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商业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5）12-0057-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5.12.13
一、前言
2008年，美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对于这场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很多学者、专家一开始几乎都认为是房地产泡沫破灭，美国低利率政策引发的次贷危机以及财务杠杆过高等方面诱发所致。但随着时间的深入，经济学家发现不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的内部控制才是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入原因[1]。在这种背景下，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三者的关系成为了当今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热点。
目前我国四大国有行及大型股份制银行均已股权分置改革完毕，而许多中小型银行正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并准备上市。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国内外金融市场上每一次波动都有可能对商业银行造成冲击。因而建立健全的银行公司治理，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以及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并将三者联系起来，对商业银行自身发展和核心竞争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我国未来银行业发展的关键。
我国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时间普遍不长，尽管在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方面有许多改善，但仍然暴露出不少问题。本文通过分析相关理论，结合我国目前15家上市商业银行的相关数据，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做一个实证研究，力图分析出三者的关系并找出我国商业银行现阶段亟待完善的问题。
二、理论及文献综述
关于公司治理的相关解释可以追溯到Berle and Means（1932）提出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而形成的委托权责分离这一理论[2]。直到20世纪80年代，公司治理这一理论才出现在一些国外的经济学文献中。如Fama and Jensen（1983）指出公司治理实质上研究的是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情况下的人问题。其核心问题是要降低成本[3]。Cochran and Wartick（1988）提出，公司治理要解决的是企业高管、股东、董事会和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产生的问题[4]。通过国外相关理论的汇总，最终得出公司治理的含义为利用一定制度和机制，协调公司运营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促使公司管理层做出正确的决策，保证公司战略发展目标，达到公司整体利用价值最大化的一种管理方式。
内部控制的理论是由美国审计学家蒙哥马利提出的内部牵制演变而来。1949年美国注册会计协会针对1938年美国麦克森-罗宾斯公司造假案这一案例，首次提出了内部控制的概念：内部控制包括组织机构的设计和企业采取的所有相互协调的方法和措施。1992年，美国COSO全国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COSO）了著名的COSO报告，指出内部控制包括五个要素：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活动。内部控制的最终目的是控制企业的全面风险[5]。
风险管理是由梅尔等提出来的，他们认为风险管理是一门新兴的管理科学，是企业经营管理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目的就是减少纯粹风险对企业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采取的策略就是风险回避和风险转移。随后，Close（1974）将风险管理和现代管理学中复杂组织系统模型相结合，为风险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更为主流的理论来源。企业风险管理是对企业内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进行识别、衡量、分析、评价，并适时进行防控。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粗略的看出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管理学的原理来看，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目的相同，都是以达到控制风险为目的，对于商业银行而言这点尤为突出。其中，公司治理通过强化公司内部组织及有效的运作，进而实现事前事中的监督，降低企业风险发生的可能性[6]；内部控制则要通过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反应以及控制活动等程序，以保证企业战略目标和经营目标的实现。两者通过相互配合，相互协调，降低企业风险。由于商业银行具有典型的高风险、高财务杠杆、高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存在，因此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和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能否相互协调尤为重要。
公司运作中风险管理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公司治理问题中关键要素。2008年金融大危机背景下，风险管理更受到了足够的关注。公司治理这一制度直接决定着企业目标、决策人及风险和收益的分配；而风险则直接影响目标的实现，因而决策人对风险的控制和管理直接决定着目标是否能够实现以及实现程度。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公司治理的实质是确保效益降低风险，因而，全面风险管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7]。在商业银行中，最早关于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的理论来源于Merton（1977）提出的“道德风险论”，即在存款保险制度下，银行股东、高级管理处作为贷款的主要决策者，往往会因为追寻更高的利益引发风险[8]。随后，国内外学者对这一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得出结论：风险管理要取得实效，必须从最基础的战略、体制等方面入手，而战略、体制又归结于银行公司治理的有效性[9]。
企业在进行内部控制时，首先会设定目标，识别影响目标实现的各种潜在风险，然后测试企业内部各项制度和流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最后转嫁或规避风险。从COSO颁布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和《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中就可以看出，COSO委员会认为企业风险管理包含着内部控制，并认为风险管理是将风险作为一个特定的要素在进行管理，侧重点在控制风险的目的；内部控制的侧重点在于控制风险的方式和手段，也就说明企业实施内部控制其实是为了控制风险[10]。商业银行作为一种特殊性的企业，本身就是在经营风险，并且深受周围经济环境的影响，单纯的银行内部控制很难达到支持风险管理的要求，必然要求银行管理层从战略高度调动银行资源，研究风险特性，度量风险危害程度，采用管理手段，也就是说要通过银行公司治理来化解风险。同时，商业银行在每一次风险管理的实践中都在不断增进抗风险能力，不断地完善银行的内部控制体系，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支撑着商业银行稳健发展。
与国外先进的商业银行相比，我国大部分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因此，对我国商业银行而言，结合自身经营特点，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快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的建设是当前最为重要的任务，不仅有利于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而且还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增强自身在国内外市场上竞争力。
三、样本和模型设定
从理论概述中，可以看出银行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实质上是以风险管理为主要目标，而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又深受公司治理的影响。但理论大部分都来源于国外相关文献，由于我国是处于经济转型中的新兴国家，在银行体制和金融市场等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差异，国外的相关文献对我国实际作用有限。在国内相关文献中，大部分学者将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对于银行公司治理等方面的研究基本都以国外理论延伸为主，运用我国上市银行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很少[11-12]。本文应用我国15家上市银行的相关数据，对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目的主要为：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的影响。
（一）数据与变量选取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锐思数据库、软件、证券之星网站以及各银行的年度报告。选取了中国目前上市的15家上市银行的2010―2014年的相关数据（由于农行和光大银行上市晚，上市前数据不全，因此本文的数据从2010年开始）。
在公司治理的变量选取上，根据前面分析的公司治理组成部分以及相关文献概述，经过筛选，最终决定了商业银行董事人数、独立董事比例、监事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数、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作为研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指标。
在内部控制的变量选取上，目前大部分学者都是参考车迎新在《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办法实施指南》中所列的方法，即银监会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执行情况的标准[13]，评价方法见表1：
从表2中我国15家上市银行近5年的数据统计来看，在15家上市商业银行的统计样本来看，商业银行平均内部控制得分为228.88分（满分为245分），得分最高的商业银行达到了237.26分，最低的仅210分。在分指标统计中，我国15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都达到了银监会规定的最低值。但有些商业银行十大客户授信比超过了30%，存贷比也在75%以上，收入成本比几乎全在35%以上，说明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还是存在些问题。在公司治理方面，我国15家上市商业银行董事会平均人数为15人，最多的为20人，最少的仅9人，这一结果也表明董事会规模越大，决策过程越长，可能会对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不利。独立董事比例平均值为37.68%，最高为44.44%，最低为30%，甚至有些商业银行的独立董事比例还没有达到公司法规定的1/3，也许是因为我国商业银行转型刚刚起步，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还没成型。监事会人数平均值为8人，最低6人，最多的商业银行有12人，说明我国商业银行还存在治理不完善。在股权结构方面，第一大股东控股数平均值为32.63%，持股最高的达到了67.72%，第一大股东持股最少的仅为12.68%，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平均持股为30%，最高为62.84%，最低仅为1.37%，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存在一股独大的情况，但究竟股权集中还是股权分散对决策影响更大，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另外，四大国有银行由于被汇金公司和财政部控制了大部分股份，因此股权集中度要远高于非国有银行。
本文选取ROE的标准差（SDROE）以及不良贷款率、Z-score（ADZ）作为检测风险的3个变量。ROE标准差越高，说明银行利润的波动性越大，也就是银行面临财务风险的可能性越大；不良贷款率越高，说明银行的信用风险程度高。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都没有超过银监会规定的3%的最高值，我国15家上市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为0.9%；银行Z-score值表示银行破产的潜在可能性，一个较高的Z-score值表明银行破产的可能性小。15家商业银行中Z-score得分最高的有104.72分，最少的100分。
（二）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是研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对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影响，故内部控制和检测风险的指标则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公司治理涉及的变量作为本文的解释变量。此外，本文在前面也阐述了施行内部控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风险，因此本文随后以内部控制作为解释变量，来分析其和银行风险的关系。为了检测四大行与非四大行的区别，增设是否为四大行的哑变量（以1代表四大行，0代表四大行），同时增加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和资本充足率作为控制变量。模型最终设定如下：
模型1：
Y=？琢+？茁1X1+？茁2X2+？茁3X3+？茁4X4+？茁5X5+？茁6INta+？茁7CAR
+？茁8Dummy+？着
模型2：
Z=？琢+？茁1X1+？茁2X2+？茁3X3+？茁4X4+？茁5X5+？茁6INta+？茁7CAR
+？茁8Dummy+？着
模型3：
Z=？琢+？茁1Y1+？茁2INta+？茁3CAR+？茁4Dummy+？着
其中，Y代表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Z代表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X1、X2、X3、X4、X5分别代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标的商业银行董事人数，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人数、第一大股东持股数、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INta表示资产的自然对数，Dummy为一个是否国有四大行的哑变量。？着表示随机误差，？琢表示其他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本文所有的实证统计结果都是通过stata计量统计软件完成。
四、实证分析
（一）公司治理对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影响
根据前述模型，本文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见表3）。其中，第2列为我国商业银行公司规模与内部控制的回归结果；第3至第5列为公司治理对风险管理的影响，不良贷款率、ADZ、SDROE分别代表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破产风险和财务风险。
从表3第2列报告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董事会人数与内部控制呈强烈的正相关关系，这表示：商业银行的董事会人数越多，内部控制越有效；董事会人数越少，公司治理趋于无效。这是因为商业银行董事会人数越多，在决策中的可选方案则更多，最终在充分掌握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决策。此外，监事会人数也与内部控制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监事会人数越多，银行的内部控制越有效。这是因为监事会本身职责就是对商业银行内部管理的监督，而监事会人数越多能更有效的监督银行管理层如何做出决策以及如何执行决策。另外，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和与内部控制也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数越多，公司的内部控制会越好。这是因为，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越多，第一大股东持股数就越少，第一大股东持股越多，侵占企业经营成果的可能性越大，而且会为自己争取最有利的决策，而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越多就说明在一定程度上能平衡第一大股东，使最大股东的决策不会偏离太远。在控制变量中，资本充足率与公司治理也表现为正相关关系，因为资本充足率是保证银行正常运营和发展所必须的资本。因此，银行资本充足率越高，内部控制就越强。在其他变量中，独立董事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数与内部控制相关性并不显著，说明独立董事比例高低并不影响银行的内部控制。我国15家上市银行的最大股东一般是国有法人或者国家控股的企业，无论持股多少，总是会保障银行的内部控制向着更好的方面发展。是否四大行这一哑变量与内部控制也不显著，说明银行是否是属于四大行对内部控制好坏没有直接影响。
表3的第3至第5列分别表示银行的公司治理分别对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破产风险和财务风险的影响。从第3列报告的结果可以看出，董事会人数与不良贷款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董事会人数越多，银行不良贷款率越少，这是因为董事会的存在主要目的就是控制银行的风险，董事会人数越多，对贷款风险研究的程度就更深，可以有效的减少不良贷款。此外，独立董事比例越高，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则越低。最大股东持股比与不良贷款率呈强烈正相关性，说明股权越集中，不良贷款率越高。在控制变量中，较高的资本充足率也可以有效的降低不良贷款率。第4列的公司治理与z-score值的相关性来看，可以看到董事会、监事会人数越多，银行破产的可能性越低，具体原因上文已经有所分析，此处不再详述。此外，充足的资本也可以避免银行破产。在第5列的实证结果中，可以看出较高的独立董事比例和较多的监事会成员也可以有效的避免财务风险的发生。同样在第5列还可以看出，代表四大行的哑变量与财务风险呈负相关性，说明四大行遭遇财务危机的可能性要小于非四大行，这大概是因为四大行效益稳定，客户雄厚以及有良好的财务制度。
通过上述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如果拥有充足的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相对较高的独立董事比例、适当的股权集中度都可以帮助银行实现健全内部控制机制与防范风险。这也说明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保障。
（二）内部控制对风险管理的影响
在前面理论部分曾提到，企业实行内部控制的目的为防范并避免风险。因此，在这一部分同样利用相关数据，对我国15家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进行实证分析，其目的是检验出我国商业银行良好的内部控制是否可以有效防范风险。本部分增加银行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实证结果见表4：
从上面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内部控制与不良贷款率、ROE的标准差都呈强烈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商业银行一个好的内部控制可以有效的帮助商业银行降低信用风险、财务风险，帮助商业银行建设一个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这是因为内部控制本身就以防范风险、审慎经营为出发点并且渗透到商业银行各项业务过程和环节。因此，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应当尽快加强内部控制的建设，一来可以防范风险，二来又有利于自身发展，提升竞争力。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三者的联系，并利用我国15家上市银行的相关数据对三者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一个良好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可以有效规范内部控制和防范风险，而完善的内部控制又是以建立风险管理体系为目标。另外，由于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目前上市的15家上市商业银行，这些银行无论在公司治理的先进性方面还是内部控制完善方面以及风险管理上都要遥遥领先非上市银行。因此，非上市银行应当借鉴目前上市的大中银行，积极引入投资者，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一套完整的内部治理制度尽快股改上市。上市银行也还需完善自己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以及风险管理，力争在未来复杂多变的金融环境中立于不败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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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银行治理；风险信息披露；欧洲银行
一、风险信息披露的理论背景
金融风险信息的披露是提高市场效率的一个重要机制，另外巴Ⅱ中也强调了信息披露对市场约束的重要性。许多文献显示披露更多综合风险信息的银行具有更高的资本缓冲和更低的违约风险。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银行的风险披露被强调作为一种避免银行危机的有效工具。早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风险报告质量中银行的规模、杠杆率、基本风险、盈利能力以及资本充足率等因素的效应，并没有研究银行治理、管理、监督对风险报告质量的直接和联合影响的文献。然而理论、管理者壁垒、合法性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都说明了银行部门强大的管理和严格的监督以及银行治理水平都可以影响管理者披露风险信息的决定，
因此，本文应用这些理论进行了理论推导。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给出了银行的利益相关者、管理者、监督者、和其他相关的政策制定者推进市场效率和市场约束的方法，即应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治理机制加强银行的风险信息披露。
二、银行治理、管理、监督和风险信息披露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通过一连串理论来解释银行业中银行治理、监管、监督如何影响风险信息披露质量。在下文中，我们将从组织社会理论（即合法性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角度来解释银行业中风险信息披露问题。
1.银行准入限制
实行严格要求才能获得银行牌照，可能会阻止新的国内和外资银行进入国内银行业从而缓解当前和预期的银行业竞争（巴特等，2001）。因此，竞争越小，银行利用外部金融的成本更低。从而促使银行管理者加强风险信息披露的质量的激励减少。此外，在银行业运用组织社会理论，我们发现竞争强度的降低可能会进一步削弱银行管理层采用风险披露来支持本银行声誉的激励。
2.外部董事占比与第一大股东持有股比例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外部董事有专业知识，声望和使能够使他们公司与外部环境联系起来。此外，理论也认为外部董事在监督管理层行为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有更高比例的外部董事有可能产生有效监管以及增加企业的信息透明度。
公司披露的市场估值和业绩与股东获得财富相关联，大股东有较强的激励监督管理机构和管理层的效率。在银行业中，在第一大股东持强投票权是很容易影响银行经理所采取的战略决策和投资项目。因此，如果现任银行经理并没有切实履行职责，那么第一大股东可能会激活他现有影响力的投票权，并改变低效率的银行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较强投票权的第一大股东代表有效监控外从而迫使银行管理层提供更高质量的风险披露。
3.高管持股和政府持股占比
鉴于银行业内部和外部复杂度和高的信息不对称性，管理防御理论在解释银行高管风险披露决策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管理防御理论认为管理者可以有效地利用外部监控，集中股权可能对公司长期市值适得其反。因此，管理者更有可能通过减少披露最大化私人利益。审计委员会对提高财务报告质量、打击财务报造假、加强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方面相当重要。此外，主动审计委员会能够更有效地履行其治理和监督责任。另外，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006年）强调了审计委员会在银行的有关的信息披露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组织社会理论，银行监管，最大股东和政府的大股东都可能被看作是银行管理者信息披露决定的外部监管者。 因此，他们是最有可能在加强银行风险披露质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银行监管者作为外部监管者和有影响力的利益相关方能够更好地减轻银行高管减少风险披露水平的激励。
三、结论
研究表明拥有较高比例外部董事、较低的高管持股、集中的外部非国有股，以及活跃的审计委员会和符合规章制度促进银行竞争的操作（也就是说放松银行准入标准）的银行可以提供更高的操作风险披露质量的证据。同时发现银行监督者提高ORD质量的程度是与高管持股的交叉作用成正相关的，与银行外部非政府持股的集中度成负相关的，研究结果建议可以通过加强银行监管者的独立性和政府权力（比如说成立独立的专业的国家委员会或者任务小组来对支柱三的披露进行监督以及提供建议 ），或者通过雇佣外部董事以及提高审计委员会的活跃程度来提高ORD的质量，建议银行监管者应该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提高高管持股比例以及分散外部非政府投票权方面。同时结果支持银行和监管机构进行合作，从而进行更有效率的监管，也支持降低银行准入要求，以提供一个更加公平和透明的竞争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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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在进入崭新的竞争时期后，声誉风险引发了多种严重后果，如银行经营管理遭受重创，经营业绩下滑等，甚至导致社会公众对国家、银行信任度下降，造成社会治安混乱，影响到银行业的发展。良好的声誉是一家银行的生存之本，成为我国商业银行不断提高竞争力、保持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必需，能够极大地增强市场信心，赢得信任和支持，从而影响商业银行的营运能力，使上市银行的市值以及商业银行的竞争力提高，对增进竞争优势，加大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和实现长期战略目标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声誉风险管理已经成为商业银行必须重视的话题。加强声誉风险管理是当前商业银行的急切需求，是银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国内外监督管理的趋势，是商业银行经营和发展的重要支柱。
1 我国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现状
1.1 带来直接经济损失
目前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部门往往设在办公室或企化部，仅作为一项事务性工作而存在，声誉风险管理机制未得到有效管理。声誉风险可能给银行带来直接损失，如客户诉讼类事件，若银行败诉或接受调解，则将直接承担经济后果。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部门虽然重视声誉风险管理，但职能所限，无法从根本上化解相关声誉风险，解决源头问题。
1.2 客户流失或客户忠诚度降低
由于商业银行对声誉风险事件不甚重视，声誉风险知识匮乏。商业银行高管人员没有充分认识到声誉风险管理在整个风险管理中的位置，没有认识到声誉风险管理的重要性。虽然商业银行建立了相应的声誉风险管理制度，但声誉风险相关知识和风险理念仍然没有到员工的思想中存在。同时，个别商业银行服务意识较差，对声誉风险事件处理不及时。相对于损失而言，员工声誉意识对品牌声誉的侵害也许会导致更长远的影响，好的品牌声誉将带来潜在客户和提高客户的忠诚度。反之，声誉事件的发生将影响银行的“口碑”，降低银行的品牌价值，丧失对潜在客户的吸引力，甚至导致客户流失或客户忠诚度降低。
1.3 造成银行股价下跌
声誉风险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包括声誉风险发生后的处置，还包括：声誉的建立、维持、监管等。商业银行部门没有建立完善的监管，以及监管机构和当地政府间的交流不频繁，在合规经营、接受监管方面不积极主动的态度，不及时共享信息和交流经验，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的职能被分解到多个部门，这些部门往往各自为政、分头管理，缺乏一个部门监管全行声誉风险管理工作、发挥统筹和督导作用，难以形成合力。
1.4 社会公众情绪不良
随着社会媒体的广泛应用，各种针对商业银行的议论和猜测纷纷而来，其中夹杂不少负面舆论，批评银行的信贷政策、服务水平及管理能力等。同时，商业银行不能关怀员工，员工的薪金收入与其贡献差距较大，员工不能同工同酬等，员工的“口碑效应”会使银行的声誉受损。近年来，社会公众对银行高管人员天价薪酬等反映激烈，严重影响银行声誉。然而针对这些负面情况，商业银行不能及时给出准确回应，导致公众产生对银行业整体的不良情绪，容易引发声誉风险。
2 我国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问题成因分析
2.1 声誉风险管理机制未建立完善
我国商行的声誉风险管理机制未建立完善，预防机制和事先应急机制以及声誉风险的相关解决机制缺乏，董事会下设的风险管理委员会，没有明确指定人员负责全行声誉风险管理，也没有在各部门进行相应的声誉风险管理的安排，基本没有将声誉风险管理纳入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即使银行有过声誉管理行为，也比较简略，科学性和规范性仍然很缺乏。
同时，应急预案的原则性强而灵活性不足，特别是没有组织过针对特定情景的演练，缺少后续措施跟进，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声誉风险的多样性、被动性和复杂性，很难预测到可能发生怎样的影响，声誉风险监测和预警系统不完善，声誉风险管理部门职能不完善，人才匮乏，机制建立困难。
2.2 银行从业人员声誉风险意识淡薄
目前银行从业人员缺乏声誉风险知识，商业银行内部自上而下的行业垄断意识较强，服务意识薄弱，对客户的信访、投诉处理效果不佳，处理新闻媒体反映的负面情况不及时，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声誉事件不断发生。虽然各行已开始制定相应的声誉风险管理制度，但员工的思想中仍然没有声誉知识和风险理念，对于声誉风险的认识仍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把声誉风险管理与全面风险管理等割裂开来，仅看到声誉风险的一面性，尚未提升到系统地建立规范的声誉危机管理体系、积极预防出现的声誉危机的高度。
2.3 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缺乏监管手段
因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不善而引发的事件，监管部门不能直接行使监管手段。监管部门只能在事件已发生或情况已恶化，可能导致系统性问题发生时，才能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在此之前，不能依法要求其采取相应的措施，只能采取舆情提示、风险提示等方式与商业银行进行协调。由于个别商业银行自身声誉风险管理不善，而导致整个银行业负面情况占用了大量的监管资源，声誉风险管理缺乏长远规划。声誉风险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声誉风险发生后的处置，声誉的建立、维持等。目前，很多商业银行的声誉管理没有长期的声誉管理战略规划，声誉管理往往缺乏前瞻性、持久性。没有长期声誉管理体系的规划，就无法谈及全面的声誉管理。
2.4 社会舆论媒体对银行声誉风险的影响
首先，员工对于银行来说很重要的就是自媒体的使用管理，自媒体的滥用很有可能会伤害银行声誉，银行要注意对企业员工自媒体使用的管理。建议员工区分私人账号和工作账号，对带有本行标签的微博、博客等其他自媒体要进行备案和管理；明令禁止员工发表本行商业机密、顾客信息，或不当的言论在工作账号上。
其次，网络议论反映着银行服务的不足，是客户意见的表达平台。监控网络从不主动与主流媒体沟通，造成很多负面新闻无法快速获悉。在客户投诉管理方面较为随意。大多树客户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得到满意的投诉处理，只好选择在自媒体平台抱怨，进而形成网络议论。因此，如果客户的意见在现实投诉渠道中得到满意的解决，将减少网络议论压力。
最后，近年来银行业的外部经营环境恶化，社会舆论给银行贴上了很多垄断、暴利、乱收费、嫌贫爱富、缺乏社会责任等的标签，对这些标签无休止的爆炒已经给银行业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银行得不到社会公众的认可，自身形象大打折扣，严重影响引发公众的信任危机，给银行的经营基础带来致命的打击，累积着潜在风险。
3 加强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的措施
3.1 完善声誉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把声誉风险管理上升到一个战略高度，完善健全声誉管理机构，建立小组专门负责全行的声誉风险管理，增强声誉风险管理能力。建立与商业银行战略相一致的声誉风险管理制度，积极探索声誉风险的量化和考核体系，利用社会资源对商业银行的声誉进行综合性评价。其次，对商业银行实际存在的声誉风险制定措施，同时建立声誉风险损失补偿机制；对商业银行未知的声誉风险进行准确计量可能造成的损失，并配置相应的资本弥补损失，以保持商业银行的可持续性经营。最后，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度及规则，对员工奖罚分明，奖赏有功的，惩罚无功的。这样，建立和完善声誉风险管理机制，有利于增强自身竞争力，提高自身的可信度和利益持有者的信心，创造有利的资金使用环境，维持客户的信任度和忠诚度，增进和投资者的关系，吸引高质量客户。
3.2 培育声誉风险管理文化
首先，针对声誉风险的认识要从高层做起，高级管理层认识到声誉风险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后，把对声誉风险的认识提高实现商业银行战略目标上来。其次，通过培训等多种方式，普及声誉知识，维护商业银行声誉，强化员工声誉意识，建立员工的声誉风险管理体制，树立良好的企业价值和道德风气，提倡自律、公正、公平、诚信的精神和道德行为准则，减少违规舞弊、虚假宣传和欺骗、误导客户、牟取私利等短期行为，防止员工道德缺失引发的声誉风险。最后，不论普通员工还是高层管理人员都要有远见，提升自身的责任感以及事业心，才能将声誉风险管理扎根到实处，让企业发展的更加长远。
3.3 提高监管声誉风险能力
完善的监管对规范商业银行行为相当重要，并对银行经营理念具有指导作用。首先，加强与监管机构以及当地政府间的交流沟通，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合规经营、接受监管方面，及时共享信息和交流经验，得到政府及监管部门的支持信赖，一起对付商业银行声誉风险。其次，建立高效的投诉管理机制，确保及时准确处理好客户的投诉，同时处理好与内部员工的关系，加强内部团结，提高企业凝聚力，防止声誉风险发生。最后，提高监管部门对声誉风险的监管效率，制定完善的法规、建立金融企业信息系统和社会评价系统，对于营造公平、透明的经营氛围、提高企业声誉风险意识、加强自律、改善公共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
3.4 重视社会媒体舆论监督
商业银行要与媒体时刻保持着良好往来，媒体是商业银行和利益相关群体保持密切联系的纽带，商业银行要做好声誉风险管理，就必须重视媒体的存在性，加强与媒体的联系。首先，建立正常交往的平台，经常性地开展信息交流，通过媒体对信息的传递和报道，有利于加强利益相关群众的信任，因为媒体本身具有客观性、公允性，对于声誉事件的态度具有公信力。
其次，媒体对信息的传播面广、传播速度快，只要出现声誉风险问题，媒体一介入，事件就迅速扩大，情势也直线上升，以至于事件难以控制，因此商业银行要重视网络舆情的监测，及早发现重大舆情动向，对网上非法和过激言论，提前采取措施，第一时间予以剔除，争取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通过采取公开澄清、跟帖引导、主动邀请记者深入报道等方式，引导媒体客观公正地报道事件，及时消除负面舆论影响，避免误导公众。最后，商业银行加强与各类新闻媒体的沟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定期或不定期的宣传商业银行的价值理念。正面宣传商业银行产品、品牌及各类活动，树立良好的品牌和形象，提高商业银行的知名度、美誉度，从而提高商业银行在客户中的认可度，提升竞争力。
【关键词】风险管理 商业银行
一、国外研究
“风险管理”最早于1930年，由许布纳在美国管理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其核心思想是指企业通过识别、计量和分析风险，并且能够用最经济科学的方法来控制和处置风险。随后，风险管理被用到不同领域，而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随着商业银行经营的发展，风险管理研究的重点也在不断发展。从亚当・斯密资产管理理论、20世纪60年代负债管理理论、70年代资产负债管理、80年代资产负债表外风险管理理论及金融工程学的产生到巴塞尔体系的形成、COSO委员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的，可以说，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理论经过2个多世纪的发展终于有了较为完整的体系。概括起来，大致经过了资产管理、负债管理、资产负债综合管理、全面风险管理4个阶段。
（一）资产管理理论阶段
资产管理理论是最传统的商业银行管理理论。早期商业银行家认为银行的负债主要取决于客户的存款，银行对此没有决定权，是被动的。而商业银行可以主动安排自己的资金运用，合理安排资产结构，通过资产业务获得尽量高的利润，并保证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性。银行管理关键在资产管理，在既定负债所决定的资产规模前提下，实现资产结构的最优化。随着经济发展，经历了商业贷款理论、可转换理论、预期收入理论三个阶段。
商业贷款理论认为，银行的资金来源于客户的存款，而这些存款是要经常提取的。如果存款人在需要资金时无法从银行提出所需的自己的存款，那么就会造成挤兑，银行倒闭。因此，为了应付存款人难以预料的存款，银行只能将资金短期使用，而不能发放长期贷款或者进行长期投资。银行一般采用票据贴现的方式，或者票据抵押贷款，因为票据本身是购买商品和流通商品的证据，具有自偿性。
可转换理论于20世纪初提出，认为为了应付提存所需保持的流动性，商业银行可以将其资金的一部分投资于具备转让条件的证券上。由于这些盈利资产能够随时出售，转换为现金，所以贷款不一定非要局限于短期和自偿性投放范围。显然，这种理论是以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为背景的。可转换理论的产生，使商业银行资产的范围扩大，业务经营更加灵活多样。但在人们竞相抛售证券的时候，银行也很难不受损失地将所持证券顺利转让以达到保持流动性的预期目的。
预期收入理论指称现代银行承做多种放款，且借款人以分期付款方式偿还贷款也相当普遍，故银行以借款人未来收入为基础而估算其还债计划，并据以安排其放款的期限结构，便能维持银行的流动性。
（二）负债管理理论阶段
负债管理理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盛行于60年代。该理论是以负债为经营重点，即以借入资金的方式来保证流动性，以积极创造负债的方式来调整负债结构，从而增加资产和收益。这一理论认为：银行保持流动性不需要完全靠建立多层次的流动性储备资产，一旦有资金需求就可以向外借款，只要能借款，就可通过增加贷款获利。概括起来，负债管理理论主要包括存款理论、购买理论、销售理论三个阶段。
存款理论曾经是商业银行负债的主要正统理论。其基本观点是：存款是商业银行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是其资产业务的基础；银行在吸收存款过程中是被动的，为保证银行经营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银行的资金运用必须以其吸收存款沉淀的余额为限；存款应当支付利息，作为对存款者放弃流动性的报酬，付出的利息构成银行的成本。
这一理论的主要特征是它的稳健性和保守性，强调应按照存款的流动性来组织贷款，将安全性原则摆在首位，反对盲目存款和贷款，反对冒险谋取利润。存款理论的缺陷在于它没有认识到银行在扩大存款或其他负债方面的能动性，也没有认识到负债结构、资产结构以及资产负债综合关系的改善对于保证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提高银行盈利性等方面的作用。
购买理论是继存款理论之后出现的另一种负债理论，它对存款理论作了很大的否定。其基本观点是：商业银行对存款不是消极被动，而是可以主动出击，购买外界资金，除一般公众外，同业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市场及财政机构等，都可以视为购买对象；商业银行购买资金的基本目的是为了增强其流动性；商业银行吸收资金的适宜时机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此时，实际利率较低甚至为负数，或实物投资不景气而金融资产投资较为繁荣，通过刺激信贷规模以弥补利差下降的银行利润。
购买理论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滞涨年代，它对于促进商业银行更加主动地吸收资金，刺激信用扩张和经济增长，以及增强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其缺陷在于助长了商业银行片面扩大负债，加重了债务危机，导致了银行业的恶性竞争，加重经济通货膨胀的负担。
销售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种银行负债管理理论。其基本观点是：银行是金融产品的制造企业，银行负债管理的中心任务就是迎合顾客的需要，努力推销金融产品，扩大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和收益水平。该理论是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的产物，它给银行负债管理注入现代企业的营销观念，即围绕客户的需要来设计资产类或负债类产品及金融服务，并通过不断改善金融产品的销售方式来完善服务。它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业和非金融业相互竞争和渗透的情况，标志着金融机构正朝着多元化和综合化发展。
负债管理理论主张以负债的方法来保证银行流动性的需要，使银行的流动性与盈利性的矛盾得到协调。同时，使传统的流动性为先的经营管理理念转为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并重；使银行在管理手段上有了质的变化，将管理的视角由单纯资产管理扩展到负债管理，使银行能够根据资产的需要来调整负债的规模和结构，增强了银行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提高了银行资产盈利水平。但同时也应看到负债管理依赖货币市场借入资金来维持主动性，必然会受货币市场资金供求状况的影响，外部不可测因素的制约增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借入资金要付出较高的利息，增加了银行的经营成本。因此，负债管理不利于银行的稳健经营。一是提高了银行的融资成本，因为借款成本通常要比存款利率高。二是增加了经营风险，当银行不能从市场借到相应的资金时，就可能陷入困难，而市场是变幻难测的。三是不利于银行稳健经营，短期资金来源比重增大，借短放长的问题日趋严重，银行不注意补充自有资本，风险增加了。
（三）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阶段
1977年，美国经济学家贝克提出了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该理论基本思路是从资产和负债两方面满足流动性需求，做法是将未来的流动性需求划分为预期的流动性需求和未预期的流动性需求两部分。对预期的流动性需求，一部分以资产方式储存（主要是持有可转换证券或在其他银行存款），一部分由往来银行及其他资金供应商事先以信贷额度给予支持。对于未预料的流动性需求则临时由短期借款满足，对于长期滚动性需求做出预测，通过能滚动变成现金的中、短期贷款和证券满足。即资产负债管理是通过对资产与负债各个项目偿还期限的对称研究，计算各负债项目的成本、创利水平及各资产项目的利润、收益水平。按照利润最大化的要求，对资产与负债数量和期限的对称关系进行替代配置，以调整资产与负债结构，实现信贷资金的优化配置，以达到少投人、多创利的目的。
（四）全面风险管理理论阶段
所谓全面风险管理，是指企业围绕总体经营目标，通过在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和经营过程中执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培育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包括风险管理策略、风险理财措施、风险管理的组织职能体系、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和内部控制系统，从而为实现风险管理的总体目标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和方法。
银行应用全面风险管理于所取得的成果有：将银行业的信用风险的管理与其他金融风险的管理相整合；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与企业经营风险管理相整合。例如，早在1999年，Piraeu银行集团就开发和使用了整体风险管理方案，将资产负债管理与企业经营风险管理整合为一个部门，使用整合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提供融合资产负债管理与企业经营风险管理的报告。该集团又于2001年将资产负债管理和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管理相整合。
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论发展的同时，各个银行机构也在积极寻找技术和方法对风险进行度量和控制，比较著名的主要有：KMV（1993）以期权理论为基础的信用监测模型（Credit Monitor Model）、J.P.Morgan建立以VaR为基础的信用度量制模型（Credit Metries）、麦肯锡公司建立的以宏观模拟为基础的信贷组合观测模型（Credit Protffio View）和瑞士银行建立的以保险精算方法为基础的信用风险附加计量模型（Credit Risk+）等。
二、国内研究
魏灿秋（2004）认为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在资本配置风险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中没有清晰界定呆账准备金、资本充足率和存款保险制度的风险防范功能，为了更加精确地从资本配置角度对商业银行风险进行管理，可以用损失准备金、风险资本、存款保险制度的VaR定量模型来分级防范风险。
吴慧强（2005）在研究商业银行金融风险及其成因和传导机制的基础上，研究了定性主导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模型和定量主导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模型，重点对Z模型和KMV模型的原理进行介绍并采用10家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及股票交易数据对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随后发展了风险管理模型，建立风险溢酬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该模型在我国的应用前景。
刘晓星（2005）介绍了VaR的理论基础和计算方法及其存在的局限性，建立了在静态和动态条件下基于VaR的银行资本优化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VaR和风险资本（CaR）之间的内在联系。结合我国金融发展现状，提出我国现阶段基于RAROC的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和统一于VaR的银行风险资本配置思路，在Merton假设银行资产价值遵循几何布朗运动的分析基础上，引入银行监管机制，分析了银行的监管强度与银行的风险策略选择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以持续期概念为基础，建立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计算VaR的参数和非参数方法。分析了用VaR代替方差或标准差作为风险测量指标的均值―VaR模型的几何求解及其应用中的局限性，建立了在VaR约束下基于银行借贷的投融资决策模型。最后对银行操作风险度量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了基于VaR的银行整体风险管理框架和操作风险管理在我国的应用建议。
许云涛（2007）通过建立OLS回归模型对我国商业银行从事衍生产品业务的风险进行了衡量，发现不同的商业银行，金融衍生工具与其净利润的相关性不同，影响程度也大不相同。
金英（2008）分析了自上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银行界在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新老两个协议推动下对金融风险管理的现状，从银行利率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外部监管、银行风险管理技术、操作风险管理5方面着重指出我国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要以动态和综合的观点来进行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
李红梅（2010）主要针对我国商业银行整体风险管理进行研究，利用基于连接函数的风险管理方法及模糊综合评价的预警方法，对商业银行整体风险管理现状进行系统分析，得出一系列有效地政策建议。
刘亚蕾（2012）通过对信贷风险管理进行分析，包括信息经济学理论、信贷配给理论、博弈论，得出：银行企业间天生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现象，导致银行在受理和管理中小企业信贷业务中，面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两大类问题：受信贷配给的限制，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惜贷；由于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的制约，商业银行和中小企业博弈后形成不完全契约，即：缓解信息不对称下的中小企业信贷风险，关键在于信用风险的评定和对贷款的持续监督、控制。
毕琪惠（2013）通过研究民间借贷的发展情况，分析由民间借贷引发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过程中的风险，在原有的风险管理体系基础上，结合民间借贷的实际情况，研究了民间借贷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影响，并从商业银行的角度出发，有针对性的探究了防控民间借贷所造成的风险的手段及措施。
三、总结
分析国外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每一时代的风险管理理论都与当时代的特点，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吻合。我国理论界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问题也保持着极大的热情和探索精神，但综合起来讲，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理论与国外商业银行相比还是存在很大差距。大多数的理论只是停留在定性分析阶段，对风险的度量和控制不够明晰和精确。在当代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更要以COSO组织提出的全面风险管理理论为根本原则，尽快建立完善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制。更重要的是，我国商业银行不仅要掌握西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根本思想和方法，还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和我国的经济状况需要来建立适合我国商业银行的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这就要求理论界不断地前进和探索，在与西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理论接轨的同时，逐步建立起独特的，适合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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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银行 声誉风险 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5（a）0164-02
近几年，在进入崭新的竞争时期后，声誉风险引发了多种严重后果，如银行经营管理遭受重创，经营业绩下滑等，甚至导致社会公众对国家、银行信任度下降，造成社会治安混乱，影响到银行业的发展。良好的声誉是一家银行的生存之本，成为我国商业银行不断提高竞争力、保持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必需，能够极大地增强市场信心，赢得信任和支持，从而影响商业银行的营运能力，使上市银行的市值以及商业银行的竞争力提高，对增进竞争优势，加大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和实现长期战略目标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声誉风险管理已经成为商业银行必须重视的话题。加强声誉风险管理是当前商业银行的急切需求，是银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国内外监督管理的趋势，是商业银行经营和发展的重要支柱。
1 我国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现状
1.1 带来直接经济损失
目前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部门往往设在办公室或企化部，仅作为一项事务性工作而存在，声誉风险管理机制未得到有效管理。声誉风险可能给银行带来直接损失，如客户诉讼类事件，若银行败诉或接受调解，则将直接承担经济后果。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部门虽然重视声誉风险管理，但职能所限，无法从根本上化解相关声誉风险，解决源头问题。
1.2 客户流失或客户忠诚度降低
由于商业银行对声誉风险事件不甚重视，声誉风险知识匮乏。商业银行高管人员没有充分认识到声誉风险管理在整个风险管理中的位置，没有认识到声誉风险管理的重要性。虽然商业银行建立了相应的声誉风险管理制度，但声誉风险相关知识和风险理念仍然没有到员工的思想中存在。同时，个别商业银行服务意识较差，对声誉风险事件处理不及时。相对于损失而言，员工声誉意识对品牌声誉的侵害也许会导致更长远的影响，好的品牌声誉将带来潜在客户和提高客户的忠诚度。反之，声誉事件的发生将影响银行的“口碑”，降低银行的品牌价值，丧失对潜在客户的吸引力，甚至导致客户流失或客户忠诚度降低。
1.3 造成银行股价下跌
声誉风险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包括声誉风险发生后的处置，还包括：声誉的建立、维持、监管等。商业银行部门没有建立完善的监管，以及监管机构和当地政府间的交流不频繁，在合规经营、接受监管方面不积极主动的态度，不及时共享信息和交流经验，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的职能被分解到多个部门，这些部门往往各自为政、分头管理，缺乏一个部门监管全行声誉风险管理工作、发挥统筹和督导作用，难以形成合力。
1.4 社会公众情绪不良
随着社会媒体的广泛应用，各种针对商业银行的议论和猜测纷纷而来，其中夹杂不少负面舆论，批评银行的信贷政策、服务水平及管理能力等。同时，商业银行不能关怀员工，员工的薪金收入与其贡献差距较大，员工不能同工同酬等，员工的“口碑效应”会使银行的声誉受损。近年来，社会公众对银行高管人员天价薪酬等反映激烈，严重影响银行声誉。然而针对这些负面情况，商业银行不能及时给出准确回应，导致公众产生对银行业整体的不良情绪，容易引发声誉风险。
2 我国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问题成因分析
2.1 声誉风险管理机制未建立完善
我国商行的声誉风险管理机制未建立完善，预防机制和事先应急机制以及声誉风险的相关解决机制缺乏，董事会下设的风险管理委员会，没有明确指定人员负责全行声誉风险管理，也没有在各部门进行相应的声誉风险管理的安排，基本没有将声誉风险管理纳入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即使银行有过声誉管理行为，也比较简略，科学性和规范性仍然很缺乏。
同时，应急预案的原则性强而灵活性不足，特别是没有组织过针对特定情景的演练，缺少后续措施跟进，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声誉风险的多样性、被动性和复杂性，很难预测到可能发生怎样的影响，声誉风险监测和预警系统不完善，声誉风险管理部门职能不完善，人才匮乏，机制建立困难。
2.2 银行从业人员声誉风险意识淡薄
目前银行从业人员缺乏声誉风险知识，商业银行内部自上而下的行业垄断意识较强，服务意识薄弱，对客户的、投诉处理效果不佳，处理新闻媒体反映的负面情况不及时，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声誉事件不断发生。虽然各行已开始制定相应的声誉风险管理制度，但员工的思想中仍然没有声誉知识和风险理念，对于声誉风险的认识仍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把声誉风险管理与全面风险管理等割裂开来，仅看到声誉风险的一面性，尚未提升到系统地建立规范的声誉危机管理体系、积极预防出现的声誉危机的高度。
2.3 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缺乏监管手段
因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不善而引发的事件，监管部门不能直接行使监管手段。监管部门只能在事件已发生或情况已恶化，可能导致系统性问题发生时，才能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在此之前，不能依法要求其采取相应的措施，只能采取舆情提示、风险提示等方式与商业银行进行协调。由于个别商业银行自身声誉风险管理不善，而导致整个银行业负面情况占用了大量的监管资源，声誉风险管理缺乏长远规划。声誉风险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声誉风险发生后的处置，声誉的建立、维持等。目前，很多商业银行的声誉管理没有长期的声誉管理战略规划，声誉管理往往缺乏前瞻性、持久性。没有长期声誉管理体系的规划，就无法谈及全面的声誉管理。
2.4 社会舆论媒体对银行声誉风险的影响
首先，员工对于银行来说很重要的就是自媒体的使用管理，自媒体的滥用很有可能会伤害银行声誉，银行要注意对企业员工自媒体使用的管理。建议员工区分私人账号和工作账号，对带有本行标签的微博、博客等其他自媒体要进行备案和管理；明令禁止员工发表本行商业机密、顾客信息，或不当的言论在工作账号上。
其次，网络议论反映着银行服务的不足，是客户意见的表达平台。监控网络从不主动与主流媒体沟通，造成很多负面新闻无法快速获悉。在客户投诉管理方面较为随意。大多树客户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得到满意的投诉处理，只好选择在自媒体平台抱怨，进而形成网络议论。因此，如果客户的意见在现实投诉渠道中得到满意的解决，将减少网络议论压力。
最后，近年来银行业的外部经营环境恶化，社会舆论给银行贴上了很多垄断、暴利、乱收费、嫌贫爱富、缺乏社会责任等的标签，对这些标签无休止的爆炒已经给银行业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银行得不到社会公众的认可，自身形象大打折扣，严重影响引发公众的信任危机，给银行的经营基础带来致命的打击，累积着潜在风险。
3 加强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的措施
3.1 完善声誉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把声誉风险管理上升到一个战略高度，完善健全声誉管理机构，建立小组专门负责全行的声誉风险管理，增强声誉风险管理能力。建立与商业银行战略相一致的声誉风险管理制度，积极探索声誉风险的量化和考核体系，利用社会资源对商业银行的声誉进行综合性评价。其次，对商业银行实际存在的声誉风险制定措施，同时建立声誉风险损失补偿机制；对商业银行未知的声誉风险进行准确计量可能造成的损失，并配置相应的资本弥补损失，以保持商业银行的可持续性经营。最后，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度及规则，对员工奖罚分明，奖赏有功的，惩罚无功的。这样，建立和完善声誉风险管理机制，有利于增强自身竞争力，提高自身的可信度和利益持有者的信心，创造有利的资金使用环境，维持客户的信任度和忠诚度，增进和投资者的关系，吸引高质量客户。
3.2 培育声誉风险管理文化
首先，针对声誉风险的认识要从高层做起，高级管理层认识到声誉风险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后，把对声誉风险的认识提高实现商业银行战略目标上来。其次，通过培训等多种方式，普及声誉知识，维护商业银行声誉，强化员工声誉意识，建立员工的声誉风险管理体制，树立良好的企业价值和道德风气，提倡自律、公正、公平、诚信的精神和道德行为准则，减少违规舞弊、虚假宣传和欺骗、误导客户、牟取私利等短期行为，防止员工道德缺失引发的声誉风险。最后，不论普通员工还是高层管理人员都要有远见，提升自身的责任感以及事业心，才能将声誉风险管理扎根到实处，让企业发展的更加长远。
3.3 提高监管声誉风险能力
完善的监管对规范商业银行行为相当重要，并对银行经营理念具有指导作用。首先，加强与监管机构以及当地政府间的交流沟通，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合规经营、接受监管方面，及时共享信息和交流经验，得到政府及监管部门的支持信赖，一起对付商业银行声誉风险。其次，建立高效的投诉管理机制，确保及时准确处理好客户的投诉，同时处理好与内部员工的关系，加强内部团结，提高企业凝聚力，防止声誉风险发生。最后，提高监管部门对声誉风险的监管效率，制定完善的法规、建立金融企业信息系统和社会评价系统，对于营造公平、透明的经营氛围、提高企业声誉风险意识、加强自律、改善公共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
3.4 重视社会媒体舆论监督
商业银行要与媒体时刻保持着良好往来，媒体是商业银行和利益相关群体保持密切联系的纽带，商业银行要做好声誉风险管理，就必须重视媒体的存在性，加强与媒体的联系。首先，建立正常交往的平台，经常性地开展信息交流，通过媒体对信息的传递和报道，有利于加强利益相关群众的信任，因为媒体本身具有客观性、公允性，对于声誉事件的态度具有公信力。
其次，媒体对信息的传播面广、传播速度快，只要出现声誉风险问题，媒体一介入，事件就迅速扩大，情势也直线上升，以至于事件难以控制，因此商业银行要重视网络舆情的监测，及早发现重大舆情动向，对网上非法和过激言论，提前采取措施，第一时间予以剔除，争取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通过采取公开澄清、跟帖引导、主动邀请记者深入报道等方式，引导媒体客观公正地报道事件，及时消除负面舆论影响，避免误导公众。最后，商业银行加强与各类新闻媒体的沟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定期或不定期的宣传商业银行的价值理念。正面宣传商业银行产品、品牌及各类活动，树立良好的品牌和形象，提高商业银行的知名度、美誉度，从而提高商业银行在客户中的认可度，提升竞争力。
4 结语
我国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体系存在一定的弊端，声誉是商业银行的生命，没有良好的声誉，商业银行很难发展开来。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媒体环境，和公众越来越高的服务要求，应采取加强的措施来提升声誉风险管理水平，通过完善声誉风险管理机制、培育声誉风险管理文化、提高监管声誉风险能力、媒体对银行声誉风险的影响等方面，采取有效的管理改革，从而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声誉风险管理能力，建立和维护良好的社会公众形象，将银行的良好声誉定格在社会公众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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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杨世界.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现状及对策[J].现代商业，2012（35）.
关键词：资本约束；治理机制；风险承担；商业银行
Abstract：We do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capital regulation，governance mechanism on bank risk undertaking by utilizing data of China's bank industry from 2006 to 2009 which contains 34 banks and 127 observations. Our regression results shows that bank risk undertaking has relationship with governance mechanism，while there is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k risk taking and capital regulation. Banks' biggest block holders' share and the size of board is negative related to bank risk undertaking. The compensation of managers has positive effect on bank risk undertaking. Banks whose capital adequacy ratio is beyond the required one have the motivation to improve capital adequacy ratio. The more shares held by the biggest block holders，the more independent of the boards，the more high of the bank capital adequacy ratio. If the top ten shareholders hold more shares and the managers have higher remuneration，the bank will have lower capital adequacy ratio.
Key Words：capital regulation，governance mechanism，risk undertaking，commercial banks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1）11-0060-06
一、引言
国内商业银行的发展正面临越来越大的资本约束压力。作为一项监管措施，资本约束不一定能够发挥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的作用。监管当局对资本进行监管即摒弃了传统的货币传导机制，把资本约束作为货币传导效应的内生变量，这一约束会通过银行贷款供给的改变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针对资本约束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本文将在文献回顾中阐述。在《巴塞尔协议III》实施的大背景下，研究银行的资本约束能否对其风险承担产生有利的影响迫在眉睫。
金融危机向全球揭示了这样一个重要论点，即信贷危机的根源是银行公司治理方面的失败。随着监管当局对银行内部风险防范的日益重视，从股权结构、董事会和高管人员激励等方面加强银行内部治理机制的建设涵盖了更深刻的意义。银行治理更加特殊的是其对广大存款人负有保护义务，对金融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
本文以中国34家商业银行2006―2009年的127个年度相关面板数据为样本，在量化银行风险的基础上，分别检验了资本约束和内部治理机制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以及作为外部治理因素的资本约束和内部治理机制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资本约束与风险承担
1988年的《巴塞尔报告》确定了资本占风险资产为8%的标准目标比例。若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于8%，最低监管资本要求将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形成强有力的外部约束。若商业银行通过调整资产的风险结构来实现资本充足率达标，就会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但是，监管的资本要求对于银行不同利益相关者风险承担的影响效果并不像理论上那么单一。对于资本约束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的研究主要有三种结论：
其一，克恩和圣梅罗（Koehn和Santomero，1980）、金和圣梅罗（Kim和Santomero，1988）通过研究得出，银行在资本充足率约束的管制下，将选择风险更高的资产组合。这是因为存在低效率定价的存款保险。即如果资本相对昂贵，固定不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将限制银行的风险回报边界、降低银行的财务杠杆，促使银行选择风险更高的资产组合来弥补回报降低的损失。支持这一结论的还有弗罗等（Froot等，1993）、弗罗和斯坦因（Froot和Stein，1998）的理论分析，在资本约束的压力下银行会以较少的资本来增加风险性更高、流动性更低的贷款。
其二，罗切特（Rochet，1992）在克恩和圣梅罗（1980）、金和圣梅罗（1988）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认为资本充足率约束会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追求未来利润最大化的银行在资本充足性约束下，将通过存款保险期权价值的下降效应以及资产组合多样化效应，选择风险较低的资产组合。谢尔登（Sheldon，1996）进一步验证了随着资本充足率约束的加强，银行的风险承担将降低。
其三，基利和弗隆（Keely和Furlong，1990）利用均值方差分析将银行分为实施监管资本约束之前资本充足率已达到要求和未达到要求两类进行再检验，实证结果显示两类银行风险偏好的改变是一致的。霍瓦基米亚和凯恩（Hovakimian和Kane，2000）利用123家银行1985―1994年的数据，发现资本约束不会影响银行的风险，其中银行可能会通过某种方式转移风险。瑞米（Rime，2001）利用瑞士银行业的数据检验了资本充足率与银行信贷的关系，得到资本充足率约束不会导致银行信用规模与风险偏好发生变化。
从国内文献来看，何问陶、邓可斌（2004）在均衡稳定理性理论和博弈论的框架下，证明了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与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降低没有必然联系，但资本约束对于银行市场均衡的稳定性可以发挥决定作用。其他学者还对银行进行分类研究资本约束对风险偏好的影响，其中代军勋、马里、黄宪（2009）将银行分为柔性资本特质的低资本充足率银行、刚性资本特质的低资本充足率银行和多选择性资本特质的高资本充足率银行，分别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代表，利用22家银行2002―2006年数据，证明了不同特质的银行对资本约束的反应快慢和反应方向均有差异。
（二）治理机制与风险承担
银行治理兴起的直接动因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所导致的商业银行风险大面积的暴露。银行业由于其特殊性，其治理目标不仅要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更应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从而减少市场系统风险和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对于银行治理机制的研究至关重要。另外由于银行业本身存在着严格的管制、审批程序和特许权价值，进而它本身面临着潜在的控制权市场和接管威胁，使得市场对银行的约束力较弱，所以银行内部治理机制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比外部治理机制更加显著。这方面主流的观点认为，银行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委托问题影响着银行的风险承担（Jensen和Meckling，1976）。现在，大多数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
1. 股权结构与银行风险承担。股权结构被视为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绩效和风险的重要因素之一。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股权集中度和股东性质对风险承担的影响方面。目前，关于银行股权结构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并没有一致定论。
按股权结构的角度探讨商业银行风险控制可划分为“道德风险论”和“公司控制论”两种观点。施莱费尔和维申（Shleifer和Vishny，1986）认为企业的所有权集中度越高、大股东的控制力越强，管理者机会主义的范围就越小，从而股东与管理者的摩擦越小、搭便车问题越少、风险越低。这一理论依据的是经典的“公司控制论”假说，该假说认为管理者才是真正的银行贷款的决策者，所有权和权问题是银行风险的根源。但是对于股权结构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还有另外一种假说即“道德风险论”，它认为集中型股权结构下的银行大股东为实现自身利益，可能损害存款保险提供者和债权人的利益，从而实现其追求超额风险的动机，由此引发了道德风险。布鲁尔和塞登伯格（Brewer和Saidenberg，1996）通过对美国100家存贷机构的研究发现银行风险承担与内部人持有股权比例呈U型关系，即股权回报率的标准差开始时下降，随着所有权的集中标准差开始上升。然而“道德风险论”所提到的大股东侵占利益行为存在滞后性。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商业银行进行了研究。李维安、曹廷求（2005）以2001―2003年山东、河南两省27家城市商业银行为样本发现，前10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风险成正相关关系。曹艳华等（2009）以2000―2007年69份上市银行年报数据实证了上市银行的股权集中度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风险承担越高，而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风险承担越低。
从股东性质的角度考虑，曹艳华、牛筱颖（2009）通过实证得出了上市银行反映股东性质的两个指标――国有股占比和第一大股东性质，没有对银行风险承担产生显著性影响。曹廷求等（2006）利用山东、河南两省29家中小商业银行的调查数据也证实了同样的结论，即第一大股东的性质对银行风险承担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2. 董事会与银行风险承担。董事会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董事会的规模、独立性以及董事会的领导结构（银行董事长与CEO是否两职合一）等方面。
规模较小的董事会通常更有效率，董事之间的沟通合作成本较低，便于决策指令的执行，并且小规模董事会的矛盾冲突相对较少；规模较大的董事会信息沟通的成本较高，每个董事之间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从而助长了管理层的机会主义。但是大规模董事会在决策的专业化上具有相对优势，从而减少了经营风险。但是银行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董事会规模通常较大，因为银行对于金融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其控制力不应集中于部分人，而应吸取不同的意见。曹艳华等（2009）、王倩等（2007）的实证研究表明董事会人数越多，其专业知识和经验越丰富、风险承担越低。延森（Jensen，1993）指出董事会规模如果过大，则会暴露更多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削弱董事会的监督职能。辛普森和格里森（Simpson和Gleason，1999）使用近300个银行样本得出以下结论：当董事会人数较少时，可能会出现易受管理者影响与控制的现象；但当人数增加时，反而可能提出较广泛的建议，从而使得银行风险减小。
在董事会独立性方面，银行外部董事的数量一定要合规，或者尽可能增加。因为外部董事与内部人相对独立，并拥有丰富的相关知识，有助于更有效地做出风险最小、利益最大化的决策。伯德等（Byrd，2001）对1983―1990 年美国26家发生风险事故和60家没有发生风险事故的存款机构分析发现，发生风险事故与未发生风险事故的案例内部董事比率、灰色董事比率、独立董事比率平均分别为35%对29%、28%对18%、37%对53%，这表明独立性更强的董事会的银行风险较低。曹艳华等（2009）也支持这一结论。
此外还有关于银行CEO的双重身份的研究。一般认为董事长与CEO的两职合一使CEO能对董事会的决策和执行施加更有力的影响，从而加剧了传统的问题。曹艳华等（2009）也通过对上市银行的研究得出了两职合一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加银行风险承担的结论。
3. 高管人员激励与银行风险承担。薪酬激励被认为是解决传统问题的最有效方式，尤其是以股权为基础的激励，银行更多的采用现金激励的方式。传统理论认为只获取固定工资收入的高管是风险厌恶者，他们更倾向于稳定的经营，而股权激励却给高管的风险偏好行为提供了动机。施赖伯（Schreiber，1996）通过一个期权定价模型分析固定报酬和奖金报酬制度下管理层风险行为的变化，研究表明管理层在获得固定报酬的情况下会限制甚至减少银行资产的风险，在奖金制度下则与股东利益更一致、增加资产风险。此外，以桑德斯等（Saunders等，1990）、布鲁尔等（Brewer等，1996）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随着内部持股比例的增加，银行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会更趋于一致，从而会增加银行的冒险行为。而曹艳华、牛筱颖（2009）通过对上市银行薪酬最高的前三名高管薪酬进行研究发现，薪酬水平越高、银行风险承担越低。这可能是因为在我国不良资产率的监管压力下，银行高管为了保住职位，更有动机降低不良资产率。另外银行股权激励较少，所以高管持股比例对银行风险承担没有显著影响。
可见，资本约束和治理机制分别作为内部和外部因素能对银行的风险承担产生影响，但现有的研究并没有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建立将二者共同考虑下的模型，对收集到的中国银行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二者对于中国银行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三、实证研究
（一）模型设计
施里夫斯和达尔（Shrieves和Dahl，1992）对美国商业银行的资本与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我们根据他们的方法进行模型的建立。
令 和 为银行j在t期资本和风险的变动，则有：
银行的资本变动和风险变动由意愿调整和随机变动两个部分构成，即
其中 和 为银行的意愿变动， 和
为外部因素引起的随机变动，银行资本的意愿调整是本期银行资本目标水平与上期的差额，银行风险的意愿调整是本期银行风险的目标水平与上期的差额。
令 和 分别为第t期i银行资本和风险的目标水平，将（5）、（6）代入（3）、（4）可得
银行资本和风险的目标水平不易观测，现有研究认为，资本约束和治理机制对银行的资本和风险有影响。因此我们用银行的治理机制和资本约束作为目标资本和目标风险的工具变量，得到：
其中 和 为虚拟变量，用以衡量资本约束的影响。当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低于最低监管要求时 ，否则 。
其中 为监管要求的最低资本充足率；当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高于最低监管标准时，
，否则 。由于商业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因此
， 。其中
为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
（二）变量选取
1. 风险变动。本文中银行的风险由银行的应收利息 来表示，用银行应收利息的一阶差分自然对数
来表示银行风险的变动。
2. 资本的变化。用资本充足率的一阶差分 反映资本的变化。
3. 资本约束。由模型中的 和 来表示。
4. 治理机制。治理机制中的股权结构由第一大股东性质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 来表示，分别从股东身份、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股权集中度等三方面刻画股权结构；董事会方面由董事会规模 、董事会的独立性
来反映样本银行董事会的规模及其独立性。用高管薪酬的自然对数 来表示对高管的薪酬激励。
5. 本文还引入了一些其他控制变量，如银行规模
、经营杠杆 以及资本杠杆 。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将定义的各变量代入设计的模型中，得到的模型如下：
（三）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的是2006―2009年间34家商业银行的127个面板数据，其中包括20家未上市城商行和14家上市银行的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国泰安数据库和各银行网站与年报。
（四）实证结果
本文的模型为联立方程组，因此我们采取聚类稳健标准差的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见表2）。可见，风险的变动与上一期的风险有关。当前一期的风险较高时，银行的下一期风险就会降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和董事会的规模与银行的风险显著负相关。独立董事的比例与风险负相关关系，但并不是非常显著。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第一大股东的性质与风险呈正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
银行资本受资本约束的影响、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资本充足率高于最低资本监管要求的银行会提高资本充足率。银行可能是出于预防性的动机而提高资本充足率。资本低于最低监管要求的银行对监管的压力反应不敏感。在超过资本充足率要求后，银行为了更好的盈利，会降低下一期的资本充足率。因此上期的资本充足率的水平越高，本期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就会负向变化。治理机制方面，第一大股东的持股与前十大股东的持股对银行资本的变化的影响相反，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银行的资本正向变化。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银行的资本负向变化。此外，银行高管薪酬的增加也会显著减少银行的资本。
四、进一步的研究
为了进一步了解治理机制和资本约束对于银行风险和资本影响的不同，我们将资本约束和治理机制对银行风险和资本变化进行分别回归（见表3）。
可见，解释变量仅为资本约束时，风险变动模型的R2为0.7379，资本变动模型的R2为0.8403。当加入治理机制后，模型的R2分别增加为了0.8558和0.9370，分别增加0.1179和0.0967。治理机制的加入显著改善了模型的R2，说明治理机制对于银行的风险和资本变化有着显著的影响，并且对银行风险的影响较大。当解释变量仅为治理风险时，资本变动模型的R2为0.8556，风险变动模型的R2为0.7532，当加入资本约束后，模型的R2分别为0.8558和0.9370，分别增加了0.002和0.1838。在风险变动模型中加入资本约束对模型的R2几乎没有影响，说明对银行的资本约束并不会改变银行的风险，而在资本变动模型中加入资本约束后显著改善了模型的R2，说明资本约束对于银行的资本变动有着重要的影响。
五、结论
通过对资本约束、治理机制对银行风险承担的研究，我们可以得知：银行的风险主要受到治理机制的影响，资本约束对于银行的风险几乎没有影响，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和董事会的规模与银行的风险成负相关关系，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成正相关关系。
银行资本的变动同时受到银行资本约束和治理机制的影响。资本充足率高于最低资本监管要求的银行可能由于预防性动机或者为了向监管机构传递其良好经营动机而提高资本充足率。第一大股东持股和独立董事比例的增加都会增加银行的资本，而前十大股东的持股和高管的薪酬增加都会降低银行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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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倩，黄艳艳，曹廷求.治理机制，政府监管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J].山东社会科学，2007.
[论文摘要]自商业银行产生，风险就与之相伴、形影不离。随着银行业务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银行业风险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征。加之目前我们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内、外部经济环境较为复杂，银行业发展还很不成熟，风险的表现形式更为特殊，这对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试图通过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一般原则的分析，按照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探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发展方向，以提升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
一、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发展趋势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是银行业务发展和人们对金融风险认识不断加深的产物。最初，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主要偏重于资产业务的风险管理，强调保持银行资产的流动性，这主要是与当时商业银行业务以资产业务，如贷款等为主有关。20世纪60年代以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重点转向负债风险管理方面，强调通过使用借入资金来保持或增加资产规模和收益，既为银行扩大业务创造了条件，但也加大了银行经营的不确定性。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市场利率剧烈波动，单一的资产风险管理或负债风险管理已不再适用，资产负债风险管理理论应运而生，突出强调对资产业务、负债业务的协调管理，通过偿还期对称、经营目标互相替代和资产分散实现总量平衡和风险控制。80年代之后，银行风险管理理念和技术有了新的提升，人们对风险的认识更加深入。特别是银行业竞争的加剧、存贷利差变窄、衍生金融工具被广泛使用，市场环境的这些变化都显现出原有资产负债风险管理理论存在的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表外风险管理理论、金融工程学等一系列思想、技术逐渐应用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进一步扩大了商业银行业务的范围，在风险管理方法上更多地应用数学、信息学、工程学等方法，深化了风险管理作为一门管理科学的内涵。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正式出台并不断完善，标志着西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统一，也意味着国际银行界相对完整的风险管理原则体系基本形成。
80年代至今的20多年，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模式和内容获得巨大发展的时期，回顾20多年来银行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程，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几乎都凝结在《巴塞尔资本协议》当中。因此，对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来讲，《巴塞尔协议》的诞生和完善，是国际银行界风险管理革命性的成果。尤其是巴塞尔委员会先后于1999年6月和2001年公布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第一稿)和(第二稿)。新巴塞尔协议全面继承以1988年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一系列监管原则，继续延续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以信用风险控制为重点，着手从单一的资本充足约束，转向突出强调银行风险监管从最低资本金的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约束等三个方面的共同约束。
可以说，新巴塞尔协议充分体现了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理念的发展方向，如果说在巴塞尔资本协议诞生前的银行竞争还属于无序竞争的话，那么在巴塞尔资本协议规范下的银行竞争将是以风险识别、度量、评价、控制和风险文化为内容的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竞争。这对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我国商业银行参与国际竞争的基础和标准。
二、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存在的不足
与国外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在内部管理和外部环境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从外部来看，银行风险管理所需要的外部环境还不成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信用体系尚未健全是重要的原因。此外，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的作用还远远没能充分发挥，在我国，银行业信息披露还很不规范和不完备，外部监管部门的监管措施还相对简单，市场对银行的外部约束作用还有待加强。
从银行内部来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在观念、技术、方法等方面也与国外先进银行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第一，在风险管理认识上存在差距。在国外银行，十分重视风险——收益匹配的原则，把控制风险和创造利润看做同等重要的事情。但在我国商业银行中，对风险管理和业务发展的关系认识还有差距。第二，风险管理理念上的差距。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还不到位，仍以信用风险管理为主，对市场风险、操作性风险等重视不够。二是在风险管理的过程中缺乏差别化的理念，忽略了不同业务、不同风险、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不仅不能管理好业务风险，反而容易产生新的风险。第三，风险管理方法上的差距。与国外风险管理方法相比，风险管理量化分析手段欠缺，在风险识别、度量等方面还很不精确。第四，风险管理体系上的差距。体系的健全和独立是确保风险管理具有超前和客观的分析能力的关键。但在我国，一些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往往还不健全，风险管理受外界因素干扰较多，独立性原则体现不够。第五，信息技术上的差距。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改善风险管理方法最大的障碍是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严重滞后，风险管理所需要的大量业务信息缺失，无法准确掌握风险敞口，直接影响到风险管理的决策科学性。
三、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任务及要求
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基本任务可以分为两部分，从商业银行内部看，风险管理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建立严格的内控制度和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最大限度的防范风险和确保银行业务的健康发展，从而实现银行股东价值的最大化。从商业银行外部看，风险管理的基本任务就是通过加强商业银行监管，进行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从根本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为了实现风险管理的基本任务，尽快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必须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
第一，要适应业务发展要求。商业银行是以盈利和股东价值最大化为核心的企业，业务发展是商业银行的根本任务，没有发展本身就是风险。不顾风险的发展和不顾发展的“零风险”都是不对的，风险管理并不是杜绝风险，而是在资本配比的范围内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合理匹配。
第二，要适应外部监管要求。随着银行业的不断发展，外部监管越来越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将监管部门的监管作为三大支柱之一。外部监管对商业银行来说，是合规经营的外在力量，也是加强风险控制的内在需求。监管法规是金融竞争中的“游戏规则”，银行风险管理只有与外部监管相适应，才有机会在平等的市场竞争中取胜。
第三，要适应国际先进银行风险管理发展趋向的要求。随着国际银行业的不断变化，风险管理的方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仍将继续。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产生时间还很短，与国际先进银行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必须紧跟国际风险管理的发展趋势，及时掌握银行风险管理的先进技术和理念，以适应日益激烈的竞争需要。
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
按照国际先进银行风险管理的理念和经验，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的特点和要求，笔者认为，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发展方向应努力做好五个方面的转变，以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第一，风险管理内容由信用风险向信用、市场、操作性风险转变。随着银行业务的不断复杂化，银行的风险由原来的信用风险为主发展到多种类型风险共同作用。与此同时，国际银行业对各种类型风险的认识程度和管理能力也在逐渐提高，风险的管理由管理单一风险到管理多种风险，体现了现代银行风险管理的发展方向。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不仅要对信用风险进行管理，而且应更加重视市场、操作性、法律等各类风险的管理。
第二，风险管理方式由直接管理向直接、间接管理相结合转变。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方法和手段还比较简单，一些银行风险管理还主要以直接管理为主，如审批授信项目、清收不良资产等。但从未来风险管理的发展趋势看，要进一步发挥间接风险管理的作用。
第三，风险管理对象由单笔贷款向企业整体风险转变，由单一行业向资产组合管理转变。目前，随着经济活动的变化，企业经营特征、资本运作的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审核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为主要内容的信用风险管理方法已经不能适应防范风险的要求，子公司、关联公司、跨国公司等复杂的资本运营模式使风险的表现形式更为复杂和隐蔽，这就要求风险管理要由对单笔贷款的管理向对企业的整体风险转变，不仅要对财务情况进行审查，还要关注企业的经营管理、股权结构、对外投资以及全部现金流。同时，要把风险管理的视角从一个企业扩大到整个行业、市场的变化，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强调系统性风险的研究。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最终过渡到资产组合的风险管理和资本制约下的组合模型的管理。
关键词：全面风险管理；管理框架；构建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国际银行业的发展也随之加速。然而，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同样导致了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特别是世界三大金融危机：欧洲货币危机、拉美金融危机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出现，对全球的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银行的经营过程中，其碰到的巨大风险以及风险带来的危害也同时成为全球关注的经济问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自1980年以来，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不同的时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1]。究其原因，这些风险产生的根源都是由于银行缺乏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以及科学的风险管理造成的。风险对于任何企业来说是不可避免的[2]。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商业银行在我国国民经济良好运行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商业银行在股份制改革后，经营管理水平均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在当今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业竞争不断加剧的今天，资本少、盈利水平和营运效率低的中小商业银行夹杂在国有银行中，所面临的风险有增无减[3]。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资金的特殊企业，其风险远远大于一般的工商企业，具有高风险的特性。在应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各种风险的情况下，中小商业银行存住经营管理体系建立时间短、运行机制不稳定、风险管理能力薄弱等缺点。因此，有必要关注中小商业银行所面临的主要风险，面临的风险所具有的特殊性，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以及在采取全面风险管理时应当确定的原则和方向。随着中小商业银行面临着不可控因素的激增与越来越大的风险，提高中小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已成为中国金融发展中的重大研究课题。因此，本文试图结合全面风险管理理论和方法，结合QL银行案例进行分析和阐述，通过借鉴国外现有商业银行模式及先进经验，构建我国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并提出适合我国中小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对策。
在构建市场风险管理体系中，我国学者在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特别是防范风险管理、构建风险管理体系方面做出了贡献。冯燮刚等(2005)以风险定价为基础，分别给予预期损失、风险资本、风险偏好等风险管理的基本概念及其经济涵义，提出了以风险资本为核心的经营管理框架和全面风险管理框架[4]。王晓春（2005）认为在未来的时期内，有关银行风险案件仍将居高不下，而激励缺失导致的员工积极性不足和内部人道德风险问题将成为违规操作的根源[5]。因此，再造管理架构体制、重塑权利与责任对等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基层员工自觉执行制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降低目前银行风险管理、遏制金融系统大要案频发的治本之策。董军（2005）认为加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是防范风险管理的有效途径。他在对我国金融机构存在的管理缺失、人的风险行为以及风险管理上作了大量的理论研究[6]。有学者认为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相关协议特别是建设信息系统值得借鉴，应当对市场风险进行全面、集中、统一的计量与控制；建立完善的市场风险制度体系（乔宏军，2006）[7]。李晓宇等（2006）认为应构建一个由组织系统、战略系统、实施系统、监督系统及信息系统共同构建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8]。
有学者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与实证研究建立了较为系统的风险管理体系，如赵家敏等（2005）将RAROC引入到全面风险管理理论中，设计了基于RAROC的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模型框架，并应用在我国商业银行上[9]。有的学者提出了较为全面的设想，如马崇明、唐国储（2003）通过商业银行改革中出现的风险，分析了我国中小商业银行当前管理中存在的绩效考核、风险度量、风险管理组织和风险管理模式选择等问题，提出我国商业银行风险全面管理体系构建的设想[10]。
1、全面风险管理含义及框架要素
1.1 全面风险管理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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