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政治价值；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10-0081-05
我们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那么，在核心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一种关系，看来是一个值得搞清楚的问题。一般看来，核心价值体系属于政治价值的范畴。而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它是是对社会物质生活方式、政治上层建筑和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集中反映。尽管它所反映或表征的对象十分丰富，但作为高度抽象的社会意识。意识形态的反映不可能那么具体和直接，而是以价值和核心价值体系等为中介的，意识形态的反映主要以价值和核心价值体系等作为直接对象。这就形成了探究政治价值、意识形态及其相互关系的学理意义。
一、政治价值的表现形态
从价值论角度看，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属于政治价值的范畴。对于政治价值，人们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视角作出不同的诠释。这些不同的诠释之间是并不矛盾的，相反还丰富着人们对政治价值表现形态多样化的理解。一般看来，哲学和人文学科喜欢将价值主要理解为理念、观念、思想理论形态等，于是更多地讨论政治价值的内涵、价值生成的基础和根据、价值演绎的逻辑、核心价值体系的作用等问题。而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等学科更喜欢将价值理解为某种制度形态、体制状况或者政策形态、行为方式甚至生活方式等，于是更多地讨论政治价值的制度表现、良好的公共政策的形成以及生活方式的型塑等问题。
如果将不同学科的理解结合起来，人们可以将政治价值归结为以下三种形态：第一，理念和思想理论形态。相对而言，这一形态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它的涵盖范围比较大，因此具有较大的普适性。尽管这种普适性也是相对的，因为不同的原有状况、不同的思维方式等的综合作用，人们对同一理念内涵的理解也会有差异甚至大相径庭，但一般说来理念层面的理解常常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至少在符号或概念运用方面有共通性。第二。制度或体制形态。政治价值的有效性或有用性通常并不仅仅表现在理论形态上，更主要的是它能转化为一定的制度或体制形态，这种制度或体制形态给人们的正常活动创设出良好的规则和秩序，从而使人们在体会到制度本身的合理性的同时，也体认到某种理论的先进性和合理性。如果说理念层面的东西具有一定的共通性的话，制度层面的东西则更具有多样性和特殊性。即便是同一个理念，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或社会条件下，或者说在不同的国情下，也完全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制度或体制形态。第三。行为规则、规训要求或行动命令形态。它们表现得最为具象，表现为无数具体的操作要求。
仅以“民主”来说，就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展示其价值内涵的丰富性。首先，民主价值可以表现为某种理念和精神，如人民当家作主，民有、民治、民享等，它们有很大的通用性。其次，民主价值又可能表现为某些制度形态，这里亦可称之为模式，这些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再次。民主价值还可能表现为某些方式方法，它们就更形态多样了。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民主模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就排斥民主理念和精神的基本性和普适性，也不能因为民主理念和精神的基本性和普适性就忽视民主实现形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能漠视民主形态中客观存在的谱系中每个节点所具有的意义，也不能任意照搬某种民主模式，甚至将其看作百灵百验的唯一模式。
值得指出的是，政治价值实际上体现着某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最初又是人们依据政治活动中各种人事、活动、关系、形态等跟自身的利害关系之认知与对待而体现出来的，这种认知和对待最初具有主客观统一的属性。随着这种社会关系的世代传承和确认，它们更多地具有了客观性的特征，仿佛具有黑格尔所说的主观精神发展到了客观精神，最后走向绝对精神一样的意义。这时，政治价值中就拥有了历史绝对性和时代相对性相统一的成分。这种成分也通过上述三种形态表现出来。于是，政治价值表现形态的状况，大致决定或制约着意识形态反映形式的基本状况。
二、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的关系
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的关系是认识与被认识、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我们要理解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的关系，首先就要认识政治价值本身的涵义。就其本体而言，政治价值表征着一定的客体属性对相关主体所具有的意义大小或作用多少，也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客体属性对主体需求的满足程度以及满足需要的持久程度、共享程度等等，只不过主要是从政治的意义和视角来考量和权衡的，所以人们称之为政治价值。这里所说的客体，可以指人、事件、活动、关系等，它们的属性和状况都可以构成对一定社会主体的需求是否具有满足关系的特征。所以，政治价值本身就有着两种状况的表现，一是表现为实体性价值。如人们经常在政治哲学意义上讨论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解放等：二是表现为某种价值关系、意义状态或社会关系特征。在这种意义上，人们通常关注某种具体事件、活动、人员状况等具有的政治意义或政治作用。即便是对意识形态的考量也可以了解某种意识形态的政治价值究竟如何，例如那些十分虚假的意识形态的政治价值是低微的，而那些具有科学性、真实性的意识形态的政治价值则是显著的。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人们讨论政治价值的时候，主要是将它们看作是客观存在的本体论范畴的东西，但在人们在讨论政治价值观的时候，由于政治价值观是对政治价值内涵和功能所形成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于是人们就认为政治价值观属于认识论的范畴，一定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作为某种认识论范畴的东西对政治价值进行着有差别的反映，即这种认识论范畴的东西存在着正确与错误的区别。政治价值观与政治价值两者之间是认识与被认识、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政治价值总是表现为众多的、大大小小的甚至呈等级序列的一系列价值，在这些众多的价值中有一些作用特别明显、意义特别显著、地位特别重要的价值，它们通常被人们称之为“核心价值”，在认识论上被人们以相关的概念或称谓加以标识。例如，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核心价值就是“仁”，而“义”、“礼”、“智”、“信”等则是说明“仁”的次一级的核心价值，它们各自又有一些再次一级的价值在表征着自身的内涵。人们在认知上对核心价值及其价值的关系进行认识与反映。就形成了核心价值观。但这种核心价值观对核心价值的反映存在着从正确到错误这样一种阈域，或者对核心价值的反映存在着领域宽广和程度深浅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才逐步形成了核心价值观体系。这种核心价值观体系可能就像拉卡托斯所称谓的“科学研究纲领”及其理论“硬核”一样，核心价值观在整个价值观体系中的地位也就好像是理论“硬核”。当然，值得指出的是，核心价值观是否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和代表核心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一定的意识形态能否真实客观地反映核心价值，本身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
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关系又是复杂的。第一，任何意识形态都是表征一定的政治价值的，而政治价值又是反映一定的利益的，所以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又是表征和反映一定社会主体的最根本利益的。一般说来，意识形态应该充分体现和反映时代主题和核心价值，反映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共同体广大成员的最根本利益。就这一意义来说，意识形态和利益紧密相连，也就跟政治价值紧密相连，更何况意识形态的最初产生就是为了解决阶级利益所遭遇的问题，失去了利益表达和价值表征作用，意识形态就失去了存在的真正价值，就会被人们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东西。第二，意识形态表征和反映政治价值与最根本利益的程度和状况又是有分别的。这里就存在由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真实性两端构成的某种复杂谱系。一些完全虚假的意识形态跟共同体最广大成员的最根本利益毫无关联，也无所谓表征一定的政治价值，相反倒是表征着某些负价值和负能量的东西，这样的意识形态是毫无政治价值可言的，就如“”中以无产阶级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核心的一套意识形态那样。在正常的状况下，意识形态能够表征相应阶级和人们的实际利益，在这种情境中，意识形态发挥着社会沟通和团结凝聚的功能。但即便在这种正常情况下，意识形态同时又总是扮演着表征社会公共利益的角色，这种公共利益常常与人们具体的特殊利益相矛盾，“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这就是说。意识形态表征政治价值的状况又有其复杂性，那些能够超越眼前利益而追求公共利益与终极价值的意识形态，会被人们认为是最有价值的意识形态，而只顾眼前利益的意识形态则被认为是短视的。简而言之，意识形态最根本的功能就是反映和表达根本利益和核心政治价值，同时，意识形态具有生成和再生产价值观的功能，一旦意识形态无法正确反映核心利益和核心价值，它所生成或再造的价值观，哪怕被标榜为核心价值观，也是无法征服人心的。
由于意识形态的本质就是对一定政治价值和根本利益的反映，而政治价值又区分成基本价值、核心价值等，这就产生了意识形态如何反映政治价值和政治价值观及其体系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如何认识核心价值、基本价值、共同价值等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问题。对此问题，可以作如下的理解：基本价值是指一些基础性的、带有最大公约数意蕴或起“底线”作用的价值，它具有客观性和外在性，尽管它也会遭到挑战，但至少在名义上是不容置疑的，也是不需论证的，它也被人们称为普世价值。共同价值是指社会成员因奋斗目标一致性而形成的价值认同，共同价值的形成是一个建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核心价值是指在所有的价值中起统领作用的价值，而核心价值观是在价值观体系中居于最核心、最中枢地位和起着主导、支配作用的价值观。
总之，从一定意义说，意识形态是充分反映核心利益、表征核心价值，以及生产、分配、扩散、再生产核心价值观的一种机制与系统。但意识形态对利益的反映并不是直接的，而是大量通过价值这一中介而实现的。而对价值的认知及其凝炼，就形成了一定的价值观。价值观又是多种多样的，不仅表现为对人、事、物、活动、关系等的价值观，如政治价值观、教育价值观、管理价值观、宗教价值观、人生价值观等，而且区分为个体价值观和共同体价值观。意识形态作为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上层建筑，它总是表现出对社会核心价值及其核心价值观的某种把持和凝炼。换言之。核心价值观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在价值体系中起主导性作用、居于中心地位的那部分意识形态观念（或可称“核心意识形态”或“主导意识形态”）。它应该是受制于客观物质基础——利益关系特别是核心利益的，并且是依靠社会制度支撑和维系的。
三、意识形态的表现类别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当然也是对客观存在的政治价值的某种反映，只是这种反映既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或者虚假的。而即便是正确的意识形态，它们在反映政治价值方面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侧重点。因此，意识形态具有不同的表现类别，依其主体的不同一般可分成国家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和社会的意识形态三类。它们在表征政治价值特别是核心政治价值方面的特点和能量是不同的。
其一，国家意识形态。它是一个国家所提倡和推行的价值观念、思想体系和价值追求、行动准则、是非标准等的总和。国家意识形态一般能最集中和最明确地反映这个政治共同体所信奉和确认的核心政治价值，并且这种集中反映可以通过理论形态、制度和公共政策以及行为规范与方式等三方面的丰富形态得以全方位展现。国家意识形态所反映和提炼出来的核心价值观往往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容易得到共同体成员的认同和信奉。就一般情况看，国家意识形态总是体现着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而国家意识形态实施教育影响的目的是促成政治一体化，在政治认同的过程中，国家意识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公民教育乃至通识教育等都是其重要和基础性的内容。国家意识形态扩散影响的途径和媒介主要有主流媒体、学校、社会公共组织等。
其二，政党意识形态。它是政党在长期活动中形成的一套价值观念、理论主张和是非标准，也是政党利益的一种理论表现。它又可区分为执政党意识形态和非执政党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在表征与反映核心政治价值的时候，通常最初是通过理论形态即通过理论抽象和意义凝炼的方式对政治价值进行反映，形成一定的政治价值观，并且大力宣扬这种政治价值观，但这种意识形态的扩散效度依政党的性质和能力状况而有所区别。执政党所宣扬的政治价值观亦即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手段使其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从而使其具有更大的扩散空间和渗透能力，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也能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而得以体现。非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则主要通过理论形态得以表现，它无法通过大量的合法途径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自然更无法转化为制度形态、公共政策形态以及日常生活方式。在中国，执政党意识形态可以进入学校，如在1949年之前在学校中开展了“党化”教育；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执政党意识形态教育与国家意识形态教育融为一体，两种意识形态教育的途径和媒介状况基本一致。而西方国家的情况则不一样，政党意识形态未必能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或主导意识形态，即便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理论主张），也要通过一定的法律手段或途径才可能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更不可能轻易进入各类学校。因此大部分国家的学校不搞“党化”教育，在两党（或多党）制下，学校也很难保持党化教育的一贯性和稳定性，于是它们就抓住了教育中最稳定、最持续的内容，即对学生的人格、德行和个性发展、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培养。这些国家的政党意识形态教育大量通过政党领袖、传媒、选举竞选、人际交往等途径与方式进行。
三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它主要指社会中众多企业的意识形态、社会组织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公众所奉行和实际指导他们言行的价值观念、思想观念和少量的理论观点等。一般来看，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的联系通常表现得不大直接，也主要不是通过理论形态的样式去反映和表征某些利益，而是大量通过直观的、感性的生活方式，礼俗性活动及其规则，以及社会思潮、社会心理等方式来表征自身的利益追求和价值偏好。如果信奉某些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的社会成员人数占大多数，人们就可能将其研判成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可能跟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并不一致，甚至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价值纷争和思想冲突。也就是说，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核心政治价值的关系比较微妙，也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教育问题，但存在着传播扩散问题。各种意识形态会运用各种媒介和途径，千方百计地影响社会公众。它们可以通过在主流媒介植入各种广告来传播自己的思想与价值观念，可以利用各种商业网站开展宣传，可以通过宗教形式扩大影响，还可以借助时尚甚至流言来扩展影响，等等。于是，形形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在社会中交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和冲淡了主导意识形态的影响。当然，在社会的意识形态中也包含着积极健康的成分，它们可能成为政党意识形态甚至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机成分。同样，国家意识形态和政党意识形态的内容，也可能顺利地转化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
四、政治价值诸形态和意识形态诸类别的转化
以上所作的一切分析，实际上主要是关心意识形态表现形态的丰富和影响力的提升问题，其中既关心政治价值的三种表现形态相互间的转化问题，更关心国家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和社会的意识形态三者的转化问题。
首先，根据政治价值三种表现形态的分析，意识形态应该注意自己表现形态的多样化。这里当然不是指意识形态这种思想上层建筑可以转化为政治上层建筑，也不是指意识形态本身已经转化成某种实体制度形态，而是指意识形态所宣扬的思想理论观点应该有效地成为制度的精神和行动的指南，成为人们政治生活的信条。例如，就国家意识形态和政党意识形态来说，如何将一定的思想理论形态的意识形态转化为良好的制度建构和制度精神，又将良好的制度形态的意识形态有效地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和活动秩序，还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换言之，意识形态应该有其丰富的表现形态，它可以表现为观念状态的理论、理念等，也可以表现为一定的制度精神和制度形态，还可以表现为行为规则、活动秩序和行为方式。如果一种意识形态只能通过理论形态得以表现，使自己永远驻留在观念领域的话，这样的意识形态是没有生命力和社会适应性的。只有将最初表现为理论形态的意识形态顺利转化为一定的制度形态甚至转化为广大共同体成员的行为方式乃至生活方式，这样的意识形态才是最牢靠的。
其次，就意识形态的三种主要表现类别看，如何实现国家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和社会的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有机转化，是目前最值得关心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任何社会总是客观上存在着不同类别（起码三种甚至更多种）的意识形态，指望将意识形态完全统合到某一种类别或某一种表现形态中去的企图往往是徒劳的。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在多种意识形态中又可能存在着某种同一性、一致性或相似性的内容，这种内容可能表现在利益的关联性方面，还可能表现在一些社会价值观念的分享性、共通性方面等。正是在这种基础上，才可能形成“和而不同”的局面。如果缺乏这种基础，那么政治整合或政治认同将成为一件困难的事，因为没有同一性就不存在转化的可能性。换言之。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完全分离成几个毫不相关甚至相互冲突的类别，那么这种社会状况是比较危险的。因此，注意将国家意识形态和政党意识形态有效转化为社会的意识形态，使它们真正成为统合一个社会全体成员的思想观念、制度认同意识、活动规则理解和遵从的指南，是当前思想文化工作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再次，我们也要充分考量这种转化所存在的困难以及转化需要的基础和条件。不难看到，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最大困难是如何形成社会共识。现今的社会分层以及利益分化，使得核心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的传递在不同社会阶层中遭到不同的境遇，或者说，在各种不同阶层中，流行着不同的、主要被这一阶层的大多数成员所确认的主流价值观，这种阶层主流价值观与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主导价值观有时并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有人指出：在今日中国，巨大的利益分化将会无可阻挡地造成主流人群与统治阶层的价值分化。我们生活在同样的国度，却仿佛身处不同的世界。不仅如此，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困局不但有转型时期价值建设的匆忙不及，还有精英与大众价值分化的现实。”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统合的多样性问题。在多样性和统一性的问题上，西方社会习惯于将多样化理解为稳定之源，或者认为不平衡是有序之源。但东方社会习惯于将一元化理解为稳定之源，从而对多样化产生一定的担忧甚至恐惧。已有学者将意识形态的稳定性看作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形成的原因之一。国外却有学者并不认为社会意识形态是某种“社会胶合剂”，甚至认为：没有什么证据能说明某种价值观或信仰是现代工业社会中全体（或者即使大多数）成员所共有的。而且。没有理由认为复杂的工业社会的稳定要求并依靠对特定价值观与规范的一种共识。只要我们社会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这种稳定同样很容易来自价值观和信仰的多样性，个人与团体之间不断增加的分歧、反对态度可能被变成政治行动共识。@中国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人们不能阻止或者抱怨这种发展趋势，而只能顺应甚至迎合这种趋势。在这种顺应过程中，如何实现意识形态的合理功能，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注释：
①邱柏生：《试论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江汉论坛》2009年第8期。
②拉卡托斯所说的科学研究纲领实际上就是一个具有严密内在结构、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状态的体系，它由“硬核”、“保护带”、“反面启示法”和“正面启示法”这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其中所谓硬核。是指不可证伪的理论或无法拒绝的公理，它一般由若干个最能反映这种理论体系特征的核心概念组成。这些硬核为研究者从事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如果这些硬核受到反驳或否定，整个理论体系就将受到反驳或否定。所谓保护带，是指一组附属性假说或假设，这些假说或假设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或经验证据来加以检验、证伪或拒绝。保护带的作用是保卫硬核不受经验事实的反驳或否定。保护带本身可以被修改、调整和替换。所谓反面启示法，简单说来就是在研究中“告诉我们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的方法论规则。所谓正面启示法，则是“告诉我们要寻求哪些道路”的方法论规则。参见[英]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66-7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
④参见孙功《论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3期。
关键词：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规律；启示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4－0027－03
美国学者安东尼·奥罗姆指出，“国家建设的核心是确立和维持一套共同信仰”。也就是说，一个阶级、政党要获得政权或者巩固自己的统治，仅靠强权是行不通的，更重要的是使自己的意识形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内化为人民群众的价值信仰和实践追求。大学生是党和国家未来，国际争夺的主要力量，其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民族、国家和政党的生死存亡。正确把握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形成规律，切实增强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是高等教育工作的关键和根本。
一、意识形态认同的形成逻辑
心理学认为，认同是“一种情感、态度乃至认识的移入过程”［1］。认同是一个心理过程，是对自身归属感的一种确认。正如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一个人模仿另一个人或团体的价值、规范与面貌并内化、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的过程，认同是个体与他人有情感联系的原初形式”［2］。实际上，认同就是“一个人将其他个人或群体的行为方式、态度观念、价值标准等，经由模仿、内化，而使其本人与他人或群体趋于一致的心理历程”［3］。从中可以看出，认同不仅包括个人对自我及他人的认同，而且还包括对社会、对思想价值观念的认同，即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自我认同是个人对自己社会地位、身份、角色的一种理性确认，是个人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持久动力。在社会层面上，认同是指，“社会共同体成员对一定信仰和情感的共有和分享，它是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4］。意识形态的认同正是通过认知(类比)、认同和内化的过程构成的。认同的生命周期包括认知(价值的获取阶段)、认同(产生归属感)、内化(强化认同并付之行动)三个阶段（见图1)。在不同的阶段，行为主体的动机和发生机制是不同的。人们在接受一定的价值体系、产生认同之前，都必须对其价值观点、规范作一定的认知。认知是指“人们获得知识或应用知识的过程，或信息加工的过程，这是人的最基本的心里过程。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思维和语言等”［5］。这是最初的价值感知阶段，其对价值的认识表现为直接性、表面性、片面性等特点，有待于进一步深化。认同，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同意或接受，而是主体对他者在心灵深处的相通、相融合和在情感上的归属感，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认可、接受和赞同。内化则是强调人们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以某种共同的理想、信念、尺度、原则为追求目标，自觉地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并以此作为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
因此，要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仅仅提倡对意识形态的认知是完全不够的，必须通过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将对意识形态的情感、态度、认识等不断内化，产生对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从而加强了社会群体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二、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形成机制
实现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主要通过两种机制来进行。一是通过内在机制来进行(我要认同)，即通过熏陶、实践、主动学习使大学生自觉自愿地接受并赞同主流意识形态，从而达到认同的目的。二是通过外在机制来进行(要你认同)，即通过灌输、教育的方式，使大学生由外到内地接受并赞同主流意识形态。
1.内在作用机制
（1）内在动力。需要是意识形态认同的基本动力，人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对价值的追求，是在自身需要的驱动下进行和完成的。马克思认为：“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他自己的实现表现为内在的必然性、表现为需要”［6］129；“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又会游离出创造出新的需要。”［6］260如果一种意识形态与人们的利益追求和行为期待趋于一致，那么它被认知和接受的程度就高。主流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了社会的价值观念、价值规范，体现了统治阶段和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意志和利益，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着引领和指导作用。因此，大学生只有认同、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才能融入社会，才会有归属感、安全感，才能得到其他社会成员的接纳、尊重，实现自身精神的需要，为自身发展奠定基础。也正因为这样，大学生在对待不同意识形态时，会进行相应的意识形态类比，当某种意识形态与自身的期望、社会价值需要相一致时，就会把自己纳入某种意识形态范畴。
（2）选择机制。对意识形态的接受并不是简单、机械的、被动的刺激反应，而是在已有的意识和观念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有目的地、主动地、有选择性地接受某种意识形态并将其移入大脑的过程。对意识形态的选择是主体根据自身需要和利益，在认知基础上对意识形态作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过程。只有与主体已有观念、价值标准和符合自身需要的意识形态才能被认同。影响意识形态选择的因素主要有：1）已有的意识形态体系。通过筛选、过滤，只有那些与主体已有观念、价值标准相契合的意识形态才更容易被接受、认同。2）意识形态与主体需要的契合度。意识形态与人们的需要、利益越相契合时，被人们所接受的可能性就越大、认同度就越高。
（3）调节机制。在现实情况中，尽管人们的思维能力大体相同，但是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却大相径庭，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个人的情感、意志、习惯等心理因素对意识形态认同的调节作用。情绪和情感是主体对外部事物是否符合人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大学生自我调节能力尚未完善，在接受和认同意识形态方面，其情感具有鲜明的、激烈的、丰富的特点，容易产生情绪波动。大学生易于选择、接受、认同并强化引起自己愉悦、满足的意识形态，而与自身情感相悖的意识形态则容易产生拒绝、回避、抵触等强烈的心理体验。有坚强意志的大学生坚定地赞同和支持自己所认同的意识形态，竭力排除其他意识形态的干扰和侵袭，而保持认同的一贯性、持久性和稳定性，而意志薄弱的学生则可能在遇到困难时削弱对意识形态的认同，甚至放弃自己的信念和信仰。此外，人的气质、性格、个性、信念、习惯等心理特征也具有很强的调节作用，那些积极、自主、开放和稳定的心理特征往往有利于意识形态认同的形成和巩固。
2.外在作用机制
（1）教育机制。“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教育作为一种外部输入的手段，对于塑造受教育者的价值观念、培养他们的行为习惯具有重要作用。教育主要通过宣传、思想政治教育等方式使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少年了解、理解、认可、相信、认同和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是培养大学生政治价值观的主要机构。学校教育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方向性，它是根据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按照一定的方向，选择适当的内容，采取有效的方法，利用集中的时间，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教育和训练，使大学生获得比较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和系统的政治教育，从而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政治价值观。
（2）引导机制。引导机制是指一定阶级或社会利用自身的权威或者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优势，充分展示意识形态的作用力、影响力、吸引力，以引导社会成员自发地接受、认同本阶级的意识形态［7］。在文化多元，价值取向多元，甚至存在价值彼此冲突的现实情况下，更需要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去协调引导人们的行为，以消解各种价值观之间的紧张，统一人们的思想，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面对自由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以及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泛滥，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并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引导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性，为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提供文化支撑。
（3）规范机制。阿尔都塞指出，“为了培养人、改造人和使人们能够符合他们的生存条件的要求，任何社会都必须具有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历史是对人类生存条件的不断改造，即使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如此。因而人类必须不断改造自己，以适应这些条件。这种‘适应’不能放任自由，而应该始终有人来负责、指导和监督”［8］。规范机制就是国家依据法律、法规，依靠国家强制力，运用指示、命令、规章制度、条例等手段，通过权威和服从使体现统治者意志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各领域得到贯彻、执行。如果社会成员不认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不遵从群体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规范，就会受到议论、嘲讽、指责甚至排挤和处罚等。因此，外界的压力和规范也会使社会成员产生从众心理而认可、接受、认同某种意识形态。
三、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规律的启示
1发挥课堂教育主渠道的作用，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性。托马斯·里克纳指出：“学术课程在价值观培养方面的作用是一个沉睡的巨人”；“如果我们不能把这种课程利用为培养价值观和伦理意识的手段，我们就正在浪费一个大好的时机”。课堂教育是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主渠道，也是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认知、接受和认同的主要路径。同志指出，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必须把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因此，使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获得信息，使青年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有充分的理解，并能自觉坚持、贯彻和认同，是高校必须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主课堂、主渠道的作用，让各门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做到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到大学生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全方位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另一方面，学校教育也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使学生不断地塑造和重新塑造自己，形成良好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通过对大学生的关心、爱护，使学生感觉到有“家”的感觉，使教育成为一项真正撒播“爱”的种子的系统工程，从而增强大学生热爱校园、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归属感、自豪感和荣誉感。
2注重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方法的创新和改进，科学引导。当前，大学生的价值观呈现出自我中心取向、价值取向多元、重感性、轻理性、政治观念淡化等特点。针对这种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发展趋向，在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上要改变过去的“填鸭式”灌输的教育方法，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在情感内化和行为实践中进行科学引导。依据大学生的心理接受特点，采用科学的态度、手段和方法积极引导青年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促进学生个体的政治价值体系的内在活动。在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上，同样需要及时跟踪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把握新特点，在社会大变动中不断加强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不断提升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9］。
3注重机制建设，强化激励制约。“在意识形态领域，各个阶级都要运用法律方法和行政方法，来实施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来维护意识形态领域的秩序、规范和统治地位。”［10］因此，在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过程中，要以机制为依托，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的各种手段，把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使提倡与反对、引导与约束、鼓励与惩罚有机结合，形成有效的法律支持、政策促进和机制保障。通过鼓励先进、树立典型等示范性教育手段来激励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动力和荣誉感，使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行为得到鼓励，使违反这一体系要求的行为受到抵制，形成有效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工作推进机制和社会选择机制。
参考文献：
［1］费穗宇社会心理学词典［K］.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45.
［2］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原理选辑［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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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它既有意识形态性又有审美性，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是有机的整体，是有着丰富的完整内涵的复合结构。从其性质上看，既有集团倾向性又有人类共通性；从功能上看，既有认识性又有情感性；从目的上看，既有无功利性又有功利性；从方式上看，既有假定性又有真实性。
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既有意识形态性，又有审美性。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存在于文学的审美性中，而文学的审美性又总是表现一定的意识形态性，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共同形成一种新质——审美的意识形态。下面从几个方面说说它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文学是人类的一种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这不是把文学看成“审美”与“意识形态”的简单相加，而是说“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所谓的“意识形态”是对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抽象，并不存在一种称为“意识形态”的实体。苏联著名“审美学派”的主将阿·布罗夫曾说过：
“纯”意识形态原则上是不存在的，意识形态只有在各种具体的表现中（作为 哲学 意识形态、 政治 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才会现实的存在。
我们须要注意的是：第一，意识形态都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意识形态只存在于它的具体的形态中，没有一种超越于这些具体形态的所谓一般的意识形态。第二，所有这些具体形态的意识形态都各自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系统。意识形态对象的差异，导致它们在形式上的差异。这样不同的意识形态有了自己独特的内容与形式，并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完整的思想领域。例如，西方的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总的来说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表示不满，对于在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人性的丧失、人的异化、人的悲惨生存状况以及非人的生活环境等，进行“诗意的裁判”。在这种情况下，审美意识形态自身就成为一个独特的思想系统，它的整体性也就充分的显现出来。
二、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复合结构
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作为独特的思想系统，并非“纯审美主义”或“审美中心主义”。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总的说是一种复合结构。
第一，从性质上看，既有集团倾向性，又有人类共通性。
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确表现出集团的、群体的倾向性，这是毋须讳言的。这里所的说的集团、群体，包括了阶级但又不止阶级。例如，工人、农民、商人、官吏、知识分子等，都是社会的不同集团与群体。不同集团、群体的作家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这样他们必然会把他们的不同集团、群体的意识渗透到文学的审美描写中，从而表现出不同集团、群体的意识和思想感情的倾向性。
但是，无论属于哪个集团和群体的作家，其思想感情也不会总是被束缚在集团或群体的倾向上面。作家也是人，必然也会有人与人之间相通的人性，必然会有人人都有的生命意识，必然会关注人类共同的生存问题。如果体现在文学的审美描写中，那就必然会表现出人类普遍的共通情感和愿望，从而超越一定的集团或群体的倾向性。
其实，在一部作品的审美描写中，往往既含有某个集团和群体的意识，同时又渗透了人类共通的意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集团倾向性和人类共通性的统一，是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质。
第二，从功能上看，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是认识的，又是情感的。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无疑包含了对社会的认识，这就决定了文学有认识的因素。即使是那些自称是“反理性”的作品，也包含了对现实的认识，只是其认识可能是虚幻的、谬误的而已。有的作品，其认识表现为对现实的批判解析，例如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有的作品则表现为现实 发展 的预测和期待，许多浪花漫主义的作品都是如此；有的作品看似十分客观、冷静、精确，似乎作者完全不表达对现实的看法，其实这些作品不过是“冷眼深情”，或者用鲁迅的话说“热到发冷的热情”。
但是，文学的反映包含的认识，又不同于哲学认识论上或 科学 上的认识。文学的认识总是以情感性评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学的认识与作家情感态度完全交融在一起。或者说，作者把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情感性评价渗透在具体的艺术描写中，从而表达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和理解。在这里，认识与情感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这样的认识与情感结合的形态，究竟是什么呢？黑格尔把它称为pathos，朱光潜先生译为“情致”。黑格尔说：
情致是艺术的真正中心和适当领域，对于作品和对于观众来说，情致的表现都是效果的主要来源。情致所打动的是在每个人心里都回响着的那根弦，每一个人都知道一种真正的情致所蕴含的价值和理性，而且容易把它认识出来。情致能感动人，因为它是人类生存中的强大的力量。
黑格尔的意思是，情致是两个方面的渗透，一方面是个体的心情，是具体感性的，是会感动人的；可另一方面是价值和理性，可以视为认识。但这两个方面完全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离，人们可以逐渐领会它，但无法用抽象的言辞来限定它。有人问歌德，他的《浮士德》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歌德不予回答，他认为人们不能将《浮士德》所写的复杂、丰富、灿烂的生活缩小起来，用一根细小的思想导线来加以说明。这些都说明文学的审美意识是认识与情感的交融，就像盐溶于水那样，无痕有味，很难用抽象的词语来说明。
第三，文学审美意识形态，从目的上看，既无功利性，又有功利性。
在文学活动中，无论作者还是读者，他们都无法达成实际目的，或者说无法获得实际的东西，譬如事物的有用性， 经济 、政治甚至情感的物化结果，有谁能够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一个金币、一个官位或者一个真实的爱人呢？这是一个缥缈的虚幻世界，是无限美好的水中月镜中花。你只有用心灵、用想象才能获得那种超越世俗的情感与精神收获。在世俗的心态里，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将离这个世界更加遥远，甚至与它毫无关系。
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狄德罗说：
[关键词]隐性意识形态； 产生； 归宿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1 — 0046 — 02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 “作为一种社会再造工具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理解性的想像、一种观看事物的方法，存在于共识与一些哲学趋势中，或者是指由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对所有社会成员提出的一组观念。意识形态并非只与政治相联系。理查德﹒奥曼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群拥有共同利益的人的观点，—如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社会或者经济阶层、一个职业群体、一个产业等等〔1〕。”米米﹒怀特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表达系统”并扩充为“价值、信仰和观念”。“意识形态”是一种能影响个体的价值、信仰和观念等精神性因素。
一、 隐性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
随着全球化经济的飞速发展，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福利社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趋同论、等社会表象（或局部）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对主流意识形态和隐性意识形态的区分和探讨。
（一）什么是隐性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大都起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以特殊的方式，从不同侧面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并构成意识形态的有机整体。主流意识形态与“霸权”相结合，在某个范围内压倒其他不同观点，享有话语霸权，其观点具有普遍的、永恒的适用性。
意识形态表达特殊的知识、立场和观点，当被其制造者——某一社会群体有意无意地普泛化、扩大化时，隐性意识形态才得以产生。价值抉择、生活哲学、观点信仰等精神因素处于远离意识形态核心的位置，远离“霸权”。因此，隐性意识形态是指从大众阶层中产生的并在一定范围内得到认同的价值、信仰和观念，它是一种不要求话语“霸权”的社会表达系统。隐性意识形态把道德----价值排除在合法性论证之外，甚至在某一范围内把具有解放生产力--激发进步的潜力作为其现存合法化的功能。
（二）隐性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意识形态产生于人类社会，并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主流意识形态与隐性意识形态等共存于当今社会实践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对广大人民的政治指导地位统领其他意识形态，而反映大众阶层利益要求的隐性意识形态仅“自发”表达个体某一直接特定利益诉求。经引导的隐性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有正向促进作用，反之制约或降低主流意识形态的效用。
（三）隐性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
1.隐性意识形态的起源----生活经验的直观概括
“无论是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立组成独立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所有意识都在某种程度上适合于现实，现实是它们的最终来源〔2〕。”“‘思想’一旦离开‘利益’的需要，就会使自己出丑〔3〕”，隐性意识形态也不例外。隐性意识形态源于生活经验的直观概括。人们根据经验，直观总结出“好不好”、“有没有用”等价值、信仰和观念的表达，在一定范围内仅以有限验证为基础使其观点得到共识。隐性意识形态体现出大众阶层的某一观念，而不是特定阶级或政党的利益要求。
2.隐性意识形态的几个发展阶段
以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的阶级转为了自为的阶级，马列主义作为崭新的阶级意识形态传入中国，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获得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在中国思想革命的进程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是在同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中，逐步确立了马列主义作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地位。隐性意识形态相对远离政治和阶级斗争，“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传播从真正意义上激发了大众关于价值、信仰和观念的“直观”、“无拘束”的思考。因此，从某个意义上来看，新民主主义时期是隐性意识形态在自由民主影响下的重生阶段。时期，“左”的思维模式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严重的破坏，隐性意识形态处于停滞阶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及其利益主体与思想领域逐渐趋向多元化，根植于市场经济的沃土而成长起来的隐性意识形态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并与来主流意识形态、精英意识形态并驾齐驱的影响了国民和社会发展，也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和评价，这促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它的价值、效应及其发展控制问题。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逐步渗透到隐性意识形态之中，因此如何积极应对隐性意识形态的负面作用，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里面临的新课题。
二、隐性意识形态的特点与本质
（一）隐性意识形态的特点
1.实用性
隐性意识形态源于大众（或某一群体）对生活经验的直观概括，实用性是隐性意识形态的首要特性。受众在认知和取舍时，更多关心客体的效用，对科学性的考证则放在靠后的位置。某综艺节目中女嘉宾“宁愿在宝马车里哭泣，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的择偶观体现主体对客体有用性的追求，随着某一群体对这一观点认同，这种社会隐性意识形态偏离了对婚姻和家庭的最本质的核心。
2.弱阶级性（去政治性）
隐性意识形态的大众来源以及受众本身通常不具有阶级立场，它不同于政党和阶级的意识形态，缺乏目的性，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由于对生活经验的直观概括，单纯以实现生活目的为思考，隐性意识形态广泛存在于民间，并不要求话语强权。有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的意识，不抵触和排斥主流意识形态。越民主和自由的地方，隐性意识形态越为广泛和普遍。
3.多元性与多变性
隐性意识形态来源于丰富的社会生活，在没有强大理论体系（或“霸权”）指导下大众主体以及有限的受众并非完全接受其观点，而是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有条件有选择的补充、更新以及发展该意识形态。这是产生隐性意识形态多元性和多变性的直接原因。经济、文化多元化发展为隐性意识形态提供了更多、更丰富的实现形式。同时，缺乏理论体系支持，隐性意识形态容易受到其他意识形态的干扰和左右，其理论生长轨迹又呈现出多变性。
4.相对独立性
意识形态虽然为社会存在所决定，但它有自身特有的发展规律，是相对独立的。每个社会都存在隐性意识形态，作为形成“大众想法”或共识的基础，而并未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隐性意识形态以一种“中立”的姿态呈现，并不轻易接受或抵触与这个标准不同的意识形态。隐性意识形态在各种意识形态的夹缝中生存，具有相对独立性。
（二）隐性意识形态的核心本质——个人主义
20世纪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一就是共产主义，它是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说为基础。然而，在社会道德意识领域，诸如虚无主义、拜金主义、有用主义、宗教主义、文化主义等意识形态均把个人价值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并以此为其理论支持，或者沉溺于物化世界亦或最求完全脱离物质的精神世界。这些论调不管其形式如何变化，都脱离不了其个人主义的本质。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修补和完善在理论层面促使了趋同论幻象的衍生，现实实践层面矛盾和斗争似乎也有所弱化和异化〔4〕。西方国家改变过去仅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斗争，逐渐接近大众生活，呈现向隐性意识形态领域蔓延的趋势。隐性意识形态的实用性要求以满足个体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和归宿，本质上不过是个人主义的表达。
三、隐性意识形态的归宿
（一）主流意识形态对隐性意识形态的统领：引导隐性意识形态的转身
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面临着当下中国复杂境况，意识形态的“阶级身份”被民族复兴或经济发展的话题掩盖，隐性意识形态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对受众说教、灌输的效果。如何有效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个紧迫的问题。只有坚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才能有利于揭示和批判隐性意识形态的本质，驳斥对马克思主义地位的质疑。意识形态作为阶级社会中社会经济、政治的直接表征是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和社会结构的重要向度。马克思主义本身固有的价值排他性及其对社会生活的重大功能，决定了它自诞生起就肩负着特别价值使命。我们必须审时度势，厘清隐性意识形态背后的内在关系逻辑，确认现实路径，揭示现实历史境域与条件，走符合自己实际的道路。
（二）主流意识形态对隐性意识形态的的批判与革命：坚决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侵蚀
主流意识形态在吸收意识形态领域（包括隐性意识形态领域）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同时，要坚决揭露和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侵蚀。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的飞跃时，资本主义就妄图把社会主义扼杀在摇篮当中；当二战后出现社会主义阵营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进行“妖魔化”宣传，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敌视性和低毁性解读，使其他国家对社会主义产生偏见和敌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主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由对抗更多地转向共存。资本主义国家也改变了战略和策略，借全球化的旗号来掩盖其意识形态的目的。因此，面对西方意识形态的侵蚀和渗透要始终保持警惕和防范，并给予有力的抵制。
（三）隐性意识形态的异化
隐性意识形态的泛化会使大众对集体行为的价值评判丧失独立性，从而丧失自身理念和信仰的独立性，“就像宗教一样，…必然会使之被庸俗的‘物质主义’所代替”。在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隐性意识形态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多维度的效用。解放全人类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客观之维，而隐性意识形态中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存在，使对隐性意识形态的批判就变成了碎片化的日常生活意识，无法具有宏观指导上的价值意蕴。波普尔指出：“我们永远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不完善的社会中，……没有冲突就不会有人类社会；没有冲突的社会不是朋友的社会而是蚁类的社会〔5〕。”历史当然证明把马克思消灭剥削、阶级的理想视为“落后的乌托邦”是极其荒谬的，却从另一界面阐释了意识形态冲突的根源向度。
〔参 考 文 献〕
〔1〕 理查德.奥曼，广告的双重言说和意识形态：教师手记〔C〕//罗纲、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99.
〔2〕 David Morriee， Philosophy， Science And Ideology In Political Though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96：3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7 ― 0046 ― 04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政权的更迭。上世纪末，苏联主动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结果导致迅速，这是我们必须汲取的深刻教训。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和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举措，它在目前西方意识形态不断渗透、国内思想文化意识日趋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形势下，显得异常迫切。因此，为了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必须“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1〕。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这一科学论断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联系，也指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也是密不可分、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与思想精髓，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起主导作用的价值理念。其具体表现为：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和灵魂
意识形态是包括思想方式、信仰、情感、意志、价值观念等内容和形式的思想理论体系，价值观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在一定的价值观指导下构建，受一定的价值观所支配，并体现着一定的价值观。而核心价值观则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规定和制约着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意识形态总是服务于一定的社会集团或组织，代表其根本利益和要求，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有着强烈的价值指向性。从根本上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乃是在于核心价值观的不同。封建主义以森严等级、固有特权为价值特征，资本主义是以金钱至上、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为价值导向的，而社会主义则是以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本质上是核心价值观的较量。资产阶级近代以来先后发起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思想解放运动，宣扬理性、自由、平等、人权，反对封建主义的专制、独裁、等级、特权，在思想意识领域对封建主义展开猛烈进攻，并最后封建统治，夺取政权，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然而，资产阶级极力鼓吹的自由、民主、平等并非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只是属于少数人的，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独占的战利品，而广大的劳动群众仍然受到沉重剥削和压迫。平等、自由、民主等口号不过是资产阶级为掩护阶级统治的实质，用来欺骗和迷惑民众的幌子而已。而社会主义追求的是全人类的解放，是要消灭剥削和阶级，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超越，更具有优越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与灵魂，它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世界人类文明成果相衔接，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是在我国国内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的形势下，统一共识、凝聚人心的有力武器，也是在当今世界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背景下，抵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进攻的有力武器。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为社会存在所决定，同时对社会存在起着能动反作用。意识形态具有价值导向性和辩护性，能够促使社会成员认同现存的制度和政策安排，为共同的理想信念而努力奋斗，从而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而核心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和灵魂，发挥着凝聚人心和整合思想的功能。核心价值观是维系人们精神的共同纽带，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选择判断无不受到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和指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高度凝练和概括，以极少的观念和范畴揭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实质，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和灵魂。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沉淀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理想夙愿，尤其反映了近代百年以来的奋斗目标。它向人们明确了在当代中国应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根本问题。历史证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崛起和振兴；只有树立起共同的理想信念，才能促使人们更加坚定不移的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奋斗。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追求。自由、平等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公正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助推器，法治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整个社会树立起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标准有利于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向人们提供了基本的价值遵循。只有不断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塑造个人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形成全体公民崇德向善的追求，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和未来。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先进的思想引领和有力的价值支撑。
二、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困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紧迫性
意识形态安全是指特定的“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体系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免遭危害，能够维持正常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有序和谐的状态”〔2〕 （P33），主要包括指导思想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道德秩序的安全、民族精神的安全等内容。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并不仅仅只是思想观念的问题，它涉及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对于任何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而言，维护自己所依赖的意识形态的安全，是关系到自身存亡和发展的根本问题，有着极端的重要性。保障意识形态安全，需要确保主流价值观的安全，即主流价值观在整个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广泛践行，成为社会的价值共识。而目前价值观方面存在的问题，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极大，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工作极具紧迫性。
（一）部分党员干部的消极腐败行为，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抵捂，威胁着国家政党、政权的稳固性
当前，部分党员干部未能把马列主义世界观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仅仅将马列主义放在嘴上讲、纸上写，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产生动摇、怀疑甚至否定。而党员干部是党和国家的中坚力量，他们理想信念的缺失，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动摇，将直接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稳固。同时，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缺失，精神上缺“钙”，导致了他们人生观价值观迷失、道德信条沦丧，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所侵蚀，，祸害群众，严重损害了党的声誉、国家的安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员干部在社会中具有引领示范作用，党内的贪腐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些党内的蛀虫，严重降低了党的执政能力，动摇了党的执政基础，使人民群众降低对党的信任和支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动摇，因而极大地影响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公信度和凝聚力。同志指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到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3〕（p53）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讲，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我们党在维护特定阶级利益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意识形态把政党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任何政党的产生和存在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前提……，政党将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即意识形态认同是政党获得力量的根本所在”。〔4〕 （P235）一个成熟的政党，只有确立符合自我利益、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完美意识形态，才能够团结同志，争取群众，实现党的宗旨。因此，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关系到我党生死存亡的大事；同时，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国家政权而言也极端重要。它是国家政治安全的精神支柱，在保证社会价值导向、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促进社会持续发展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摧毁了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打垮了这个政权，所以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也是关系到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
（二）西方多种社会思潮的涌入和多元价值取向的渗
入，极大地妨碍着人民群众的主流意识形态构建
任何价值观都是一定阶级的价值观，都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体现，因而具有鲜明的党性和阶级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一直遭到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不断攻击和诋毁。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日益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攻击的目标。他们利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间文化交融加剧的契机，凭借优势的科学和经济地位，以输出的商品为载体，以信息网络为工具，进行信息垄断、思想渗透和敌对宣传，大肆传播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个体主义、道德相对主义、自然主义、怀疑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涌入国门。与此同时，消费主义、享乐主义、逐利主义、拜金主义等价值取向，也渗入我国现实生活，向社会主义核心的价值观念发起种种冲击。由于上述社会思潮和价值取向有着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和看似客观的历史依据，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和蛊惑性，较容易获取人民群众的认同甚至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主流价值观的导向作用，使主流意识形态遭遇冲击和弱化，威胁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
（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日益侵蚀大学生群
体，严重影响着未来接班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养成
同志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学生的生活与成长环境较之以往复杂了许多，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多样化都对学生群体产生着直接而巨大的影响。敌我势力、新旧思想、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争夺大学生群体的斗争日益白热化。在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采用各种西化、分化伎俩，对我国的大学生群体进行各种形式的思想和文化渗透；在国内，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逐渐扩大，给大学生群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特别是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使得他们在价值主体、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上表现出自我化、实效化、短期化的特点，以致在价值评价标准上出现混乱。一些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于应当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等问题，常常分辨不清。还有一些人一方面推崇诚信、敬业等基本道德准则，另一方面却时常是非善恶难分、价值观念模糊；一方面批评社会的不良风气，另一方面却在价值评价上以自我为中心，价值观认知与价值观实践脱节。这种未来接班人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混乱，对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是极其不利的。
三、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在当今新媒体时代，东西方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其实质是一种话语权或曰文化软实力的争夺，是国际影响力和渗透力的较量。一国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是否强大，决定了其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念的传播广度及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息息相关。“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实质上是核心价值观的争夺”〔6〕 （P660），是文化软实力的较量。正是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性，才有必要强调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感召力、亲和力和说服力，提升国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教育和引导国民成为拥有主流意识形态思想的公民。因此，抓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对意识形态安全之紧迫性的自觉应对，对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负有重要作用。
（一）加强党员干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夯实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点防线”。
党员干部是党和国家的骨干力量，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抓好党员干部这个重点，发挥好党员干部的引领带动作用。第一，加强理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理论知识，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确立起为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而终身奋斗的目标。第二，增强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和一贯的价值追求，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为人民服务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努力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实践中，努力改造主观世界，形成正确的群众观、政绩观、权力观。第三，强调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党员干部在社会中起着引领示范作用。引导党员干部自觉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群众的榜样和楷模，努力实现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应做到，要求群众不能做的，自己首先坚决不做。督促党员干部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反省自身的不足，加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道德境界，切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当中，落实到实际工作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最后，形成科学有效的制度机制。制度是强化党员干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保证。要将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际情况引入到党员干部考核评价制度、选拔任用制度中，形成有效、有力的制度导向，引导党员干部努力加强德行修养，提高精神境界，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自觉防止放纵堕落、贪污腐化的不良倾向。以此夯实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点防线”。
（二）加强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筑牢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防线”。
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和践行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旨。首先，要加强理论宣传和教育，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宣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要能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用浅显易懂的方法、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传，最大程度增进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了解，进而促使人们自觉自愿接受并认同，主动摒弃错误、不良的价值观，抵制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其次，要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社会舆论导向，旗帜鲜明地向群众宣扬真善美、贬斥假丑恶，弘扬社会正气，传播社会正能量，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引导人们明确是非善恶的价值标准，增强道德责任感。再次，要推动群众广泛参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落地生根必须要落到实践上，形成人人参与、人人践行的良好局面。通过道德教育实践活动、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重要节日纪念活动等多种活动形式，深化群众对核心价值观精神实质的理解和领会，增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愿性、自觉性、主动性。以此筑牢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防线”。
（三）加强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建好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纵深防线”。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抓好了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就抓住了中国的未来，有效地延展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防线的战略纵深。“纵深防线”的构筑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整个大学教育，融入高校教学全过程。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主阵地的作用。通过课堂教学的主渠道向学生系统完整地传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让学生深刻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精神、本质，充分利用校园广播、报纸、横幅、标语和海报等各种形式宣传和阐释社会主义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校园文化之中，使学生潜移默化的受到影响和感染。创造社会实践平台，通过开展各种有益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之于行。要将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形成多位一体的育人平台，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入耳、入脑、入心，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大学生内心的信仰、行动的指南，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远大目标。另一方面，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是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家长和社会各方面要积极配合与协助学校教育，共同努力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和社会风气，使学生在学校里接受正确引导的同时，在家庭和社会中也能获得良好的熏陶。总之，要将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教育合力，促使大学生主动拒绝错误思想观念的诱导，形成健康的身心和高尚的人格，做到胸怀远大理想抱负，立志成长成才，最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中国的社会主义理想才能够最终实现。以此建好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纵深防线”。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政权的更迭。十以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7〕抓好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的关键环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党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加强对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的重大举措。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呼唤核心价值观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其主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做出的选择。坚定不移地抵制错误思潮的腐蚀，坚定不移地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是当前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迫在眉睫的重大使命，应当给予高度重视。
〔参 考 文 献〕
〔1〕.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在全国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8-21，
（01）.
〔2〕石云霞.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02）.
〔3〕.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王邦佐.中国政党制度的生态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01）.
〔6〕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指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观念、哲学观点等观念形态的总和。在现阶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呈现出一系列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主导性和多元化的统一。在阶级社会的每一种社会形态中，往往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首先是反映现存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其次是旧社会的意识形态，它反映已被消灭和正在被消灭的旧的生产关系；最后是反映现存社会中正在成长着的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其中，反映和维护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通常占统治地位。可见，除原始社会以外，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主导性指导思想与多元化社会思潮并存。当然，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一个主导性和多元化相统一的体系。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多元化表现为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人们多样化的思想意识和思想观念。正确认识社会思想意识中的主流和支流，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清本质，明确方向。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决定了社会主义主导意识形态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必将表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这种意识形态的建设越关注人民、越关注民生，就越能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从而也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各项权益的实现。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现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各族人民最广泛的认同。它是从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价值理念，不仅符合中华民族的心理和追求，也反映出中华民族的特征和品格。同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又具有世界性。一方面，它是在以改革和开放为时代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同世界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实现的。另一方面，它着眼于当今世界和时代的发展，并将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对人类文明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批判性和包容性的统一。这一特征可以理解为是主导性和多元化特征的延续。从横向来看，正是因为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存在多种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因此，同一时期各种意识形态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展开斗争；从纵向来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在一定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是在前一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之上进行建设的。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必须坚持批判的态度，借鉴和吸收同一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传统意识形态建设的成果加以批判的继承，弃除糟粕，吸取精华，只有这样，才能够建设出更加科学、更加理性、更加符合人民生活需要的意识形态。而这一过程也体现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性和包容性的统一。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孕育和确立阶段。党在这一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为、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等重大政治目标的稳步实现，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得以提前完成，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基础。反过来，这些经济社会领域取得的重大进展，又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权威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逐渐被社会大众所认同，人民民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国民经济得以恢复，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
从1956年底到1976年底，这一时期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曲折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对待一切，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思想；利用一切舆论阵地，宣传“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任务。总之，从1956年底到1976年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党和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偏离了正确方向，过分强调政治与思想的作用，甚至把思想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把思想认识问题当成阶级斗争问题，把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作敌我矛盾，用大批判、斗争的方法来处理。将马克思主义真理绝对化，对其他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持全面否定态度，意识形态领域在追求整齐划一的同时日渐保守和僵化，束缚与制约了当代中国的思想创新能力与社会活力。
从1978年12月至今，这一时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新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领域的解放是整个中国步入改革开放时代的第一步。其突出表现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党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和重新确立，为新时期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提供了总的指导方向。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主要任务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发展生产力服务。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邓小平在深刻分析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从而确定了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为核心取向的社会主义政治的内容，为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形成和确立，以及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思想道德建设上，针对过去长期存在的一些狭隘观点，强调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社会主义“五爱”国民公德同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共产主义道德既区分开来又联系起来。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建设主要围绕国家经济建设的核心任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平稳顺利进行提供思想指导。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推广，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形成了主导性意识形态与多元化意识形态并存的发展格局。一方面，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向前推进，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们是党在马克思理论的指导下，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来分析、观察新时期、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而创立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新时期社会主导性意识形态，并将随着现代化事业的推进，不断得到强化和丰富。邓小平理论作为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建设上的重大突破，是改革开放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中的第一大思想结晶。这一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中国顺利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稳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的思想前提。以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和国家在新时期为转变执政合法性的思想基础在意识形态建设上作出的理论创新。以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与时俱进，提出并形成了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即科学发展观，不断对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提出理论和观念创新。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时代的发展，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例如，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传统社会信任关系遭到破坏，社会道德和伦理价值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日渐被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急功近利思潮侵蚀，社会意识形态凸显了工具主义的倾向；在信息网络化和文化影视化的影响下，各种社会思潮出现了更加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渠道，意识形态感性化趋势无疑又增加了社会意识形态存在变化的复杂性。
三、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几点思考
（一）在新的形势下，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必须加强。同志说过“文化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意识形态领域所面临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出新的特点，即价值观的渗透和反渗透异常激烈。我国国内又处在社会转型、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转型任务叠加、转型环境复杂和转型速度加快，给思想文化领域带来了极为复杂的影响。人们的价值观日趋多元化，特别是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主流价值观与非主流价值观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传统价值观面临挑战，道德危机、信仰危机现象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构建并强化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显得尤为重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强调：“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些都是加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举措。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析义
价值体系是指与经济基础相联系的特定思想形式的总和，它由经济地位和利益决定，标志着人们的历史选择性。在价值体系中，有核心价值体系和非核心价值体系之分。核心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中处于中心地位，它掌控社会的精神状况，主宰人们的精神生活。一般而言，一个社会所倡导的基本的世界观、人生观、利益观就是核心价值体系。非核心价值体系则是处于价值体系的边缘、易于变化的价值体系，比如审美观、婚姻观、消费观等。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必须统一，而非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就不必统一，甚至可以相互矛盾地存在着。
核心价值体系是意识形态的基本品质，不同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给意识形态涂上了不同的色彩。我们判断一种意识形态先进与否，主要是以其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为标准。核心价值体系比意识形态更加直白，更加通俗，与老百姓的生活联系更加紧密。核心价值体系一旦形成，它就站在意识形态的前面，主导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并且在社会的各种制度中反映出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重要意义。只有核心价值体系清晰健康，这个社会在精神上、文化上才有较大的共融性和一致性，人们的思想观念彼此才有参照系，社会生活规范、职业规范、道德规范才能为广大社会成员所遵循。观念统一才能使意志整合。社会失范始于乱制，社会失衡始于分利不均。只有打造合理的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有效地化解思想矛盾，在精神生活中营造和谐的氛围，进而推动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趋于协调。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和主导，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就会因失去遵循的原则而迷失方向。
二、为什么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社会思想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最终必然会使社会思想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在社会思想多样化的今天，只有发挥核心价值体系的作用，才能积极引导社会思想发展的方向，有效疏导公众情绪，弘扬社会正气，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的思想氛围。
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思潮。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物质关系，也强烈地改变着人们的精神关系，原有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利益关系等都受到巨大冲击，经济体制的转换使意识形态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在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性与落后意识形态的危害性同时存在；意识形态发展的多样性与引导上的滞后性同时存在。这就必然会导致社会思想的多样性。在这种新形势下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积极主动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凝聚包括新社会阶层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使我国出现了大量的新兴阶层。这些新出现的社会阶层都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置，阶层结构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出现。阶层的分化打破了传统的利益格局，新的利益格局还处在形成的过程中，有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社会各阶层的心理都处在动态发展中，对未来既充满了担忧又充满了期待，希望社会变革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为了调动社会各阶层群体的积极性，合理地整合社会资源，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提升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整合社会各阶层有益的或无害的思想意识，使社会各个阶层在意识形态中都能找到归属感。在改革开放中新产生的社会阶层对国家的意识形态具有天然的敏感性，它们非常在意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否把自己涵盖进去，因为这是决定一个阶层政治地位的重要标志。
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整合社会资源，统率社会思想，实现社会控制，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意识形态发挥其作用的基本方式。在信息化时代，意识形态作用于社会的方式会受到影响，政府在信息化时代受到最严峻的挑战，就是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容易受到挑战。在信息化时代，传统的信息流动方式发生了改变，由单向流动变为多向交互流动，信息流动的渠道也大大增多，人们获得新信息的时间在不断提前，这使得政府通过传统的信息管理方式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变得不再可能。信息网络化还使我们面临信息安全的挑战。网络会塑造人们的批判人格，挑战权威，颠覆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和控制力的减弱。还有，随着政府信息的公开以及一些外交档案、党史档案的解密，公众可以查阅这些相关的材料。有些人利用党在历史上出现的失误，利用现在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大做文章，夸大事实，丑化党的形象，挑拨党群干群关系，这些现象的存在都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的侵蚀。针对这些现象，我们要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就必须积极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社会思潮。
三、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应做到“三个坚持”。
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性的统一。在我国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居于核心地位，它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除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核心思想体系外，还有其他的思想形态存在。思想形态的多样性和人们的认知水平、世界观的变化、审美情趣、个人价值的实现程度相关。这种多样性既符合人们对现实不同的生存感悟，又可以满足人们多层次的精神归宿。尽管有些不同思想形态、价值观念之间有矛盾，但要彻底铲除它们中的腐朽成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毫无疑问，这些东西也将和马克思主义长期并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性的统一。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位，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同时也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只有坚持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性的统一，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共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要坚持和采取正确的原则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不只是靠行政命令来实现的，必要的行政手段当然需要，但更主要的是通过说理的途径来实现。我们不能以主导性排斥多样性，也不能以多样性替代、置换主导性，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是互为前提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讲主导性，就没有主心骨，人们容易失去方向；而只讲多样性，社会就没有坚实的核心价值体系，就不能形成凝聚全社会的精神力量。我们要用主导性去影响和带动多样性，用多样性去培植和激励主导性，注意平衡，把握方向，掌握主动。
坚持先进性和层次性的统一。在现阶段，必须立足于社会实际，从全体社会成员的现实道德水准出发，把先进性要求和层次性要求结合起来，照顾到部分社会成员的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不搞一刀切。具体而言，就是要在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同时，也要推行适用于普通劳动者、爱国者的思想道德。在全体人民中广泛进行爱国主义和艰苦创业的精神教育，提倡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精神，大力提倡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同时，也要肯定和提倡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社会全面进步的思想道德观念，对于那些虽然不先进、但是对国家和社会也不会造成危害的思想意识，也要允许它们继续存在，做到先进性和层次性的统一。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新媒体;互联网思维;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0-0005-06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虽然是由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哲学家德斯图・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首先提出和使用的，但人们通常把马克思、恩格斯视为现代意识形态理论的奠基者，认为正是他们才真正确立了“意识形态”的现代语境。为了打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民众的思想控制，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中对意识形态大多持否定和贬义的批判态度，认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意识完成的过程”①。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既是“虚假的意识”，但同时也是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是二者的统一体。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对以唯心史观为基础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持否定态度，斥其具有虚假性和非科学性;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意识形态“毕竟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②，因而使意识形态概念又具有了中立性含义。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其虚假性并不是其概念本身的原初特性，它也注定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马克思、恩格斯在展开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同时，逐步构建起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此后，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研究都不能避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已成为当下人们研究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参照系”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是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具有无产阶级鲜明阶级性的意识形态，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以马克思及其后继者的基本理论为基础，中国共产党不断开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的新境界，使意识形态逐渐从哲学上的一个理论问题演变为一个关乎国家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关乎民族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念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意识形态安全：实现政治安全的重要保障
1.意识形态安全是实现政治安全的思想前提
近年来，随着各类网络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国内外信息交流与传播的载体和模式发生了颠覆性的巨变，网络政治参与活动和信息传播内容的激增使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基于对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判断，学界和国家领导高层都十分重视国家政治安全问题。同志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着重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从学理层面上讲，政治安全的指涉对象通常为国家政治体系，具体是指国家政治体系不存在颠覆性威胁，具有较高政治合法性，并处于结构合理、功能配合、运转协调、变化有序的良好状态。政治安全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体现，主要包括政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政治秩序安全和执政安全等方面的内容。④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影响政治安全的内外因素很多。作为政治安全的核心要素之一，意识形态安全无疑具有十分突出的战略地位。意识形态安全一般是针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而言的，它意味着这些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能够从容应对不同社会思潮的挑战，并保持价值观体系的稳定性和适应性。相对于政治安全体系中的其他要素而言，意识形态安全通常更为直接地面临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化和多元价值观念的冲击。它是国家内政外交的精神防线，也是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的思想前提。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渠道多元，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也愈趋激烈，只有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时代化和中国化，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受威胁，为政治安全的实现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
2.意识形态安全是促进政治安全的引导力量
意识形态是一国赖以建立的思想基础，是国家政权合法性的理论来源。在政治话语中，意识形态指的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其具有的强大渗透力既能瓦解他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也能抵御外来思想文化的渗透。如果国家的意识形态本身很脆弱，或者不为大多数民众所认同，或者虽然为大多数民众所认同，但社会中还存在其他的意识形态与其激烈竞争，那么，国家的政治根基就不是很牢靠。强烈的认同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整体的国家观念，并内在地形成了一个国家政治安全的民意基础。只有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国家主流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确保其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才能实现意识形态安全。如果缺少广泛的社会认同基础，作为共同体的国家也难以实现长治久安。因此，意识形态安全是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先导因素，它在国家政治安全体系构建中享有优先地位。概而言之，作为表达社会发展规律和信仰追求的一套价值体系，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全面体现了执政党的政治信仰，而且还是执政党确立政治制度、制定大政方针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遵循继承性、开放性和实践性的原则，不断加强理论创新，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导向力，并在与新自由主义等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较量中保持优势，不仅有助于化解制度认同风险，增强政治制度的认同吸引力，还有利于提升执政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进而巩固执政党的权威地位，实现执政安全。
3.意识形态安全能有效提升政治合法性基础
我国社会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和关键期。一般而言，成功的政治改革导引政治发展，并为政治稳定提供制度保证，但伴随政治改革而发生的社会转型、文化冲突和利益调整等也可能会给变革中的政治秩序带来各种风险和危机。历史上由于政治改革而带来的各种潜在的社会危机中，合法性危机是最为致命的，因为民众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对政权或政权代表的认同危机会导致整个政治体系的全面崩溃，从而直接威胁国家政治安全。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主要由意识形态合法性、程序合法性和有效性合法性构成。可以说，政治合法性的稳定程度直接取决于民众对这三大合法性基础的认同程度。⑤一般而言，意识形态是执政者与民众之间的一种共认的理念，认可与否是广大民众对执政者施政理念形成的价值判断，因而意识形态合法性是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和实现有效执政的重要资源之一，也是实现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前提。而程序合法性则认为国家合法性的依据是一整套规则或程序，其中最重要的规则就是政权组织的法律或制度。有效性合法性则具体体现为政府绩效，它往往代表着国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也是政府获取民众认同最为直接的合法性资源。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地方政府往往对绩效合法性尤为偏好，时常动用大量行政资源谋求社会经济发展，通过获取良好的经济增长数据来追求执政绩效的实现。但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政绩合法性并不是永远靠得住的，高速增长的经济模式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政治权力并不能将有效性长期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虽然政绩的获得对于执政党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但如果把执政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经济绩效上是很脆弱的。概而言之，一个政权的可持续性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政绩合法性，但从长远来看，程序合法性和意识形态合法性却显得更为重要。尤其是在经济新常态和依法治国大背景下，我国国家治理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着力推进意识形态合法性构建，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将对有效提升政治合法性基础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二、合法性与有效性：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新媒体是以数字传播为核心的媒介形态。在我国，新媒体是比较通俗的说法，其更为严谨的表述是“数字化互动式新媒体”，目前主要是指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能实现信息实时交互传播的多媒体终端传播媒介（如手机媒体）。新媒体意味着技术的进步、传播语境的改变、传播话语权的解构和内容生产方的转变。其具有数字化、传播语境的“碎片化”、话语权的平民化、全民出版等特征。⑥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流通的低成本、及时快捷和多元主体交互性，使得人们表达不同利益诉求的通道更为顺畅，表达意愿也更为强烈。新媒体在信息传播方面的独特优势使执政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推行变得更为高效。与此同时，随着信息传播主体和信息控制权发生根本的变化，社会个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新媒体营造的去权威性、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生态对传统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威和共同体的维护形成了巨大挑战，使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双重困境。
1.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面临的挑战
第一，新媒体环境下社会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认同呈下降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是培育公民政治认同、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主流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凝聚力能够促进社会公众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给予广泛的心理认同。单靠市场契约是无法维持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行的，还必须有“契约背后的非契约因素”，即人们共同的价值观和认同感。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和价值理论体系对于实现意识形态安全、建立和维持良好的社会公共秩序具有潜在的重要作用。但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开放的政治环境加速形成，信息传播的开放性特征促进了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交互发展，也直接加剧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与冲突，如果这种冲突不能及时疏通和化解，则会削弱社会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高度认同的心理基础，从而对意识形态安全造成直接威胁。
第二，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优势地位面临严峻挑战。在社会急剧变迁时期，往往是各种意识形态粉墨登场之时，也是各种意识形态斗争与较量最为激烈的时期。尤其是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下，西方各种意识形态的推广和渗透力度不断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竞争和挑战更加激烈。随着信息化步伐的快速推进，西方国家充分利用其先进的传播技术输出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如果社会民众忽略国情民情的差异性，被西方国家的发达程度、价值体系和制度模式所吸引，将势必促进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成长，从而增加我们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成本和难度。在新媒体时代，特定的意识形态不可能一直处于不受任何威胁和挑战的真空状态，处于全球化浪潮中的开放的中国，必然要面临同质性非主导意识形态和异质性意识形态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目前的中国社会就处于观念多元和意识形态多样化的状态，社会转型期往往是各种意识形态斗争与较量的关键时期，而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传播则更是加剧了这一关键时期的观念冲突，从而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优势地位不断遭遇挑战。如在《人民论坛》“2013年值得关注的十大思潮”年度调查中，“新自由主义”思潮位居值得关注的思潮首位，且连续四年位列十大思潮前五位。该思潮对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第三，泛意识形态化思维容易导致意识形态安全的认知错位，增加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难度。当互联网信息传播技术解决了民意表达不畅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时，如果仍继续以传统惯性思维来识别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因素，则容易导致意识形态安全的认知错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往往习惯于将网络传播环境下的意识形态化，将问题的严重性轻易上升到破坏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在处理突发公共事件过程中随意动用政府强制力，这都将在无形中激化社会矛盾和冲突，加剧社会关系的紧张状态。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处理方式，往往容易制造出大量假想敌，掩盖了真实的矛盾根源，延误了社会突出问题的解决。同时，频繁滥用政府强制力等不当的执法方式也容易给民众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面对网络集体行动和因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引发的，地方政府如果首先想到的不是设法化解隐藏在冲突背后的各方利益诉求，而是习惯性地对事件超前定性，轻易将其上升到某种政治高度来看待的话，这种思维定式将在无形中凸显我国意识形态的僵化和自我封闭，而僵化是意识形态安全的致命伤。僵化的意识形态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其导致的种种不良后果必然增加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难度。
2.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性面临的挑战
第一，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技术迭代乏力。互联网技术自发端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占据绝对的优势，尤其是在全球网络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争先恐后、力度空前地实施着国家互联网战略。其目的除了谋求科技和经济发展之外，一个更重要的动机是利用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和资本市场上的巨大优势，通过网络传播工具将西方的意识形态传播到全世界，向他国进行政治兜售和文化兜售，以谋求自身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就技术层面而言，互联网作为全球性的信息系统，是不具有阶级性的。但它确实同时又可以为不同阶级、政党和国家宣传自身意识形态提供一个媒介，而且，“技术本身也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⑦。但反观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其技术手段却显得创新不足。互联网技术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和沟通技术在我国蓬勃发展的近20年时间里，政府部门并没有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在信息传播方面的优势。新媒体在改善政府形象、推进意识形态认同方面的突出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与西方国家对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重视程度相比，我国政府部门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方面仍然囿于传统的方式，过于相信传统主流媒体的传播效果，漠视网络新媒体工具的传播力量，更谈不上实现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周期性迭代。托马斯・迈尔曾指出，“新兴媒体实际上已经成为政党的最大竞争对手，它们和政党争夺受众，争夺对社会主流意见的主宰权。政党的一些传统政治功能，如宣传功能、教育功能等，已在媒体的冲击下丧失殆尽”⑧。在新媒体环境下，如果不能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技术的更新，不重视传播过程的优化和传播效果的反馈，将无法有效应对网络社会对意识形态安全形成的威胁与挑战。
第二，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模式僵化保守。互联网早已超越了单纯技术应用层面的价值，而演变成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数字技术革命正在缔造人类数字化生存的图景，而以信息资源的快速流动与群体共享为核心特征的网络新媒体正在重塑着社会的物质基础、精神结构和社会治理结构。作为一种新兴传播媒介，网络新媒体在促进公民媒介素养提升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尤其是信息传播的即时性、非理性、群体极化和多元互动性等特征，使得新媒体环境下的互动式传播与传统媒体环境下的单向传播模式迥然不同。互动式传播重视传者和受者的内心体验和结果反馈，信息传播的传者不再是一副权威、严肃的形象，信息传播的受者也不再只是被动接受的角色，而是可以根据自身偏好随时主动地做出回应和互动，甚至可以自主设置特定议程表达观点。但显而易见的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宣传仍然倚重于传统的单向传播模式。传统媒体传播模式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面镜子，之所以能常年保持其形式、内容不变，并保持其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这是由中国特定的国情所决定的。但这种模式由于不重视网络空间内生、自发秩序的重要作用，变得日渐僵化、保守和不受广大年轻网民的重视。
第三，新媒体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显得刻板、乏味。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其实质就是一种话语权的较量。“现代意义上的话语权，其实质就是意识形态主导权”⑨，话语权的丧失意味着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丧失，意味着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措施失效。互联网对政治话语的影响，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在信息传播渠道的开放性上。网络新媒体的传播革命已经造成对官方话语权的冲击和分解。在传统媒体时代，只要掌握了传统主流媒体，就能牢牢掌握话语的主动权。党管媒体，保证了官方话语在传播平台、传播渠道、传播效率方面的先天优势，而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带来的传播革命正在挑战这种优势。在鲜活的、生动的、贴近群众心理的网络民间话语面前，官方话语和主流媒体话语的主导地位有被网络民间话语体系解构的风险。
三、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途径
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的认知及交流的方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传统意识形态安全范式和传播机制已经逐渐不能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挑战。面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在新媒体环境下遭遇的诸多困境，我们必须重视意识形态安全的人本关怀，即树立以人的安全为中心的人本安全观。要着力推进意识形态理论创新，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同时，要重塑适应新媒体传播生态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以有效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借鉴互联网思维，寻求意识形态安全范式与话语传播的协同创新，是实现新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路径。
1.互联网思维：意识形态传播的思维变革
互联网思维是广泛联系对话沟通时代的新思维，与传统思维相比，其具有四个重要特征。第一，具有快速反应能力。互联网思维意味着对外部环境和公众意见始终保持灵敏，并具有较强的反应能力，能及时做出快速的决策行动。第二，具有创新精神。创新是互联网思维的精髓。互联网思维还意味着要具有开放性意识，能主动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创新观念，调整机制，更新模式。第三，追求个体体验和评价。在互联网时代，中心化和权威性的话语体系被打破，社会网络中处处是中心节点，社会个体成为供求关系中的主导者，一切产品、服务、理念都将围绕社会个体展开，个体参与感得到充分尊重。第四，具备社会化思维。互联网思维的本质即社会成员都处于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之中，从社会关系链和传播链的角度来看，意味着要重视小微个体的力量，利用社会化媒体对观念、产品或服务进行口碑营销，达到协作共赢的效果。
新媒体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迫使我们改变传统的惯性思维，以顺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特征和新趋势。针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在新媒体环境下遭遇的种种困境，借用互联网经济活动中盛行的互联网思维来克服这些困境不失为一种思维创新。对于互联网思维这一网络文化领域炙手可热的开放性话题，金元浦教授对其给予了较高评价，“它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先导理念，是科技革命中范式转换的必然成果，它预示着一种更新的思维方式的酝酿与形成，将带给未来社会更为巨大的变革”⑩。当互联网思维上升为一种思维形态，将会对当今的意识形态传播实践提供一种全新的阐释。根据互联网思维带来的启示，新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的传播主体必须具有开放性意识，能主动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传播的观念、机制和模式。同时，要重视社会个体的参与感，发动和感染一部分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到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传播合力，这将有效增进社会共识，促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进一步提升。
2.人本安全转向：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价值追求
意识形态安全能否有效提升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与主流意识形态在思想领域的统摄和引领作用分不开，更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和自觉践行密不可分。强调意识形态的人本关怀，向人本安全转向，是意识形态安全范式转换的核心，也应该成为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价值追求。
人本安全是一种针对传统安全观而提出的批判性概念，其主要关切点是人的安全问题，而不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安全。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首倡人本安全这一概念以来，围绕这一理念的价值论争此起彼伏，难以达成广泛的共识。然而，无论何种范畴的争鸣，都只是反映了国际社会不同主体在安全内涵上的主观感知和价值判断上存在的种种差异，价值争论本身将推进人本安全理论的不断完善。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安全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人本安全既是人类发展的前提保障，也是人类发展的最基本目标。从各国的治理实践来看，无论作为目的还是作为手段，人本安全都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一个关乎政治、安全与发展的基本问题。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关系的核心指向，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的生存状态的优化以及人的自主自由发展，也是政治安全的最终评判标准。具体到意识形态领域，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会联结机制的解体和缺失，社会原子化趋势愈加明显，社会个体与公共世界不断疏离，在这种情况下，重视原子化的社会个体的安全威胁和安全需要，也是意识形态安全的应有之义。意识形态安全为个人发展提供了思想保障，社会个体在一个对立的、混乱的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环境中不可能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机会。同时，人本安全是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目标，意识形态安全也需要每个社会个体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只有树立人本安全观，尊重社会个体的政治主体地位，维护社会个体的合法权益和安全需要，以提升社会个体的满意度为根本动力和价值目标，主流意识形态才可能被社会公众从心理上最大限度地认同和接纳，从而最终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和优化发展。
3.包容性调适：意识形态安全的优化路径
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该国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在各种地理、历史和文化因素的作用下，产生和形成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精神要素的结合体，它是该国国家利益和价值取向的选择和体现，因此，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特殊性。但这种稳定性和特殊性决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僵化和自我封闭。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是与时俱进的，它不仅具有社会理想的应然性，而且还具有社会实践的实然性特征，需要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状态而不断调整内涵，即尊重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并吸收其中的先进要素，以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说服力。主流意识形态要想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就必须发挥批判精神，把理论创新放在突出位置，不断结合经济社会实践情况的需要，创新表现形态，保持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能力，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凝聚力和表现力。同时，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意识形态建设，探索新形势下理论宣传的规律，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新的社会实践。也就是说，只有在巩固基本价值理念的基础上保持适度的张力，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同时注意包容、吸纳其他社会思潮中的有益养分，避免意识形态走向封闭和僵化，才能在复杂的社会变迁中保持意识形态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并不断推进意识形态体系的创新发展。
4.话语体系创新：意识形态安全的有效保障
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对话语的关注，其实归根结底是对话语权的关注，也就是对“话语”的传播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关注。政治与话语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政治通过权力对话语实施密切的外部控制;同时，话语对政治也进行着全方位的渗透，话语构成了政治共同体的观念基础。
对信息资源的垄断和占有将造成话语权力的集中和垄断。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随着数字技术和新媒体的普及运用，微博、微信、论坛、贴吧等网络空间造就了一个开放式的自媒体传播平台，在新的传播平台上，之前各种相互隔离的话语渠道被彻底打通。话语权不再是被政府和传统媒体垄断的稀缺资源，也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能够完全禁止公民的话语权利，或者垄断全部的话语传播资源。传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正面临着民间网络话语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消解，作为合法性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必须不断进行话语体系创新。在西方发达国家拥有制网权和网络话语霸权的客观形势下，我们必须构建符合自身发展的话语体系和网络话语权。既要树立适应全球网络化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观，也要坚持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既要采取社会民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摒弃那种居高临下的说教风格，也要合理运用符合受众心理需要的政治修辞方式，以适应网络话语体系和网络信息传播的需要，从而实现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与趣味性的融合。只有不断适应新媒体环境下传播理念和传播技术发展的新要求，增强我国话语体系和价值观念的创造力和感召力，才能最终实现意识形态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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