努力打造集生产基地、精深加工、储运销售为一体的产业化集团和龙头企业群体，提高农村经济的竞争力。重点发挥金昌集团、德春米业公司、金翼集团、鹏翔牧业公司、大志禽业公司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修建农村公路630公里。继续增加新农村建设试点启动资金，加大农村饮水、道路、通讯、电网等公用基础设施投入，着力解决“脏、乱、差”问题。改善农村教育、文化等基础设施条件，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农村购销网络建设，推进新型农村合作组织建设。抓好寿山镇争列全省十强镇试点工作，做好城镇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基础性工作。
5、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落实省民营经济腾飞计划，研究制定*民营经济跨越发展计划，作为引领民营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加强组织领导，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民营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完善优惠政策，放手、大胆发展民营经济。做大做强重点企业，在项目建设、当期生产经营、企业管理等方面，给予扶持和引导。重点发展以金刚集团、利源铝材、迪康药业、博大药业、东丰药业、裕龙油脂公司、华龙建筑塔机、重型机械有限公司、重科机械公司等为代表的具有较强支撑能力的民营企业，并逐步实现民营经济产业集群式发展，快速提高民营企业对全市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6、推动服务业跨越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认真贯彻落实《吉林省服务业跨越计划》，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切实可行的*市服务业跨越发展计划。坚持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生产业和消费型服务业共同发展。积极争取国家和省服务业引导资金支持，重点实施砂子山会馆、体育会展中心和寒葱顶部级森林公园、仙城物流园区二期工程等项目。抓住国家发展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的契机，发展以市中心医院为首的社区服务业，解决广大市民求医难、看病难的问题。以现代物流、交通运输、社区服务、信息中介、农业服务等领域为重点，大力发展服务业，努力提高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和水平。
一、和谐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发展首先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关系,只有社会稳定了,政府和企业才能专心于发展经济。构建和谐社会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同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更好的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和谐的社会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它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进而推动经济建设更快更好地发展。
(一)社会和谐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
如果社会不和谐,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的破坏。我国在和谐社会发展上有过深刻的教训,期间,政治动荡,社会秩序紊乱,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显然,和谐社会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稳定的社会。也只有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才可能得到发展。
(二)经济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经济是基础,构建和谐社会,根本的还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不是凭空想象,也不是刻意求新,而是有着坚实的经济社会的基础。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强大的物质经济基础。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近21万亿元人民币,比1952年增长了331倍,是同期世界年均增长速度的两倍以上。经过60年的建设与发展,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基本解决了世界近1/5人口的温饱问题和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
要想继续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着手解决经济社会不和谐问题,想方设法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地享受发展的成果,愉快地创造和生活,共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可以说和谐社会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社会的和谐,也谈不上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经济发展的对策
构建和谐社会应从经济发展和谐入手,要协调内部各个方面的关系,使得彼此要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经济发展进程要有持久性、连续性和可再生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
(一)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目前,我国虽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在很多方面还不完善、不规范,市场经济体制公平、公正的效用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一是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还未能建立起来,地方垄断盛行使市场竞争难以做到公平导致产品供需严重失衡,拉大了地区间经济利益差距。二是市场价格机制的不完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的长期存在拉大了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而工业中上下游产业产品间价格的剪刀差拉大了上下游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差距,部分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也拉大了与其它行业从业人员间的收入差距。三是市场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仍较严重,近年来我国社会中不断出现的假冒伪劣产品,对公有财产的掠夺和侵占,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权力参与分配、血泪工厂对工人的残酷剥削等等,既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扭曲了资源的配置,也加大了社会不和谐的因素。
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严厉打击各种地方保护主义,加强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使各地区的市场主体在公平的环境下充分自由的竞争,以发展本地区经济,缩小区域间的差距。其次,必须尽快完善市场价格机制,取消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以缩小城乡差距;促使上下游产业间产品形成合理的交换价格,以缩小上下游产业间的收入差距;对垄断行业征收垄断利润税,并逐步放开竞争,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最后,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严格依法行事,保证市场主体在参与市场竞争过程中的起点公平和过程的规则公平。
(二)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一条主线,也是构建和谐社会重中之重的任务。加快经济结构调整,首先,要协调产业发展的关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加强农业基础,重视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改造提高传统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其次,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挥它们对经济整体发展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加快用高新技术与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着力提高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开发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再次,要通过资产重组,着力培育和发展一批竞争力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著名品牌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增强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
(三)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制度
和谐社会必须确定按贡献分配的基本原则,在生产劳动领域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既要保证不同性质的劳动投入得到不同的报酬,又要保证同工同酬。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职工的收入分配,应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的收入,要确保各地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线得到执行。在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调整不同阶层的利益结构,调节好社会成员之间的收人差距,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既要扩大开支,提高满足广大群众共同需要的水平和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又要强调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鼓励勤劳致富,保护投资者以及高级人才的合法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促进各收入阶层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在收入调节方面,加强和规范国家对企业的税收征管,尽可能减少企业偷税、漏税现象;限制垄断行业过高收入;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建立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支持和扶助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众;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实现税负公平,对高收入者应实行重点监控。如果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举措使某些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要制定合理的补偿原则,确保每个主体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不损害其他主体的利益,特别不能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来维护强势群体的利益。
(四)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以往我国的传统工业主要是高投入、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率的“三高一低”型产业,不符合资源形势的要求和循环经济理念。在改造“三高一低”产业的时候,要根据循环经济的评价原则,从生产制造——消费使用——废弃物处理的全过程来评估产品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建立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发展内部资源循环利用,采用高效率的设备、工艺,从源头上杜绝资源浪费;督促企业使用污染物综合处理设备,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强制企业尤其是家电、汽车、计算机等电子、机械行业,回收其废弃产品,以达到资源的高效利用,从而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
(五)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
按照统筹方略,结合实际,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构建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在保障基础教育的同时,要不断提高高层人才的培养能力,加快培育高水平专业技术教育体系。要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进一步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提高地区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尽快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注重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最大程度地降低社会风险。
从外在于漳州社会以及社会的主体(漳州人)去寻求滞后的原因,也可以说是传统的实证主义方式。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则与此不同,在胡塞尔看来,与人脱离的所谓外部世界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存而不论,或悬置或加括号,现象学要探讨的是呈现在意识中的世界即关于世界的现象学。在这种视域中,没有脱离主体的客体,也没有脱离客体的主体。也就是说,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是深层地内在于漳州社会以及普通的漳州人。这些因素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需要现代哲学的素养和哲人的眼光才能穿透。如何把握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呢?胡塞尔认为,这个我们在清静时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总已经在哪儿了,先于我们的存在,而且是所有实践的基础,不管这些实践是理论的或超理论的。现象学哲学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描写这个观念的生活世界的结构。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现象学哲学不再以庞大而严密的思辨体系来推演生活的逻辑,也不采用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来解释生活,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即具体的、严格的方法直观生活世界。从这种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来考量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就不能采用传统的实证经验归纳方法来解释漳州市的社会发展与社会生活,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即面对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本身,我们融入进漳州人的生活世界,体验着、直观着这个特有的生活世界。体验与直观的结果就是所谓的现象学剩余。这种现象学剩余就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体验与直观的结果,这些因素是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反思对象和反思方式确认后,更为重要的和艰难的、甚至带有一些神秘色彩的是现象学的反思过程: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我有一个或几个个别直观,我抓住纯粹的内在,我关注现象学的还原。并且我纯粹直观地完成一般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的种类,现在个别性本身不再被意指,而是一般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我们直观它,它便存在于此,我们意指的是它,便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性质。这不是指这种个别单一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象,而是指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种类、程度本身是相似的;这种相似关系在这里正是一种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因而这种被给予性也是一种纯粹内在的被给予性,不是保持在个别意识范围之内这种错误意义上的内在。这里谈的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总本质以及在总的直观中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被给予性。在经过多重反思后,最终得出的反思成果(现象学剩余)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属于普遍而深刻其作用的文化深层次。具体说来: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内生变量或现象学剩余)是:①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②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③休闲第一的价值取向;④传统封闭的行为方式。其相应的对策理路是:①提升时空观;②推广普通话;③改变价值取向;④转换行为方式。现象学的反思是可以重复进行的,有时也是应该重复的,所以必须对反思结果进行再反思。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无论那一条因素,对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都是内在地起作用(内生变量),无论那一条都不是针对某个或某些漳州人,甚至还可以不是针对某个时空的漳州人或事。
因为这些因素是普遍而深刻地影响和作用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比如,这里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内在时间观”。对于时间的内在化理解,是由其现象学方法所要求的“明证性”所决定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时间”概念,是基于第三人称视角而设定的超越实存,不具备现象学思维所要求的“自身被给予性”,所以必须首先对其进行还原。漳州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像遗传基因一样内在于漳州社会,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它作为一种背景意识,伴随着所有意识行为,我们只有通过反思,将我们的目光从排列着的连续的感知对象回溯到感知对象的连续本身,才能以我们意识的意向功能将这种连续本身构造为一个内在的对象,通过这种构造行为,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内在时间意识”才得以与我们照面,我们才能由此得出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内在时间意识)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再比如,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在意识的深层次上有了一个假设:所有人都会讲漳州话。在这样的假设中,普通话不是普通话,闽南话才是普通话。这样就普遍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交往和效率。如何言说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社会实践问题。如何言说涉及观念的表达,涉及观念如何从理智的内在世界外显于一个公共的世界,涉及观念的传递和交流,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不利于观念的传递和交流,所以,它成为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之一。对休闲第一的价值取向和传统封闭的行为方式这二者的反思与对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和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的反思类似。最后,需要对“对策理路”进行反思。显然,这四个对策理路都是对应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四个内在原因而提出的。
如果是实证性课题,接下来要做的就应该是对如何提升时空观、如何推广普通话。如何改变价值取向以及如何转换行为方式等提出在实践层面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但是,本文属于哲学课题,只提出对策理路而不是对策本身,对策的实施与展开是在对策理路的开启下进行的。本文的意义就在于开启一个崭新的视域,为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方面的智力支持。我们只需要对“对策理路”再反思即可。比如,“提升时空观”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增强时间观念,而是在意识的内在维度上反思内时间意识对人的始源性作用。或者说,内时间意识在深层中影响了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它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之一。只有从哲学层面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提升漳州人的时间观念。再比如,在漳州市推广普通话,绝对不是那种应付式的至上而下的行政行为,也不是简单的提升漳州人民的普通话水平,而是在现象学语言哲学的意义上根本改变漳州人的言语意识,普遍改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际交往方式,普遍提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际交往效率,普遍而深刻地内在性地作用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可以这样说,用三年时间、花两千万元,在漳州市整个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像普法一样推广普通话,会极大地改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发展态势,极大地提升漳州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水平。总之,本文通过由对漳州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客观世界的考虑转向对思想主体(漳州人)的现象学反思,寻求一种普遍合理的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的深层可能性。在漳州人的意识主观性中,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意向性地显现于反思主体的意识中。这是绝对的、客观有效的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的先验源泉。在这种意识主观性(时间、言语、价值、行为)中,而且只在这些主观性中,客观性的存在(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才是绝对的。
从外在于漳州社会以及社会的主体（漳州人）去寻求滞后的原因，也可以说是传统的实证主义方式。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则与此不同，在胡塞尔看来，与人脱离的所谓外部世界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存而不论，或悬置或加括号，现象学要探讨的是呈现在意识中的世界即关于世界的现象学。在这种视域中，没有脱离主体的客体，也没有脱离客体的主体。也就是说，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是深层地内在于漳州社会以及普通的漳州人。这些因素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需要现代哲学的素养和哲人的眼光才能穿透。如何把握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呢？胡塞尔认为，这个我们在清静时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总已经在哪儿了，先于我们的存在，而且是所有实践的基础，不管这些实践是理论的或超理论的。现象学哲学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描写这个观念的生活世界的结构。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现象学哲学不再以庞大而严密的思辨体系来推演生活的逻辑，也不采用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来解释生活，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即具体的、严格的方法直观生活世界。从这种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来考量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就不能采用传统的实证经验归纳方法来解释漳州市的社会发展与社会生活，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即面对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本身，我们融入进漳州人的生活世界，体验着、直观着这个特有的生活世界。体验与直观的结果就是所谓的现象学剩余。这种现象学剩余就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体验与直观的结果，这些因素是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反思对象和反思方式确认后，更为重要的和艰难的、甚至带有一些神秘色彩的是现象学的反思过程：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我有一个或几个个别直观，我抓住纯粹的内在，我关注现象学的还原。并且我纯粹直观地完成一般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的种类，现在个别性本身不再被意指，而是一般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我们直观它，它便存在于此，我们意指的是它，便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性质。这不是指这种个别单一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象，而是指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种类、程度本身是相似的；这种相似关系在这里正是一种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因而这种被给予性也是一种纯粹内在的被给予性，不是保持在个别意识范围之内这种错误意义上的内在。这里谈的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总本质以及在总的直观中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被给予性。在经过多重反思后，最终得出的反思成果（现象学剩余）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属于普遍而深刻其作用的文化深层次。具体说来：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内生变量或现象学剩余）是：①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②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③休闲第一的价值取向；④传统封闭的行为方式。其相应的对策理路是：①提升时空观；②推广普通话；③改变价值取向；④转换行为方式。现象学的反思是可以重复进行的，有时也是应该重复的，所以必须对反思结果进行再反思。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无论那一条因素，对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都是内在地起作用（内生变量），无论那一条都不是针对某个或某些漳州人，甚至还可以不是针对某个时空的漳州人或事。
因为这些因素是普遍而深刻地影响和作用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比如，这里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内在时间观”。对于时间的内在化理解，是由其现象学方法所要求的“明证性”所决定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时间”概念，是基于第三人称视角而设定的超越实存，不具备现象学思维所要求的“自身被给予性”，所以必须首先对其进行还原。漳州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像遗传基因一样内在于漳州社会，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它作为一种背景意识，伴随着所有意识行为，我们只有通过反思，将我们的目光从排列着的连续的感知对象回溯到感知对象的连续本身，才能以我们意识的意向功能将这种连续本身构造为一个内在的对象，通过这种构造行为，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内在时间意识”才得以与我们照面，我们才能由此得出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内在时间意识）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再比如，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在意识的深层次上有了一个假设：所有人都会讲漳州话。在这样的假设中，普通话不是普通话，闽南话才是普通话。这样就普遍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交往和效率。如何言说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社会实践问题。如何言说涉及观念的表达，涉及观念如何从理智的内在世界外显于一个公共的世界，涉及观念的传递和交流，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不利于观念的传递和交流，所以，它成为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之一。对休闲第一的价值取向和传统封闭的行为方式这二者的反思与对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和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的反思类似。最后，需要对“对策理路”进行反思。显然，这四个对策理路都是对应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四个内在原因而提出的。
如果是实证性课题，接下来要做的就应该是对如何提升时空观、如何推广普通话。如何改变价值取向以及如何转换行为方式等提出在实践层面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但是，本文属于哲学课题，只提出对策理路而不是对策本身，对策的实施与展开是在对策理路的开启下进行的。本文的意义就在于开启一个崭新的视域，为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方面的智力支持。我们只需要对“对策理路”再反思即可。比如，“提升时空观”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增强时间观念，而是在意识的内在维度上反思内时间意识对人的始源性作用。或者说，内时间意识在深层中影响了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它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之一。只有从哲学层面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提升漳州人的时间观念。再比如，在漳州市推广普通话，绝对不是那种应付式的至上而下的行政行为，也不是简单的提升漳州人民的普通话水平，而是在现象学语言哲学的意义上根本改变漳州人的言语意识，普遍改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际交往方式，普遍提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际交往效率，普遍而深刻地内在性地作用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可以这样说，用三年时间、花两千万元，在漳州市整个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像普法一样推广普通话，会极大地改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发展态势，极大地提升漳州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水平。总之，本文通过由对漳州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客观世界的考虑转向对思想主体（漳州人）的现象学反思，寻求一种普遍合理的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的深层可能性。在漳州人的意识主观性中，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意向性地显现于反思主体的意识中。这是绝对的、客观有效的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的先验源泉。在这种意识主观性（时间、言语、价值、行为）中，而且只在这些主观性中，客观性的存在（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才是绝对的。
作者：李联华 单位：中共漳州市委党校
一、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同志指出：“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一重要论断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揭示了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问题的根本办法。同志在领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就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不断发展生产力。同志强调：“继续解决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提高我们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要靠发展；解决，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要靠发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履行我们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国际责任，不断增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也要靠发展。”他告诫大家：财大才能气粗，落后就会挨打。同志还指出，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保持较快的、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速度。发展必须坚持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健康素质，实现人民愿望，满足人民需要，维护人民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必须坚持营造良好的内外环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维护人类共同利益，为发展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在同志的经济建设思想指导下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年翻两番的目标，十几亿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发展史上的一大壮举。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先进生产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在生产力中，人又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同志指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大力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我们党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他强调：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同志的这些重要论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发展先进生产力，必须坚持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促进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发展先进生产力，必须坚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推进现代化事业。发展先进生产力，必须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自觉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各项事业全面进步，造福于广大人民。
抓住机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综观全局，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加快发展必须善于抓住机遇，珍惜机遇，用好机遇。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在党的十六大上他又强调，本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文化进一步繁荣；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提出，深化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分阶段、分步骤地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思想。实现这一目标，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实践证明，这些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愿望，凝聚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加快发展生产力，要建立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同志指出：“发展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重要论述，总结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把握时代前进的要求，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不仅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是开创性的，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也是前无古人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坚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对经济体制改革走什么路的问题，曾经有过几种不同的认识，如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等。**年6月，同志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改革的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改革的蓝图和基本框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既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同志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国家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有之义。
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由两个方面决定的。一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二是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应当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同志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必须提高国有经济的活力。同志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国有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实践证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它的快速发展，对繁荣经济、扩大就业、增强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是对传统分配方式的重大突破。只有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才能调动最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只有实行按要素分配，才能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同志强调：“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同时要把调节个人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作为全局性的大事来抓。”必须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同时，必须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各项社会事业建设，使全体人民能够共享发展和改革的成果。
坚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同志指出，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市场自由流动。发挥市场作用，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经济活力。同时要看到，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引导和调控。同志强调：“微观经济越放开，市场化的进程越快，要求宏观调控越有力和灵活有效。”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要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完善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综合运用经济杠杆进行调节，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坚持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必须打开大门搞建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志形象地说：“‘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两个轮子，必须同时转动起来。”经济特区在我国扩大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年，同志在对国外经济开发区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的说明，直接推动了兴办经济特区的工作。1994年，他在广东考察工作时进一步指出经济特区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在党的十五大上，他强调，要“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走出去”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年，同志在会见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代表时提出，在努力扩大商品出口的同时，必须下大力气研究和部署如何“走出去”搞经济技术合作。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谈判过程中，同志阐明了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原则。遵照这些指导原则，我们始终掌握了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主动权，于**年12月正式加入了世贸组织，促进了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在同志关于“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不断完善。目前，我国进出口总额已跃居世界第三位，利用外资额累计超过8000亿美元，对外投资额累计超过600亿美元。
三、必须走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道路
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我们讲发展，难就难在把速度和效益有机结合起来，问题往往出在偏重数量扩张，单纯追求速度，而忽视经济质量，效益不理想，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不高。同志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速度和效益相统一的原则，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在这13年中，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总揽全局，把握形势，作出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稳定和发展农业、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根据形势需要实行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既抑制通货膨胀又防止通货紧缩。由于自然、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曾长期受周期性波动的困扰，而每一次大的波动，都对国民经济带来损害，使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挫伤。针对这种情况，同志指出：“要加快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主要运用经济、法律的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抑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在经济工作的实践中，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显示出驾驭宏观经济的高超的能力、水平和艺术，正确地把握了宏观调控的时机、方向、重点和力度。1993年5月，针对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同志在写给国务院领导同志的信中指出，要抓紧时机解决。否则，解决问题的重要时机就会稍纵即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倘若问题积累势必酿成大祸。**年12月，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今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风波，涉及世界许多地区。我们要密切注视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为我所用，努力做到趋利避害。”13年间，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家及时采取相应的财政、货币等政策，先是成功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其后又有效地克服了通货紧缩的趋势，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特大洪涝等自然灾害对经济的影响，妥善地保护、引导和发挥了各方面发展的积极性，使国民经济的航船始终平稳地行驶在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上。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经济增长的波幅明显缩小，再也没有出现大起大伏的现象，开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新局面。
把“三农”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统筹城乡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农业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尤其要始终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因为我们有十三亿人口，如果粮食发生了问题，世界上谁也救不了我们。同志指出：“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抓住农村这个大头，就有了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主动权。”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积极推进农村改革，努力增加农民收入。还要继续大力推进扶贫开发，尽快使尚未脱贫的农村人口解决温饱问题，并逐步过上小康生活。同时，要促进农业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发挥好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
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在资源环境等方面付出了很大代价。为了扭转这种状况，同志指出：“要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个重要论断，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作出的重大贡献，对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支撑，形成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把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起来，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不断提高资源节约、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平，加大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力度，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1996年，同志在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指出，“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是同志首先提出并始终关心和推动解决的重大问题。世纪之交，他指出，“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是全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大思路”，“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同志要求，通过长期艰苦努力，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西部地区。这是落实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重大举措，对于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共同富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1999年至2002年，同志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推进西部大开发。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西部开发各项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三峡枢纽、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重大基础设施投入使用，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风沙源治理等生态保护工程有序推进，科技教育事业加快发展，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特色产业正在形成，西部地区各族人民得到了实惠。实施西部大开发，标志着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迈出重大步伐，对形成东中西部地区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起到了重要作用。
把扩大内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较大影响，市场疲软，出口负增长，经济发展速度下滑。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我国国情出发，科学分析国内外发展趋势，作出了扩大内需的重大决策，这不仅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也是指导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战略方针。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和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重要时期，具有市场潜力巨大的独特优势。立足国内需求，可以使我国经济发展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增强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扩大内需，要积极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逐步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优化经济比例关系，提高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关系，加强统筹兼顾，促进协调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我国生产力水平、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打破，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和完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建设都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对此，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特别是若干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目的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努力把握客观规律，统一全党认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同志先后到祖国大江南北调查研究，召开了一系列地区、部门和企业负责同志座谈会。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他提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形势下需要处理好的“十二大关系”，体现了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注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着力加强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等思想方法。这是对同志、邓小平同志倡导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统筹兼顾的领导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的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促进各方面协调发展的重要方法。
国家发展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城乡统筹是针对城乡分割提出的,而城乡分割并不是中国的特色。马克思早就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同样,城乡统筹也是世界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均GDP达到800~1000美元)普遍遵循的规律。但对我国来说,城乡统筹又有着特殊的必然性和紧迫性。
(一)农民大国和小农大国的国情决定了必须产业齐全、工农互促、城乡统筹
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和分散经营的小农大国,这样的国家在世界上只有中国和印度。前者要求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农民问题,特别是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把重点放在农村;后者要求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必然建立在自身产业齐全并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不可能像一些中小国家放弃一些产业而靠另一些产业独立发展,而且各大部类之间、各产业之间、城乡之间应该保持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的关系。这两个特殊性要求我国必须确立工农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从世界看,一般规律是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才出现买方市场,而我国人均GDP刚达到800美元就出现了低水平的买方市场,出现了持续多年的内需不足,成为国民经济的突出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十六大首次确认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这种二元结构导致城乡产业分割、发展失衡、差距拉大,占国民大多数的农民缺少现实购买力。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70%,而金融资产占全国的比重不到30%,社会购买力2002年只占36.7%,农村消费不旺正是近些年内需难以启动的最大问题。只有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稳定地发展,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减少农民与发展现代农业并进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决定了城乡统筹是其根本出路
中国“三农”问题之复杂艰巨,堪称世界级难题。怎样解决这一难题?目前较为主流的观点是,必须着眼于在“三农”之外做文章,必须减少农民。但是,基于这种观点,随之而来的两个问题是:要放弃农业吗?怎样减少农民?对第一个问题,有人提出放弃农业来最终解决“三农”问题,这一思路看似正确,实不可行。因为它超越了我国小农大国的国情。世界产业发展规律表明,产业的升级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只有低级产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才能自然转化为高级产业。世界上绝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同时也是农业发达国家,是农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才能自然实现工业化。有学者指出,以放弃和牺牲农业来换取更高级产业的发展只能导致城乡产业畸型发展,农业和农村进一步边缘化。对第二个问题,看法比较统一,那就是要“第三次解放农民”,促进农民向城镇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就业。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表明,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彻底改变几千年来中国农业“一家一户搞单干、自给自足小生产”的基本形象;另一方面,又要加速工业化特别是城镇化进程,逐步把大部分农民从土地上、从农村中永久性地解放出来,变为非农业人口。而二者的结合,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是站在国民经济的大背景中通盘考虑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着力打破二元结构,解决制约“三农”问题的体制性矛盾,在指导思想和基本政策上实现从工业掠夺农业向工业反哺农业的根本转变。无疑,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三)“城乡差别发展”战略导致巨大的城乡差距,决定了必须靠市场力量之外的政府行为统筹才能解决
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至今逐步扩大。这种结构带来的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是城乡差距拉大,不仅制约了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而且危及社会稳定乃至国家的长治久安,成为一个复杂的、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靠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是由我国城乡差距的两个特征决定的:一是我国城乡差距,不是城乡之间在自由竞争基础上形成的梯度差距,而是国家通过“城乡差别发展战略”人为形成的,是牺牲农业部门而集中力量实现工业化的结果。二是城乡差距超过了合理限度,导致了市场失灵。按世界银行1997年对36个国家的分析,城乡居民的收入比率一般低于1.5:1。而2002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476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率为3.11:1,而且农民收入中相当一部分要用于再生产,再加上城乡之间在住房、物价、医疗、失业等方面的社会福利以及教育、文化事业等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巨大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际达到4:1,甚至更大,处于两极分化的国际警戒线上。合理的差距有助于刺激、拉动梯度发展和产业升级。但是,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目前我国城乡的巨大差距已明显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导致城乡资源和市场的正常梯级传递链条断裂,产业间互相支持的效应丧失,市场作用大大失灵。这样,弥合差距已不能单靠市场自发的力量,只能通过政府强有力的人为统筹,加强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支持和倾斜,才能将城乡差距缩小到合理的范围,继而形成合理的产业梯度,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增长。
(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坚持“两个统筹”,即城乡统筹和农村经济社会统筹才能实现
第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六大指出,我国上世纪末达到的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而其低水平,主要是农村小康建设的低水平;其不全面,主要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上的不全面;其不平衡,主要是城乡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地域差距,群体差距,贫富差距,从根本上看都是城乡差距、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的差距。我国现在人均GDP达到800美元的小康只是一个平均数的概念,掩盖了较大的城乡差距。城市绝大部分居民早已达到或超过了小康水平,而农村至今尚有3000万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的低收入人口还有6000万,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口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尚未达到小康。而未来的“全面小康”不再是平均数的概念,将“惠及十几亿人口”,使全体人民进入“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不言而喻,其重点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要达到小康。这就要求国家不能再把发展与建设的重点放在城市,而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并把小康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特别是加大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第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必须统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时期的农村全面小康与现在的农村小康相比,不仅在量的标准上确实比过去大大提高了,更重要的是其内涵更丰富了。现在的小康偏重于物质消费,强调农民生活的水平和状况,是介于温饱到富裕之间的一个发展阶段;而“全面小康”不仅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要求,而且包含了政治、文化、科技、卫生、教育、民主、法制、道德、环境等方面的内容,这就意味着未来农村小康社会所要达到的小康状态,不仅“经济更加发展”,而且“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决定了农村小康建设的过程必然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过程,是农村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只有把“三个文明”建设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使农村小康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前进。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在社会大格局中,协调发展农村是重点;在农村内部,协调发展社会事业是重点。“两个统筹”中,城乡统筹是前提,是根本,是关键。只有实现了城乡统筹,农村内部的统筹才能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但是,实现了城乡统筹,如果农村内部的经济社会不能协调发展,小康社会的“艳阳”还是不能普照。因此,在城乡统筹的同时,务必抓好农村内部的统筹。城乡统筹是宏观大政,力度的强弱主要在县以上;统筹农村内部,则主要是县及县以下的工作重点,却是城乡统筹的重要落脚点。
二、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建立平等和谐、互促共荣的城乡关系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
(一)统筹城乡资源配置,重点是打通城乡市场梗阻,建立统一有序的城乡市场,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城乡互通由于二元结构的障碍,目前在城乡之间,市场还未能真正成为配置城乡资源的主要手段,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贸易隔阂,制约了物资流、资金流、人力流、信息流等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正常循环。为此,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取消政府对市场不合理的干预和管制,建立城乡沟通、统一、有序的产品和要素市场,逐步解决城乡市场失灵问题,实现城乡市场对接,使城市和乡村通过市场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享受市场带来的利润,实现优势互补和协调发展。当前,重点是要做好三大市场的统筹。一是统筹城乡劳动力就业市场。就业是民生之本,平等就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也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之一。这就要求抓紧建立健全统一、有序的劳动力就业市场,积极完善政府的疏导和调控功能,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协调城乡劳动者就业关系,实行城乡劳动力就业公平竞争、同工同酬、同等待遇的制度,保障所有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推动农民进城。二是统筹城乡土地市场。有关研究表明,城乡土地市场价格差已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以乡养城”的新形式。有关资料显示,20多年来,国家向农民征用土地补偿少、出让土地价格高的价格差累计达20000亿元!这些资金全部投到了城镇。对于征用农民土地,既要重视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更要重视土地对农民的资本功能,要看到眼前农民得到的补偿是以断了子孙吃饭的后路为代价的,是付出“医得眼前疮,挖却心头肉”的成本的。因此,应城乡并轨,逐步建立市场化的农村集体土地征用机制,切实保护农民应得的土地利益。三是统筹城乡资金市场。目前,城乡资金逆向流动尤为突出。资料显示,1978~2001年,农业各税和乡镇企业税金由54亿元增加到2594亿元,年均增长20.3%;目前,全国邮政储蓄存款约有2/3来自农村,加上各商业银行吸收的农村资金,每年约有7000亿元农村资金流向了城市。农村出现了一方面是资金过剩、大量外流,一方面是没钱发展、投入不足的怪现象。为此,应统筹城乡资金市场,加强政府的调控力度,采取财政、货币等手段,大力扭转这一趋势,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并逐步按市场机制配置。
(二)统筹城乡产业发展,重点是打破城乡产业分割,加快城乡产业融合,增强城乡产业关联度,促进城乡产业优势互补的一体化发展一是加速城乡第二产业对接。有关专家指出,目前,乡镇工业与城市工业在两个不同的范畴里构筑起两个工业体系,各自相对封闭运行,重复建设、产品同构、资源浪费、低水平竞争愈演愈烈。为此,当前之要是推动城乡工业一体化。在农村,应按社会分工要求,加速推进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大力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用工业理念抓农业,在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和经济领域里,全方位地把贸工农、产供销、种养加、农科教等相关部门联接起来。其中,关键是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速推进农业工业化进程;实施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乡镇企业积极调整发展战略,与城市工业搞好分工协作,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城乡关联产业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在城市,应把大部分劳动密集型工业、农产品加工业等涉农工业向城乡结合部的县城、小城镇、开发区转移和集中;把中小城镇工业品的市场锁定到农村,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更多地以国内农产品替代国外进口农产品作为消费品和工业原料;特别应积极引导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外商资本进军农村,加深农业与城市工业的关联度和融合度,直接引领农村工业化。二是城市第三产业下乡。目前,农村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农民亟需的科技、信息、中介、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等明显供给不足,而同时,这些资源管理部门、科研人员、技术人才及成果、信息等大都集中在城市,与农村联系松散,供给不力,第三产业资源大量闲置。应统筹城乡三产业发展,协调配置第三产业资源,大力鼓励和引导城市第三产业下乡,开拓农村市场。三是新建产业要以城乡关联度高的产业为主。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时,要着眼于城乡统筹,大力发展城乡关联产业。要制定相关优惠政策,扶持和鼓励社会资金投向城乡关联产业。特别应引导城镇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在新建产业上,以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农用生产资料业、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第三产业等城乡关联产业为主。
(三)统筹城乡国民收入分配,重点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村的支持和保护力度一是加大对农村投入。城乡差距的源头是投入差距。有关资料显示,1978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全国总财政支出的13.4%。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国家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向城市、向国有企业倾斜,支农比重逐步降低,1990年下降到10%,到2001年只有8%。不仅如此,一部分本应由国家财政投资生产、供给的农村公共产品也转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生产、供给。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彻底扭转这种农村“失血”的状况,改变现行的城乡发展投入机制,在财政支出上强力向农村倾斜。其重点是加大对农业基本建设、公共设施建设、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投资力度。2003年中央3号文件对此制定了一系列硬措施,特别是规定今后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重大举措。二是调整财政支农投资结构和方式。例如,减少对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用好“绿箱”政策,增加农业科技推广、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农民培训等方面的投入。三是统筹城乡税制,减轻农民负担。有关研究表明,我国农民、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的资金积累,无论是资金之巨还是时间之长,都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农民实际上承担着比城市居民更重的负担。目前的农村税费改革也具有明显的过渡性。下一步,应借鉴国际上通行的统一城乡税制的做法,按照城乡平等的原则,改革农业税收制度,废除专门对农民征收的各种农业税赋,将农民视同个体工商户,征收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
(四)统筹农民和市民待遇,重点是给农民以国民待遇,使农民拥有和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和享受同等的公民权利加速推进城市化的核心是减少农民,让农民进城。但是,农民进城了,并不等于城市化的任务完成了,更重要的是给农民以国民待遇,使农民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其中,最根本的是以民主、法治、人权为原则,还农民以平等的公民权利。一是劳动就业权。即前文提到的统筹城乡就业。二是迁徒和居住权。即还农民以自由迁徒和居住的权利,使农村人口的职业转移与居住变迁、社会地位变迁同步进行。三是受教育权。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把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从由农民承担转移到由政府承担,保证农村义务教育。同时,消除城市排斥农民工子女入学的限制,使农民工子女充分享受义务教育权。四是生产经营权。要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观念和做法,尊重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要放手让农民进入更多的国家非垄断性行业,尽快改变各行各业的“疏农”倾向。其中,特别要贯彻落实好农村的土地政策,让农民真正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权统一的承包经营权,积极探索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五是社会参与权。有关资料显示,农村近百万人产生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城市二十多万人产生一名,城市的比例是农村的3倍多。应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农民参政议政状况,进一步推行农村基层民主,赋予农民更多的政治民利。还要引导和鼓励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些组织应同其它群众组织一样,拥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作用,代表农民利益。六是社会保障权。要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在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和城市并轨,最终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一体化。(五)发挥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重点是发挥农村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城市化和启动市场上对城市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同志明确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在以城市带动农村的同时,决不能忽视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以实现城乡互动。
一是应继续发挥农村改革对城市的推动作用。中国农民中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这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强大动力源。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到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再到波澜壮阔的“民工潮”,我国的重大改革首先都是从农村发端的,农村改革对城市的改革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要继续深化农村改革,特别是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乡镇企业改革等,寻求经济体制上的新突破,为城市的改革与发展探索新的道路,注入新的动力。我国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在走从农村到城市、从底层到上层的道路。由于身处弱势、低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农民有着比城市居民更强烈的民主政治权利诉求,是推进改革的主要力量。要以加强村级组织配套建设、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完善村民自治、推进政务公开和民主选举、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为突破口,积极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加快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借以推动整个社会管理体制和上层建筑的逐步变革。
二是应借助农民进城的推力推动城镇化进程。我国城镇化的根本动力,不是来自城市自身发展的需求,也不是来自政府的需要,而是来自农民跳出土地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愿望,这是一场发生在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层革命,它对城市化所产生的推动力之强,是难以估量的。应顺应这一历史大趋势,把我国几亿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作为城镇化的动力资源,把“民工潮”作为城市化的历史机遇,趋利避害,开源畅流。其中至关重要的是,把劳动力资源开发作为一种战略性、基础性产业,通过投资开发、产业化运作,大力开展对农民的综合素质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村劳动力进行“深度加工”和“能力再造”,实现劳动力资源向劳动力资本的转化,进而完成农民对工业化的“实习”过程和对城镇化的“预演”过程。同时,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消除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诸如子女入学、安置、招工、医疗服务、社会保障等不公平政策,打开城门,降低“门槛”,因势利导,把农民进城的推力化作城镇化的助力。
三应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拉动城市经济。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是当前我国城市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购买力,缓解城市产品市场实现的压力。另一方面,城市要以市场取向调整产品结构,更多地生产符合农村消费水平和农民需求的产品,缩小“城市卖难”与“农村买难”之间的距离。当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两股与城乡统筹相悖的潜流在涌动,值得高度关注。一是城乡资源恶性对流。目前,农村的人才、资金等优质资源尽一切可能挤进城市,而城市的污染、伪劣产品、虚假信息等劣质资源见缝就钻地流向农村。这种城乡资源的恶性对流,使得城乡资源占有的不平衡、不对称大大加剧。二是新的二元结构出现。一方面,进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泾渭分明,很难互相融合,不少农民工在城里聚乡而居,“河南村”、“安徽村”、“浙江村”等遍布大中城市,形成“城市中的农村”。另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队伍中涌进大批农民工,这些人在政治、经济、社会福利等方面享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工人待遇,成为“工人中的农民”。在城乡统筹中,对这两股逆流,应尽快在政策、法规的层面上采取措施,加以扭转。
三、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内涵以及在现实形态中有关问题的几点理解
(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冲决了中国社会最后一道人为的等级壁垒,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本精神任何社会差别,无不是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等级差别;任何革命与改良,无不是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为消除等级差别、实现利益均衡而进行的斗争。一句话,社会是人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人与人的差距进行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亦不例外,其核心是要消除中国社会最后一道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等级壁垒———以人口出生地为分野的城乡等级差别。回首历史,中国的社会等级分割虽经几千年更迭,但其脉不绝。其表现形式有多种:先秦,人以血缘而分,王侯将相,布衣草民,确有种也。汉魏以降,逐渐形成门第等级,煌煌仕途,“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社会倾斜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地步。元清时代,人以民族而分,蒙满为贵,轻贱其它民族。民国,人以资产而分,“四大家族”垄断政治经济命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崭新的政治、经济制度从根本上革除了历史上残存的血缘等级、门第等级、民族等级、财富等级。但在一个时期内,又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人以阶级而分,出身成份不同,天生的就命运各异,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后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城乡户籍制度(应该承认,这一制度在当时曾起到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积极作用),又人以城乡而分,农民和市民之间等级森严。城乡二元经济制度的本质是按社会等级的高低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三农”问题的根源正是这种长期积淀的等级差别思想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和运行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阶级等级烟消云散,中国社会只残留下一道城乡等级的壁垒。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精髓所在,就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深刻实践“三个代表”的精神,以人本为核心,冲决中国社会最后一道人为的等级壁垒,打破等级差别的发展观念,统筹城乡关系,统筹农民和市民待遇,建设一个人不分城乡高下、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公平社会。就当前而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应该是在贯彻落实“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中,改变长期以来“见物不见人”的政策倾向,始终把重视农民,体察农民,尊重农民,关心农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合法权益,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作为政策的根本取向。
(二)城市化进程滞后,决定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是县域突破与发达国家以城市经济为主不同,由于城市化水平较低,我国县域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特殊位置,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第一,县域是国家经济社会的巨大“底座”。县域占全国国土面积的93%,人口的73%,GDP的56%。“郡县治,天下安”。解决好县域问题,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才有一个坚实的基础。第二,县域是城乡融合的联结地带。县域的社会主体是农民,县域的经济主体多为农业经济及其副业,县域发展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三农”问题。同时,县城上通大中城市,下连广阔农村,处于联结、沟通农村与城市的中枢位置。第三,县域是转移农民的主要阵地。我国要把几亿农村劳动力推向大中城市是不可能的,就转移数量而言,还是要以县城为中心的小城镇为主。这是因为,从眼前看,由于居住生活成本和对就业技能要求较低,县城更适合农民定居。从更深层次上看,“叶落归根、衣锦还乡”的传统观念已融入中国农民的血液里。“衣锦不还乡,如锦衣夜游”。在外挣钱后回到家乡的县城居住是绝大多数农民的选择。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地方取消了户籍限制后,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并没有就地定居,而是回到家乡县城或以县城为中心的小城镇定居。因此,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调整并健全县域社会管理和组织结构,以县域经济的充分发展、县域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为突破口,推进城乡统筹进程。
(三)城乡发展严重失衡,要求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切实发挥好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差距发展战略的突出特征是,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农村为城市提供积累,农民为国家提供积累,重要生产要素配置向城市倾斜,这样导致城乡发展严重失衡,农业成为弱势产业,农村成为弱势区域,农民成为弱势群体,农村自我恢复、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已极其微弱。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重点发挥城市带动农村的作用。这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共同规律。但是,过去城乡差距发展的政策还有很强的惯性,这需要国家实施强有力的调控和引导,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确定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重大经济政策时,把如何发挥城市的带动作用放在突出位置,通过市场的作用,建立一个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机制。另一方面,城市带动农村,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本。农村不能仅仅依赖城市的带动,在理顺城乡关系的基础上,农村最终还要通过深化改革,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激发自身蕴藏的巨大潜能,加快发展步伐,逐步缩小与城市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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