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环境经济学从总体上说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对环境问题的拓展和运用，因此大部分环境经济学家属于新古典学派。当然，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家们在政策方法上并不一致，广义地看，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可称为干预学派，其出发点为“市场失灵”，以新古典经济学家亚瑟·庇古等人为代表。第二类，主要关注“产权”的建立和分配问题，通常称为“芝加哥学派”，以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为代表。在这两类政策主张中，迄今为止还是干预学派对环境政策的影响更大。
不过，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环境政策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其研究方法已经受到广泛的批评。最主要的批评意见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市场为导向的环境政策主张是不恰当的。把环境问题完全交给市场去解决的观点值得怀疑。甚至有人认为，完全市场化的环境政策其结果会适得其反，由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损害将有增无减。例如，新古典对所有环境影响都能通过金钱方式交易的假设就受到强烈的批评，因为有许多环境影响是不可逆或有限可逆和不确定的。另外，环境问题还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伦理和意识形态问题，因此即使接受新古典关于环境影响可以金钱方式交易的假设，但这类交易中的价格也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在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中资源配置的正确价格问题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例如，按照伦理学观点，自然资源不可逆转的退化，对赖以生存的后代子孙来说其代价是无限的，而且现实早己说明，这种不可逆转的环境后果不是例外而是常例。更一般地看，新古典方法的功利主义哲学基础本身就值得商榷。有些作者指出，功利主义回避了人的需要差别问题，忽略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个体的道德价值取向的影响。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批评，新古典理论仍然似乎是经济学家们唯一可行的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能否找到一种在主流经济学思想之外的可行的方法来更好地体现环境问题的特征。目前看来，比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更有效地进行环境分析的方法是制度经济学方法（也称演化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方法）。在通常情况下，制度经济学方法比新古典方法分析范围更广、包含的变量更多（货币的、非货币的），更侧重于整体性和演化性。米勒对制度经济学方法的特点进行了很好的概括，他指出“制度经济学是演化的、整体的、跨学科的和非预言性的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家的共同特点是关注冲突而不是协同，关注损害而不是效率，关注不确定性而不是完全知识。他们一致反对把市场机制看作为无偏见的资源配置和分配机制，并一贯坚持认为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和利益之间存在差别。特权与权力的客观存在和滥用与分散的单个个体行为相比，会形成一种利益中心。” （miller，1978）
从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在环境经济问题争议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看，似乎确实制度经济学方法比新古典方法在分析环境问题方面提供了更加丰富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卡帕、加尔布雷斯和米善等制度经济学家对现代环境经济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近期这方面作出贡献的制度经济学家有布罗米雷、施密特、苏特保坶以及斯旺内等。然而，尽管制度经济学方法提出了与新古典方法不同的见解，但迄今为止制度经济学文献还主要集中在对新古典方法的批判而不是提出建设性意见上。新古典方法尽管其前提假设和研究方法都成问题，但它为环境分析提供了一个非常一贯的理论框架，并为政策决策者提供了成本收益分析工具，借此决策者可得到某种看似“客观”的决策依据，这是新古典方法得以占据环境问题研究主流地位的重要法宝。因此，很明显仅靠批判还不足于取而代之，即使这种批判是正确的也如此。制度经济学方法在环境问题上要想取代新古典方法，必须提供一种为决策者所用的可操作性的方法才行。因此，本文的目标是回答以下问题：
1、制度经济学家在提供更有建设性意见建议必须做些什么？
2、在环境问题上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3、制度经济学要提倡的环境政策理论基础是什么？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拟安排如下：首先，概要介绍制度经济学方法。主要描述制度经济学在政策研究方面的一般研究范式。其次，描述制度方法在环境问题上的运用，主要讨论前面讲到的制度方法主要特色在环境问题运用上的作用，回顾总结现有的制度经济学家从理论角度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和考虑，特别是卡帕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他为制度经济学在环境经济问题分析上提供了一个卓越的研究框架。第三，通过与新古典方法的比较，阐述用制度方法研究环境问题的政策意义。最后是总结。本文一个重要的结论是与传统的环境经济学方法不足相比，制度方法这种非传统的方法涵盖的面更广，制度方法确实能够提供一个比新古典的环境问题分析方法更丰富、更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
一、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式概述
制度经济学起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及其传统的静态均衡价格理论的反思与批判运动，这场运动开始于20世纪初的美国，代表人物要数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康芒斯（john r. commons）和米契尔（wesley c. mitchell）。这三位美国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跨越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也是在那个时代，经济学家克拉克（j.m. clark）、阿亚雷斯（c.e. ayres）和加尔布雷斯拓展和运用了制度研究方法。分析“古典”制度学派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的作品，表面上看似乎他们关注的主题和研究方法都很不一致。凡勃伦主要关心经营中的权利关系以及消费者行为心理，康芒斯感兴趣的是从法律基础角度来分析经济系统，热衷于制度安排（私有制）的重要性和演化性质研究，而米契尔专注于统计数据的收集和分析，集中精力搞实证研究（他也是美国nber的创始人）。实际上，不仅是美国制度学派，其它的制度学者在研究主题、方法和重点方面也各不相同，要一两句话说清楚他们的共同特征并非易事。
正是如此，有些学者认为制度主义并不代表一种单一的精确定义或统一的理论体系、方法或研究程序，甚至认为压根儿也不存在这样一场标新立异的经济学运动。但无论如何，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有这么多的著名经济学家们自称为制度主义者，并认为他们在追求经济学中的同一目标，很难想象他们之间不存在一些共同的原则。因此，米勒（miller, 1978）指出：“制度经济学……虽然方法和重点表现特征迥异，但显然有一种共同线索，有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把他们联结成为一个学派。”要完整地分析描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原则不是本文的目的，以下是对制度经济学“共同线索”的粗浅概括：
1、制度经济学把经济看成是一种演化的、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态的均衡过程。因此认为经济中的累计因素是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
2、制度经济学家喜欢用开放式模型，并以此联结社会系统中相互关联的各要素。因此制度经济学即使在讨论某个特定经济问题时其模型也是整体性的。
3、制度经济学家在分析问题时，总是把方方面面的因素和变量，包括经济的非经济的变量都考虑在内。
4、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不仅仅是市场，因此，市场也不是所有公共政策问题的解。为此，他们强调对市场产生强大影响的制度安排和权利设置的重要性。
5、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是学科间开放的，广泛吸收和接受其它科学的成果。
6、制度主义是其研究方法的标准，并认识到经济分析中价值的重要性。
7、制度主义者赞成某种程度的“社会控制”需要，因此也对某种程度上的政府干预表示赞同。
8、在方法论的偏好方面，制度主义者一般选择使用描述性模型（模式模型），反对新古典的预言性模型；把制度作为分析单位，反对新古典的个体消费者或企业最大化方法；接受行动主义心理预期，反对新古典主义者提倡的主观主义心理预期（个人主义）。
二、环境经济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基本原则
制度经济学家面对特定的研究主题在方法和重点上会有所差异，因此对问题的定义和政策建议有时也会持不同观点。在环境问题研究上也不例外，制度经济学家在如何解决环境问题上有时会采取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点，但仍然可以归纳出制度研究方法在环境问题上的一些共同原则和主张。
1、作为演化过程的环境经济问题：累积因素和共同演进原则
在制度主义提倡的演化方法中，累积因素原则是经济研究的核心。把这种概念运用到环境经济研究领域的第一位制度经济学家卡帕，他在凡勃伦和缪而达尔的基础上在环境问题研究中首先运用了累积因素原则，他把这项原则定义如下：“累积或循环因素原则强调，社会过程表现为受经济的和非经济诸多变量的交互影响，在其共同结果下导致系统偏离平衡和均衡状态。事实上，社会过程不是所谓的自动自稳定化趋势，而可以说是服从于一种社会惯性，这种惯性使系统朝着初始推动的同一方向移动。”（kapp, 1965）根据这种观点，他认为环境经济研究的根本问题应该是引起物质和社会环境突变的因果关系过程。虽然卡帕认为物质因素在因果关系过程中非常重要，但他更强调社会因素在因果链中的作用。特别地，他强调现代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和法律关系对理解环境突变因果关系过程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他指出：“只注重物质因果链或脱离问题发生的制度框架孤立地看问题只能得出不完全甚至错误的结论。简单地说，因果链既是一种物质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过程。”（kapp, 1970a）
既然环境问题是物质过程和社会过程的共同结果，因此卡帕认为要特别关注这两个过程的相互关系。他强调指出，假定自然物质环境是一个特殊的生态结构并由特别的法律来监控，任何不遵守有关法律的人类行为都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那么，虽然可能对这种行为会依法判决和处置，但这种行为造成的环境损害已既成事实。因此，自然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具有相互依赖性。与卡帕一样，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斯旺内（james a. swanney）也认为，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环境问题研究方法，必须基于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共同进化的认识基础上。（swaney，1987a）。为此，斯旺内提出“可持续共同演进”原则，即“在发展路径或知识运用上，应避免对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兼容性造成严重威胁”。可持续共同演进清楚表明环境系统的演化与发展路径的相关性。可持续演进原则是制度经济学理论在环境问题研究上的直接运用，许多制度学家采用这种思路来研究环境问题。因此，很显然，在卡帕之后，制度经济学家们对自然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具有相互关联性这一点已经形成共识，这也是制度经济学环境研究方法的核心观点之一。这一点与新古典方法形成鲜明对照。到目前为止，新古典方法还很少注意自然物质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关联性，在其经济分析中还在继续构建静态均衡模型。
2、作为开放系统的经济：社会与生物种群的相关性
根据社会和生物种群相互关联的观点，许多制度经济学方法可运用到环境问题研究上。首先，制度经济学家一般把经济过程描述为一个开放系统，认为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存在各种各样的影响，反之亦然。换句话说，制度理论在环境问题上的立论基础是：生产和消费可能性完全依赖于当前可用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而当前和今后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又受到当前生产和消费的影响。这种观点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分析价格形成过程时把经济看成为一个封闭系统，即企业销售商品和服务，然后对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支付报酬。这里，要注意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把经济过程看成为一种封闭系统的观点与马尔萨斯、李嘉图、米尔和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家也不同。古典经济学也认为经济活动的环境资源是有限的。在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忽略真实世界经济学的重要特征同时，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争论经济增长的社会和环境限制问题。这方面最重要的开创性工作是卡帕（1950,1963）关于社会成本的研究，他首次深入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外部性对环境所产生的长期不利后果问题。总之，制度学家把真实世界经济看成为一种开放系统，这种系统为了发挥功能必须从环境中吸取资源并把大量的废物又转嫁给环境。
3、多维度思考：环境问题分析中的货币和非货币因素
对生态与经济系统循环关联性的认识也意味着制度经济学方法涵盖更广泛的环境问题分析变量，既有货币的也有非货币的变量。这一点对注重整体性研究的制度经济学家来说是共同的，他们强调多维度而不是单维度思考。因此，制度经济学认为环境问题中的众多相关因素中往往是非市场特点的因素占主导地位，虽然这类因素难于进行价格量化和测量，但仍然必须纳入到分析中。在这类“非市场”因素中通常提到的有人类、社会关系、生态系统或自然资源等等。这一点上，应注意的是虽然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也接受这类变量的重要性并把它们纳入其分析中，但他们倾向于把所有的变量简化为货币形态，因而其提倡的仍然是单维度方法。而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采用分解策略，分别观察货币和非货币影响，反对把所有因素或影响都简化为某种货币等价物的观点。因此，制度经济学家对成本收益分析和诸如显示性偏好或表述性偏好等估价技术并不抱多大希望。对此，卡帕（1970a, 1970b）进行了简要评价。在他看来，由于市场的非完全性，环境突变原因的高度差异性和不可比因素，以及环境控制收益的差异性和不可比性，很难对社会成本和收益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因此，他认为决策者应寻找市场价值之外的其它方法来评估环境问题。他认为环境决策具有明显的政治特点，反对利用成本收益分析工具来帮助决策者决定最合适的环境政策选择。换句话说，卡帕认为成本收益分析既不能对环境变化的社会成本进行正确评价，也不能对环境控制措施的社会收益进行有意义的衡量。更进一步，制度学家认为把所有因素或影响简化为货币等价物的观点必须用分解策略来代替，也即货币和非货币影响要分别加以分析而不能混为一谈。例如，瑞典制度经济学家彼得·苏德保坶（soderbaum，1987）提出用环境影响综述和各种系统分析方式来替代成本收益分析等合计方法，在他的许多文章别推崇“位置分析方法”。在这种方法中，他把非货币影响描述为“流量”（相对于时段而言）和“存量”或“位置”（相对于时点而言）。在一般条件下，位置分析的主要目标是揭示决策情形的所有冲突而不是以一种无异议的途径“解决”问题，根据不同的价值观结论也会不同。因此“这种方法的结果对价值和伦理都是开放的”（soderbaum, 1987）。
4、市场背后的环境经济问题：制度安排和收入分配对环境政策的重要性
通过供给和需求来进行市场分析是新古典方法的核心。但按照整体性方法，制度经济学者不同意把经济分析简化为市场分析，反对市场能解决一切环境问题的观点，而一贯强调对市场反应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安排和权利设置问题。因此，制度经济学在分析环境经济问题时采用更广泛的方法，强调所有种类的社会规则都潜在相关，这些规则和市场联系在一起只是一种重要但特殊的情形。制度学者把市场看作为一种有用的分散机制，但他们不同意接受市场是所有公共政策问题解决之道的假设。（bromley, 1985）。在这种保留意见的背后，在制度经济学家眼中市场不是资源有效配置和公平分配的中性机制，相反，它在很多重要方面会发生偏离。主要是由于市场受既存势力控制，因此交换条件只是谈判者既有优势的反映而已（miller, 1978）。货币和非货币成本与收益总是依附于现存的制度安排，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而制度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因而新的制度和博弈规则意味者不同的成本收益分配。（bromley, 1989）。
这样，在环境政策方面，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共同主题是现实社会的制度安排以及相关政策变化的影响问题。在制度研究方法中，“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组织机构、博弈规则、权力关系等对资源的控制。对新古典经济学家赞成认同的制度安排，制度经济学者常常表示怀疑。例子之一是关于效率的制度经济学观点。新古典把效率表述为与价值无关的概念，制度经济学家则认为效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本质上与价值有关的概念（swaney, 1987b）。因为效率的计算依赖当前的制度安排结构，而后者决定了什么是成本以及由谁来承担的问题。按照布罗姆雷的说法，“没有孤立的效率政策选择而只有在各种可能的制度设定前提下的效率政策选择。选择一种效率结果也同时是选择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结构和相应的收入分配方式。问题不是有没有效率，而是对谁有效率？”（bromley, 1989）。因此，有些制度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评估环境政策的结果提出质疑，因为新古典方法没有比较不同的制度安排而是把分析建立在特定制度设定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看，制度理论更适合于环境政策评估，因为它提供了制度调整的分析框架。确实，按照制度理论，为了解决问题应改变制度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利益目标。在环境经济学中，这意味着用于监督环境资源的制度安排，随着社会关注环境问题的目标更新也必须相应作出调整。卡帕在分析环境突变的主要原因时也认识到社会过程中制度安排的重要性。他强调，认为市场活动对环境总是有益的想法是危险的。特别地，他认为，市场经济的决策习惯有一种“固定化”趋势，漠视诸如空气和水污染的负面效应，常常把它们看成是决策单位的“额外”因素（kapp, 1970a）。因此，任何经济单位为了减少其活动的环境负面效应，必然要提高运行成本，或必然降低其边际利润和盈利能力。然而，在按照投资利润最大化原则运行的决策系统中，对任何经济人而言，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会想方设法把视为“额外”的污染治理成本转移给其它经济人或作为整体的社会来承担。
沿着这种思路，卡帕认为社会成本是企业一般不考虑在内而对其它社会成员造成损害的成本。他指出（kapp，1965）：“社会成本概念是生产活动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有害影响，它们在企业成本中没有反映因而往往为私人决策所忽视。也就是说，社会成本是在特定制度安排下由私人行为产生的，往往转嫁给其它部门、第三方或整个经济社会承担的有害后果。社会成本表现为各种有形的或无形的损失，会或快或慢地以其它部门的生产成本提高反映出来，会因为需要采取补救措施、公共政策和公共投资而额外增加的开支。”因此，卡帕定义中的社会成本很接近于外部性的概念，与一般经济学家把社会成本定义为“总的社会机会成本”相比，卡帕的社会成本是社会机会成本扣除私人成本之后的部分。卡帕进一步分析指出，社会成本是市场活动的直接和系统性结果，它不仅对环境产生有害影响，同时也对工人和其他人产生危害（kapp, 1970b）。卡帕与其他制度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的制度安排对市场活动具有强大影响，特别是权力对市场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成本转嫁给谁来承担具有决定性影响。
5、环境经济研究的跨学科方法
考虑到自然物质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以及在环境问题分析中涉及众多变量（货币和非货币），制度经济学家认为任何单个学科都不能独自胜任环境变化因果过程的研究，必须通过跨学科研究才能担当此任。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制度经济学一直相信在经济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优势，在环境经济研究中尤其如此。对此，有些学者把制度经济学提倡的跨学科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与新古典经济学提倡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方法进行了对照。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和经济问题可以划分为许多分支，在“其它情形不变”的假定下能够在一定时期内研究一个变量。因此，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政策可以与其它经济学和政策领域合理区分开来。关心环境问题并提出合理的环境政策建议是环境经济学家的事，其它经济学家勿庸多虑，原来干什么就干什么，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倾向于整体研究的制度经济学则强调学科间的联系，认为在社会科学方面并不存在明确的边界，相互间都有交叉。苏德保坶认为，经济学家应力求在专业知识和综合性的跨学科知识方面进行平衡。在环境问题研究上，按照整体研究观点，各学科要相互渗透，要考虑到环境政策和交通政策、能源政策、食品政策等的相互交叉关系（soderbaum, 1992）。早在苏德保坶之前，卡帕就强调在环境经济研究中跨学科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社会经济和物质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十分复杂，对此各传统学科从各自特定的目的出发所进行的孤立研究远不能揭示其内在运行规律。任何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或公共卫生专家，都只接受了本学科的训练，只熟悉本学科范围的狭窄概念和理论，都不足于从总体上厘清和解决错综复杂的环境问题因果关系，因而必须采取相互合作的方式（kapp, 1970a）。
6、环境经济研究的立场问题
另一个制度经济学家十分强调的是所谓“研究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色彩”问题。这个观点主要出自纲纳·缪而达尔。缪而达尔认为，虽然新古典经济学试图把经济学描绘成与价值观无关的科学，但在经济研究中总是带有一定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此，在制度学者看来，在方法论上新古典经济学家是“天真的实证主义者”，经济学家应该更清醒地认识到隐含的价值判断，并在研究中把所包含的公众利益揭示出来，使非专家的决策者（如政治团体）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环境问题研究中，经济学家应根据不同的价值观、伦理观和意识形态从多角度加以分析研究。这是制度经济学家普遍认同的研究环境问题方法的立场。作为一种更加规范的环境问题研究方法，制度经济学认为应该对当代留给子孙后代的自然资源数量和质量进行伦理判断。
7、环境政策的社会控制需要
最后，制度经济学家在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共同观点是需要对环境政策进行某种形式的社会控制。这一点与制度经济学反对由市场来解决问题的观点一脉相承。按照制度经济学环境问题研究方法，之所以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社会控制至少有以下两点理由：首先，社会是个有机组织，即社会从需求总量到个人要求都有不同的要求。因此，社会附加到自然资源和环境上的价值不仅仅是所有个人价值的总和。社会要比任何个人的预期寿命长得多，作为整体的社会其价值与个人的价值一般来说是不一致的。另外，基于个体偏好汇总的方法可能意味着种群和生态系统不同特点的消失。第二，在一定政治经济制度下，权力的分配对个体而言既不可能是平均的也不可能是公平的，因此环境问题的市场方法只能反映社会当权者的利益，而当权者的利益与希望保护环境的人的利益往往并不相同。
三、制度经济学的环境政策主张
在概述了环境问题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则之后，接下来分析这种方法对环境政策的意义。这里并不是研究针对特定环境问题的特定政策，而是试图提出并讨论制度经济学在构建环境政策上的理论基础。
总的看来，制度经济学构建环境政策的理论基础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很大差异。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关键是在外生决定的偏好函数下经济人最优选择问题，因而基本上提出的政策基于对个体的激励和约束措施。这种方法背后的思想是，通过可计算的货币激励和约束，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个体会改变其行为，使环境退化和资源损害降低到最优水平。换句话说，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是建立经济激励和约束措施使得环境服务的使用者把其行为的机会成本考虑在内。这种政策主张受到制度经济学家的广泛批评。对这类政策的大多数批评意见集中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例如，有些学者指出，环境政策只建立在奖励和惩罚基础上忽视了个体的正直、守信和围绕其身边的社会关系等因素。换句话说，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定义表示怀疑。认为人的动机并非是完全自利的，其合作和利他主义也并非只是在效用最大行为基础上产生的。制度经济学认为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利的，因而基于金钱和经济激励的政策手段是环境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类政策通过道德价值诉求的补充会更加巩固。实行促进社会承诺和诚信等文化价值的政策能有效补充基于经济激励措施的环境政策（hodgson, 1997）。另外，新古典环境经济学的另一项政策主张即“污染者付费”原则，就是污染者承担排污费用，直至其在经济上得不偿失而停止排污。其政策缺陷也受到制度经济学家的批评，特别是在把他人不可让与的权利和保护子孙后代不受长期环境损害影响的权利考虑到环境政策分析中时，上述政策缺陷就更加明显。制度经济学反对把功利主义作为环境政策的唯一基础，而倾向于站在环境变化对人类生活潜在影响的科学依据基础上，讲求人和自然的平衡（swaney, 1987b）。考虑到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相关性和脆弱性，为了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环境采取小心谨慎的保护性政策。制度经济学家不是把目光集中在主观效用上，而是提倡对社会过程进行科学调查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因此，很明显，新古典经济学家仅仅依据个体的欲望总和提出环境政策，而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应通过科学分析和公众讨论来制定环境政策。为此，环境问题的制度经济学方法创始人卡帕提出了基于“人类必要需求”概念的环境和发展政策主张。他强调应站在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需求角度重新设置公众行动的指导方针，应按照人类必需的物质要求来利用资源而不是按市场导向来运用资源。他认为可制订出符合环境最大容量限制或可接受污染物排放浓度的客观标准，通过这类安全限制，来决定对环境和人类构成威胁的活动的类型和程度。卡帕承认，这种“社会最小值”不是理想的或完美的状态，也不是资源利用的“最优”状态。然而，它为改善决策提供了某种操作性标准或指标。在没有充分考虑社会成本和收益情况下，这种操作性指标比按照市场成本与收益分析而形成的“最优解”要好的多。卡帕认为，一旦诸如最大污染浓度许可水平等安全限制体现到决策的政治过程之中，就能将其纳入到更广泛的生产函数（或物质投资模式）中，通过投入产出模型明确投入规模和生产技术，并按照所谓的既存最小需求来确定产出规模（kapp, 1970a）。
上述“人类必要需求”方法要求某种形式的“制度调整”以确保环境和生态保护、恢复与延续。为了实施基于人类必需要求的环境政策，有必要调整当今社会与自然环境保护不相容的某些行为方式，以确保关系到人类生存繁衍基础的生命支持系统不受到人类活动的威胁。基于凡勃伦的实用主义与形式主义两分法，现代制度经济学理论提供了某种“制度调整原则”。特别是福斯特（foster, 1981）提出了以下三项原则：1、技术决定性原则；2、相互依赖性原则；3、最小错位原则。福斯特的原则描述并推进了制度结构调整，特别是对技术引致型的社会结构调整问题更有用武之地。在福斯特的研究中，假定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为技术改变。这样，他提出的制度调整原则也主要倾向于帮助社会根据技术变化作出相应调整。斯旺内对此提出异议，他强调环境变化（无论是自然或人为因素）也同样会影响到制度结构，因此，在技术改变情况之外，还有环境引致型因素（swaney, 1987a）。所以，斯旺内在福斯特的三项原则之外，又提出了第四项原则，即“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原则”，用于强调生态环境不是给定和静止的事实。根据斯旺内的看法，在环境政策方面，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原则提出了某些特殊的政策目标和方针。
特别地，他认为共同演进可持续性发展要求：1、对个人、利益集团和企业进行特殊的环境教育；2、为了弄清可能产生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环境问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3、为刺激和响应知识更新并相应地引起行为调整，需要一种更加灵活和敏感的制度结构（swaney, 1987a）。在这些建议中，显然新知识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快速渗透对巩固环境政策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dietz和van der straaten (1992)拓展了斯旺内的分析。他们指出，由于既得利益者的怀疑和抵制，在环境政策上新知识和新观念不见得会被采纳。因此，在环境问题上平衡各种社会势力应引起环境经济学家的更多重视。这一点对环境政策制度经济学方法相当重要，因为它强调了制度经济学在社会层面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仅基于生态和经济问题，也要考虑社会问题。
五、总结评价
(一）关于经济管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企业管理的客观规律性。指出企业管理学是指导人们如何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一门科学。它是管理实践活动在理论上的概括和反映，是管理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它来源于管理实践，接受管理实践的检验，反过来又指导管理的实践。企业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管理的客观规律性，即如何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来合理组织生产力，不断完善生产关系，适时地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合理组织生产力，即如何根据国家计划、社会需要和企业的生产技术特点，合理地组织产品的生产过程。
完善生产关系主要是研究如何正确处理企业内部的协作关系和分配关系，企业与国家、企业与企业的经济关系，建立和完善管理体制、经济责任制等。在上层建筑方面，主要是研究如何结合企业实际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令、计划，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健全规章制度。上述三个方面是紧密结合不可或缺和割裂的。第二种意见认为，经济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管理干部的管理活动及其发展规律。指出，不能把经济管理关系简单地归入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经济管理关系是一种声体的、综合的社会关系的运动规律。它虽然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但是生产关系要通过经济管理关系，才能对生产力发生作甩。由于经济管理学涉及的知识非常广，一些同志就认为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具有多层性的特点，它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诸方面的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等关系”，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经济管理学要涉及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但那不是经济管理学的研究对象。首先，管理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多层性的特点”，并不意味着管理科学什么都研究。其次，经济管理学不是经济学加管理学。有的同志认为，经济管理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管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论断是与并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经济学加管理学不可能成为一个统一的学科，仍然只能是两个学科，单纯的相加法，创立不起经济管理学。第三种意见认为，现代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研究对象，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方面的问题。狭义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管理原理、管理职能、管理者、管理方法、管理历史与管理效果等。
(二）经济管理学的研究方法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经济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必须坚持职能与过程、历史与现实、科学与艺术的统一。
（1)职能与过程的统一。管理过程就是管理职能的运动过箱。职能和过程不可分。我们把职能与过程作为一种观察问题的方法，绝不能把职能和过程看成互不关连的两个东西。目前，不少的管理理论专着把管理职能和会理过程机械的分开，这是不可思议的。正如物质离开运动一样的不可思议。
(2)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坚持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就是对历史既不因循守旧，又不能不要民族传统；对现实，对国外的先进的管理经验，既不能照抄照搬，亦步亦趋，又不能孤陋寡闻，闭门造东。
（3)科学与艺术的统一。经济管理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种艺术，要实现科学与艺术的统一，必须特别注意认识管理艺术的特点。管理原理偏重理性，管理艺术注重情感。过于强调所谓理性，就会导致一种抽象的、无情的哲学，使事情僵化，缺乏灵活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管理艺术的地位将显得更突出和重要。研究经济管理学必须坚持逻辑思维方法与形象思维方法的统一。
另一种意见认为，现代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可分为莲本研究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现代管理学的基本方法。必须坚持这一指导龠则，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努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学。系统分析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必须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具体研究方法最常用的有：（1)历史研，究法。主要对管理理论和实践进行纵向的历史考察，以寻求并继承规律性的东西。（2)比较研究法。是通过横向的比较来研究不同国家，在不同社会制度、环境、历史文化条件下，它的管理思想、理论方法与效果，从而寻求管理的规律性。（3)观察研究法。观察要客观，顺乎自然。要有目的、有重点、有计划地来安排。（4)调查研究法。司以调查过去，也可以调查现状。调查要有程序。（5)试验研究法。是在约束条件下，有自的地揭示管理规律的方法。（6)案例分析法。这是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总结一：般性规律的方法。（7)综合研究法。若干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往往能更有效地揭示’管理的规律性。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利益；法哲学；抽象力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6)06-0025－02
利益问题是当前经济改革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时代的发展已经迫切要求我们加强对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的研究。任何研究任务的顺利完成必须以某种方法论为前提，不同的方法论将导致不同的研究思路和结果，用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指导利益问题的研究是理清我国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的前提。
一、利益的出场路径
理论界历来对“利益”多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当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从经济的角度、从物质利益的角度去使用这个概念。但是，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熟知非真知，恰恰是对这个人们看起来都十分熟悉，从而运思不多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地反思。现实说明，这一反思正是通向正确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的桥梁，只有从马克思经济学角度出发，才能真正把握利益概念。
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利益是出现频率较多的概念。但由于马克思并未在自己的经济学体系中明确界定这一概念，因此“利益”历来未受到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者的重视。其实，从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对利益的正确理解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出发点。起初，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的，他早期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在法和法哲学上。众所周知，法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与物(占有物)和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从法哲学的视野开始探索人的问题。早在1837年11月给父亲的信中，马克思已提到自己正编纂一个涉及一切法的领域的法哲学体系：“我在前面叙述了若干形而上学的原理作为导言，并且把这部倒霉的作品写到了公法部分，约有三百印张。”正是通过对法哲学尤其是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马克思的注意力转向市民社会，并得出结论：“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当然，我们也不能停留在单纯的观念分析的层面上，还必须考察马克思对现实生活的思考。事实上，马克思自己已对我们做了如下的提示：“我作为莱因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因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当马克思回顾自己在《莱因报》工作期间对有关物质利益的争议感到困惑时，这样写道：“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这段重要的论述表明，正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研究，马克思告诉我们：要解开利益之谜，就要对市民生活进行解剖，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当诉诸政治经济学。可见，利益只有与政治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才可以真正揭示其内涵。
二、利益的研究方法
首先，马克思坚持理论研究的真正出发点是现实的人。他指出：“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他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的人。”这种关系本身也是每一个“现实中的个人”从自身利益出发相互间结成的关系，并且这些“现实中的个人”在这种关系中进行自主选择活动来实现自身利益目标。依据这一原则，以现实的、处在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中的个人作为观察和研究现阶段利益问题的出发点就是题中之义了。
其次，马克思认为，理论研究特别是经济学的研究，“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种“抽象力”是辩证的。他在谈到商品之间互为价值的镜子时写道：“在某种意义上，人很像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带着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由于它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对彼得说来，这整个保罗以他的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抽象力”的运用是达到把握研究对象内在结构及其活动规律的前提。当前利益主体纷繁各异，利益分配错综复杂。但是，这种表象又不是毫无规律可言的，包含着一定的逻辑。现实生活的逻辑，必须用“抽象力”来加以把握。我们完全可以借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利益关系的具体剖析方法和他对未来社会利益关系考察的视角，运用“抽象力”对我国当前利益关系进行逻辑分析，从而为现实生活展开思路。
Abstract: Low-carbon economy is based on low energy consumption, low pollution, and low emission. The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economy is China''s inevitable choice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s the leader of the 21st century, college students play a guiding role and demonstration effect. To promote "low-carbon economy" to them is conduciv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economic model and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and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China''s low-carbon economy. Taking college students as the object of study, the author discussed how to promote low-carbon economy,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low-carbon economy.
关键词： 低碳经济；大学生；推广研究
Key words: low-carbon economy；students；to promote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3-0194-03
1 低碳经济及校园低碳经济的概念
“低碳经济”一词最早见诸于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其含义在学术界、理论界没有统一的界定，总体而言，“低碳经济”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旨在通过消耗较少的自然资源、污染较少的环境，获得较多的经济产出。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低碳经济的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的转变①。
2010年8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确定在5省8市开展低碳产业建设试点工作，同年，我国“碳排放和碳减排认证认可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成功列入国家首批启动的“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这意味着我国在建设新能源经济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对此，作为新世纪的大学生，理应响应国家的号召，在校园里实施和推广低碳新生活。
考虑到大学生在建设“低碳经济”中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及其所处环境的特殊性，笔者认为有必要提出一个新概念：校园低碳经济，即一种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的学习、工作、生活三位一体的经济模式，校园低碳经济是指在校园中实行低碳经济的生活模式，教育及引导广大师生参与到低碳校园建设当中②，做节能环保、倡导可持续发展的先锋，营造人文型、生态型、环境友好型的和谐校园，促进高等学科教育的发展和高级人才的培养，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做贡献。
2 研究在大学生中推广低碳经济的目的及方法
2.1 研究在大学生中推广低碳经济的目的
2.1.1 大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推广低碳经济 对于“低碳经济”这一概念，从被引进到被接收、被采纳、再到被实践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可是当今严峻的生态环境明显表示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来等待它慢慢被接受，现代社会迫切的需要我们尽快地把低碳经济引入到我们生活中。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联系很紧密，并擅长于接受新知识，对于“低碳经济”这一概念也易于进行深入理解和推广，虽然低碳经济具体概念至今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界定，但大学生是社会的精英，他们有着较强的理论知识，有着较高的素质，也有着较强接受最新理念的能力，在校园里推广低碳经济，能够很快的被大学生所吸收，进而向全社会推广。
2.1.2 大学生是未来实践低碳经济的主体 发展低碳经济需要政府部门的组织推动，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大学生作为未来建设低碳经济的主体，在他们中推广低碳经济更有利于我国新经济模式的发展。随着各高校的扩招，大学生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在逐年上升，二十一世纪是大学生的时代，他们将担任着未来社会建设的重任。大学生素质的高低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未来社会的发展走向，加强对大学生的低碳经济理念的教育，把低碳经济的观念植入他们的心中，并引导他们把这一理念实践到现实生活中，这对于建设低碳国度、低碳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
大学生这一新生代力量，是未来建设社会的主力军，他们的低碳经济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讲，关系了我们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在他们中推广低碳经济能更好达到最终目的。
2.1.3 大学生具有很好的带头作用 在中国，大学生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有着很重要的社会地位，他们被看作是一种标杆和风向标，能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如果一个大学生能把低碳经济相关理念进行深入理解并运用到实际生活中，那他可以以自己为中心，对其家人、朋友、同事等身边的人产生影响，使低碳经济的概念以乘倍数增长的速度在社会中广泛推广。当把这种低碳经济意识贯彻到实际生活中，这个社会就会在这些大学生的带领下，走出一条低碳之路。
2.2 在大学生中推广低碳经济的研究方法 《低碳经济在大学生中推广问题的研究》是针对于在大学生中推广低碳经济的相关问题展开的，主要就低碳经济在高校中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对于促进低碳经济在各高校的进一步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对此，项目组主要采用了以下研究方法：
2.2.1 资料收集法 由于项目立足于高校，所以项目组成员深入有代表性的十几所高校，深入学生群体，对学生于低碳经济的了解现状进行调查，对他们的低碳经济生活的方式进行研究，利用不同的资源进行收集分析，找准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原因。项目组成员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得到了很多详细的数据及信息，为其研究做支撑。
2.2.2 文献法 项目组成员利用图书馆、网络等各种渠道，广泛收集和整理中外各种文献资料，通过阅读经典书籍，了解相关的理念和作者思想，总括和提炼出了自己的观点。现阶段，低碳经济在国内的发展主要介于理论到实践的过渡中，而在国外，低碳经济相关方面发展更进一步，已经向较成熟的实践过程迈进，公民意识更加深入和具体。
2.2.3 学生带动法 在项目实施后期，项目组成员提出了针对在大学生中推广低碳经济相关措施，为了验证其可行性，项目组选取了一部分人进行特定培养，让他们遵循要求开展相关活动，同时让他们带动、感染他周围的学生，实践证明，项目组成员提出的措施能有效达到推广低碳经济的目的。
3 在大学生中推广低碳经济的相关问题及原因
项目组成员通过对成都具有代表性的十几所大学进行实地调查分析后，找出了在大学生中推广低碳经济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下面就进行具体分析。
3.1 大学生低碳环保意识不足，对低碳经济还没能很好的实施 众所周知，大学生的低碳环保意识是大学生能否正确认识理解低碳经济的重要前提。根据笔者对成都部分高校在校大学生进行的2000多份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和访谈记录的数据，可分析得知，当代大学生中环保意识很好的只有18%，其中66%的是环保意识一般的，而差的要占到23%，这说明当代大学生的环保意识需要进一步提高，大学生作为祖国的未来，他们的低碳环保意识决定着我国未来低碳环保的发展方向，因此提高当代大学生的低碳环保意识迫在眉睫。
按理说大学生在校期间接受了高等学科教育，同时也能够及时的接触到社会信息，他们的环保意识应该比较强。然而从分析结果来看，事实却并非如此。笔者通过调查分析，总结出大学生低碳环保意识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1.1 学校环保意识教育机制不健全 大学校园由于更侧重于高等的素质教育，可能在环保意识教育方面比较欠缺，而大学生由于在校期间相对于初中和高中更加的自由，因此在个人的自律方面会较之高中有所欠缺，环保意识没能强化于大学生行为意识中。
3.1.2 舆论宣传机制不健全 低碳环保意识是一个逐渐养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大学生如果能够不断地受到舆论媒体的宣传报道的熏陶，那么对于其树立一种良好的低碳环保意识有着重要作用。舆论的导向力是巨大的，但是由于各高校对低碳经济的重视程度不高，而同学们的低碳意识也不强烈，校园里也就缺乏了相对健全的舆论宣传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学生低碳环保意识的薄弱。
3.2 大学生对低碳经济认识不够充分，不能准确理解其内涵 低碳经济自见诸于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以来，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模式。能否正确的理解其内涵，对于当代大学生能否正确的践行与宣传低碳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当代大学生对于低碳经济的理解却并不乐观，根据调查得知，有59%的同学了解过低碳经济，但是他们并不掌握其确切含义及行为方式，只是大概知道部分内容，而31%的同学虽然听说过低碳经济，但是并不知道其具体是什么意思。只有6%的同学十分了解其内涵。因此在大学生中推广低碳经济还是十分必要的，有必要让当代大学生了解低碳经济的确切含义，进而指导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低碳经济理念的实践，让低碳经济深入每位大学生的心中。大学生对低碳经济认识不够充分，原因在于：
3.2.1 低碳经济作为新生的经济模式，还没能有效地深入人心
低碳经济一词是最近几年刚刚兴起的新名词，作为一种新生的经济模式，其与之前的产业结构有很多不同。习惯了以往的经济模式，而对于这个新起步的模式的认识的并不充分，导致低碳经济没有能够大众化，深入人心。
3.2.2 低碳经济的概念本身不好界定，导致大学生对其认识模糊 低碳经济，其含义至今在学术界、理论界都还没有统一的界定。由于这种众说纷纭的现状，当代大学生无法准确的把握其概念与含义，或许只有一种是是而非的认识。低碳经济的这种宏观性和广泛性使得大学生对其认识比较模糊。
3.2.3 虽然低碳经济已经作为经济发展的主流，但是其发展并不成熟，大学生对其认识可能只是名词上的感知，并没有切实体会到本质 低碳经济作为新生的经济模式，虽然最近几年提出的比较火热，但是其技术上并不成熟，大学生对其的产业生产模式以及其带来的产品体会的并不深刻，对低碳经济的认识也只是在于表面的感知上，并没有体会其内涵。
3.3 在大学生中推广低碳经济存在不小的阻力 前面已经提到，在大学生中推广低碳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当代大学生中推广低碳经济存在着一些困难，当问及“您认为在大学生中推广‘低碳经济’生活模式的困难有哪些”时，大家指出了很多不同的阻力，其中19%的同学认为是理念上的差距，48%的同学认为是来自生活习惯上的阻力，33%的同学认为是现实中的制约。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生活习惯和社会经济中各种不低碳的产业等现实的制约是在大学生中推广低碳经济的最大阻力。因此在以后的推广中我们要侧重于引导同学们改变生活习惯以及消除现实中实践低碳行为的各种制约因素，同时加强在理念认识上的宣传教育。
4 在大学生中推广低碳经济的措施及建议
根据项目组针对在大学生中推广低碳经济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后，项目组提出以下几点推广措施及建议：
4.1 实施低碳经济教育，增强大学生低碳行为意识 所谓意识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主观印象，笔者认为大学生的低碳行为意识主要是指以低碳经济理念为指导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方式在大学生头脑中形成的主观印象。因此在大学生中推广低碳经济关键是要增强大学生的低碳行为意识。
高校作为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主的教育机构和传播知识、传承文明的社会组织，应该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低碳意识。举办专题讲座是一种增强大学生低碳意识的有效方法，它能够在短时间内，普及低碳知识，让大学生形成低碳意识。学校在培养大学生低碳意识时应重点关注实践活动的开展，让大学生在实践中感悟并学习低碳意识，履行低碳行为，使低碳思维模式融入到每位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
4.2 建设低碳经济机制，促进大学生低碳学习方式 学习是在校大学生的主要任务，低碳经济机制的建立，有利于推动大学生以低碳方式进行学习。
首先，学校可建立二手教材回收再利用机制。跟据我们调查，每年高校毕业生离校之际人均将会处理掉200元左右的旧书，而这些旧书当中大部分是可回收、再利用的。对于课程内容变化较小的教材，通过建立二手教材回收再利用机制，在学校图书馆、后勤中心或者教材科等机构设立一个专门的二手教材回收部，以合理价格收购旧教材，并出售给所需同学，这种行为能有效减少大学生教材纸张使用量，同时可大大减少大学生教育费用，更有助于贫困同学完成学业，促进大学生学习低碳，以实际行动践行低碳理念。
另一方面，针对大学生纸张使用量大的问题，高校应加快建设信息化的步伐。信息化、无纸化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前提，针对校园中的纸张浪费现象，高校应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在日常教育管理中的功能③，通过无纸化教学、电子化考试、毕业论文电子化等形式减少纸张使用量，达到低碳机制的贯彻和实施，进而使学习方式向低碳转变。
4.3 营造低碳经济环境，激励大学生低碳生活模式 众所周知，环境对一个人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作用，甚至有的时候在众多影响因素里占着主要地位。所谓低碳经济环境是一个在生活、学习、工作中处处充满着低碳经济的多维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人们有着良好的低碳意识，有着高素质的低碳行为，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发展大学生低碳经济将会事半功倍，这种意识熏陶有利于大学生低碳生活方式的形成。
大学生的生活环境主要是校园，要在校园里营造低碳环境，主要是着手于“衣”、“食”、“住”、“行”等相关方面④。在穿衣方面，应提倡选择棉质、亚麻和丝绸，不仅环保、时尚，而且耐穿，女生尽量少买不必要的衣物。在饮食方面，应提倡大学生多食用蔬菜、水果，少食用肉类、油炸类食品，这不仅有利于在大学生中推广低碳经济，而且有利于大学生自身健康的发展。在出行方面，应提倡大学生尽量选择步行或搭乘公交车、地铁等交通工具，时刻关注汽车尾气排放指标，以身作则，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增加自己对低碳的认知⑤。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的，在推行低碳经济的当今社会，各高校也可以开发一种大学生的低碳生活模式，从平时生活点点滴滴入手，促进大学生践行各种低碳行为。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由于大学生生活模式的多样化，各高校普遍存在着浪费现象。就拿水资源为例，由于很多高校没有对大学生实施水费购买机制，因而他们的节约水源的意识并不是很强。针对这一现象，学校可以引进社会上的水费机制，实行按比例收取水费，同时也可以针对用水情况实施奖惩机制，把水源浪费严重的寝室予以张贴，形成一种惩罚，并把收集起来的水费用于植树造林。总之，在大学校园里建立一个良好的低碳生活模式，营造一个低碳经济环境是行之有效的推广低碳经济的方法。
4.4 设立低碳经济学科，培养低碳经济专业人才 通过笔者调查得知，加强低碳知识宣传和低碳文化传播有助于低碳经济的开展和普及，政府扮演着“低碳经济倡导者”这一重要角色，大学生普遍认为在校园中宣传低碳经济比政府面向公众宣传所取得的效果更加显著及深入，所以各高校需高度重视低碳经济在校园内的推广及相应人才的培养。
针对这一新型经济模式，学校可开设低碳经济相关课程，通过课堂这种传统的教育方法，对相关的在校大学生进行低碳经济知识的培养，让大学生系统的学习低碳经济知识，树立起低碳经济意识，必要时还可以针对那些对低碳经济有着较高兴趣的人进行专业化培训，培养低碳经济的专业人才，为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输送高素质人才。
5 结论
根据以上的研究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大学生中推广低碳经济是十分必要性的，并具有可行性和重要性。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生的经济模式，必然会成为今后全球经济模式的主导，理应由大学生肩负起其开拓和发展的重任，大学生作为国家栋梁，具有模范带头作用，研究如何在大学生中推广低碳经济，对于带动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注释：
①王蕾.低碳经济背景下大学生的“低碳生活”[J].职业教育研究，2010，(S1).
②毛学东.高校低碳校园建设的几点思考[J].中国高等教育，2010年Z2期.
③赵彦龙.关于低碳校园建设的若干问题研究[J].会计之友，2010（9）：42.
④黄娟.浅谈低碳经济背景下如何践行低碳生活[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1（12）：137.
⑤任爱红.低碳时代的到来与大学生消费观念引导[J].教育探索，2010（11）：29.
参考文献：
[1]王蕾.低碳经济背景下大学生的“低碳生活”[J].职业教育研究，2010，(S1).
[2]毛学东.高校低碳校园建设的几点思考[J].中国高等教育，2010（2）.
[3]赵彦龙.关于低碳校园建设的若干问题研究[J].会计之友，2010（9）：42.
[4]黄娟.浅谈低碳经济背景下如何践行低碳生活[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1（12）：137.
[5]任爱红.低碳时代的到来与大学生消费观念引导[J].教育探索，2010（11）：29.
[6]Tovey, K; Turner, CH.Carbon reduction strategies at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UK[J].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MUNICIPAL ENGINEER,2006(4).
[7]Ahmed F.UC Berkeley Climate Action Partnership Feasibility Study 2006-2007 Final Report[R/OL].2007.sustainability.berkely.edu/calcap/docs/CalCAP%20Report%20FINAL%202007.pdf.
[8]李玉珠.“低碳经济”下的高校选择[J].教育与职业，2010，（22）.
关键词：整体视野；驱魅欧洲中心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货币
中图分类号：F1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7—035—05
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大讨论中所涌现的四种观点，如今虽然仍有争论，但现实中调整、整合、独创等观点似乎逐渐被边缘化。然而，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相比照，中国经济学研究路径的诸多问题仍未解决。若基于一种“横向整合的宏观世界历史”（horizontally inte—grative macro—history of the world）的整体视野，就中国经济学研究某些带有方向性的问题而言，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值得人们认真反思。
一、中国经济学研究是否必须植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
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历史实践业已证明，任何先进思想如不实现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均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理论思想植根于中国实际是不二的选择。表面看起来，这似乎不是问题。然而，伴随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和“普世价值”的滥觞，片面强调西方市场经济之共性，抹杀中国历史与现实之特性，这种思潮愈演愈烈，且在现实中大行其道。与此同时，植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理念与实践，也逐渐被边缘化或空洞化。究其思想根源，19至20世纪流行的“欧洲中心论”，以及20世纪中叶后兴起的“美国中心论”难辞其咎。鉴于此，中国经济学研究是否必须植根于本国历史与现实，就与祛魅欧洲中心论或美国中心论有必要联系起来，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该问题涉及面极广，本文只能择其关键而简略提及。
譬如，自1500年至1800年，欧洲真的已经执世界经济之牛耳了么？布罗代尔、阿里吉、彭慕兰等学者的诸多研究表明，在这300年期间，欧洲在世界经济中只处于边缘地带。“过去确实有一个包容全球的世界范围的贸易体系和劳动分工。它把各个农业内陆和边陲地带与它们各自的地区商业中心、海港或内陆商业城市都连接在一起。……，而这一切也反映了亚洲经济、特别是中国的相对（或绝对）份量和支配地位。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多边贸易因欧洲输入了美洲金钱而得以扩张。实际上，这才使欧洲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世界经济中，但是直到18世纪前，甚至在18世纪，这个世界经济一直被亚洲的生产、竞争力和贸易支配着。”在当时的世界经济结构中，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这四个主要地区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境地。美洲和日本靠生产出口的白银、非洲靠出口黄金和奴隶来弥补它们的赤字。欧洲则主要靠“经营”（倒手）这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即从非洲进口黄金和奴隶到美洲，从美洲进口白银到亚洲，从亚洲进口商品到非洲和美洲，来弥补其贸易赤字，因为“欧洲本身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以出口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的商品”。印度和中国是当时世界经济中最“核心”的重要地区，这主要依赖于它们在制造业方面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生产力。较之于印度，“另一个甚至更为核心的经济体是中国。它的这种更为核心的地位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它的贸易保持着最大的顺差。……，世界白银流向中国，以平衡中国几乎永远保持着的出口顺差。当然，中国完全有能力满足自身对白银的无厌的需求，因为对于世界经济中其他地方始终需要的进口商品，中国也有一个永不枯竭的供给来源。”
又如，市场经济只有一个欧洲模式（或英国模式、荷兰模式抑或美国模式）么？在《国富论》第3篇第1章“论财富的自然增长”中，斯密认为代表了“财富增长的自然方式”，即首先是农业的发展，随后农业的剩余促进了城市手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最后则是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扩大。而欧洲发展走上的，乃是被罗马帝国的崩溃和持续战乱所打断了的“非自然”的、“变态”的道路。他还明确指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大部分地区水陆交通方便。因而，其国内的广大市场就足以支持大规模的制造业，并允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中国的国内市场不逊于欧洲各国市场的总和。”当代学者，如彭慕兰、韩毓海的研究也表明，自宋代以来，中国的自发生成的“斯密式市场经济”就逐渐发展起来，明清之际，业已达到相当水平。布鲁克（1998）在其研究中国明代经济与社会之专著的“导言”中甚至明言：“中国，而不是欧洲，是当时世界的中心。”其实，早在1609年，顾炎武就曾这样描述：“经商者日益增多，占有土地者不再被尊重。人们较量经营金钱的智慧，商海沉浮难以预料。……，经商致富的居多，务农致富的极少。富者日渐富裕，穷者日益贫穷。成功者独霸一方，失败者落魄流亡。有钱则可买通权势，土地不再成为保障。……百人中富人居一，十人中穷人占九。穷人虽多却无力抗拒富人，富人虽少却能控制多数。金神驾驭苍天，钱神统治大地。”顾炎武所描绘的，正是一幅惟妙惟肖的明代中国市场经济图景。难怪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康德洛维奇和库普曼，均以市场机制与社会基本制度无涉为前提来构建其市场经济“资源优化配置”学说。更难怪阿里吉敢于断言，卡尔·马克思在底特律，亚当·斯密在北京。
世界著名中国史学权威费正清，在临终前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中国：一部新的历史》（1994）。哲人的序辞发人深省：“19世纪90年代，中国思想终于开始现代革命。人们很快就会明白：没有任何外部的发展模式符合中国的现实，的确有许多模式可供中国借鉴，却不会有哪一个适合中国。富有创造性的中国人民只能依照自己的方式，为自己寻找救赎之路。中国人民拥有自己独特的过去，也必将拥有自己独特的未来。然而，令无数人深感不安的是，当我们就中国之命运得到上述结论之时，人们突然意识到：整个人类（我们一直自以为高明的人类）却正在跌入危机深渊。20世纪里，人类自作自受的各种灾难、死亡、对环境肆无忌惮的攻击和破坏，业已超越以往一切世纪之总和。或许，中国此时加入外部宏大世界的毁灭竞赛，正好加速人类自身的彻底崩溃。当然，有少数不那么悲观的观察者，相信最终只有中国可以挽救人类。因为，过去三千多年来，中国人民证明自己具有独特的生存能力。”文艺复兴时，欧洲资产阶级学者首先关注的是自己历史上“古代”辉煌时期的希腊文明、罗马法律，从中发掘其原生文明基因中的瑰宝，进而促使欧洲的崛起。中国人缘何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舍本逐末”？回顾中国历史，大禹治水以后，夏商周中的商朝，就是由参与治水且长于贸易的殷商氏族主导的联邦国家。春秋、战国和秦帝国时代，中华民族曾经创建世界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转型的最先进的文明形态。当时华夏诸子的“百家争鸣”，其成果绝不逊于实际上远超于“古”希腊罗马文明，如“大争之世，强势生存”中的“计然学（春秋战国时期的重商主义）”即是其翘楚。世界上四大古文明，绵延五千年至今未断的唯有中华文明。秦帝国集中华远古文明之大成，不仅统一了中国疆域，更重要的是统一了中华文明，即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确立郡县制等。以致即便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历代斥骂秦朝二千年，但在实践中仍不得不“百代都行秦政法”，实因“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②中国人民珍惜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毕竟也是地道的西方经济学，它与任何其他的“西方经济学”一样，若不植根于中国实际，终归只能是空中楼阁，而认真发掘中国原典文明基因之瑰宝，进而使之现代化，不失为中国经济学研究路径选择的重要思路。
二、如何区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
多年研究使笔者体会到，市场经济偏好社会分工、交换和竞争，资本主义则利用市场经济的表象致力于军事、金融扩张和战争。法国历史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曾专门区分“世界经济”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市场交换、大工业生产与资本主义”等范畴。在他看来，市场经济以分工和交换及竞争的扩大为标志，而资本主义则以军事和金融扩张为标志。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成为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前提，而是工业生产和市场交换形成了资本主义发生的基础。他列举大量史料证明：欧洲的近代兴起，并不是它独自发展的结果，更不是它的思想、宗教和社会独特性、先进性的结果，而是抢掠他洲资源的结果。特别是1492年美洲大陆“被发现”以后，从“世界经济”获利最大的就是欧洲，但它采用的不是市场交换的方式，而是在市场的幌子下主要通过军事手段掠夺非洲人口、美洲白银和亚洲资源的途径。当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如“加州史学派”和“京都史学派”都对此有所佐证。彭慕兰列举大量事实证明，英国工业革命的资源（棉花）和市场（棉布）主要在美洲和亚洲，绝非其国内市场，其工业革命持续性投资的来源是英国的军事财政制度。“英国1689—1815年间超过其国力数倍的额外资金是从伦敦资本市场筹借的；1840年之后，英国的财政赤字则由中国的赔款所填充。”诚如马克思所言：“鸦片战争才是英国经济的血液。”对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乔万尼·阿里吉曾指出：“你可以随意向一个市场经济中增添许多资本家，但是除非国家以这些人的阶级利益为出发点，否则这个市场经济仍是非资本主义的。布罗代尔本人将作为恰好最能支持其坚持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区分开的例子。”这是一个历史的洞见。若需要再明确一点的话，那就是国家必须以军事和金融扩张为国策，即不是通过分工和交换或竞争来发展经济，而是以或明（侵略战争）或暗（金融创新）的掠夺为主要手段，这才是“地道的资本主义”。
沿此思路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二者：市场经济主要是实体经济，其主导者是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资本主义则主要是虚拟经济，其主导者是金融资本。倘若前者的偏好是分工与交换的扩大，因此不得不“用商品生产商品”，而生产、交换、消费、分配均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发展，那么，后者的“真谛”乃“利益最大化”偏好。显然，军事扩张只要成功，无疑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捷径（甲午海战后的战争赔款就是日本当年财政收入的4倍），而“用货币生产货币”，如果策划得当（如让“草根经济人”陷入云山雾罩的各种“金融创新”）甚至比战争更划算。君不见，连克林顿的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也承认，有赖于“金融是经济的重要核心”之政策，“最终华尔街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缓过来。幸存的6家最大的银行规模变得更大，高管和券商的收入没有受到影响，资金甚至比以前更加充裕。他们的策略是用别人的钱进行博弈，这种胆识较2008年9月彻底崩溃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克鲁格曼或许对此中奥秘揭示得更透彻：世界各国负责生产可以用美元购买的商品，美联储则负责生产美元。
确实，近代西方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与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市场经济可被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却可无视市场原则。在“资本主义集团”处于绝对强势地位时，它既可以打着“自由竞争”、“比较优势”的大旗充分利用分工、交换和竞争等手段，又可以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大旗进行军事与金融的扩张。最近的利比亚之变就是明证。中国诚心诚意地按照分工、交换与竞争的原则去那里通过援建来交换石油，却被谤为“扰乱世界能源市场”、“榨取兼灭族”；某些国家则是依靠极不对称的空中和地面军事力量来获取石油，却被誉为“人权斗士”、“自由民主的典范”。把市场经济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实在是误读历史！许多西方学者已经指出这一点，中国人对此应该有清醒认识。
三、维护货币有无必要？
该问题貌似经济学中局部或次要的问题，实则不然，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尤其如此。开拓了现代经济学“半壁江山”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最具代表性的专著就是他的货币理论三部曲：《货币改革论》（1922）、《货币论》（1930）和《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毋庸赘言，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视野的焦点，始终没有忽视或偏离货币这个主线。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中，货币被界定为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五种职能，其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两种基本职能。这显然与马克思关注的更多是市场经济的实体运行内在相关。据布罗代尔考证，马克思生前甚至不知道，自然也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概念。然而，从近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实践来看，人们更需关注货币的最后一种职能即“世界货币”。从13至15世纪威尼斯时代的美地奇银行家族开始到现代，犹太系、拉丁系以及盎格鲁撒克逊系金融集团一直深深影响着欧美和世界历史进程。近现代资本主义绝非自发生成、自然演进之结果。依靠大发战争横财，特别是借鉴从地中海城市国家到英国政府之战争国债的经验，国际金融寡头集团在数百年间通过军事扩张和金融扩张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用货币生产货币”的手段和路径。不过，万变不离其宗，千方百计控制货币，乃是其中的关键。日不落帝国死保死撑英镑的统治地位，山姆大叔通过布雷顿森林协议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立美元霸权，无不如此。1971年，美国断然剥下“皇帝的新衣”，掀翻黄金的“虚君”地位后，美元霸权之本相方才大显峥嵘，美联储终于获得阿克顿勋爵所说的“绝对权力”。基辛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直言不讳：“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在这里，倘若有人还在奢谈“人权高于”的“普世价值”，其用意何在，岂非司马昭之心乎？套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所言：“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像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么金融寡头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虚伪的兄弟，但面对整个世界的市场体系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
弗兰克将后来获得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的专著，命名为《重新面向东方：亚洲时代的世界经济》，个中含义令人回味。其中文版（2011）书面广告写道：“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了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的位置。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怎么能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是三等车厢的车票呢？欧洲人想法找到了钱，或者是偷窃，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挣到了钱。”实际上，欧洲人主要是在美洲抢到了白银。1567年即隆庆元年，明朝政府“解海禁”，开启以商品的大规模出口换取美洲白银之先河，最终确立了银本位货币。结果，一方面，白银的大量流入，刺激了货币的流通，扩大了生产和市场的规模，巩固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也导致“买办商人”的出现，并与外国金融垄断者合流，且二者逐渐取代了大地主阶级而支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弗兰克的研究表明，从1500年至1800年期间，在世界经济整个多边贸易平衡体系中，包括印度和东南亚因逊于中国的产业优势而扮演的辅助角色，发挥了一种磁石的作用，使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密窖”。“直到18世纪，这些商业交易的白银结算（也可以称作”朝贡“），以及这种中国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西亚、欧洲及欧洲经济殖民地之间的中心一边陲关系，在世界经济中起了一种决定性作用。”据弗兰克估算，16至18世纪，曾经流入中国的白银约6万吨，达世界白银总量的50%。但1840年后，那些源源不断地从西方流向东方和中国的巨量白银，又通过鸦片贸易或战争赔款迅速流出中国回归西方。
【关键词】 经济学；助学贷款制度；金融风险；制度变迁
―、经济学视角下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学。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里，国家助学贷款制度作为研究的对象有其丰富的内涵。科斯与诺思都强调了新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人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进行的。这些制约条件就是一系列规则、规范等。
从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内涵看，国家助学贷款制度与人的动机、行为有着内在的联系。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制度的本质是对均衡博弈路径显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种浓缩性表征。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如同其他所有的制度一样，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所有参与人，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可以说，国家助学贷款制度是无形的、是具有排他性的特殊公共品。这种“公共品”与其他“公共品”有一定的区别，它是面向普通高校经济困难学生这一弱势群体采取的一项措施。而一般公共品不具有排他性，是在一定范围内人人都可以享用的公共品。
其次，从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基本规则看，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正式规则可以描绘为：界定政府、银行、学校、学生等利益主体在分工中的责任的规则，其中包括了贷款资金的筹措、政府如何分担银行的风险及银行贷款的决策、贷款的发放、贷款的管理、贷款的检查、贷款的回收、对有问题贷款的处理等方面制定出具体的正式规则。国家助学贷款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三个基本因素构成：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正式约束是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它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所构成的一种等级约束，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现有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正式约束是经过多次的调整逐步确立的。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两者是相互制约和促进的关系。非正式约束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素。它是一个自然演变过程，包括相应的思想文化启蒙、思想解放运动及相应的法律文化和传统的积累和沉淀。我国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在正式约束方面确实有了较大的进展，但是根源于文化、历史传统的非正式约束的转变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正式约束由于非正式约束形成的滞后使效果大打折扣。对国家助学贷款制度而言，借贷人的意识形态、习惯，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等非正式约束对正式约束的顺利实施有着重要的影响。
再次，从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实施机制看，目前我国已改变由国家指定商业银行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的做法，引入市场机制，实行由政府按隶属关系委托全国和省级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要按协议约定及时足额支付贴息和风险补偿资金，配合银行做好催收还款工作，努力降低金融风险。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机制体现了市场机制和政策性的结合。按照“风险分担”原则、按隶属关系，由财政和普通高校按贷款当年发生额的一定比例建立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给予经办银行适当补偿，鼓励银行开展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的积极性。但是制度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是在实施过程中得以体现的，在助学贷款方面我们国家有一些规定，还没有上升到严格的法律层面上，在银行、学校和学生之间的责、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很明确。这使得在制度的实施中出现了一些难以避免的问题。可见，判断国家助学贷款制度是否有效可行，除了看这种助学贷款制度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是否完善以外，更重要的是应该看这个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实施机制是否健全。
二、经济学视角下我国助学贷款制度的变迁及其评述
制度变迁就是用一种制度安排去代替另一种制度安排。就国家助学贷款而言，制度变迁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有极强的制约作用。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于是应运而生，并经历了萌芽、试点、推行、徘徊到拓展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国家助学贷款的萌芽阶段。1986年7月，国务院批转了原国家教委和财政部《关于改革现行普通高等学校人民助学金制度的报告》，同意在全国85所院校中试点实行奖学金和贷学金制度，由此拉开助学金改为贷学金的帷幕。第二阶段：国家助学贷款的试点阶段。1999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由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财政部在1999年5月制定的《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的管理规定》(试行)，由中国工商银行独家在北京等8个城市试点开办国家助学贷款业务，并规定国家助学贷款是：“由国家指定的商业银行面向在校的全日制高等学校中经济确实困难的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发放的，用于帮助他们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和日常生活费，由教育部门设立‘助学贷款专户资金’给予财政贴息的贷款”。第三阶段：国家助学贷款的推行阶段。2000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助学贷款管理的补充意见》，把国家助学贷款由8个试点城市拓展到全国，经办银行由中国工商银行扩大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助学贷款管理办法》，规定把助学贷款范围扩大至研究生，并要求开展无担保(信用)助学贷款。第四阶段：国家助学贷款的徘徊阶段。2001年6月，全国国家助学贷款工作会议召开，为进一步推进助学贷款工作，工作会议产生两项举措：取消“一校一行”的规定和免征金融机构开展国家助学贷款业务利息收入营业税。第五阶段：国家助学贷款的拓展阶段。2004年6月，教育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国家助学贷款制度设计进行了重大调整。
从上述我国助学贷款制度变迁的路径看，政府在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变迁中的历史定位，先是短期性的，随着其基础性制度条件的建立和完善逐步退出；然后是辅的，政府由充当运动员的角色改变成裁判员的角色，这是由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所决定的。从发展方向来看，助学贷款制度的最终目标应为市场化，在这点已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但是要选择什么具体模式，我国尚没有明确的目标。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变迁没有形成一个市场化的整体框架，这也是制度依赖无法避免的问题。其次，在原有制度变迁中，连接所有行为主体的关键一点是政府信用的巨大作用，在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变迁中，政府的作用不是直接介入，而是提供制度基础服务。就国家助学贷款而言，制度变迁的成本是巨大的，它既来自于对抗制度稳定性的制度变迁的阻力，又来自于制度变迁过程。在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变迁过程中，交易费用的四个要素均广泛地存在着。因而助学贷款的理论效率受到高协调成本的严重制约，导致既定的制度安排在现实的制度环境下难以得到广泛的推行。
三、经济学视角下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虽然助学贷款存在诸多的风险，但它仍然是一项新兴的消费信贷产品。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信贷在我国已得到了较快地发展，而助学贷款作为一种新的消费信贷方式，不仅是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开展起来，而且也涉及到一个庞大的消费信贷群体，因此，尝试开办这一业务应该成为争夺消费信贷市场的一个竞争焦点。可以说助学贷款的实施不仅有利于拓展我国的消费信贷市场领域，也可以为今后我国个人金融业务的进一步发展积累有益的经验。同时也可以缓解我国高校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放款，既无担保，也无抵押，还贷主要依靠学生未来的还贷能力及其还款意愿。国家助学贷款与一般消费信贷不同，因学生没有经济交易行为，银行不能通过经济手段来制约借款学生；助学贷款面广和催收等管理成本高；大学生群体毕业后流动性非常大，不利于银行对学生进行贷后跟踪与管理，银行承担较大的信用风险。
首先，从国家助学贷款的发展状况来看，1997年，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从免费教育向成本补偿制度的过渡。但是，迅速提高的收费水平却严重影响低收入家庭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积极性，成为影响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潜在因素。1999年，国家出台了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并在北京等8城市的部分高校试点。到2004年6月，全国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52亿元，获得助学贷款的学生人数83万人。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央行、银监会2004年6月8日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的要求，我国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范围原则上是按在校生总数的20%比例确定。因此，按照2003年底我国普通高校在校生1 174万人计，我国当年应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人数为234.8万人。但我国很多高校贫困生的比例远远超过了在校生总数的20%，有的高达25%-30%以上，因此，显然这一比例还很难满足贫困生的贷款要求。所以，就国家助学贷款实施的发展状况看来，很明显出现了供给不足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则反映了国家助学贷款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所以必须解决供给矛盾，加大教育补偿投入。
其次，从国家助学贷款的性质来讲：助学贷款既不同于一般商业贷款，也不同于普通消费贷款。一般商业贷款必须考虑借款人的品德、经营能力、资本实力、财务状况和抵押品，学生显然不可能具备这些条件而拥有贷款资格；普通消费贷款是建立在对借款人个人的收入、支出、资产所有权、负债等个人财务状况分析和信任的基础上，学生显然也不可能具备这些条件。使得助学贷款一开始就与风险相伴随。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发放每百元助学贷款的成本大约为15元，比同期普通消费贷款利率约高出10个百分点。但是，在还款方面，能够按照借款合同守信归还贷款的学生不足40%，另外，还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毕业后不主动与借款银行联系，不提供工作单位和通讯地址，这与我国普通消费贷款不到3%的违约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教育部门或者商业银行应积极建立学生的信用体系和信用档案，最大限度地化解国家助学贷款过程中的信用风险与道德风险，构建一个系统有效的中国教育金融框架与助学贷款信息管理系统和大学生信用评价体系，从而有效地解决日益扩大的高等教育规模发展问题。
再次，我国教育助学贷款的资金来源单一。我国的教育助学资金大部分来自于银行的贷款和国家的财政资金，为解决教育资金紧缺的现状，我们必须多渠道筹措资金，发行教育债券或者教育基金等措施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参考文献】
[1] 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纲要.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 沈红.国家助学贷款:银行的风险与机遇[J].中国高等教育，2001，（2）.
[3]杨凤虎.国家助学贷款的现状与改革 [J].经济与管理，2002，（8）.
[关键词] 微分方程 数学建模 经济应用
微分方程是一门独立的数学学科，有完整的数学体系，微分方程是数学联系实际，并应用与实际的重要桥梁，是各个学科进行科学研究的强有力的工具。微分方程在物理学、经济学和管理科学等实际问题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如果说“数学是一门理性思维的科学，是研究、了解和知晓现实世界的工具”，那么微分方程就是显示数学的这种威力和价值的一种体现，现实世界中的许多实际问题都可以抽象为微分方程的问题，例如物体的冷却、人口的增长、琴弦的震动、电磁波的传播、人才的分配、价格的调整等，都可以归结为微分方程的问题，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应用数学建模的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魅力。
一、逻辑斯谛(Logistic)方程
逻辑斯谛(Logistic)方程是一种在许多领域中有着广泛应用的数学模型，下面借助树的增长来建立该模型。
一棵小树刚栽下去的时候长的比较慢，渐渐地，小树长高了而且长的越来越快，几年不见，绿荫底下已经可以乘凉了，但长到某一高度后，它的生长速度趋于稳定，然后再慢慢降下来。下面建立这种现象的数学模型。
如果假设树的生长速度与它目前的高度成正比，则显然不符合两头尤其是后期的生长情形，因为树不可能越长越快；但如果假设树的生长速度正比于最大高度与目前高度的差，则又明显不符合中间一段的生长过程。折中一下，假设树的生长速度既与目前的高度呈正比，又与最大高度与目前高度的差成正比。
数学建模:设小树生长的最大高度为H(m)，在t(年)时的高度为x(t)，则有
其中k>0是比例常数，称此方程为逻辑斯谛(Logistic)方程
解微分方程:分离变量得
两边积分 得
整理得
故逻辑斯谛(Logistic)方程的通解为 (其中的c是正常数)
通解函数的图像成为Logistic曲线。另外这说明树的增长有一个限制，因此也称为限制性模式。逻辑斯谛(Logistic)方程除了应用于生物种群的繁殖外，还应用于信息的传播、新技术的推广、传染病的扩散以及商品的销售等等。
1.人口阻滞增长模型:1837年，荷兰生物学家Verhulst提出一个人口模型
y(t0)=t0 其中k，b称为生命系数。
符合逻辑斯谛(Logistic)方程的模型，通解为
某国家人口增长满足逻辑斯谛(Logistic)方程，其中b=275（百万），c=54，y的单位是年，根据这些数据可求出再过100年该国的人口数。
因为把以上数据代入得
即再过100年，该国的人口数为5千万。
2.新产品的推广模型:设有某种新产品要推向市场，t时刻的销量为x(t)，由于产品性能良好，每个产品都是一个宣传品，因此，t时刻产品销量的增长率与x(t)成正比，同时，考虑到产品销量存在一定的市场容量N，统计表明与尚未购买该产品的潜在顾客的数量N-x(t)也成正比,于是有
符合逻辑斯谛(Logistic)方程的模型，通解
当x(t*)
研究与调查表明:许多产品的销售曲线与Logistic曲线十分接近，许多分析家认为，在新产品推出的初期，应采用小批量生产并加强广告宣传，而在产品用户达到20%到80%期间，产品应大批量生产，在产品用户超过80%时，应转产。
二、国民收入与国民债务问题的模型
某地区在一个已知的时期内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为，国民债务的增长率为国民收入的若t=0时，国民收入为5(亿元)，国民债务为0.1(亿元)，试求国民收入及国民债务与时间t的函数关系
设国民收入函数为y(t),由条件知
所以得国民收入函数因为t=0时，y=5 得 c=5
故国民收入函数
设国民债务函数D(t)，由已知
解此微分方程得
由t=0时，D=0.1得c=0.1
故国民债务函数为
三、价格调整问题
某商品在时刻t的售价为P，社会对该商品的需求量和供给量分别是P的函数Q(P），S(P），则在时刻t的价格P(t)对于时间t的变化率可以认为与该商品在同一时刻的超额需求量Q(P)―S(P)成正比，即有微分方程
在Q(P)和S(P)确定情况下，可以解出价格P(t)与时间t的函数关系，这就是商品的价格调整模型
某种商品的价格变化主要服从市场供求关系,一般情况下，商品供给量S是价格P的单调递增函数，商品需求量Q是价格P的单调递减函数,为简单起见,该商品的供给函数与需求函数分别为
s(p)=a + bp, Q(p)=α―βp(1)
其中a，b，α，β均为常数，且b>0,β>0.
当供给量与需求量相等时，由式(1)可得供求平衡时的价格
并称Pe为均衡价格。
一般情况下，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即S
其中k
将(1)代入方程，可得 (2)
其中常数λ=(b+β)k>0,方程(2)的通解为
假设初始价格P(0)=P0，代入上式，得C=p0―Pe，于是上述价格的调整模型的解为
由于λ>0知，t+∞时，p(t)Pe。说明随着时间不断推延，实际价格p(t)将逐渐趋近均衡价格Pe
四、人才分配问题
每年大学生都要有一定比例的人员分配教育部们充实教育队伍，其余人员将分配到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从事经济和管理工作。设t年教师人数为x1(t），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人数为x2(t)，又设1个教员每年平均培养α个毕业生，每年从教育、科技和经济管理岗位上退休、死亡或调出人员的比率为δ(0
（1）
（2）
方程(1)的通解为
若设x1(0)=x01，则于是，得到方程(1)的一个特解
将上式代入方程(2），得
方程(2)的通解为
若设x2(0)=x，则，从而得到上述方程的特解
[关键词]环境资源问题；经济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D922.6[文献标识码]A
说起环境经济学，大众认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导致环境污染问题的罪魁祸首。随着环境经济学的学科的迅速发展，有关环境经济学的很多著作也大量出现，环境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来阐述环境经济学。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没有明确的定义的环境经济学，而是通过介绍环境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来解释环境经济学。基于此，本文重点探讨环境资源问题的经济学发展要素。
1环境资源问题的经济学发展背景
1.1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生态压力的呈现
建设美丽中国，体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顺应了人民群众盼环保、要生态的社会发展趋势。中国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少，相对稀缺。自然资源质量参差不齐，地理条件复杂，开采成本高。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了自然资源开发强度大、自然资源利用率不高、生态环境破坏比较严重、自然资源后续储备严重不足等问题。随着我们国家工业化发展水平的不断加快，对于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日渐严重，不断有新发现的污染问题日益凸显，重特大环境事件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例如，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居世界第一位，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世界人均值。
当代中国正面临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社会稳定问题等多重社会矛盾交织，主要是工业污染物排放量高于环境自净能力（例如雾霾），农业水质土质污染加重（例如农产品有害物残存量超标），水土流失与荒漠化等问题日渐显现。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影响百姓民生、关乎社会稳定、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
1.2绿色发展理念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的生态要求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的特点是“三期叠加”。在经济增速换档期，中国需要更多的资源和能源，原有的低效粗放式的生产不可持续了，绿色发展成为唯一选择；在转型阵痛期，中国需要克服由于生态破坏所导致的社会不稳定、群众对政府的不满，公众不仅要有发展，还渴望蓝天白云；在改革改建期，中国进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产业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成为绿色发展的核心内容。“三期叠加”之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从生态上取得突破。
当前，我国绿色发展的社会氛围正逐步形成。我国也有很多志愿者加入到环保事业中去，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环保网络体系网，不断为环保事业做出贡献；公众已经开始自救，环境污染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公众也是导致生态危机的重要源头，过绿色生活，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落实绿色理念，才能形成生态治理共治的局面；对于企业来说，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绿色发展既是对企业的要求，也是企业发展的全新机遇。
2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中推进资源环境保护的措施
2.1提升环境治理意识
要充分认识到环境治理对经济新常态发展的积极作用，提升环境治理的意识，明确环境治理的关键所在。要积极地加强对环境的治理和保护，保证自然资源和环境旅游资源的安全，从而保证我国产业发展的平衡和稳定。经济新常态需要环境的支持，环境的安全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我们要加强环境治理的意识，尤其是要加强企业负责人的环境保护治理意识，让他们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在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中时刻牢记环境保护问题，对已经出现的环境问题加强治理和管理，减少环境对企业发展的制约，同时提升对环境的保护和利用的思想，维持新常态下经济的稳定发展。
2.2构建环境保护税制体系
（1）推进环境保护费改税制，建立完善而且权威的环境保护税制体系。在构建环境保护税制体系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完善环境保护税收制度，通过学习和借鉴国外优秀和先进的环境保护税制度，形成一套能够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保护税制体系。可以适当地增加专门性环境保护税，并且要将大气污染，水污染，碳排放，噪音污染以及垃圾污染等纳入征税的范围，并且制定科学合理的税收原则。（2）优化环境保护相关税制，完善融入型环境保护税制体系。优化环境保护相关税制可以从加大税制转型改革力度、强化环境保护激励政策以及增加车船税环境保护功能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发挥税收体制对于环境保护的作用。国家要出台政策来提倡企业进行环保事业的开发，鼓励企业购置治污设备，督促企业将之源进行有效利用，适当降低环保企业的税收标准，对于再生能源产业，可以考虑减免税收；而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则要制定相应的高标准环境保护税收制度，以此来形成一个完善的融入型环境保护税制体系。
2.3发展绿色循环经济
发展绿色循环经济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所以首先要制定绿色循环经济的发展战略，部署进行全局性的工作，并制定绿色循环经济的实现步骤，这样我国的绿色循环经济才能有计划地推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具体实施方面，可以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的采购能力，在政府采购中可优先采购绿色产品，对于选择采购绿色产品的企业可给予一定的补贴奖励，而不断增长的绿色的产品需求又能促进更多企业研发绿色产品，形成良性循环，减少了社会生产对环境的污染，促进了绿色经济的发展。完善有关绿色发展的法律政策。我国目前在环保节能方面的法律仍存在空白之处，应在梳理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填补空白，制定新的促进绿色发展的法律法规。此外，针对存在冲突与矛盾的法律法规，及时进行删改，提升法律的适用性，使之能够得到真正落实。另外，我国需要完善监督问责机制，加大对环境污染等问题的问责力度，督促地方政府和企业关注环保问题，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4建设发展生态产业
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生态发展产业链，积极推进对环境有利的产业，坚持绿色发展之路，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经济；不断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绿色生活和消费方式，积极鼓励并倡导绿色节约、低碳文明的生存模式，在生活细节中处融入绿色理念；培养整个社会的绿色生态发展观念，建立生态道德，使得社会生态文明成为主流价值观。
2.5推进传统产业生态化
想要真正实现节能环保就要不断運通新技术、新方法改变对传统产业的管理方式，尊重自然发展规律，维护生态系统正常运转，开展大量的生态保护和环境修复建设，实现技术升级，不断把节能与减排要点相互融合，实现工程整治与绿化工作操作模式；不断构建并完成产业链条清晰、多种方式共同参与的完整生态文明发展体制，促进快速形成可以与生态文明发展相求相一致的管理体制和格局，在改革上取得新突破。
2.6制定循环型公共机构评价标准
不断制定并完善符合大众要求的公共机构评价体系，不断引导和帮助广大群众实现节水、节能的发展建设。尤其是在大型市政公益性建筑内部，应该完全遵按照绿色标准建设体系，不断推广和普遍运用新技术、新材料。另外，还要不断优化城市交通建设系统，实现不同交通体系之间达到无缝链接的目的，鼓励广大公民实现绿色出行；不断回收和利用建筑垃圾，使其用在可以加工并重复利用的工程之中，政府相关部门应该鼓励并引导施工单位投入使用一定比例的建筑垃圾再生产品。对于产业园区和企业提供废弃物管理、回收、再生加工和循环利用的整体解决方案，与居民社区和医院、学校等公共机构开展生活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合作，保证垃圾得到有效的回收利用。
3结语
伴随着环境经济学这一学科的越来越多的人去专研，使得该学科越来越被我们需要。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要通过有效的措施加强对环境的治理和对环境的保护，提升环境对经济的承载能力，通过加强环境的治理促进经济的发展，稳定经济的运行速度，优化经济的发展结构，使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焕发活力。
作者：张林娟
[参考文献]
[1] 王金南.环境经济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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