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保险公司已经明确了方向――进一步细分中端市场。但遗憾的是，目前他们尚未找到明确的细分模型。
2012年的1亿元
高端、中端、补充医保产品的划分依据为人均（件均）年保费： 12000元以上的为高端产品；2000元至12000元为中端产品；低端产品为2000元以下保费的，通常是补充医疗保险。
为什么说中端保险市场为空白？一组健康险的数据可以很好地说明。
2012年，我国的短期医疗保险市场的保费明细显示，高端医疗保险市场规模10亿元，中端保险市场规模1亿元，补充医疗保险市场规模240亿元。
数据表明，短期医疗保险市场中，低端的补充医保占95.8%，高端医疗险占3.8%，而中端医疗险仅占不足0.4%。
波士顿咨询公司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罗英称，国内市场的医疗保险以寿险公司提供的大病保险产品为主，短期医疗保险市场又以团体补充医疗保险和高端医疗保险为主。
除了保费的划分依据外，高中端医疗险产品从承保范围和服务，以及对于险企的盈利性上，都有不同。
比如，从承保范围和服务上，高端医疗险产品的保额最高为2000万元，承保所有门诊、急诊住院费用，除部分高档医院外的所有医院，包含部分国外就医支出，增值服务为直付、预约、VIP病房和急诊救援等。
中端产品的承保范围相对高端医疗险产品有所缩小，例如不含高档/外国医院，且保额较低。
补充医疗险的承保范围覆盖公共医疗保险下的个人现金支持，仅限公共医疗保险指定医院，大部分涵盖门诊/急诊，也有一部分只涵盖住院费用；通常辅以意外、大病和生育险及住院津贴，无增值服务。
而在盈利性上，高端医疗险产品的赔付率通常在60%-80%，净利润率为0-5%；中端产品的赔付率为70%-80%（保险责任含门诊），或者60%-70%（保险责任不含门诊），净利润率0-5%；补充医疗险的赔付率为70%-120%，风险主要来自门诊/急诊，净利润率为负。
2020年的670亿元
尽管目前的中端医疗保险市场处于空白状态，但其发展潜力巨大。罗英认为，这有多重原因。
首先，中端市场客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对补充医疗保险的保障程度和范围并不满意，需要更好的服务和医疗保障。因此，国内消费者对更好的服务、更广的承保范围存在日益扩大的升购买需求。同时，健康险价格仍然是主要门槛，中端保险相比高端医疗保险，价格上更能被客户接受。另外，医院和保险公司也希望推动收入增长，他们对此的拓展动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端保险市场的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罗英预测，国内中端医疗保险市场规模将不断增长。其中，2011-2015年，中端医疗保险市场规模预计年增长率为138%；2015-2020年，中端市场规模预计年增长将保持在60%。
具体规模上，2011年中国690亿元的商业医疗险市场规模，几乎被补充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瓜分，二者规模分别为320亿元、360亿元。
到2015年以至2020年，这种情况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变。
2015年，预计商业医疗险市场规模为1350亿元，其中，中端市场规模预计为60亿元，另外还包括规模20亿元的高端市场，规模560亿元的补充医保，以及700亿元的大病保险。而到2020年，商业医疗险市场规模预计为3330亿元，其中，中端市场670亿元，高端市场120亿元，补充医保市场1130亿元，大病保险市场1410亿元。
中端市场可再细分
中端保险市场目前几乎属于尚未被开发的空白地带，对相关原因，友邦中国首席市场官张晓宇曾表达过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与国内寿险业务同质化情况严重相关，产品创新多为不实，各公司之间并没有形成充分的差异化、多元化竞争。
如信诺全球医疗险中东及亚太地区首席市场官董栋就认为，尽管中端市场是区别于高端与低端的市场细分，但中端市场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分，找到能够更精准地识别这些市场客户的细分方式，才能真正指导保险公司的产品开发设计。
“健康险产品的设计过程会包括多个维度，比方说客户的资产情况、客户的健康意识、保险是全球覆盖还是区域覆盖等，一款产品会有200多个维度指标，这也意味着有更多的空间可以进一步细分。”
目前,我国对于富裕人群没有固定定义。因此,高端健康保险市场需求和潜力,从不同角度估算有不同的结论。有研究指出,富裕人群(也有称为高端人群)一般指年收入中个人收入在15万元左右及以上、家庭收入达到20万元左右及以上的人群,或者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按照这一标准,《中国高端人群消费研究》(慧聪网)估计,我国富裕人群数量约占总人口的2.3%,约3152万人。
富裕人群的医疗消费特点是:(1)富裕人群在基本医疗保险报销了一部分费用后,都具备承担其他一般性医疗消费的能力,其高端医疗保障需求主要解决高额医疗费用(如癌症、器官移植、植物人等特重大疾病)的报销问题。汇丰人寿2012年《中国富裕人群调查报告》显示,富裕人群的最大财务需求是重疾保障(93%),其次为养老保障(81%)和子女教育金储备(78%),以及补偿因疾病造成的其他经济损失。(2)在富裕人群中的一部分高净值人群,即一般指个人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等可投资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人群,这类人群,经济实力很强,不太需要单纯补偿其医疗费用,而是希望通过保险公司的资源整合和系统管理能力,购买高端健康保险及附加的个性化健康服务产品,获得量身定做的系统化、持续性的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据2012年3月胡润研究院的调查显示,中国个人资产高净值人群达270万人。(3)上述人群由于财富并不缺乏,对生活品质和质量更加重视,且具备一定的健康认知能力,但由于生活、工作和精神压力大,很多人带有这样那样的健康问题,甚至处于疾病状态,因此更加注重健康管理服务。据一项调查显示,自我评价时,约50%左右的人群健康状况从“一般”到“非常不好”,其中亚健康状态为42.7%,慢性病状态为19.9%。
根据这一需求特点,高端健康保险市场潜在规模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预测:(1)高端健康保险市场,指购买高端商业医疗保险、疾病保险、护理保险等健康保险产品的保费收入的潜力;(2)中高端健康管理服务市场,指购买包括家庭医生(或私人保健医生)、诊疗绿色通道、专家诊疗、健康体检及其他健康管理服务(如健康咨询、健康讲座、健康评估、健康监测、饮食运动管理、心理咨询与干预和慢性病管理等)费用的潜力。据汇丰人寿《中国富裕人群调查报告》显示,在提供的健康管理服务项目中,50%受访者看重医疗服务品质,其中,37%看重安排专家医生手术及治疗,90%受访者最希望在国内的知名医院接受治疗,88%受访者表示海外就医对重疾治疗有帮助;90%以上受访者认为早期诊断、及时治疗、保持良好心态、控制饮食、适度运动及定期全面的深度体检是预防疾病的有效方式。《2008中国卫生服务调查研究—第四次家庭健康询问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城乡居民家庭年人均医药卫生支出费用占家庭生活消费性支出比重为10.8%,假设富裕人群按个人(或家庭)年收入15万元中10.8%为医药卫生支出计,其中40%用于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及健康管理服务,即占收入的4.32%。汇丰人寿《中国富裕人群调查报告》显示的结果:富裕人群愿意为医疗保障支付的保费预算为家庭平均年收入的9%左右,相比较而言,上述估算仍较为保守。
基于前述假设,人均年健康保障保费及费用支出约6480元(包括医疗保险,主要解决基本医疗保险之外的个人自费、按比例分担及超最高限额的医疗费用和其他误工费补偿问题等;疾病保险、护理保险等,主要定额补偿因疾病带来的其他费用损失。总的月均费用支出约540元),年健康保障总需求约2042亿元。其中,人均年健康管理服务费按1000元计,包括家庭医生、私人保健医生、健康咨询、健康指导及其他健康服务等费用,年健康管理服务总需求约315亿元。也就是说,至少富裕人群中,这两项医疗保障需求,年市场潜在规模超过了2000亿元,而实际上,2011年商业健康保险总的保费收入只有691.72亿元,与上述预测的潜力相比,还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高端健康保险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保险行业,高端健康保险还没有形成独立的业务板块和成熟的市场。经营高端健康保险的各个保险公司,经营策略还不够清晰,产品种类还比较零散,服务人群还非常有限,保费规模和盈利能力都很小,还没有在民众中树立起良好的专业服务形象和品牌影响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目前我国的优质医疗和健康服务资源主要集中在公立医疗机构方面,市场开放度非常有限,没有形成独有的服务体系。保险公司要利用“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来建立服务平台,并获得这些服务资源,还有很多政策和运作的障碍,直接制约了保险公司开拓相关业务市场。二是保险公司对医改形势下,如何发展适宜的高端健康保险业务缺乏明确定位及一整套战略思路,且对民众健康保障需求了解不深、特点研究不够,同时,提供高端健康保险服务的专业化运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还比较弱,较难形成应有的服务品牌和营利来源。
开拓高端健康保险市场的意义和对策
作为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商业健康保险,大力开拓高端健康保险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发挥自身优势,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未涵盖的高端健康保险、疾病保险、护理保险和失能保险,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2)设计针对性强、特色鲜明的健康保险产品和健康管理服务,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健康保障需求,促进民众健康意识的提高,减少和改善疾病的发生发展。(3)利用与医疗服务提供者灵活的合作机制和“优质优价”的杠杆作用,引导高、中、低端的医疗服务资源有效利用,促进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效益的提高。(4)丰富产品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突出自身特色,树立专业品牌,逐步形成差异化的服务领域,促进商业健康保险持续健康发展。
对此,商业健康保险应牢牢抓住医改契机,高度重视高端健康保险市场的开发。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深入研究医改政策,全面分析保险业在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合作、利用医疗服务资源、控制医疗风险上的政策机遇和挑战,确定开展高端健康保险业务的战略定位和经营举措。
二是根据富裕人群健康保障需求特点,细化目标市场和服务人群,开发系列化的健康保险产品和健康管理服务计划,逐步形成涵盖健康、亚健康、疾病等健康周期,病前健康维护、病中诊疗管理、病后康复指导等全过程,既补偿医疗费用,又提供健康服务的全面健康保障产品体系。
三是争取各地政府和主管部门支持,加大资源投入,强化与医疗机构尤其是拥有优质资源的医疗机构的战略合作,利用多种付费方式和合理补偿机制,调动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积极性,尽快搭建由“内部服务队伍——家庭医生(私人保健医生)——特色医院(科室)——着名专家”组成的服务网络平台。
目前,我国对于富裕人群没有固定定义。因此,高端健康保险市场需求和潜力,从不同角度估算有不同的结论。有研究指出,富裕人群(也有称为高端人群)一般指年收入中个人收入在15万元左右及以上、家庭收入达到20万元左右及以上的人群,或者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按照这一标准,《中国高端人群消费研究》(慧聪网)估计,我国富裕人群数量约占总人口的2.3%,约3152万人。
富裕人群的医疗消费特点是:(1)富裕人群在基本医疗保险报销了一部分费用后,都具备承担其他一般性医疗消费的能力,其高端医疗保障需求主要解决高额医疗费用(如癌症、器官移植、植物人等特重大疾病)的报销问题。汇丰人寿2012年《中国富裕人群调查报告》显示,富裕人群的最大财务需求是重疾保障(93%),其次为养老保障(81%)和子女教育金储备(78%),以及补偿因疾病造成的其他经济损失。(2)在富裕人群中的一部分高净值人群,即一般指个人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等可投资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人群,这类人群,经济实力很强,不太需要单纯补偿其医疗费用,而是希望通过保险公司的资源整合和系统管理能力,购买高端健康保险及附加的个性化健康服务产品,获得量身定做的系统化、持续性的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据2012年3月胡润研究院的调查显示,中国个人资产高净值人群达270万人。(3)上述人群由于财富并不缺乏,对生活品质和质量更加重视,且具备一定的健康认知能力,但由于生活、工作和精神压力大,很多人带有这样那样的健康问题,甚至处于疾病状态,因此更加注重健康管理服务。据一项调查显示,自我评价时,约50%左右的人群健康状况从“一般”到“非常不好”,其中亚健康状态为42.7%,慢性病状态为19.9%。
根据这一需求特点,高端健康保险市场潜在规模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预测:(1)高端健康保险市场,指购买高端商业医疗保险、疾病保险、护理保险等健康保险产品的保费收入的潜力;(2)中高端健康管理服务市场,指购买包括家庭医生(或私人保健医生)、诊疗绿色通道、专家诊疗、健康体检及其他健康管理服务(如健康咨询、健康讲座、健康评估、健康监测、饮食运动管理、心理咨询与干预和慢性病管理等)费用的潜力。据汇丰人寿《中国富裕人群调查报告》显示,在提供的健康管理服务项目中,50%受访者看重医疗服务品质,其中,37%看重安排专家医生手术及治疗,90%受访者最希望在国内的知名医院接受治疗,88%受访者表示海外就医对重疾治疗有帮助;90%以上受访者认为早期诊断、及时治疗、保持良好心态、控制饮食、适度运动及定期全面的深度体检是预防疾病的有效方式。《2008中国卫生服务调查研究—第四次家庭健康询问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城乡居民家庭年人均医药卫生支出费用占家庭生活消费性支出比重为10.8%,假设富裕人群按个人(或家庭)年收入15万元中10.8%为医药卫生支出计,其中40%用于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及健康管理服务,即占收入的4.32%。汇丰人寿《中国富裕人群调查报告》显示的结果:富裕人群愿意为医疗保障支付的保费预算为家庭平均年收入的9%左右,相比较而言,上述估算仍较为保守。
基于前述假设,人均年健康保障保费及费用支出约6480元(包括医疗保险,主要解决基本医疗保险之外的个人自费、按比例分担及超最高限额的医疗费用和其他误工费补偿问题等;疾病保险、护理保险等,主要定额补偿因疾病带来的其他费用损失。总的月均费用支出约540元),年健康保障总需求约2042亿元。其中,人均年健康管理服务费按1000元计,包括家庭医生、私人保健医生、健康咨询、健康指导及其他健康服务等费用,年健康管理服务总需求约315亿元。也就是说,至少富裕人群中,这两项医疗保障需求,年市场潜在规模超过了2000亿元,而实际上,2011年商业健康保险总的保费收入只有691.72亿元,与上述预测的潜力相比,还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高端健康保险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保险行业,高端健康保险还没有形成独立的业务板块和成熟的市场。经营高端健康保险的各个保险公司,经营策略还不够清晰,产品种类还比较零散,服务人群还非常有限,保费规模和盈利能力都很小,还没有在民众中树立起良好的专业服务形象和品牌影响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目前我国的优质医疗和健康服务资源主要集中在公立医疗机构方面,市场开放度非常有限,没有形成独有的服务体系。保险公司要利用“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来建立服务平台,并获得这些服务资源,还有很多政策和运作的障碍,直接制约了保险公司开拓相关业务市场。二是保险公司对医改形势下,如何发展适宜的高端健康保险业务缺乏明确定位及一整套战略思路,且对民众健康保障需求了解不深、特点研究不够,同时,提供高端健康保险服务的专业化运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还比较弱,较难形成应有的服务品牌和营利来源。
开拓高端健康保险市场的意义和对策
作为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商业健康保险,大力开拓高端健康保险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发挥自身优势,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未涵盖的高端健康保险、疾病保险、护理保险和失能保险,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2)设计针对性强、特色鲜明的健康保险产品和健康管 理服务,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健康保障需求,促进民众健康意识的提高,减少和改善疾病的发生发展。(3)利用与医疗服务提供者灵活的合作机制和“优质优价”的杠杆作用,引导高、中、低端的医疗服务资源有效利用,促进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效益的提高。(4)丰富产品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突出自身特色,树立专业品牌,逐步形成差异化的服务领域,促进商业健康保险持续健康发展。
对此,商业健康保险应牢牢抓住医改契机,高度重视高端健康保险市场的开发。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深入研究医改政策,全面分析保险业在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合作、利用医疗服务资源、控制医疗风险上的政策机遇和挑战,确定开展高端健康保险业务的战略定位和经营举措。
二是根据富裕人群健康保障需求特点,细化目标市场和服务人群,开发系列化的健康保险产品和健康管理服务计划,逐步形成涵盖健康、亚健康、疾病等健康周期,病前健康维护、病中诊疗管理、病后康复指导等全过程,既补偿医疗费用,又提供健康服务的全面健康保障产品体系。
三是争取各地政府和主管部门支持,加大资源投入,强化与医疗机构尤其是拥有优质资源的医疗机构的战略合作,利用多种付费方式和合理补偿机制,调动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积极性,尽快搭建由“内部服务队伍——家庭医生(私人保健医生)——特色医院(科室)——着名专家”组成的服务网络平台。
一、在体检报告中加入养生保健内容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而且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完满状态。亚健康状态的形成因素来自个体生理、心理、自然环境各方面，属于自身的因素则包括先天不足、生活不良习惯、缺乏锻炼、性格缺陷或偏激等；属于外在因素则包括工作、生活节奏紧张、工作及家庭环境不良、环境污染、气候恶劣等。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处于亚健康状态的总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70%左右，是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等疾病的高发人群。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报告表明，人类三分之一的疾病通过早期发现可以得到有效控制，三分之一的疾病通过健康体检得到的信息反馈可以指导治疗、提高疗效。健康体检将会成为人们预防早期疾病的重要手段之一，预计在未来的十年内，健康体检的市场容量会提高五倍。定期进行健康体检，提早发现隐患正成为人们一种新的消费需求。人们对健康体检的必要性有了新的认识：通过体检筛查可能存在的潜在疾病，给予及早预防和治疗，不仅可以将疾病消灭在萌芽之中，而且可以节省一大笔医疗费用。
有了以上宣传营销的理念，再在体检报告中加上养生保健内容的建议，不仅让患者感觉我们体检中心的体检报告，不再是枯燥的文字说明，而是图文并茂，具有保健价值和收藏价值的医学报告。
二、企业家保健的建议、方法及措施
体检中心要将健康管理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集合各健康管理机构之所长，运用IT、网络手段，将健康管理带给广大企业家阶层。
体检中心，首创积分制会员管理，不需另外缴费，即可成为我们的会员。根据会员的不同级别，我们组织各种健康教育活动请客人参加。而针对企业家群体的时间特点和工作性质，凭密码可上公司网页查询体检报告，可在公司网页上了解、咨询健康问题。定期向企业家群体发送短信和电子邮件提醒健康知识、节日问候、生日问候。聘请著名营养、保健专家师为公司健康顾问，定期举办健康讲座、沙龙，请著名健康专家演讲。针对企业家会员进行优免活动，如每年免费洁牙一次。
摘要：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国人越来越关注健康问题。在各种讨论中，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这问题进行研究。本文将把健康投资置于公共财政的框架下进行研究，致力于分析我国现阶段健康投资的现状．从市场失效入手探索政府对健康投资的政策选择。
关键词：健康；公共财政；公共产品；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0．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6)03-00054)4
一、健康及其健康投资理论
世卫组织(WHO)把健康定义为，不仅设有疾病和不虚弱，而且是“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完好状态”。[1]每个人通过遗传获得一笔初始健康存量，这种与生俱来的存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折旧，但也能随着健康投资而增加(Grossman,1999)。健康的生产(productionof health)和其他物品的生产一样，就是把各种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健康这种产品的产出数量可表现为人生某个时点上的健康状况，或可理解为健康存量(stock of health)，可用某种健康测度来衡量。[2]在多数情况下是用无病天数来表示健康，或者用有病时间内发生的直接和间接费用来估算疾病损失。为了计算的方便，一般是借助于疾病损失的减少来间接计算健康投资的回报。而健康投入主要是指人们为了获得良好的健康而消费的食品、衣物、健身时间和医疗服务等资源。[3]除此以外，健康还受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收入、教育、种族、性别、职业，住宿、环境和生活习惯等(Grossman,1998)。由于从主观感觉判断，医疗服务与个人自身的健康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所以在健康的各投入要素中，医疗服务一直是个被关注的热点，也被当做最重要的健康投资指标。
二、市场失效与对健康的公共支出
公共财政论是立足于市场经济基点分析的结果。正是市场经济决定了此时的政府及其财政具有公共性，而市场型财政之所以具有“公共性”，首先直接导因于市场失效的存在。[4]因此，要在公共财政框架下分析健康投资问题，也就必须从市场经济这一基点出发，把健康投资问题与市场失效问题联系起来分析。
健康这种产品，是健康投资的结果，一旦生产出来只能为特定的个人所享有，他人是无法消费该产品的。在这个意义上，个人既是健康的投资者又是消费者，即在生产健康的同时消费健康。也就是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某人要获得健康必然要利用一定数量的资源进行健康的生产，如摄取营养、健身运动和治疗疾病等。所以，在整个健康生产、消费过程中，个人必然要排斥他人获得生产健康的资源，或减少其他人获得健康的水平。如果仅从这个角度看，健康应由个人提供。同时，在传统观念里，健康也一直被视为个人的事情。但是，以下的分析将说明健康的投资及其结果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它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
1．外部效应的存在
在世界各国的理论和实践中都强调对健康卫生领域的政府支出或公共支出。各国政府的干预正是由于健康具有正外部效应。首先，虽然个人可以从健康的生产和消费中获得很大的收益，包括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但是，整个社会也会因其社会成员健康水平的提高而受益。这不仅表现在一国国民的健康状况越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从而更能提高整个社会的产量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可促进人力资本的发展，从而增强 同的国际竞争力。Dreze和Sen曾以中国为例，证证了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和投资基础教育以及基本医疗服务，不仅能够增强全体劳动者的基本能力从而减少贫困，而且还由于人力资源的普遍发展而带来经济增长，进而增强该国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Dreze& Sen，1989)。其次，由于人口具有流动性，一些疾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容易在人群甚至是在人畜之间传播，如果政府没有及时有效地参与这类疾病的防治，就难以有效防范公共健康危机。SARS的爆发、禽流感的出现就是一个明证。预防服务(预防科学研究、健康教育、营养干预、免疫计划等)的作用也是在于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类似国防一样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故而毫无争议地被视为公共产品(Stiglitz,1988)。[5]而公共卫生服务正是具备了以预防为主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的功能，便无可争议地赋予其纯公共品的特色。因此，即使是能力较差的政府，也必须承担起维护公共健康安全的使命。此外，社会成员的健康水平的提高是提升民族素质的一个重要保障，其健康状况已成为衡量一同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因此，健康不仅具有经济功能和价值，也具有十分广泛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功能与价值。健康的经济价值主要为个人所得，而健康带来的社会、政治及文化价值，一般只对整个社会和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个人则往往显得无足轻重。
由此可见，健康是能产生极大正外部效应的产品，要保证它的提供必然需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共同参与。其中，正外部效应的部分要由政府投入，可由市场定价的部分则由民间参与，在现代社会中表现为市场介入。由于这种正外部效应不可能由私人部门获得，健康如果完全由市场来提供，他们提供的健康数量必然会低于社会期望的水平。这就需要政府部门的干预，参与健康的投资，使健康产生出更多的正外部效应。
2．不确定性状态与信息不对称
1963年Arrow发表厂经典论文《不确定性与卫生保健的福利经济学》，他认为，医疗领域中的不确定性和供需双方的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效，这为政府支持和于预卫生保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数员是不确定的，即疾病的发生不确定；二是健康这一产品的供给质量是不确定的，即病人的康复和康复程度也是不确定的。不确定的存在使得信息或知识成为了一种商品，同其它商品一样，它有生产成本和传播成本。自然，医疗领域中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医学知识和医疗信息成为一种商品，且这类复杂的知识和信息必然只会集中在某些人，即医疗工作者那里。[6]因此，相对于病人而言，医生对疾病种类的判断、治疗方案的选择、治疗的结果和治愈的可能性等方面都拥有更为充分的信息。所以，病人虽是医疗保健服务及相关产品的需求者和健康的最终消费者，却不是决策者，他们是在医生的引导下进行消费的。而作为决策者的医生，他既不会由此获得效用，也不会因此承担成本或损失。
因此，如果完全由政府投资于医疗卫生事业，供给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医疗价格的降低，个人也有可能在医生的指导下尽可能多消费，造成卫生保健服务的过度使用和医药资源的无效率使用；如果卫生保健
全都交由市场来提供，由于病人很少有机会甚至根本不可能对价格做出反应，那么在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收入与其提供的服务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情况下，在利益的驱动下，不仅会出现医生对卫生保健市场的操纵和“以药养医”的现象，造成医药价格畸高和医药资源的浪费，甚至还可能危害病人的健康乃至生命。同时，医疗卫生服务的执业资格、卫生监督和执法制度的建立和实施等也需要政府权威的介入，防范全体国民遭遇健康风险。出于上述种种原因，需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介入医疗产品的提供，参与健康投资。
3．社会分配不公
市场有效运行产生的分配不公状态，市场本身是无法改正和克服的。显然，如果单纯考虑效率的话．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后果是，高收入者获得较多、较好的健康投资，而低收入者只能获得数量较少、质量较差的健康投资，但是，“健康是一种权利”，因此．人们往往会出于某些伦理仁的考虑要求一定的公平，特别是公平地分配保障健康的资源。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政府投资于健康，减少健康保障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在公共财政框架下就表现为对健康的公共支出。至于公共支出的范围和方式则取决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能力和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及决策者的政治策略。在可供健康保障领域使用的资源极其有限的条件下，财政承担的责任一般只能限定在基本健康保障水准上，在基本健康保障领域中，公共卫生占据最优先的位置。
其次，政府投资于健康不仅是为了使健康保障资源的分配更为公平，还能够通过投资基本健康服务来增强劳动者的基本能力，从而减少疾病损失带给病人收入的打击风险，增加他们的收入。实证研究(Foster和Rosenzweig,1992,1994；张车伟，2003；魏众，2004)均表明，国民健康状况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收入。所以，政府投资健康，有利于提高贫病者尤其是患病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从而降低贫困率，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缓解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这在中国因贫致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健康的公共支出就具有了更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4．自然垄断
在健康投资领域中存在许多自然垄断性业务，主要是同经济和技术有关。以医疗服务为例，医学难题的攻克、新的医药产品的问世、现代医药技术的进步和先进的医疗服务的应用，无不需要大量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且大部分投入是沉淀成本。因此，如果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不仅无法也无力承担高昂的医疗研发成本和投资风险。而且，从医学人才的培养到医药科学的发展再到医疗知识服务的推广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这些都要求政府的介入，参与对健康的投资。
5．其它市场失效的情景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健康投资方面，人们更愿意和更多地投资于卫生尤其是医疗服务，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最直接的手段。但是，对于其他影响健康的非医疗因素的投入显得动力不足，主要包括公共卫生投入、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保护、运动健身设施的建设、以及健康知识的传播和学习等方面。这些都要求政府对健康形成一定的公共支出，以确保国民的基本健康状况的维持。
三、我国对健康的公共支出现状及分析
综合上述的分析，说明政府参与健康的投资是克服市场失灵，保障国民健康水准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手段。但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之后，与居民健康最为直接相关的医疗卫生制度也与经济制度一起走向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使我国在医疗卫生领域成了世界上最市场化的国家之一。我国“卫生总费用”直接反映了这一医疗卫生制度的变革。因此，可通过观察“卫生总费用”的规模与构成的变化情况来分析我国现阶段对健康的公共支出。
1．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的增速总体上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速
依据投资的理念，公共卫生支出增加的幅度至少应不低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速度。但是，表1的数据却显示，自1998年以来，虽然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大体上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幅度，但除了2003年以外，其增长速度一直明显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朱玲(2002)认为，这是因为我国政府并没有把公共卫生支出当作人力资源投资，而只是把它视为一种福利性消费。[7]1997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形成的政策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因此，若把这项支出仅仅视为公共福利，其投入量似乎就失去了公共基本需求的客观标准，从而使它在公共投资竞争中处于弱势。由此便不难理解，市场化改革中的一个倾向在于削减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公共福利，表2所显示的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小的比重总体呈下降态势，反映的正是这种倾向。
2．卫生总费用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的比重较低，呈下降趋势。
从表3的数据可以直观地看到，自1990年到2001年以来，我国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居民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一直保持着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虽然尔后有所回落，但从1996年开始，其所占的份额就一直保持在一半以上。而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的比重一直是最低的，除了2003年外，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份额基本上处于一个平稳发展并略有下降的趋势。这直接反映了医疗卫生的市场化改革使得我国居民成为卫生支出的主要负担人。
政府在卫生支出中的比例相对减少的原因也许还在于，卫生服务的作用很难通过量化指标得以确切表达。这些服务的结果通常是健康状况的维持，而并不一定是健康指标的提高(樊明，2002)。[8]现阶段，我国公共资源的配置主要是由政府行政官员决策的，而在政府行政垂直集权下，主要是运用一系列定量指标来衡量政府的政绩和官员的努力程度，因此，各级政府官员往往热衷于物质资本而非人力资本投资。
3．我国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在城乡之间的分配非常不平衡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城镇和乡村人口分布约占全国人口的36．22％和63．78％，然而，在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中，农村仅占14％左右，政府在城乡之间的卫生支出严重失调。表4的数据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显失公平的分配格局。从1991年到2000年，政府不仅对农村地区的预算卫生支出比重―直低于18％左右，而且这一比例是持续走低，致使公共卫生支出在城乡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制度格局和政策惯性，使得政府用于医疗卫生的公共支出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而且，新近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也可能将进一步影响基层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和支持。
4.与居民健康相关的其他公共支出的现状
已有的实证研究证明，除了医疗卫生支出外，其他公共支出项目，如教育、科研、环境治理、抚恤和社会福利等的支出也会影响健康的状况(Musgrove，1999)。现仅以教育为例，Grossman(1999)和Fuchs(2000)等健康经济学家认为，个人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呈正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比较容易接触健康知识，也容易与医生交流，从而能主动寻求健康信息。然而，表5的数据却显示，我国除了少数几个年份以外，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增幅均以较大的幅度低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揭示，在2000年我国的文盲率仍高达6．72％。国民较低的文化素质会降低他们搜寻和学习健康知识的主动性和可能性，就会错过预防当代流行病的有利时机。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公共卫生投资以及与健康相关的其它公共投资显然不足，而且公共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更不平等。然而，健康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政府必须承担起健康投资这一基本职责。因此，克服当前政府对居民健康投资不足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强化各级政府的责任，促使其进行合理的干预并承担起相应的筹资和分配的责任。
参考文献：
[1]UNICEF(1999)：“Women in Transition”，Monitoring Report，No．6，p．59。
[2]樊 明．健康经济学――健康对劳动市场表现的影响[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1．
[3][7]朱 玲．健康投资与人力资本理论[J]经济学动态，2002，
[4]张 馨．公共财政论纳[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24．
[5] Stiglitz，J．E．著．曾 强等译．政府经济学(中文版)[M]．春秋出版社，1988：114－115．
7月底，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报告》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各界对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聚焦。报告称，医疗卫生体制变革的基本走向是商业化、市场化，体制变革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而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报告的结论性评价是：“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这一结论证实了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看病贵、看病难”的体验。
而在此前，中国卫生部部长高强在等联合主办的形势报告会上就中国的卫生形势做专题报告时，在肯定我国卫生事业50多年来取得的成就的同时，对卫生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做了充分论述。从篇幅上看，高强的报告“报忧”的部分远远多于“报喜”部分。他指出，中国有些医疗机构盲目追求高收入，甚至为了追求收入而损害群众利益，严重影响了医务人员和卫生行业的社会形象。他认为，发展卫生事业应该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同时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高强的报告与上述报告几乎同时发表出来。
医疗体制改革关系到全国老百姓的生死健康。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如何走出困境，是人们普遍关切的现实问题。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参照了外国的某些做法。而外国的做法都是什么？我们参照的是什么、又忽略了什么？还有哪些能给我们以借鉴？――编者手记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成绩非常突出。医疗卫生事业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导致医疗卫生体制变革中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
一、过分重视经济增长，包括医疗卫生事业在内的社会事业发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二、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缺乏清醒的认识。三、其他方面的体制变动对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影响。四、既得利益群体的影响。
――摘自《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报告》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涉及环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其中健康照顾服务“社会福利”性质不明确，卫生改革目标和国家福利责任含糊不清，卫生改革措施市场化取向明显和卫生改革理论政策研究严重滞后等问题是改革失败的重要结构性、制度化成因。
建国初期的全民性医疗保障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曾有过骄人的成绩和辉煌。
1949年10月，随着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在革命战争时代打下的基础上正式开始起步。
翻开编年史可以看到：新中国非常重视人民的医疗卫生工作。一系列会议召开了，卫生工作的原则和计划确立和制定出来；一系列机构建立起来，甚至担任了全国爱卫会的第一任主任；的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传遍全国，一系列措施实行起来，轰轰烈烈的群众国卫生运动展开了，更重要的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短短时间内，中国的卫生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时东西方冷战的国际背景决定了中国必然是以苏联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管理体制为蓝本，设计中国自己的制度框架。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逐步建立了以公费医疗、劳动保险医疗和合作医疗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健康照顾服务体系，医药卫生体制首次成功实现重大制度性革命与结构性变迁，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国家医疗卫生体制。
为了改变瘟疫肆虐、疾病流行和缺医少药的状况，彻底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振兴中华民族，政府接管、改造、重建了原有的医药体制，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和以工作单位为基础的福利制度。国家机关、派、事业单位的干部、在乡伤残军人和部分在岗城市居民享受公费医疗。公费医疗预防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病人门诊和住院费用均由政府负担，个人基本无须付费。国营和部分集体企业职工则实行劳动保险的医疗制度，各项劳动保险费用全部由企业或资方负担，因工负伤、残疾、疾病、非因工负伤致残、工人与职员及其供养的直系亲属死亡、养老、生育时享受相关保险待遇，企业还有责任为其职工兴办集体劳动保险和职工生活福利救助事业。亿万农民则普遍加入农村合作医疗，所属乡村集体经济和农民个人共同分担资金，各地的合作医疗采取农民之间合医合药、合住院合门诊、合预防合保健等多种形式，初步建立了全国性、广覆盖、低水平、综合性和全民性医疗保障制度，极大地改善了国民身心健康状况。
总体来说，改革开放前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医疗保险制度建设是非常成功的、卓有成效的，创造性地建立了适合国情、独具中国特色的健康照顾体系，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选择社会发展道路和设计制度框架问题至关重要。中国在相对封闭和有限的国际空间背景下，主要借鉴苏联模式并结合中国实际需要的设计，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工人阶级当家做主、集体主义福利文化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等特点，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一、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是基本上将所有国民都纳入某种形式的健康保障体制之中，用世界卫生总费用的2％解决了世界总人口22％的基本医疗问题，极大改善了国民的健康状态。
二、创造性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四大方针。
三、创造了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三大法宝”的（县、乡、村）三级网络、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
四、深入广泛、积极主动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消灭疾病、移风易俗，显著改善城乡环境卫生。最重要和最具说服力的是，全国人民的人均期望寿命由建国时的35岁提高到2000年的71岁，城乡居民健康状况显著改善，建立了完整的医药卫生体系，大大降低了地方病和传染病的危害等。
总体来看，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成绩非常突出。但是也不能不看到这一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中指出的，当时中国医疗卫生服务的总体技术水平较低；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及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得到充分的调动和发挥；公费医疗和劳保制度对患者约束不足，资源浪费现象比较严重。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最大的感受就是“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拍张X光要自己去“跑”片子，想住院没“后门”不行……而享受公费医疗的人都或多或少地钻制度的漏洞，开回大量的药存在家里，直至发霉变坏。所有这些，是当时人们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持支持态度的背景。
没有受益者的卫生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卫生改革与发展成为公共政策议程的核心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新历史时期的重要标志，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医保制度创新同步进行。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创新相互交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首先始于医院内部的经济核算、经济管理与承包经营责任制。经过改革，初步改变了我国医疗机构不计成本和核算的状况。1980年代中期，现有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与急剧增长的健康需求之间差距越来越大，“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问题突出。因此如何扩大、发展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动员社会力量兴办医疗机构和提供医疗服务成为卫生改革的中心议题。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企业劳动、工资、社会保险三项制度改革的深化，医疗服务市场化趋向越来越明显。
1990年代早期，如何解决滥办医和办医滥的问题，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特别是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协调发展，成为医药卫生改革实践的重点。1998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卫生改革超越“卫生系统内部”范围。2000年，国务院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流通体制三项改革，标志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入前所未有的综合性、系统性、结构性和制度化改革发展建设时期。2002年，国务院推行城乡医疗救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极大丰富了卫生体制改革的内涵。这样，经过20多年的改革实践，中国初步建立了现代健康照顾服务体系与医疗保障制度框架。
综观20多年来的改革，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变革的基本走向是商业化、市场化。这些变化表现为，医疗卫生机构的所有制结构从单一公有制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险体系初步建立，药品生产与流通走向全面市场化。但是总体来说，20多年的改革基本是失败的，效果越来越差，健康平等和健康公平议题格外尖锐突出，健康照顾与医疗保险已成为制度性不平等的根源。同时，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越来越小，医疗资源浪费闲置问题突出，城乡居民两周患病率不降反升，应就诊、应住院而未就诊、未住院比例不断提高，医疗费用增长幅度远超过百姓承受能力，城乡居民健康状况的差别扩大，健康不平等与不公平的问题突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和医疗事故、医疗纠纷不断增多，出现“上不满意、下不满意，卫生部门自己也不满意”的改革结果，卫生体制改革成为没有“受益者”的改革。
世界各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说明，衡量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成败与否的主要标准是：是否有效地改善全体公民的身心健康状况，是否以国家、企业、家庭、个人可以负担的费用来提供优质、低价、适宜的健康照顾服务，健康照顾服务与宏观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否协调，国家、企业、个人是否从卫生改革中获益，等等。当然我们在否定20多年来卫生改革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涉及环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其中健康照顾服务“社会福利”性质不明确，卫生改革目标和国家福利责任含糊不清，卫生改革措施市场化取向明显和卫生改革理论政策研究严重滞后等问题是改革失败的重要结构性、制度化成因。
重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范围广泛，内容繁多，目前正处于政策模式选择与健康照顾制度框架设计的战略机遇期，卫生改革现状不容乐观。勇于承认失败并正视这一现实是改善和变革现有体制的基础。20多年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为现代健康照顾服务体系的建设与社会福利制度框架设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积淀。
卫生改革实践证明，疾病不仅仅是个人的麻烦和不幸，而是典型的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议题，这意味着国家应在健康照顾服务领域承担基本的社会责任，确保所有公民身心健康地工作和生活。
健康照顾服务体系的公认性质是“社会福利”，而非“有一定公益性质的社会福利事业”，这意味公民有权从国家、社会那里获得免费的基本医疗服务，这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基本做法。
卫生改革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社会平等、社会公正，而不是扩大社会不平等与不公正，只有那些能够有效降低或消除健康照顾领域中不平等、不公正的卫生改革，才是成功的改革。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过程与发展方向是不断扩大医疗保障的范围，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使更多公民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进而改善生活状况，提高公民个人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
医药卫生服务的性质是“社会福利”，政策范畴属社会政策与社会市场，而非经济政策与经济市场，这就意味着国家、社会、企业、个人应从社会投资、社会预防、健康促进和协调发展角度看待健康问题。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卫生改革不能照搬、模仿企业改革模式，健康照顾是“去商品化服务”，只有按照社会市场的运作逻辑，特别是依据公民权利和人类健康需要理论才能发展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医学。
从以上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我们不难总结归纳出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未来发展方向：应按照“一个制度，多个标准”的基本原则，建立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系统性、连续性和综合性医疗服务体系，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
根据世界各国成功经验和中国社会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应按照“一个制度，多个标准”原则，改革现有医疗保险制度框架，重新建构现代的、覆盖全民和具有社会平等取向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所谓“一个制度”是指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多个标准”是指根据全国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社会经济状况确定不同的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标准和医疗保障水平，这样就可以将所有国民都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框架之中，从而确保所有公民在患病之时得到国家应有的基本健康照顾服务。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的历史经验已证明，“广覆盖、低水平”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是可行的。目前建立这种保险制度的社会环境与社会经济条件也已经具备，中国社会与政府完全有经济能力建立“广覆盖、低水平”的全民性医疗保险制度，关键是人们的观念所能达到的水平，以及如何更加科学合理地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照顾制度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框架。不言而喻，按照“一个制度，多个标准”原则设计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优点非常突出，它既保障健康公平与平等目标，又有助于减少资源浪费，实现条块分隔的健康照顾服务的制度化整合，降低行政管理成本，避免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等棘手难题，发挥医疗保险的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建立全民性基本医疗保险是世界各国健康照顾的“国际惯例”和成功经验。
医院大门八字开 有病无钱莫进来
――解放前民谣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50年代诗词
赤脚医生向阳花 贫下中农人人夸
――70年代电影插曲
六类人 手术刀 腰里揣满红纸包
――90年代民谣（贾平凹《废都》）
医疗制度改革 让你提前送终
――2005年短信民谣
[关键词] 健康保险 发展现状 原因分析 经营对策
所谓健康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的身体为保险标的,使被保险人在遭受疾病或者意外事故所致伤害时发生的医疗费用支出和收入损失获得经济补偿或给付的一种人身保险,包括医疗保险、疾病保险、收入保障保险和护理保险等内容。近年来,尽快建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人们的广泛共识,而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保险,是转移风险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保障需求、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稳定社会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健康保险发展状况分析
1.我国健康保险的发展现状
随着医改的不断推进,作为对社会医疗保险重要补充的商业健康保险,逐渐成为保险市场上的新热点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各保险公司对健康保险的发展进行了有益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在此推动下,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迅速。据介绍,目前已经有29家寿险公司和8家财产险公司经营健康保险,提供的健康保险产品数量也已经突破了300个,中国保监会统计显示,商业健康保险年均增长速度达到46%。2008年我国健康保险市场潜力超过2000亿元,将主要体现在城镇职工群体的补充医疗保险需求、非城镇居民群体大额住院医疗保险需求和学生群体的医疗保险需求。许多业内人士也据此认为,未来几年,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将迎来一个高速发展时期。
二、我国健康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健康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目前保险企业都想利用医改契机,积极抢占补充医疗保险和农民合作医疗保险市场。通过健康险作为业务突破口,展开全方位的市场竞争。这种竞争的挑战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既有单纯的同业之间在产品、服务和价格上的竞争,也有在经营模式、市场策略上的激烈交锋,更有深层次的在发展战略、经营管理理念上的差异。而此时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的出现,不仅是健康保险经营主体不断增加,也使竞争领域向技术、服务、理念等纵深方向发展。因此对任何经营健康保险的企业来说,必须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形势,迎接挑战。
2.利润亏损是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健康险业务持续发展的最大
障碍
目前市场上的健康险产品三分之一以上是亏损经营,而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健康险经营管理:比如风险管理的能力还很低下,风险管控的手段还很有限。健康险的效益状况直接影响公司短险利润的完成情况,直接关系着分公司分级分类考核结果,直接影响到全社会对商业健康保险的信心。
3.健康保险市场很不规范,导致现实中存在着两大矛盾,即“供求矛盾”和“市场潜力与市场风险矛盾”
一方面市场空间大得惊人,另一方面保险公司踌躇不前;一方面社会公众需求迫切,另一方面市场供给乏力。“供需缺口”的局面便产生了现阶段,巨大的健康保险市场需求空间,对于保险公司来说,理应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总体上看,各公司健康保险业务规模并不大,险种单一、数量少。价格高、保障程度低是当前健康保险市场供给状况的真实写照,已远远不能满足多层次的市场需求。还有, 所有寿险公司都看到了健康保险市场蕴含的无限商机,但出于对医疗费用失控风险的忧虑,谁也不敢在这个充满风险的市场中盲目冒进,两者遂产生了矛盾。面对如此诱人的市场前景,保险公司却似乎显得无动于衷,尽管市场上时常有新的健康保险险种推出,但销售规模未有质的突破。因此,如何理顺保险公司、医疗服务提供者和被保险人的关系,有效避免道德风险,降低医疗费用,实现健康保险参与者三方和谐“共赢”,也是健康保险企业经营绕不过去的坎儿。
三、发展我国健康保险的对策
1.营造宽松的外部经营环境
从2002年起,总理曾经连续两次对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作出重要批示,指出逐步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把商业健康保险与社会医保结合起来,不仅有利于满足广大群众的医疗需求,而且有利于发展经济、稳定社会。2004年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健康保险工作部成立,以及前不久多家保险业协会参与的“2005年健康保险论坛”在京召开,探讨“医疗机构信用评估、行业协会与定点医院的合作”等问题,实际上都是在为解决健康险发展的外部环境等问题积极地努力。
(1)充分认识发展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意义,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意义在于:有利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支持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形成;有利于满足健康保障需求,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有利于增强消费信心,拉动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可以说,没有商业健康保险的积极参与,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既然如此,政府就应该支持它的发展,给它一个与社会医疗保险平等的地位,将其作为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纳入其中,并以相关法律、法规等形式确定下来,使得商业健康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共享管理成果、管理手段和管理设施。
(2)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社会认同感。保险公司应定期运用典型赔付案例,积极宣传商业健康保险在保障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大力普及健康保险知识,增强社会各界的保险意识,以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社会认同感与亲和力,使政府重视,政策支持,企业欢迎,百姓拥护。
2.商业健康保险需要专业化经营
由于健康保险是以发病率为依据而非以死亡率为依据,其风险控制难度大,专业技术要求高,在风险特性、保险事故特点、风险控制理念和方法、精算原理等方面均不同于人寿保险,决定了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必须遵循其经营特征和内在发展规律,独立于入寿保险业务,走专业化经营之路。
专业化,首先应当是经营理念的专业化,就是要认识健康保险不同于一般寿险业务的特殊性,树立按照健康保险自身特点实施专业化经营的理念。其次是管理制度的专业化,就是要把握健康保险自身规律,建立专业化的风险控制体系、专业化的技术标准和产品开发体系、专业化的经营服务体系、专业化的核算和考评体系等。第三是经营管理人才的专业化,就是要完善健康保险的组织体系和培训体系,逐步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健康保险的专业人才。
3.积极探索补充健康保险的商业化经营模式
目前,商业保险公司开发出来的健康保险险种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与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具有较强替代性的保险产品,该种产品交费低,保障程度也低,因而缺乏较大吸引力;一种是与基本医疗保险相衔接的团体补充医疗保险产品,该产品相对于个人健康保险而言,承保条件较宽松,保障程度较高,保险费率较低,有利于中国低收入群体、特别是无基本医疗保险的群体获得更全面的保障。
所谓商业化经营模式,主要包括:(1)完全商业化模式。即已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单位,在自身财力允许和自愿的前提下,基于本单位职工对超过统筹基金“封顶线”之上的高额医疗费用风险的忧虑,统一向保险公司投保商业大额医疗保险,由保险公司按照商业化原则来经营和管理的一种模式。(2)社保机构管理,保险公司参与运作的商业化模式。即社保机构与保险公司就补充医疗保险业务开展合作,由社保机构通过招标的形式选择保险公司作为承保公司,并将其经办的补充医疗保险费用逐步转移给保险公司运作。而且,社保机构要与保险公司就有关医疗保险的条款、费率、理赔等权利和义务签订合同,社保机构可以作为保险公司的机构收取一定的手续费,以弥补在与保险公司合作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
总之,有效的经营模式可创造出政府、保险公司、医院、保户“全赢”的局面:政府解决了医改所带来的重大疾病无保障的难题,保险公司卸去了医疗费用无从控制的隐患,医院在医改冲击后找到了新的利润增长点,保户则获得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健康保障。可以预见,我国健康保险的发展将逐步循入正轨,发挥稳定社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李 琼:《中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研究》.金融与保险.2004.11.
[2]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分析•计划和控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05.
[3]刘 愈:《保险学概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P98-103
关键词：医疗服务 效率 公平 医药分家
一、关于医疗服务属性的界定
有关医疗服务的所有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效率和公平问题。纵观我国医疗服务体制改革的有关政策措施，总体上缺乏对医疗服务的性质的明确认识，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医疗服务政策从指导思想到具体规则的种种问题，同时更导致了医疗服务实践既缺乏效率也缺乏公正，因此对医疗服务性质的分析和认识，是考察医疗服务问题的先决条件。
医疗服务的目标是满足人类健康的需求，人类的健康需求包含很多内容，其首先表现为疾病状态下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但医疗服务并不能完全承担保持健康、维护生命的责任。因为人类的健康需求还涉及社会制度、经济水平、生态环境、自我意识等多方面因素。这些正是医疗服务所依据的客观环境条件，并不是医疗服务的结果。混淆了医疗服务的社会责任目标和现实的服务目标问的区别，是目前难以界定医疗服务概念的主要原因之一。医疗服务的现实目标是解决人类健康需要中最直接的技术干预问题。医疗服务主要以具体病人的实际健康需求为服务对象，医疗服务的效果主要以个体健康状态的变化为标志，医疗服务的结果以提供的医疗技术最适合于患者实际状况(个体差异的、经济的、社会的等)为衡量标准。从社会经济角度讲，医疗服务消费主要是一种个体的消费行为。
但医疗服务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商品。医疗服务是具有非公共品特性的准公共品，医疗服务不同于卫生服务，卫生服务中有许多内容纯属公共品，如防疫、食品监督等；而医疗服务，从经济学上讲，是具有非公共品特征的“准公共品”。公共品最主要特征是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排他性、取得方式的非竞争性和提供目的的非盈利性等。其核心特征是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医疗服务是针对每个个体进行的，其“效用”可分割医疗卫生资源的利用方式和稀缺性。决定医疗服务消费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医院必须在能够维持医疗资源(包括人、技术、设备、药品等)的可持续供给基础上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这些都构成了医疗服务的非公共品特性。与此同时，因为医疗保健问题事关国家稳定、人民生活质量、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属人类互活动，完全按市场经济机制运作，会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所以，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均将医疗保健服务纳入政府财政计划范围之中，采用各种方法予以调节、控制。如限制医疗服务价格、制定相关政策、调节医疗服务市场，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需要。这就使医疗服务具有了“准公共品”的特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医疗服务内在的非公共品特性，与其形式上的“准公共品”特性之间存在的矛盾。使医疗服务的需求者、提供者、第三方付费者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它既决定了医疗服务的有偿性，又决定了其价格偏离价值要求的必然性；既体现社会对医疗服务这一特殊商品分配的公平性原则，又使得这种公平必须建立在国家经济实际发展水平基础之上；既要满足社会人群基本医疗需求，又要求医疗机构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有效满足不同需求人群的不同服务需要；既要受社会保障能力的实际约束，又要满足患者个体的实际需求；同时，还要能够补偿基本医疗需求以外的成本费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医疗服务自身的这种“准公共品”特性，还将深刻地影响医疗保健体制发生相应的变化。
我们之所以要认识和区分医疗服务的性质，是因为不同性质的服务，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来供给才能够保证其效率和公正。适合以市场供给的方式提供的物品和服务，其自由竞争形成的价格机制既可以保障效率，也可以保障机会均等意义上的公正。但是，公共服务需要政府的公共政策加以规范才能保证效率和公正，社会服务则需要政府的社会政策的规范来保障效率和公正。换言之，由于医疗服务的复杂性，医疗服务领域的政策必须以医疗服务的性质为基础才能保证医疗服务的效率和公正。就医疗服务领域而言，其产出是健康。其生产效率指的是在投入既定的条件下，以最能保障和提高公民的健康水平的方式提供服务，或者说是用尽可能低的投入使患者的疾病得到治疗，使全体公民的健康水平得到提高。医疗服务领域的产出不是医生或医院提供服务的数量，当然更不是医生和医院赚取的利润的数量。如果医疗服务领域产出和效率的特性证明市场效率的上述假设不完全成立，它就需要国家作为公共服务、社会服务来提供。医疗服务的配置效率还表明，一个社会在医疗服务领域投入的资源不能完全取决于其社会成员对医疗服务的需要。由于医学科学和医疗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必须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即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对每一个病人提供医学科学所能提供的治疗手段是不可能实现的，为所有的病人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是社会负担不起的。
二、对医疗服务改革的认识
医疗服务需求属于人类最基本的生理健康性需要。人类的健康需求包含很多内容。其首先表现为疾病状态下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但医疗服务并不能完全承担保持健康、维护生命的责任。因为人类的健康需求还涉及社会制度、经济水平、生态环境、自我意识等多方面因素。这些正是医疗服务所依据的客观环境条件，并不是医疗服务的结果。
医疗市场是客观存在的。在医疗市场上，存在有供方医疗技术资源、医疗设备和医药产品等物质资源、医疗技术劳务等，也存在有需要利用这些医疗资源和服务的患者，由于存在供需双方的交易过程，因此，医疗服务也就具有了商品属性，凡是商品，就需要通过市场化来完成交易。但是，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决定了医疗服务提供与利用过程，不能也不应该完全按照市场法则由患者和医疗服务提供商进行交易，即医疗服务的提供不能完全直接按照自由交易规则进行市场化。
另一方面，医疗服务是一种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社会服务，主要原因在于医疗服务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基本医疗服务具有伦理上的不可排他性、医疗卫生服务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进一步可把医疗服务细为两种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和治疗性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主要包括疾病预防、防疫检疫、流行病防治、疫苗接种、妇幼保健、学校卫生等，公共卫生服务主要目标是从整体上提供健康的生存环境，以预防为主，流行病、传染病的防治为其核心任务，这类疾病的成功防治，可以减少其他人受传染的可能性，防治活动本身具有极大的外部性。因此，公共卫生服务应该是公共产品，对公共产品的
提供应该是由政府来提供最有效率，所以公共卫生服务不应该市场化和商业化，而应该完全由政府来承担其供给。
治疗性医疗服务主要指对个人病痛的治疗，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所以，它也能够完全由市场提供出来。但由于医疗市场上的严重信息不对称，使得治疗性医疗服务的供给具有相当的垄断性，从而影响了治疗性医疗服务的供求效率，加之个人治疗性医疗服务需求具有弹性较小，甚至为零的特点，当人们患病时，特别是重大疾病时，只能选择就医，但医疗卫生市场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问题，患者对自身疾病严重程度、治疗时间、医疗服务质量、药品质量往往因缺乏专业知识而无法辨别，而医生则处于信息优势，因此，信息不对称使消费者(患者)通常处于劣势地位，供给者(医生)处于垄断地位。在信息较完全的市场中，供求双方可以通过竞争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商品(服务)的市场交易是有效率和公平的，但在医疗市场中，则会由于治疗性医疗服务供给方(医院)的占优地位，能够取得垄断势力，其供给只能有利于供给方(医院)而不利于患者，因而治疗性医疗服务市场的垄断性影响了医疗市场有效运转，因此，治疗性医疗服务完全由政府像公共卫生服务那样来提供既是不现实的也是无效率的，治疗性医疗服务的供给只有靠市场来解决，而打破对治疗性医疗服务供给领域的垄断以及政府提高监管效率和水平才是解决医疗服务效率和公平问题的关键。
事实上，医改的根本问题其实就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即如何处理政府和医疗市场的关系。当前医疗领域出现的种种困惑，是政府与医疗市场双向不到位的结果。多年来的探索表明，我们应该重新思索政府在医改中的作用。首先，政府要解决医疗服务领域的深层次问题，必须发挥其公共管理职责，进行宏观调控，引进公平竞争机制，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关键是在政府主导下制定公平合理的政策，吸引民间团体和非营利性机构进入，而不是由政府取代市场。其次，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通过购买医疗服务补贴给需要的患者。为了提高政府的资源效率，政府不应直接配给医疗服务资源，而应通过“搭患者的便车”按市场价格购买特定医疗服务机构(如公立医院)的服务来补贴给特定的患者。各类医疗服务机构通过有效竞争，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创新医疗服务内容来争取患者就医。另外，作为医疗服务市场的监管者，政府应严格执法，规范医疗市场秩序，鼓励正当竞争，严厉打击一切商业贿赂行为和腐败行为。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人们伦理观发生了变化，使人们免受疾病的折磨，享受基本的医疗服务也被看作一项基本人权，而且个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也是极其重要的，因此，人们从基本人权观念出发，认为这类医疗服务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非排它性，从这个角度看，某些基本的医疗即使不具有明显的外部性，但由于具有了伦理上的非排他性，因此也有了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政府对基本医疗服务的供给应负担一定的责任，基于我国政府财力和能力的考虑，政府不一定负全部责任，另一部分责任可由市场来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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