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转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在发展政策上
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
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
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p.362)
参考文献：
[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2]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4]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5]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
吴敬琏教授堪称经济学界举足轻重的学者，他的新著《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引人注目的地方，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好的市场经济应是法治市场经济。在吴敬琏教授与我共同发起设立的上海法律经济研究所召开的一次大型研讨会的开幕词中他曾说：作为首先提出市场经济的他曾天真地以为，有了市场经济中国经济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二十多年来的事实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也有好有坏。他不断以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为例，说明其中有好的、成功的，也有坏的、失败的。好的市场经济是以法治为主导，坏的市场经济是以“权贵”为主导。究竟市场经济是以法治为主导还是以权贵为主导，我认为这正是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本来市场是以“机会平等”为其要义的，而在中国的现实中往往机会并不是人人平等的，而是被权力掠夺去，被金钱收买去。只有真正的法治能够从法律上确保“机会的平等”。因此腐败丛生并不是市场自身之过，而是权贵主导市场之过。
二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键是改变政府的职能并使政府权力置于法律约束和大众监督之下。吴敬琏教授始终认为政府这只手在市场经济中应当发挥其应有作用，但究竟是什么作用呢？“宏观调控”和“微观干预”如何区别，“铁本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究竟属不属宏观调控？“资源分配”究竟是市场自主还是政府操控，都是现实经济生活中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吴敬琏教授和我在中央财经大学对话时，他就特别强调如何理解宏观调控。我们应当承认，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决策权和干预度是比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大得多的，这其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都需要认真研究。我认为“市场自由”和“市场秩序”是市场法治的两大层面，在市场自由和准入（包括资源配置）方面应当更多靠市场这只手，而在市场秩序（中国市场秩序的混乱在世界排名上居第一百多位）方面则应更多靠国家这只手。现在情况有些反过来，国家这只手更多去管资源配置、抢利益、追效益，而忽视了对市场秩序的调控和管理，因此改变政府职能，建立法治政府，依法行政就成为法治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是：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他常引用邓小平的话：“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尽管有人认为今天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是同步进行的，但人们的感受是二者并不同步，形成严重的跛脚。不同的认识关键在于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不等于政府体制改革，更不等于政府内部体制改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核心是两点：一是解决好党的体制，一是解决好民主的体制。前一个问题吴敬琏教授也常引用邓小平的话：“政治改革的内容，首先党政要分开。”党权过大，党权干预了政权，党权和政权不分，这是中国的现象。从政治理论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口号的角度认真解决党的权力和政府权力的界限点，这是法治国家必然要求的；至于民主政治应当说是市场经济必然的呼唤，二者是相辅相成，内在的统一。真正的市场主义者必然是民主主义者！
四是：要使市场经济真正成为法治理念下的市场经济必须要有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联盟。二一年夏中央领导在北戴河召开二十位社会科学学者座谈会，吴敬琏教授和我都在参与者之列，在这几天里我和吴敬琏教授有了更多的切磋机会。我们谈到了经济学和法学结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正是在他的市场经济离不开法治的思想下，我们共同发起成立了上海法律经济研究所（后改为北京洪范法律经济研究所），集合一批志同道合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等，形成了一股民间的跨学科的联合。由于中国的特殊社会历史情况，研究中国国内政治的政治学很难形成大气候，政治学似乎被大法学涵盖，而社会学也有不少敏感的地带，相当大一部分的社会问题被经济学涵盖。从这一意义上说法学和经济学的联盟，实际上是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联盟。社会科学者逐渐走上国家领导人的行列，治理国家的研究是这四个学科学者的历史使命。政治学研究的主要是政治力量的“纵横捭阖”；法学研究的主要是法律制度中的“公平正义”；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是经济活动中的“机会效率”，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是社会的“民情民意”。只有把这四种研究力量和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对中国的未来发展给以更准确的定位和方向。（摘自《读书》）
我认为，经济学理论的专业训练尤其是批判精神，在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因此，本书也不乏这种精神的体现。例如我觉得，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首先应该学好微观经济学，而用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去套中国经济并不合适。微观经济学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假设出发，用均衡分析的方法来构建各种各样的理论。这样的分析框架既可以用来分析发达的市场经济，也可以用来分析欠发达的经济制度。而宏观经济学至今仍局限于对发达的西方（美国）经济中的一些运行规律的研究，其微观基础仍很薄弱，其理论前提与中国经济现实仍有距离。
再比如，不少经济分析喜欢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尤其喜欢套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去预测中国的经济前景。其实，回归分析是有前提条件的，即无论观察数据如何多变，其分布必须相对稳定（stationary）――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经济运行的环境大致不变。而中国正在进行历史性变革，经济数据不一定符合稳定分布这个统计学的前提，所以用回归分析的方法预测，其结果一定错率极高。
另外，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不过是讲管理者利益和投资者利益之间的一种合同关系，一种激励和约束的机制。但是，今天它在中国已经变得过于宽泛了，很多经营管理问题也被装进公司治理这个筐里。
“公司治理”这个经济学术语最早应该是由吴敬琏老师翻译介绍到国内来的。1997年到1999年我也写了一些文章谈论这个话题，如今收录于此书。研究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它说到了中国企业改革的本质。对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主要基于信息经济学的诸多理论，比如合同理论、厂商理论等。这些理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用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现象特别有用，因为现在是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关键时期，而经济学关于制度(institution)问题的研究是建立在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中国越向市场经济发展，经济学的魅力就会越强。经济学确实可以说明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一些大道理。
从本质上讲，经济学是对市场运作的内外部条件和机理进行分析和界定的一门学科。市场活动的主体和基本单元是企业，它们主要应在资本意志的支配下进行经济活动，由此组成了复杂的、彼此依存的市场群落，就像是大量的细胞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体一样，你也可以把它比作一个生态系统。至于政府，则应站在市场之外，为它的稳定运作提供一个基础框架，比如法制环境、社会服务体系、引导性的经济政策等等，以防止市场运作机制出现崩溃。这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经过数10年甚至上百年的摸索形成的一种比较完善和平衡的经济运作模式。
今天的经济学家拥有比前辈们更为广阔的舞
台。他们不仅利用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等传统传播学说的途径，并且更多的人走上了政治家们为他们提供的讲坛。议会、政府机构、咨询公司都看到经济学家活跃的身影。
早在五、六十年前，英国人凯恩斯在其学术思想被世人逐步接受时就开始积极参与政治。作为英国的代表，他参与了战后多次重要的国际经济会议。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他构建了延存至今的国际经济组织及体系。尽管凯恩斯早已作古，他的学术思想也被后人批得体无完肤，但体现他学术思想的国际经济组织及体系依然在运作。他的后来人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政治。在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一些国际金融界的风云人物或多或少均有过参政经历。克鲁格曼30岁就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萨克斯担任了许多国家政府的经济顾问；斯蒂格里茨刚卸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又接过了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重任；费舍尔如今坐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二把交椅——IMF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格林斯潘掌握着美国经济的命脉；索罗斯虽然称不上是完全意义的经济学家，但他以教育家的身份在东欧开办的经济学府正发挥着商人不能发挥的作用。
经济学家在政治上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不仅是经济学家逐渐产生的政治取向意识，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政治家对经济学家的热情邀请。
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决定着政治家们的命运，而对经济问题的把握，经济学家肯定优于政治家，于是政治家们就乐于让出一些权力，让出一些位置给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家来说，或许权力对他们并无太大的诱惑力，真正吸引他们的是获得政治家的认同，及提供给他们实践其经济理论的一次最佳机会。尤其是执政政治家的邀请代表着经济学家的理论被扶为正统。政治家对经济的重视，对经济学家的依赖从政府机构设置的变化趋势也能清晰地看出。以美国为例，1946年成立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直接隶属于总统，由总统任命，直接受总统领导。其主要职责是：评估、检查和鉴定政府的经济计划的政策，预测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向总统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起草总统向国会提交的年度经济报告。克林顿1993年当选美国总统后为振兴美国经济又新设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都是资深的经济事务专家或学者。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相比，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地位更高，是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平行的机构。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克林顿对经济的重视也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在世界经济中一支独秀的主要原因。这也帮助克林顿维持了相对较高的民意支持率并渡过重重难关。
政治家力邀经济学家加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与政治家相比，经济学家能够具备良好的声誉。作个简单的测试，如果一届政府都由经济学家组成，肯定能获得更高的支持率，而且会赢得“清白”的好名声。政治家们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每每在一届政府中一两个不重要职位上安插一两位经济学家背景的专业人士，以起到“净化”政府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学家的频频入阁，并没有改变以往令选民厌倦的政治氛围，反而引发了人们的怀疑：经济学家参与政治会不会依附于某些权贵而失其客观的本性？这种担心是很必要的。经济学家为某些政治势力和经济利益集团出乎寻常的摇旗呐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当经济学家一被“政治化”后，那么他就不应被当作经济学家来看待了。现任美国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在1993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曾多次强调，在解除金融管制方面必须谨慎从事。但当其成为鲁宾的副手时则成为主张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在两者的默契合作下，美国把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张完全贯彻到其外交政策中去，打开了一个个国家的金融服务市场。在鲁宾辞职后，萨默斯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新一任财政部长。
应该承认，经济学家随角色的转变而转变观点有时是不得已的，履任前雄心勃勃的计划一旦身处困难成堆的现场不得不作改变。有些改变对经济学家来说是收获，因为在经济理论的圈子里，经济学家们往往容易想当然。斯坦曾用一句十分精确的话来概括里根政府在野与执政时经济政策主张的巨大反差：“激进的保守主义革命是非执政的保守主义者的梦想，而不是执政的保守主义者的实践。”事实上，的确有一些主张新古典的经济学者满怀信心地到政府就职，最初放松管制的计划末了不仅未实现反而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管制。相比之下，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掌门人理性预期学说的创立者卢卡斯极为聪明，当记者问如果他被邀请担任政府经济顾问，他会怎么办？卢卡斯简单地回答：“我会辞职”。卢卡斯用自己的言行捍卫着他的学说，也省去了自相矛盾的麻烦。
政治与经济的结合，政治家与经济学家的结合，除了赋予经济学家参与政治的更曲折更丰富的生活外，还产生了贴有政治家标签的经济学。大危机后罗斯福实施的新政产生了罗斯福主义，之后几乎每个美国总统都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经济学。这代表了他们主政时主要经济观点及实施的经济政策。无论成功或失败，其都是一种经济学理论的实验。有趣的是，政治强人常能拥有令人难以忘怀的经济学。例如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里根主义与撒切尔主义。布什主义的内容现在留在人们脑海中的已廖廖无几了。还有一年多就要离职的克林顿虽然谈不上是政治强人，但在他执政时美国经济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足以让克林顿主义占有一席之地。克林顿主义已经初具雏形，这就是人们热衷谈论的新经济。
经济与政治日益紧密地结合，会给经济学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有许多人发觉今天的经济变得越来越浮澡，越来越热衷于描述肤浅的表象而不是去探索问题的本质。尽管与凯恩斯时代相比，经济学论文中包涵有更多严谨的数理证明，但论证的对象却越来越偏离通货膨胀与失业这两大西方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问题。为数可观的论文把研究的重点投向了金融领域，而其中的相当比例又都在关注股市。飞涨的股市营造出形形关于繁荣经济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又帮助加热经济。反之，股价下跌，又涌现出加速股市崩溃的文章。这样的经济学不得不令人失望：他们是在寻找经济规律，还是无知地在干扰市场的信号。
经济学的另一发展趋势是其越来越追求的时尚性。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变化作出迅速的反应本无可厚非。但由于经济问题的多变及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天生存在的时滞，使得急于求成式的经济评论往往显得幼稚。因为，时尚是经常变换的，对时尚的过分追逐结果往往是被时尚所愚弄。时尚之间的转变不会给经济学研究留有足够空余的时间。想对经济时尚现象有深入的发掘，必须要能忍耐被时尚抛弃的痛苦。有些经济学者凭借他们对经济学的特殊感悟，经常对经济问题作出预测，这也是一种时尚。尽管经常能遇见经济家们的精确预测，但这些精确的预测背后是千百位经济学人所作的千万次预测。难怪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拿经济学家作的预测开玩笑。因此，大多数的预测经济家在打赌，而不是在预测。输了可责怪某一经济因素的多变，赢了就确定了自己的权威地位。
二、不同视角下的当代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
两年前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仅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是个转折点，对当代经济学家来说亦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正如30年代危机造就了凯恩斯这位创经济学崭新思潮的一代宗师一样，当代经济学家的观点也将接受时间的考验。
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联储及游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起的有争议的作用，作为其代言人的费舍尔、格林斯潘和索罗斯的观点往往易被人怀疑有某种利益支撑，故不易作出客观评论。本文仅对曾被认为当代凯恩斯的候选人中的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三位知名学者观察当今世界经济与世界金融的独特视角作一比较。（注：台湾《工商时报》1998年9月29日文“金融乱世，谁是当代凯恩斯”。）
当今西方宏观经济学界存在两大阵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与新凯恩斯主义学派。除斯蒂格里茨年青时就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外，克鲁格曼和萨克斯没有轻易地选择他们在经济学领域的流派。但就他们的学术思想来看，克鲁格曼与萨克斯的观点明显是倾向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学术思想的定位不仅决定了他们的学术研究方向，甚至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哲学。
如果没有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相信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不会走到一起，也就不会产生有关国际金融方面的争论与分歧。众所周知，克鲁格曼与萨克斯是潜心研究国际贸易的著名学者，而斯蒂格里茨则在公共经济学领域独辟一径自立门户。他们在各自研究的领域中都涉及金融，克鲁格曼与萨克斯在汇率机制方面颇有建树，而斯蒂格里茨提出的信贷配给论旗帜鲜明地反对高利率的政策。但是，他们都没有完整地审视国际金融体制，全面考察国际金融问题的经历。新兴市场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无疑赋予他们一次天赐良机。在他们的研究领域中，国际金融开始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当仔细品味他们关于国际金融方面的论点时，我们能轻易地发现他们的论点暗含着原有学术研究的烙印。
在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迥异的研究视角之中存在强烈的地域性特点。克鲁格曼关心的是与美国贸易存在巨额顺差的亚洲国家，主要是东南亚与日本。萨克斯把他经济思想的实验基地放在了转型国家中。而斯蒂格里茨则有所不同，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前，斯蒂格里茨关心的是美国的经济问题，一度还是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在走出白宫跨入世行大门后，斯蒂格里茨的目光自然也从美国本土放远到整个世界。世界银行主要是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所以斯蒂格里茨开始把研究重心向工作重心靠拢。不同的视角，使三位经济学家作出的经济对策有所不同。克鲁格曼凭借他对亚洲经济的了解作出了亚洲宏观基础产生病变的论断；萨克斯依其在休克疗法中市场频频出现的令人始料不及的冲突作出金融恐慌的判断；斯蒂格里茨则依据他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了解，告戒新兴市场国家：你们开放的步子迈得太大了，超前了。
由于他们对金融危机成因上的观点不同，人们当然不能奢求他们在金融危机对策上殊途同归。相比之下，斯蒂格里茨开的药方最可能被采用。这并不是因为斯蒂格里茨的药方怎么有效、怎么具体。恰恰相反，斯蒂格里茨的对策是很笼统的，着重在于让新兴市场国家领会其精神——改善政府对经济管理，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是有所为？哪些是有所不为？斯蒂格里茨并没有清楚地说明。但药方中体现的重视政府在经济中地位的思想容易被那些政府威信在金融危机中遭受打击的新兴市场国家所接受。萨克斯开的又是一剂猛药。以放任货币贬值为核心的主治药散发出的是人们熟悉的“药香”。萨克斯全然不顾患者的虚弱体质及水平，指望一幅药下去，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又能箭步如飞。尽管立刻实施的可能性较小，但萨克斯的药方还是能赢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肯定。汇率的浮动就目前看来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只不过新兴市场国家在接到药方后会自作主张地在药方上任意添加和删减。在三位医生开具的药方中最被冷落的就要数克鲁格曼了。药方正如它的主人一样两面不讨好。克鲁格曼在药方开头的病因猛批了病人“生活不检点”，自然引来众多病人群起而攻之。末了开具的“保守疗法”实施外汇管制——尽管能赢得病人的一丝好感，却会引来制药商——发达国家的反对。显然，实施外汇管制与发达国家一直以来主张的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初衷背道而驰。克鲁格曼是勇敢的，由于他不惧压力坚持不懈地对居于正统的经济理论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引来人们对问题的更广泛更深入的反思。
克鲁格曼、萨克斯、斯蒂格里茨三人具有代表性的危机观点也许都是对的，因为他们从各自的视角对危机的表象作了真实而形象的描述；也许这些观点是错的，因为他们的分歧告诉我们谁也没有深入对危机的本质做出分析。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我们也不必急于做出判断，作出选择，正如《时代》周刊引用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一句话：“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注：TimesWeekly,December31,1965.）而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对此话作了精确解释：“当人人都从凯恩斯的说教中汲取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时，就无人再相信它了。”因此，我们不必问自己：“我该相信谁呢？”
三、在政治中游离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为了其经济理论的实践而走近政治，但无论如何努力，经济学家也不会走进政治权力的核心。经济学家对其经济理论虽然有迫切付诸实践的愿望，然而他们是处于被挑选的地位。选择权掌握在政治家手中。既便经济学家“有幸”入阁，发挥的多是顾问的作用；而在政策实施中，经济学家带来的经济理论往往也会因政治家出于某种利益考虑而被改得面目全非。用“游离”来形容经济学家与政治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不是很精确的。因为囿身于政治的经济学家并没有游离的那份自由。
著名经济学家中克鲁格曼是唯一一位没在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中谋得高位的人。他仅在30岁时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曾被许多人推荐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人选。但是他说：“我的性格决定我不适合担此职务。因为他要求你会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对别人的愚蠢言行能三缄其口。”据美《新闻周刊》杂志透露，克鲁格曼的直率坦言是克林顿政府不想提供其职位的原因（注：Newsweek,March4,1996,PP40～41.）。直率坦言在经济学界怎么能算一个毛病？但对政治家们来说此性格是一大忌。经济学家的性格在许多方面与政治是不相容的。经济学家如果把办事认真治学严谨的态度搬到政界，他一定会到处碰壁。但如果经济学家学会了政治家做事灵活，善于变通的本领，经济理论中还有哪一点分歧不可调和？经济学家特有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他们与周围政治环境的格格不入。除了极少数左右逢源的所谓经济学家外，大多数参与政治的经济学家只有短暂的政治经历。对权力的迷恋与对真理的追求成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一条明显的分水岭。也基于这一点，克林顿新成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与原有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相比，前者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核心。两机构人员的组成也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别。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组成成员都是享有一定声誉的知名经济学家，而国家经济委员会成员多是具有经济学者背景的律师。客观来看，这种机构变动和职能剥离，无论对政府还是对经济学家来说都是有好处的。政府能使得经济政策从制定到执行变得更为高效，经济学家则进一步明确了经济顾问的身份，省去了在经济与政治间做取舍的烦恼。
时间是困扰经济学家涉足政治的一个因素。担当政府的经济顾问意味着将完成政府布置的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一个个命题作文，无论经济学家是否擅长于此，提交一份满意的答案是颇化功夫的。毕竟经济学家进入政府的目的不是为了涉猎广泛的经济领域，掌握第一手的经济资料，而是通过政府工作的经历对其原本的经济研究提供深入真实的素材。面对如何把有限的时间在个人研究领域与政策顾问研究间分配的现实问题，经济学家难以通过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分析得出最优解。
年青一代的经济学家似乎越来越难摆脱权力对他们的透惑。他们对自己能左右经济及尚陌生的政治充满信心，他们相信自己能比凯恩斯做得更好。但不应忘记的是凯恩斯身处特殊的的时代——从大危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不应忘记的是凯恩斯曾用他的经济理论挽救了全球经济，影响了两代经济学人。反观今天的经济学人他们具有什么？曾有经济学家回答过这个问题：“时代在变，经济学在变，政治也在变。”意思是说今天的经济学与政治学变得不再有鸿沟了。不错，我们知道经济与政治都在改变，但却不知经济与政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恰恰正是留给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各自的作业。实事求是地说，在经济学与政治领域同时取得成就而又不失经济学家本性的经济学家实属凤毛麟角。或许诱惑就来源于此。
此外，经济学家研究问题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的经济学研究都是通过论文这一纸上谈兵的形式。今天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实践。“经济学家容易接受这么一个观点：直接影响改革比写论文更重要。”（注：PaulKrugman,"HowIwork"TheAmericanEconomist1993.）面对经济学研究产生转变，经济学家变得更为矛盾。连一向认为自己不入政治流的克鲁格曼也是如此，“我宁愿写些高质量的论文而不是追求一个拥有实权的职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将拒绝一个送上门来的机会。”（注：PaulKrugman,"HowIwork"TheAmericanEconomist1993.）
与经济学家艰难地与政治结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济学家平民化。如今的老百姓热衷谈论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无论宏观还是微观。这为经济学的普及提供了千截难逢的契机。尽管就目前看，大多数老百姓关心的经济问题都是经济的表象，老百姓懂得的也仅是基本的经济理论，但已有一些经济学家用浅显的文字而不是深奥的数学模型把经济学领域争论的前沿问题介绍给大众。这种尝试是十分有益的。
同时，经济学家对传播媒介的利用也越来越娴熟，上述提及的表述平民化就是极好的例证。我们能经常从时事新闻类的报刊中找到一些对经济学家的专访或这些经济学家短小精悍的文章。今天经济学家出现在流行媒介的频率远大于出现在学术刊物上的频率。当经济学家出现在报刊，为政府政策击鼓助阵或向政府政策展开猛攻时，经济学家的自由性发
挥得可谓淋漓尽致。经济学家只有在这种间接参与政治的过程中才表现得游刃有余，才真正谈得上是一种“游离”。
关键词：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8月12日
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定义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同西方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的观点：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但萨缪尔森又在其风靡世界的教科书《经济学》中，强调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更合乎传统的名称，并常常把二者并用。在我国又将以萨缪尔森为首的西方经济学者的理论体系称为西方经济学。那么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究竟是同一学科三种不同的名称，还是三个不同的学科呢？本文拟对它们名称的由来作一探析，以理顺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名称的由来
经济学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文，原意是家庭管理。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最先使用这个词作为自己著作的名称，一般翻译为《经济论》。在《经济论》中色诺芬主要阐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应当如何组织和管理的问题。由于色诺芬所处的时代是奴隶社会，奴隶是不被当作人看待的，因此“家庭管理”即是以奴隶主家庭为单位的管理。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产生是以政治经济学的面目出现的。最先使用政治经济学名称的是法国重商主义者安德·孟克列钦，他在1615年写成了一部经济著作，书名定为《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一词由希腊文“政治”（原意是社会的或国家的）和“经济”两个字组成。孟克列钦把希腊文这两个字合并组成“政治经济学”作为书名，意思是说他的著作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经越出了古代和中世纪的家庭经济的范围，是探讨整个社会和整个国家的经济问题。他在著作中论述了商业、航海业、工场手工业和国王的经济政策等问题。继孟克列钦之后，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于1767年也用“政治经济学”一词作为书名，叫做《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在这部书的绪论中，他明确地说明了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的含义：研究一个家庭的经济问题称为家庭管理；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称为政治经济学。此后，“政治经济学”名称就被广泛地使用了。但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体系的建立则是以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研究》（简称《国富论》）的出版为标志的，《国富论》第4篇即是阐述政治经济学体系，他在第4篇导言中提出，“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亚当·斯密本人也被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这一阶段史称古典经济学阶段。
二、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回归
19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独立而又几乎同时发表了三部具有相同理论倾向的著作，这三部著作以经济人最终如何获得最大满足为研究对象，把研究范围限定在资源的合理使用或最优配置的领域内，他们强调消费、效用和需求，把经济学改造成为以消费、交换、生产及分配为主要内容的理论体系，他们以边际均衡原理阐明经济人所遵循的法则，并以数学方法或数学模型加以解说（门格尔未用数学方法）。因此，三部著作的诞生，揭开了“边际革命”的序幕。在这三位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奠基者之后，著名的边际主义经济学家还有奥地利的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美国的克拉克、瑞典的维克塞尔、英国的维克斯帝德、埃奇沃思和马歇尔，其中马歇尔是边际主义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他从微观变量出发，把制度当作不变的常量，只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配置和效率问题，建立了一套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从此18世纪原本名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到了19世纪末变成了“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被看作是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更新和发展，因此又称他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
1929～1933年爆发了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空前大危机，传统的自由竞争市场机制遭到极大的破坏，社会中失业大量出现。这时，在理论上，以传统的个量分析以及以均衡价格分析为主体的经济学已不能自圆其说。在政策上，亟须有人出面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干预和协调，并需要有一套理论进行解释和提供对策。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的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有效需求原理”，他强调有效需求机制决定就业水平，认为资本主义大量失业的出现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而有效需求不足是由三个基本心理因素造成的，即消费倾向偏低，造成消费不足；资本边际效率偏低，造成投资不足；灵活偏好偏高，造成利息率上升，阻碍投资。所以，提高就业、减少失业的对策就是提高消费倾向和扩大投资，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扩大投资，因为它通过“乘数”作用可以引起多倍于投资量的国民收入和就业量的增长。因此，凯恩斯主张扩大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通过财政和货币金融政策来增加公共支出，以刺激消费需求；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需求。凯恩斯理论的提出，在经济学说史上被称为“凯恩斯革命”。
三、西方经济学名称的由来
西方经济学即现代经济学，之所以冠以“西方”二字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在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有关经济学的论述是有其完整的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完整体系的建立，是以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为重要标志。《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中最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巨著。它包括四大卷，前三卷是它的理论部分，第四卷则是它的理论历史部分。马克思的许多观点以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他同意古典经济学理论将劳动作为价值的主要源泉这一看法，但他又将劳动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纳入考虑范围，系统性地修改了古典学说，在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中，发展出了一套剥削理论。他指出，劳动的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差异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通过工作日的延长（绝对剩余价值）和工作日内劳动强度的增加（相对剩余价值）而被资本获得。马克思还认为古典经济学理论既有科学诚实的态度又存在一定的庸俗成分，而1830年以后则完全走上了庸俗的道路。在马克思逝世后，列宁分析总结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材料，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
20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集中了马列经典作家经济论著的基本成果，合成了一部“社会主义阵营”所公认和效仿的权威教材，其资本主义部分完全是《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的缩写。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亦按该模式编写，并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被称之为“西方经济学”，其贬义不难看出。
从西方国家来看，二战后以美国的保罗·萨缪尔森、詹姆斯·托宾、罗伯特·索罗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将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理论综合起来，建立了一套新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综合学派把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从研究个量问题出发的新古典经济学称为微观经济学，把以凯恩斯为代表从考察总量出发的经济理论称为宏观经济学，认为前者以充分就业为分析的前提，后者则着重研究各种不同水平的就业量。因此，两种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被纳入同一体系中，而传统的自由放任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的主张不过代表同一体系所设计的两种不同的情况。所以，新古典综合是一个折衷主义的大综合体系。“新古典综合”一词是由萨缪尔森于1961年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五版中正式提出，与新古典综合学派并存的有以罗宾逊夫人、斯拉法、卡尔多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该学派的特点是与新古典综合学派相对立，竭力使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学派的传统理论分开。20世纪六十年代后经济学出现了众多学派林立的局面，如弗赖堡学派、新制度学派、瑞典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进入八十年代后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前沿理论对传统经济理论有重大的突破和完善。如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产权理论、契约理论、寻租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与期权理论等。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们发现西方经济学中许多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对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问题起着有益的作用，学习研究西方经济学已成为一股潮流。现在仍沿用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只是出于一种习惯，毫无贬义，甚至是一种时尚。在我国理论经济学中也就出现了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并列作为二级学科的局面。
主要参考文献：
[1]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十二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鲁友章，李宗正.经济学说史（第二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构建超越现代性的中国经济学刁伟涛，DiaoWeitao
3.论马克思主义企业理论的发展刘凤义，LiuFengyi
4.范式之争、中国经验与宏观经济理论创新陈璋，万光彩，ChenZhang，WanGuangcai
5.虚拟水战略的经济学解释——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分析框架田贵良，TianGuiliang
6.文化、制度与发展——制度与文化比较视角的发展分析张勇，ZhangYong
7.内生信息结构下的激励问题述评张利风，ZhangLifeng
8.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积累:研究综述张盈华，杜跃平，ZhangYinghua，DuYueping
9.转型时期农村非正规金融生成逻辑的理论分析——兼对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现象的解释徐璋勇，郭梅亮，XuZhangyong，GuoMeiliang
10.我国不同资本来源对经济的影响研究张魁伟，郭炜，ZhangKuiwei，GuoWei
11.金融生态环境视角的非正规金融生态状况研究杨福明，YangFuming
12.内部性解决机制的比较分析苏晓红，SuXiaohong
13.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缩小何以兼得——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验张若雪，张涛，ZhangRuoxue，ZhangTao
14.全球失衡问题的资产组合方法——对美国的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杨权，YangQuan
15.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测度方法与实证裴平，黄余送，PeiPing，HuangYusong
16.苏星——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杰出代表何炼成，HeLiancheng
17.集群式创新风险的控制机制与策略陆立军，郑小碧
18.新型生产-流通关系与产业发展:基于分工协调理论的分析杜丹清
19.公共品概念:质疑中的发展刘蕾
1.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战略决策(上)——论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刘诗白，LiuShibai
2.经济学的方法论:纷争及其后果陈孝兵，ChenXiaobing
3.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发展与政治学新制度主义:比较与启示卓越，张珉，ZhuoYue，ZhangMin
4.正交易成本下的沉淀成本相关性分析汤吉军，TangJijun
5.工资制度选择的经济机理:一种二维人力资本视角的分析张凤林，ZhangFenglin
6.资产专用性、敲竹杠和纵向一体化——对费雪-通用汽车案例的全面考察聂辉华，李金波，NieHuihua，LiJinbo
7.关于GDP的计算及其问题余斌，丁晓钦，YunBin，DingXiaoqin
8.基于资源消耗的中国城市规模研究许抄军，罗能生，吕渭济，XuChaojun，LuoNengsheng，LvWeiji
9.我国公司的组织治理与市场治理何大安，HeDa'an
10.马克思失业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失业理论:一个新的综合曾令秋，王德忠，ZengLingqiu，WangDezhong
11.经济转轨进程中的政府治理:几个理论视角张德荣，陆云航，ZhangDerong，LuYunhang
12.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国内研究述评纪良纲，刘东英，JiLianggang，LiuDongying
13.市场结构、流通能力与我国农产品流通企业扩张绩效王朝辉，WangZhaohui
14.机制设计理论:基于社会互动的一种理解严俊，YanJun
15.试析马克思对个人的认识——一种不同于"经济人"假设的个人观念高嵩，GaoSong
16.贸易收支非平衡前提下马歇尔-勒纳条件适用吗路卓铭
17.不确定性视角的凯恩斯投资理论郭建强
18.金融业反洗钱制度实施的经济学分析熊海帆
19.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发展模式选择严汉平，郭海阳
20.乡镇财政解困与政府层级改革郝二虎
1.论马克思关于人性假设的三个维度武建奇，WuJianqi
2.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内涵的讨论与路径的选择——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例的研究蒋伏心
3.在科学发展观下坚持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卫兴华，侯为民，WeiXinghua，HouWeimin
4.从城市偏向到城乡统筹发展——城市偏向政策影响城乡差距的PanelData证据程开明，ChengKaiming
5.利润最大化原则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一个经济学悖论谭顺，TanShun
6.家庭农场抑或企业化——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陈纪平
7."以工哺农"、"以工促农"与我国传统农业现代化杨国才，潘锦云，YangGuocai，PanJinyun
8.制度转型、经济增长和交易费用——来自中国各省市的经验分析卢现祥，李小平，LuXianxiang，LiXiaoping
9.中国非志愿移民的补偿制度创新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分析邓曦东，段跃芳
10.储蓄过剩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李学彦
11.区域技术创新绩效的"马太效应"——基于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分析林云，金祥荣
12.中产阶层消费结构变迁及特征——基于珠江三角洲城镇住户调查的分析刘毅
13.美国次级债危机影响为何如此之大——基于风险分担视角的解释马宇，韩存，申亮
14.隐性合约、租值耗散及我国信贷市场非规范融资行为翁舟杰，陈和智
15.财政、货币政策作用空间的历史变迁及其启示——基于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实践崔建军，CuiJianjun
16.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述评张福军，ZhangFujun
17.《现代政治经济学》论纲白永秀，任保平
18.应提倡"5S"消费原则刘静暖，纪玉山
19.景观农业的内涵和构建陈颖
20.中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基本特征是地租推动型顾书桂
1.统筹城乡发展,农村要进行第二次改革陆学艺，LuXueyi
2.农民劳动供给行为的统一性解读郭继强
3.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指数——各地区的相对进程研究蔡立雄，何炼成，CaiLixiong，HeLiancheng
4.文化产业发展的深层原因与历史作用透视禹新荣，陈湘舸
5.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城乡就业一体化李保民
6.集聚经济、行业特性与国际竞争力——中国制造业的视角杜凯，周勤，DuKai，ZhouQin
7.职业安全规制问题研究:基于法经济学的视角谢地，何琴，XieDi，HeQin
8."三位一体化"的产权交易模式研究熊广勤，张卫东，XiongGuangqin，ZhangWeidong
9.授权的经济分析——兼论国有大型企业的治理结构郑育家，李双金
10.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是结构性失衡卢万青，魏作磊
11.流动性过剩的性质高倩倩，郑建军
12.控制能力、成本与独立审计的公司治理效应——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丁庭选，潘克勤，DingTingxuan，PanKeqin
13.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陈桢
14.组织间的合作关系:基于嵌入关系的视角潘旭明，PanXuming
15.国际贸易基于信用证交易的洗钱分析高增安
16.社会经济状况与健康关系的研究综述齐良书，余秋梅
17.转型背景下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的中外比较武中哲
18.《经济体制学概论》评介尹伯成
19.标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批判——劳动跨期替代的微观基础李永宁，吴练达
20.数学化:中国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误区潘石
21.关于"剪刀模型"的再思考谢作诗，李善杰，李平
1.关于"快乐经济学"的几个问题尹世杰
2."经济人"利他行为的经济分析徐贵宏，贾志永，王晓燕
3.技术变迁演化理论研究述评杨勇华
4.解读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兼论演化经济学的现状与未来发展杨宏力，YangHongli
5.社区参与、集体行动与新农村建设张克中，贺雪峰，ZhangKezhong，HeXuefeng
6.关于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思考与分析张德元，张亚军
7.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组织形式新探——"农联模式"及其运行机制叶祥松，罗海平
8.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创新乘数效应:微观机理与宏观测算纪玉山，吴勇民，白英姿
9.中国各省区创新能力的动态趋势与影响因素分析丁美霞，周民良
10.在资源密集型经济中反思社会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来自拉丁美洲国家的启示焦必方，孙彬彬
11.满足消费最大化的最优居民收入差距研究杨天宇，柳晓霞，YangTianyu，LiuXiaoxia
12.两种属性分配关系与国家分配论——纪念许延星《关于财政学的对象问题》出版50周年的思考王国清
13.一种新的股市泡沫计量方法黄秀海，HuangXiuhai
14.企业的银行信用结构是否主要依存于现金流量毛道维，高祖庆
15.美国行政垄断规制改革及其启示林仲豪
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正在进入新经济阶段。与此同时出现了概括这种现象的新概念，如知识经济、数字经济、网络经济等。对新经济作经济学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新经济的发展趋势，理解新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规律及由新经济推动的经济学的新发展。
一、 旧经济转向新经济是生产方式的革命
20世纪末，美国等发达国家依靠其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的发展，进入了新经济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和影响就如格林斯潘1999年所说：“我们称之为信息技术的新技术革命，已经开始改变我们处理事务和创造价值的方式，即使五年前我们也不易预见到这些。”
新经济是对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化经济的概括。美国商务部1999年报告将数字经济概括为两个方面：电子商务和使电子商务成为可能的信息技术产业。这种经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变化。其效应已经和正在显示出来。就如美国商务部报告所说，在这场“数字革命”中，因特网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是先导技术，信息产业是带头和支柱产业，电子商务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在每个经济时代都有当时的新经济。由旧经济进入新经济总是以生产方式产生重大革命为基础的。生产工具是区别经济时代的标志。经济史显示，工业革命是由1712年发明的蒸汽机和1831年第一次开发的电力驱动的。其中蒸汽机使用使人力被自然力所代替，由此产生工厂制生产方式。产生电力后，发动机由于由电力推动使人力被电力所代替，传动装置由于由电网组成而将广大范围的生产纳入当时先进的生产体系和流程，创造更高的效率。
现代的新经济是由电脑和互联网驱动的。1946年世界上出现第1台可编程计算机，80年代计算速度更快，体积更小的个人电脑进入家庭和办公室，接下来出现的互联网通过高速通讯设施，在工厂、办公室将桌面计算能力联系在一起。人们通过互联网获得信息、发邮件、开展电子商务。这种现象就如美国经济事务商业部副部长ROBERT SHAPIRO所描述的：以数字为基础的新型的经济正在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着我们周围的一切，改变着我们合作、单独工作、交流和联系、娱乐和消费的各个方面。
随着因特网在全球的快速发展，以数字为基础的新型经济正在对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方式产生全新的革命，它不仅丰富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而且为企业内或企业间的信息交流提供了快捷而价廉的通信工具，还给工商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沟通提供新的渠道。网上教育、网上通信、网上新闻、网上交易、网上娱乐、等等正在成为人们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
新经济反映生产方式的重大革命主要在以下方面：第一，如果说，以机器大工业为主要标志的生产方式是以自然力代替人力的话，新经济则是以电脑代替人脑。第二，互联网较电网有更高的传输速度更广的传输范围，尽管不能离开电网。第三，机器大工业以技术为基础，新经济则是以知识为基础，由此产生知识经济即以知识创新为基础的经济。较技术创新为基础的经济，新经济时代的知识、技术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设备、产品更新速度大大加快。第四，旧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是机器制造业，其他行业均是适应这种制造业的生产方式，新经济时代的主导和支柱产业则是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即以电子信息技术为领头的集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光电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机电控制技术的高科技群。新经济并没有完全摒弃传统产业，新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对传统经济的整合和改造，通过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很多传统产业部门一跃进入新经济阶段。
现在大家都在谈经济全球化。全球化有多种表现。但我们根据新经济发展的趋势可以断言，只有进入建立在信息技术和网络基础上的数字经济时代，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全球化。就是说，网络经济是经济全球化的技术基础。企业不用漂洋过海就可以进行国际交易。信息的发展可能使得商务模式发生变革，使得一些中小企业能够参与全球竞争，使得一些跨国公司能够扩展它们的全球业务。过去只有大企业才可能跨国经营，现在中小企业借助网络同样可以进行跨国经营。
二、新经济时代的资本
在旧经济时代，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是有形要素，起初是劳动，后来是资本，因而有劳动经济和资本经济之说。进入新经济时代后，经济增长的决定性要素转向知识和技术及人力资本，于是出现知识经济之说。
在新经济条件下，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资本由有形的物质资本转向无形的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这个结论将直接影响分配的方式。具体地说，在劳动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对增长起支配作用，因此分配向劳动者倾斜，由于劳动者之间差别较小，因而在全社会收入差距较小。在资本经济条件下，资本（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起支配作用，因此分配向资本家倾斜，由于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全社会的收入差距拉大。而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起支配作用，这样，作为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人格化的“知本家”将替代资本家成为财富创造的中心。在旧经济中是资本雇佣劳动，知识和技术成为资本的生产力。而在新经济中这种雇佣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物质资本被知识资本所雇佣。现实中便是以知识和技术招资本，而不象旧经济中是以资本招技术。与此相应，收入分配明显向“知本家”倾斜，由于知识价值明显增大，因此收入差距扩大更为迅速。在信息产业就业的科技人员的收入可能明显高于其他行业。
新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是知识资本的价值已经和正在得到越来越高的评价。其主要制度安排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商品化。在技术转让时科技成果应该得到科学的评估，以充分实现其价值。二是技术资本化。在企业的股权结构中在充分估价技术投入价值的基础上安排技术股，收入分配中充分实现投入的技术的价值。
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和技术的存量。人力资本投资也是知识创新的重要方面，也是技术进步的源头。美国商务部1999年报告也显示：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迅速发展，信息技术人员的需求增加，而人才的培养又是一项长期的工程，短期内信息技术人才供给不能满足需求，特别是受过很好的信息技术教育的高水平的信息技术人才更为短缺。于是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信息技术人才开始进入全球市场，各国、各公司之间人才的争夺将更加激烈。信息技术人员的工资一再攀升，其工资额与其它行业的工作人员的差距在逐渐拉得更大。人力资本投资有三个方面：一是加大教育投入。在OECD国家，教育经费要占政府支出的12%，培训投入占GDP的2.5%.这应该成为加大教育投入的参照系。二是积极引进和留住人才。美国的硅谷就是依靠吸引全世界优秀的高素质人才。其中不仅包括高科技人才，也包括创业人才。如果说教育是长期投资的话，引进则是一种能在短期见效的短期投资。三是推进企业家知识化。这是发展高科技的主观条件。
与知识资本替代物质资本成为决定性的资本相适应，产权制度安排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旧经济中的产权制度以物质财产的产权为主导。而在新经济中知识产权成为产权制度结构中的主导。其基本要求是保障知识和技术创新者的私人收益，使其发现新技术的成本得到补偿并能得到更高的收益。其目标是鼓励科技人员研究和开发高新技术的积极性。
三、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
过去美国经济的周期性较为明显，过几年就会有一次大的波动。而且在一段时间中人们还作出经济周期时间越来越短的断言。而在现实中，美国自克林顿当政以来已连续9年左右的时间保持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态势。经济学家在探究其中的奥秘时发现了新经济的某些特征。
最早提出新经济概念的美国《商业周刊》列举的新经济六大特征就对美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作了说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增长，公司经营利润大幅度增加，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双双降低，进出口额占GDP的比例上升，GDP增长中高科技的贡献率上升。
美国商务部的报告特别指出了互联网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由互联网增长驱动的信息技术进步，也对创造这个比预期更健康的经济作出了贡献。”[1]其机制是由于互联网被广泛用于通信、教育、娱乐和媒体，并作为电子商务的工具，由此拉动互联网的迅速增长。互联网的增长又拉动信息产业部门的迅速增长，从而使信息产业部门成为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其表现是：
由于互联网驱动的通信活动的发展，信息技术和信息服务产业在经济中的份额迅猛增长。信息技术产业一直以超过整个经济增长率1倍的速度增长，对信息技术的投资现在已占所有商务设备投资的45%。
在美国经济中信息技术产业份额1998年达到8%。其对全部经济的实际产值贡献达1/3之多。
从1998年到1999年全球网络用户增长55%，因特网主机增长46%，WEB服务器增长128%，新登记的WEB地址增长137%。
美国经济连续多年出现高增长，低失业率，同时通货膨胀率全面下降，根本原因在于信息技术产品价格下降及信息服务价格的下降。据美国商务部报告，在1993年和1997年信息技术产业价格逐年下降(分别是-2.4%,-2.6%,-4.9%,-7.0%,-7.5%，在其他产业价格逐年上升的同时，使总通货膨胀率由1993年的2.6%降到1.9。[2]
就持续保持高就业来说，主要说明因素是高科技可能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结合。过去的理论将技术进步与节约劳动相等同。就是说技术含量越高，使用的劳动越少。而在新经济中我们发现，恰恰是在网络部门、在信息部门劳动就业量是最高的。当然这里就业的劳动者具有较高知识含量。就像美国商务部报告所统计和预测的：1996-2006年信息技术应用业就业量占全国企业劳动人数的41%-44%，再加上信息技术产业就业数会达到50%。
过去对竞争力的主要说明因素是规模。一方面有规模边际收益递减的理论。新经济中网络使用规模的扩大却没有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的效应，相反可能出现边际收益递增的效应。另一方面企业规模不再是企业竞争力的主要决定因素，依赖信息和网络的优势中小企业也可能有更强的竞争力。
以上分析表明，新经济提供了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可能：由于有信息产业的支持，经济周期可能会延长。进一步说，由于新经济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基础上，对有形资源的需求相对减少，因此经济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保持高速增长而不至于出现过热，出现高通胀的状况。
四、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交汇
新经济的另一个表述是知识经济。对知识经济一般的提法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种表述没有准确界定新经济的特征，作为知识经济的特征性的表述应该是以知识创新为基础的经济。依靠知识创新，新知识新技术不断涌现，新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大大加快。
在新经济时代，建立在知识创新基础上的企业的成长期可能缩短，就象微软公司那样不过几年就一跃超过具有百年发展历史的福特和通用等制造业公司而成为世界首富，但是，由于科技进步的速度加快，这些高科技公司企业的衰退期也可能加快。[3]因此高科技部门和企业的创新要求特别紧迫。
就创新来说，有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两个概念。在这里区别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很有必要。科技进步的全过程包括三个环节：上游环节即知识创新环节；中游环节，即创新的知识孵化为新技术的环节；下游环节，即采用新技术的环节。技术创新主要是在中下游环节的创新；知识创新主要是在上游环节即知识创造领域的创新是技术创新的源。
在新经济条件下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有相互交汇的趋势。过去，技术创新的最终环节是将新技术应用于生产过程。在现代，技术创新的先导环节进一步延伸到科学向技术的转化过程。知识创新的环节过去主要限于科研机构和大学这样的知识创造和传播领域，现在之所以出现知识经济的概念，就是因为知识创新延伸到了科学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领域。这样高科技的孵化领域成为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交汇点。
在新经济时代，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成为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与此相应，人们对发展高科技的创新机制的关注点，由关注技术的采用转向关注技术进步的源泉（知识的创造领域）及其转化。这就提出了加强大学、科研机构与产业部门的联合与合作、建立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机制的要求。就象美国的硅谷紧靠斯坦福大学一样。这里的关键是建立知识的创造和知识向生产力转化的上下游联系。一方面解决好大学和科学院研究课题的商业化价值问题，另一方面解决好企业敢于对高科技的研究进行风险投资问题。
在新经济条件下，知识和技术的创新与知识和技术的创业是相联系的。在许多场合，知识和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通过知识和技术的创业实现的。创业即将知识创新的成果通过创办科技企业途径孵化高新技术。创办科技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是进入该领域创业的往往是有技术缺资金，缺乏经营企业和市场运作的经验。这就提出了创业机制的创新问题，
在旧经济时代，创业主要靠资本(资金)，而在新经济时代，创业主要靠知识和技术。前者是以资金招技术，后者则是以知识和技术招资本(资金)。该领域的投资属于风险投资，当然高风险也可能有高收益。这就提出了对风险(创业)投资的需求。孵化高新技术要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必不可少，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为之提供顺畅的风险投资（创业投资）渠道，也就是为有技术而缺资金的项目提供风险投资。在新经济中风险投资的供给也较为充分。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条件下，一般利润率具有下降的趋势，由此使资本的最低限量提高，就使达不到限量的资本无力转向实体资本的领域，而进入信用和股票等风险领域。各种类型的基金如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等将这些小额的投资集中起来并进而成为风险基金的来源。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风险投资作为创业投资与其他投资，它所追求的不是在企业中获取股权收益，而是在股权交易中获利，因此为风险投资提供顺畅的退出机制，使投入高科技项目的资金在孵化出高新技术和企业后能退出来进入新的项目，保证风险投资的可持续。美国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Nasdag）最为活跃就是新经济的重要反映。[4]
过去的理论特别青睐大企业。而在孵化高新技术方面最为有效而且成功的是小企业。其原因就是钱颖一所总结的两条：一是对创业者的激励能力，小企业更强；二是创新失败的风险约束，小企业更强。因此新经济条件下的创业机制以民营科技型小企业为基础，对科技人员办民营科技企业提供更为有效的鼓励政策和更为宽松的创业环境。例如：企业登记不以资金规模为门槛，科技园、创业中心都要为其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和经营企业的辅导。
五、电子商务和与产业创新
对信息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对经济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价值。在产业链中，正是由于电子商务的广泛应有，形成对信息技术产业的强大需求和拉动力。就是说电子商务成为信息产业和整个新经济的发动机。
电子商务对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它本身活动的价值。企业利用电子商务，通过提供更有用的信息，增加商业机会，发展新型服务，简化销售过程，降低成本等活动，能够取得竞争优势。同时，因特网也强化了价格约束机制，因为消费者能通过多种途径得到商品价格和有关信息。
电子商务在总体上还处于方兴未艾阶段。电子商务的规模与上网的人数相关。据美国商务部1999年报告，虽然无论从上网人数上，还是从上网人口所占的比例上，美国都具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到目前为止，与全部经济相比，电子商务所占的份额还很小，全球到1999年5月还只有1。7亿人访问过因特网。即使在因特网最为普及的美国，作为零售业一部分的电子商务占其总额的比例还不到1%。这意味着新经济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
从美国新经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信息技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且可以看到美国各行业的信息技术投资给其生产率所带来的变化。从美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我们可以大致确定在新世纪所要进行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创新的方向。哪个国家能够在因特网上给予更多的重视，在信息技术的开发和研究上投入更多物力、人力和财力，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拓平道路，那个国家就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具有垄断优势。
我们知道，经济危机的出现给各个国家的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即使是经济异常发达的一部分西方国家也不能抵挡经济危机带来的危害。经济危机的来势异常猛烈，即使是一些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没有预测到经济危机的发生时间以及它所带来的损失。当经济危机首次出现时留给部分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并且许多国家并没有找到应对经济危机的有效措施。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经济危机渐渐的蔓延到了其他国家，并且严重地阻碍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经济危机的出现不仅仅影响了市场的发展、大大的提高了各国的失业率，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较大的压力。
二、应对危机的经济学的措施
(一)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
随着我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我国相关政府渐渐的开始轻视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也是经济学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主要来源，实体经济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综合国力。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减少国家经济的损失，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然后制定一套合理有效的实体经济发展策略。但是，在制定策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并且还应该预测我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最后还应该借鉴国外部分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发展策略。另外，相关政府还应该颁布一些与实体经济发展有关的政策，并且要将这些政策应用到实际中。
(二)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应该适当的向城乡居民倾斜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贫富差距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比较明显，在我国一部分地区，人们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也无法解决，这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我国，大部分的国民经济收入都用在了工业的发展方面，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发展方面，尽管近几年来，我国大部分城乡的经济收入也在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与工业方面的经济收入相比，城乡的经济收入就显得特别微薄了。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我们必须要合理分配国民经济收入，将国民经济收入适当的向城乡居民倾斜，从而大大的减少我国的贫富差距，提高我国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进而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综合国力，最终极大的降低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
(三)相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就是制定了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经济才可以发展的如此迅猛，因此，我们必须要始终相信市场，相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恢复我国的综合国力，我国相关政府必须要认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加大市场的监督力度，不断规范市场的秩序，从而更好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另外我们还应该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势。
三、小结
购物车(0)
