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sher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一、Arrow,KennethJ.(1963),“UncertaintyandtheWelfareEconomicsofMedicalCare，”AmericanEconomicReview,53(5):941-973.
二、Fuchs(1996)“Economics,Values,andHealthCareReform,”AmericanEconomicReview86(1):1-24
三、Fuchs,VictorR.(2000),“TheFutureofHealthEconomics,JournalofHealthEconomics,19(2):141-157.
四、Fuchs,VictorR“TheHealthSector’sShareoftheGrossNationalProduct”?
五、Fuchs,VictorR“Health，GovernmentandIvringFisher”NBERworkingpaper6710
六、Iglehart(1999)“TheAmericanHealthCareSystem:Expenditures,”NewEnglandJournalofMedicine,340(1):70-76.
七、Culyer,AnthonyJ.andJosephP.Newhouse(2000),"Introduction:TheStateandScopeofHealthEconomics,"inCulyerandNewhouseed.HandbookofHealthEconomics,Amsterdam:Elsevier,Volume1A,pp.1-8.
八、Culyer,A.J.andJ.P.Newhouse,(2000),HandbookofHealthEconomics,Amsterdam:Elsevier,Volume1Aand1B.
九、Feldstein,Martin(1995),"TheEconomicsofHealthandHealthCare:WhatHaveWeLearned?WhatHaveILearned?"AmericanEconomicReview,85(2):28-31.
十、Feldstein,Martin：theWelfareLossofExcessHealthInsurance
十一、MGrossman，1972，TheDemandforHealth:ATheoreticalandEmpiricalInvestigation,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forNBER
十二、Grossman，1999，thehumancapitalmodelofthedemandforhealth，NBERWorkingPaperSeries
十三、MVPauly，1987，“Nonprofitfirmsinmedicalmarkets”，AmericanEconomicReview，（May）Vol.77，pp.257-274
十四、JPNewhouse,1970,“Towardatheorynonprofitinstitutions”AER，（March），Vol.60，pp.604-713
十五、ThomasMcGuire，OptimalHealthInsuranceProviderPayment，J－store
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十七、高梦滔《美国健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8
关键词: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保障水平;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9-0039-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9.08
一、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地居民对医疗保障的要求也随之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780.8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4760.8元,其中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37.9%,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43.7%。从经济条件看,我国居民有提升自身的医疗保障水平的潜能。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绝对收入消费理论、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以及永久收入消费理论都认为,消费支出来源于收入,收入水平决定消费水平。卫生支出是消费支出的一种,因此收入水平决定卫生支出水平[1]。但有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卫生总费用为11289.5亿,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75%①。这说明我国的医疗保障水平还处于较低层次,如何将居民对医疗保障的潜在需求变成现实的需求是当前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从2000年的65.48亿元上升至2007年的382.47亿元,年环比增长率为28.68%②,超过同期寿险的增长率。但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对我国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究竟是否有贡献,各地区之间是否有所不同,这些问题乃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
二、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障水平贡献的理论分析
医疗保障水平是指一个国家对其国民能够提供的医疗保障程度,通常可以用医疗需求、医疗费用、保障范围等表示一个国家的医疗保障水平[2]。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将人们消费医疗服务的行为视为一种经济行为,那么就可以运用经济学的供求理论来分析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障水平的贡献。
根据供求理论,医疗市场就如同其他普通的商品市场一样,由医疗价格这一“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其供给和需求,使得该市场达到均衡。如图1所示,其中纵轴代表医疗价格,横轴代表医疗需求量。在不考虑商业健康保险时,医疗市场由供给曲线S和需求曲线D1表示,此时市场的均衡是E1(P1,Q1)。当考虑商业健康保险之后,人们实质上支付的医疗费降低,将导致人们消费行为的转变,进而导致对医疗服务需求的转变。
需求的变化有两种情况:一是需求的增加,需求曲线向右平移,如图1所示平移至D2,此时市场均衡为E2(P2,Q2);另一种情况是需求弹性减小,即人们对价格的敏感性降低,如图1所示转移至D3,此时市场均衡为E3(P3,Q3)。显然,当均衡为E2、E3时,P2、P3大于P1和Q2、Q3大于Q1,故此时医疗费用都超过均衡为E1时的医疗费用。以E1至E2的变化为例,原来的医疗费用为P1E1Q1O,需求曲线平移后的医疗费用为P2E2Q2O,但是保险公司提供P2-P*价格补助,即保险公司支付相当于P2E2FP*的医疗费用,则人们实质支付的医疗费用为P*FQ2O①(与P2E2Q2O相当)。也就是说,在有商业健康保险参加的医疗市场中,人们实质上支付的医疗费用没有变化,但总的医疗费用增加了,即商业健康保险提升了社会的医疗保障水平。
三、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障水平贡献的实证分析
当前,我国医疗费用的支付主体有社会保险、商业健康保险以及个人三方面。虽然商业健康保险发展迅速,但其支付的医疗费用占比很低,仅占全国医疗费用支出的3%,个人支付比例高达78.37%②。由此可见,商业健康保险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在当前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城乡差距悬殊的情况下,为减轻各地居民的医疗负担,提高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应拓展商业健康保险的覆盖面。
(一)数据选取与模型建立
本文选取各地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作为衡量其发展水平的指标,选取各地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作为衡量医疗保障水平的指标。由于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历史较短,故选取的面板数据为1999―2007年全国30个省市③的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和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其中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由根据《中国保险年鉴》(2000―2008)和《中国人口年鉴》(2000―2008)数据整理所得,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8)整理所得。
构建面板数据基本模型,以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被解释变量,以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为解释变量。对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可以使得数据更加平滑,并且使得回归系数更富有经济意义,令LnPM和LnPP分别代表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对数和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的对数。本文的基本模型如下:
LnPMit=?琢it+?茁itLnPPit+?着it (1)
其中i=1,2,……30,代表全国30个省市区,t=1,2,…… 9,代表1999―2007年之间的不同年份。
(二)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之前,首先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LLC、IPS、ADFFisher和PP-Fisher四种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检验,所用软件为EViwes5.0,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面板数据的水平值是序列平稳的,即可以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不存在伪回归现象,可以直接用该面板数据进行回归。
(三)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1.混合估计模型
首先,采用混合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不考虑不同省市区的个体差异以及不同时间截面上的差异,模型转变为:
LnPMit=?琢+?茁LnPPit+?着it (2)
其中i = 1,2,……30;t = 1,2,…… 9。
根据1999―2007年30个省市区的混合数据,为了减少截面数据造成的异方差影响,选择截面加权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估计的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显示的回归结果,LnPPit的t统计量为正数,且数值较大,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说明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与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另外,模型的R2和调整的R2接近1,模型拟合效果较好,但D-W值为0.82,自相关问题较为严重。为消除自相关问题,在解释变量中加入AR(1),得到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回归结果DW值为2.28,可见自相关问题得到解决。此时,LnPPit系数的t值为7.03,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弹性系数为0.11。但只是全国总体的弹性,具体到各个地区仍需作进一步分析。
2.固定效应模型
由于本文选取全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意在研究数据本身的关系,而并非利用随机抽样来对总体进行推论,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1)变截距模型
采用变截距模型,可以考察不同省市区截距的差异性。
LnPMit=?琢'+?琢i+?茁LnPPit+?着it(3)
其中,i = 1,2,……30;t = 1,2,…… 9;?琢'代表总体平均截距;?琢i反应了不同省市区截距对全国总体平均水平的一种偏离,且αi=0;系数?茁代表各地区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对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平均弹性。该模型估计的各项统计指标见表4,对不同省市区固定效应值的估计结果见表5。
通过对各地区固定效应值的分析,可以大致了解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障水平贡献的地域差异。事实上,各地区的医疗保障水平除了受商业健康保险因素影响外,还与当地的经济水平、卫生资源、社会保障等因素息息相关,这一点也由表5的数据得到证实。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山东等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固定效应值为正,而安徽、江西、河南、广西、贵州等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固定效应值为负。
(2)变系数模型
为了更深入考察各省市区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障水平贡献的差异性,建立变系数模型:
LnPMit=?琢+?茁iLnPPit+?着it (4)
其中,i = 1,2,……30;t = 1,2,…… 9。
表6回归结果显示,变系数模型的R2和调整的R2接近1,模型拟合效果良好,D-W值为1.54,不存在序列自相关,且各省市区的弹性系数?茁t的t值较大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各地区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对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弹性系数不统一,验证了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障水平的贡献存在地区差异。
以各省市区的弹性系数、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和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三种因素作为变量,用软件SPSS17.0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分类结果见表7。
第一类地区的医疗保障水平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水平在全国都处于中等,总体看来弹性系数不高,说明商业健康保险没有较好的发挥其补充作用,医疗费用的支付过多的依赖个人支出和社保支持。各个保险公司应当积极探索在以社保为主体地位的医疗保障制度下,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模式,以促进当地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
第二类只包括北京市和上海市,两地的医疗保障水平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其中北京的弹性系数大于上海的弹性系数,说明商业健康保险在北京市更能促进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
第三类由天津和浙江两地组成,两地的医疗保障水平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水平紧随北京市和上海市,但是弹性系数都较小。究其原因,可能是两地的医疗保障水平已达到一定的高度,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处于“瓶颈”。此时应当深入市场调查,优化健康险产品结构,针对不同消费群体的需要设计险种,走专业化发展道路。
第四类地区的情况则刚好相反,在较高的医疗保障水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水平下保持了良好的弹性系数,说明商业健康保险的市场仍有潜力可挖。
第五类地区的医疗保障水平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各地的弹性系数也较小。笔者认为弹性系数低下与当地的经济水平有很大关系,即在整个经济状况不佳的大背景下,当地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受到制约。此时不能仅从商业健康保险方面来提升医疗保障水平,更要统筹社会、经济、思想意识等各方面因素,需各个方面的配合和相互促进。
第六类地区的弹性系数普遍较高,虽然医疗保障水平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水平较低,说明商业健康保险在当地有良好的推广基础,适宜在各省市区进一步扩大覆盖率。
四、结论及启示
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采用混合模型、变截距模型以及变系数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证实商业健康保险对提升医疗保障水平有促进作用,即实证数据支持理论结论。综合各个不同模型的回归结果,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对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弹性系数不超过1,其中最大为0.94,最小为0.11,基本都位于0.2与0.5之间,贡献作用并不显著。同时,根据聚类分析的结果得出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障水平的贡献作用在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因而商业健康保险在不同省市区理应采用不同发展规划,全面推进各地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通过以上结论笔者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专业化发展道路
根据实证回归分析的结果,在部分经济较发达地区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逐渐面临“瓶颈”问题――在较高的生活水平和良好的医疗保障水平下,消费者对健康保险产品提出更加专业的要求,导致健康保险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巨大缺口。显然,在这些地区商业健康保险不能仅仅停留在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水平的险种,而是要提供更为高端、更大保障范围、更具个性化的健康险产品。因而,商业健康保险需进一步细分市场,走专业化发展道路。
事实上,2005年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健康”)的正式营业已为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走专业化道路揭开了序幕。目前,我国共有人保健康、中国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健康”)、瑞福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福德健康”)和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仑健康”)四家专业健康保险公司,除人保健康之外,其余发展状况均不理想。2009年1月至11月,平安健康、昆仑健康、瑞福德保费收入为7828万、4291万、2305万,位居全国54家寿险公司的末端,而人保健康以55亿保费收入跻身前11位①,并首次实现盈利,2009年净盈利为0.14亿②。可见,在此方面,德国的经验尤其值得借鉴。德国社保模式下构建严密的商业健康保险法律框架,严格分业经营,坚持产品创新,在政策变动中开创属于商业健康保险的“蓝海”[3]。
(二)加强农村市场开发
根据实证回归分析的结果,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对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弹性系数较大,适宜推广商业健康保险,而扩大其覆盖率的关键就在于推动商业健康保险在农村的发展。
我国是农业大国,有9亿多农村人口,尤其是在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口占据大多数。从需求角度出发,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低下的医疗保障水平和农民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商业健康保险在农村有较大的潜在需求[4]。从社会保障体系来看,我国城乡医疗保障水平存在“鸿沟”,要拉近两者的距离仍需一定的时间,在这一过渡阶段,商业健康保险需充分发挥对社会保险的补充作用,提升农村医疗保障水平,从而推动各省市区总体医疗保障水平向前迈进。
(三)构建新型商业健康保险模式
根据实证回归分析的结果,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对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弹性系数较小,适宜统筹各方面因素共同提升医疗保障水平,而对于商业健康保险可尝试构建一个集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和医疗服务于一体的新型模式[5]。目前,商业健康保险提供的服务都是“事后”的,即被保险人只有生病才能得到经济补偿,健康保险并不能保障购买者的健康。因此,保险公司应更多地考虑对疾病的预防,提供健康教育、健康咨询等服务,降低被保险人得病的机率,真正从实质上让购买健康保险的消费者得到健康。
参考文献:
[1]刘思.中国健康保险市场规模实证分析[J].保险研究,2009(2):22-28.
[2]布莱克,斯基博.人寿与健康保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45-48.
[3]张玲玉,薛罡.德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现状及经验借鉴[J].金融经济,2008(20):93-94.
[4]董汀.我国农村商业健康保险市场运营模式探析[J].商业经济,2009(1):85-87.
[5]尚汉冀,李荣敏,黄云敏.健康保险与医学统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32-33.
①数据来源:笔者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②数据来源:笔者根据2008年中国保险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①这里医疗费用仅考虑个人支付和商业健康保险的情况,忽略社会保险的作用。
②资料来源:朱俊生,武瑞.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回顾与展望[J].中国保险,2007(3):13-16.
③其中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数据缺失,故将其略去。
面对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保险公司已经明确了方向――进一步细分中端市场。但遗憾的是，目前他们尚未找到明确的细分模型。
2012年的1亿元
高端、中端、补充医保产品的划分依据为人均（件均）年保费： 12000元以上的为高端产品；2000元至12000元为中端产品；低端产品为2000元以下保费的，通常是补充医疗保险。
为什么说中端保险市场为空白？一组健康险的数据可以很好地说明。
2012年，我国的短期医疗保险市场的保费明细显示，高端医疗保险市场规模10亿元，中端保险市场规模1亿元，补充医疗保险市场规模240亿元。
数据表明，短期医疗保险市场中，低端的补充医保占95.8%，高端医疗险占3.8%，而中端医疗险仅占不足0.4%。
波士顿咨询公司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罗英称，国内市场的医疗保险以寿险公司提供的大病保险产品为主，短期医疗保险市场又以团体补充医疗保险和高端医疗保险为主。
除了保费的划分依据外，高中端医疗险产品从承保范围和服务，以及对于险企的盈利性上，都有不同。
比如，从承保范围和服务上，高端医疗险产品的保额最高为2000万元，承保所有门诊、急诊住院费用，除部分高档医院外的所有医院，包含部分国外就医支出，增值服务为直付、预约、VIP病房和急诊救援等。
中端产品的承保范围相对高端医疗险产品有所缩小，例如不含高档/外国医院，且保额较低。
补充医疗险的承保范围覆盖公共医疗保险下的个人现金支持，仅限公共医疗保险指定医院，大部分涵盖门诊/急诊，也有一部分只涵盖住院费用；通常辅以意外、大病和生育险及住院津贴，无增值服务。
而在盈利性上，高端医疗险产品的赔付率通常在60%-80%，净利润率为0-5%；中端产品的赔付率为70%-80%（保险责任含门诊），或者60%-70%（保险责任不含门诊），净利润率0-5%；补充医疗险的赔付率为70%-120%，风险主要来自门诊/急诊，净利润率为负。
2020年的670亿元
尽管目前的中端医疗保险市场处于空白状态，但其发展潜力巨大。罗英认为，这有多重原因。
首先，中端市场客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对补充医疗保险的保障程度和范围并不满意，需要更好的服务和医疗保障。因此，国内消费者对更好的服务、更广的承保范围存在日益扩大的升购买需求。同时，健康险价格仍然是主要门槛，中端保险相比高端医疗保险，价格上更能被客户接受。另外，医院和保险公司也希望推动收入增长，他们对此的拓展动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端保险市场的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罗英预测，国内中端医疗保险市场规模将不断增长。其中，2011-2015年，中端医疗保险市场规模预计年增长率为138%；2015-2020年，中端市场规模预计年增长将保持在60%。
具体规模上，2011年中国690亿元的商业医疗险市场规模，几乎被补充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瓜分，二者规模分别为320亿元、360亿元。
到2015年以至2020年，这种情况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变。
2015年，预计商业医疗险市场规模为1350亿元，其中，中端市场规模预计为60亿元，另外还包括规模20亿元的高端市场，规模560亿元的补充医保，以及700亿元的大病保险。而到2020年，商业医疗险市场规模预计为3330亿元，其中，中端市场670亿元，高端市场120亿元，补充医保市场1130亿元，大病保险市场1410亿元。
中端市场可再细分
中端保险市场目前几乎属于尚未被开发的空白地带，对相关原因，友邦中国首席市场官张晓宇曾表达过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与国内寿险业务同质化情况严重相关，产品创新多为不实，各公司之间并没有形成充分的差异化、多元化竞争。
如信诺全球医疗险中东及亚太地区首席市场官董栋就认为，尽管中端市场是区别于高端与低端的市场细分，但中端市场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分，找到能够更精准地识别这些市场客户的细分方式，才能真正指导保险公司的产品开发设计。
“健康险产品的设计过程会包括多个维度，比方说客户的资产情况、客户的健康意识、保险是全球覆盖还是区域覆盖等，一款产品会有200多个维度指标，这也意味着有更多的空间可以进一步细分。”
关键词：移动互联网医疗 社区医疗 分级诊疗 营销模式 创新
中图分类号：D669.7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湖南长沙市医疗卫生资源紧缺且分配不均，现有的医疗分级体系尚未发挥作用，上层医院人满为患，其医疗设备利用率低，激化了“看病贵、看病难”等一系列问题。而作为传统医疗和移动互联网相结合的移动医疗，通过移动互联网可将医疗资源进行信息化整理形成透明的医疗资源平台，将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从社区医院对患者病症的初步检测判断，到移动互联网企业对医疗体系的分级指导，再到最终就医治疗的指导，患者可随时随地享受这一系列医疗服务，其便捷性、灵活性等一系列特点开始改变着传统的医疗模式，实现医疗服务的随手可得，为医疗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便捷途径。
二、移动互联网下社区医疗的市场分析
（一）消费者市场分析
通过全面调查和了解移动互联网背景下长沙市居民医疗服务需求，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
在长沙地区，66.5%的居民患病后优先选择的是大型综合医院，由此可见，由于大量的优质医疗资源过分向大型医院集中，社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低下，老百姓对基层医疗机构不信任，在无法判断病症的情况下直接去大医院诊断，导致常见病、多发病患者都到大医院就诊，大医院患者多，一号难求，而可以诊治相关疾病的社区医院却有大量医生闲置。移动互联网医疗有利于进行分级诊治，首诊在社区，再根据信息指导患者就医，充分利用医疗资源，合理分配，提高效率。
在617名受访者中，66.78%的居民认为健康生活重在保健预防，社区居民的保健预防意识正逐步提升。但缺少实现保健预防的途径，很少有人会真正地做到良好保健预防，人们通过移动互联网医疗APP随时随地获取可靠的科学健康保健资讯，获取保健信息，弥补传统医疗无法满足居民进行正确保健的需求。
分析吸引居民使用移动医疗服务的原因，便捷省时是居民所关注的重点，在生活节奏日益紧凑的今天，节约时间成本无疑是为用户创造更大的财富。从长沙整体消费市场来看，在对72.5%的未使用过互联网医疗服务或移动医疗服务的受访者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中有41.2%受访者未使用原因是对移动医疗软件不了解，其次是因为移动医疗普及率还比较低，所以缺乏信任度。
（二）行业市场分析
数据显示，在2015年移动医疗行业市场规模达到42.7亿，用户规模1.27亿。移动互联网医疗的巨大潜力和无限商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企业抢滩，针对医药专业人士的丁香园“用药助手”；自查与问诊相结合的春雨医生；以及长沙本土企业发展的针对智慧医疗、优越一站式全家管理私人家庭医生服务的“贝多大健康网络平台”，其中丁香园与春雨医生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从2006年开始，丁香园逐步建立起了多元的盈利模式，从一开始针对专业的医生到普通用户完成了质的飞越，不仅给医生提供交流、了解信息的平台从而有效降低了医疗资源的浪费，提高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而且使患者能够轻松完成见到的自我诊断、查询医药等简单的服务。
由于我国的移动医疗处于初级阶段，尤其是对于像长沙等内陆二线城市来说，发展移动医疗所具备的条件都还不成熟，在整个移动医疗行业里，真正有使用价值的移动医疗服务少之甚少，但是大势所趋，移动医疗通过手机终端随时随地享受医疗服务，必将成为以后人们赖以生存的一部分。
（三）政策环境分析
政策坚冰逐步消融。鉴于互联网技术有助于均衡地区医疗资源分配差距，巩固医院分级体系，提升现有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政府对于互联网医疗的肯定态度也日趋明朗化。2011年以来，各部门相继出台一系列文件和政策鼓励和支持互联网医疗发展，其中健康数据采集、移动医疗解决方案等被列为发展重点。2016年，宁波、温州两市在政府政策的推动下，“智慧医疗”工程取得了初步的发展，信息化建设科学规划、循环推广，适应了居民医疗服务需求持续增长势头。这两市政策推动下发展医疗信息化、平台化为长沙市移动互联网发展集聚政策力量起到了一定的榜样作用。
三、移动社区医疗的营销现状
（一）移动社区医疗的营销现状
在本次调查结果中显示：在随机受访的普通群众中，仅有20%对移动医疗有印象，而其中只有13%能准确说出移动医疗的主要作用，且大部分人的认知停留在可穿戴设备层面；更令人震惊的是，只有5%的群众曾经体验过移动医疗。从这个结果看来，在移动医疗高速发展的2014年过后，移动医疗却并未能获得如期效果，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但就企业而言，长沙新型移动互联网创业公司――贝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致力于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面向中高端用户家庭提供医疗、保健康复、健康管理等方面的移动解决方案，其中该公司自主研发的贝多健康生活APP包括在线咨询、VIP问诊及陪同两个最主要的部分，然而实际操作过程中发现，医生资源不足，无法满足患者的相关需求。所以现在公司已经放弃移动互联网医疗看病诊病，整体进行转型，主攻大健康市场，包括健身、保养等方面。
还有一部分企业直接从社区医院为切入口，在社区开设互联网医院将患者拦截在家门口，以恒大互联网社区医院为例，恒大健康将依托自有的全国范围内170多个城市、400多个社区、370万业主庞大的社区资源、覆盖全国范围内的恒大社区及周边，联手全国多家三甲医院，采用健康大数据模型和互联网技术共同打造互联网社区医院，为患者提供疾病预防、私家医生、远程会诊、网络医疗、健康体检等医疗健康服务。通过整合社区、大学、医院和IBM等多方资源，实现线上与线下服务打通，整个医疗闭环打通，其未来将结合膳食、保健品、健身等居民各大生活板块提供一站式服务，深化其产业链。
总的来说，当前国内大多数的移动医疗企业仍然处于用户积累的初级阶段，其盈利则主要通过转嫁广告费、中介费、增值服务和在线问诊等来实现。
（二）移动社区医疗的营销问题
尽管移动医疗行业前景广阔，但移动医疗行业是有技术与意识要求的慢热型行业，区别于普通的移动互联网行业，如滴滴打车通过“烧钱模式”便可积累大量用户，医疗行业本身存在其行业特殊性，在大多数消费者认可移动社区医疗并使用移动医疗之前，移动医疗还有一段巨大的提升空间。从目前长沙移动社区医疗的现状来看，其营销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长沙移动社区医疗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商业模式正处于探讨之中。虽然移动社区医疗是世界性潮流，但以长沙地区为例，消费者、医生、医院以及中端APP之间的关系并未凸显出移动医疗之间的关联。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居民虽然逐步养成使用手机软件付费的习惯，但医疗使用的主体人群――中老年人并不能放心使用移动设备支付软件，与此同时医生在移动医疗平台上回答患者问题并收取费用，并不足以解决医生的真实需求，所以无法真正提升医生使用移动互联网医疗的动力。当前通过使用移动医疗软件收费的盈利模式，显然还不适合长沙地区的实际情况。
二是长沙地区的消费者接受度低，移动医疗的用户粘性不够。在传统医疗领域，就诊是与医生面对面的交流，而通过移动医疗的形式，便改变了传统的就诊方式，病人对通过移动医疗跟医生沟通获得的医疗服务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同时将自己的私人信息上传网络也会担心其安全性；移动医疗的主要服务人群是众多的老年慢性病患者，获取移动医疗服务还要增加前期的学习成本，以上几方面造成了患者对移动医疗的接受度低。
三是移动医疗技术发展不成熟，受众面窄。既然说到与传统医疗相匹的移动医疗，长沙的移动医疗APP或者可穿戴设备企业的发展正处于瓶颈期，技术的发展是一方面，但反过来说，消费者的接受面才是终端的真正难题。如何使消费者相信可移动医疗设备的功效，并且怎样将可移动医疗设备推广出去，都是企业所要面对的问题。技术的发展可以依靠大学与企业合作的方式进行突破，但由于受到知识水平与经济差距的限制，突破消费者这一关还步履艰难。长沙属于二线省会城市，经济发展程度不如北上广一线城市，城乡有一定的贫富差距，移动医疗技术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阻碍。
四是移动医疗利润与成本比例不协调。在硬件配置方面，移动医疗体系的构建必须获得传统医疗机构的配合，比如在医院构建专用局域网络，添置医生工作站和护士移动终端等设备，在实施过程中还需要医护工作者改变现有工作方式，在移动医疗中时刻关注工作站传送过来的监测信息，这些转变都会带来巨大的物力和人力成本。在人才配备方面，移动医疗人才严重缺乏，一方面，长沙很多医生长期的传统从医习惯不容易改变和颠覆，患者相信移动医疗将对便利性、医疗质量和成本产生积极影响，但医生方面的抵触将会是移动医疗发展的一大障碍；另一方面，由于医疗行业专业门槛高，流程复杂，而从事移动互联网的专业人才懂医疗的少之又少，难以找寻能够实现跨界转换的高效人才，所以移动医疗领域需要专业的人才，包括医生和移动医疗营销人才。成本的巨大投入与可收益的冲突造成移动医疗的发展受到限制。
五是移动医疗企业存活率低，缺乏行业领头羊。尽管进军移动互联网医疗行业的企业不胜枚举，但大多数企业发展极其艰难，能存活下来的很少，每一个企业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对于他们来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精力与财力却难见成效，形同鸡肋。总的来说移动互联网医疗领域需要一个领头羊，需要一个资金与实力强大的企业来制定整个行业的规则与规律，比如阿里巴巴等，这样有雄厚的资金支持，才能给消费者在移动医疗行业吃下一颗定心丸，因为企业自身的强大就是消费者信赖感的源泉，是引领消费者消费方式的灯塔。
四、移动社区医疗的营销创新探讨
（一）移动医疗APP盈利模式上创新
一是向医院收取费用。作为APP的开发者，可以向医院出售技术服务来获取报酬，通过掌上医院挂号、缴费为医院内部节省人力、物力、宣传费用、协助医院诊治、改善医院的就医环境；
二是搭建平台，向药企收取费用。如今非处方药已开始网络售卖试点，移动互联网医疗APP给这些药企提供了最合适的交流平台；向可穿戴设备制造企业收取费用，随着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科技的发展，人们对于健康越来越重视，对健康智能手环、血糖检测仪等产品的需求增大，这些可穿戴设备宣传推广的有效渠道之一为APP；向私人诊所获取报酬，大型综合医院医生资源匮乏，供不应求，但是私人诊所医生大多有空闲时间，利用移动医疗APP可聚集大量医生资源，在提高私人诊所知名度的同时，可向医生收取一定费用；向患者收费，采取免费与增值相结合的模式，比如患者通过移动互联网医疗APP注册会员、自查、轻问诊免费，而患者需要及时获取专家医生的诊治与医疗建议、进行个性化一对一服务时需要支付相应的报酬，通过免费基础服务和个性化增值服务来吸引客户，留住客户。
（二）捆绑社区医疗机构，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移动医疗在中国，只有捆绑医疗机构才能提供实际服务，通过捆绑线下医疗机构可提高居民接受度，增加顾客粘性。社区医疗机构与居民接触紧密，通过移动医疗来结合社区医院，一方面可便捷打通移动医疗的线下环节，另一方面调整社区医院的医疗资源可增强居民信赖感。其中恒大健康的规划蓝图也旨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利用其原有的地产优势，在社区成立线下的医疗健康中心，可免费为居民进行简单的体检、问诊等服务，这一系列O2O模式使企业掌握了社区居民的健康信息，留住了原始的客户，以便于企业以后的发展。
（三）以保健预防领域为移动互联网医疗的切入点
移动互联网医疗企业在医生、医疗设备方面无法与大型综合医院相匹敌，三甲级等医院供给远远满足不了患者的需求，移动互联网医疗只能局限于医院内部的优化、便利检测与管理；所以移动互联网医疗企业应该扬长避短，先以疾病治疗以外的领域为切入点，掌握整合更多的患者信息资源；保健预防领域对于专攻于疾病治疗医院来说是无法深入发展的，移动互联网医疗企业可以通过整合居民的保健需求等信息，给居民提供更好的保健服务，如贝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意识到自己在医生、医疗设备等方面的不足后将转型于保健预防方面，整合长沙市内相关的优质的健身场所，养生保健场所、私人健身教练等资源，客户去到平台上的所有场所都可以实行一卡通并享受优惠活动。在保证消费者的消费品质同时也得到实惠，保健预防为健康的第一步，以保健预防为切入点，获得客户资源，形成庞大的数据库，以此与三甲医院进行合作，更有利于用户健康的管理，提高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企业与医院的合作水平。
（四）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促进慢病管理。
目前的医学技术水平还无法根治慢性病，对于慢性病的预防与控制能力也是极为有限，慢性病的治疗需要定时的、跟踪性的、长期的监控，但这些都需要患者频繁地、定期地去医院进行检查治疗，这样无疑阻碍了对患者病情的有效控制。对于慢性病管理的一系列特点，移动互联网医疗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摆脱时间、空间的限制对患者进行监控与管理，精准及时地指导服务、数据监控及分析、生活习惯的指导等。因此移动互联网医疗企业可专攻于对于慢性病管理，建立数据库方面，设计可穿戴设备等如血糖监测仪等与医院进行合作，方便用户以及医生对体征数据的检测、及时改进治疗方案、调整生活习惯。
参考文献：
[1] 周敏.APP移动医疗时代的来临[J].沪港经济，2012（5）：19- 22.
[2] 张兰英.互联网企业扎堆移动医疗，医疗APP成下一个发力点[N].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12，8.
[3] 董禹含.移动医疗APP看病靠谱儿吗[N].北京日报，2015，4.
[4] 颜惠宜.移动医疗的现状和未来[J].无线互联科技，2015（8）： 30.
[5] 林凡.移动医疗APP遍地开花 智慧医疗改变就医模式[N].通信信息报报，2014，3.
关键词：商业健康保险； 影响因素； 发展策略
一.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现状
自20世纪80年代初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国内部分地区试办商业健康保险业务开始，我国的商业健康保险已经走过了30多个年头。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和发展，2010年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已达到6774658.47万元，100多家保险公司开办了商业健康保险业务。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总体发展状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市场发育程度不足。衡量一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发育程度的指标一般为两个，一是，一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占GDP的水平；二是商业健康保险支付金额占全部医疗费用支出的比重。2010年健康保险保费收入为6774658.47万元，占2010年GDP的0.17%。部分欧盟国家私营医疗保险费占GDP比重在0.14%到5.71%，考虑到国外几乎没有购买公立医疗保障计划经办服务的传统，我国私营医疗保险市场不足。2010年商业健康保险赔付支出为264.0亿元，根据卫生部2010年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全国卫生总费用预计达19603亿元，人均卫生费用1440.3元。商业健康保险支付金额占全部医疗费用的比重为1.35%。部分OECD国家私营医疗保险支付占总医疗费用支出的比例为2.20%到44.80%，明显高于我国的1.35%。
二是、专业化程度不足。商业健康保险提供的是疾病风险管理产品，基于疾病风险管理的特殊性复杂性，专业化经营是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关键措施。截止2010年我国有4家专业健康保险公司，分别是平安健康、人保健康、昆仑健康、和谐健康，2010年四家公司保费收入分别是：19975.46万元、92896.82万元、17608.94万元、278.95万元占2010年健康险总保费收入6774658.47万元的比重分别为0.29%、13.71%、0.26%、0.004%，四家公司合计占比为14.27%。1999年英国和荷兰的私营医疗保险有专业健康保险机构经办占总保险份额的36%和47.2%，法国专业健康保险机构经办的保险占保险份额的93.3%。
二.影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因素分析
（一）影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外部因素
1.国家对商业健康保险在医疗保障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不明晰
商业健康保险、社会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共同构成了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2009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意见提出“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新医改方案明确了商业健康保险在多次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作用，但是将补充医疗保险与商业健康保险列为医疗保障体系的不同层次。
2.医疗保险市场基础数据缺乏、公共信息不充分以及医疗服务市场不完善
商业健康保险是以疾病风险管理为对象，其业务的开展需要不同地区、不同年份居民疾病发病率、疾病类型、各类疾病平均费用、居民疾病总体费用等医疗市场基础数据。目前，卫生行政部门没有公布这些基础数据、从而导致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基础信息不足，商业健康保险精算的基础缺失。
（二）影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内部因素
1.保险公司简单追求利润，忽视了客户利益和市场培育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我国私营保险公司简单追求利润，产品设计、保险合同、市场营销等方面都只为短期内获得利润，大量顾客在购买保险产品后获得的收益与预期相差很大。
2.我国健康保险利润水平低，风险大决定了健康保险在保险行业中的相对弱小地位。
我国的商业保险主要包括两部分，即财产险、人身险。人身保险是以人的生命、劳动能力或人身健康作为保险对象的一种保险。按照人身保险的本质内容、保险范围和所应付风险而论，主要可以分为三种；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人寿保险。[]从保费收入和赔付支出两个方面来看，健康保险在人身保险中属于最小的险种。例如表一所示：1999年到2010年健康险保费收入在人身险收入中的比重最高年份为2006年得9.1%，从2006年到2010年健康险保费收入在人身险收入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从健康险赔付支出在人身险支出中的比重来看，2005年达到最高点23.6%，各年份比重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显示了健康险偿付风险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3.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经营管理专业化水平低
健康保险专业化经营是我国健康保险发展的关键，保险业成熟的国家，商业健康保险大多数都是专业化经营。目前我国仅有人保健康、平安健康、和谐健康、昆仑健康四家专业商业健康保险公司，而且其规模和市场份额都不大。
三.完善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策略
（一）政府加强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基础建设
当前政府加强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基础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市场基础数据，例如本地区居民疾病发生率、疾病费用等数据的收集和公开力度。二是，规范商业健康保险运营。目前保险营销中存在诸多不规范情况，保险监管部门严格保险公司开展商业健康保险准入条件、保险营销人员从业资格、检查规范市场行为、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二）拓宽商业健康保险业务范围
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是以社会医疗保险提供基本医疗保障为条件。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原则是“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这就决定了我国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只能提供较低水平的医疗保障，参保者的医药费自付比重仍然会居高不下。商业健康保险应该积极发展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之外的补充医疗保险、大病统筹的再保险。
（三）提高商业健康保险专业化水平
提高商业健康保险专业化水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提高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商业健康保险业务比重在整个商业健康保险中的比重。目前，我国寿险公司和财险公司也经营短期健康保险产品，这些公司在开展健康险业务时大多仍然按照寿险和财险的经营模式、并未遵从商业健康险的特殊规律，其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竞争发展策略、风险评估等都存在较大的系统性误差。二是，提高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商业健康保险业务专业化水平。专业化健康保险公司要在完善精算技术、产品设计开发、专业化人员培训、特别是增强医疗费用控制审核水平等方面下功夫，努力提高自身专业化水平。
参考文献：
[1] 赵斌等 新医改框架下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策略探讨-国际经验和中国模式 保险研究 2011年第2期
关键词：健康保险 高端医疗 风险管控
医疗保险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医疗费用保险，主要是提供医疗费用保障的保险，属于健康险的范畴。“医疗保险的主要功能是经济补偿功能，主要体现在对人由于健康原因（疾病或意外伤害等）导致的医疗费用支出增加或收入减少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医疗费用、护理费用或收入损失）给予经济补偿”。医疗费用保险涵盖的医疗费用责任一般主要包括门诊费用、住院费用、护理费用、手术费用、牙科医疗费用、眼科医疗费用、生育医疗费用等各种治疗和检查的费用。国际上存在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商业健康保险模式：一是基本型，即商业健康保险是公众获得基本健康保障的主要途径，如美国、德国等。二是重复型，即政府主导下实行全民医疗，商业健康保险提供保障内容重叠但保障水平更高的保障，如英国。三是补充型，即政府医疗或者保险为公共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对政府医疗或社会保险未报销的项目或费用进行补充，如加拿大。与笔者本人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医疗保险模式中商业医疗保险尤其是商业高端医疗保险的风险管控问题，即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模式下，作为满足多样化需求而存在的高端商业健康保险如何进行风险管控的问题。本文着重分析商业健康保险领域的高端医疗保险的风险管控问题。
一、医疗保险的风险构成
“作为健康保险范畴的医疗保险经营的风险主要指医疗费用和医疗成本的不确定性，即实际的医疗费用和收入损失经常偏离预期结果，从而使得健康保险的经营充满变数。”从目前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导致商业健康保险尤其是医疗保险充满变数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失灵”，具体来说主要包含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逆向选择导致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供给不足。在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形式的保险格局下，由于商业健康保险缺乏基本医疗保险的广泛、普遍性、平等性和强制性等特点，逆向选择问题突出，往往导致了商业健康险市场的供给不足。当被保险人之间患病的概率不同，而保险人不能区分低风险和高风险的个体时，保险人为了控制经营风险，对于一定水平的保障程度，保险公司需要根据其预期支出计算平均保费，商业医疗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就会发生。这样风险低的被保险人会选择退出保险市场，而风险高的人则留在现有的保险市场，从而从整体上提高了健康保险市场的风险水平，保险人为规避风险、追求利润，又会进一步提高保费，从而导致更多的低风险者退出保险市场，久而久之，形成了恶性循环，出现了保险人经营困难，而很多被保险人却没有保障的困境，整个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低效率运转。
第二，道德风险导致了医疗成本的攀升，影响了商业健康保险市场运作的效率。道德风险指投保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做出了有损保险人的行为，导致对医疗服务的使用需求增加，进而导致医疗成本的增加。一方面，由于边际私人成本降低，投保人没有降低医疗保健需求、降低医疗风险的动力，甚至通过个人行动故意对医疗保健的需求施加影响，例如参保后，人们不太注意饮食、吸烟和不太注意锻炼身体等等。这些个人行为增加了医疗保健的需求概率，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在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第三方支付”的制度下，“过度消费”的心理倾向很普遍，人民普遍存在着一种“多多益善”的消费动机。同时，医疗服机构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医疗机构“过度医疗”现象盛行，尤其是在中国现行的按照项目付费的支付模式下，服务提供方诱导患者过度消个费的概率就会增大，典型表现为多开药、开贵药、多检查。道德风险所导致的激励机制的扭曲破坏了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有效运作。
二、产品设计阶段风险管控手段
高端医疗保险在风险管控方面主要可以分为几个部分，产品设计阶段管控、医疗服务过程中管控、理赔过程中管控。下文首先探讨产品设计阶段管控的风险管控方式：
（一）免赔额设置
免赔额，顾名思义，是免赔的额度。指由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事先约定，被保险人自行承担损失的一定比例、金额，损失额在规定数额之内，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免赔额能消除许多发生几率高的小额费用的索赔，从而可以降低保费，所以免赔额条款在财产、健康和汽车保险中得到广泛使用。
（二）核保政策区别对待
核保政策除了基于严格的保险风险精算法则，还会很大程度上结合特殊的产品责任、医疗环境、文化背景等因素，因此保险公司在核保实践中坚持“不同风险不同费率”的宗旨，这这种核保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有“撇脂”之嫌，但在目前的高端医疗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还无法彻底摒弃，目前我国商业高端医疗参与者是在强制参加基本医疗基础上对高品质医疗需求的自愿选择。因此，从医疗保险的格局和个人选择的自主性方面都不会造成过多的社会成本和个人成本。针对不同风险医疗保险通过核保管控风险主要体现在对如下风险要素的把握上：
1、被保险人年龄：对于医疗费用保险和短期残疾收入保险，在55岁之前风险的增加是不明显的。2、性别：性别对医疗保险承保有重要的影响，往往女性的伤残率高于男性，而且性别与某些疾病的发病率密切相关。3、健康状况：主要评估被保险人现有伤病及既往病史对赔付可能造成的影响，被保险人健康状况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就包括被保险人本人的生活习惯、职业习惯、生活环境、社会环境等。除此之外，还有被保险人的财务状况等因素也会影响到被保险人的医疗风险，这也是医疗保险核保需要考察的方面。
（三）等待期
等待期在医疗保险中的主要作用是排除既往疾病的风险，保险公司对某些特殊责任如住院、门诊、牙科、眼科责任设定一定的期限，在此期限之内发生的医疗费用保险公司不予赔付。等待期为控制风险的常规方式，在实践中，很多保险公司会根据参保团体的规模及健康状况相机抉择等待期是否保留。上图中的MSH公司一般而言会承担既往症的责任，而平安健康保险公司产品则将既往症分为一般既往症和严重既往症，一般小团体不承担既往症责任，中型团体承担一般既往症，大型团体才承担严重既往症，这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一些长期的，系统性的风险。
（四）除外责任
高端医疗保险在除外责任这种常规风险管控手段的运用方面比其他保险产品要更为突出，医疗保险除外责任的规定跟不同的医疗服务环境下发生医疗费用水平不同有关，同时也与保险人自身市场地位、实力、经验数据有关，一般来说，医疗保险成熟市场条件下除外责任较少，较宽泛，新兴市场除外责任规定较多，较细。
除此之外，产品设计层面的管控手段还有共付比例，这种手段原理类似于免赔额，指报销比例不是100%，给被保险人设定一定的一自付比例，这在直接结算技术手段落后的保险环境中，会给医疗服务带来一定的困难，目前国内的高端医疗保险很少采用这种手段。
三、医疗服务过程中风险控制
（一）指定就诊医院规定
国内高端医疗保险是学习国外发达国家商业医疗保险的产物，产品责任和服务模式多为国外产品的模仿之作，由于国外特定医疗环境、社会环境、福利制度无法完全复制，因此，国内高端医疗产品需要结合国内特有的医疗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福利制度背景进行本土化改造。
首先，在国内公立医院体系中，国内医疗体制现状决定了公立医院在医疗保险体系中的地位无可比拟，保险公司在运作商业健康保险的实际中必须唯公立医疗机构马首是瞻，因此，指定医院的作用不如商业健康保险发达国家的作用明显。其次，在私立医院体系中，保险公司通过指定医院合作来降低保险风险的作用逐渐显现。但是，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保险公司和医院机构的合作还处在很低层次的水平，很多环节还只能靠人工连接，无法实现制度化、技术化的风险管控。再次，在被保险人对就诊医疗机构没有特殊偏好的情形下，结合国内医疗水平，在某些责任上设置指定医院规定，在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外资医院之间，在发达城市医疗机构和次发达城市医疗机构之间，医疗费用有较大差距。具体而言，公立医院相较私立医院、外资医院对医疗费用控制有较明显作用。
（二）预授权规定
高端医疗保险一般会设置预授权规定，即，由医疗机构/被保险人在提供/接受医疗服务之前，向保险公司申请医疗服务的授权。成熟医疗保险市场，由于保险公司对医疗机构控制力较强，预授权申请由医疗机构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公司在给予预授权的过程中可以加强对保险风险的控制，加强对被保险人治疗情况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事后理赔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目前国内市场因为保险公司对医疗机构的控制力较弱，预授权主要由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申请，基本上无法实现预授权对风险控制的作用。
四、引入健康管理以降低医疗风险
健康管理的实质是管理健康风险，它是以不同健康状态下人们的健康需求为导向，通过对个体、群体健康状况和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全面的检测、分析、评估和预测，提供健康咨询和指导，指定相应的健康管理计划，协调个人、组织、社会的行为，针对各种健康危险因素进行系统干预和管理的全过程。
通过健康管理干预被保险人的个人行为，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提升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从而降低医疗保健的需求，这是对个人道德风险的矫正，也是目前健康保险领域降低医疗费用成本，控制风险重要趋势。
参考文献：
[1]孙祁祥.《保险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三版
[2]所有图表、数据均来自平安健康保险及外资股东DISCOVERY公司
[3]《中国保险报》2009年5月5日版
[4]《当代金融家》2011年10月刊
[关键词] 健康保险 发展现状 原因分析 经营对策
所谓健康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的身体为保险标的,使被保险人在遭受疾病或者意外事故所致伤害时发生的医疗费用支出和收入损失获得经济补偿或给付的一种人身保险,包括医疗保险、疾病保险、收入保障保险和护理保险等内容。近年来,尽快建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已成为人们的广泛共识,而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保险,是转移风险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保障需求、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稳定社会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健康保险发展状况分析
1.我国健康保险的发展现状
随着医改的不断推进,作为对社会医疗保险重要补充的商业健康保险,逐渐成为保险市场上的新热点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各保险公司对健康保险的发展进行了有益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在此推动下,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迅速。据介绍,目前已经有29家寿险公司和8家财产险公司经营健康保险,提供的健康保险产品数量也已经突破了300个,中国保监会统计显示,商业健康保险年均增长速度达到46%。2008年我国健康保险市场潜力超过2000亿元,将主要体现在城镇职工群体的补充医疗保险需求、非城镇居民群体大额住院医疗保险需求和学生群体的医疗保险需求。许多业内人士也据此认为,未来几年,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将迎来一个高速发展时期。
二、我国健康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健康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目前保险企业都想利用医改契机,积极抢占补充医疗保险和农民合作医疗保险市场。通过健康险作为业务突破口,展开全方位的市场竞争。这种竞争的挑战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既有单纯的同业之间在产品、服务和价格上的竞争,也有在经营模式、市场策略上的激烈交锋,更有深层次的在发展战略、经营管理理念上的差异。而此时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的出现,不仅是健康保险经营主体不断增加,也使竞争领域向技术、服务、理念等纵深方向发展。因此对任何经营健康保险的企业来说,必须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形势,迎接挑战。
2.利润亏损是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健康险业务持续发展的最大
障碍
目前市场上的健康险产品三分之一以上是亏损经营,而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健康险经营管理:比如风险管理的能力还很低下,风险管控的手段还很有限。健康险的效益状况直接影响公司短险利润的完成情况,直接关系着分公司分级分类考核结果,直接影响到全社会对商业健康保险的信心。
3.健康保险市场很不规范,导致现实中存在着两大矛盾,即“供求矛盾”和“市场潜力与市场风险矛盾”
一方面市场空间大得惊人,另一方面保险公司踌躇不前;一方面社会公众需求迫切,另一方面市场供给乏力。“供需缺口”的局面便产生了现阶段,巨大的健康保险市场需求空间,对于保险公司来说,理应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总体上看,各公司健康保险业务规模并不大,险种单一、数量少。价格高、保障程度低是当前健康保险市场供给状况的真实写照,已远远不能满足多层次的市场需求。还有, 所有寿险公司都看到了健康保险市场蕴含的无限商机,但出于对医疗费用失控风险的忧虑,谁也不敢在这个充满风险的市场中盲目冒进,两者遂产生了矛盾。面对如此诱人的市场前景,保险公司却似乎显得无动于衷,尽管市场上时常有新的健康保险险种推出,但销售规模未有质的突破。因此,如何理顺保险公司、医疗服务提供者和被保险人的关系,有效避免道德风险,降低医疗费用,实现健康保险参与者三方和谐“共赢”,也是健康保险企业经营绕不过去的坎儿。
三、发展我国健康保险的对策
1.营造宽松的外部经营环境
从2002年起,总理曾经连续两次对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作出重要批示,指出逐步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把商业健康保险与社会医保结合起来,不仅有利于满足广大群众的医疗需求,而且有利于发展经济、稳定社会。2004年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健康保险工作部成立,以及前不久多家保险业协会参与的“2005年健康保险论坛”在京召开,探讨“医疗机构信用评估、行业协会与定点医院的合作”等问题,实际上都是在为解决健康险发展的外部环境等问题积极地努力。
(1)充分认识发展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意义,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意义在于:有利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支持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形成;有利于满足健康保障需求,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有利于增强消费信心,拉动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可以说,没有商业健康保险的积极参与,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既然如此,政府就应该支持它的发展,给它一个与社会医疗保险平等的地位,将其作为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纳入其中,并以相关法律、法规等形式确定下来,使得商业健康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共享管理成果、管理手段和管理设施。
(2)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社会认同感。保险公司应定期运用典型赔付案例,积极宣传商业健康保险在保障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大力普及健康保险知识,增强社会各界的保险意识,以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社会认同感与亲和力,使政府重视,政策支持,企业欢迎,百姓拥护。
2.商业健康保险需要专业化经营
由于健康保险是以发病率为依据而非以死亡率为依据,其风险控制难度大,专业技术要求高,在风险特性、保险事故特点、风险控制理念和方法、精算原理等方面均不同于人寿保险,决定了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必须遵循其经营特征和内在发展规律,独立于入寿保险业务,走专业化经营之路。
专业化,首先应当是经营理念的专业化,就是要认识健康保险不同于一般寿险业务的特殊性,树立按照健康保险自身特点实施专业化经营的理念。其次是管理制度的专业化,就是要把握健康保险自身规律,建立专业化的风险控制体系、专业化的技术标准和产品开发体系、专业化的经营服务体系、专业化的核算和考评体系等。第三是经营管理人才的专业化,就是要完善健康保险的组织体系和培训体系,逐步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健康保险的专业人才。
3.积极探索补充健康保险的商业化经营模式
目前,商业保险公司开发出来的健康保险险种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与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具有较强替代性的保险产品,该种产品交费低,保障程度也低,因而缺乏较大吸引力;一种是与基本医疗保险相衔接的团体补充医疗保险产品,该产品相对于个人健康保险而言,承保条件较宽松,保障程度较高,保险费率较低,有利于中国低收入群体、特别是无基本医疗保险的群体获得更全面的保障。
所谓商业化经营模式,主要包括:(1)完全商业化模式。即已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单位,在自身财力允许和自愿的前提下,基于本单位职工对超过统筹基金“封顶线”之上的高额医疗费用风险的忧虑,统一向保险公司投保商业大额医疗保险,由保险公司按照商业化原则来经营和管理的一种模式。(2)社保机构管理,保险公司参与运作的商业化模式。即社保机构与保险公司就补充医疗保险业务开展合作,由社保机构通过招标的形式选择保险公司作为承保公司,并将其经办的补充医疗保险费用逐步转移给保险公司运作。而且,社保机构要与保险公司就有关医疗保险的条款、费率、理赔等权利和义务签订合同,社保机构可以作为保险公司的机构收取一定的手续费,以弥补在与保险公司合作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
总之,有效的经营模式可创造出政府、保险公司、医院、保户“全赢”的局面:政府解决了医改所带来的重大疾病无保障的难题,保险公司卸去了医疗费用无从控制的隐患,医院在医改冲击后找到了新的利润增长点,保户则获得了一份实实在在的健康保障。可以预见,我国健康保险的发展将逐步循入正轨,发挥稳定社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李 琼:《中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研究》.金融与保险.2004.11.
[2]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分析•计划和控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05.
[3]刘 愈:《保险学概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P98-103
关键词：医疗旅游 研究进展 综述
中图分类号：F590.7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5-0185-02
中国有关医疗旅游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是随着发展势头迅猛的医疗旅游实践而发展起来的。由于学术界对医疗旅游的理解不尽相同，学者们出于自身的理论兴趣和对医疗旅游的关注，从不同角度和出发点研究医疗旅游的发展。通过关键词检索发现1999―2010年间在中国期刊网上出现的与“医疗旅游”有关的文章共30篇，而与“医疗保健旅游”有关的只有4篇。从增长情况来看，2008年、2009年是该类文章数量增长最快的年份。
一、医疗旅游概念及类型
医疗旅游概念界定在学界并未达成共识。世界旅游组织从医疗旅游服务主题的角度出发，将医疗旅游定义为以医疗护理、疾病与健康、康复与修养为主题的旅游服务。学者Goodrich强调了医疗旅游的复合性，认为医疗旅游是在某些旅游设施（如宾馆）或目的地除了以当地优美的景色吸引游客外，还向旅游者有意推销其医疗健康服务设施。张文菊（2007）对国内外诸多概念进行详细分析后，认为医疗旅游是指人们由于常住地的医疗服务不够完善或者太昂贵，在异地（尤其是异国）实惠、特色的医疗、保健、旅游等服务或活动的吸引下，到异地接受医疗护理、疾病治疗、保健等医疗服务与度假、娱乐等旅游服务的过程。刘庭芳（2009）从旅游和健康互为表里的关系入手，认为医疗旅游是一切能为旅游者健康作出贡献的旅游活动，指在具备一定旅游保健、疾病防治、急救护理、康复、美容、疗养等知识的前提下，提供旅游者亲近自然的机会和环境，倡导旅游者参与健康时尚旅游活动，让旅游者开阔眼界、强身健体、愉悦身心。田广增认为，广义的医疗保健旅游包括医疗旅游和保健旅游两大部分，两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重叠。随着医疗旅游的发展，已经很难从某一个角度对医疗旅游下一个全面而完整定义，我们应该同国际接轨，把保健旅游、医疗保健旅游的概念统一到医疗旅游之中，使医疗旅游的概念统一，以规范视听。
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对医疗旅游进行了类型的划分。从市场需求的角度，中国医疗旅游分为中医养生类保健旅游产品、康复疗养类保健旅游产品、医疗美容美体旅游产品（黄金琳，2009）；从定义出发即根据目的和功能划分，分为以康体、休闲为目的的保健旅游和以纯粹的治疗疾病为目的的医疗旅游（刘炳献，2008）。张文菊则将中国医疗旅游分为五种类型：中医养生保健类医疗旅游，观赏、体验类医疗旅游，中医药购物类医疗旅游，整形美容医疗类医疗旅游，疾病治疗类医疗旅游。
二、医疗旅游特点与优势
医疗旅游除了具有医疗、旅游服务的一般特点外，还具备医疗服务不具有的娱乐性、轻松性、享受性特点，大众旅游不具有的康复性、保健性以及有别于普通旅游的高消费性等特点。杨欣（2007）通过对文献的分析与归纳，认为医疗旅游具有医疗保健性、一定地域性、经济实用性以及鲜明的时代性的特点。从中国国情出发，张文菊（2008）认为，中国医疗旅游具有自发性、中医药是其主要依托、以疗养保健型医疗旅游为主的特点。
中国医疗旅游的发展较之欧美等发达国家，具有独特的优势：中国特有的深厚的中医文化积淀，丰富且优质的医疗保健旅游资源，中医保健正逐渐被外国人所关注（张维艳、徐淑梅，2009）。随着大陆与台湾两岸各项交流的扩大，大陆居民赴台湾医疗旅游成为可能。据此，许观玉探讨了台湾地区开展医疗旅游的内在优势，认为台湾不仅拥有国际先进的医疗技术、全方位人性化的优质服务以及共通的文化底蕴，而且安全系数和旅游环境质量相对较高。黄金琳等（2009）从中国医疗保健旅游产品开发优势分析，认为中国医疗旅游的优势在于：中医文化历史悠久；中医、中药保健正受到外国人的追捧；医疗保健旅游资源丰富优质；医疗服务价廉物美。王琼（2009）等从西安发展医疗旅游的有利条件（旅游资源丰富，医疗资源丰富、医疗价格便宜，交通便利）出发，提出要发展医疗旅游，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医疗旅游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等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医疗旅游起步较晚。中国较早开发医疗旅游的城市是海南三亚，随后中国各大城市如北京、桂林、宜昌、香港、台湾等相继推出了医疗旅游服务，中国医疗旅游已开拓了部分市场，但尚处于混乱、无序发展状态，且规模普遍较小，各地富有特色的中医门派尚未充分发掘，也未开发出满足旅游者个性化需求的配套产品。黄金琳（2009）从中国医疗保健旅游产品出发，分析得出国内医疗旅游已开始萌芽，但总体还未形成规模，其发展现状呈现起步较晚，水平不高；主要以中医、中药行业为依托；市场没有形成统一且缺乏规范；缺乏专业人才等特征。
萍等（2008）认为中国医疗旅游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医疗服务受国际认证程度不高，国际医疗服务形象尚未建树；管理不规范，相关法令、政策暂不完善；语言沟通尚存障碍。杨欣（2008）将中国医疗旅游与印度、泰国等医疗旅游发展较好的国家相比，发现其存在诸多不足，如中国医疗机构还未配备高素质的语言人才、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和规范、对中国旅行社推出的中医理疗等项目认识不足误解不少以及参与医疗旅游的游客大多数是国际游客，牵扯的环节很多，缺乏有效地协调与监督。高静（2010）认为，中国医疗旅游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优势，但中国目前的医疗旅游产业发展非常地初级，远远没有触及该产业的核心。
四、医疗旅游国际启示和发展对策
近年来，中国各大城市也相继推出了医疗旅游服务，在发展中应借鉴国际优秀经验。徐菲（2006）认为，应该从建立完善的管理体制和优化发展环境给予政策支持两方面积极应对，推进中国医疗旅游业的发展，避免受到消极因素的影响。在借鉴国际上医疗旅游发展较好国家的成功经验基础上，萍等（2008）提出建立健全的管理体制，规范市场；整合资源，构建专项医疗旅游产品系列；打好中医保健与旅游结合的特色品牌；结合中国重振中医的计划，加强宣传，推广中国医疗旅游等对策建议。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程莉等（2008）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发展国际医疗旅游的经验，提出中国发展医疗旅游应该抓住发展国际医疗旅游的商机，发掘医疗资源，整合旅游资源，快速发展国际医疗旅游；把握发展国际医疗旅游业的关键点。刘庭芳探悉亚洲医疗旅游产业的发展，启示中国发展医疗旅游在组织构架方面需要有创新和突破，在政策制定方面需要从严把关，在具体实践方面要开展试点工作的同时需要注意研究相关问题。
张维艳认为，发展医疗旅游要以传统中医文化为指导，打造中医特色旅游品牌；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医疗保健旅游资源；加大宣传力度，推广中医保健游。针对中国医疗旅游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不足，田广增认为，中国发展医疗旅游要提高认识，不断挖掘资源内涵，尽快实现资源与市场的有效整合；规范市场，强化对医疗机构和旅游机构的管理，形成规范的服务标准；提高人员素质，尽快培养出一支适应中国医疗旅游发展需要的从业人员队伍；培育足够品牌；推出规范医疗旅游线路。
五、小结
到目前为止，中国关于医疗旅游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也不够系统，主要集中在近两年，而且真正研究中国医疗旅游及其相关问题内容的文章相当少，更多的思想观点只是零碎地散落在一些文章中间。中国医疗旅游的理论和实践更多是以国外为借鉴和参考，许多领域还存在理论空白，需要专家学者们进行大胆创新，如中国医疗旅游的发展模式和产品开发等问题。
2010年6月，上海医疗旅游产品开发和推广平台正式投入运行，填补了中国在国际医疗旅游方面的空白。这是中国医疗旅游发展的里程碑，是今后中国医疗旅游发展的重要模式，值得中国其他城市发展医疗旅游时借鉴和参考。结合中国实际，国内医疗旅游在未来将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市场，但是需要注意医疗旅游健康风险防范，重视发展医疗旅游中介机构，走国际化认证道路，促进医疗和旅游的产业融合程度，实现中国医疗和旅游业双赢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陈宏奎.医疗保健与旅游[J].旅游学刊，1989，(2)：57-60.
[2]李正欢，郑向敏.印度医疗旅游的发展评介[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
[3]张文菊，杨晓霞.国际医疗旅游探析[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5).
[4]黄金琳，杨荣斌.中国医疗保健旅游产品开发初探[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9，(11).
[5]田广增.中国医疗保健旅游的发展研究[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5).
[6]张维艳，徐淑梅.中国医疗保健旅游发展探析[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09，(3).
[7]杨欣.医疗旅游正在成为全球的旅游热点[J].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08，(1).
[8]徐菲.迅速发展的印度医疗旅游[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6，(1)：60-62.
[9]刘庭芳，苏延芳，苏承馥.亚洲医疗旅游产业探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医院，2009，(1)：74-77.
[10]张文菊.中国医疗旅游发展对策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8.
[11]程莉，杜鹏程，赵捷，李岩.国际医疗旅游发展现状研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8，(7)：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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