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数字化培训；健康；教育；商业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99 (2012) 11-0000-02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继续教育，终身学习，已经成为一种潮流，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数字化学习变得非常流行，数字化学习通常指的是通过局域网络或者国际互联网的学习，数字化培训是数字化学习的一个重要体现。本文关注数字化培训在产业世界使用的情况，研究的目的是在商业世界中，数字化培训使用的方法，以及数字化培训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模式，所具有的优势及带给顾客的利益。
一、数字化培训（e-learning）
社会的快速发展，企业普通员工，管理者都需要频繁地更新他们的技术和管理知识。由于数字化培训并不受限于时间和地理，数字化培训在很多企业成为一个流行的，时尚的“继续教育模式”。根据[3]，数字化培训的优势包括：多样的学习方法、教育成本的花费减少、教育时间和地方的灵活性以及科目教学材料的易管理等。
[4]提及，在传统的教学模式里，老师教学生学习，学生完成家庭作业，这样的模式及其被动。（缺乏探究，专研的主动性）。然而在数字化培训模式下，学生拥有更多的主动学习空间，一些数字化培训提供者能在网站上提供“学习社区”包括聊天室，论坛等，通过这种学习方式，学生不需要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收集信息就可以彼此沟通，灵活的分享各自以及教师的资源。数字化培训这种教育模式是如此的灵活，以至不仅仅在产业界，在政府，教育组织等其他机构里，数字化培训也被广泛采纳，应用。比如[4]当中提及，路易斯安娜州政府投资“在线职业教育模式”，开发出了教育网络系统，也即各个教育专家能够在线学习一些课程以便彼此分享各自的经验。[4]也陈述，在南佛罗里达州，政府投资$3，340，000，以提高6，800，00学生的学术在线学习条件，学术在线实际上是一个包括教师及学生能力提升等多方面管理资源的一个互联网技术入口。该计划还为区域级的课程协调员提供了一个证书体系结构，由于培训并非一定同步，课程协调员可以任何时间登录系统参与管理。由此看出，数字化培训可以被看作合适的教育模式在不同产业中运用。以下重点介绍数字化培训在商业世界中的运用情况，一些优秀，成功例子会被分析。
二、思科培训，数字化培训服务
思科是一个能提供优秀网络解决方案，技术和设备的著名全球跨国公司。由于思科新产品和设备的快速增长和全球部署，以及全球客户量的增加，思科提供了“数字化培训服务”(EST)， 该服务对思科公司的“第三方现场网络服务工程师”是一个优秀的，最好的培训模式之一。“现场维护工程师”在维护思科产品上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对现场维护工程师的培训是必须的，也是困难的，思科旧有的培训模式（讲师引导培训）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式，“数字化培训服务(EST)”取代了“讲师引导的培训”模式。[1]提及，“数字化培训服务”(EST)对比“讲师引导模式的培训”包括几乎讲师模式所有的全部课堂教学模式，在这个基础上引入了web，从而“数字化培训模式”对思科这种跨国企业来讲，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被接受，数字化培训服务包括以下五个方面：数字化学习，数字化实验室，视觉手，资格考试，虚拟会话等。[2]陈述，数字化培训学习主要针对思科员工，现场工程师，外包技术工程师，数字化学习通过互联网或者有时候通过发行的CD帮助培训对象了解思科产品的技术特性和应用状况;数字化实验室能够在线提供对仿真设备的操作实验，以利于更新培训对象的技能；视觉手能够提供一些产品的描述包括图像，视频，音频，以利培训对象更好地完成培训任务；资格考试是一个在线评估计划，能够在线评估培训对象的技能水平。培训对象能够通过虚拟会话向思科培训指导教师提问一些关于产品培训方面的问题。
三、思科职业证书体系
由于思科的产品广泛在世界上使用，思科需要工作在IT领域的工程师们掌握思科产品的知识及概念以便于对思科产品的维护，同时，能熟练掌握思科设备的工程师也有更多的机会得到更合适的工作。所以，思科引入了“思科网络技术学院”，其中就包括最成功的，著名的思科证书体系系统。[2]提及，这个认证系统包括2个分支：“入门级”和“专业级”，入门级水平包括CCNA，CCDA，和CCENT，专业级包括：“CCNP， CCSP和CCSP。”另外，CCIE级别是专家水平的认证。由于证书认证系统取得了巨大了的成功，思科技术认证在世界上非常流行，同时在世界上也是最流行的IT培训产业。[2]也提及，思科网站为思科职业认证体系提供了非常好的数字化培训模式。比如对于非常流行的CCNA和CCNP培训，培训学员能够登录思科CCNA，CCNP考试辅导中心，获得一个账户名，在账户登录到预考试中心后，可以选择不同的备考的学习选项，学员可以在线做一些实验，比如设置思科路由器，设置RIP协议，设置虚拟局域网等。学员也能够访问那些培训专家制作的视频流，比如教授对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的设置等。另外的知识也能被视频流展示。在CCNA，CCNP在线辅导中心里也存在论坛形式，通过论坛，培训学员能与培训工程师就一些技术问题进行讨论。在线辅导中心也有一些在线测试小游戏，大多数问题都是思科CCNA/CCNP考试模式的问题，培训学员做在线测试小游戏相似在真实的CCNP，CCNA考试环境中，在线测试小游戏能对学员的答案进行“评分|”并纠正错误的答案。
对我国中东西部地区1，423名中小学教师进行调研，分析数字原住民教师和数字移民教师信息技术使用情况的不同，探宄他们对信息技术培训的不同需求。数字原住民教师虽比数字移民教师能更加娴熟地使用基木的信息技术，但他们仍然不能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融入教学。在信息技术与教学有效整合方面两组教师没有Ⅸ别，他们都需要通过培训来提升整合能力。数字移民教师还需要基础技术操作方面更多的实践训练。未来的技术培训应考虑到两者的差异，为他们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培训。
[关键词]
教育技术培训；数字移民；数字原住民；教师信息技术素养
一、问题提出
在日益推进的教与学的信息化进程之中，教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了提升教学质量，教师需要将信息技术更好地融入课堂（Li，Worch，Zhou，&Aguiton，2015）。然而，目前教师信息技术使用情况却不容乐观。如以信息技术相对发达的美国为例，已有类似的研究说明了该项问题。一项研究以美国南部的几所学校为例，结果表明仅有15.2%的教师能在教学中熟练地使用信息技术，对信息技术的使用能够达到精通级别的教师仅占全部教师的11.1%。这意味着73 7%的教师不能熟练地使用信息技术（Salomon，2014）。要解决该问题，教师培训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Peterson&Palmer，2011）。然而，大部分教师专业培训因为忽视教师需求、教学方法不当等原因（Potter&Rockinson-Szapkiw，2012），收效甚微。尤其是在中国这类发展中国家，教师的信息技术专业技能培训还仅在萌芽阶段，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培训的质量和效率势在必行（宋德如，2004；张屹，等，2015）。
教育部于2013年出台的《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课程标准（试行）》中明确提出，要根据不同教师的专业发展多样性需求，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现状不同的教师提供不同的信息技术培训（郭绍青，2015）。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首先探讨哪些教师群体之间存在怎样的信息技术使用行为差异，才能进一步根据这些差异针对性地设计培训计划（Gamrat，Zimmerman，Dudek，&Peck，2014）。然而，国内针对教师信息素养的差异性探讨和差异性培训方案设计这两个问题的研究都以宏观的思辨性研究为主，没有分析教师群体之间在信息素养方面的差异性究竟如何（吴军其，等，2016）。
国内外研究表明，不同年龄段的教师使用信息技术的经历和体验不一致，其信息素养水平存在明显差异（Leary，Lee，&Recker，2014；贾积有，等，2008；康珥媛，等，2016；汪晓东，等，2012；朱艳，2016），这为我们研究教师在信息技术使用方面存在的差异提供了一些线索。深入探讨不同年龄段的教师群体在信息技术素养方面的具体差异，有助于根据教师年龄提供有根据、有针对性的培训建议。
本研究引用“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概念，以年龄为界限将教师分为两大群体，调查分析不同年龄的教师群体在信息素养方面的差异性以及他们对教育信息技术培训的差异性需求，进而为教师信息技术培训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二、概念界定
（一）数字原住民与数字移民
“代际差异”的概念于2001年由Prensky（2001）首次提出。他根据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所处的技术环境的不同，定义了两类人口学特征不同的群体：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数字原住民指出生于1980年之后的一群人，这一代人从小就开始接触信息技术，被认为有较强的信息技术能力；数字移民则是指出生于1980年之前的一代人，当他们处在中小学阶段时，信息技术还没有得到普及，在成长过程中他们鲜有接触到信息技术的机会，因此他们被认为缺少使用技术的经验和能力（Prensky，2001；Ransdell，Kent，Gaillard-Kenney，&Long，2011）。Prensky（2001）M一步指出，由于数字原住民在成长过程中已经大量使用了计算机与其他信息技术，因此他们对技术持更加自信和积极的态度。而数字移民在成年之后才开始接触技术，不得不通过对新技术的学习来跟上如今的信息化社会，但他们又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原有的习惯。学习新的信息技术对于他们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因为他们需要花大量时间来调整和改变自己固有的思维方式（Adams&Pente，2011）。
（二）数字原住民教师与数字移民教师
西方研究指出在教师群体中，数字原住民与数字移民在信息技术使用上存在差异（Adams&Pente，201 1；Wyk，2015）。在谈及对教育信息技术的认识时，数字移民教师的回答多偏重于通过技术较简单地呈现知识，比如PPT和Word的使用；数字原住民教师的回答则会提及复杂的仪器和技术，比如电子白板和编程语言（Kinash&Wood，2011）。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数字移民教师在使用技术时相对不自信，但通过学习他们能够娴熟地使用信息技术，进而成为真正的数字原住民教师（Ransdell，et al，2011）。
西方发达国家对数字“代际差异”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思辨为主（姜宛彤，等，20161牛勇，等，2013；徐红玉，等，2015；袁红，等，2015；赵宇翔，2014），实证研究还较为匮乏。我国第一代数字原住民教师已开始工作，与数字移民教师在相同的技术环境之中进行工作和教学（黎静，2013）。因此，我们有必要比较数字原住民教师和数字移民教师在教学工作环境中使用信息技术的差异性，进而探究他们在技术专业培训上的不同需求，为提升培训效能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与对策。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抽取
本研究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法，在我国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分别抽取典型的省份、直辖市，然后在这些抽中的省份和直辖市中再抽取城市、乡镇和农村的中小学校，最后在这些中小学里随机抽取该校教师作为样本，发送问卷1，500份，收回有效问卷1，423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4.9%。本研究将数字原住民定义为出生于1980年之后的人，将数字移民定义为出生于1980年之前的人（Prenskt，2011；Ransdell，et al，2011）。据此，本研究的调查样本中共有504名数字原住民教师和919名数字移民教师，其基本信息见表1。
（二）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问卷调查方面，主要分为问卷的编制以及问卷的发放和回收两部分。在调查问卷的编制过程中，参考了已发表的问卷（Lei，2010；Teo，2011；Thota&Negreiros，2015），并进行了试测和修改。题项基本使用了李克特五点计分，其中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对信息技术的熟练操作程度使用了五点排序计分，其中1代表初学者，5代表专家。在问卷中对每个分类都有详细的说明。例如，初学者水平代表受访者基本不会使用该种信息技术，而专家水平则代表受访者具有教授他人该种技能的能力，并且能够根据实际任务进行变通和创造。问卷涉及41种比较常见的教育信息技术，其难度分级由五位专家共同商定，包括一位教育技术管理人员、两位教育技术研究员和两位信息技术部门技术管理人员。研究者综合专家意见，最终将这41种信息技术分为四种：基础、初级、中级、高级。在问卷正式发放过程中，采取群体发放的形式，在抽取样本的学校中大规模发放问卷并回收，进行相应的筛选和数据录入。信度检验结果显示，各分量表及总量表的克隆巴赫a系统均在0.8以上，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显示，KMO值为0.74，p
在访谈方面，主要采取群体访谈方式。群体访谈的参与者是一个群体，参与成员通过相互补充、相互纠正，讨论的问题往往比个别访谈更具有深度和广度（陈向明，2000，p.214）。访谈的目的是进一步补充研究资料，因此，群体访谈过程中主要聚焦于教师对信息技术的使用情况、对信息技术培训的看法和需求等问卷调查无法得出确切结果的方面。访谈结束后，首先对访谈数据进行开放式编码，找出有意义的字眼；然后进行主轴编码，将第一步所得的结果进行归类；最后结合研究内容对数据的意义进行分析和讨论。
调查所收集到的数据包含从教师问卷中收集到的量化数据和通过访谈（约5人/组x10组）收集到的质性文字资料。其中，数据资料的处理方法包含描述性统计、比值比检验和方差分析；质性访谈资料通过主题分类来进行词频编码和分类分析。最后的研究结果通过综合质性资料分析和量化数据分析共同得出（Creswell，2008，p.565；Johnson&Onwuegbuzie，2004）。
四、研究结果
本研究使用比值比检验（Agresti，2002，p.2），比较了数字原住民教师和数字移民教师之间的差异，并对结果进行了讨论。
（一）数字原住民教师和数字移民教师在如下方面呈现显著不同：首次接触信息技术的时间、每天使用信息技术的时间长短、对信息技术的感知易用性、对信息技术的使用态度、对信息技术的使用意愿、对信息技术培训的接受现状与态度、使用信息技术的目的以及对不同级别信息技术的掌握程度
如表2所示，在首次接触信息技术的时间上，有92.3%的数字原住民教师在高中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使用技术了，而对于数字移民教师，这个数值仅有50.8%（比值比=11.50，p
在对信息技术的感知易用性上，数字原住民教师对信息技术的感知易用性比数字移民教师更高。数字原住民教师觉得信息技术更易于使用（比值比=1.90，p
在对信息技术的使用态度和使用意愿方面，数字原住民教师显得更加积极。数据表明，更多的数字原住民教师报告他们渴望在工作中使用信息技术（比值比=1.41，p
在信息技术培训的接受现状与态度上，68%以上的数字原住民教师和数字移民教师均参加了关于信息技术的培训，但只有9.1%的数字原住民教师和10.6%的数字移民教师觉得他们所接受的信息技术讲座培训非常有用。许多受访者表示，他们能够理解在培训时讲师所示范的技术操作，但是当课程结束自己就会忘记这些操作。两个教师群体均表示喜欢更有操作性、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方式，例如一对一指导和同伴合作学习等。这种学习方式能够给予他们更实际和及时的指导。有研究指出合作学习会使学生在课堂内外更容易获得同伴的帮助，并在学习和操作的过程中更加自信（Forte&Flores，2014；Williams，2010）。需要指出的是，数字移民教师比数字原住民教师对目前培训效果的满意度显著偏高（比值比=0.85，p
虽然目前教师信息技术培训的效果不理想，但这并没有降低教师们对提升自己信息技术使用能力的热情。大约90.9%的数字原住民教师和89.2%的数字移民教师表示，他们愿意参与信息技术的培训项目来提升自己的信息技术使用能力和信息技术整合能力。
如表3所示，在使用信息技术的目的方面，除最基本的备课外，数字原住民教师使用信息技术更多是为了娱乐，如网上聊天、网上购物等。该研究结果与已有研究相符，数字原住民教师多因个人兴趣驱使而去使用信息技术（Berman&Hassell，2014），虽然数字原住民教师很早就接触了信息技术，但他们的老师并未使用信息技术教学，因此他们也没有关于如何使信息技术服务于教学的经验和体验，在信息技术融入教学这一点上他们并不占太多优势。对于数字移民教师来说，一方面，本研究中大部分数字移民教师是在工作后才接触信息技术的一群人，λ们来说信息技术与工作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与数字原住民教师相比，他们对于网络游戏和娱乐手段的需求也并不显著（Tilvawala，Sundaram，&Myers，2013）。
如表4所示，在对不同级别信息技术的掌握程度方面，方差分析显示，在四个难度等级上数字原住民教师都显著比数字移民教师表现好。然而，随着难度等级增加，两个群组之间的差距明显减小。基本层级的信息技术使用（如使用电子邮件，输入字符，使用在线聊天软件）的效应量为0.7，而当难度层级上升为高级层级时（如使用编程语言，创建数据库），效应量减少到0.3。这表明数字原住民教师和数字移民教师都缺乏在教学中使用复杂和高难信息技术的知识。
（二）数字原住民教师和数字移民教师在如下方面并未发现显著不同：信息技术的感知有用性、信息技术整合能力
这两个群体在信息技术的感知有用性上并没有明显差别。他们都在信息技术的教学使用上有顾虑，如使用信息技术会减少学生做笔记的时间、减少师生互动、纵容学生抄作业等。两个群体在教学中整合信息技术的能力都比较欠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对于数字移民教师来说，信息技术整合于教学在他们教学伊始还并未出现，需要时间来信任和适应这一新生事物，也因此对其有用性的感知程度较低（Prensky，2001a，2001b）。而对于数字原住民教师来说，他们的教学经验尚浅，对于教学的体验会更多地借鉴自己在学生时代的学习体验（Berman&Hassell，2014）。但他们在中小学学习时，信息技术还没有大规模地应用于教学之中，他们也因此不能感知到信息技术对教学的有用性。这一推论在访谈中可以得到部分印证。比如，有些数字原住民教师表示他们能够使用几何画板，却不知道该如何借助这一技术去设计课堂以帮助学生发展空间想象能力。有些数字移民教师认为借助信息技术的教学与传统的教学并无本质变化。
五、讨论与建议
本研究通过自陈式问卷和访谈资料发现我国数字原住民教师更早接触信息技术，日常生活中在信息技术上花费的时间更长，认为使用信息技术更加容易，对于信息技术持有更乐观的态度和信念，接受了更多的技术培训，但是他们在教学中除备课外并不会特意去使用信息技术，将信息技术整合到教学实践中时并没有更加出色的表现。数字原住民教师和数字移民教师都缺乏整合信息技术与教学的能力，以及使用高级信息技术的经验和知识。这表明，这两个群体的信息素养均有待提高。有研究者（Peterson&Palmer，2011）指出，要提高教的信息技术素养，教育信息技术培训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但不同年龄阶段教师群体自身的特点已然决定了教师对教育信息技术培训的差异性需求。上文对数字原住民教师和数字移民教师信息素养的差异性分析则为如何进行有效的针对性的培训提供了依据。未来教师培训应从内容和形式上满足教师的差异性需求。
（一）培训内容方面的需求差异
1.知识技能培训的需求差异
在信息技术使用技能方面，数字原住民教师能够很熟练地使用基础技术，如上网、在线交流和字符录入，但是他们欠缺使用高级技术的能力，特别是与教学相关的信息技术。数字移民教师不仅欠缺高级技术使用能力，基础技术的使用技能也显得不足。依据这一研究结果，教师信息技术培训需对数字移民教师提供更多基础培训，对数字原住民教师提供更多高级信息技术知识。
在信息技术整合于教学实践方面，数字原住民教师和数字移民教师之间并没有明显差异。虽然数字原住民教师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信息技术的时间更多，但他们并不知道怎样将信息技术融入教学。有些教师能够使用PPT，会使用网络查阅信息，就认为自己可以在教学中有效地整合信息技术。但是，将信息技术整合到教学中是一种根本上的教学革新，比起单纯地将信息技术视为获取知识的方式要深入得多。未来的教师专业培训需要帮助教师学会将信息技术与教学有机整合，而非只是教授信息技术操作。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有机整合需要教师对教学法、学科内容、信息技术这三者及其关系都能深刻理解（Kadijevich，2012）。在进行培训前，培训组织者可对参与者的学科组织能力进行评估，据此为不同学科和技术水平的参与者进行培训设计，以达到帮助教师有效提升信息技术整合能力的目的。
从总体来看，数字原住民教师和数字移民教师都需要有关信息技术与教学整合的信息技术培训，以及有关高级信息技术的培训，而对数字移民教师来说，他们还需要额外的培训来提高他们使用基础信息技术的能力。
2.情感态度培养的需求差异
数字移民教师对信息技术的消极感知（感知有用性）、悲观态度（使用态度）和较低的使用意愿是他们使用信息技术的一大壁垒。教育技术培训应当培养他们对于信息技术的积极态度，消除他们的抵触情绪，帮助他们愿意接受、乐于使用信息技术。虽然数字原住民教师在信息技术使用技能上比数字移民教师更高一筹，但是他们对于在教学中使用信息技术的感知有用性和他们在教学中使用信息技术的意愿仍有待提高。这一方面表明他们明白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运用于教学之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对于这一过程仍然信心不足。因此，对于数字原住民教师，信息技术培训应该重点帮助他们理解信息技术整合于教学过程的复杂性，同时鼓励并帮助他们应对在教学中使用信息技术所遇到的各种困难。
（二）培训方式方面的需求
目前，我国最常见的信息技术培训形式是大型讲座，教师大都认为他们所参与的信息技术培训不能有效地帮助他们实现课程与信息技术的有效整合。绝大多数教师认为，最理想的培训方式是一对一指导、合作式学习和以实际操作为主的授课。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教育活动均以大型讲座为主。相关研究早已发现，大型讲座只重视知识的传授，缺乏师生之间的交流，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得不到训练（Han，2014），在这种学习环境之下，参与者很难将课堂上的理论知识消化并应用于实际教学中。西方国家大多数成功的教师信息技术培训案例都是合作式学习和实时性操作课程（Williams，2010）。因此，我国的教育管理者应当意识到大型讲座式培训的弊端，在未来信息技术培训中更多融入一对一的教练辅导、合作学习等以参训者为中心的培训方式。
六、研究贡献与局限
信息素养的内涵包括信息文化常识、信息意识与情感和信息技能。针对我校教师特点，我们决定的研究目标主要定在了研究如何提高教师的信息技能方面，即如何提高教师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的能力，如何提高教师制作多媒体课件的能力，如何提高教师搜集和运用网络信息的能力。经过了两年多的研究和实践，我们总结出了以下策略：
一、通过“分层培训”+“分类评比”提高教师多媒体制作的信息素养
[分层培训][入门区教师 成长区教师 优势区教师][信息技术和课程整合能力、利用网络与他人沟通能力][“数字故事”制作、电子白板使用培训] [课件制作能力、常用软件使用、网络信息资源浏览和搜索]
图表1
“分层培训”指根据教师年龄层次和原有信息素养的水平以及教师自身信息素养的需求进行培训。课题组根据调查将我校教师分为“入门区教师”“成长区教师”和“优势区教师”三类。针对三类教师的不同特点给予针对性的培训（图表1）。“入门区教师”培训有关课件制作的常用软件、网络信息资源的浏览和搜索；“成长区教师”培训有关如何实现信息技术和课程的优势整合，如何利用网络与他人沟通交流；“优势区教师”则需要承担部分培训的任务，同时进行“数字故事”制作以及电子白板使用的培训。
课题组邀请信息技术专家到校进行专题讲座“网络资源的获取与利用”“如何制作数字故事”。请课题组“优势区教师”定期做培训，如，系列培训“PPT的奥秘”“班班通设备的使用”系列讲座等，深入浅出，使学校各层次教师的信息素养都能得到提升。学校还组织课题组成员经常到兄弟学校和区里参加信息技术培训，聆听讲座，观摩多媒体教学课程展示，学习白板教学技术。每位教师在安徽教研网教师工作室申请了个人主页，定期上传自己的优秀作品，也学习和利用他人的信息作品。
[分类评比][入门区教师 成长区教师 优势区教师][教学设计比赛、教育叙事比赛][课件评比、博客评比、课程整合课例评比][“数字故事”评比、论文评比、课程整合课例评比]
图表2
“分类评比”指根据教师的特色和水平进行信息技术不同类型作品的评比活动，以“评比”来促进培训的效果。“入门区教师”举行教学设计比赛、教育叙事评比；“成长区教师”举行课件评比、博客评比；“优势区教师”进行论文评比、课程整合课例评比等（图表2）。在这样的培训中，我校教师的信息素养不断提升，逐步形成学校现代教育技术的骨干教师群体。
“分层培训”可以在教师原有的信息素养的基础上，有效针对教师的不同需求提供培训的内容和方式。“分类评比”使得原先无论什么水平的教师，都可以在评比中肯定自己的培训成绩，找到适合自己成长的方式和速度。这样的策略有效地提升了教师多媒体制作的信息素养，促使学校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得到更合理、全方位地发展。
二、探索出通过组织教师和学生的“微讲座”+“数字故事”提高师生的网络信息素养的策略
为了让教师懂得如何在网络中寻找适合相应主题的材料并学会取舍、整合，我们提出教师进行“微讲座”+“数字故事”的方式来提升师生的网络信息素养的策略。“微讲座”指教师就某一个小的教学理论点或教学实践的经验之谈做一个20分钟之内的小讲座，要求目标明确，深入浅出。
教师可以结合自己的教学研究和网络中他人的研究成果，面向教师或学生进行主题“微讲座”。在准备讲座的过程中，教师要学会在网络中把与主题相关的内容搜索出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甄别，将信息根据自己的讲座设计进行安排。面向教师的“微讲座”要求贴近专业，结合实例，面向学生的“微讲座”要求选题小，深入浅出。两年来，课题组一共进行了教师“微讲座”十三次，内容涉及的科目广，选题精。如，语文学科：曹仕虎老师的《如何指导学生看图说话》，任蓉校长的《如何培养学生的朗读能力》，张蓉蓉老师的《让孩子善听会说》等；数学学科：李爱国校长的《小学数学新旧课表之比较》，胡琳老师的《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如何落实新课标》等；艺体学科：曹娴老师的《羽毛球基本技术》，张蓉蓉老师的《暑期安全大盘点》，胡传妍老师的《教育电影漫谈与欣赏》等。这些讲座有些面向教师，有些面向学生，不论是做讲座的教师还是听讲座的教师、学生或家长都觉得受益匪浅。
为了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我们提出了“导师制”的策略，即由课题组的教师每人成为几个学生的导师，负责指导学生如何就自己喜爱的小主题完成一个“微讲座”，并最终呈现部分学生完成讲座的全过程。两年来，课题组一共指导学生完成“微讲座”八次。参加讲座的学生从二年级到六年级都有，涉及的内容有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科技、环保，无所不包。例如，二年级学生陈溪的《珍惜水资源》，四年级学生陈炜炜等四人的《变革还是发明》，六年级学生丁一凡的《雾霾天气》，五年级学生王泽林的《绘画天地》，还有《安徽近代名人》《海洋动物》《中国节》等等。学生在完成“微讲座”的过程中，既提高了信息素养，又锻炼了表达能力，而其他听讲座的学生也能从中受到启发，有些学生在家长的帮助下也可以制作简单的PPT来介绍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了。
“数字故事”是课题组顾问谢超老师给我们介绍的一种新的交流形式。数字故事是将“讲故事”的艺术与多种媒体（图片、声音、视频、动画）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讲故事方式。这种方式可以通过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借助多媒体技术增强其表现力和感染力，进而充分展示教师的教学体验和情感。在制作数字故事的过程中，教师通过构建故事大纲和运用多媒体表现的过程提高了自己处理信息、获取知识、口头表达等方面的能力。此项研究我们刚刚开始，已有两位课题组成员完成了尝试。王倩老师将家长提供的故事脚本《我们一起走过一年级》制作成数字故事；丁婷老师将尝试让学生完成网络作业的故事制作――数字故事《一起作业》。
三、探索出通过开展信息技术和课程整合的评比展示活动，提高教师课程整合素养的能力的策略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也是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经验的举措。进入21世纪以来，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三代、第四代移动信息技术、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更是为人们改进生产生活状态提供了科技保障。推进农民教育培训工作需要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发挥无线移动、宽带传输、互联互通、智能互动、海量处理等独特技术优势，探索打造信息化条件下智慧农民数字工程（即：智慧农民工程），创新农民素质提升方式，改善农民素质提升的手段，更多更快地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一、智慧农民工程
智慧农民工程是为加强农民文化服务，培养新型农业人才，提升农民文化素质的重要举措，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
智慧农民工程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以云计算、物联网、移动通讯技术等手段为依托，把优质教育培训资源快捷高效地送到广大农村，可以多快好省解决农民培训问题，特别是新一代移动通讯网络和信息智能终端可以有效地把基层农业从业人员、专家与管理人员连接在一起，形成移动互联、智能互动的基层农业技术培训网络。从而实现基层农技培训与服务手段的创新。
二、打造智慧农民工程的基础与条件
1. 农广校丰富的媒体资源和先进的技术传播手段
广播资源不断扩展。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拥有“致富早班车”固定播出时段，每年播出广播节目152小时，在“中国乡村之声”和“乡村大讲堂”每年播出节目365小时，在此基础上，又承办了“中国乡村之声”频率“三农早报”、“科技直通车”和“乡村大课堂”三档栏目，年录制广播节目943集，时长330小时。农村“大喇叭”广播站数量达到12000个。
电视资源稳步增长。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在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拥有“农广天地”固定栏目，每年播出电视节目550小时；开办全国党员干部远程教育专用频道“农业生产经营”栏目，年报送节目907期， 时长365小时。
网络资源全面发展。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建设了面向全国开展农民教育培训的卫星通信专用网络，拥有600多个卫星远端站和4个省级直播分中心，可开展远程培训和举办视频会议，每天分4个频道各播出6小时的农业技术推广节目。利用卫星网每月开展2～3期农业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远程培训，年培训农业系统干部、基层农技人员近60万人次；与《荷斯坦》杂志社合作开办“荷斯坦奶牛卫星大讲堂”，每月举办2～3期直播培训，聘请国内外高水平专家授课，利用目前流行的微信、3G视频回传等功能与奶牛场管理人员、奶业工人开展交流互动，培训形式新颖，培训效果明显。
2. 农广校完备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除具有较为完备的信息技术与多种媒体传播手段，海量的数字化农业知识技能节目资源外，还拥有遍及全国省、市、县四级建制农广校和乡村教学点五级办学体系以及6.5万人的专兼职教师队伍。未来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需要将现代信息技术优势、内容优势、媒体优势和体系优势合理整合，更好服务于农民教育培训，服务于农家书屋，必将大大促进农家书屋的转型升级，实现文化服务功能拓展，延伸农民教育培训覆盖面，有效满足现代农民的多样化教育培训需求。
三、智慧农民工程实施内容
1. 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化基础设施是开展智慧农民数字工程服务的条件和基础。为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农业实用技术、社会文化生活音视频资源点播，实现远程培训课堂进村，实现资源的数字化传输和移动式传播，将搭建高效、便捷、即时互动的数字化文化服务平台，配备互联网电视、卫星远端接收站和移动终端系统对全国农家书屋进行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依托云服务平台的移动终端系统包括农民教育培训移动多媒体资源库、农用智能手机、立式触摸屏和平板电脑等多种互联互通移动终端产品。
2. 智农惠农数字化资源建设
智农惠农数字化资源建设是持续稳步推进智慧农民数字工程的重要内容支撑。为实现进一步拓宽知识传播渠道，实现为农民提供高效便捷、即时互动的服务形式，实现使农家书屋成为农村社会文化资源存储传播的主阵地，将着力开展农家书屋传统媒体资源数字化、中央农广校农民教育培训资源进书屋、文化生活、基础教育等多种类资源进书屋等工作，将教育培训资源和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整合，实现数字化资源建设。 其中，中央农广校农民教育培训资源进书屋是指将中央农广校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多媒体数字资源通过数字基础设施进入农家书屋，进行传播共享，丰富农家书屋资源内容建设。
3. 文化服务功能建设
在做好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智农惠农资源建设的基础上，为实现文化服务功能的延伸与拓展，为农村的文化生活、农民教育提供学习的多种形式，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提供文化功能服务。工程以农家书屋为平台，开展文化服务站点、远程培训课堂、基层教学站点和自助学习平台建设。
4. CCTV—7《农广天地》走进农家书屋
策划制作农业特色节目，丰富资源内容，通过CCTV—7《农广天地》电视栏目走进农家书屋学习场所、走进基层农民培训课堂等形式，进一步提升农家书屋社会影响力，促进农家书屋有效使用。
5. 职业农民手机报创办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以农民实用信息为核心内容，编辑“职业农民手机报”，及时准确发送到职业农民手机终端，让农民及时了解各类有价值的信息资源。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也是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经验的举措。进入21世纪以来，现代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三代、第四代移动信息技术、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更是为人们改进生产生活状态提供了科技保障。推进农民教育培训工作需要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发挥无线移动、宽带传输、互联互通、智能互动、海量处理等独特技术优势，探索打造信息化条件下智慧农民数字工程（即：智慧农民工程），创新农民素质提升方式，改善农民素质提升的手段，更多更快地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一、智慧农民工程
智慧农民工程是为加强农民文化服务，培养新型农业人才，提升农民文化素质的重要举措，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
智慧农民工程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以云计算、物联网、移动通讯技术等手段为依托，把优质教育培训资源快捷高效地送到广大农村，可以多快好省解决农民培训问题，特别是新一代移动通讯网络和信息智能终端可以有效地把基层农业从业人员、专家与管理人员连接在一起，形成移动互联、智能互动的基层农业技术培训网络。从而实现基层农技培训与服务手段的创新。
二、打造智慧农民工程的基础与条件
1. 农广校丰富的媒体资源和先进的技术传播手段
广播资源不断扩展。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拥有“致富早班车”固定播出时段，每年播出广播节目152小时，在“中国乡村之声”和“乡村大讲堂”每年播出节目365小时，在此基础上，又承办了“中国乡村之声”频率“三农早报”、“科技直通车”和“乡村大课堂”三档栏目，年录制广播节目943集，时长330小时。农村“大喇叭”广播站数量达到12000个。
电视资源稳步增长。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在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拥有“农广天地”固定栏目，每年播出电视节目550小时；开办全国党员干部远程教育专用频道“农业生产经营”栏目，年报送节目907期， 时长365小时。
网络资源全面发展。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建设了面向全国开展农民教育培训的卫星通信专用网络，拥有600多个卫星远端站和4个省级直播分中心，可开展远程培训和举办视频会议，每天分4个频道各播出6小时的农业技术推广节目。利用卫星网每月开展2～3期农业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远程培训，年培训农业系统干部、基层农技人员近60万人次；与《荷斯坦》杂志社合作开办“荷斯坦奶牛卫星大讲堂”，每月举办2～3期直播培训，聘请国内外高水平专家授课，利用目前流行的微信、3g视频回传等功能与奶牛场管理人员、奶业工人开展交流互动，培训形式新颖，培训效果明显。
2. 农广校完备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除具有较为完备的信息技术与多种媒体传播手段，海量的数字化农业知识技能节目资源外，还拥有遍及全国省、市、县四级建制农广校和乡村教学点五级办学体系以及6.5万人的专兼职教师队伍。未来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需要将现代信息技术优势、内容优势、媒体优势和体系优势合理整合，更好服务于农民教育培训，服务于农家书屋，必将大大促进农家书屋的转型升级，实现文化服务功能拓展，延伸农民教育培训覆盖面，有效满足现代农民的多样化教育培训需求。
三、智慧农民工程实施内容
1. 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化基础设施是开展智慧农民数字工程服务的条件和基础。为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农业实用技术、社会文化生活音视频资源点播，实现远程培训课堂进村，实现资源的数字化传输和移动式传播，将搭建高效、便捷、即时互动的数字化文化服务平台，配备互联网电视、卫星远端接收站和移动终端系统对全国农家书屋进行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依托云服务平台的移动终端系统包括农民教育培训移动多媒体资源库、农用智能手机、立式触摸屏和平板电脑等多种互联互通移动终端产品。
2. 智农惠农数字化资源建设
智农惠农数字化资源建设是持续稳步推进智慧农民数字工程的重要内容支撑。为实现进一步拓宽知识传播渠道，实现为农民提供高效便捷、即时互动的服务形式，实现使农家书屋成为农村社会文化资源存储传播的主阵地，将着力开展农家书屋传统媒体资源数字化、中央农广校农民教育培训资源进书屋、文化生活、基础教育等多种类资源进书屋等工作，将教育培训资源和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整合，实现数字化资源建设。 其中，中央农广校农民教育培训资源进书屋是指将中央农广校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多媒体数字资源通过数字基础设施进入农家书屋，进行传播共享，丰富农家书屋资源内容建设。
3. 文化服务功能建设
在做好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智农惠农资源建设的基础上，为实现文化服务功能的延伸与拓展，为农村的文化生活、农民教育提供学习的多种形式，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提供文化功能服务。工程以农家书屋为平台，开展文化服务站点、远程培训课堂、基层教学站点和自助学习平台建设。
4. cctv—7《农广天地》走进农家书屋
策划制作农业特色节目，丰富资源内容，通过cctv—7《农广天地》电视栏目走进农家书屋学习场所、走进基层农民培训课堂等形式，进一步提升农家书屋社会影响力，促进农家书屋有效使用。
5. 职业农民手机报创办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以农民实用信息为核心内容，编辑“职业农民手机报”，及时准确发送到职业农民手机终端，让农民及时了解各类有价值的信息资源。
一、智慧农民工程
智慧农民工程是为加强农民文化服务，培养新型农业人才，提升农民文化素质的重要举措，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
智慧农民工程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以云计算、物联网、移动通讯技术等手段为依托，把优质教育培训资源快捷高效地送到广大农村，可以多快好省解决农民培训问题，特别是新一代移动通讯网络和信息智能终端可以有效地把基层农业从业人员、专家与管理人员连接在一起，形成移动互联、智能互动的基层农业技术培训网络。从而实现基层农技培训与服务手段的创新。
二、打造智慧农民工程的基础与条件
1. 农广校丰富的媒体资源和先进的技术传播手段
广播资源不断扩展。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拥有“致富早班车”固定播出时段，每年播出广播节目152小时，在“中国乡村之声”和“乡村大讲堂”每年播出节目365小时，在此基础上，又承办了“中国乡村之声”频率“三农早报”、“科技直通车”和“乡村大课堂”三档栏目，年录制广播节目943集，时长330小时。农村“大喇叭”广播站数量达到12000个。
电视资源稳步增长。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在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拥有“农广天地”固定栏目，每年播出电视节目550小时；开办全国党员干部远程教育专用频道“农业生产经营”栏目，年报送节目907期， 时长365小时。
网络资源全面发展。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建设了面向全国开展农民教育培训的卫星通信专用网络，拥有600多个卫星远端站和4个省级直播分中心，可开展远程培训和举办视频会议，每天分4个频道各播出6小时的农业技术推广节目。利用卫星网每月开展2～3期农业专业技术人员知识更新远程培训，年培训农业系统干部、基层农技人员近60万人次；与《荷斯坦》杂志社合作开办“荷斯坦奶牛卫星大讲堂”，每月举办2～3期直播培训，聘请国内外高水平专家授课，利用目前流行的微信、3G视频回传等功能与奶牛场管理人员、奶业工人开展交流互动，培训形式新颖，培训效果明显。
2. 农广校完备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除具有较为完备的信息技术与多种媒体传播手段，海量的数字化农业知识技能节目资源外，还拥有遍及全国省、市、县四级建制农广校和乡村教学点五级办学体系以及6.5万人的专兼职教师队伍。未来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需要将现代信息技术优势、内容优势、媒体优势和体系优势合理整合，更好服务于农民教育培训，服务于农家书屋，必将大大促进农家书屋的转型升级，实现文化服务功能拓展，延伸农民教育培训覆盖面，有效满足现代农民的多样化教育培训需求。
三、智慧农民工程实施内容
1. 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化基础设施是开展智慧农民数字工程服务的条件和基础。为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农业实用技术、社会文化生活音视频资源点播，实现远程培训课堂进村，实现资源的数字化传输和移动式传播，将搭建高效、便捷、即时互动的数字化文化服务平台，配备互联网电视、卫星远端接收站和移动终端系统对全国农家书屋进行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依托云服务平台的移动终端系统包括农民教育培训移动多媒体资源库、农用智能手机、立式触摸屏和平板电脑等多种互联互通移动终端产品。
2. 智农惠农数字化资源建设
智农惠农数字化资源建设是持续稳步推进智慧农民数字工程的重要内容支撑。为实现进一步拓宽知识传播渠道，实现为农民提供高效便捷、即时互动的服务形式，实现使农家书屋成为农村社会文化资源存储传播的主阵地，将着力开展农家书屋传统媒体资源数字化、中央农广校农民教育培训资源进书屋、文化生活、基础教育等多种类资源进书屋等工作，将教育培训资源和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整合，实现数字化资源建设。 其中，中央农广校农民教育培训资源进书屋是指将中央农广校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多媒体数字资源通过数字基础设施进入农家书屋，进行传播共享，丰富农家书屋资源内容建设。
3. 文化服务功能建设
在做好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智农惠农资源建设的基础上，为实现文化服务功能的延伸与拓展，为农村的文化生活、农民教育提供学习的多种形式，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提供文化功能服务。工程以农家书屋为平台，开展文化服务站点、远程培训课堂、基层教学站点和自助学习平台建设。
4. CCTV—7《农广天地》走进农家书屋
策划制作农业特色节目，丰富资源内容，通过CCTV—7《农广天地》电视栏目走进农家书屋学习场所、走进基层农民培训课堂等形式，进一步提升农家书屋社会影响力，促进农家书屋有效使用。
5. 职业农民手机报创办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数字教学资源对学生专业能力、职业能力、求职能力和其他能力的影响及其培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利用数字教学资源提升学生就业能力的三种途径。
大学生“就业难现象”是我国社会转型与经济高速增长的不平衡在就业领域的突出表现，其原因涉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层面、高校教育培养的中观层面、以及毕业生自身素质的微观层面。解决该问题，宏观上需要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并统一到“就业优先”的战略选择上来;中观上需要高校加强专业改革并强化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微观上需要毕业生自身努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我们从中观层面出发，以高职教育为着眼点，从数字教学资源角度探讨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的有关问题。
一、数字教学资源与高职学生就业能力要素
1.概念界定
数字教学资源是指信息技术环境下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专业教学文件(教学计划、大纲、电子教案、讲稿)、课程教学资料(电子教材、多媒体课件、网络课程、教学视频)、数字化媒体素材、实验实训平台、资源管理与应用系统、数字教学支撑环境等。
就业能力的概念与其构成要素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国际劳工组织、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ACER)、美国劳工部获取必要技能秘书委员会SCANS、英国教育与就业部(DFEE)、加拿大会议委员会(CBC)，以及国内许多学者均从不同角度对就业能力进行了定义。尽管这些定义不尽相同，侧重点也千差万别，但其内涵大体可从两方面认识:一是以就业主体为中心进行界定，强调个体为获得并保持工作所需要的资质;二是以技能为核心进行界定，涉及个体得到和保持工作的能力。对于就业能力构成要素，一般认为由劳动者满足就业所需的知识、技能、态度三方面组成。
2.高职学生就业能力要素
高职教育具有高等性和职业性双重属性，培养 目标定位于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因此高职学生的就业能力要素，除了具有一般属性外还有自身的特点，其中最显著最突出的是“职业性”和“实践性”。数字教学资源作为配套高职教学活动开展，支持职业能力提升的教学资源之一，对学生就业能力培养起重要作用。从数字教学资源视角，根据高职人才市场需求和毕业生评价情况的调研，结合高职教育的目标、方向和定位，我们把高职学生的就业能力要素细化为数字教学资源的“获取能力、利用能力、转化能力”三方面。
(1)数字教学资源的获取能力。当前高职教育正由规模扩张向内涵发展的方向转变，教学资源也由“单一向多元”、“校内共有向校际共享”、“多校共享向区域共享”方向迈进。对学生而言，数字教学资源的获取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主要原因有:一是有效利用优质资源的需要。近年高职教育涌现出一批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的精品课程、示范专业、专业共享资源库，积累沉淀了大量优质资源，并以多种形式进行共享。高职学生要善子根据学习需求获取它们，为自身的职业规划、专业学习、技能训练、人格塑造、品德培养积累学习素材。二是弥补专业不足的需要。高职院校的发展可谓百花齐放，相继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和品牌。正因为每个学校的优势和强项不尽相同，才需要学生具有优质资源的获取能力，以弥补本校专业建设的不足。三是提升职业能力的需要。高职教育的重点在于增强学生的职业素养、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对学生的其他能力，如人际交往能力、沟通协调能力、表达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相对较弱。这也需要学生利用数字资源来培养这些能力，提升综合素质，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
(2)数字教学资源的利用能力。高职数字教学资源数量丰富，种类繁多，学生需要具备“去粗取精”的能力，选取那些适合专业发展、符合能力培养、利于技能提升的资源为我所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资源选取能力.信息论中的一个著名公理是“信息多了等于没有信息”，因为不经过选择的信息往往是泛化的、大而无当的。学生要根据专业特点、职业规划以及自身实际情况，有重点、有批判地选取资源;二是资源吸收能力。学生通过对获取和选择的资源进行理解、归纳、分类、存储记忆，并进行更高层次的分析综合、抽象概括、深度表达等过程，完成对资源的吸收。在此过程中要坚持“适用、够用、管用”的原则。
（3)数字教学资源的转化能力。获取和利用数字教学资源的最终目的是要提高学生职业技能和就业竞争能力，实现这个目的离不开数字教学资源的转化能力。一是转化为专业基本技能，包括专业理论知识、实践操作能力的转化;二是转化为社会适应能力，包括积极的工作态度、思想道德水平、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心理素质的转化;三是转化为专业发展能力，包括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转化。
二、数字教学资源对高职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
1.对专业能力的培养
专业能力是指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形成的，运用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可以分为专业知识结构、专业学习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三个方面。
数字教学资源能改善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高职教育不追求专业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是根据职业岗位和工作任务的需要，以“适用、够用”为度组织专业理论知识，突出知识形态的技术应用。数字教学资源中，既有以“适用、够用”为原则整合在一起的精品资源，又有进一步提升理论知识的拓展资源;既有提升职业能力的优质资源，也有塑造人格、陶冶情操的激励资源。这些资源能同化课堂知识、概念而形成新观点、新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越合理，专业能力和就业竞争能力就越强。
数字教学资源能提升学生的专业学习能力。无论是数字资源的获取还是利用，这本身就是专业学习能力的一种体现。尤其是网络课程、共享型专业资源库、数字化媒体素材等这类数字资源，能实现具有职业特色的网络教学模式，可为相关专业不同层次的人员提供在校学习、职前培训、职后提升的学习平台，能大大促进专业学习能力的提升。
数字教学资源能促进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职业技能训练平台、以就业为导向建成的“双挂牌、双基地”校企合作网络平台，以及以虚拟现实技术为基础开发的仿真实验系统，都已成为高职教学资源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具有鲜明职业特色的数字资源，能有效促进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
2.对职业能力的培养
职业能力是指学生通过专业学习形成专业能力的基础上，实现顺利就业和满意就业必需的本领，可以分为职业意识、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三个方面。
数字教学资源能增强学生职业意识。学生在进行职业生涯设计、职业生涯规划、职业岗位实习之前需要查找、学习大量的数字资源。这些资源以其独特的职业性和实践性增强学生的职业意识，并为学生指明职业方向。
数字教学资源能增强学生职业素养。利用数字教学资源，教师能对学生进行专业引导、素质教育和素质拓展。那些具有激励作用的优质资源能培养学生的亲和力、奉献精神和责任心，并能加强学生的团队精神、协作能力的培养。
数字教学资源能增强学生职业技能。数字教学资源能有效培养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学生运筹决策能力、组织管理能力、沟通协调能力、职业发展能力的培养。数字教学资源中典型工作任务的实施，需要学生的决策能力;学习情景的创建和提炼，需要学生的组织能力;与企业专家的在线交流，需要学生的沟通能力;与其他同学的分工与合作，能锻炼学生的职业发展能力。
3.对求职能力的培养
求职能力是指学生在就业过程中赢得用人单位青睐所具备的各种能力和技巧的总和，主要体现在前期准备期、求职应聘期、求职后实习期三个阶段。求职前准备期，学生可以通过职业指导服务平台、职业生涯设计系统等数字资源进行“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和“自我认知与求职目标定位能力”的培养;求职应聘期，学生可以充分发挥招聘信息系统、就业服务平台等数字资源优势，通过学习相关教学视频、讲座录像、报告会实况转播等资源，加强“招聘信息获取和筛选能力”、“抗挫能力”、“求职应聘技巧”等方面的培养;求职后实习期，学生同样可以利用数字资源进行“自我调适能力”、“角色认知能力”的锻炼。
4.对其他能力的培养
其他能力是指除上述能力外，学生所拥有的某种特殊的素质和能力，主要包括具有更高人才所需的素质和能力，如创新能力;具有个性特点的突出素质和能力，如领导能力;具有其他专业的特长和能力，如艺术特长等。数字教学资源能加强学生多方能力的培养:创新实践教学基地能加强学生科研创新能力的锻炼;网络协作小组的分工与合作，能发挥学生个性与特长;在数字媒体、动画设计以及影视编辑与合成方面的特长，同样可以在教学平台中得以发挥。
三、利用数字教学资源培养高职学生就业能力的途径
1.立足本校办学特色，突出“实用性”
数字教学资源建设应立足本校办学特色，围绕示范专业群的建设，整合形成相应的数字化教学资源，构建共享型教学资源管理服务平台，实现具有职业特色的网络教学模式，同时为相关专业不同层次的人员职前培训和职后提升提供自主学习的平台。数字教学资源的建设要与学校发展同步规划、分步实施，充分体现资源建设的需求观、系统观、开放观，重点突出资源的实用性。
2.整合多方优质资源，体现“实践性”
数字教学资源建设需要充分调动相关人员的积极性，多管齐下，多方筹集。一要整合校内特色资源。通过整合校内“一课堂~二课堂”和校外“三课堂”的资源，搭建学生综合素质拓展基础平台，才能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二要开发以传统方式保存的资源。通过数字化各种以传统方式保存的教学资源、立项挖掘前期积累的优质资源、购买具有版权的实践资源，可以有力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三要收集整理免费的网络资源，为学生专业能力培养服务。
3.共享区域行业资源，彰显“职业性”
关键词：计算机专业；数字城管；人才培养；政校行企
中图分类号：G640
数字城管是利用3S（GPS、GIS、RS）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将城市管理中的问题分成事件和部件两大类，将城市管理的区域细分成单元网格，由采集员负责巡查，通过信息采集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由指挥中心第一时间处置问题，再由处置部门第一时间解决问题，由采集员第一时间核实问题，以实现对现代城市的长效管理。数字城管是新兴行业，据相关资料显示，国外未见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城管。
本文涉及的“政”指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管理处及我省11个地级市和90个县（市、区）数字城管主管部门（如城管局、城管委等），“行”是指省城建城管协会及其指导的省数字城管专业委员会，协会包含我省11个地级市和90个县（市、区）数字城管相关单位，“企”指以浙大网新为代表的含杭州越秀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江南电子有限公司、浙大帮德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巾帼西丽有限公司、北京数字政通科技有限公司6家数字城管相关公司。
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管理处的指导支持下，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与新兴行业结合培养数字城管人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人才培养、科学创新、专业建设上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不断提升学院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学校与政府、行业、企业建立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这几年政校行企共育数字城管人才的实践，政校行企四方和谐发展。作为我省数字城管建设和推进的省建设厅城建处以及其指导的省城建城管协会急需经过系统培养的数字城管专业人才充实到现有数字城管从业人员中以提升数字城管队伍的整体质量，也需要高校一起来推进和提升我省数字城管工作；省城建城管协会及其指导的省数字城管专业委员会也需要有一支研究团队来研究我省数字城管的建设运行、技术及发展趋势；作业数字城管相关企业也急需大量的经过专业训练的数字城管人才及高水平的师资来帮助企业研究数字城管的新技术；作为学校一方，我们也急需计算机专业改革，特别是与新兴行业结合来进行专业改革。
1 专业背景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院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自2003年开始招生，在行业特色非常鲜明的高职院校中开设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学院一直在探索计算机专业如何与行业结合来进行专业改革，省建设厅和学院对专业改革一直非常重视。近几年浙江省数字城管发展迅速，急需大量的人才从事数字城管相关工作和提升现有数字城管从业人员的水平。在各方支持下，2011年5月，学院和省城建城管协会、相关企业签署了政校行企合作培养数字城管人才的战略合作协议，并于同年9月份开始招生。2年来，学院在专业建设、社会服务、技术研发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所取得的成绩逐渐引起上级部门的重视与关注。今年下半年将积极申报省级特色专业，并依托学院数字城管研究所，把学院打造成浙江省数字城管技术研发中心和培训中心。
2 培养目标明确和课程体系确定
2.1 数字城管人才培养可行性分析
（1）数字城管人才培养得到了政策的支持。2005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批示：“数字城管”是“数字浙江”的重要举措，2005年7月，建设部将我省杭州市列入第一批“数字城管”试点城市后，我省“数字城管”工作正式启动。7年来省委省政府下发了《关于推行数字化城市管理试点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等多项通知，截止到2012年12月底，我省100个市、县（市、区）建成数字城管运行平台，并快速向乡镇延伸。2013年上半年建成数字城管省级平台，实现省、市、区三级联网。数字城管使城市管理效率明显提高，市民对城市管理的满意度不断提升。
（2）需求迫切。数字化城市管理是新兴行业，急需大量的专门人才来从事数字城管，特别是提升现有数字城管从业人员的质量。经过调研，浙大邦德科技有限公司等信息采集公司急需信息采集管理人员，宁波市智慧城管中心等单位需信息处置、运行维人员，浙江网新创建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需开发、项目实施人员，数字城管人才培养单位岗位分析如图1所示。当然，由于师资、设备等原因，我们培养的学生的数量现在还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3）得到了省建设厅和省城建城管协会的大力支持。今年3月份，省城建城管协会专门向各地市、县（区、市）数字城管相关单位印发《关于办助做好接纳数字城管专业学生实习和就业的通知》，各地反响强烈，至4月底，已有宁波市智慧城管中心等单位向我们要能解决就业的岗位49个。
2.2 数字城管人才培养目标
通过调研、召开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会议、咨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确定传统专业与新兴行业结合、政校行企共育的专项综合顶岗人才培养模式，确定我们的培养目标是：向各地市、县（区、市）数字城管信息处置（指挥）中心、数字城管相关企业的采集管理岗位、信息处置岗位、运行维护岗位培养具有信息采集管理能力、信息处置能力、运行维护能力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2.3 课程体系
确定信息采集管理能力、信息处置能力、运行维护能力是数字城管人才培养的三种核心能力，并确定了以核心能力培养为中心的课程体系，数字城管人才培养理论教学体系如图2所示。其中信息采集管理能力由《城市数字化管理概论》、《管理学基础》、《应用文写作》三门课程构成；信息处置能力由《城市数字化管理实务》、《办公软件高级应用》、《应用文写作》和《统计学概论》四门课程构成；运行维护能力由《网络设备管理与维护》、《动态网页程序设计》、《数据库应用》、《C语言》、《计算机网络基础》五门课程构成。确定由《网络设备管理与维护》等6门课程为主干课程。政校行企重点建设《城市数字化管理概论》、《城市数字化管理实务》2门课程。
构成以课内实践、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讲座参观和省数字城管各类培训班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图3数字城管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系如图3所示。
3 政校行企合作具体内容
3.1 互惠多赢，制度先行
2011年5月，学院和省城建城管协会、相关企业签署了《政校行企合作培养数字城管人才的战略合作协议》，协议明确了政校行企四方在教学计划制定、教师培养、校外实习基地建设、课程开发与教材建设、科研合作、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2012年4月，成立由政府数字城管领导专家、行业和企业数字城管专家和专业带头人组成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数字城管方向）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同时制定配套的管理制度和工作制度。2012年3月，签署了《关于浙江省城建城管协会在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设立数字城管培训点的合作协议》。2012年11月，制定了《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城管研究所聘任专家工作职责》，这些协议和制度规范了政校行企四方在数字城管人才培养中各方的职责，有力保证了数字城管人才培养的顺利进行。
3.2 互融互通，交叉兼职
为促进我省数字城管更好的发展，同时也为更深入地进行专业建设，政校行企四方互相兼职，聘请省建设厅城建处领导、省城建城管协会理事长、省数字城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担任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校外专业负责人、数字城管研究所名誉所长、政校行企合作部主任等职务。聘请企业专家领导担任数字城管研究所专家，并设立了企业工作室和教师工作室。计算机专业负责人担任省城建城管协会副秘书长、省数字城管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
3.3 互帮互学，服务为先
互帮互学、互惠多赢，关键是要提升数字城管教学团队的社会服务能力。数字城管教学团队通过到企业挂职煅炼、培训、参加会议、调研、自学等多种手段快速掌握数字城管的核心技术以及发展方向，通过指导、编写标准规范、科研项目、讲座等形式为数字城管行业服务。
3.4 紧密合作，各司其职
政府方：起到政校行企合作协调作用，在政策、经费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同时在专业建设、校外实习基地建设、学生实习就业、教师培养等方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校方：依托数字城管研究所和数字城管服务团队，在咨询服务、社会培训、技术研究方面发挥理论研究、前瞻性技术研发和人才资源等优势，为推进数字城管向智慧城管迈进献计献策。
行业方：浙江省城建城管协会指导省数字城管专业委员会工作，包括学院在内的各成员单位协作进行数字城管的标准、规范制定、科研项目研究，负责制定数字城管人才培养目标、校外实训基地建设及数字城管学生实习和就业推荐等工作。
企业方：共同培养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数字城管）人才，包括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共同开发合作课程、共同编写合作教材、共同建设校内外实训实习基地、共同指导顶岗实习学生，共同推荐学生就业。科研、技术服务方面的合作，包括共同申报合作科研项目、共同进行技术攻关、共建人员交流机制。在师资培训、技术服务方面进行合作。
4 政校行企合作成效
4.1 政校行企合作数字城管人才培养模式初具成效
政校行企合作培养数字城管人才的机制建设取得一定的成绩，三方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各尽其能，合作制定《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数字城管）教学计划》。政校行企合作开发校本教材《数字化城市管理理论》和《数字化城市管理实务》，建成了一批包括学院优秀校外实习基地“杭州越秀科技有限公司校外实习基地”在内的一批校外实习基地。2012年7月份参加由省委宣传部等5家单位组织的省大中专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学院“数字城管暑期社会实践队”荣获优秀团队，今年人文与信息系被省建设厅评为“2012年全省数字城管先进集体”。今年七月份，首批35名学生分赴各地市数字城管相关单位和企业实习。
4.2 专兼职师资队伍建设
在双师素质、专兼比例、专兼授课比例与学院国家骨干院校建设保持一致。通过培训、企业煅炼等方式着重培养双带头人、兼职教师和骨干教师三类教师。聘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设厅城市建设管理处领导同时也是省城建城管协会理事长及省数字城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担任校外专业负责人，把双专业带头人培养成既懂数字城管培养模式又懂数字城管运行管理研究在国内有知名度的数字城管专家。聘请了各地市数字城管相关管理部门的10名专家担任任兼职教师，计划在近几年聘请的数量在20人以上，并通过培训等形式把这批兼职教师培养成有丰富实践经验，懂教学规律、能上课、能讲座、能指导学生兼职教师队伍。已选派3名骨干教师到数字城管相关单位煅炼，把他们培养成每年有多项项目、有高水平、能举办培训或讲座的在省内有知名度的数字城管行家。其中专业负责人在2012年7月被浙江省委教育工会授予“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2013年1月被评为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评为“2012年度全省数字城管工作先进个人”；2013年6月被列为“浙江省高职高专专业带头人培养对象”。
4.3 科研教改项目
政校行企合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研项目《浙江省数字城管成效评价及评价体系研究》和《数字城管增值服务及高校数字城管专业设置探索研究项目》2项，政校行企合作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科研项目《政校行企合作培养数字城管人才的研究与实践》等项目4项，其他各类数字城管相关项目6项。组织编写《浙江省数字城管信息采集规范》和《浙江省城市容貌数字化管理标准》，参与编写《浙江省数字（智慧）化城市管理工作考核办法》。这些项目的研究为提升数字城管运行成效并向智慧城管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4 社会服务
2012年9月，成立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城管研究所，2013年4月成立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城管服务团队，计算机专业负责人担任省城建城管协会副秘书长及省数字城管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通过这些平台参与数字城管建设、运行、管理调研和指导20多次；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内刊《浙江城管》组稿、审稿12期；今年3月份和9月份分别举办了有92名学员参加的《浙江省数字城管高级研修班》和有60名学员参加的《浙江省数字城管通讯员培训班》；主持包括《深化杭州市数字城管协同机制的研究》在内的5项横向课题，到款额将近40万元。
5 结束语
政校行企合作培养数字城管人才具有三方面的意义：首先培养数字城管行业急需的合格的数字城管人才，充实并提升数字城管从业人员的质量，对提高数字城管运行成效具有关键意义。其次对传统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改革与创新具有深远的意义，对如传统的计算机类专业如何与新行业新兴产业结合培养社会急需的人才，是一种很好的尝试。第三政校行企四方发挥各自的优势在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中各取所需、互惠多赢，具有很好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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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向岭.政校行企四方联动模式下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的模型构建与战略思考[J].南方职业教育学刊，2012，07.
[3]张艾青.高职院校"政校企行合作，产学研创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探析―以鹤壁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模式为例[J].河南教育，2012，12.
[4]陈新业.构建政企校联动平台 创新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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