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征信；金融中介理论；金融资源；普惠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7）03-0003-05
信贷市场上广泛存在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此产生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造成交易成本的上升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从宏观上讲，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违约风险，将对信贷市场的存在和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甚至导致信贷市场的萎缩，因此需要建立征信体系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现有文献中，对征信理论的研究主要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以信息不对称、交易费用和博弈论等理论为基础去解释征信的产生、发展和功能等问题。本文对征信理论基础问题追根溯源，以金融发展为背景，从金融中介理论出发来阐释征信的本质特征，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分不同的侧面利用规模经济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对征信基础理论问题进行剖析。
一、征信的产生源于信息不对称
古典经济学通常假定信息是完全的，市场竞争是充分的，可以自动达到一般均衡，因此在理想的金融市场中，金融中介因失去功能而变得多余。然而，信息不对称在现实中长期存在，从信贷领域而言交易双方难以达到信息的完全共享。这样贷款者很难依据风险程度确定利率水平，而只能根据借款者的平均风险水平确定利率，从而使高风险者获益而低风险者受损，产生“逆向选择”问题。而且，“道德风险”也难以避免，主要表现为拖欠债务等失信行为。从总体上讲，信息不对称提高了金融市场上的交易成本、降低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为解决信用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需要以可负担的成本建立信息的收集、甄别和共享机制，提高获取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增加交易双方的信息透明度。征信作为专业提供信用信息服务的行业应运而生，成为市场经济特别是金融领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征信对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节约社会交易成本和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显著效果（见图1）。
从微观上讲，通过信用信息的共享可以降低授信人决策时的信息收集成本，提高对受信人的了解程度，完善交易前的筛选机制，提高根据风险决定利率水平的定价能力，从而降低逆向选择的程度。而且，信息的共享和长久保存使得交易双方的一次交易变成受信人与整个社会在存续期间的重复博弈，完善了对违约者的事后惩戒机制，降低了违约概率，也就相应地降低了道德风险，减少了对贷款人的事后监督成本。从宏观上讲，征信在整体上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完善的征信体系可以提高守信者交易成功的概率，提高失信者参与交易的成本，从而构建“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帮助市场上每个交易主体养成良好的信用习惯，提升整个社会的信用水平。
二、征信的本质是金融中介功能的分离与专业化
金融中介是处于资金需求方与供给方之间买卖金融资产的机构。抽象地讲，金融中介是与金融市场相对应的、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基础制度性安排（见图2）。金融中介理论围绕金融中介为何产生、如何发展以及在经济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展开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19世纪以前，“信用中介论”占据主导地位，认为金融中介是“存款人的集中”和“贷款人的集中”，具有“信用创造”和“资产转换”的功能。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推动金融中介理论成为20世纪70年代金融理论的热点，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促使资金富余者将资金委托给专门从事信息生产的人或者机构来从事放贷业务，这样就沿着“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将资金委托给从事信息生产的人（机构）”的逻辑更加有力地阐明了金融中介存在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戴蒙德于1984年提出“贷款者委托金融中介机构对借款者进行监督（贷前和贷后）”，从“防范道德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功能。
回顾金融中介理论可以发现，通过信用信息的归集、加工和应用来开展信贷活动、防范信用风险是金融中介存在的重要原因。换个角度讲，金融中介是资金流、信息流共同汇集的中心和节点，以此也可以体现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地位。在经济金融化、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下，金融中介的l展使得资金流动高度契合了物流、信息流的要求，助推社会资源以高效快捷的方式进行配置，满足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并推动社会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形态。金融中介需要处理的信息数量日益增多、结构日益繁杂而且效率需要成倍提升，客观上就产生了将信息收集、整理和加工环节分化出来，成立专门的信息服务类机构的现实需求。从这个角度讲，征信机构可以视为金融中介中专门从事信用信息服务的类别，是对信用信息服务功能的强化，是通过提供信用信息服务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进而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细分行业。因此，征信机构作为金融中介的组成部分，既具有金融中介所具有的共性特征，又作为信用信息服务机构具备独有的特征。
三、征信的核心特征
（一）征信行业发展具有规模经济特征
征信行业具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具体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混合型三种模式，在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都已经建成完善的征信体系。无论发展模式如何，征信机构在信用信息的采集、加工、共享和对外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都呈现出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在各国的征信系统建设初期，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因此准入门槛较高；发展成熟阶段成本降低而收益明显提升（见图3）。主要原因在于征信行业具有网络经济的性质，一旦信息提供者和信息使用者之间形成完善的信息共享平台，构成双向的信息流网络，需要继续投入的资源和维护成本较低，同时随着征信产品应用者的增多所带来的收益不断增长，呈现出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
在美国、英国等市场主导型国家的征信行业发展初期，征信机构众多，规模较小，经营覆盖的区域较窄，在经历了100多年的兼并重组和优胜劣汰之后，形成现在少数机构垄断征信市场的格局。对于征信行业后发国家而言，在发展初期需要较大规模的投资去购买信息存储和处理设备、雇用征信专业人才、架设信息输送网络以及开发征信服务和产品。这一阶段，由于需要采集的信用信息数量巨大，社会认可度较低导致征信产品的使用率不高，收益远远小于成本，市场主体缺乏进入征信行业的实力和动力，大多数是由政府和行业组织等机构出资建设公共征信平台，完成征信制度建设、基础信用信息收集和征信市场培育等基础性工作。基础性工作完成后，征信行业开始进入快速成长的阶段，此时收集数据、架设网络和培育市场等成本大幅下降，信用信息的数量、更新速度和应用领域在逐步扩展。这一阶段，大量专业化的社会征信机构逐步出现，征信机构的构成从单一的公共型向公共型与社会型并存的格局发展。在信息主体的相关信息已经实现全面共享、数据更新机制比较成熟、应用领域比较广泛和社会信用机制已经比较完善之后，征信市场开始进入成熟的阶段。这一阶段，在规模经济和正外部性的作用下，征信行业的投入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此时，征信机构的实力更强，征信产品和服务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多样性、专业性、个性化等特征。
由于征信行业具有网络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双重特征，在征信市场发展的任何阶段进入成本都比较巨大，特别是到了成熟阶段，即使有新的进入者也只会增加成本而不会带来更多的效益。因此，征信市场上一般只能存在一个或者少数几个市场主体，表现出自然垄断的性质。目前，世界范围内征信业发展的高度集中也在实践上印证了征信业的自然垄断性。
（二）征信产品具有准公共性特征
公共产品是私人产品的对称，指具有效用的非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特征的产品，是那些能够为绝大多数人共同消费或享用的产品和服务。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公共产品都能同时严格地满足以上三个特性，如果能够全部满足叫作纯公共产品，比如国防、公安和司法等方面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如果三个特性皆不满足是纯私人产品，这方面例子最多，比如衣服、食品等仅供个人消费的物品。介于二者之间，既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又带有私人产品性质的为准公共产品。
首先，从效用上看，征信产品不是提供给某一特定的y行、企业或者个人的，而是可以面向整个社会共同提品和服务；而且从消费环节看，征信产品具有联合消费的特点，任何信用信息需求者均可获取所需要的信息而不会影响其他使用者的效用。其次，征信产品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只要获得许可，在征信系统运转良好时，一个消费者查询某个信用主体的信用报告时，都不能排除其他人同时查询同一主体的信用报告，同时也不会因此减少其他人享用该信用信息的数量和质量。而且，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征信系统的功能更加强大，增加一个用户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第三，征信产品在受益上具有排他性。也就是说，征信产品一般按照谁付款谁消费的原则运营，将不付费的主体排除在外。可见，征信产品不是纯公共产品，而是既带有公共产品特性又带有私人产品特性，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效益上可以定价且技术上可以实现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见表1）。
（三）征信体系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
外部性的概念是由马歇尔和庇古在20世纪初提出的，指一个经济主体（生产者或消费者）在自己的活动中对其他主体的福利产生了影响。完善的征信体系具有较强的辐射作用，能够显著地促进信贷市场的稳健发展和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能够提升信贷可获得性，推动金融普惠，促进信贷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升整个社会的信用程度，可见征信体系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或者称为显著的“正外部性”。
具体地讲，征信体系覆盖的经济主体越多、信息内容越完整且应用的范围越广泛，那么征信体系的作用就越大，也就是对于信息主体评价结果的影响力就越大，外部性的影响也越大。换个角度讲，由守信主体构成的信用网络规模越大、以征信体系为基础的信用交易越频繁，那么征信体系的重要性越高，地位越重要，发挥的正外部性作用越明显。相反，由失信者组成的团体越大，信用交易的规模和范围越小，那么征信体系就越不重要，甚至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充分发挥征信体系的正外部性，减少甚至消除其负外部性，促进社会成员普遍建立信任感、不断完善“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寸步难行”的社会机制，将显著提升整个社会的信用水平。市场经济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经济形态。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市场经济越发展就越要求诚实守信，信用的价值就越高。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缺乏信用，就会影响经济主体的活动范围、频率、深度，减少商品交换规模或者延缓交易，进而严重影响社会的投资和消费，拖累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征信体系正面的辐射作用越强大，社会的信用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市场机制建设，进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四、征信有利于金融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
实现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和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完善的征信体系作为基础，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从微观层面看，征信产品和服务可以帮助交易对手了解信息主体的信用状况；从中观层面看，征信体系是金融行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可以用于防范信用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从宏观层面看，以征信体系为基础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可以推动行业信用建设和提升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能力，提升社会诚信水平。然而，金融资源在配置过程中追求利润最大化，具有马太效应，表现出“嫌贫爱富”的特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受到不同程度的金融排斥。如果用长尾理论曲线来描绘（见图4），金融机构比较多地关注曲线的“头部”，而将处于曲线“尾部”的弱势群体排斥在外，也就是说金融市场具有典型的“二八定律”特征。征信体系的存在能够为中小企业、贫困人群建立信用档案，帮助金融机构降低向弱势群体提品和服务的成本，推动更多的金融机构开发针对弱势群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有效拓展金融机构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在整体上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得性和满意度，进而提升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
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互联网金融加速发展的新形势下，金融行业对征信产品的要求已经不再局限于原始的信用报告，而是在精细化营销、个性化服务和批量化处理等方面寻求更高级的征信服务。同时，随着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征信服务的需求者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银行类金融机构，而是扩展到证券、保险、电子商务、公用事业、企业雇主和消费者个人等群体，这些都为我国征信市场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从供给角度讲，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也为征信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海量和多样化的数据、高效的数据处理模式和便捷的服务渠道，从而为征信业务升级和服务领域拓展提供了技术支持。总之，征信体系已经成为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石，对促进金融结构演进、金融功能强化和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支撑作用。展望未来，征信体系建设应该顺应金融发展的需要，以征信基础理论为指导，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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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信息 质量特征 采取的对策
一、会计信息的质量及质量特征
会计信息的质量是指会计信息产品满足规定或潜在需要的特征和特性的总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就是会计信息所应当达到或满足的基本质量要求，即会计信息为满足规定或潜在需要而必须具备的那些特征和特性要求，它是会计系统为达到会计目标而对会计信息的约束。要想全面、正确地理解会计信息产品质量特征的本质，必须认识到会计信息质量受到信息的使用时间、使用地点、使用对象、社会环境、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其基本本质是一个动态、变化、发展、相对的概念，而不是固定的概念，即要求内含的质量特征和特性均满足用户需要，并在一定条件下实现诸特征的最佳组和。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为会计目标服务的，它是联系会计目标与实现目标之间的桥梁，对财务报表所提供的信息起约束的作用，是提供信息符合会计目标的要求。在会计目标被定义为决策有用性的前提下，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就是使会计信息对决策有用的特征。投资者把资源投资于企业，目的在于未来获得更多的收益，包括股利和资本利得等，出于这一目的，投资者需要做出持有还是出售的决策，债权人需要做出是否贷款的决策，等等。这些人作为会计信息使用者都需要有用的会计信息，即有利于他们做出决策的信息，对其预测未来时会导致决策差别的信息。所以，相关性是保证会计信息对决策有用的最重要的质量特征；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经营者拥有更充分的信息，投资者和债权人等外部信息使用者可以获得的信息是不充分的，他们为了做出正确的决策需要可靠的信息，任何虚假和误导的信息都比没有信息更有害，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可靠性是保证会计信息对决策有用的另一重要质量特征。会计信息的其他质量特征有：可比性、重要性、及时性。
二、新经济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影响
美国国家商务部在1999年度报告中将新经济定义为：“新经济指在过去的15年中，由于功能强大的个人电脑、高速的电子通讯以及Internet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改进的市场的不同名称加在一起的简称，包括‘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知识社会’以及‘风险社会’等。”新经济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信息化经济；以知识决策为导向的经济；以智力为支撑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面向未来的经济。新经济对会计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从而使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受到以下两种挑战：
1.国际需求与国内需求的挑战。新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企业跨国化的发展造成资本和信用的跨国流动，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各国经济与企业的发展与他国紧密相连，会计信息在全球范围内交流成为必然趋势，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一方面要满足本国会计目标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满足国际经济环境和国际金融市场的需要，财务报告使用者广泛化和多样化，使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受到挑战。
2.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的挑战。新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不完全导致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虽然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也导致不确定性，但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信息不对称表现为事前和事后不对称，相应地带来了两种不同的后果：一种是由于信息事前不对称引起的逆向选择问题，另一种是由于信息事后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些都使会计环境的风险加剧，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如何应对环境变化显得十分迫切。
三、关于我国构建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的几点设想
1.建立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纳入框架体系中。“概念框架”一词是在1966年由美国会计学会（AAA）在《基本会计理论报告》中提出。此后，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也纷纷效仿建立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对会计准则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提高了会计准则制订的效率。我国目前尚无完整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新颁布的具体会计准则已达到较高水平，使得现有的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在理论上与具体准则不匹配、不协调。因此，修订企业会计基本准则、建立概念框架显得十分迫切。在修订时应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作为概念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明确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在会计基本理论中的地位，有利于使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理论研究深入发展。
2.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要符合我国的会计目标的要求。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主要取决于会计目标，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不同，各国的会计目标也不相同。FASB在其第1号概念公告中指出：“财务报告应当提供有助于信息使用者评估报告主体预期现金收入的金额、时间和不确定性的信息”，国际会计准则也将会计目标规定为“决策有用性”，受会计目标的影响，美国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偏向于相关性，德日的会计目标定位为“受托责任观”，其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则偏向于可靠性。
我国财务会计目标目前并不十分明晰，但主要体现的是“受托责任观”，这基本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但所有者缺位现象影响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实现。笔者认为，“决策有用性”是指对信息使用者有用，信息使用者包括投资人、债权人以及委托人等相关各方，因此“决策有用观”实际涵盖了“受托责任观”。根据新经济时代的特点，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机遇大大增加，“决策有用性”将有利于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因此我国会计目标应定位为“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二者的结合，这样才能与会计信息使用者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变化相适应。
3.构建多层次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的建立可以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模式，但要考虑中国的国情。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应多层次化，第一层次为总体质量特征，即有用性；第二层次为主要质量特征，包括可靠性、相关性、透明度、可比性和充分性；第三层次为次要质量特征，包括如实反映、公允性、谨慎性、完整性、重要性、前瞻性和实质重于形式；会计信息的制约因素包括及时性、成本效益原则及相对性和动态性。
四、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应该采取的对策
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披露有赖于企业高质量的会计信息生产与高质量的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其中，企业会计信息生产是企业会计师在企业经营者领导下，依据企业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利用会计劳动手段，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如实反映。为此，若将经营者对企业会计工作的蓄意干扰、企业会计师的业务素质低两因素搁置不论，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企业会计准则的质量与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质量。由于审计问题已经成为今天的焦点，本文在此就不再赘述，本文着重从会计信息的生产方面来考虑，如何更好的生产高质量的会计信息。
民族文化创意市场连接着业已存在的民族文化环境，相比于传统的农产品市场、工业产品市场，具有更加错综复杂的市场关系。其市场特征体现出:(一)产品的新奇特征。文化创意本质是生产者和消费者适应新奇观念的市场［4］，因此，新奇是民族文化产品成为民族文化创意产品的重要标志，是民族文化产品产生经济效益的核心引擎，是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形成的重要动力。对民族文化创意产品而言，不管该产品与历史、社会以何种方式融合，与经济、技术以何种方式结合，最后以何种形态出现，其本质上都体现出产品的新奇特征。而缺少新奇特征的民族文化创意产品，必然会导致市场的衰落与枯竭。(二)生产的合作创作特征。文化创意是文化和经济的合作演化，因此，单纯的文化创作或纯粹的经济行为，都不能完整表达文化创意的实质，或导致文化缺乏经济活力，或导致经济失去文化依托。基于此，民族文化创意的生产过程相比于一般产品的生产过程，更强调民族文化从业人与生产经营者的合作创造。通过合作创造，实现民族文化创意的美学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象征价值的经济转换，推进民族文化创意成为一个稳定的、具备自进化能力的高层次的文化与经济融合的新奇系统。(三)消费的文化身份特征。消费者对民族文化创意产品的新奇进行消费，表面上是一种针对民族文化的消费活动，但从其消费偏好而言，反映出消费者的文化品位，从而本质上体现出消费者对自身潜在的文化身份的一种认同和追求［5］。这不同于一般意义的高档产品消费。在高档产品消费中，尽管消费者也体现出一种身份，但主要是基于经济身份，具有炫耀性。而文化身份，是消费者对自身精神活动的一种追求，具有较强的隐秘性。这种对文化身份的消费，比炫耀性消费层次更高，是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更高层次的文明。(四)价格的社会网络特征。由于民族文化创意产品的新奇性，使得民族文化创意产品对消费者而言，具有更大的信息不对称，其定价表现出更大的不确定性。但同时，由于文化创意的社会特质，使得民族文化创意产品的价格确定可以借助更加显著的社会网络实现。即是说，面对不确定的民族文化创意产品，消费者的选择不仅仅取决于传统的市场价格，更取决于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其他个体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从而使价格具有社会网络特征［6］。(五)空间的体验特征。产品的新奇特征，要求通过一定的体验完成;消费的身份特征，也要依赖于个体行为与其他个体行为的相互体验实现。因此，民族文化创意产品的市场空间，不仅仅是一般产品市场的简单买卖空间，更应是适应文化创意的产品特征、考虑文化创意产品的体验氛围、满足个体消费者互动需求的体验性空间。通过体验性空间，可以更好地实现消费者与产品、消费者与生产者、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互动和相互认同，促进民族文化创意市场的发展和繁荣。
民族文化创意的融合机制
后福特经济的一种发展景观，就是以文化和创造力作为经济发展的工具［7］，更密切地联合其文化遗产，更重视民族和当地文化，以文化为基础推动区域扩大和再生。基于此，在民族文化创意的实现机制上，体现出“旧瓶装新酒”的融合思路。(一)文化与经济的融合机制。在民族文化创意的实施和发展中，应充分考虑各地方的文化特征，这是文化创意的基础，也是其差异性所在。必须重视不同民族文化的传统价值，通过对民族文化的传统价值进行充分挖掘、整理、提炼，以使民族文化创意产品具有鲜明的、独特的文化特征。与此同时，民族文化创意虽然根植于文化，但更重要的是一种经济活动，要求实现财富的增长。因此，必须按经济规律进行民族文化生产，通过文化与经济的结合机制，让传统文化的美学、精神、社会、历史和象征等价值焕发出新奇特征和经济活力，从而激发消费者的文化体验需求，满足消费者的文化身份主张，使民族文化实现合理和充分的经济表达。(二)文化与技术的融合机制。民族文化创意以文化为基础，但本质是一种创造性经济和知识型经济，因此，民族文化创意的生产过程也是民族文化和新技术应用的一种组合选择。传统的民族文化，要合理和充分实现其经济表达，满足现代社会更高层次的文明追求，将越来越依赖现代技术手段，通过信息处理、物质转化、空间整合，使其多种价值得以充分和有机反映，使其新奇特征得以凸显，使其经济表达得到完整和准确呈现。但另一方面，虽然新技术是民族文化产业向民族文化创意产业转型和发展的重要工具，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不同的民族文化创意却应该根据其文化资源的禀赋情况，选择不同的、适宜的技术实现机制。如依托于劳动力资源的民族文化产品，可以选择劳动与技术充分结合的技术实现机制;而依托于资本资源的民族文化产品，则可以选择资本与技术的有机结合。(三)文化与社会的融合机制。由于消费者的文化身份特征、价格的社会网络特征和空间的体验特征，决定了民族文化创意离不开社会活动，离不开消费者与消费者间、消费者与生产者间以及消费者与各种中介组织间的社会交往。特别地，作为消费者的文化身份，本身也有一个唤醒、激发和培养的过程，而社会参与将是极其重要的实现途径。因此，在民族文化创意发展中，建立消费者与消费者间、消费者与生产者间以及消费者与中介组织间的联系机制，将降低文化创意市场各种主体的社会进入壁垒，促进文化与社会的充分融合，有利于文化创意的深入推进。(四)文化与空间的融合机制。从国际建设的成功经验来看，基于前文化设施、前工业设施的文化创意再生计划，由于更能结合城市规划和多利益相关者，从而有着更强大的可行性［8］。因此，民族文化创意空间，应充分考虑原民族文化设施、废弃的工业厂房，通过这些文化的延续性载体，借助政府的空间发展机制和经济政策引导，促进旧的空间有机注入和展现现代文化创意元素，实现民族文化与民族地区废旧空间的混合再生。也即是说，通过民族文化创意使民族地区的文化空间转变为创意空间，使民族地区的废旧空间再生出新奇空间，实现民族空间的财富增长效应。(五)文化与组织的融合机制。民族文化的创意过程，也是民族文化、民族艺术、民族遗产的知识连续、知识合成和知识创造的过程。为此，在民族文化产业向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转化中，必须建立文化知识的建设性和创新性的连接机制，使文化专家、艺术家、企业家、技术专家、各种中介组织、具有创造活力的消费者建立广泛而紧密的联系，形成富有创造性的组织网络。这一网络，将对文化创意的资源开发、生产流程、技术配置、市场发展等问题充满兴趣，并能够通过互动和合作，有效促进上述问题的解决。
民族文化创意的企业家行为
民族文化创意企业家是文化企业家中专注于民族文化创意的企业家群体。根据文化(创意)企业家的最新定义［9］，可以将其理解为民族文化变迁的人，他们通过组织民族文化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使民族文化与经济获得快乐结合、民族艺术家的梦想与企业家的冒险得到创新结合，在获取个人收益的同时，有力地推进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和民族地区国民收入增加。作为民族文化创意企业家，其行为具有四个结合:其一，文化行为与经济行为结合。民族文化企业家具有文化与经济结合的战略理念，并致力于经济上可持续的文化企业发展，因此，他们熟悉和热爱民族文化，充满梦想地去寻求和实现民族文化与商业经济的充分结合。在他们身上，既有文化专家的身影，也有企业家的身份。其二，学习行为与创新行为结合。从民族文化转换为民族经济，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变。要完成这一转变，民族文化创意企业家必须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通过对文化知识和文化变迁、技术知识和技术变迁、管理知识和管理变迁等的持续学习和不懈关注，以创新性地获取将民族文化转换为民族经济的解决思路。其三，组织行为与合作行为结合。由于民族文化创意的价值分布在文化、经济、技术、社会等多个环节，因此，在文化创意的经济活动中，民族文化创意企业家既要对存量的文化、金融、技术、社会、人力等资源进行有机的组织，又要积极探索与文化机构、经济组织、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的增量合作，拓展和丰富新的文化资本、金融资本、技术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其四，自利行为与他利行为结合。文化创意产业在组织上表现的社会网络性、在空间上表现的混合再生性，决定了企业家在民族文化创意经济活动中的财富获取必然建立在自利与他利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对民族文化创意的企业家而言，在实现生产者财富增加的同时增加消费者的价值，在增加新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保留城市或社区旧的空间情结，在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促进文化繁荣，将是符合文化创意产业特征、具备激励兼容效应的可持续的行为选择。
民族文化创意的产业发展
(一)民族文化遗产。民族文化遗产具有十分明显的私人价值，这种私人价值一般通过民族文化遗产的门票得以体现。同时，民族文化遗产也具有显著的公共价值，如Throsby［10］所说，作为身份符号的文化遗产，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身份，告诉人们曾经发生的故事，有助于界定“我们是谁”，从而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此外，民族文化遗产除自身收益外，还带动了旅游业、表演业、食品业、制造业等行业的发展，体现出明显的国民经济乘数效应，从而成为民族文化创意的重要产业。从供给而言，民族文化遗产的创意一般通过博物馆的形式呈现。博物馆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所谓的巨星博物馆，由于其较高的层次定位、较大的空间规模、较强的技术含量、较丰富的产品设计，使其遗产的美学意义、象征意义得到较充分的表达，从而成为民族地区或一座城市的重要标志。另一类是专业博物馆，通常规模较小、投入成本较低，通过提供新奇、特殊的展览而对社会产生一种新的吸引［11］。从需求而言，由于文化需求、休闲需求、收藏需求在人们生活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民族文化遗产博物馆正成为人们旅游越来越重要的景点。这里，既有个人或家庭的文化爱好和休闲需求，也有企业和各种组织的文化和教育需求;既有社区的社会活动需求，也有对文化遗产感兴趣的文物收藏家、文化经营者的经济需求。从制度形式而言，民族文化遗产博物馆既有公共的，也有私人的。但从国外的实际运行来看，很少有纯粹的公共博物馆或纯粹的私人博物馆，大多数都是公私合作的营运模式，通过混合的资金甚至混合的产权或混合的经营来实现。比如，几乎所有的私人博物馆都接受某种形式的政府补贴;而公共博物馆也接受私人捐赠，通常捐赠者的捐款可以免税［12］。从产业发展而言，民族文化遗产创意通常以民族文化遗产为内容，依托博物馆这一载体，衍化和延伸民族文化遗产的产业链。比如，在民族文化遗产博物馆提供免费参观的同时，也可以利用民族文化遗产元素，通过公私合作经营，打造高文化品味、高技术含量的大型民族文化剧目，将民族文化遗产的美学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象征价值充分呈现给消费者，其所获收益既实现了公私经营者的经济发展需求，也实现了民族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恢复和再利用的目标。(二)民族生态文化。反思工业发展，虽然繁荣了人们的经济生活，却也极大地导致了人类精神层面的俗化;虽然促进了资源的合理利用，却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类生态环境的异化。在工业发展模式日益呈现边际收益递减甚至停滞的态势下，对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探索已刻不容缓。在此背景下，生态文化发展和民族生态文化创意就体现出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民族生态文化创意，意味着民族地区的环境资源和社会资源在生态经济的视角下将得以严肃考虑，通过对民族地区的环境资源和社会资源进行整合，对现有的制度安排进行渐进性变革，以实现经济上的边际调整，使民族生态文化激发出绿色的经济效益。从消费而言，一种生态效率的价值观正日益融入人们的价值理念中。社会公众和消费者对企业发展和区域发展的成效判断，不再是单纯的基于成本利益分析的货币效率，而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投入和产出。富有生态文化的产品、具有生态文化的企业、凸显生态文化的地区，已经日益融入大众消费体系，日渐为消费者所推崇和尊敬。可以预见，随着低碳经济的崛起，具有生态文化特点的消费必将成为国内的主流消费，而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化具有天然的和显然的比较优势。从供给而言，在创意经济下融入并突出民族生态文化的差异性，在经济诉求中强化并蕴藏民族文化的生态美学价值、生态精神价值、生态社会价值、生态历史价值和生态象征价值，将是民族生态文化创意企业的战略选择。比如，以民族生态饮食文化的开发而言，发达的制造设备和先进的生产技术通过日益广泛的国际销售网络和国际技术扩散已越来越容易获取，其设备和技术的进入壁垒已十分有限，而产品本身的差异化能力将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在这种背景下，民族生态饮食文化的创意就是要突出民族的生态性、突出地域的文化性，其供给过程就是体现民族生态文化的差异化过程，也是民族生态饮食文化的创意企业以一种及时和有效的方式，预计和回应全球消费者偏好的内在变化过程。从制度形式而言，民族生态文化创意是民族生态文化在市场和非市场的关系和活动中的一种平衡。单纯的市场关系，在取得民族生态经济收益的同时，可能极大地破坏民族生态文化本身，扭曲生态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损害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和谐。比如，民族生态文化具有较明显的公共产品特征，在没有获取民族地区居民充分认同和相互合作的情况下，单纯的私人创意或厂商创意，必然难以获取民族生态文化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支持，从而制约私人或厂商的进一步发展。而单纯的非市场关系，又因为远离经济因素而失去发展的活力，导致民族生态文化发展黯然失色。诚如S•Der-baum［13］所言，在可持续发展中，作为行动者的个体和组织的关系，既可能是市场关系中的一种，也可能是非市场关系中的一种。因此，民族生态文化创意应该在市场和非市场的关系和活动中获取一种平衡，应该考虑合作，而不仅仅是排他性的竞争;应该考虑社区，而不仅仅是市场;应该考虑共同的产权，而不仅仅是私人产权。从产业发展而言，民族生态文化创意通常以民族生态文化为内容，依托民族生态环境，培育和发展民族生态文化的产业链。比如，在民族生态文化的开发中，可以发掘和延伸民族生态的器物文化、产品文化、生产文化、生活文化和精神文化，借助民族生态的特定环境，通过生态休闲、生态观光、生态体验，展现民族生态文化的美学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象征价值，使传统生态的内涵和业态得到丰富和拓展，从而提高民族生态文化的经济价值，推动民族生态向高级化发展，实现生态文化创意对民族地区的经济促进和产业带动。
民族文化创意的政策设计
特征一：全面推进
战略规定——看战略目标的规定性。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说：“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 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 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这“六个更加”从一般的规定性上清晰地规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政治、文 化和社会生活全面推进的目标特征。
有一般就有具体。接着，江泽民在报告中又具体阐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 目标内容。这就是经济上的“三个力”——经济力(GDP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 力明显增强；政治上的“三个权益”——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文化上的“三个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社会生 活上的“三个面”——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四个“三” 具体而全面地勾勒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进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的目标特征。
战略依据——看战略目标确立的前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面推进性特征是由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确立的前提——总体达小康决定的。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到 上世纪末，我国已经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到2000年，全国 国内生产总值完成89404亿元，折合10081亿美元，人均约850美元，超过了人均800美元 的目标，跨进了小康的门槛。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但是，我们也必 须清醒地看到，现在达到的小康水平还是低水平、不平衡、不全面的小康。所谓低水平 ，就是经济量人均水平还比较低。所谓不平衡，就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水平差 距还不小。所谓不全面，就是小康社会所要达到的社会生活各项指标还没有完全达到。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是建设一个更高水平的、发展比较均衡的 和更全面的小康社会。所谓更高水平，就是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亿美元，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所谓发展比较均衡，就是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扩大的 趋势明显扭转，发展水平比较均衡。所谓更全面，就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进步，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总起来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可见，“总体达小康”是 “全面建小康”的前提和基础，“全面建小康”是“总体达小康”的继起和发展。“全 面建小康”的全面推进性特征源于“总体达小康”的历史前提。
特征二：重点推进
战略规定——看战略重点的规定性。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说：“统筹城乡经济社会 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提出来，不仅提出了“三农 ”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而且指出了“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战略重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全面建小康”的战略既讲全面推进，又讲重点突破，把“两点论 ”和“重点论”结合起来，既体现了我国社会经济运动的内在规律和本质要求，又把握 住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全面推进的基础上凸现了重点推进的战略特征。
战略依据——看战略重点选择的“三农”国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推进的特征是 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农”国情决定的。所谓战略重点，就是社会经济建设中的主 攻方向或中心目标。在一个国家的一定时期之内，当某些部门处于落后地位，成为整个 社会经济的薄弱环节时，它们就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因而，就会成为社 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确定之后，战 略重点选择得适当与否，是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党的十六大提出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作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的重要判断 ，基本依据就是我国现阶段的“三农”国情。初级阶段是不发达阶段，农村尤其不发达 。我国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低、不平衡、不全面，差距主要在农村。具体看来，农民生 活水平较低，还有几千万人处于贫困状态；农业生产力水平还不高，不少地方的农业生 产仍然主要依靠畜力和手工劳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还比较落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 条件差的问题还相当突出。我们说，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任重而道远。 其实，重中之重在农业、在农村、在农民。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 有全国的小康”。江泽民同志也指出：“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 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 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可见，党的十六大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重点定位在 “三农”问题上，是在全面估量“三农”国情基础上，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作出的 实事求是的决策。可见，“全面建小康”的重点推进性特征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 农”的基本国情。
特征三：积极推进
战略规定——看战略任务的规定性。在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 ，最关键的目标是要用大体20年时间，力争使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人均超过 3000美元。过去20多年中，我国提前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但是，应当看到，到2020年再次实现GDP翻两番，同前一个“翻两番”意义 和要求截然不同。前一个“翻两番”是在GNP 2832亿美元，人均GNP 297美元的基础上 实现翻两番的；而后一个“翻两番”则是在GDP 10081亿美元，人均GDP 850美元的基础 上实现翻两番的。很显然，后一个“翻两番”难度加大了，这就要求后一个“翻两番” 必须是在全面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的经济增长，是综合兼顾经济指标、社会指标、 环境指标的可持续发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积极推进的战略思维，是我们党在加快推 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又一个雄心壮志。
同积极推进的战略目标相适应，由战略目标的积极推进性所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经济、政治、文化和党建等方面的主要任务均贯穿着昂扬向上、积极有为的奋进精神。 本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 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组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雄心勃勃 ，是积极推进的。本世纪头20年政治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 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 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 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维护社会稳定。这一组政治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也是“跳起来摘 桃子”的，是积极推进的。本世纪头20年文化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牢牢把握先进 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和 科学事业；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一组文化建设和 改革的主要任务，其要求也很高，是积极推进的。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从来就是密不可 分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毫不放 松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这方面，十六大报告 提出了6方面的主要任务。即：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全党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水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坚持和健全 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形成朝气蓬勃、 奋发有为的领导层；切实做好基层党建工作，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这6方面的主要任务也是经过努力才 可以实现的主要任务，也是积极推进的。总起来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项项 都闪烁着积极推进的思想光辉和积极进取的奋进精神。 转贴于
战略依据——看战略任务所背靠的战略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积极推进性特征是 由20世纪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决定的。十六 大报告明确作出了新世纪头20年是我国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这是一个科学 的判断。在可以预见的20年内，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人民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平与发展 的主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国际环境保证。 从国内条件看，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国内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供求关系发 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发展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伴 随着国内条件的根本性变化，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到2002年底，GDP 达到10万亿人民币，居世界第6位；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60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5位； 外汇储备26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有了强大的物质支持。总之，本世纪头20年“国际环境有利，国内条件具备”，是一个 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是面对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党 的十六大提出了抓住机遇、积极推进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主要任务。“全 面建小康”的积极推进性特征来源于20年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
特征四：稳步推进
战略规定——看战略阶段的规定性。邓小平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根 据邓小平的提议，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体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 ，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实现到20世纪末 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步走 ”的战略目标互相衔接，循序渐进，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实现小康，进而在21世纪 中叶达到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体现出分阶段实现现代化稳步推进的战略特征。
按照“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现在我们已经走完了前两步。10年走一步，10年又走一 步，20年走头两步，解决温饱问题和总体达小康，在整个“三步走”发展战略中可预见 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是头两步，第三步则不同，50年走第三步，则是预期，是展望，是设 想。现在开始走第三步。面对第三步，必须把它具体化，提出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 。党的十五大完成了新“三步走”的战略设计，提出了2010年、建党100年和新中国成 立100年，即21世纪第一个10年、第二个10年和后30年的战略设想，这就是党的第三代 领导集体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新“三步走”中第一步的战略目标，1995年党的十 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 景目标的建设》已经进行了战略布署；党的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确定则 是新“三步走”中第二步的战略布署。正如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 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承上”，承接现代化发展 战略第一步、第二步战略步骤，“启下”，开启现代化发展战略第三步战略步骤。正如 “三步走”发展战略体现分阶段循序渐进稳定推进的战略特征一样，比照“三步走”设 计的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同样体现了分阶段推进、循序推进和稳步推进的战略特征 。
特征一：全面推进
战略规定——看战略目标的规定性。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说：“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 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 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这“六个更加”从一般的规定性上清晰地规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政治、文 化和社会生活全面推进的目标特征。
有一般就有具体。接着，江泽民在报告中又具体阐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 目标内容。这就是经济上的“三个力”——经济力(GDP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 力明显增强；政治上的“三个权益”——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文化上的“三个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社会生 活上的“三个面”——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四个“三” 具体而全面地勾勒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进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的目标特征。
战略依据——看战略目标确立的前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面推进性特征是由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确立的前提——总体达小康决定的。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到 上世纪末，我国已经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第一步、第二步战略目标。到2000年，全国 国内生产总值完成89404亿元，折合10081亿美元，人均约850美元，超过了人均800美元 的目标，跨进了小康的门槛。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但是，我们也必 须清醒地看到，现在达到的小康水平还是低水平、不平衡、不全面的小康。所谓低水平 ，就是经济量人均水平还比较低。所谓不平衡，就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水平差 距还不小。所谓不全面，就是小康社会所要达到的社会生活各项指标还没有完全达到。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是建设一个更高水平的、发展比较均衡的 和更全面的小康社会。所谓更高水平，就是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亿美元，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所谓发展比较均衡，就是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扩大的 趋势明显扭转，发展水平比较均衡。所谓更全面，就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进步，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总起来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可见，“总体达小康”是 “全面建小康”的前提和基础，“全面建小康”是“总体达小康”的继起和发展。“全 面建小康”的全面推进性特征源于“总体达小康”的历史前提。
特征二：重点推进
战略规定——看战略重点的规定性。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说：“统筹城乡经济社会 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提出来，不仅提出了“三农 ”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而且指出了“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战略重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全面建小康”的战略既讲全面推进，又讲重点突破，把“两点论 ”和“重点论”结合起来，既体现了我国社会经济运动的内在规律和本质要求，又把握 住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全面推进的基础上凸现了重点推进的战略特征。
战略依据——看战略重点选择的“三农”国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推进的特征是 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农”国情决定的。所谓战略重点，就是社会经济建设中的主 攻方向或中心目标。在一个国家的一定时期之内，当某些部门处于落后地位，成为整个 社会经济的薄弱环节时，它们就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因而，就会成为社 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确定之后，战 略重点选择得适当与否，是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党的十六大提出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作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的重要判断 ，基本依据就是我国现阶段的“三农”国情。初级阶段是不发达阶段，农村尤其不发达 。我国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低、不平衡、不全面，差距主要在农村。具体看来，农民生 活水平较低，还有几千万人处于贫困状态；农业生产力水平还不高，不少地方的农业生 产仍然主要依靠畜力和手工劳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还比较落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 条件差的问题还相当突出。我们说，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任重而道远。 其实，重中之重在农业、在农村、在农民。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 有全国的小康”。江泽民同志也指出：“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 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 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可见，党的十六大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重点定位在 “三农”问题上，是在全面估量“三农”国情基础上，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作出的 实事求是的决策。可见，“全面建小康”的重点推进性特征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 农”的基本国情。
特征三：积极推进
战略规定——看战略任务的规定性。在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 ，最关键的目标是要用大体20年时间，力争使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人均超过 3000美元。过去20多年中，我国提前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但是，应当看到，到2020年再次实现GDP翻两番，同前一个“翻两番”意义 和要求截然不同。前一个“翻两番”是在GNP 2832亿美元，人均GNP 297美元的基础上 实现翻两番的；而后一个“翻两番”则是在GDP 10081亿美元，人均GDP 850美元的基础 上实现翻两番的。很显然，后一个“翻两番”难度加大了，这就要求后一个“翻两番” 必须是在全面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的经济增长，是综合兼顾经济指标、社会指标、 环境指标的可持续发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积极推进的战略思维，是我们党在加快推 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又一个雄心壮志。
同积极推进的战略目标相适应，由战略目标的积极推进性所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经济、政治、文化和党建等方面的主要任务均贯穿着昂扬向上、积极有为的奋进精神。 本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 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组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雄心勃勃 ，是积极推进的。本世纪头20年政治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 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 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 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维护社会稳定。这一组政治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也是“跳起来摘 桃子”的，是积极推进的。本世纪头20年文化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牢牢把握先进 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和 科学事业；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一组文化建设和 改革的主要任务，其要求也很高，是积极推进的。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从来就是密不可 分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毫不放 松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这方面，十六大报告 提出了6方面的主要任务。即：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全党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水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坚持和健全 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形成朝气蓬勃、 奋发有为的领导层；切实做好基层党建工作，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这6方面的主要任务也是经过努力才 可以实现的主要任务，也是积极推进的。总起来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项项 都闪烁着积极推进的思想光辉和积极进取的奋进精神。
战略依据——看战略任务所背靠的战略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积极推进性特征是 由20世纪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决定的。十六 大报告明确作出了新世纪头20年是我国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这是一个科学 的判断。在可以预见的20年内，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人民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平与发展 的主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国际环境保证。 从国内条件看，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国内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供求关系发 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发展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伴 随着国内条件的根本性变化，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到2002年底，GDP 达到10万亿人民币，居世界第6位；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60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5位； 外汇储备2600多亿美元，居世界第2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有了强大的物质支持。总之，本世纪头20年“国际环境有利，国内条件具备”，是一个 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是面对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党 的十六大提出了抓住机遇、积极推进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主要任务。“全 面建小康”的积极推进性特征来源于20年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
特征四：稳步推进
战略规定——看战略阶段的规定性。邓小平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根 据邓小平的提议，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体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 ，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实现到20世纪末 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步走 ”的战略目标互相衔接，循序渐进，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实现小康，进而在21世纪 中叶达到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体现出分阶段实现现代化稳步推进的战略特征。
按照“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现在我们已经走完了前两步。10年走一步，10年又走一 步，20年走头两步，解决温饱问题和总体达小康，在整个“三步走”发展战略中可预见 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是头两步，第三步则不同，50年走第三步，则是预期，是展望，是设 想。现在开始走第三步。面对第三步，必须把它具体化，提出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 。党的十五大完成了新“三步走”的战略设计，提出了2010年、建党100年和新中国成 立100年，即21世纪第一个10年、第二个10年和后30年的战略设想，这就是党的第三代 领导集体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新“三步走”中第一步的战略目标，1995年党的十 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 景目标的建设》已经进行了战略布署；党的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确定则 是新“三步走”中第二步的战略布署。正如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 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承上”，承接现代化发展 战略第一步、第二步战略步骤，“启下”，开启现代化发展战略第三步战略步骤。正如 “三步走”发展战略体现分阶段循序渐进稳定推进的战略特征一样，比照“三步走”设 计的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同样体现了分阶段推进、循序推进和稳步推进的战略特征 。
关键词：人口特征；人口基数；人口素质；人口流动；人口分布；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00-02
一、引言
基于地理、文化、历史、经济等各种因素，一个国家的人口普遍具有与其相对应的人口特征，而人口特征与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均存在着联系，尤其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其中：人口基数、综合素质、年龄结构、人口的流动性、人口性别比、人口的区域性分布、人口城镇化等方面因素，均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极为直接的关系。
二、人口基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基数的大小直接关系着经济发展的模式、规模以及速度。就我国来说，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一方面对资源消耗的需求旺盛，需要与之相匹配的资源供应，这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能源成本具有较大的压力，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庞大的人口基数，却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人口。一般而言，对于粗放型、劳动密集型经济，尤其是较为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外向型经济而言，能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具有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对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中国自改革开放起，巨大的人口基数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分享了庞大的人口基数红利，劳动力供给非常充足，而劳动力的价格非常低廉，生产制造的人力成本较低，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这样的人口红利需要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发展模式，才能显现出它的优势，在外向性的加工制造型经济模式中，这种人口红利就具备了特定的条件和基础；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创新型的高科技或金融服务等高端产业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那么，这种庞大的人口基数对于创造人口红利的优势，将不复存在。如：美国有3亿多人口，经济以高科技，金融服务等高端产业为主导，其经济总量是中国经济的2倍；而中国人口基数13亿，比美国多出10亿，但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向型的加工制造产业，且经济规模虽然快速提升，但仅相当于美国的1/4(是指提升速度还是其它？)，所以，人口基数对经济发展的红利因素也仅限于特定的经济模式。抛开经济发展模式，单纯谈人口基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无从谈起。
三、人口年龄化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的年龄化结构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人口基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着一定的关系，人口基数庞大可提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但如果人口基数中人口的年龄化结构不合理，这种庞大的人口基数红利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中间最主要的就是老龄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本质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协调统筹问题。[6]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3亿人口中，年龄超过60岁的人口比例已经达到13.26%之多，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快，说明劳动力人口在相应减少。虽然从绝对数而言，中国的劳动力仍将在一定期限内，具备人口红利的巨大价值。但是，我国在经济不发达，人口基数很大的情况下，在很短的时期内进入老龄化社会，会带来“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问题，社会保障、社会负担增加，对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对于人口基数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老龄化人口比重过大，将直接造成劳动力人口不足，社会成本支出过大，经济发展速度放慢。
类似的，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人口特征，还有人口的性别比。就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来说，男性劳动力比女性劳动力有一定的先天优势，性别比的失衡，会产生一定的社会问题，容易造成后续新生劳动力的不足或延缓新生劳动力的供给。对经济的发展产生持续而长远的影响。
四、人口的综合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的人口基数庞大，但综合素质或人均素质不高。人口基数庞大，但综合素质较低，那对于宏观的经济发展而言[1]，只适合劳动密集型产业，只有劳动密集型产业才需要大量的低端劳动力，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较低。对于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金融服务等高端产业而言，则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才能满足这些高端产业的发展需求。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我国正是基于大量的低素质劳动力人口，创造了快速发展的规模庞大的外向型加工制造产业。而外向型加工制造产业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主导产业。虽然我国的人口素质近几十年来一直呈现快速提升之中，但相对于如此庞大的基数而言，总体的素质提升仍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如上所述，人口的综合素质因素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
五、人口的区域性分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直观的结果就是，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区域劳动力相对更为充足，反之则劳动力缺少。但这一结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只能建立在一定的主观和客观条件之下进行分析[2]。如果对应的产业资源不足，过多的劳动力人口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如在我国的四川、河南等人口过多的省份，以及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劳动力人口充足，但可供分配生产资源不足，就造成了劳动力过剩，人口红利变成了人口负担，对经济发展形成不利影响。如将这些过剩的劳动力人口，流动到沿海生产制造产业相对集中、发达的地区，这些过剩的劳动力人口就能发挥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对经济发展形成正面的提升和促进作用。同时，如果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的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西部等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对经济的平衡发展，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人口流动是主观人口分布的最主要因素[3]，人口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可分配生产资源的再次分配，通过人口流动促进生产资源的合理分配，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是“势利经济”(人的趋势性和趋利性导致的人员向易于产生财富的时间，地点集中的经济行为)造成的一种合理的人口分布策略。人口流动较为集中的区域通常经济活力强，经济发展快；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流动出现区域均衡的状态，则说明一个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均衡。流动人口的地区分布决定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
六、人口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城市化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城市化进程也基本上是各国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一条发展脉络，人口的城镇化速度越快，经济发展的进程和速度同样也会加快，反之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会加快人口的城镇化进程[4]。人口城镇化的比重加大，对经济发展很显著的一个促进作用就是城市人口越多，商品的消费量也就越大，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越大，消费增加对经济的巨大贡献就很容易表现出来。目前，中国的经济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的外向型经济，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拉动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三驾马车以出口和投资所占比重较大，而消费是三驾马车中最弱的一匹，之所以最弱，是因为人均可支配收入过低的原因，我国目前城市化人口比例较小，农村人口比例大，而农村人口总体来说收入低，消费能力差，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消费能力不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于我国来说，推进城市化是经济发展一个根本性问题，只有加快城镇化建设，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的保障。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已从卖方市场时期进入了买方市场时期，卖方市场时期是生产能力满足不了人们的物质需求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要发展经济，主要是提高生产能力，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一个国家进入买方时期后，要想达到财政收入的最大化，社会就业量的最大化，就必须寻求商品消费量的最大化。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仍有6亿7千多万农村人口，农村人口消费能力低，严重制约着我国商品消费量向最大化发展。同时，在农民身上存在着自产自消的行为，而这些自产自消的物品，因为不是通过货币购买消费的，因而不是商品消费，产生不了商品消费的作用，从商品经济的角度上，称农民自产自消的物品为“无效消费品”。
七、总结
人口特征的差异性与经济发展的结果存在着密切的必然关系，结合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口特征分析，以上所述的结论同样存在，这是宏观经济学中人口特征对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但从微观层面而言[5]，基于客观条件不同，以及各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上述人口特征在不同条件下所产生的作用也会存在着略微不同的结果。这个结果不影响宏观研究的结论，但却可以从细节处加强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全面性研究和导向性研究。本文就微观层面和特定层面的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不多作分析，上述仅从宏观角度对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粗浅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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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凤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及缩小差距的措施研究[J].特区经济,2010(10):90-93.
[5]孙耀华,李忠民.中国各省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关系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05):87-92.
内容摘要：本文对企业的基本特征以及现代的新特征做了逻辑分析，纠正了一些错误认识，并基于此提出了我国市场化改革中应坚持企业与非企业的社会分工的观点。
关键词：企业组织
企业基本特征的内在逻辑
企业的基本特征是指企业自产生以来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企业共同的质的规定性，其实也就是企业与非企业的区别所在。笔者认为，企业应具有的这些特征是按一定的内在逻辑层层递进的，包括以下五方面特性：
（一）组织性
企业不同于个人、家庭，它是一种有名称、组织机构、规章制度的正式组织；而且，它不同于靠血缘、亲缘、地缘或神缘组成的家族宗法组织、同乡组织或宗教组织，而是由企业所有者和员工主要通过契约关系自由地（至少在形式上）组合而成的一种开放的社会组织。
笔者认为，有些教科书说企业是法人组织，那是不正确的，因为从企业产权组织形式来看，企业可分为自然人企业和法人企业两大类。到现在为止，自然人企业数量还相当大，它包括个人企业和合伙企业。所谓个人企业并非企业仅由一个人组成，只是指个人独资企业而已。至于目前还大量存在的个体户，当然不算企业，不能与个人企业混为一谈，只有经过制度化的组织改造才能转变为企业。
（二）经济性
企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不同于行政、军事、政党、社团组织和教育、科研、文艺、体育、医卫、慈善等组织，它首先是、主要是、本质上是经济组织，以经济活动为中心，实行全面的经济核算，追求并致力于不断提高经济效益；而且，它也不同于政府和国际组织对宏观经济活动进行调控监管的机构，它是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实体，和消费者同属于微观经济单位。
需要指出，虽然各种非企业的社会组织往往也要进行某些经济核算（如收支、财产核算），但由于不是或主要不是从事经济活动，追求的不是或主要不是经济效益，它们的经济核算只是局部的、辅的，无法与企业核算相提并论。
（三）商品性
企业作为经济组织，又不同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组织，而是商品经济组织、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市场主体，其经济活动是面向、围绕市场进行的。不仅企业的产出（产品、服务）和投入（资源、要素）是商品——企业是“以商品生产商品”，而且企业自身（企业的有形、无形资产）也是商品，企业产权可以有偿转让——企业是“生产商品的商品”。
这里要说明的是，企业投入的劳动力（除企业主自身以外）毋庸讳言属于商品—这是企业与个体户的一个区别，但企业所使用的劳动者不是商品，他们拥有完全的人身权利，拥有自身劳动力的完全所有权，他们只是通过与企业的双向选择，以契约的形式，把自身劳动力的使用权在一定时间内、一定条件下，让渡给企业经营者而已。另外，如果从广义的投入、产出来讲，也并非一切投入、产出都是商品，比如企业产出的对社会的责任、员工素质的培养提高以及形成的企业文化等，不应视为商品。
（四）营利性
企业作为商品经济组织，却不同于以城乡个体户为典型的小商品经济组织，它是发达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基本单位、“细胞”，是单个的职能资本的运作实体，是以赢取利润为直接、基本目的，利用生产、经营某种商品的手段，通过资本经营，追求资本增值和利润最大化。
追求利润是一切资本的天性。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所有企业，其作为资本实体的实质并没有变，企业所有者就是资本所有者，企业经营者则是资本的经营运作者。一切企业的运营本质上都是资本的运营，所有企业家的根本职能、职责都是用好资本，让它带来更多利润并使自身增值，这是永恒不变的主题，至于在什么范围内生产、经营什么商品，那是可以随时、灵活加以改变的。从这个角度说，企业牟利、逐利是正常的，这是它与各种非营利性组织的社会分工，正常的利润既是企业满足市场、服务社会的结果、回报，也是支持、促进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主要财力基础。
（五）独立性
企业还是一种在法律和经济上都具有独立性的组织，它（作为一个整体）对外、在社会上完全独立，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独立承担民事义务、民事责任。它与其他自然人、法人在法律地位上完全平等，没有行政级别、行政隶属关系。它不同于民事法律上不独立的非法人单位，也不同于经济（财产、财务）上不能完全独立的其他社会组织，它拥有独立的、边界清晰的产权，具有完全的经济行为能力和独立的经济利益，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能够自决、自治、自律、自立，实行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自我改造、自我积累、自我发展。
笔者认为，有些教科书说社会主义企业是相对独立的企业，那是既不合逻辑，也不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的。不应认为企业要服从国家的计划管理或宏观调控，就不能完全独立。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称“中国没有企业”，其理由就是当时的中国企业不具备企业的基本特征，主要是没有独立性。它们承担了过多过重的政治、社会任务与责任，“政企不分”，实际上成了各级政府的附属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企业改革，是从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开始的，历经利改税、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模式的探索，逐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最后找到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出路，通过产权重组、多元化、明晰化，使企业与国际接轨，与企业的本质特征相吻合，逐步从非企业向企业转变。只有让企业取得完全独立的经济地位，才可能有理性的企业行为，对各种市场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从而让国家通过市场对宏观经济进行的间接调控措施落到实处、产生实效，也使作为整个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的众多企业优存劣汰、生生不息、充满活力。因此，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企业完全独立。
笔者认为，有教科书把企业集团称为企业的一种类型，是不确切的。企业集团并不是一个企业，而是若干个企业的联合体，它们既有各自的独立性，又通过不同程度的资本持有关系或者契约关系联结起来，形成从紧密联系到松散联系的金字塔或同心圆结构。与此类似，企业业务外包、特许加盟连锁、战略联盟等也只是企业的虚拟经营方式，而不是企业的类型。
现代企业的新特征
把上述“五性”加以综合，可以给企业下一般的定义：企业是直接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活动，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营利性经济组织、经济实体、经济单位。
不过，企业从早期发展到现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日益法治化、有序化，企业也越来越成熟、规范化，现代企业表现出不同于早期企业的新特征，或者说人们对现代企业提出了新要求：技术上的先进性——建立在现代先进技术基础上；管理上的科学性——实行现代化科学管理，包括标准化、精细化管理和社会化、人性化管理；运营上的“社会性”——它不再是“自由放任”的企业，而是“社会企业”，必须立足于和适应社会需要。企业要遵守所在国家、地区的法律法规，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舆论的监督，服从社会制约和政府正当的干预管理，做合格的“企业公民”，与政府合作，为社会服务，对社会负责任、尽义务,维护、增进社会公益，促进社会和谐文明进步、可持续发展。
企业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但技术和管理落后的企业在现代只是不易获得生存、发展的较多机会和较大空间，而运营上不符合“社会性”要求的企业，则往往连生存发展的资格、合法地位都没有。因而具备“社会性”特征是现代企业的首要条件。当然，这种“社会性”绝不是要求现代企业像政府或其他公益组织一样以承担社会公共事务为基本、主要职能。企业的社会责任只是“社会性”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有限度的、非刚性的。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是把企业做好，这是履行其他社会责任的前提。企业如果承担了与其发展方向、承载能力不协调的、过多的社会责任，企业无法维持，那恰恰是对社会最不负责任的。也就是说，企业的基本特征，企业与非企业的区别在现代并没有改变，而且不应该改变。
企业特征对深化改革的启示
笔者认为，今天分析、总结企业特征，不仅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
我国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可以概括为市场化的改革。在宏观层面上，主要是政企职责分开，政府不再直接用行政手段管理企业，改为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通过市场机制间接调控、引导企业行为；在微观层面上，主要是通过再造企业制度，亦即企业化的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诚如经济学家张维迎所说，目前“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被高度管制的经济，中国企业家在创业和经营企业方面仍然受到太多不合理的约束。”“在一些重要的产业，企业并没有真正的投资自。”因此，要同步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用法律进一步规范各级党政机关的行为，使政、企职能不再错位，确保企业的经营活动不受到不正当的行政干预，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让所有的企业在自由选择、充分竞争的市场海洋中进退沉浮。也就是说，在经济活动、商品生产流通服务领域里，应实行“小政府、大市场”原则，政府大胆放手，尽量让市场机制和企业自身去解决市场、企业的问题。至于现代社会对现代企业的社会性要求，主要应利用法律手段和社会公众、舆论的约束以及政府宣传教育的引导，通过市场竞争压力下企业家自身素质修炼和自觉的企业文化建设来逐步实现，政府没有必要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拔苗助长。
（二）防止市场化过度泛化
关键词：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软环境；文化传统
作者简介：李克(1980－)，男，吉林省长春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09)03－0017－05
一、软环境研究现状
“软环境”一词首次出现是在1993年的关于区域投资软环境的文献中。目前，软环境还没有统一的定义，软环境研究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范式。近年来。伴随着制度研究的蓬勃发展，传统的软环境研究通过借鉴制度研究的相关成果，丰富了软环境的内涵和理论基础，拓展了软环境研究的领域。学术界普遍认同：软环境研究就是对一系列制度因素的研究。宋贤卓教授认为：“软环境是指与经济社会活动直接相关的非物质条件。是无形要素的集合。这些无形要素包括制度、民俗民风、情报信息等。”开创性地将软环境研究从投资领域延伸到了整个国民经济领域，如其所述：“投资软环境所涵盖的范围是‘投资’：经济发展软环境所涵盖的范围是包括投资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谢地教授在其所著《软环境的塑造与政府规制质量》一文中将软环境定义为：“一种由法律、法规、政策、政府行为等架构出来的制度文明，是一种对于投资者来说是可以把握、可以预期。从而有利于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秩序。”明确指出软环境就是一种制度文明。
通过对近些年文献中出现的各种软环境定义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些表面上不同的软环境定义。其本质内涵基本相同。彼此之间是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只是基于不同的分析目的，产生了表面上不同的软环境定义。本文认为。软环境是共同作用于经济社会的社会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系统。“共同作用”强调了软环境研究的多元性，规则、组织、意识形态等因素同时影响着软环境的发展并构成了政治域软环境、经济域软环境、社会域软环境；“系统”一词则强调构成软环境的各种因素之间、各域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
二、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软环境存在的问题
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从宏观角度看。是对传统产业结构进行改造，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从微观角度看，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就是要塑造一个良好的经济软环境，选择一整套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制度安排，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由传统制度结构向新的制度结构变迁。
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软环境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经验和成果。但受制于改革步伐缓慢、市场化程度低的客观情况，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软环境的发展与珠三角、长三角等东部地区相比，不仅发展速度慢，而且存在的问题较多。主要有4个典型问题：
1、政府“越位”、“缺位”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之后。要求我国政府必须加快自身改革步伐，使之有利于营造一个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富有吸引力的经济软环境。这样才能成功吸引人才、资金、信息等生产要素来发展本地区经济。要实现这一要求。政府必须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准确校正政府的职能定位。及时调整政府职能，实现政府职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位”。但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深，计划经济的痕迹依然存在。造成了政府职能定位不准。政府职能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越位”、“缺位”现象。因此，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实现政府从“越位”、“缺位”转向“适位”?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从东北老工业基地固有的意识形态因素中，寻找造成政府“越位”、“缺位”的深层次原因。
2、企业缺乏公平竞争环境
建国之初，东北老工业基地作为第一批工业基地，为实现我国经济的复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比重大，国有经济份额高是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之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传统产业结构失去了原有优势和合理性，逐渐拉大了东北老工业基地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要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一方面对国有企业进行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企业制度创新，实现国有经济的复苏；另一方面要扩大经济开放程度，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同时，要鼓励、扶持民营经济的发展。
从近些年的有关数据看。与东部地区相比。东北老工业基地呈现出经济开放程度偏低，民营经济比重小，发展水平低的特征。在经济开放程度方面，以2004年为例，辽宁省的外贸依存度为41.4％，吉林省为18％，黑龙江省为10.6％，远低于东部地区平均110.5％的水平。呈现出典型的内向型经济特征。在民营经济方面。以吉林省为例，截止2002年底，吉林省民营经济总户数刚刚接近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四省平均数的一半。实缴税金是四省平均数的13％；四省民营企业集中度达到50％以上。吉林省不到20％。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除了受传统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东北老工业基地缺乏一个实现企业公平竞争的经济软环境是造成这种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
3、法律意识淡薄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交互行为往往以人际关系、人情关系为基础。人们逐渐形成了以人格化交易为特征的认知模式。依法办事、按规章制度办事的意识淡薄，“熟人好办事”的观念在人们脑海中根深蒂固。一些法律、法规得不到有效实施或实施效果不佳，法律环境有待改善。法律环境是经济软环境建设、发展的重要保障，而法律意识是建立良好法律环境的社会基础。因此，要加强人们的守法意识，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必须要找到东北老工业基地人格化交易认知模式产生的根源。实现由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的认知模式的转变。
4、诚信体系缺失
诚信体系缺失造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危机，这也是导致东北老工业基地市场化改革步履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就是一种契约经济。而契约是以诚信为基础的。脱离诚信的契约等于一纸空文，一个缺乏完善的诚信体系而处于诚信危机中的市场经济是无法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因此，要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必须解决诚信体系缺失问题。
三、一个基于文化传统视角的理论分析框架
艾夫纳・格瑞夫(Avner Grief)教授，在博弈论的框架下。运用重复博弈论的方法和历史归纳分析方法，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在长期制度变迁过程中产生的不同发展轨迹进行了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简称：HCI，A)。在以中世纪晚期的马格里布和热那亚社会为实
例的研究中，格瑞夫教授发现，二者在技术状况、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所面临的客观历史环境等方面相差－无几，这些因素不足以构成两个社会长期制度变迁过程中形成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的根源。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通过对两个社会历史形成的不同文化传统进行比较分析。格瑞夫教授发现。正是由于马格里布社会的集体主义文化信念与热那亚人的个人主义文化信念引导两个社会选择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形成了不同的制度结构，最终在长期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显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
文化信念是指社会中的全体成员共有的观念与想法，它支配着人们之间以及人与神及其他集团之间的互通。集体主义文化是指一种在信息共享的社会中成员之间相互负责、采取集体主义行动的价值观。在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特征的社会中。社会集团内的每个成员都拥有共同的信念，都会感到自己与本集团的其他成员有着密切的关系，注重集团内彼此之间的交往，相互负责、相互协作，从而能够实现合同在非正式规则下的有效执行。不同社会集团中的成员之间却几乎不存在合作、交互。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结构是“分割”的。相对的。个人主义文化是指缺乏信息交流的社会中。各成员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相应的采取自主行动的价值观。在个人主义价值观为特征的社会中，社会结构处于一种“整合”状态，社会成员的行动往往基于个人主义的策略选择。不同社会集团中的成员在日常的经济交易中表现出明显的合作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合同的执行是通过诸如法庭等社会组织进行强制性规范。
格瑞夫教授在对马格里布和热那亚两个社会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过程中发现，集体主义文化传统和个人主义文化传统引导马格里布人和热那亚人选择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安排。
首先。在建立海外贸易委托关系的过程中，马格里布人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使他们选择了以集体主义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三方实施制度。由于马格里布人之间始终保持着畅通的信息传递网络，如果某个商欺骗了任何一个贸易商的话，那么这个商的欺骗行为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在特定社区(具有共同信念和价值观的社会集团)中传播，该社区内的任何贸易商都不会再雇佣有过欺骗行为的商。同时，这种欺骗行为也会受到整个马格里布社会的排斥。因此。有过欺骗行为的商在马格里布重新被雇佣的概率几乎为0。这种非正式集体主义实施机制提高了商选择欺骗行动策略的成本，从而有效地抑制了马格里布社会中商违约行为的发生概率。因此。在马格里布社会无需其他规则对交易进行进一步规范，并排除了以强制力为基本特征的国家法律制度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反观热那亚人的个人主义文化传统，他们选择以个人主义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二方实施制度。由于热那亚社会不完备的信息传递网络。只有被该商欺骗的贸易商才选择不再雇佣该商，其他未被该商欺骗过的贸易商不会参与这种惩罚。有过欺骗行为的商在热那亚社会中被重新雇用的概率是1或0。在这种制度下，商选择一次性收益策略的概率越大，贸易商为保证商选择诚实策略所要付出的成本越高。因此，他们发明了诸如提货单制度、保险制度等规则来加强对商行为的规范，并要求热那亚政府具有超越经济的强制力和以国家权威为基础的法律体系，来保障这种个人主义文化特征的委托关系，提高交易的安全性。基于热那亚人对违约行为的顾虑，在随后的社会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家族式的企业组织。通过向非家族成员出售股份，产生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相关信息的传递以及会计程序的完善问题，为股票市场、股份制和现代公司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以个人主义文化为特征的共有信念使得在热那亚社会形成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市场制度。并实现自我实施。
其次，在进行海外贸易的过程中，在集体主义文化为特征的穆斯林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下，马格里布人选择了封闭式的扩大贸易方式。不同社区成员之间、马格里布人与非马格里布人之间相对封闭，几乎不会发生任何交易活动。即使在远离本土的新辟商业区，马格里布商人也坚持只同迁移去的马格里布人及其后裔建立关系：而热那亚人在个人主义文化为特征的基督教价值观的影响下，选择了开放式的扩大贸易方式。热那亚人的个人主义行动策略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使他们能和任何非热那亚人建立关系，前提是有利可图。
同时，不同的文化传统也导致马格里布和热那亚两个社会形成了不同内部关系。马格里布社会内部形成了“横向”的模式，即商人可以同时扮演贸易商和商两个角色。而热那亚社会内部形成了“纵向”的模式，即商人只能充当贸易商或商一种角色。
格瑞夫教授通过对这两个社会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验证了他的判断并得出结论：正是马格里布社会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和热那亚社会的个人主义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导致两个社会在长期的制度变迁过程中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此后，格瑞夫教授对文化传统又进行了更精确、细致的解析。他认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社会历史造就了不同的文化信念。从理论上讲，不同的文化信念足以解释这两个社会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
四、理论解释
1、政府“越位”、“缺位”现象的解释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了自上而下的命令性特征的信息传递方式，形成了政府全盘计划、企业照单生产的经济运行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企业不是按市场需求生产。而是按政府计划生产。企业在行动策略集中上往往只有政府这一种选择。在这种关系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中逐渐形成了“政府就是市场”这一共有信念，并成为政府和企业在选择自己行动策略之前的重要初始条件。这种情况与以集体主义文化为特征的马格里布社会极为相近。
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就是市场”这一共有信念在东北老工业基地仍然束缚着人们的认知模式。从政府角度看，这一共有信念导致政府对市场的预期发生扭曲，进一步加深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主观与客观”矛盾，表现为政府主观上对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不清，不能准确校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定位，以致产生一系列的政府“越位”、“缺位”现象，难以塑造一个良好的经济软环境来保障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
2、企业缺乏公平竞争环境的解释
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下，虽然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实行了改制，但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仍然保留着“横向”模式的痕迹，表现为政府与国有企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征。相对的，在政府与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之间形成的以“纵向”模式为特征的关系下，需要政府花费更多的激励成本，并建立一系列保障“纵向”关系有效执行的相关契约及法律法规，从而会造成更多的成本支出。这种情况与热那亚社会极为相似。
因此，基于以集体主义文化为特征的共有信念形
成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横向”模式，与以个人主义文化为特征的共有信念形成的政府与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纵向”模式的差异，导致了东北老工业基地在塑造经济软环境过程中，没能形成供企业公平竞争的经济软环境。
3、法律意识淡薄的解释
东北老工业基地在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的共有信念支配下，实现了类似于马格里布社会的第三方惩罚机制，并依靠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自上而下的命令式信息传递方式的有效运行，自我实现了约束违约行为的集体主义惩罚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思想观念中没有形成通过法律对社会秩序进行强制性约束的主观需求。致使在向计划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东北老工业基地人们法律意识淡薄的弊端。相比于以个人主义文化传统为特征的热那亚社会，由于不完善的信息传递网络和实施的第三方惩罚机制，热那亚贸易商希望提高雇佣商的安全性，主观上要求执行一个强制力的法律体系为私人经济秩序提供保障，促使热那亚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很强的法律意识。
4、诚信体系缺失的解释
诚信作为市场经济大机器的剂。起到了保障市场机制有效运行和激发市场经济活力的作用。成熟的市场经济下。违约、失信的成本往往极高。违约者将为违约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守信获利、失信受惩的机制将会得到有效执行。反之，如果违约成本低、违约收益高，会激励那些不顾诚信、急功近利的人敢于、愿于铤而走险。
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走出来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形成了以集体主义文化为特征的行为习惯。正如马格里布社会相类似，第三方的惩罚机制增加了违约行为的发生概率，激励了失信行为的发生，并制约了相关萌发市场经济要素的形成。此外。诚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离不开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而在以集体主义文化为特征的社会中。由于缺乏对法律制度的需求，并不会形成符合市场经济的健全的法律体系。正如现阶段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法律制度不完善、执法力度不够。降低了违约、失信行为的成本，导致诚信危机。
五、初步结论和建议
1、运用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和格瑞夫假说的基本结论，能够有力解释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软环境存在的问题及造成这些问题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东北老工业基地形成了以集体主义文化为特征的共有信念，这一共有信念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制度结构不断强化，表现出一种制度刚性，并引导东北老工业基地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选择了一些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制度安排，制约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软环境的建设和发展。造成改革难度大、改革步伐缓慢、市场化程度低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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